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豎的父親得了喉癌，確診時已是晚期。他決定結束這種毫無意義又無休無止的混子生活，離開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最初幾個月，他對生活喪失了信心，絕望又低落。他的父親經歷了兩次手術和長期化療，脾氣變得暴躁，經常把家裡砸得稀巴爛。為了麻醉生理上的痛苦，他喝酒非常兇，從早晨一直喝到晚上。
豎對父親懷有深厚而複雜的情感。在他眼裡，父親的一生是一場妥協的悲劇。他的父親是一名海員，和豎一樣，有著浪漫而不切實際的特質，愛好文藝，厭倦名利。豎的母親則剛好相反，不斷要求他賺更多的錢，給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質生活。當豎表現出對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的反叛時，父親為兒子的前途感到擔憂。他以一種過來人的經驗勸告兒子：「寫詩作為業餘愛好可以，不要把它當作主業。否則，你的生活會很動盪，你的生活質量會出現問題，連你周圍的人都會受到你的連累。」豎反駁：「那我不結婚不就完了？」
為了解除家人的擔憂，豎向父親妥協，進入一家廣告公司工作。脫離北京的詩人圈子，他想找個喝酒的同伴都沒有，「上海太安靜了，像個太平間」。
父親在醫院的那段時間，是他最低落的時期。他找不到精神依託，但又開始寫詩了。他變得絮絮叨叨，寫出的詩變得綿長，像是一種對日常的講述和祈禱。他已步入中年，卻依然無法獲得期許的尊重。年輕時候他對未來充滿期待，他手握大把的時間，總能折騰些名堂，而現在，連時間都不站在他這邊了。他覺得自己像個「風箱裡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閱讀宗教書籍，希冀從宗教信仰中尋求答案。他去靈隱寺祈願，像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屬一樣，把醫學上得不到的希望寄託於佛祖的加持。直到有一次，他開啟一個講述佛教教義的光碟，看到一段殺牛的影片，牛睜大了眼睛瞪著他，他像頓悟一樣，讀到了三個字：「不平等」。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感覺佛教可能是要告訴一些他什麼。他開始學習佛教，每日誦經，學會寬容周圍的人，包括寬容自己。他戒酒，戒葷腥，過了幾年，他的心態變得好起來。他遇見了一個女孩子，他們很快墜入愛河並結婚，妻子還為他生了一個女兒。
七
豎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對雎安奇來說則是其導演生涯的一個重要的轉折年份。他寫了一個名叫《生日快樂！安先生》的電影劇本，講述的是一個失敗的男人在30歲生日這一天所經歷的一系列荒誕故事。和以往獨立、地下的拍攝方式不同，他找了製片公司，向電影局報審批，拿到了拍攝許可證，請姜武和郝蕾做主演，排程一百多個人的攝製組——這是他第一部決定公映的商業電影，他壯志雄心。「我要做商業電影，要麼不出手，我一齣手一定要顛覆這個市場的！」但這次嘗試以一種無能為力的失敗姿態收場，電影很快被禁，理由至今他還沒弄清。「他們說調子太灰色，可能，那時候奧運會全國上下正歡欣鼓舞，也會影響些什麼。」他失意極了，帶著十本書，一個人躲到秦皇島的祖山修煉氣功，等到心情平復，才回到北京。
2012年，雎安奇帶著新創作的劇本去上海參加電影節。在電影節上他碰到豎的一個詩人朋友，他們聊起豎的近況，聽說豎在一家廣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穩，還結婚了，他十分驚訝，「豎以前是菸酒不離手的一個人啊。」結束後，他打電話給豎，約他見面。
