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經濟學和政治學都一直在關注社會結構的特定製度領域。針對所謂「經濟」，所謂「國家」，政治學家在較小程度上，經濟學家在更大程度上，都已經發展出了一些「經典理論」，並由學人們代代傳承。簡言之，他們都構築了一些模型，只是對於自己的模型，政治學家一向不如經濟學家那麼自覺。當然，經典理論就在於構造一些概念和假設，由此做出演繹和概括；然後再將這些與各式各樣的經驗命題相比較。在這些任務中，概念、步驟甚或問題都有系統的規則，至少在隱含層面如此。
上述種種或許都挺不錯。然而，在過去的形式模型裡，國家與經濟邊界分明，也就是說它們有形式上的邊界，但在相當程度上是互斥的，現在出現了兩股發展趨勢，使這類模型越來越不合時宜，這在經濟學中已經可以肯定，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中也是遲早的事情：所謂不發達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20世紀「政治經濟體制」——無論是極權主義的還是形式上民主的——出現的新趨勢。對於敏銳的經濟理論家，事實上，對於名副其實的所有社會科學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都既產生侵蝕惡果，又蘊含積極機遇。
單純經濟學意義上的「價格理論」在邏輯上或許清晰分明，但在經驗上卻未臻充分。這樣一種理論要求我們考察工商機構的管理，考察決策者在機構內部和機構之間所擔當的角色。它要求我們關注有關人們的成本預期尤其是薪酬預期的心理機制，關注小型工商卡特爾實施的價格限定，同時必須理解其領導人，如此等等。與此類似，要想理解「利率」，除了非人化的經濟機制，往往還要求瞭解銀行家與政府官員之間官方及私人的交往。
我認為，每一位社會科學家都要投身社會科學，運用社會科學來進行充分的比較，我相信這在當下已是頗為強勁的關注動向，除此再無他途。無論是理論性的還是經驗性的，比較性研究都是當今社會科學最具前景的發展路徑。而在一種統合一體的社會科學下，能夠把這類工作做到最好。
四
不同社會科學領域之間的互動會隨著各自的發展不斷增強。經濟學的研究主題重新恢復了肇始之時的模樣——「政治經濟體制」，人們越來越把它放在總體社會結構裡面來看。像約翰·加爾佈雷思這樣的經濟學家，其政治學家的成分與羅伯特·達爾或戴維·杜魯門不相上下；事實上，他有關當代美國資本主義結構的作品，堪比熊彼特有關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的觀點，或是厄爾·萊瑟姆有關群體政治的看法，都是有關某種政治經濟體制的社會學理論。哈羅德·d.拉斯韋爾、戴維·里斯曼或加布裡埃爾·阿爾蒙德都可以說融合了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與政治學家三種色彩。他們在各門社會科學之間進退自如，也因此等於兼通眾門。只要一個人開始把握這些「領域」中的任意一個，他就被迫進入了其他領域的勢力範圍，也就是說，進入了所有屬於經典傳統的那些領域。當然，他們也可以就某一制度性秩序有所專擅，但只要他們把握了箇中的精髓，也會逐漸開始在總體社會結構中理解其位置，從而理解它與其他制度領域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在相當程度上，人們越來越清楚，制度的全部實在就在於這些關係。
當然，我們不應當假定，面對如此紛繁多樣的社會生活，社會科學家已經對手頭的研究做了合理的分割。第一，所涉及的每個學科都是應對特定的要求和條件而自己發展起來的，沒有哪個學科只是作為某個通盤計劃的組成部分而發展起來的。第二，有關這幾門學科之間的關係，當然存在諸多爭議，而關於專業化的程度如何算合宜，也是頗有分歧。但今天有一樁事實壓倒一切：現在與其把這些不同意見看成是思想上的棘手之處，還不如視之為學院生活的既存現實。我認為，即使從學院的角度來看，它們如今也往往傾向於自我消解，逐漸落伍。
從學院角度上說，今天的核心事實就在於邊界的流動性越來越高，觀念越來越容易從一門學科移到另一門學科。有幾例值得頗為注意的職業生涯，幾乎完全是以精通某個領域的詞彙為基礎，卻靈活運用於另一個領域的傳統範圍。專業化已是既成現狀，未來也不會消失，但不應當從如我們所知多少屬於偶然構築起來的這些學科的角度來分隔。它應當沿循特定的問題脈絡而發展，而要解答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思想裝備傳統上屬於好幾門學科。人們越來越看到，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在使用類似的觀念和方法。
每一門社會科學都是由某種思想方面的內部發展所塑造的，同時也都受到制度方面的「偶然因素」的決定性影響，它們在西方諸大國各自受到不同路徑的塑造，就清楚地揭示了這一事實。包括哲學、歷史學和人文學在內的業已確立的學科，它們的態度是寬容抑或漠視，往往影響著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政治學和心理學等領域的形貌。事實上，在某些高等學術機構裡，是否具備這樣的寬容，已經決定了社會科學有沒有作為學院系科而存在。例如，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根本就沒有「社會學系」。
