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花了很長篇幅，對社會科學中的幾股流行趨勢進行批判，現在打算回來談談有關社會科學承諾的一些更具建設性甚至綱領性的想法。社會科學或許亂成一團，但我們對此不該只是扼腕嘆息，而應該加以利用。它確實可能是生病了，但認識到這一點，能夠被視為也應該被視為在呼籲人們做出診斷，甚或被視為表露出即將痊癒的跡象。
一
人的多樣性正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人們過去、現在和未來生活的所有社會世界都有這個特點。這些世界裡，有據我們所知千年幾無變化的原始共同體，也有彷彿驟然成為暴烈存在的強權大國。拜占庭和歐洲，傳統中國和古代羅馬，洛杉磯城和古代秘魯的印加帝國——人們所知的這些世界如今都擺在我們眼前，接受我們的審視。
在這些世界裡，有開闊的拓殖地、壓力群體、少年團伙和納瓦霍油井工人，有隨時準備定點摧毀方圓數百英里都市區域的空軍，有巡視街角的警察；有共處一室的親密圈子和陌生公眾，有犯罪集團，有某個夜晚湧動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廣場和路口的人潮，有霍皮族兒童、阿拉伯奴隸販子、德國諸政黨、波蘭各階級、門諾派的學校、西藏的精神迷狂者、遍及全世界的廣播網。各個種族血統和族裔群體在電影院裡混雜一團，但也被相互隔離；已婚家庭彼此快樂相處卻也徹底相互看不順眼；工商百業，各級政府，乃至幅員遼闊的大國，都容納了千百個分工細密的行當。每時每刻都發生著百萬次不起眼的交易，隨處隨地形成的「小群體」數量之多，任憑誰都數不過來。
人的多樣性還包括人類個體的多樣性。這些多樣性也同樣是社會學的想象力所必須把握和理解的。透過這種想象力，1850年的印度婆羅門和伊利諾伊的開荒農夫並肩而立；18世紀的英國紳士與澳洲土著站在一起，旁邊還有一百多年前的中國農民、當代玻利維亞的政治家、封建時代的法國騎士、參加1914年絕食抗議的英國女權運動者、好萊塢新星、古羅馬貴族。要談「人」，就得談所有這些眾生男女，既要談巨匠歌德，也要談鄰家女孩。
社會科學家力圖以某種有序的方式來理解人的多樣性，但考慮到這種多樣性的廣度與深度，他很可能面臨這樣的追問：這真的可能嗎？社會科學的這種混亂局面，不正是踐行社會科學的人力求研究的事情的必然反映嗎？我的回答是：也許多樣性並不像單純羅列其中一小部分而使其顯露出來的那麼「無序」，甚或不像大專院校裡教授的那些研究課程往往使其顯露的那麼無序。無序也好，有序也罷，端賴於視角：要對各種人群和社會達成有序理解，就要求採取一套特定的視角，既要足夠簡單，促成理解，又要足夠綜合，使我們能夠在看問題時涵括人的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奮力獲取諸如此類的視角，正是社會科學首要而不懈的奮鬥方向。
當然，無論什麼視角，都有賴於一套問題。只要堅持認為社會科學的方向在於研究人生，研究歷史，研究它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交織的相關問題，就很容易想到社會科學的全域性性問題。要研究這些問題，要認識人的多樣性，就要求我們的研究與歷史現實的層面，與這種現實對眾生男女個體的意義，保持持續而緊密的關聯。我們的目標就是確定這一現實，辨識這些意義；正是從這些角度出發，我們可以梳理經典社會科學的那些問題，進而捕捉它們所蘊含的那些議題與困擾。它要求我們對於史上曾經出現和當世確實存在的各種社會結構具備充分的比較性理解。它要求我們從大規模歷史結構的角度出發，對小範圍情境進行篩選和研究。它要求我們避免囿於學院系科之間任意武斷的專業化，而是根據話題，首先是根據問題，靈活調整我們的工作的專業化定位。在此過程中，我們會從對於作為歷史行動者的人的所有合宜研究中，借鑑相關的視角與想法、素材與方法。
回顧歷史，社會科學家最關注的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但在軍事制度、親屬制度、宗教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也有眾多研究。這種分類的根據是制度總體上履行的客觀功能，簡單明瞭，雖然只是假象，但畢竟方便合用。如果我們搞懂了這些制度性秩序是怎樣彼此關聯的，也就搞懂了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這是因為，「社會結構」這個觀念最通常的用法，指的就是這個，就是根據各自執行的功能來分類的各項制度的組合。基於這種用法，它就成了社會科學家所使用的最具包容性的操作單位。有鑑於此，社會科學家最寬廣的目標就是逐一理解社會結構的組成要素和總體上的多樣性。「社會結構」這個術語本身的定義就五花八門，其他術語也會被用來定義這個觀念。但如果牢記情境與結構之間的區別，再加上制度的觀念，那麼無論誰碰到社會結構這個想法，都不會不明白。
二
在我們這個時代，社會結構通常是在一個政治國家下組織起來的。無論從權力的角度來看，還是就其他許多引人關注的方面而論，社會結構最具包容性的單位都是民族國家。縱觀世界歷史，民族國家現在成了主導形式，也因此成為每個人生活中的主要事實。民族國家既分裂又組合著全世界各「文明」、各大洲，程度不一，方式多樣。它的擴散程度，它的發展階段，就是理解現代史的重要線索，現在則成了理解世界史的重要線索。政治、軍事、文化和經濟諸方面的決策手段和權力手段現在都是在民族國家內部組織起來的。絕大多數人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所處的一切制度和特定情境，現在都被組織進了某一個民族國家。
