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見」到豎。一個多月前，在北京，我看過一部電影《詩人出差了》，導演雎安奇。那是一部拍攝於2002年的電影，但十二年後才剪輯完成，2015年獲得鹿特丹電影節亞洲最佳電影獎。豎是這部電影的男主角。
電影的開頭，是新疆一個破舊的旅館房間，豎剛剛和一個妓女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性愛。妓女踮在高跟鞋上穿衣服，豎盤著腿，全身赤裸地坐在床上抽菸。他操著一口陰鬱的上海話：「我是一個詩人，我沒出過差。2002年的秋天，也就是十二年前，我決定派自己去新疆出一趟差，在出差的路上，我寫了16首詩。」
和電影裡一樣，豎是一個詩人。
詩人身份，始終陪伴、折磨同時也慰藉著豎的生活。作為一個籍籍無名的詩人，他無法依靠寫作獲得周圍人的認同和尊重。別人問他：「你是幹什麼的？」他回答：「沒有工作，我是一個詩人。」「寫詩能養活自己嗎？」「不能。得借錢生活。」「那你寫詩幹什麼？」「不寫不行，像我的一個本能，我怎麼能夠閹割掉自己的本能？」
說了一半，他沉默幾秒，「一切都過去了」。
二
有一次，豎試圖自殺。那是1999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網路公司做設計，生活瑣碎又無趣。他坐在雙層巴士的上層，巴士開在繁華的淮海路上，夜晚的街景看起來五光十色，他像一個多餘的人，覺得一切沒意思透了。回到家，他開啟煤氣，用溼布把門縫塞上，突然電話響了，誰會在他臨死前給他打電話呢？他好奇地去接，是詩人烏青的電話。那時候烏青和他一樣困窘，除了借錢一般不會給他打電話。他告訴烏青，卡號報給你密碼報給你，你自己拿，我要自殺去了。掛完電話不多久，警察找上門。豎自殺未遂，他罵罵咧咧：他媽的，烏青這小子可以啊，居然還報警了。
那次之後，豎就交了狗屎運，發了一筆意外橫財——他的詩歌被一家網站的老闆看中，給了他一萬塊錢稿費。他拿著這筆錢，激動地辭掉工作準備去成都找何小竹和楊黎。但那早已不是一個詩歌的年代，勃發於80年代後期以反朦朧詩為旗號的第三代詩歌運動已經偃旗息鼓，90年代的弄潮兒已是財富的製造者。楊黎作為第三代詩歌運動中「非非」詩派的代表之一，在經歷了「非非」集體下海之後，正閒在成都打麻將消磨時光。豎拉上烏青和另一個朋友到了成都，和兩個詩歌前輩在一家火鍋店裡碰面。三個年輕人挨個給前輩念自己的詩，那是一頓惺惺相惜的火鍋——「就好像黨組織終於找到了根據地」。
在成都，豎很快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留在成都參與創辦楊黎、韓東、何小竹發起的一個詩歌論壇——橡皮先鋒文學網站。他會一點美工，做網頁設計。不久，他和一個來自北京的女詩人陷入了一段歇斯底里的戀情，並和她前往北京生活。三個月以後，激情耗盡，他們分手了，豎回到上海。
在上海，豎當起了廚房排氣管道的貨運工，把鋁製管道從上海運送到其他城市。他痴迷美國的西部公路片，對此興致勃勃。直到半年後，他遇見了一個「瘋子」。
那天，他和幾個人把貨運到上海的某個倉庫。卸完貨，工人們蹲在地上抽菸。遠處，天空中的火燒雲層層疊疊，紅光似乎暈染了整個世界。豎抬起頭，看見高樓的陽臺上，有個男人站在板凳上，俯視地面，像希特勒那樣揮舞雙臂，慷慨激昂：「你們這些人都是不知道天意的，你們都在違背自己的良心在做事，你們遲早有一天會受到報應的！」那副景象，「就像末世預言」。
工人們議論紛紛：「一定是個神經病！」
「我覺得他說得挺有道理的，那我是不是也是個神經病？」豎反問。
工人們答應：「對，你一看差不多也是這種人。」
那個人給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並不是一個粗暴的人，相反，他說話音調不高，看上去溫文爾雅。可是他的內心，時刻感受到與周圍人的格格不入。幾條路線反覆跑來跑去，他產生了厭倦，每天耗費太多時間在公路上，擠佔了他閱讀和寫作的精力。那時，全國各地有很多詩人紛紛湧至北京，他們聚集在一起熱烈地討論詩歌和文學創作，楊黎打電話給豎：「來北京吧，你在上海乾什麼？」「做裝卸工。」「你有毛病啊，趕快過來。」
豎在北京開始了一段烏托邦式的生活。起初，豎和兩個詩人一起租了一套單元房，隨後人數不斷增加，前來投奔的詩人一個接一個。他們在客廳安置了一個像炕一樣的大床，五六個人並排躺著睡。他們愛喝酒，床底下常年堆積無數的啤酒瓶，場面十分壯觀。
他們把居住的地方命名為「火星招待所」，像一個根據地，接納來自各地的詩歌愛好者。有一次，房東開啟門，嚇了一跳，十幾個男男女女睡在一起，地上一片狼藉到處是酒瓶。他們被房東轟了出去，搬到郊區。
在通州的「火星招待所」，豎和朋友們沒日沒夜地談論詩歌，話題從一首詩或者一個詩人引申，討論到最後常常指向某個宏大命題——詩是什麼，詩和語言的關係，怎麼寫詩。討論無疑是嚴肅而又情緒激動的，兩個詩人聊著聊著，一個人指著另一個人罵：「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詩。」有人從外地趕來，又立馬奪門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