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中的混亂既是「科學性的」，也是道德性的；既是學術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試圖對這一事實視若不見，正是這種混亂揮之不去的原因之一。要想對社會科學中各式各樣流派的問題與方法做出評判，不僅需要對大量學術議題做出判斷，還必須對眾多政治價值做出取捨，因為我們要是不知道問題對誰而言是問題，也就無法很好地闡述任何問題。對於某人來說是問題，對於另一個人而言可能根本不算問題，這取決於兩個人關注的分別是什麼，也取決於他們對自己的興趣有多瞭解。不僅如此，這裡還有一項棘手的倫理議題：人們並不總是對符合自己利益的東西感興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社會科學家往往自認的那麼理性。凡此種種，意味著所有研究人與社會的學者都會在自己的研究中假設和暗示一些道德與政治上的決策。
一
社會科學研究始終面臨評估問題。這些科學的傳統包含了一長串往往帶有教條意味的問題解法，煞費苦心的兩面騎牆，以及一批推理縝密、合乎情理的觀點。人們往往根本沒有直接面對問題，只是假定或採納了零散細碎的答案，可供僱用的技術專家型研究人員所做的應用社會學就是如此。這樣的實踐者並不會依據他的技術所稱的中立性來擺脫這個問題，事實上，他會讓其他型別的人替他來解決問題。但學術巧匠肯定會在努力做自己研究的同時，意識到箇中的預設和意涵，尤其是對於其研究所在的社會，對於他在那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什麼道德意義和政治意義。
現在人們已經有了足夠廣泛的共識，從而讓以下觀念成為常識之見：不能從事實陳述或觀念界定中推出價值判斷。但這並不意味著諸如此類的陳述和界定與判斷毫不相關。不難看出，絕大多數社會議題牽涉到的一大堆扯不清的亂麻裡面，都是既有事實方面的謬誤和觀念方面的模糊，也有評估方面的偏見。只有從邏輯角度解開這團亂麻，才有可能瞭解這些議題是否真的牽涉到不同價值之間的衝突。
要確定是否真的存在這種衝突，並在衝突存在時將事實與價值相分離，當然是社會科學家經常承擔的一項首要任務。這樣的分解有時容易導致用特別的方式重新陳述議題，以開放求解，因為它可能揭示出同樣的利益集團所持的價值卻不一致。如果陳舊的價值不被犧牲，新興的價值就不能落實，因此，利益相關方要想有所行事，就必須明確最珍視的是哪一種價值。
但是，如果真正彼此衝突的利益集團如此頑固地抱持某些價值，乃至於無法通過邏輯分析和事實考察來解決這樣的衝突，那麼理性在這等世間人事中扮演的角色就似乎宣告終結了。誠然，我們可以闡明各種價值的意義和後果，可以使它們彼此協調，可以確定它們實際的優劣緩急，可以用事實來支撐它們，但到最後，我們也可能被降格為單純的斷言與反斷言，只能進行辯護或說服。最終，如果能堅持到最後，道德問題就成了權力問題；最後一招如果用得上的話，權力的終極形式就是強制。
休謨的名言說得好，我們不能基於自己的信念，推出我們該如何作為。我們也不能從我們相信自己應當如何作為中推出其他人應當如何作為。最終，如果要拼到最後，我們只好與不同意我們的人大斗一場。且讓我們期望這樣的結局不常發生吧。與此同時，要想盡可能通情達理，我們無論怎樣也應該以理相爭。
我們選擇研究哪些問題，涉及價值；我們使用哪些核心觀念來闡述這些問題，涉及價值；而解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也受到價值的影響。就觀念而言，目標應當是儘可能多地使用「價值中立」的術語，自覺意識到殘存的價值意涵，並主動加以闡明。而就問題來說，目標同樣應當是清楚瞭解選擇問題時秉持的價值，然後儘可能避免在解答問題時懷有評價偏見，無論這個解答把人引向何方，也不管它可能具有怎樣的道德意涵或政治意涵。
