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某個研究領域，幾個派系之間相互競爭，那麼幾位競爭者之間的相對位置往往會決定派系策略。居首的派系自然會期望規模較小、不被重視的派系玩一陣就該退出江湖了。後者的成員會被忽視、擊敗或拒棄，最終淡出舞臺，沒能培養出接班人。我們始終要記住，派系的一項重要功用，就是培養學術上的接班人。說一個派系無關緊要，等於是說它在這種培養方面不會有多少聲音。但假如說有兩個領頭的學派，各自的領軍人物都很有權力，也都得享尊榮，那麼這兩個學派之間的關係往往會變成合並的問題，會變成打造一個更大的聯盟的問題。當然，如果一個學派遭到外人或其他派系的有力攻擊，最先採取的防禦策略之一就是否認真的有什麼派系乃至學派。正是在這類場合下，活動家們迴歸了他們政客的本色。
對派系來說重要的任務，往往會與對於學派的實際工作具有重要性的任務混淆一處。在新進後學當中，這一點會影響到他們職業生涯的機會；而對資歷較老的人來說，派系會額外獎賞管理、推銷、政治和交際等方面的一技之長。尤其是這些前輩，他們的聲望基礎因此可能變得非常曖昧。外人或許會問，這個人聲望這麼高，究竟是因為實際完成的工作的學術價值，還是出於他在派系中的位置？
我們一旦考察派系之間的關係，立刻就會遇到有些特別的人，他們不是哪一個派系的代言人，而是整個「領域」的代言人。他們並不只是一家企業的經理，而是整個行業的代言人。如果某人很想扮演代表整個領域的活動家的角色，通常就必須切實否認，在比如說某領域的兩個領頭派系之間，學術上並不存在什麼真正的差異。實際上，他作為它們的聯合代言人，學術上的首要任務就是揭示出「它們的工作其實是致力於同一目標」。他開始充當每個派系都宣稱自己所特有的聲望的象徵，也充當它們「實際上」或至少是最終會達成的統一性的象徵。他從每個派系那裡借取聲望，又將聲望轉授予它們。他就像是個經紀人，處理各方的聲望調配。
比如，假定在某個研究領域裡，有兩個領頭的學派，一個叫「理論」，一個叫「經驗研究」。成功的活動家在兩端之間忙碌穿梭。他在人們眼裡，既像是兼在兩者之中，又像是居於兩者之間。他靠著自己的聲望，似乎承諾「理論」和「經驗研究」不僅可以相容，而且同屬於作為整體的社會科學中某個整合一體的研究模式。而他自己就是這一承諾的象徵。該承諾並非基於他實際寫的什麼書或做的什麼研究，實情乃是：在所有為人稱道的「經驗研究」工作中，活動家尋求「理論」，其方式是完全碰運氣的，而結果無一例外都能找到。而在任何值得稱道的「理論」工作中，活動家也會尋求「經驗研究」，同樣，他們也以完全碰運氣的方式，找到了它。這些「發現」相當於長篇書評，與其說是考察研究本身，不如說是在把聲望分派給各人。這樣完成的研究，真正把「理論」和「經驗研究」展示為一體，如我前文所言，相當於一項承諾，一種象徵。與此同時，活動家的聲望也不依賴於任何這種研究，事實上，它幾乎根本不依賴於任何研究。
我認為，所有這類活動家角色中，都含有一樁不幸的事實。扮演這類角色的人常常有著一流的心智，事實上，平庸之輩沒有能力真正扮演這樣的角色，雖說當然也有不少人競相仿效，但只是徒具其名。活動家逐漸習慣扮演這樣的角色，而這會使其遠離實際工作。他所積攢的聲望較之實際的成就是如此不相稱，他所宣揚的承諾是如此宏大，往往會非常限制他具體從事「研究」。而當他真的在某項研究或著作中承擔重要角色，他又會遲遲疑疑，不想完成或公開發表，哪怕別人都覺得其實他已經完成了。然後，他就會抱怨自己肩負了好多委員會及其他活動負擔，卻同時大量接受了更多的此類負擔，事實上，他往往還主動尋求這類負擔。他作為活動家的角色本身既是他不從事具體工作的原因，也是他為此開脫的藉口。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深陷羅網，但其實又一定會繼續作繭自縛，否則他作為活動家的角色就會被別人和他自己視為無非是藉口而已。
派系的世界並不是學術界的全貌。學術界也有無所依附的人，他們其實形形色色，其研究也是豐富多樣。從居首派系的角度來看，不妨認為無所依附者對派系的學派是友善的，或至少持中立態度。也許他們在研究中「博採眾長」，或者只是不表現出「社會傾向」。他們的研究越來越受人青睞，或被評判為有長處、有用場或有價值，就此而言，派系的成員可能會力求吸引他們，為他們指點方向，最終招他們入夥。稱頌如果只是相互稱頌——出於派系成員，屬於派系成員，為了派系成員——那是不夠的。
