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家對於歷史的關注的極致體現，就是他如何把握自己生活其間的那個時代。而他對於人生的關注的極致體現，就是他如何把握基本人性，把握歷史程式對於人的改造可能設定的限制。
所有經典社會科學家都很關注他們所處時代的顯著特徵，以及歷史如何在其中被塑造出來的問題；他們都關注「人性的本質」，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開始盛行的個體多樣性。馬克思、桑巴特、韋伯、孔德、斯賓塞、涂爾幹、凡勃倫、曼海姆、熊彼特、米歇爾斯，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回應了這些問題。但到了我們當下，許多社會科學家卻未能如此。不過，也恰恰是在當下，在20世紀下半葉，這些關注開始成為亟待解決的議題，成為揮之不去的困擾，在我們有關人的研究的文化取向中佔據重要地位。
一
無論何處，人們眼下都在努力獲知自己正身居何處，又將去往何方，而對於在當下創造歷史，為未來擔當責任，他們如果可以有所作為，又該如何行事。對於此類問題，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勞永逸的回答。每個時期都有屬於自己的答案。但我們眼下就面臨一個難題。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而我們不得不找出自己的答案。
我們正處在一個可被稱為「現代」的時期的終點。正如「古代」之後是數百年的東方優勢時代，西方人出於自己的偏狹，稱之為「黑暗時代」一樣，「現代」如今又正在被一個後現代時期所接替。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紀元」。
誠然，一個時代何時終結，另一個時代何時開啟，端賴於如何定義。但就像一切社會性的東西一樣，定義也具有歷史特定性。當前，我們對於社會和自我的基本定義都正在被新的現實所推翻。我的意思不單是說，短短一代人之間，人們就如此徹底、如此迅疾地承受了如此劇烈的變化，這一現象前所未有。我也不僅僅是說，我們感到自己正處在一個劃時代的過渡期，竭力想把握我們猜想自己正在進入的新時代的概貌。我的意思是說，一旦我們試圖為自己找到方向——假設我們真的如此努力——就會發現，到頭來，原來有那麼多我們曾經的期待與意象深陷於歷史的束縛：有那麼多我們奉為圭臬的思想範疇和情感範疇，既幫助我們說明自己周遭的事態，也往往使我們迷失方向；有那麼多我們的說明是源於從「中世紀」到「現代」的重大歷史轉折；而當它們被推廣應用於今天，就變得頗為笨拙，不合時宜，難以令人信服。我還想說，我們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幾乎已經垮臺，不再能夠充分說明世界，說明我們自身。
這兩種意識形態都源於啟蒙運動，其實共享著許多假設和價值。二者都認為，合理性的增長是自由增長的首要條件。理性推動進步的解放性觀念，對科學作為純潔之善的信仰，對大眾教育的要求，對這種教育之於民主體制的政治意義的信念——上述種種啟蒙運動的理念，都仰賴於一個樂觀的假設：理性與自由有著內在固有的關聯。對塑造我們的思維方式影響最大的那些思想家，都是基於這一假設而展開推論的。弗洛伊德的研究的進退曲折，字裡行間都隱含著這樣的假設：個體要想自由，就必須具備更多的理性自覺；治療有助於讓理性更有機會在個體生活程式中自由地發揮作用。同樣的假設也支撐著馬克思主義作品的主線：人深陷於生產的非理性無政府狀態，必須對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有理性的自覺；他們必須獲得「階級自覺」——這個詞的馬克思主義意涵所具有的理性主義色彩，堪比邊沁提出的任何術語。
自由主義一向關注自由與理性，視之為有關個體的首要事實；馬克思主義則視之為有關人在通過政治塑造歷史過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首要事實。「現代時期」的自由派和激進派其實大致都是同一類人，相信自由的個體通過理性塑造歷史，也塑造自己的人生。
但我認為，放眼當今世事，我們已能明確看出，自由和理性觀念為什麼現在往往顯得十分曖昧，無論是在我們時代的新型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在共產體制社會，皆是如此：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往往成了對科層制的辯稱和濫用的乏味修辭，而自由主義也淪為掩飾社會現實的一種無關痛癢的手段。我認為，無論是對於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義解釋，還是馬克思主義解釋，都無法據以正確理解我們時代的主要發展趨勢。這些思維方式興起之時，被人奉為指導方針來思考某些型別的社會，但這些思維方式如今已不復存在。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從未考察過資本主義世界如今興起的這些型別的政治經濟體制。卡爾·馬克思也從未分析過共產主義陣營中如今興起的這些型別的社會。他們均不曾深入思考所謂不發達國家面臨的那些問題，而在當今的這些國家裡，十分之七的人正掙扎在生存線上。如今我們面臨著一些新型的社會結構，以「現代」理念來看，其抗拒著以我們所繼承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術語來進行分析。
由「現代」生髮而來的「第四紀元」在意識形態上的標誌，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變得存有爭議了，合理性的增長或許並不一定能夠促進自由的增長。
二
理性在世間人事裡的角色、自由個體作為理性載體的觀念，正是20世紀社會科學家從啟蒙運動哲人那裡繼承下來的最重要的主題。如果說它們依然屬於核心價值，由此可以具體陳述困擾，聚焦議題，那麼現在就必須以比早前思想家和研究者可用的更為精確、更有希望解決的方式，把理性和自由的理念重新陳述為待討論的問題。因為在我們所處的時代，理性和自由這兩項價值已經陷入危險，這雖然顯而易見，卻微妙難解。