順便說一句，某些型別的論家在評價社會科學裡的研究時，看的是它的結論屬於悲觀還是樂觀，是否定性的還是建設性的。這些樂天的道德家要的是激情燃燒，至少最後他們能如此；研究如果能堅執一份熱誠的樂觀主義小情調，並使我們由此走向生機燦爛，就會讓他們很開心。但我們力求理解的世界並不總能讓我們所有人都在政治上滿懷期望，在道德上飽含自信，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家有時會發現難以扮演傻樂白痴的角色。就我個人而言，我碰巧是個非常樂觀的人，但我必須承認，自己從來沒有能力依據一樣東西是否能讓人歡天喜地來下定論。首先，你要力求澄清事實，充分陳述。如果悲觀陰鬱，那很糟糕；如果引向希望，那很不錯。但與此同時，籲求「建設性方案」和「滿懷希望的調子」，往往意味著沒有能力直面事實，哪怕這些事實無疑令人不快，那也與是真理還是謬誤無關，與評判嚴格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研究無關。
有些社會科學家的治學雖然用力於小範圍情境的細節，但也沒有把他們的研究置於其所處時代的政治衝突和力量之外，而是「接受了」他們所在的社會的框架，至少間接地、在實質效果上「接受了」。但是，任何人只要接受社會科學全面的學術任務，就不能單純設定這種結構。事實上，他的工作就是要闡明這一結構，並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著手做這項工作，本身就是他的一項重要判斷。由於美國社會有那麼多的可證偽之處，單純以中立的方式描述它，往往會被視為「野蠻的自然主義」。當然，要隱藏社會科學家可能設定、接受或蘊含的這些價值，其實並不很難。我們都明白，手頭就有一個做這種事情的不太上得了檯面的機制：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中的許多行話，就是因為對毫無實質擔當而片面追求精緻形式抱有奇怪的熱情。
任何人只要獻身於研究社會並公開發表成果，無論他是否願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識到，他的所作所為就都帶著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帶著政治的意味。問題在於他是直面這一境況並明確心意，還是自欺欺人，在道德上放任自流。在今日的美國，許多社會科學家，不妨說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都是或坦然或不安的自由派。他們順從於普遍蔓延的對於任何深切擔當的恐懼。當這類人抱怨要「做出價值判斷」時，他們真正想要的是這種順從，而不是什麼「科學的客觀性」。
還有教學，順便說一句，我不覺得它和寫作是一回事。當你出版了一本書，它就成了公共財產。作者對其讀者公眾即使有責任，唯一的責任就在於儘可能把書寫好，他是最終評判者。但教師還有進一步的責任。從某種程度上說，學生是被俘獲的聽眾，在一定程度上依賴其教師，後者在他們眼裡成了某種榜樣。教師的首要工作就在於儘可能充分地向學生揭示，一個據說充滿自律的頭腦究竟是如何運轉的。教學的藝術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聲說出來而可以被理解的思考藝術。在書裡，作者常常試圖說服別人接受其思考的結論；而在教室裡，教師則應當努力向別人展示一個人是怎樣思考的，同時也展示出，當他思考頗有所得時，感覺有多美妙。因此，在我看來，教師應當把各種預設、事實、方法和判斷都說得非常明確，不應當有任何隱瞞，而應當循序漸進，隨時反覆揭啟所有可能的道德方案，然後才給出他自己的選擇。但如果是這麼寫作，會非常枯燥乏味，也不可能保持自我清醒。精彩的講課之所以成書後往往不會大賣，原因之一正在於此。
像肯尼思·博爾丁那樣樂觀是很難的，他寫道：「儘管我們的實證主義者千方百計要使研究人的科學去人性化，它也依然是一門道德科學。」但要對萊昂內爾·羅賓斯提出異議甚至更加困難，他寫道：「可以並不誇張地說，今天文明面臨的主要危險之一，就是受自然科學訓練的心智沒有能力洞察經濟範疇與技術範疇之間的差異。」
二
凡此種種，本身並不會讓人煩亂。它就算不被直面，也已是廣為人知。今日的社會研究往往會直接服務於軍隊將領、社會工作者、公司經理和監獄管理者等。諸如此類的科層應用還在與日俱增，並且無疑還將持續下去。而無論是社會科學家還是其他人等，也都在以具備意識形態意味的方式在使用這些研究。事實上，社會科學也是作為社會事實存在的，就此而言，它在意識形態上的相關性是內在固有的。每個社會都持有標明其自身屬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為其權力體制和有權勢者的做派提供正當性辯護的意象和口號。社會科學家搞出來的意象和觀念與這些通行意象可能契合，也可能牴觸，但總會與後者產生連帶意涵。一旦這些連帶意涵為人所知曉，往往會陷入爭論，並被付諸應用：