但在無所依附者當中，也可能有些人並不參與遊戲，不想通過宣揚聲望撈好處。當然，有些人只是對此不感興趣，醉心於自己的工作，而有的人則是對這類行徑深惡痛絕。他們是學派工作的批評者。如果可能的話，派系會對這些人及其工作都忽略不見。但只有在派系本身享有真正崇高的聲望的時候，這種簡單的策略才是合適且安全的。不僅如此，只有當派系的範圍幾乎相當於整塊研究領域，並近乎鐵板一塊地控制著該領域時，這種策略實施起來才是真正不失體面的。當然，情況通常並非如此。在同一塊領域中，一般會有許多中立人士，會有些博採眾長的實際研究者，以及其他派系。其他相互關聯的研究領域也存在，除此之外，還有各式各樣學界之外的受眾和公眾群體，它們的興趣或讚許攪亂了派系對於聲望、名譽、生涯的鐵板一塊的控制，至少到目前為止是這樣。
有鑑於此，如果不能對批評者視而不見，就必須採取其他策略。用來對學派成員進行內部管理的各種手段，當然也都可以用來對付敵對的外人。我只需要簡單討論一下其中之一：書評。這是調配聲望最常見的手段。假設有一位無所依附的學人出了一本書，引起了足夠的關注，再要視而不見就不合適了。簡單粗暴的做法是將寫書評的任務交給派系的某位大佬，尤其是大家知道的與作者觀點相互競爭甚或針鋒相對的人，或者至少是與對立觀點有關聯的人。比較高明的辦法是將寫書評的任務派給派系中某位人微言輕但正嶄露頭角的成員，他自己還沒怎麼發表作品，因此其觀點尚未廣為人知。這樣做有不少好處。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對他的忠誠的回報，也是一次機遇，使他可以通過批評比他更有資歷且更有名的人來贏得認可。而相比於將寫書評的任務派給一位傑出學人，如此發落這本書也間接意味著它不那麼重要。年輕人扮演這個角色也很安全：更有名的人出於某種勢利心理，可能不願「回應」評論。書的作者對專業評論者的批評做出回應並不是什麼慣例，事實上，有些學術雜誌的政策是不鼓勵甚或不允許這麼做。不過，就算評論得到了回應，其實也不意味著什麼。所有既寫評論也寫書的人都知道，一切學術任務中最容易的就是用一兩頁紙「批駁」一本書，不管是什麼書，而要以同等篇幅「回應」這樣的評論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參與爭論的所有讀者都還算仔細地讀過書本身，這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我們無法假定如此，這就使評論者佔盡優勢。
如果說，無論被討論的書高下如何，都會在所屬領域內部或/和外部贏得大量關注，那麼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寫書評的任務派給派系的某位大佬，最好是活動家，他會給出尺度合適的稱讚，但不會多著墨於其內容，而是指出該書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對整個領域中富有前景的主導趨勢做出了貢獻。任何不做事輕忽、心思散漫的派系，都必須努力避免讓這書落到另一位無所依附的學人手中，他首先會清晰準確地闡述書的內容，然後會從完全獨立於學派、派系和時尚的角度來做出評論。
三
社會科學各類學派所使用的口號中，最常見的莫過於「社會科學的宗旨就在於預測並控制人的行為」。現如今，在某些圈子裡，我們還能聽到許多有關「人類工程」的討論，這個沒有明確定義的用語經常被誤當作一項清晰顯見的目標。人們相信它清晰顯見，因為它依賴於「主宰自然」和「主宰社會」之間不被質疑的類比。有些人非常熱衷於「把社會研究打造成真正的科學」，認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上無所掛懷，那些習慣於使用上述用語的人，很可能就屬於這類人。他們的基本觀念通常都會被闡述為社會科學「滯後」於自然科學，從而需要縮小差距。對於我前文所描述的許多「科學家」來說，這些技術專家至上論的口號等於充當著某種政治哲學的角色。他們以為自己正像設想中自然科學家處置自然那樣處置社會。他們的政治哲學就蘊含於一個簡單的觀點中：只要人們現在用來控制原子的那些「科學方法」被用來「控制社會行為」，人類面臨的諸般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人人都能安定和平，盡享豐足。
