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豎沿著戈壁走了三四個小時。一輪不規則的月亮懸掛在深色的天幕之中，雪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但他沒有心思欣賞這些，他又冷又餓。走了一段路，他聽見狼群的嘶吼，他攥緊口袋裡的打火機，邊走邊想與狼群搏鬥的方法——如果狼來了，他可以用唯一的打火機把衣服燒著驅逐狼群。
狼的鳴叫聲沒有減弱。他試圖搭車，可誰也不敢在深夜搭載一個陌生人。他極度疲倦，同時害怕，他大聲唱起了歌，把他從小學會的歌唱了個遍，直到天亮。
雎安奇也走了一夜，走累了他就蹲下來，抽根菸。他後悔懊惱同時充滿擔憂，「豎不會出什麼事兒吧？」但這一次，即便捏著電話，誰也沒主動給對方一個臺階下，他更多的感覺是飢餓。他走到一個旅店門口，敲敲門，一個維吾爾族老頭探出頭，他問老頭要了一碗過油肉拌麵，老頭邊做邊嘮叨：「這麼早就吃拌麵了。」
「這個拌麵太好吃了，怎麼能做出這麼好吃的拌麵呢？」雎安奇想了想，「我太餓了。」
到達烏魯木齊，雎安奇接到豎的電話。但豎並沒有道歉的意思——他身上的錢不夠買回北京的車票：「我沒錢回去，即使你對我再有矛盾，我出發點還是幫你做這件事情，無論怎樣，車費給我。」
他們在烏魯木齊又見了一面。雎安奇把錢塞進一個信封，狠狠地扔給豎，依然怒氣未消。為了「圖便宜」，雎安奇經朋友介紹搭乘了一輛軍用飛機，機艙並不寬敞，他的座位旁神奇地出現了一隻烤全羊，全機艙漂浮著烤全羊的香味，他揹著幾十盒錄影帶守在羊的旁邊，像做夢一樣，伴著燒烤味回到了北京。
起初，他列印了一摞厚厚的剪輯表，嘗試著想要把片子剪出來。但在回到北京的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精神幾近崩潰，他甚至無法正常生活了。
他總是處於一種走在路上的幻覺中。睡覺時不停地做夢，總是和新疆有關。妓女、公路、司機和性，像夢魘一樣令他無法擺脫。好幾次，他睡醒了，躺在床上，以為自己還在新疆的旅館裡。有一次他睡著睡著，突然坐起來，奇怪自己怎麼還在新疆，直到他的女朋友把他叫醒，他才回過神來。
有一次去大連拍廣告。晚上他住在酒店的賓館裡，一種對旅館房間無名的恐懼感襲來，他一刻也待不下去，幾乎要開啟窗戶跳樓自殺，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北京。
傷害並不止於精神折磨。在新疆拍攝的四十多天，每日揹負重達三十多公斤的攝影器材給他的肩部帶來難以癒合的損傷。拍攝到後期，新疆的氣候變得寒冷，受損的肩部開始受風，等他回到北京，不得不依靠定期理療緩解疼痛。
「對我的傷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氣用盡了。」雎安奇後來回憶。將近一年，他無法面對有關新疆的一切，而那幾十盤磁帶，被他永久地塵封在一個箱子裡，此後十餘年，再也沒有開啟過。
為了擺脫新疆帶來的傷害，雎安奇決定拍一部新的影片。他把拍攝物件定格在一個非常溫暖的日常用品——被子。他去全國各地找各種各樣的被子，火車上的、輪船上的、蒙古包裡的，甚至去延安把毛主席睡過的被子也拍了下來。他為自己製造了一場刻意療傷的拍攝行程，他感受不同的被子所帶來的溫暖，噩夢漸漸地從他的睡眠中消失，他的生活開始趨於平靜。
到了2004年，他突然想起豎。那時候他在東直門擁有了自己的一個工作室，事業說不上飛騰，進展倒也平穩。他約豎吃了一頓飯。倆人見面，像約好了一樣，誰都沒有開口談起那部電影。雎安奇問起豎的境況，聽說豎沒地方住，不得不寄居在一對夫妻家中，他很爽快地提議：「你住到我的工作室去吧。」
豎搬了過去，但僅僅一個多月，兩人再度不歡而散。那時豎依然嗜酒，比以前喝得更兇了，喝完酒，他到處給人打電話聊天。結果，那個月雎安奇收到了五百多塊話費賬單，他打電話給豎，在電話中再度爭吵，和在新疆一樣互不相讓。雎安奇掛掉電話：「你自己保重吧。」
此後八年，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六
在北京，豎並沒有經受雎安奇所遭遇的陣痛。零星會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嗎？」他回答：「拍砸了，沒有這部電影。」後來，他不提也沒有人再問過他，那部電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塊石子，沉進去，消失了。
相反，他重新迴歸到「火星招待所」，繼續被中斷的烏托邦生活，在集體寫作的氛圍中，他的創作慾望被激起，詩歌創作進入了短暫的黃金期。他的詩歌風格強調出離，比起情感的沉溺，他更在乎形式。他在詩歌中有意消減掉形容詞、修辭、情感甚至態度，這是一種極度自我而又任性的創作偏好。
但經過最初亢奮的寫作期，豎漸漸對這種群體性的生活產生了厭倦。同住的詩人們非常懶散，誰也不願意出門工作賺錢，生活難以為繼。創作上，豎也陷入重複，「寫詩和其他藝術創作一樣，你肯定不想重複，因為重複就沒有生命力，但是不改變生活方式，生活還是重複的，你很難在創作上有新的見地」。曾經令他嚮往的詩歌群體對他不再具有寫作上的刺激，他離開「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駐北京的公司賣起了紅茶。公司位於一座環境優雅的公園裡，他就寄住在公司旁邊的一間小房子裡，過起了居無定所的生活。
從新疆回到北京後，一開始，豎的生活確實產生某種積極意義上的改變。至少，當他混跡於北京的文人圈子，別人往往通過閱讀他的詩進而與其結交。但他期待的更深層次的改變並沒有發生——他參加過許多詩歌朗誦會，非常冷場。他的詩除了在一個詩人的小圈子之內傳播，無法被更多的大眾喜歡，更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的詩集。
日子逐漸陷入虛無。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飯局，一個飯局結束了，他又轉往另一個。比起詩人，他更像一個混子，靠喝酒釋放心中的壓抑。
他膩味這種喪失自我的生活，但仍然沉溺其中難以自拔。他把自己比作「陀螺」，被空虛和慾望的鞭子驅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慣性。喝酒之後的狂歡和表演讓他感到釋放，人們互相刻薄，顯擺自己的才華。「飯局上的人們非常刻薄，他們能夠一眼看出你這個人的弱點然後迅速地像蒼蠅一樣追過去抓住這個人的缺點，極盡刻薄極盡諷刺，把你的弱點無限放大。」他被酒精麻痺，對生活的思考停滯，有兩三年的時間，他寫不出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