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抽象經驗主義裡，要證明什麼似乎不被視為值得重視的議題。如何去證明它則幾乎是自動由陳述問題的方式給出了。這些方式融入了相關分析等統計步驟。事實上，對於這類證明的教條式要求似乎常常成了唯一的關注點，因此限定了甚至是決定了那些恪守這種微觀風格的人使用什麼「概念」，鑽研哪些問題。
在經典風格的研究實踐中，要證明什麼往往被認為是重要的，甚或比如何證明它更為重要。想法的闡發與特定的一系列實質問題密切相關，而決定選擇要證明什麼的時候，遵循的是諸如以下的規則：努力證明所闡釋的想法中據稱與闡釋的推論最相關的那些特徵。我們把這些特徵稱為「關鍵性的」特徵，倘若這一點的確如此，那麼下一點、下一點、再下一點也必然都是如此。而如果這一點並非如此，那麼會有另一系列的推論。這種步驟的理由之一，就是覺得需要簡化研究工作：經驗證明、證據、文獻附註、事實的確定，這些都非常耗時，而且往往單調乏味。有鑑於此，人們會希望這類工作對自己正在採用的想法和理論是最具影響力的。
經典風格的治學者通常不會只針對一項大型經驗研究搞出一套大型方案。他的方針是聽任乃至挑起宏觀觀念和細節闡釋之間的持續交流。為此他把自己的工作設計成一系列小型經驗研究，裡面每一項都似乎對他在闡發的解決方案的某個部分起到關鍵作用。根據這些經驗研究的結果，這個解決方案也就得到了確證、修正或駁斥。
在經典風格的實際研究者看來，如何證明陳述、命題與推定事實，似乎並不像微觀視角的研究者常常搞的那麼費勁。經典風格的實際研究者通過細緻闡發一切相關的經驗材料來證明一項陳述。當然，我再說一遍，如果我們已經覺得需要以這種方式結合我們的問題，選擇並處理我們的觀念，我們就往往可能以統計調查的那種更為精確的抽象方式來展開細緻闡發。而對於其他的問題和觀念，我們的證明則類似於歷史學家的做法，問題轉向了證據。當然，我們從來也不會很確定；事實上，我們往往是在「猜測」。但我們不能說所有的猜測都有同等機會被證實。我們不妨滿懷敬意地說，經典社會科學的一項宏旨就是提高我們有關重要事項的猜測的正確機率。
所謂證明，就在於以理性的方式說服別人，也說服自己。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必須遵循公認的規則，首要的規則就是必須以特定的方式呈現研究工作，使其每一步都是開放的，以供他人核查。而要完成這一規則，並不存在「唯一正道」。不過，它總是要求我們倍加謹慎，留心細節，養成明晰的習慣，抱持懷疑態度對據稱的事實進行稽核，對其可能有的各種意涵，及其對於其他事實和觀念所具有的影響，始終充滿好奇。它要求系統有序。簡言之，它要求我們堅定不懈地踐行學術倫理。如果這一條不具備，無論什麼技術，什麼方法，都將徒勞無益。
四
從事社會研究的每一種路數，對於研究主題以及研究這些主題的方法的每一個選擇，都蘊含著「有關科學進步的一種理論」。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說，科學的進展是累積性的。它不是一人之手的創造，而是眾人反覆修正和批評、彼此擴充和簡化各自努力的產物。要想讓自己的工作有分量，就必須結合此前已經做過的研究，也結合當下進展中的其他研究。為了相互溝通，為了「客觀性」，就需要這樣做。你必須以特定的方式說清楚自己做了些什麼，讓其他人可以核查。
抽象經驗主義者有關進步的策略是非常具體的，是滿懷希望的：讓我們逐步積累起許多微觀的研究，日積月累，點滴推進，就像蟻群聚屑成堆，我們終會「築造起科學」。
而宏大理論家的策略則似乎是：終有一日，總有一處，我們會接觸到鮮活的經驗材料。當這一天來臨之時，我們應當做好準備，「系統地」處置這些材料。然後我們應當知道，這樣的處置對於提出可以合乎邏輯地用於經驗證明的科學方式的系統性理論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麼。
