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25年間，社會科學的管理用途和政治意涵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社會問題」在早前的那種自由主義實用取向依然還在起作用，但已經在更新近的管理型、操控型保守主義用途面前相形見絀。這種非自由主義的新型實用取向形式多樣，但稱得上是一種影響整個人文學科的總體趨勢。要討論它的氣質，不妨首先以反映其顯著合理化的例證作為導引。「對於那些計劃成為一位社會學家的學生，最後需要告誡一句，」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如此寫道：
他可能會擔憂世界局勢。戰端重啟的危險、社會體制之間的衝突，還有迅猛的社會變遷，他在自己國家觀察到的這一切或許讓他覺得，有關社會事務的研究可謂當務之急。危險在於，他可能指望自己就鑽研社會學那麼幾年，然後就有能力解決所有現行問題。不幸的是，實情並非如此。他將學習更好地理解周遭事態。偶爾他也會找到展開成功的社會行動的指引。但社會學尚未發展到如許階段，能為社會工程提供安穩的基礎。……從伽利略到工業革命開始，自然科學花了大約250年，才能對世界歷史產生重大影響。而經驗性社會研究的歷史只有三四十年。指望從後者那裡求取快捷答案以解決重大世界問題，一味要求它給出直接實用的結論，只會破壞它的自然發展程式。
近些年來人們所稱的「新社會科學」，不僅指抽象經驗主義，也包括非自由主義的新型實用取向。這一說法兼指方法和用途，並且完全可以成立：因為抽象經驗主義的技術及其科層用途如今一般都融為一體。我認為，如此融為一體，就會導致科層式社會科學的發展。
就目前人們踐行的抽象經驗主義而言，其存在本身及影響的方方面面特徵都呈現出一種「科層式」的發展。抽象經驗主義風格的學術操作努力要把社會研究的每一個階段都變得標準化、合理化，就此越來越變得「科層式」。這些操作如此做派，使得有關人的研究往往變得集體化、系統化。只要抽象經驗主義被妥當貫徹了，那些研究機構和政府機構就會發展出各種慣例，和任何企業的財務部門一樣講求合理性，不是為了別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高效率。而這兩種發展趨勢又在很大程度上關係到在學校教職員工中篩選和塑造新型心智品質，這些品質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當「新社會科學」被用於工商業，尤其是廣告業的溝通部門，被用於軍隊，以及愈益增多地被用於大學，也就開始服務於其科層主顧可能持有的任何目標。那些倡導並踐行這種研究風格的人，很容易從其科層主顧和頭領的政治視角看問題。而採取這樣的視角，往往也就順其自然地接受了它。諸如此類的研究努力確實能卓有成效地達成它們所宣稱的實踐目標，因此有助於提高現代社會中科層形式的支配的效率，增進其聲名，到一定程度也會促進這類支配的流行。但無論是否有效地達成了這些公開宣示的目標，這些研究努力的確有助於將科層制氣質傳播到文化生活、道德生活和思想生活的其他領域。
一
恰恰是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靜客觀的方法的人，卻最深入地參與了「應用性社會科學」和「人類工程」，這似乎頗為諷刺。既然抽象經驗主義做派的研究耗資不菲，那就只有大型機構才能輕鬆負擔，其中包括企業、軍隊、政府，以及它們的分支機構，尤其是廣告、推銷和公關部門。基金會同樣也能負擔，但是掌管基金會的人員做起事情來，往往傾向於遵照實用取向的新典範，也就是說，從科層角度來看是適宜的新典範。其結果是，這種風格就已經逐步體現在確定的機構核心中：20年代以後的廣告和市場部門，30年代開始進入企業和綜合民調機構，40年代以後蔓延到學術生活，特別是一些研究機構，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擴充套件到了聯邦政府的研究部門。機構模式目前還在不斷擴張，但上述這些依然是其堅強堡壘。