這些用語的背後隱含著一些有關權力、理性和歷史的奇特觀念，它們都不清不楚，混淆一團，可悲可嘆。這類用語的用法暴露出一種只追求合理性的空洞無物的樂觀主義，究其根基，是對理性在世間人事中可能承擔的幾種角色，對權力的性質及其與知識的關係，對道德行動的意涵，對知識在道德行動中的位置，對歷史的性質一概渾然無知，不知道事實上，人不僅是歷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時會是歷史中的創造者，甚至是歷史本身的創造者。這些議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科學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來討論一番。不過在此之前，我想先簡要考察一下持技術專家至上論的哲學家們的核心口號，即有關預測和控制的這一條。
要想像許多人那樣輕鬆平常地談論預測和控制，就要接受科層官僚的視角。馬克思曾經指出，在這些人眼裡，世界就是一個有待操控的客體物件。要說清楚這一點，不妨舉個極端的例子：如果有個人擁有一套精妙而強大的裝置，能夠控制一股駐紮在一個沒有任何敵人的孤島上的軍隊，你必然會同意說，此人處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他充分使用其權力，也制訂了明確的計劃，他就能夠在相當小的誤差範圍內預測出，在某年的某一天的某個時辰，每個人都會做什麼。他甚至能夠非常準確地預測出這群人裡各色人等的情緒，因為他就像操控無生命的客體物件那樣操控他們。他有權力推翻他們自己可能有的許多計劃，有時還可能蠻有道理地自視為全能的專制君主。如果他能控制，他就能預測。他掌控了「規律性」。
但我們作為社會科學家，或許不會覺得自己的研究物件可操控性這麼高，或許不會自視為開明專制君主，傲視芸芸眾生。至少可以說，要做出上述任何一種設定，就等於採取了某種對教授們來說似乎很奇怪的政治立場。歷史上沒有任何社會是被緊密包裹在我假設的軍隊的那種嚴格框架下構造出來的。社會科學家也不是歷史上的將軍，我們不妨為此感到欣慰。但要像許多人那樣將「預測與控制」相提並論，通常就得假定某種單向控制，就像我想象出來的那位將軍，我為了說清楚觀點，其實在一定程度上誇大了他的權力。
我想把這一點說清楚，以便揭示科層制氣質的政治意涵。它主要的應用範圍和服務物件，就是社會中的非民主領域，如軍營、公司、營銷機構、政府管理部門。許多社會科學家受邀去工作的範圍和服務物件就是這類科層組織，而他們在那裡所操心的問題，也就是這類管理機器中更具效率的成員所操心的問題。
我看不出人們如何才能有理有據地反駁羅伯特·s.林德教授對《美國士兵》一書的評論：
這幾卷書刻畫了人們如何以嫻熟的技能運用科學，來對人進行篩選和控制，使其服務於非出己願的目的。這是衡量自由民主體制的無能程度的重要標尺，它在運用其社會科學來應對民主自身的問題時，不得不越來越採取迂迴間接的方式，而不能直接面對。它不得不撿拾零碎，借鑑糾纏於如何測量受眾反應以綜合規劃影視廣播節目之類問題的私人工商研究，或者就像眼下這個例子一樣，借鑑討論如何將膽小的新兵訓練成堅強的戰士，使他們能為自己並不理解其宗旨的戰爭去戰鬥的軍隊研究。諸如此類無關社會核心痛癢的宗旨控制著社會科學的應用，使得其應用的點滴推進都傾向於讓它愈發成為大眾控制的工具，從而進一步威脅到民主體制。
人類工程師的口號有助於推動科層制氣質超出這種思維風格和探究方法的實際應用。運用這些口號來闡述「所欲何為」，就等於接受了科層角色，即使此刻並不在扮演該角色也是如此。簡言之，承擔這種角色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彷彿以為的。採取了技術專家至上論的視角，並作為一名社會科學家努力循此行事，就等於彷彿以為自己真的是一位人類工程師而行事。人們現在往往就是在這種技術專家至上論的視角下，來理解社會科學家的公共角色。如果在一個社會里，人的理性得到了廣泛而民主的確立，那麼以這種「彷彿以為我是一位人類工程師」的做派行事，或許只會讓人一笑了之，但美國並不是這樣的社會。不管美國在其他方面如何，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在這個社會里，秉持功能合理性的科層機構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於世間人事和塑造歷史的決策。在各個歷史時期裡，其間的歷史變遷是如何獨立於人類意志的控制，揹著所有人發生的，情況並不一樣。而在我們所處的歷史時期，似乎委身科層建制中的精英們是否做出關鍵決策越來越成為歷史變遷的源泉。不僅如此，在這個時期、這個社會，控制的手段、權力的手段，都在不斷擴大和集中化，現在已經包括相當廣泛地應用社會科學，以實現控制這些手段的人可能指派給社會科學的任何目的。一個學者談論「預測與控制」，卻不直面這類發展趨勢所引發的問題，等於是放棄了他原本可以擁有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