當然，社會科學家並不總是隻研究國族範圍內的社會結構。但關鍵在於，他們一般都會覺得，即使是更小或更大規模的單位的相關問題，也需要以民族國家為框架來梳理。而其他「單位」會很容易被理解為「前國族的」或「後國族的」單位。原因就在於，雖說國族單位當然也可能「屬於」某個「文明」，這通常意味著它們的宗教制度是某個「世界宗教」的制度，但是這種「文明」的事實同其他許多事實一樣，也可能意味著可以由此衡量今日民族國家的多樣性。不過，在我看來，當「文明」被像阿諾德·湯因比這樣的作者使用時，範圍過大，籠統含糊，無法作為社會科學的首要單位，難以成為「清楚明白的研究領域」。
我們選擇國族社會結構作為通用的研究單位，就是採取了一種合宜的概括層面。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既能夠避免放棄我們的問題，又能包容當今人類行為的許多細節和困擾中顯然涉及的那些結構性力量。不僅如此，選擇國族社會結構還能使我們非常方便地把握公共關注的重要議題，因為現如今，那些行之有效的權力手段，因此在相當程度上也是行之有效的塑造歷史的手段，無論好壞，正在世界各民族國家內部以及它們相互之間，被緊密組織起來。
各個民族國家在塑造歷史的力量方面並不都強弱一致，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有些國家非常弱小，高度依賴於另一些民族國家，以至於要想理解其國內狀況，只能通過研究強權大國才能實現。但這在我們的研究單位即國族的有效分類中，在必然涉及的比較研究中，無非是另一個問題。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民族國家都相互作用，其中一些小集團的出現乃是源於類似的傳統背景。但這也適用於我們可能選來作為社會研究物件的任何具備一定規模的單位。不僅如此，每個有能力的民族國家都變得越來越自力更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尤其如此。
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都認為，顯然，自己的首要研究單位是民族國家。即使他們在考慮「國際經濟」和「國際關係」，也必然是緊密結合各式各樣具體的民族國家來進行研究。人類學家的處境及其不懈的活動當然是研究一個社會或「文化」的「整體」，如果他們研究現代社會，會很容易力圖去理解作為整體的國族，這樣做的成功程度也高低不一。但要說到社會學家，或者更準確地說，做經驗研究的技術專家，他們並不會死抱著社會結構的觀念不放，往往會認為國族在規模上太宏大，令人生疑。顯然，這也得怪他們有某種偏見。他們偏好「資料採集」，如果一心關注小規模單位，就不那麼花錢。當然，這就意味著他們對於單位的選擇並不切合選擇研究的不管什麼問題之所需。相反，無論是問題還是單位，都是由方法的選擇來決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本書總體上是在反駁這種偏見。我認為，當絕大多數社會科學家都開始認真考察一個重大問題，他們會發現如果從任何比民族國家規模小的單位出發，都會很難進行梳理。研究分層和經濟政策是這樣，研究輿論和政治權力的性質也是這樣，研究工作和閒暇還是這樣；就連市政管理的有關問題，要是不充分結合其所屬的國家框架來考慮，也無法得到完備的梳理。所以說，任何在研究社會科學有關問題方面富有經驗的人，都能獲得豐富的經驗證據，證明民族國家這一單位實為佳選。
三
縱觀歷史，社會結構這個觀念，連同有關它作為社會科學通用單位的爭論，與社會學的關係極為密切，而社會學家也是該觀念的經典闡釋者。無論是社會學，還是人類學，其傳統的研究主題都是總體上的社會或人類學家所說的「文化」。對於一個總體社會的任一特定性質的研究，其「社會學」特色就在於不斷努力將該特性與其他特性相關聯，以求獲得有關整體的概念。如前所述，在相當程度上，社會學的想象力正是這種努力的培訓結果。不過，放眼今日，這樣的眼光、這樣的做法，已經絕不僅限於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曾經在這些學科裡的承諾，如今已經成了整個社會科學當中的宗旨和做法，至少已是蹣跚上路。
至於文化人類學，就其經典傳統和當前發展而言，在我看來都與社會學研究沒有什麼根本的分別。曾幾何時，在對當代社會的調查寥寥無幾甚或付之闕如的時候，人類學家不得不蒐集荒遠之地粗樸無文的人群的資料。其他社會科學，特別是歷史學、人口學和政治學，則從學科肇始之時就依賴於有文字的社會里積累起來的文獻資料。這一事實往往成了學科之間的分隔。但是現在，各式各樣的「經驗調查」被用於所有社會科學，實際上，是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在研究各歷史社會時最充分地發展起了相關技術。當然，近些年來，人類學家也研究了發達共同體，甚至是民族國家，只是往往與其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反過來，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也考察了「不發達的人群」。今天，無論是方法上的分別，還是主題上的邊界，都談不上真正把人類學與經濟學和社會學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