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經驗主義和宏大理論一樣，也是抓住研究過程中的某個關節不放，任其支配頭腦。兩者都是在社會科學的任務面前的退縮。要完成我們的任務，有關方法和理論的考慮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這兩種風格下，這些考慮卻成了障礙。相比於對於「概念」的盲目崇拜，方法論上的約束可謂不遑多讓。
一
當然，我並不打算全盤概括抽象經驗主義者所有的研究結果，而只是想揭示他們研究風格的總體特徵及它的某些預設。公認的以這種風格進行的研究現在往往會陷入多少有些標準化的模式。新的學派在實際研究中，通常會對經過抽樣程式選出的一系列個人進行多少屬於固定套路的訪談，以作為其「資料」的基本來源。這些人的回答被逐一歸類，並出於方便起見，被轉製成霍勒裡思程式碼卡片，然後研究者用這些卡片進行統計，由此尋求變數關係。這樣的事實，以及隨之而來的任何一個才智平平者也能學會程式的那種輕鬆，無疑就是其魅力的主要原因。依照規範，結果會表現為統計判斷：在最簡單的層次上，這些具體的結果屬於定比判斷；而在較為複雜的層次上，對於多個問題的回答會被組合成往往很繁複的交叉分類，然後又以多種方式分解以形成等級量表。要擺弄這類資料有好幾種複雜的方式，但我們在此無須操心，因為無論複雜程度如何，它們也依然是對於已顯示的那種資料的擺弄。
除了廣告和傳媒研究，這種風格的研究的絕大部分主題或許就是「輿論」，雖說根本沒想過重新闡述輿論和溝通的相關問題，視之為一塊可明確理解的研究領域。這類研究的框架就是對於各種提問的簡單分類：什麼人在什麼媒體上對什麼人說了什麼內容，有什麼結果？對於核心術語的通行定義如下：
……所謂「公共」，我指的是牽涉的廣度，即大數量人群的非私己、非個人化的情感與反應。公共意見的這一特徵使我們有必要運用抽樣調查。而我的所謂「意見」，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有關時事性、即時性、一般具政治性的議題的意見，還包括各種態度、感情、價值、資訊乃至相關行動。要想以恰切的方式捕捉到這些東西，不僅需要運用問卷和訪談，而且需要運用投射法和量表法。
這些斷言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即把有待研究的無論什麼物件與建議用來研究它的一套方法混為一談。可能的意思大體如下：我打算使用的「公共」這個詞指的是任何具有相當規模的總體，因此可以進行統計學意義上的抽樣；既然「意見」是由人所持有的，要了解這些你就必須和人交談；但有時候他們不想或不能告訴你，那你就可能得試試「投射法和量表法」。
絕大多數輿論研究是在美國一個國家的社會結構裡做出來的，當然，也只關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段。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它們既沒有更準確地說明「公共意見」的意涵，也沒有重新梳理該領域的重大問題。囿於為它們選出的歷史範圍和結構範圍，它們無法很好地完成任務，哪怕只是初步的探討。
西方社會里的「公眾」問題，是伴隨著中世紀社會里傳統的、習俗的共識發生轉型而出現的。而在大眾社會的觀念裡，它達到了今日的高潮。18、19世紀的所謂「公眾」，現在正逐步轉型為一個「大眾」的社會。不僅如此，隨著大多數人變成「大眾人」，深陷相當無力的情境，公眾在結構上的重要性也逐漸下降。諸如此類的情狀或許暗示著，在針對公眾、公共意見和大眾溝通的研究的選擇和設計方面，我們需要有怎樣的框架。這還要求我們充分陳述民主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尤其是被稱為「民主極權主義」或「極權主義民主」的社會。簡言之，在這個領域，囿於目前踐行的抽象經驗主義的格局和術語，是無法陳述社會科學的有關問題的。