當天晚上，雎安奇見到豎，簡直有點認不出來了——豎穿了一身西裝，拎著公文包，騎著一輛腳踏車，看上去和普通的上海白領沒什麼兩樣。那時，豎的父親剛剛去世一個月，而他的女兒即將出生。豎仍記得雎安奇喜歡露天吃飯。「走，我帶你去一個大排檔，非常好吃。」
豎騎車載他，雎安奇坐在後車座，腳踏車在上海狹窄的弄堂間行駛，歪歪斜斜。那一刻，他們似乎又回到2002年從北京西客站搭乘前往烏魯木齊的火車的那個清晨——一種彼此息息相關的感覺再次出現在他們之間。雎安奇想起了北野武的電影《壞孩子的天空》那個場景——一個男孩騎車帶著另一個男孩在操場上轉圈。
那次吃飯，他們不再爭吵，互相稱讚對方的優點。豎送給雎安奇一本朋友幫他出的詩集《和一個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沒想到豎還在寫詩，「就像是現實中的卡夫卡，一個小職員，別人不知道他寫出來的東西有多麼偉大」。
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閱豎的詩集。他非常感動，發簡訊給豎：「寫得真好，太感動了，我們的緣分畢竟不是沒緣沒由的。」他終於能夠平靜地面對那次旅程。他開啟塵封多年的磁帶，有的磁帶磁粉已經脫落，很多男女鏡頭甚至出現了馬賽克，他不無感慨：「時間給這些肉體打上了馬賽克。」他決定把這部片子剪出來，並在電影裡以字幕的方式插入豎的十六首詩。他反覆調整影片的節奏，一剪就是一年多。
此間，豎從廣告公司辭職，在嘉定的上海工藝美院學習版畫。由於和妻子性格不合，他離婚了。他淨身出戶，沒有任何積蓄，他像一個大學生住在學校宿舍裡，每個月拿一千塊錢的補貼。
父親身份給豎的生活帶來了重大的改變。他厭倦了廣告行業的虛情假意，認為那些誇張的廣告詞充斥了欺騙，「做的事情就是吹牛撒謊，我不想我的女兒看到她父親在做他厭惡的事情」。
版畫是一項古老的傳統藝術，但在中國幾乎失傳。豎所在的學校學習這項技藝的只有兩個人，更多人會選擇玉雕這類具有市場前景的技藝。他給我看許多日本版畫，「浮世繪也是版畫的一種，你看日本的版畫發展到了多麼高階的藝術水準，但在中國卻逐漸淪為非常邊緣的民俗」。
期間，雎安奇和豎偶爾聯絡一兩次，主要是關於影片後期的合作——由於拍攝和剪輯之間相隔了十二年，豎需要為片子重新配音，甚至語態也隨之調整。直到2014年8月，影片終於成型。9月，鹿特丹電影節亞洲選片人gerwin來到北京雎安奇的工作室觀看了剛剛剪輯完畢的《詩人出差了》。回到鹿特丹，gerwin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夠帶這部影片參加電影節，而同時柏林電影節也給雎安奇發出了邀請。他非常興奮，打電話給豎：「我們的電影如果開頭出現的是鹿特丹的那隻老虎，太牛氣了！」
2015年1月，雎安奇和豎一起應邀前往鹿特丹參加電影節。豎來到北京和雎安奇會合，臨行前，他第一次看到這部影片。
當影片開始，他恍如隔世，電影裡發生的所有情景他說的所有臺詞，他完全不記得了。唯一能夠確定的，他知道那個人是他，「這讓我覺得有點恐怖，一個人的遺忘竟然是這麼厲害」。
他看完非常感動，幾乎要哭了出來，「如果這個片子當時就剪出來就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甚至不可能好，那個時候我們對待人生都太過尖銳，有一口惡氣要出，那個東西一定是不平和的。現在我看到的這部電影沒有鋒芒，只有真誠，這個力量更大更重要」。
「你最喜歡電影的哪個部分？」我問豎。
「故事的結尾。在一天清晨，我繼續上路，我是一個帶有希望的人。哪怕這個希望非常微弱，像蠟燭的光一直在搖曳隨時被吹滅，但對我來說就是希望，我一直沒有熄滅這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