這些意象和觀念為權力的安排和有權勢者的支配地位提供正當化辯護，就此將權力轉換成權威。
它們批評或揭露通行的安排和統治者，就此剝奪其權威。
它們轉移對於權力和權威話題的關注，就此轉移對於社會本身結構性現實的關注。
諸如此類的應用並不一定是社會科學家有意為之。事實或許就是這樣，但社會科學家一般也都會意識到自己所做研究的政治意涵。在這個意識形態的時代，就算他們當中的這一位不清楚，那一位也很可能清楚。
對於明確的意識形態正當化辯護的需求已經大大增長，哪怕只是因為把持大權的新型制度/機構雖然已經興起，卻尚未獲得合法化，而舊有的權力曾經的保障已經過時失效。比如，現代企業的權力並不是由18世紀傳承下來的自由主義學說自動給出正當化辯護的，而在美國，這樣的學說正是合法權威的主線。所有利益及權力、全部激情和偏見、一切憎恨與希望，都傾向於獲得某種意識形態機制，賴以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口號、符號、學說和訴求一競高下。隨著公共溝通日益擴張，不斷加速，其效力也在不斷重複之下變得愈益減損。因此，對於新的口號、信念和意識形態的需求是持續不懈的。置身這等大眾傳播和深度公關的情境，社會研究要是還能免於為意識形態提供裝備的需求，的確是很奇怪的事情，而社會研究者如果不能提供這種裝備，那就更奇怪了。
但無論社會科學家是否意識到這一點，單憑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展開工作這一點，他就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科層制度或意識形態性質的角色。不僅如此，任何一端的角色都很容易滑向另一端。運用出於科層目的的極為形式化的研究技術，也很容易滑向為可能基於這類研究而做出的決策提供正當化辯護。反之，帶有意識形態意味地運用社會科學的發現，也很容易成為科層制運作的組成部分。今天人們諸般嘗試，將權力合法化，讓特定的政策受人歡迎，其實這些嘗試往往在相當程度上屬於「人事管理」和「公共關係」。
回觀歷史，人們運用社會科學的意識形態方式多過科層管理方式。即便現在，可能也還是如此，儘管雙方均勢似乎經常發生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形態的運用乃是因為，絕大多數的現代社會科學其實都是其與馬克思的研究之間往往不被承認的論爭，也是對社會主義思潮和共產主義政黨的挑戰的反思。
古典經濟學一直是作為一種權力體制的資本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就此而言，它往往遭到「富有成果的誤解」，甚至像今天蘇聯政論作者使用馬克思的作品一樣。經濟學中的歷史學派和制度學派已經對古典主義學說和新古典主義學說發起了批判，清楚揭示了經濟學家是如何抱守自然法的形而上學和功利主義的道德哲學的。但要理解這些學派本身，只能訴諸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的「社會哲學」。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已經成為政府和企業的顧問，提出各種管理技術，為政策公開聲言，並確立了細節性經濟報告的規矩。上述種種都同時涉及科層管理的用途和意識形態的用途，儘管並不始終直白表露，卻是非常積極主動。
經濟學目前這種混淆一團的狀況，既涉及有關方法和觀點的問題，也包括有關政策的問題。同樣是傑出的經濟學家，公開發表的觀點卻大相徑庭。比如，加迪納·c.米恩斯就抨擊他的同行們抱守原子化企業這種「18世紀」的意象，並呼籲建立新的經濟模型，其中的巨型企業可以制定並控制價格。另一方面，瓦西里·列昂惕夫則批評同行們分裂成純粹理論玩家和只管攫取事實的人，呼籲探索投入與產出關係的複雜圖式。但科林·克拉克卻認為，這類圖式屬於「鉅細靡遺、漫無重點、徒耗時間的分析」，號召經濟學家們思考如何增進「人類的物質福祉」，並要求減稅。而約翰·k.加爾佈雷思則斷言，經濟學家應當停止一味關注增加物質福祉，美國已經富得流油，還要進一步增加產出是很愚蠢的。他呼籲同行們要求增加公共服務，以及增加稅收。