如果不結合某種結構背景，就無法充分陳述踐行抽象經驗主義的人的確在努力探討的許多問題，如大眾傳媒的效果問題。如果你研究的人口/總體「浸淫於」這些傳媒只有差不多一代人的光景，那麼無論研究有多麼精確，又怎麼能指望去理解這些傳媒的效果？更不要說理解它們組合起來對於大眾社會的發展的意義了。企圖將「較多」和「較少」受到這種或那種傳媒影響的個體篩分開來，可能是廣告業非常關注的問題，但要發展一套有關大眾傳媒的社會意義的理論，卻構不成充分的基礎。
在這個學派有關政治生活的研究中，「選舉行為」已經成為首要的主題。之所以選擇這個，我想是因為它看起來很容易用作統計調查。所得結果直白單調，與研究方法的精緻、實施過程的精心相映成趣。搞一項全面徹底的投票研究，卻毫不提及「拉選票」的政黨機器，甚或乾脆不提任何政治制度，看著這樣的研究，政治學家們想來一定很感興趣。而這正是《人民的選擇》的境遇，這部贏得適當聲名的著名研究著作考察了俄亥俄州伊利縣1940年的選情。我們從書中得知，富人、農村居民、新教徒更願意投票給共和黨，而相反型別的選民則傾向於民主黨，諸如此類。但對於美國政治的動力機制，我們所得甚少。
合法化是政治學的核心觀念之一，當這門學科處理意見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議題時，合法化就更是核心問題。如果認真思量「意見」這個詞，美國的選舉政治就是一種沒有意見的政治；如果認真思量「政治意義」這個短語，美國的選舉政治就是一種多少沒有具備任何心理深度上的政治意義的投票行為。基於這樣的懷疑，有關「政治意見」的研究就顯得愈發怪異。但是，針對諸如此類的「政治研究」，我們無法提出任何這樣的問題，我希望上述評論也只是作為問題。這種政治研究應當是怎樣的？它們需要有一定的歷史知識，需要有某種心理反思的風格，而這些都沒有贏得抽象經驗主義者的適當重視。事實上，絕大多數踐行抽象經驗主義的人也都接觸不到這些。
過去20年左右的關鍵事件或許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了。它的歷史後果和心理後果限定了過去10年我們研究的絕大部分內容的框架。我們目前尚未擁有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的權威定論性研究，我覺得這一點有些奇怪；不過我們還是努力要把它概括成一種具有歷史特定性的戰爭形式，確定為左右我們時代的核心，這樣的嘗試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除了官方編撰的關於這場戰爭的史錄，最詳盡的研究或許要算是薩繆爾·斯托弗指導下對美軍做的為期七年的研究。在我看來，這些研究證明，社會研究是有可能不關注社會科學的相關問題而具備行政管理上的用途的。當然，如果你希望理解美軍士兵的有些戰時表現，特別是要追問，怎麼可能打了那麼多勝仗的人卻如此「士氣低落」，那麼對於這樣的研究結果必定會感到失望。但要嘗試解答這樣的追問，會遠遠超出已獲認可的那種風格的格局，而進入不足為據的「臆測」領域。
阿爾弗雷德·瓦格特的一卷本的《軍國主義史》，以及s.l.a.馬歇爾在其《浴血男兒》中為貼近戰場男兒所使用的令人讚歎的報道技術，要比斯托弗的四大卷著作有更大的實質價值。
根據新風格進行的分層研究迄今尚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事實上，其他研究風格中可資利用的核心觀念還沒得到「轉譯」，「社會經濟地位」方面那些相當籠統的「指標」通常也就夠用了。「階級意識」和「虛假意識」，與階級相對的地位的觀念，以及在統計上頗具挑戰性的韋伯的「社會階層」概念，這些相當棘手的問題在這種風格的研究者手下都沒有什麼進展。不僅如此，選擇比較小型的城市作為研究的「抽樣區」的做法仍然強有力地存在，許多方面極其糟糕，罔顧顯而易見的事實：你不能把這類研究聚合加總，然後得出有關國家範圍內階級、地位和權力的結構的充分認識。
伯納德·貝雷爾森在探討輿論研究領域的變化時，給出了一段特別的陳述，我覺得適用於抽象經驗主義路線的絕大多數研究：
綜上所述，這些差異呈現出輿論研究領域的一場革命性變遷：這塊領域已經變得技術化、定量化、非理論化、條塊化、特殊化、專門化、制度化、「現代化」和「群體化」，簡言之，作為一種別具特色的行為科學，這塊領域已經美國化了。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為對社會的性質和功能執行的總體關注的一部分，傑出的論家們以淵博的學識研究輿論，不是「就事論事」，而是置身於寬廣的歷史、理論和哲學角度，並撰寫著述。而今天，技術專家團隊針對特定主題實施研究方案並報告結果。20年前，輿論研究屬於學術。而今天，它屬於科學。