根本趨勢已是眾人皆知。大型理性組織，簡言之，就是科層體制，確實是在愈益增長，但大多數個體的實質理性卻並非如此。芸芸眾生困於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沒有能力理性地思考自己所處情境所臣屬的龐大結構，無論後者是否具備合理性。有鑑於此，他們往往會執行一系列貌似具備合理性的行動，卻對所致力的目標渾然無知。而且人們也越來越懷疑，即使是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就像托爾斯泰筆下的將軍們，也只是裝作他們瞭解情況。隨著分工的不斷加劇，諸如此類的組織也愈益成長，設定了越來越多難以甚或無法進行理性思考的自我、工作、休閒領域。比如，士兵「一絲不苟地執行全套符合功能合理性的行動，但對於這次行動的最終目的何在，或者每一項行為在整體當中的功能如何，卻是一無所知」。就連那些在技術方面具備卓越智慧的人，可以高效地執行指派給自己的工作，卻不知道這會導致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
事實表明，科學並不是一次技術方面的「基督復臨」。在一個社會中，科學的技術、科學的合理性被賦予了核心的位置，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就會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話、欺詐與迷信。教育的普及也可能會導致技術白痴和民族主義者的偏狹，而不是開明獨立的頭腦。向大眾廣泛傳播歷史文化，或許也並不能提升文化感受力的檔次，而只會走向庸俗化，與創新機遇形成強有力的競爭。高度的科層合理性和發達的技術既不意味著高度的個體智慧，也不等於高度的社會智慧。你無法從前者推出後者。原因就在於，社會、技術或科層等方面的合理性，並不只是個體的理性意志和理效能力的宏大彙總。事實上，獲取那種意志和能力的機會本身倒似乎往往被這種合理性阻礙了。以合理性方式組織起來的各種社會安排並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對個體來說是這樣，對社會來說也是這樣。實際上，倒往往有人藉助這些社會安排，實施暴政和操縱，剝奪理性思考的機會，剝奪人們作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在合理化的結構裡，只有從少數幾個領導位置上——有時也可能只是從有利的位置上——才比較有可能理解某些結構性的力量，它們在整體中起作用，也因此影響著普通人能意識到的各個有限部分。
形塑這些情境的力量並非源自內部，也不是那些深陷其中的人所能控制的。不僅如此，這些情境本身也越來越合理化。無論工廠還是家庭，工作還是休閒，國家還是鄰里，也都傾向於成為一個功能合理化的總體的組成部分，或者受制於不可控制的非理性力量。
社會合理化程度的加劇，這種合理性與理性之間的矛盾，理性與自由之間原本據稱的和諧一致的崩潰——透過這些發展趨勢，我們看到了這樣一類人的興起：「有」合理性，卻沒有理性；越來越自我合理化，卻也越來越焦慮不安。正是從這類人的角度，可以對自由在當代面臨的問題做出最佳陳述。但諸如此類的趨勢和懷疑往往不被梳理成問題，當然也沒有被廣泛認識到屬於重要議題，或者被認為是一系列的困擾。其實，正是它這種未被認識的特點、它的缺乏梳理，才是自由和理性在當代面臨的問題的最重要特性。
三
從個體的立場來看，所發生的事情大多似乎是操縱、管理、盲目漂流的結果。權威往往不是公開顯明的，享有權力的人也往往覺得不需要予以挑明並做出正當化辯護。當普通人身陷困擾，或當他們感到正面對議題時，為何不能找準思考和行動的目標，為何不能確定是什麼威脅到他們模糊分辨出屬於自己的那些價值，原因之一就在於此。
合理化趨勢甚囂塵上，產生上述種種效應，個體也因此「竭盡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維繫於他所處的情境，從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並不是在尋求逃脫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適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來玩鬧，用來消費，用來「找樂」。但就連這塊消費領域也逐漸被合理化。他先是與生產異化，與工作異化，現在也與消費異化，與真正的休閒異化。個體的這種求適及其對於他所處情境和自我的效應，不僅導致他喪失了獲取理性的機會，假以時日，也會導致他喪失獲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還會影響到他作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機會和能力。事實上，無論是自由的價值還是理性的價值，他似乎都無從知曉。
這種求得調適的人也不一定就缺乏智慧，哪怕他們已經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工作和娛樂了相當一段時間。卡爾·曼海姆已經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了。他討論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龐大組織的有限區域性中的個體，怎樣逐步系統性地調控自己的衝動和渴望，調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與「組織的規章條令」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說，合理化的組織是一種讓人異化的組織：行為與思考的指導原則，這其中也包括情緒的指導原則，並不出於宗教改革風格人的個體良知，或笛卡爾風格人的獨立理智而發展。事實上，指導原則與史上所知的所有個體性都產生了異化，構成了矛盾。在到達極致的發展中，隨著合理性甚囂塵上，隨著合理性的落腳點和控制權從個體移到大型組織，絕大多數人獲得理智的機會都被破壞了，這麼說並非誇大其詞。如此一來，就出現了沒有理性的合理性。這樣的合理性不會與自由共進退，而是自由的毀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