有沒有可能用科層視角之外的什麼視角來談「控制」？是的，當然有可能。人們已經構想出各式各樣的「集體性自我控制」。要想充分闡述任何這類觀念，就得全面討論有關自由和理性的話題，既把它們看成觀念，也將它們視為價值。它還包括「民主」的觀念，既是作為一類社會結構的民主，也是作為一套政治期待的民主。民主意味著那些受法律控制的人擁有權力和自由，可以遵照協商同意的規則，改變法律，甚或改變這些規則。但還不僅如此，它還意味著對於歷史本身的結構性機制具備某種集體性自我控制。這個觀念比較複雜棘手，我稍後再來詳細討論。這裡只想指出，如果社會科學家置身一個蘊含民主渴求的社會，希望嚴肅地討論有關「預測與控制」的話題，就必須仔細考察這類問題。
那麼，有沒有可能用科層視角之外的什麼視角來談「預測」呢？是的，當然也有可能。預測可能有賴於「非意圖的規律性」，而不是預先規定的控制。沒有控制，我們也能夠非常好地預測某些社會生活領域，其中沒有任何人會受到多少控制，而「自願的」、非例行性的活動也降到了最低限度。比如，語言用法的變與不變就是「揹著人」發生的。或許這類規律的產生也與歷史的結構性機制有關聯。如果我們能夠把握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所稱的社會的「中介原則」，如果我們能夠把握其主導趨勢，簡言之，如果我們能夠理解我們時代的結構性轉型，或許就有了「預測的根據」。
但我們必須記住，在具體的情境下，人們的確常常控制著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如此，正是我們研究的物件之一。我們應當記住，除了假設的將軍，也有真實的將軍，公司經理和政府首腦也是如此。不僅如此，人們也常常指出，事實上，人並非無生機的客體物件，這意味著他們會意識到對其活動而做出的預測，因此能夠並常常真的做出調整。他們可以使預測實現，也可以使預測落空。迄今為止，他們會怎麼做還不曾得到非常好的預測。只要人還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們會怎麼做就並不是那麼容易預測的。
但我的觀點在於：要說「人類工程」或「社會科學」的「實際的、最終的目標」就在於「預測」，就等於用技術專家至上論的口號替代了本應合乎情理的道德選擇，也等於接受了科層視角。只要充分採納這種視角，裡面可以採取的道德選擇就少得多了。
社會研究的科層化是一股相當普遍的趨勢；假以時日，或許任何科層慣例逐漸君臨一切的社會里都將出現這種狀況。隨之而來的自然還有一種頗具詭辯色彩的不切實際的理論，它與行政管理性的研究倒是沒有什麼關聯。那些專門的研究一般是統計性的，註定用於行政管理的目的，並不影響對「概念」詳加闡釋。而這樣的闡釋又與專門研究的結果毫無關係，倒是關係到政權及其變動中的特性的合法化。在科層官僚看來，世界就是一個由事實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穩固的規則加以處理。而在理論家眼中，世界就是一個由觀念組成的世界，操弄起來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規則。理論以多種多樣的方式為權威的意識形態正當化提供辯護。為著科層目的的經驗研究為權威計劃者提供有用的資訊，從而有助於讓權威更有效果，更富效率。
人們以科層的方式應用抽象經驗主義，儘管它當然具備明確的意識形態意涵，有時人們也直接應用這些意涵。如前所示，宏大理論並不具備任何直接的科層功用。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識形態性質的，可能的用途不難想見。要是抽象經驗主義和宏大理論這兩類研究風格逐漸形成學術上的「雙頭壟斷」，甚或成為主導性的研究風格，將會對社會科學的學術承諾造成巨大威脅，也深深威脅到有關理性在世間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諾，因為依循古典傳統，人們認為西方社會的文明中始終具備這樣的角色。
paullazarsfeld,,pp.19-20.黑體為引者所加。
「thescienceofinhumanrelations」,thenewrepublic，27august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