上文簡短地勾勒了抽象經驗主義風格的研究的特徵。我並不只是說，「這些人沒有研究我所感興趣的那些實質問題」，或是「他們沒有研究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認為重要的問題」；我說的是：他們研究了抽象經驗主義的問題，但對於那些問題和回答的陳述都只是囿於任意武斷的認識論中那些奇怪地自行強加的限制。我覺得自己並沒有用詞不慎：他們滿腦子想的都是方法論上的約束。凡此種種，意味著就結果而言，這些研究中堆砌著細節，卻對形式關注不夠。事實上，除了排字工和裝訂工提供的形式，往往也就別無其他形式了。而細節無論多麼眾多，也不會說服我們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東西。
二
抽象經驗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科學風格，其特徵並不在於什麼實質性的命題或理論。它並不是基於什麼有關社會或人的本質的新觀念，也不是基於有關這些方面的什麼具體事實。誠然，踐行抽象經驗主義的人一般都會選擇研究某些型別的問題，也都會以某種方式進行研究，這都是可以辨識出來的特點。但這些研究肯定不是這種社會研究風格會享有如許讚賞的原因所在。
不過，就其本身而言，這個學派的實質結果的性質若如此，尚不足以構成據以評判的基礎。作為一門學派，它是新的；作為一種方法，它的確有待時日檢驗；而作為一種研究風格，它現在還在逐步擴散到更全面的「問題領域」。
它最明顯的特徵，必然牽涉到它已經開始採用的行政管理機制，涉及它所徵召和訓練的學術工作者的型別。這套機制現在已經變得規模龐大，有許多跡象表明，它已愈益擴散，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學術管理人員和研究技術專家都是嶄新的職業人士型別，他們現在與更尋常的教授、學者展開了競爭。
但是，上述種種發展趨勢，對於未來大學的品格，對於自由人文傳統，對於或許已經在美國學術生活中佔據主流的那些心智品質儘管可能非常重要，卻並不構成據以評判這種社會研究風格的充足基礎。這些發展趨勢的確有助於說明，抽象經驗主義這種風格為何會魅力十足、聲勢日盛，其助益遠超許多倡導該風格的人可能會承認的程度。就算沒有別的作用，它們至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方式，為半熟練的技術人員提供了就業機會；它們為這些人提供的職業生涯既享有老派學院生活的安定，卻又不要求老派的個人成就。簡言之，這種研究風格還伴生了一種行政大佬，對社會研究的未來及其可能的科層化都有重要影響。
不過，抽象經驗主義的思想特徵當中最有必要把握的一點，還是其踐行者所持的科學哲學，以及他們奉行和應用這種哲學的方式。正是這樣的哲學，既支撐了其所實施的那類實質研究，也支撐了它的行政機制和人事機制。無論是實際研究在實質內容上的單薄貧乏，還是這些機制表面上的需要，都能在這種特定的科學哲學中找到學術上重要的正當化辯護。
把這一點搞清楚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原本可能以為，既然一項事業如此高調地宣稱要成為「科學」，哲學信條就不會在打造這項事業的過程中佔據核心位置；也因為踐行這種風格的研究者通常似乎不會意識到，他們據以立足的是一種哲學。或許沒有哪位熟悉踐行這種風格的研究者的人會介意否認，這些研究者中有許多人滿腦子想著他們自己的科學地位，最受他們尊崇的職業上的自我形象就是自然科學家。他們對社會科學方面各式各樣的哲學議題自有主張，而其中有一點始終如一：他們都是「自然科學家」，或者至少「代表著自然科學的觀點」。而在更加精深的討論中，或者在某個坦然微笑、備受稱道的自然科學家面前，自我形象更有可能被簡化成單純的「科學家」。