那些立志實現經典社會科學承諾的人所秉持的科學進步理論使他們無法假定，一系列的微觀研究就一定能積累成一種「充分發展」的社會科學。他們不願假定，不光是當下的目的，對於其他任何目的，諸如此類的材料也一定會有用。簡言之，他們不認為靠著一磚一瓦的築造，就能取得社會科學的發展。他們不認為從這樣的工作中會湧現出一位牛頓或達爾文來統合全域性。他們也不認為達爾文或牛頓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諸如此類的微觀事實「統合」起來，就像今日微觀社會科學所做的堆積一樣。經典風格的踐行者也不願意像宏大理論家那樣認定，對「概念」做的聰明的闡發和辨析，到時候自然就會以某種方式，系統性地與經驗材料產生相關性。他們主張，絲毫沒有理由認為這些概念上的闡發最終會比現在有所推進。
概而言之，經典社會科學既不是從微觀研究中「逐步築就」，也不是從概念闡發中「演繹而出」。它的踐行者力圖在同一個研究過程中同時進行築造和演繹，而要完成這一點，靠的是對各項問題進行反覆而充分的梳理，並給出充分的解答。我很抱歉還要重申，不過這一點確實是要害所在：要貫徹這樣的方針，就要在現實的歷史層面上討論實質問題，從適宜的角度陳述這些問題；然後，無論理論的昇華有多麼宏遠高妙，無論細節的爬梳是多麼耗人心神，研究的每一步結束之時，都要從問題的宏觀角度陳述解答；簡言之，經典模式的焦點乃在於實質問題。這些問題的特點限定並提示了能夠使用哪些方法和觀念，以及如何使用它們。要時刻保持與實質問題的密切關聯，以適宜的方式展開有關「方法論」和「理論」的不同觀點的爭論。
五
一個人對自己面臨種種問題的次序安排，即他怎麼陳述這些問題，賦予每個問題的輕重緩急，都取決於他運用什麼方法、理論和價值，無論他自己是否清楚，都是這樣。
但必須承認，對於如何排列他們的問題這一有標誌意義的提問，有些從事社會科學實際研究的人並不能胸有成竹地回答。他們覺得不需要確定自己都在研究哪些問題。事實上，他們也搞不清楚。有些人以普通人在其日常情境中遭遇的切身困擾來設定自己研究的問題；另一些人則接受權威機構和利益集團以官方或非官方的方式界定的議題，將之作為自己的努力方向。關於這一點，我們在東歐和俄羅斯的同行們會比我們明白得多，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從未生活在那樣一種政治組織體制下，能夠以官方的方式控制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但這絕不是說在西方世界就不存在這種現象，美國就肯定不是這樣。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問題的政治取向，不過尤其是商業取向，可能是出於他們自願的甚至是急切的自我協調。
在老式的自由主義實踐取向的社會學家那裡，困擾主要是出於自身立場來考慮的。至於他們的問題是基於哪些價值考慮而發現的，他們從未澄清過。在什麼樣的結構性條件下有可能認識到這些問題，既沒有得到探究，也沒有得到直接面對。未經消化的事實阻礙了研究工作，學人們並不具備相應的學術技巧來吸收和理順這些事實。這就導致了不切實際的所謂多因並存的多元論觀念。不管怎麼說，持有自由主義實踐取向的社會科學家曾經秉持的那些價值，無論是否受人擁戴，現在都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融入了福利國家在行政管理上的自由主義。
在科層式的社會科學中，抽象經驗主義是最合用的工具，而宏大理論則彌補了其理論的欠缺。在這種社會科學裡，整個社會科學事業都縮減成向正當其時的權威機構提供服務。無論是舊式的自由主義實用取向，還是科層式的社會科學，都不能很好地處置公共議題和私人困擾，以使這兩者融入社會科學探討的那些問題。這些學派的學術品格和政治用途並不容易被切割開來：它們的學術品格，以及它們的政治用途，共同導致它們在當代社會科學中佔據這等位置。
社會科學的經典傳統會以適宜的方式梳理問題，使其陳述融合形形色色的人所遭遇的大量具體情境和私人困擾。而這些情境又會從更大的歷史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角度被定位。