這些所費不貲的技術頗具形式主義，這倒使它們特別有助於為那些有能力並樂意掏錢的人提供他們所需要的那類資訊。新的應用研究的焦點一般會落在具體的問題上，旨在針對實際的舉措，也就是資金和管理方面的舉措，搞清楚存在哪些可行方案。都說只有發現了「一般原則」，社會科學才能提供「可靠的實踐指導」，但事實絕非如此。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些細節性事實和關係，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只限於此。踐行抽象經驗主義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設定自己的實質問題，所以他們非常樂意改變自己對於具體問題的選擇。
從事應用性社會研究的社會學家通常不會以「公眾」作為自己的受眾。他有自己特定的客戶，後者各自有其利益和難局。從公眾轉向客戶，顯然破壞了漠然超然的客觀性這一理念，該理念或許有賴於對缺乏焦點的模糊壓力做出回應，所以更取決於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而後者可能不經意間分散多處，因此難以操縱。
對於學院人士的職業生涯來說，任何「思想流派」都是有意義的。要界定什麼是「好的研究」，就是看它如何契合於特定的流派，因此學術上的成功往往有賴於主動接受佔據支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條。只要還存在許多個或至少幾個各持異見的「流派」，這種要求就並不需要強加給任何人，在一個不斷擴張的職業市場上就更是這樣。
在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個體治學者和第一流的研究之間，除了他自己的個體侷限，並沒有多少別的阻礙。但這樣一種無所依附的人並沒有能力去做規模相稱的抽象經驗研究，因為要想實施那類研究，必須有某個研究部門充分發展起來，提供相應的材料，或許我應當說是相應的工作流程。要踐行抽象經驗主義，就要求有一家研究機構，從學術角度上講，還需要有大筆的資金支援。隨著研究成本的增長，隨著研究團隊的形成，隨著研究風格本身變得耗資龐大，對於分工的企業化控制也就隨之而來。過去認為，大學就是一群職業同儕的圈子，他們各授其徒，各行其藝。這種舊觀念慢慢被新的觀念所取代，即認為大學是一套從事研究的科層組織，各自包含一組精詳的分工，因此也就各自容納一群知識技術專家。即便沒有別的理由，就為了有效地利用這些技術專家，也越來越有必要系統地編撰程式步驟，以便人們學習掌握。
研究機構也很像是一種培訓中心。它和其他機構一樣，挑選某些型別的心智，並通過提供酬報，對某些心智品質的培育發展給予鼓勵。在這些機構中，除了比較老派的學者和研究者外，還出現了兩類對於學術舞臺來說頗為新鮮的人。
其一是學術管理者和研究推銷者，對於他們，我感覺自己已經說不出什麼學術圈裡還不熟悉的事情了。他們的學術聲望有賴於他們的學術權力，他們是「委員會」的成員，他們躋身「董事會」，他們能給你工作崗位、旅費報銷、研究資助。他們是一群奇特的新型官僚。他們是心智經理人，是專司基金會的公關人員。對他們和任何地方的推銷者與經理人來說，備忘錄正在取代書本。他們可以極富效率地創立另一項研究規劃或機構，也能管理「書本」的生產。他們談論起自己的研究來，時間單位是「天文數字一般的技術勞動工時」。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指望會有多少實質性的知識：首先必然會有許多方法論探究，它們探究方法，探究探究本身，因此整個探究必然都是「前導性研究」。許多基金會管理者喜歡把錢撥給某些型別的規劃：相比於數量更多的個體手藝型規劃，那些規劃規模較大，從而也較好「管理」；那些規劃的「科學性」帶有大寫的「s」，往往只是意味著由於只處理瑣碎話題從而比較「安全」，因為它們並不希望被弄成政治關注的物件。有鑑於此，大型基金會往往會鼓勵對小規模問題進行大規模的科層式研究，並尋找能夠勝任此項工作的學術管理者。