在研究實踐當中，抽象經驗主義者往往顯得更關注科學哲學，而不是社會研究本身。簡言之，他們已經做的無非是倡導一套科學哲學，只是他們現在認為這就是所謂「科學方法」。這樣的研究模式基本上屬於一種認識論建構；在社會科學裡，其最具決定性的結果就是方法論上的約束。我所說的方法論上的約束，指的是要提出什麼樣的問題、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梳理這些問題，都會受到「科學方法」相當嚴格的限制。一言以蔽之，方法論似乎決定了問題。不過，說到底，這種狀況可謂正合預期。此處所設想的「科學方法」，並不源於通常的也是恰當的所謂社會科學研究經典路數，也不是對於這樣的路數的概括。它基本上借鑑的是一種自然科學哲學，只是做了些為了方便起見的調整。
大體而言，社會科學哲學似乎包括兩類努力。第一類努力中，哲學家們可以嘗試考察社會研究過程的實況，然後對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驟進行概括，並使之統貫一體。這是一項棘手的工作，很可能會一無所獲。但如果每一位從事實際工作的社會科學家都對此有所努力，就會容易得多。而人人均應如此，也確實不無道理。迄今為止，這樣的工作還少得可憐，並且也只是用於少數幾種方法。第二類努力，我稱之為抽象經驗主義的社會研究的風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學的哲學，由此為社會科學工作打造一套規劃和典範。
所謂方法，就是人們試圖理解或說明某事時所使用的程式。而所謂方法論，就是對方法的研究。至於方法論所提供的理論，說的就是人們在自己實際研究時都做了些什麼。既然可能存在許多種方法，那麼方法論也往往需要具備相當的一般性，因此通常也不會提供具體的程式供人們進行實際研究，雖說它當然可以提供這些程式。而認識論比方法論的一般性程度還要高，因為做認識論的人操心的就是「知識」的理據和限制，簡言之，就是「知識」的性質。當代認識論學者往往奉他們所認為的現代物理學方法為圭臬。他們往往會從自己對於這門科學的理解的角度出發，就有關知識的一般性問題做出問答。實際上，他們成了物理哲學家。有些自然科學家看起來對這種哲學工作抱有興趣，但有些就似乎只是看個樂子。有些自然科學家贊成絕大多數哲學家所接受的當前的模型，而有些則持有異議，但我們懷疑，其實有很多從事一線工作的科學家對此一片茫然。
我們被告知，物理學已經發展到如此狀況，可以從嚴密的、數學化的理論中，推演出嚴密的、精準的實驗問題。而它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狀況，並不是因為認識論學者在自己建構的探究模式中設定了這樣的相互作用。次序似乎恰恰與此相反：科學的認識論依附於物理學家——無論是理論物理學家還是實驗物理學家——所使用的方法。
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波利卡普·庫什已經公開表示，根本沒有什麼「科學方法」，叫這個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幾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來概括。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珀西·布里奇曼的立場甚至更進一步：「根本沒有什麼科學方法，科學家的操作步驟的關鍵特徵無非是最大限度地呼叫頭腦，不受任何拘限。」威廉·s.貝克則指出：「發現的機制尚不清楚……我認為，創造的過程與一個人的情緒結構關係如此密切……以至於……要談概括實在是個糟糕的話題。」
三
方法方面的專家也往往會成為某一類社會哲學領域的專家。有關這些人的重要之處，就今日的社會學而言，並不在於他們是專家，而在於其專業性的一項後果，就是推進作為整體的社會科學內部的專業化過程。不僅如此，他們在推進時，還配合著方法論上的約束以及可能體現這種約束的研究機構。他們的專業化設想，並不是依據「可以理解的研究領域」，或對於社會結構相關問題的某種觀念而制訂出的什麼論題專業化方案。他們提出的專業化，單純基於對「方法」的運用，而不管內容、問題或領域。這些並不是我的零碎印象，而很容易找到檔案為證。