要充分地梳理任何問題，就必須先說清楚它們蘊含的價值和麵臨的明顯威脅。這些價值及危險就構成了問題本身的切入角度。我認為，自由和理性就是曾經統貫經典社會分析的價值；至於威脅它們的那些力量，今日看來，就算還沒有構成當代的標誌性特徵，有時也像是與當代社會的主導潮流相吻合的。今日社會研究最重要的那些問題在這一點上達成了一致：它們都關注似乎正威脅著這兩種價值的那些狀況與趨勢，都關注這樣的危險對於人的本性，對於歷史的塑造會產生哪些後果。
但在這裡，我與其說關注特定的一系列問題，包括我自己的選擇，不如說更關注社會科學家需要反思，自己的工作和計劃中真正預設了哪些實際問題。只有透過這樣的反思，他們才能明確而審慎地考慮自己面臨著哪些問題，也才能考慮存在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只有循此而為，他們才能客觀行事。這是因為，在社會科學的工作中保持客觀性，就要求不懈努力，明確意識到這項事業中牽涉到的方方面面因素，要求學者們能夠富有批判性地廣泛交流各自的努力。社會科學家要想以富有成效地積累的方式發展各自的學科，既不能依賴「科學方法」的教條模式，也無法仰仗煞有介事地宣告所謂「社會科學的問題」。
因此，對於問題的梳理應該包括明確關注一系列公共議題和個人困擾，並且應當開啟對於情境與社會結構之間因果關聯的探究。我們在梳理問題的時候，必須搞清楚在所涉及的困擾和議題中，真正遭受威脅的都是哪些價值，搞清楚是誰在奉行這些價值，它們又受到哪些人或哪些事的威脅。事實上，最後被發現面臨威脅的價值並不總是個人和公眾相信正面臨威脅的那些價值，或者至少不完全是那些價值，這就常常使得這樣的梳理大大複雜化了。有鑑於此，我們還必須問諸如以下這樣的問題：行動者相信是哪些價值遭受威脅？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是受到哪些人或哪些事的威脅？要是他們充分意識到真正蘊含的價值，會為其面臨威脅而感到不安嗎？我們在梳理問題的時候考慮這些價值、情感、爭論和憂懼，都是很有必要的，因為這樣的信念與期待無論可能多麼有欠缺，多麼有誤解，都是各種議題和困擾的真正素材。不僅如此，如果問題真有什麼解決方案，要得到檢驗，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看它在說明人們體驗到的那些困擾和議題時的有效性。
順便說一句，所謂「基本問題」及其解答，通常都要求既關注人生的「深層」中孕育的不安，也關注某個歷史社會的結構本身中生髮的漠然。我們必須藉助對於問題的選擇和陳述，首先將漠然轉譯成議題，將不安轉譯成困擾，然後，我們必須在陳述自己的問題時，同時包容這些困擾和議題。在這兩個階段上，我們都必須努力盡可能簡明而準確地陳述所涉及的價值和威脅，並嘗試將它們關聯起來。
進而，任何對於某個問題的充分「解答」，都將包含尋找戰略干預點，即尋找據此維持或改變結構的「槓桿」，並對那些有能力干預卻沒有這麼做的人做出評估。在梳理問題時還涉及了其他問題，這裡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我在此只想略陳一二。
參見第三章第一節。
如下面這例頗為輕忽的嘗試：「twostylesofresearchincurrentsocialstudies」，philosophyofscience，vol.20，no.4，october，1953，pp.266-275.
tensionsthatcausewars,editedbyhadleycantril,urbana,illinois,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50，p.297.
w.a.johrandh.w.singer,theroleoftheeconomistasofficialadviser《經濟學家作為政府顧問的角色》），london,georgeallen&unwin，1955，pp.3-4.順便說一句，此書有關社會科學方法的討論方式得當，堪稱範例。值得注意的是，它是基於兩位富有經驗的治學者的對談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