其二，還有一批比較年輕的新入行者，與其說他們是社會科學家，不如將他們描述成研究技術專家。我也明白，這個講法有些橫掃一片，但我會謹慎使用。要理解一種思想風格的社會意涵，我們必須始終分清領導者與追隨者，分清銳意創新的人和墨守成規的人，分清建立它的「第一代」和貫徹它的第二代、第三代。所有的流派，如果取得了成功，都會包括這兩類人，因為這恰恰是判斷一個流派的「成功」的標準之一。它還是把握成功在學術上的後果的一條重要線索。
尋常追隨者與創新者、奠基者各自特有的心智品質往往會有差別。在這一點上，思想流派之間的差異是非常深層的。這些差異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每個流派的研究風格允許或鼓勵什麼型別的社會組織。至少我們這裡考察的風格的一些創新者和管理者的心智都是非常有教養的。他們在年輕的時候，在這種風格尚未繁榮的時候，就吸收了西方社會數一數二的那些思維模式。這樣的人有著多年的思想文化閱歷。他們都是貨真價實受過教育的人，富有想象力，清楚自己的感受，有能力不斷增進自我修養。
但要說到第二代，那些年輕人來自美國高中這種思想貧乏的背景，使他們在閱歷上無法與奠基者比擬，我想大家會同意這麼說。他們在大學裡的功課多半有所欠缺，雖說我並不能確定，但至少有理由懷疑，這類研究機構能選到的學生算不上特別聰明。
一旦仔細打量這些年輕人，我很少看到其中有哪一位處在真真切切的思想困惑境況中。我也從未看到有誰對某個重大問題抱有由衷的好奇，而正是這種好奇推動著心智任意馳騁，千方百計在有必要的時候重塑自身，以求有所發現。在這些年輕人身上，有條不紊多過焦慮不安，沉穩耐心多過富於想象，最關鍵的是，他們都很教條，無論從這個詞的哪一種歷史意涵和神學意涵來說都是如此。當然，其中某些只不過是如今美國大專院校裡眾多學生令人遺憾的思想境況的區域性表現，但我的確相信，在踐行抽象經驗主義的研究技術專家裡面，這種狀況尤其顯著。
他們選擇社會研究作為職業生涯，早早進入非常狹隘的專業分工，並對所謂「社會哲學」養成了一種漠然乃至蔑視，認為它意味著「從其他書本里攢出書來」，或「無非是些玄想思辨」。聽聽他們彼此之間的交談，試試掂量一下他們那份好奇的品質，你會發現其心智的侷限簡直要命。社會世界讓如此眾多的學人感到奧妙難解，卻不會讓這些人生髮困惑。
科層式社會科學在宣傳上的力量大多源於它在哲學上訴求的是所謂「科學方法」；而它吸納新人的力量則大多在於，對個體進行培訓，並送他們步入一段有未來的職業生涯開始工作，相對比較容易。在這兩種情況下，有編碼明晰的方法，有方便接觸的技術專家，就是獲得成功的主要訣竅。在有些奠基者那裡，經驗研究技術是為想象力服務的，誠然，想象力往往奇怪地遭到抑制，但你總會覺得它在那裡。當你和一位奠基者交談時，你總是在和一個獨立的心智打交道。而一旦一位年輕人在這種事情上耗了三四年光景，你其實無法和他討論有關如何研究現代社會的問題。他的立場和職業生涯、他的野心和那份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基於這一種視角，這一組詞彙，這一套技術。說實話，除此之外，他一無所知。
在這類學生中，有些人身上的智力本身往往與人格相脫離，而這在他們看來，正是一種訓練有素的小把戲，他們希望能成功推銷開去。他們屬於人文素養貧乏的人，生活中參照的價值排斥了任何源自對於人類理性的尊重的東西。他們屬於充滿幹勁、野心勃勃的技術專家，教育成規有缺陷，所懷需求也令人敗壞，這些都使得他們無法養成社會學的想象力。你只能指望，當這些年輕人中有足夠多的人爬到了他們職業生涯中的副教授層級時，會出於某種思想轉變，意識到其實他們再也不依賴那些沒穿衣服的皇帝了。
抽象經驗主義的做派，它所維持的方法論上的約束，它的實用取向關注的焦點，它的機構傾向於選擇和培訓的心智品質——這些發展趨勢都使得有關社會科學的社會政策的問題愈發緊迫。這種科層風格及其機構體現都符合現代社會結構及其特有的思維型別所呈現出的主流趨勢。我認為，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就無法說明其原因，甚至不能充分理解它。事實上，這些社會趨勢，影響的不僅是社會科學，也是美國整個的思想生活，實際上還影響到了理性在今日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