有關抽象經驗主義作為一種研究風格，以及抽象經驗主義者在社會科學中應當扮演的角色，迄今最直白的陳述出自保羅·f.拉扎斯菲爾德，他也屬於該學派較有資歷的代言人。
拉扎斯菲爾德把「社會學」界定為一塊專門領域，但不是基於什麼獨具的方法，而是出於它在方法論上的專門性。由此觀之，社會學家就成了所有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專家。
「因此，我們可以非常明確地說，這是社會學家的首要職能。當世間人事中一塊嶄新的領域即將成為經驗科學的調查物件，他也將成為社會科學家的先遣軍中的探路者。邁出最初步伐的正是社會學家。一方是社會哲學家、個體觀察者和評論家，另一方是經驗調查者和分析者的有組織的團隊工作，而社會學家就是架通兩方的橋樑。……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區分出看待社會研究主題的三種主要方式：個體觀察者踐行的社會分析，組織完備的經驗科學，以及一個過渡階段，我們稱之為有關社會行為某個特定領域的社會學。……行文至此，似有必要插敘幾句，談談從社會哲學到經驗社會學的這種過渡期間正在發生些什麼。」
請注意，這裡「個體觀察者」被奇怪地與「社會哲學家」並舉。還要注意，這個陳述講的不單單是某項學術規劃，而且是一套行政計劃：「人類行為的某些領域已經成為有組織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有其專門的名稱、機構、預算、資料、職員等。其他領域在這方面尚未開發。」任何領域都可以被開發或「社會學化」。比如，「事實上，對於一門會關注人口總體的幸福的社會科學，我們甚至還無以名之。但沒有什麼能阻擋這樣一種科學成為可能。相比於蒐集有關收入、儲蓄和價格的資料，蒐集幸福等級得分並不更困難，甚至不會更費錢」。
所以，社會學作為一系列專門化的「社會科學」的助產士，處在兩方之間：一方是尚未成為「方法」的研究物件的任何話題領域，另一方則是「充分發展的社會科學」。什麼叫「充分發展的社會科學」，我們尚不完全清楚，不過這裡的意思似乎是說，只有人口學和經濟學夠格：「沒有人會再懷疑有必要也有可能以科學的方式處理世間人事。百餘年來，我們已經有了像經濟學和人口學這樣充分發展的科學，它們處理了人類行為的多個領域。」在這篇長達20頁的文章裡，我沒有發現其他有關「充分發展的社會科學」的具體陳述。
如果社會學被指派了負責將哲學轉換成科學的任務，等於是假定或暗指「方法」的天賦才力如斯，並不需要對有待轉換的領域具備什麼傳統學術知識。當然，掌握這類知識所需要的時間會比這個陳述中暗示的多一些。或許有關政治科學的一句不經意評論能點明箇中況味：「……希臘人有一門叫政治學的科學，德國人談國家學說，英美人則說政治科學。直到現在，也沒人做過出色的內容分析，讓人能真的搞明白該領域的書都在說些什麼……」
如此一來，一邊是充分發展的經驗社會科學家組織有序的團隊，另一邊是缺乏組織的個體社會哲學家。作為「方法論專家」，社會學家將後者轉換成了前者。簡言之，他是科學締造者，學術與管理雙肩挑，更準確地說，是「科學」與管理雙肩挑。
「這場轉變通常的標誌是有關學人的工作中的四種轉向」：
「首先，是從注重制度史和觀念史轉向注重人的具體行為。」但這並不是那麼簡單。我們將會在第六章看到，抽象經驗主義並不是日常經驗主義。「人的具體行為」可不是它的研究單位。這裡我只點明，實踐當中，牽涉到的選擇往往會暴露出其明顯偏向於所謂「心理主義」，不僅如此，還暴露出其始終在迴避有關結構的問題，而偏好有關情境的問題。
拉扎斯菲爾德繼續寫道：「其次，不是趨向於單單研究世間人事的某一領域，而是將其關聯到其他領域。」這一點我以為並不屬實。你只需要比較一下馬克思、斯賓塞或韋伯的著述與任何一位抽象經驗主義者的成果，就能看出並非如此。話說回來，這句話可能是什麼意思，就看「關聯」的特定意義：它僅限於統計學角度。
「再次，是偏重於研究那些反覆重現而非曇花一現的社會情境和社會問題。」我們不妨認為這是試圖指向結構性考慮，因為社會生活的「重現」或「規律」當然會附著於既定的結構。正因為這樣，比如，你要想理解美國的政治選戰，就需要理解政黨的結構、政黨在經濟中的角色，等等。但這並不是拉扎斯菲爾德的本意。他是想說，選舉需要有許多人投入一樁相仿的事情，而選舉本身則反覆再現，故此，可以用統計的方式對個體的投票行為進行研究、研究、再研究。