即使是人口學這樣頗具統計學意味的專業，也已經被深深捲入了由托馬斯·馬爾薩斯最初挑起的事實爭議和政策衝突。這些議題中有許多現在聚焦於前殖民地區，我們在那些地方發現，文化人類學從幾個方面入手，深入關注殖民主義的相關事實與精神。從自由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的立場來看，這些國家的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可以大體界定為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尤其是工業化及其全部相關發展的需要。而人類學家在參與討論時，一般都會帶有幾分謹慎，就像老殖民強權的那些擔憂，似乎是要回避今天在不發達地區幾乎必然伴隨變遷而來的那些動盪和張力。文化人類學的內容與歷史當然不是靠什麼殖民主義的事實來「說明」的，儘管諸如此類的事實也不能說與之毫無關係。文化人類學還服務於自由主義乃至激進主義的宗旨，尤其是它堅持認為簡單社會的人民淳樸正直，主張人的性格具有社會相對性，並在西方人當中展開反本位偏狹立場的宣傳。
有些歷史學家似乎熱衷於重寫過去，但只能被視為服務於當下的意識形態宗旨。眼下就有一例，美國要「重估」南北戰爭結束後的企業生活和其他工商生活。仔細檢視最近幾十年的大部分美國曆史，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歷史是什麼或應該是什麼，它都很容易變成不堪其負地被重新塑造的各種國族神話和階級神話。隨著社會科學的新型科層管理用途漸漸成勢，也出現了新的嘗試，即要倡揚「美國的歷史意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如此。而在這股倡揚之風中，有些歷史學家已經使歷史有益於保守主義的思想傾向，並被這種傾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受益者所用。
我們肯定不能指責政治學家，特別是探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關係的政治學家，他們滿懷某種對抗的心氣考察美國政策。尼爾·霍頓教授甚至斷言：「一向被錯當作政治學學術的許多東西，其實不過是為這些政策做些合理化註腳並叫賣推銷。」或許他的話失之偏頗，但對於他揭露出來的狀況，卻必須詳盡考察，而不能棄置一旁。無獨有偶，要回答阿諾德·羅戈夫教授的提問，即「那些重大話題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就必須認識到，晚近的政治學大多已經無關乎理解重要的政治現實，卻和從科學的角度對官方政策和疏失的鼓吹脫不開干係。
我提及這幾種實際用途和連帶意涵，既不是為了批評，也不是試圖證明存在偏見。我之所以如此，只是想提請讀者注意，社會科學必然牽涉到科層慣例和意識形態話題，而今日社會科學之所以紛繁多樣，混亂一團，也與這種相關性有關。所以，對於它們的政治意涵，清楚闡明總好過遮遮掩掩。
三
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的社會科學與改革思潮和改良活動有著直接的關聯。人們所知的「社會科學運動」——在1865年組建成「美國社會科學學會」——就屬於19世紀晚期的這類嘗試，它們要「運用科學」來研究社會問題，而不求助於直露的政治策略。簡單來說，這股運動的成員尋求將下層民眾的困擾轉變成中產階層公眾的議題。到了20世紀的頭幾十年，這場運動已經走完了它的歷程。它已經不再承載著什麼有關改革的中產階層激進意識形態。它對於整體福祉的格局寬廣的迫切要求，已經變成對於社會工作、合作慈善、兒童福利、獄政改革之類問題的範圍有限的關注。不過，除了「美國社會科學學會」，社會科學中還興起了幾個專業學會，並適時出現了幾種學院裡的系科。
因此，早先中產階層有關改革的社會學就出現了分裂，一方面發展成為學院裡的專業，另一方面發展成為更具體化、制度化的福利活動。不過，這樣的分裂並不意味著學院專業變得在道德角度上保持中立，在科學角度上客觀漠然。