過分拘泥於社會科學的系科化蘊含著危險，危險就在於人們會隨之假設，經濟、政治及其他社會制度各自都是獨立自主的系統。當然，如前所示，這項假設一直被用來建構一些「分析模型」，往往還真的非常有用。有關「政制」和「經濟」的經典模型或許真的近似於19世紀早期英國的結構，尤其近似於美國的結構。它們被一般化，並被固化為學校中的院系。實際上，放眼歷史，要解釋經濟學與政治學作為專業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結合現代西方世界的某個特定歷史階段，其時每個制度性秩序都被宣稱是個自主領域。但顯而易見的是，一個由各自主制度性秩序組成的社會的模型，當然不是社會科學研究所使用的唯一模型。我們不能拿這一個型別作為我們整個學術勞動分工的合適基礎。對於這一點的認識，正是目前推動人們致力於統合各門社會科學的原因之一。無論是在研究的理想設計中，還是在學院課程的計劃中，好幾門學科，如政治學與經濟學，文化人類學與歷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至少一個重要分支，都在發生著相當積極的融合。
各門社會科學的統合一體，也引發了學術上的一些問題，主要牽涉到特定社會和歷史時期下各制度性秩序之間的關係，如政治秩序與經濟秩序，軍事秩序與宗教秩序，家庭秩序與教育秩序。如前所述，在實際研究時，這些都是重要的問題。這幾門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造成了不少實際的困難，牽涉到課程體系的設計、學術生涯的籌劃、語言運用上的混亂，以及各領域研究生畢業時要面對的既有就業市場。社會科學的研究要統合一體，面臨的一大障礙就是針對單一學科的入門教科書。相比於其他任何學術產品，教科書最頻繁地進行「領域」的內部整合和邊界劃定。很難想象有比這更不合適的場合了。然而，就算生產者和消費者只是出於短期目的，教科書批發商們卻在這產品裡有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隨著教科書的整合，整合社會科學的嘗試倒也有所進展，但與其說是問題與主題的整合，不如說是觀念與方法的整合。與此相應，各自獨立的「領域」這個觀念的理據，與其說是切實牢固的問題範圍，莫若說是虛有其表的「概念」。話說回來，這些「概念」難以棄之不用，我也不清楚未來是否還是這樣。但我覺得，在學院系科的世界裡會有機會，一旦時機成熟，某些結構性的趨勢將會征服那些仍舊囿於其專業化情境中的往往抱殘守缺的人。
與此同時，可以肯定，還是有許多社會科學家認識到，只有更明確地承認社會科學的共同宗旨和任務，才能在「各自的學科」裡最好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對於做實際研究的個人來說，現在已經完全有可能忽略系科的「偶然」發展，選擇並塑造屬於自己的專業，而不會遇到系科方面的太多障礙。如果他開始切實感受到意義重大的問題，滿懷熱情要去求取答案，往往會被迫去掌握某些觀念和方法，而它們只是碰巧出自這幾門學科中的某一門。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社會科學專業會在任何重大思想意義上是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他還會逐漸認識到，事實上，他在做的是社會科學，而不是任何一門具體的社會科學。無論他在研究中最感興趣的是哪一塊社會生活領域，概莫能外。
人們往往斷言，沒有人能夠有一個廣博涉獵的頭腦卻又不遊學無根。我不知道是否的確如此，但如果屬實，我們難道不能至少擁有某種廣博涉獵式的感受？當然，要把握所有這些學科的全部材料、觀念、方法，基本沒有可能。不僅如此，如果想通過「概念轉譯」或對材料的細緻闡發來「整合各門社會科學」，通常只會淪為華而不實的廢話。因此，所謂「社會科學總論」的課程系列裡的許多內容，大抵不過如此。可是，諸如此類的把握、轉譯、闡發、課程，並不是「各門社會科學的統合一體」的真義。
真義乃在於：要陳述並解答任何一個我們時代的重大問題，都要求從這幾門學科中的不止一門選取材料、觀念和方法。一名社會科學家要想足夠熟悉某領域的材料和視角，用來搞清楚自己所關注的問題，並不需要去「把握該領域」。應當專業化的是這類重點關注的「問題」，而不是恪守學院邊界。在我看來，這正是當下的趨勢。
霍皮族，美洲原住民部落，主要居住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印第安人居留地中。門諾派，基督新教中的一個福音主義教派，1536年由荷蘭人門諾·西蒙斯創立，目前主要分佈在美國、加拿大等地，一般立場保守，持和平主義立場。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美國阿米什人一派，他們統一服飾，排斥現代電器，過著集體農耕文明的生活。——譯註
1914年1月11日，英國的女權運動者此前早已開始的公開請願、爭取贏得婦女投票權的運動達到了高峰。她們衝擊白金漢宮，向英王喬治五世請願。警察逮捕了一批人，而後者在獄中展開了絕食運動。官方採取了喉部插管強制進食、「貓捉老鼠」等嚴厲手段，在社會公開後反應強烈，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大量男子走上戰場深刻影響了就業市場和國內生活，女權運動進入了飛速發展期。——譯註
原文即為現在一般被視作包括哲學和歷史學在內的「humanities」，並非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乃至地理學等在內的「humansciences」。——譯註
雖然這是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但可以參照的是，25年後，安東尼·吉登斯於1984年發表其最著名的作品《社會的構成》，次年獲聘劍橋大學歷史上首位社會學教授。——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