「最後，越來越強調當代的而非歷史上的社會事件……」這種非歷史性的強調源於認識論上的偏好：「……社會學家因此傾向於主要探討同時代的事件，因為他較有可能獲得自己所需的那種資料……」這樣的認識論偏向，相較於以梳理實質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指導取向，可謂截然相反。
在深入探討這些觀點之前，我必須完整引述有關社會學的這段陳述，據說它還有另外兩項任務：
……社會學研究還要把科學步驟應用於新的領域。它們的設計宗旨就在於大致概括從社會哲學到經驗性社會研究的轉變中可能盛行的基調。……如果一位社會學家著手研究世間人事的新的領域，他必須自行蒐集自己所需的所有資料。……社會學家的第二項主要職能就是結合這樣的情境發展出來的。當此之時，他成了為其他社會科學制造工具的人。社會科學家不得不蒐集自己所需資料時會遇到許多問題，我不妨提醒你們注意其中幾點。他必須經常去探問人們，他們做了什麼，看到什麼，想要什麼。而被問的人往往不太容易都記得起來，或者猶豫要不要告訴我們，又或者搞不太清楚我們想要知道些什麼。如此便發展出重要而難以精通的訪談技藝。……
……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還有第三項職能，即作為解釋者……有必要區分對於社會關係的描述和解釋。在解釋的層面上，我們主要會提日常語言用「為什麼」來涵蓋的那些問題。人們現在生孩子為什麼比以前少了？他們為什麼想從鄉下遷到城裡？選舉為什麼會贏或會輸？……
要找出諸如此類的說明，基本的技術就是統計性的。我們必須比較多子家庭與少子家庭，比較常不上班的工人與按時到班的工人。但我們應當比較他們的哪些方面呢？
社會學家似乎突然擺出一副真正無所不涉的姿態：社會科學的各個分支都包括解釋和理論，但我們在此被告知，「解釋」和「理論」本身就是社會學家的領地。一旦我們意識到，其他那些解釋都還不是科學性的，這裡的意味也就明瞭了。社會學家在將哲學轉換成科學時所使用的那些「解釋」，其實屬於統計調查中很有用的「解釋變數」。不僅如此，請注意在上述引文的緊接下來的一段中，傾向於將社會學的現實化減為心理變數：「我們必須假定，在人們的人格、經驗和態度中存在某些東西，使他們會在由外觀之一般無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事方式。我們需要的是可以通過經驗研究檢驗的說明性的觀點和觀念……」
而所謂「社會理論」，作為一個整體，就成了諸如此類的概念的系統輯錄，也就是系統地蒐集解釋統計結果時有用的變數：
我們確實稱這些概念是社會學性質的概念，因為它們適用於多種多樣的社會行為……我們指派給社會學家的任務就是蒐集並分析這些概念，它們都有助於解釋特定領域中發現的經驗結果，如分析價格、犯罪、自殺或投票統計資料。有時候，社會理論這個術語也用來指系統地呈現這類概念及其相互關聯。
必須順帶提醒一句，我們並不完全清楚，這段陳述整體觀之，究竟是屬於有關社會學家實際已經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理論，還是說它只不過是一個提議，建議社會學家應當成為助產士式的技術專家，成為萬事萬物的解釋的監管人。如果是前者，它肯定是有欠缺的。而如果是後者，當然，任何社會學家都有自由側重自己考慮的實質問題的利益而拒絕這樣的邀請。但它到底是事實還是規誡，是陳述還是規劃？
或許，它就是對於技術哲學的宣傳，就是對於管理效能的崇拜，只是喬裝成有關科學的自然史的組成部分。
有關研究的整體風格和社會學家，我所知最清晰的陳述就是：社會學家就該作為科學制造者、工具製造者、解釋監管者，安居於研究機構。這就牽扯出我馬上要更系統地討論的幾個問題。
四
對於抽象經驗主義，目前流行兩種辯護。如果我們接受這兩種辯護，就意味著這種風格的結果的單薄貧乏，與其歸咎於「方法」本身的內在特性，不如怪罪到「次要的」原因，也就是資金缺少、時間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