在美國，自由主義已經成了幾乎所有社會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幾乎一切公共修辭和意識形態的思想源泉。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因為眾所周知的歷史條件，或許首先是由於缺乏封建制，因此也就缺乏反資本主義精英和知識分子的貴族制基礎。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依然塑造著工商精英中的重要群體的視野，仍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即便是在最老辣精妙的經濟學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觀念的地位也依然堅不可摧。
自由主義也已經影響到了社會學和政治學，只是方式更為彌散。美國社會學家與其歐洲前輩截然不同，強烈傾向於一次研究一個經驗性細節、一種情境問題。一句話，他們的關注點往往是細碎散落的。他們遵循「民主的知識理論」，設定所有事實生而平等。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任何一項社會現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細微的原因。這種所謂「多元主義因果關係」，非常有利於「漸進式」改革的自由主義政治。事實上，認為社會事件的原因必然是為數眾多，細碎散落，這樣的觀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稱為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視角。
如果說美國社會科學的歷史中蘊含有什麼取向脈絡的話，顯然是偏向於細碎散落的研究，偏向於事實性的調查，以及與此相伴的信條：多元主義立場下的多因混融觀。這些就是作為一種社會研究風格的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基本特徵。因為如果一切都是由難以計數的「因素」導致的，那麼我們不管從事什麼實際行動，最好都要非常小心。我們必須處理許多細節，因此建議先改革某個細微部分，看看後果如何，再改革下一個細微部分。86當然，我們最好不要如此教條，也不要好高騖遠，行動計劃過於龐大。我們在進入一切皆流變不居、彼此關聯的潮流之前，必須放寬心態，清楚知道自己對於所有發揮作用的多重原因，很可能尚不知曉，也或許永遠不會知曉。作為研究情境的社會科學家，我們必須察覺到許多微小的原因；而作為投身實踐的人，要想行事明智，我們必須對情境進行漸進式的改革，循序積微。
讓我們且慢展開，想必有人曾經說過，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如果我們把一個社會分解成許多微小的「因素」，接下來自然就需要其中大量的因素來闡述一樣事情，而我們永遠無法確知自己是否已經全面把握了它們。單純從形式上強調「有機整體」，加上未能考慮到往往是結構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一次考察一個情境，諸如此類的觀念的確使人們難以理解現狀的結構。為了平衡起見，或許我們應當提醒自己別忘了還有其他的觀點：
首先，「有原則的多元主義」也可能像「有原則的一元主義」一樣教條化，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其次，難道不可能既研究各種原因又不完全湮沒其中嗎？事實上，這難道不是社會科學家在考察社會結構時應當做的嗎？通過這類研究，我們當然是在力求找出某樣事情的充分原因，一旦找到，又要講清楚怎樣看待那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因素，它們作為政治行動和管理行動的目標，讓人們有機會在塑造世間人事時用上理性。
然而，在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有機」形而上學裡，只要是傾向於和諧平衡的因素，就有可能得到強調。如果把一切都看成是「持續的過程」，就看不到作為我們時代鮮明特徵的節奏的突變、定位的顛覆，即使它們未被忽略，也只是被當作「病態」「調適不良」的跡象。「民德」或「社會」這類看似簡單無害的用語，蘊含著形式性和據稱的統合性，降低了我們看清現代社會結構全貌的可能性。
