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詩人無所事事，一個人去工作，賺來的錢養活其他詩人，等這個詩人工作煩了，再換另一個詩人去工作。在初期，這種群居生活彷彿有種奇妙的激勵作用，每天早上醒來他們腦子裡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我要寫一首什麼樣的詩呢？」北京的生活讓豎感到新鮮又刺激，而寫詩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他與其他詩人之間相互溫暖的社交方式。
有時，豎也會去參加一些藝術家的聚會——這個城市和他相似的「神經病」太多了。不過，當他認識雎安奇並決定和他一起拍電影的那一刻，他並沒有意識到，生活因此會泛起短暫的波瀾。
三
2002年8月的一個夏夜，導演雎安奇第一次見到豎，是在三里屯南街的一個酒吧。那是一場藝術家的小型聚會。當時雎安奇正在籌備一部實驗電影《詩人出差了》，四處尋覓男主角。一本文學雜誌的編輯介紹豎給他認識。豎瘦高個，長得有幾分帥氣，第一眼見到豎，他散發出的詩人特有的一股子憂鬱氣質，讓雎安奇覺得，「豎就像是為這個片子而生的」。
這是雎安奇的第二部影片，距離他的處女作《北京的風很大》已經過去兩年多。那部電影入選了第5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並以其強烈的實驗性和風格化，收穫了巨大的讚譽。回到北京，《北京的風很大》舉辦了三十多場放映。這個24歲剛剛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小夥子在京城藝術圈，闖出了名堂。
在柏林電影節，雎安奇認識了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stone）。斯通問他：「你有沒有什麼計劃？」那時候，雎安奇已經在構思自己的第二部電影。他是新疆人，從小在烏魯木齊長大，新中國成立後，新疆出現了大批從內地前來支援的年輕人，因此產生了很多支邊家庭。他計劃拍一部關於支邊家庭的電影。
回到北京，他發給斯通一個粗略的故事大綱。斯通很快回信了：「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當你寫完劇本時，給我寄一份。」這封信對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導演產生了極大的鼓舞。他拉上一個朋友，帶上攝影機，跑去新疆的一個兵工廠附近採風。有一輛警車注意到他們，一下子把他們抓了起來。
他們被關在不同的房間裡面，分開審訊。雎安奇嚇壞了，他很擔心朋友會被收容遣送。公安打電話給他在烏魯木齊的父母，家人知道後氣急敗壞地質問他：「你瘋了嗎？你在幹嗎？惹這麼多事兒？」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從公安局出來以後，他甚至連家都不敢回，只能和朋友貓在賓館裡。
他仍然決心要把這部電影拍出來，劇本的完成度已經非常高了，唯一缺的就是錢——他設計了跌宕的劇情，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年，預算也飆升至百萬。他四處找投資，談了幾家都不了了之。有一次，他在新疆拍廣告，認識了當地一家貨運公司的老闆。老闆也出生於支邊家庭，看完劇本，感動得痛哭，當場許諾：「我要投資你這部電影。」不料，次年老闆生意失敗，電影拍不成了。
現實澆滅了他所有的熱情。雎安奇獨自在新疆待了將近一個月，從南疆走到北疆。這是一段對電影狂熱的青年為自己療傷的失意的旅程。他住在公路邊破舊的旅館裡，見到了很多妓女。他突然想起十一歲經歷的那個炎熱暑假，他跟著同學哥哥的運輸卡車從烏魯木齊前往南疆，沿路經過很多公路旅館，中午吃飯，司機把車停靠在旅館門前，他總要等候很長時間才繼續上路。有一次他等得不耐煩了，跑進旅館房間，推開門，看見司機正和妓女混在一起。他震驚極了。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妓女的存在。
十一歲的記憶片段像觸電一樣來回在雎安奇的大腦裡亂竄。他蝸居在一個山谷的旅館裡，重新構思新的劇本——一個詩人為自己開啟的一段放任的不斷尋找妓女的旅途，毫無目的地在風景和慾望中穿梭。和《北京的風很大》一樣，這是一部極具風格和概念性的影片，更重要的似乎是，這樣的電影拍起來不需要什麼錢。畢竟再沒有人會給他投資拍一部故事片了。
雎安奇很快開始找演員。整個過程幾乎有點瞎撞。他先找了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職業演員，一開始演員熱情很高，他找了一個妓女給他試戲：「你們幹，我在旁邊拍。」當他拿起攝像機蹲在旁邊，接著靠近拍特寫，演員突然發火：「你這不成毛片了嗎？你別耍我行不行？」演員憤然離場，給他發了一條帶著勸告又義正詞嚴的簡訊：「雎安奇，一個人做事要有底線啊。」他接著在宋莊找了一個畫家，但對方態度十分閒散。有朋友甚至介紹了演員張嘉譯給他，兩人在國貿的星巴克見面，「不行，張嘉譯長得太正派了。」
時間已經滑到8月下旬，再不出發就要錯過最好的拍攝季節——一入深秋，新疆晝夜溫差極大，多變的天氣將給拍攝增加不必要的難度。而此時，雎安奇和攝製組在拍攝理念上也產生了難以調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機動性，把人員和裝備簡化至最少。
「最起碼我們得租輛車擱裝置，不可能我們每個人揹著行李拍電影吧？」其他人問。
「沒有車。」雎安奇說，「傳統的拍法，你會喪失很多真實的東西。」
「拍多久？」
「一個多月。」
「一個月？你要我們揹著行李去錄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問題，雎安奇，你把我們當傻逼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徹底一點吧！」他賭氣似的。
「雎安奇瘋了！」
但是當詩人豎聽完雎安奇的這些描述，竟沒有半點猶豫，立即答應了。「有句話叫，無產階級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僅僅是鎖鏈。我有什麼好失去的，在那個時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裡的定義嗎？沒有身份沒有財產沒有精神家園，我當時就是這樣的狀態。」豎說。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帶著機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試拍。他一進門就被詩人頹喪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間裡橫七豎八地擺放著床和被子，琳琅滿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給豎試鏡的時候，「旁邊還有詩人在打飛機！」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樓居民區裡租了一個破舊的旅館房間，讓豎一個人待在那裡適應環境：未來幾十天，豎將在這樣簡陋的房間裡肆意發洩自己的慾望，同時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佈置了一堆行頭：兩個黑色大包、託友人從美國帶回的便攜調音臺、自制的攝影機肩託、水杯、運動鞋、外套、還有十幾盒安全套。一切都顯得粗糙而又匆忙——一個是急於證明自身的導演，另一個是毫無經驗的詩人。當他們從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時，誰也無法預測，未來的一個多月裡他們將遭遇什麼。他們甚至不能肯定，這樣一部極端的電影到底能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