爭議的焦點似乎一目瞭然：如果社會科學並不獨立自主，就不可能成為一項對公眾負責的事業。由於研究的手段變得越來越規模龐大、耗資不菲，研究也就往往被「徵用」了。有鑑於此，只有當社會科學家以某種集體性的方式，對這些研究手段實施完整的控制，這種風格的社會科學才能真正實現獨立自主；只要社會科學家個體的研究依賴於科層機構，就會逐漸喪失其個體自主；只要社會科學由科層式研究組成，就會逐漸喪失其社會維度和政治維度的自主性。我的確是想強調「只要」，因為顯然我這裡討論的並不是我們所面臨的全部事態，而是一種趨勢，儘管是一種主要的趨勢。
二
我們要想搞明白某個思想文化工作領域的發展現狀，就必須弄懂它直接所處的社會背景。因此，現在我必須岔開去，簡單談談學院派系。當然，如果一個觀念生機強韌，意義顯著，那麼任何特定的大佬或者派系都無非是其風靡一時的符號，事實也的確如此。不過，「派系」、「大佬」、「學派」的整體情況要比這複雜得多。它們對於塑造社會科學發展態勢發揮著重要作用，值得引起我們更多的警醒。任何文化活動都要求得到某種資金支援，同時，也得有某種公眾通過批評來幫助該活動，就衝這個原因，我們就必須直面它們。無論是提供金錢還是提出批評，都不是僅僅基於客觀的價值的評判，更何況對於評判本身的客觀性也好，對於價值也好，通常都存有爭議。
學院派系的功用不單在於調控競爭，還在於確立競爭規則，並隨時依照這些規則為所做的工作分配酬報。派系在思想上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據以評判人物、批評工作的那些標準。我前文已經談了科層式社會科學的「技術專家氣質」，談了它們的心智品質，談了它們如何影響到聲望的打造，以及由此影響到社會科學中的主導時尚，影響到通行的評判標準，這裡只需要再補充談談派系通過哪些手段完成內部任務，包括給予新進後學以善意指點，提供工作崗位，推薦晉升機會，把著作呈交給受人敬仰的評論人，樂意接受文章發表和著作出版，分撥研究經費，在專業協會和專業期刊編委會里安排或遊說體面的職位。這些手段等於是在分派學者個人的聲望，而這又會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他的學術生涯，就此而言，它們既影響到他在職業上的聲望，又影響到他在經濟上的前景。
曾幾何時，人們一般預期學術聲望乃是基於著作、研究、專論的發表，總之是基於觀念和學術作品的發表，基於學術同行和頭腦清楚的票友對於這些作品的評判。至於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情況為何如此，原因之一在於，過去的學術界裡在能力方面並沒有什麼享有特權的位置，一個人是否具備能力，可以接受核查。對於像公司老總這樣的人，他聲稱的能力究竟是來自其個人才幹，還是源於他藉助其位置而能獲得的權力和便利，卻很難搞清楚。但由於老派的教授們像工匠那樣進行研究，這種對於學者研究的懷疑毫無立足之地。
然而，新式的學術活動家就像工商經理和軍事首領，藉助其聲望特權而獲得展示能力的手段，而這樣的能力必須與其個人能力相區別，可在其聲望籠罩之下，兩者卻又不是那麼容易分辨。常任專業秘書，來往圖書館跑腿的文書，電動打字機，聽寫裝置，油印機，或許還有每年三四千美元的用來買書訂雜誌的小筆經費，如此等等——就連這些不起眼的辦公裝置和職員配備都會大大增進任何學人的能力外觀。這些人事財物配備在任何工商經理看來，都會覺得微不足道，一笑置之，但學院教授們卻不會這麼看。很少有教授，哪怕是高產的教授，能夠高枕無虞地擁有這類便利。但這些配備卻是充實資格能力、增進職業生涯的手段，而安定的派系成員有資格得到這些的機會，遠勝於保持無所依附的學人身份的人。派系的聲望增加了獲得這些配備的機會，而擁有這些配備又會增加製造聲望的機會。
因此，我認為，這種狀況有助於說明人們如何有可能獲得可觀的聲望，但說實話卻不曾有多少產出。對於這種人，一位在意身後之事的同事最近以頗為客氣的口吻談道：「只要他還活著，他就是所在領域最顯赫的人，而死後半個月，就沒人會記得他了。」這種說法如此尖刻，或許也證明，活動家們在其學院派系傾軋的世界裡必然常常深陷焦慮，困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