自由主義實用取向這種片段零碎的特點的原因何在？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研究零散情境的社會學？學院系科的奇怪分割或許幫助社會科學家把自己的問題搞得四分五裂。尤其是社會學家，他們似乎往往覺得，那些更老舊的社會科學的代表不願意承認社會學應有其一席之地。就像奧古斯特·孔德、塔爾科特·帕森斯那樣的宏大理論家一樣，社會學家或許想要某種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與經濟學和政治學涇渭分明。但我認為，學院爭鬥中對於各門系科的限制，或者是總體能力不夠，並不能完全充分地說明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為何抽象層次低，及與此相伴的其追隨者無法考慮社會結構的相關問題。
我們不妨來看看作為眾多社會學書籍寫作物件的公眾：這門學科中絕大多數的「系統性」或「理論性」研究，都是由教師們出於課堂教學目的而在教科書裡展開的。請記住，社會學往往要對抗其他系科而贏得其在學院中的生存權利，這一事實可能使教科書變得更有必要。如今的教科書是要組織編排各種事實，以便年輕人可以接觸利用，而不是以研究和發現的增長點為核心。有鑑於此，教科書很容易變成頗為機械地蒐集事實，以描繪多少已是定論的觀念。而在將不斷積累的細節納入某種教科書秩序時，新觀念在研究上的可能性、觀念與事實之間的相互作用，通常不會被視為是至關重要的。舊的觀念與新的事實往往比新的觀念重要得多，人們經常覺得後者很危險，因而會限制一本教材被「採納」用於課堂教學的銷量。教授們是否採用一個文本，就對其做出了評判，因此也就決定了是什麼意味著它的成功。說到底，我們別忘了，要撰寫新教案，確實需要花些時間。
但是，作為撰寫這些書的物件的學生又是哪些人呢？他們主要是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其中有許多出身農場主或小商人家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們努力拼搏，要成為專業人士和低階主管。為他們寫作，也就是為一群頗為特別的人寫作：不斷向上爬的中產階級公眾。作者和公眾，教師與學生，社會經驗其實是相似的。他們來源相仿，去向類似，可能遇到的阻礙也差不多。
在先前研究情境的實踐社會學中，對於政治方面問題的考察很少會是持激進立場的。自由主義實用取向往往回避政治性，或者渴求某種民主機會主義。它的奉行者觸及某些政治性的東西時，通常會以「反社會」或「腐敗」之類的術語來陳述其「病態」特性。在其他場合，「政治性」似乎被視同為政治現狀的功能的恰當運作，也很容易被視同為法律或行政管理。政治秩序本身卻很少得到考察，而只是被設定為一套頗為固定、與己無關的框架。
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特別適合某些人，他們藉助自己的社會位置，處理一系列的個案，通常還具備一定程度的權威。法官、社會工作者、精神衛生專家、教師和地方改革家往往會從「情境」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他們的視野往往囿於既存的標準，而他們的專業工作又傾向於培養他們養成某種職業無能，使他們無法超越一系列的「個案」層面。他們的個人閱歷，還有他們各自看待社會的視角，都太類似，太同質化，無法促成觀念的競爭和意見的爭執，擔心會帶來試圖建構整體的結果。自由主義實用取向就是一種道德化的情境社會學。
「文化滯後」的觀念在相當程度上就屬於這種「烏托邦式」的和進步主義的思想風格。這個觀念意味著需要改變某種東西，以「適應」日益進步的技術狀況。不管被視為「滯後」的東西是什麼，它存在於當下，但形成的原因卻被視為存在於過去。評判就這樣被裝扮成了有關某種時序的陳述。文化滯後作為對失衡「進步」的評估性斷言，對秉持自由主義和祈願情懷的人非常有用。它告訴他們該「籲求」哪些變遷，又有哪些變遷「應該」發生卻尚未發生。它告訴他們哪些地方已經取得進步，又有哪些地方他們還做得不夠好。當然，對於某種病態「滯後」的審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呈現出的歷史偽裝、被十分粗魯地塞入「籲求」之類貌似客觀的用語的小規劃弄得更加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