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從事實際研究的社會科學家來說，根本沒有必要讓自己工作所處環境的「偶然事件」來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或讓其他人的宗旨來決定工作的用途。討論工作的意涵，決定工作的用途，這基本都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屬於他們自己的方針。他們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但也是在基本未經檢驗的程度上，可以影響甚或決定這些方針。享有如此決定權，就要求他們做出公開的判斷，對理論、方法和事實都要做出決定。這些判斷作為方針，無論同行還是個體學人表示關注都無可厚非。然而，相較於有關個人方針和職業方針的公開討論，不公開的道德判斷和政治判斷的影響要大得多，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人們只有把這些影響也變成需要爭論的方針，才會充分意識到它們，從而嘗試控制它們對於社會科學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產生的影響。
任何一位社會科學家都無法避免做出價值方面的選擇，並在研究中貫徹始終。問題同議題與困擾一樣，都關注那些對人們預期的價值構成的威脅；如果不承認那些價值，問題就難以梳理清楚。無論是研究，還是社會科學家本人，都越來越服務於科層目的和意識形態目的。有鑑於此，作為個體也好，作為專業人員也好，研究人和社會的學人都面臨著如下問題：他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價值，這些用途和價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們又是否力求控制它們？他們如何回答或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職業生活中運用或無法運用相關答案，決定了他們對於最後這個問題的回答：他們在自己作為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中，究竟是在道德上是自主的，還是受制於其他人的道德立場，抑或在道德上隨波逐流。我確信，貫穿這些問題的關鍵詞往往是出於好意，但已經不合時宜了。現在，社會科學家必須真真切切地直面這些相當關鍵的問題。要思考如何來回答它們，似乎必須涉及某些事情。我將在本章討論其中一些內容，並給出我最近幾年逐漸開始覺得合乎情理的一種回答。
一
從事實際研究的社會科學家並不是乍然撞上價值選擇的需要的。他已經在特定價值的基礎上展開工作了。這些學科目前所體現的價值也是從西方社會創造出的那些價值中選出來的。而在其他地方，社會科學只是一種舶來品。當然，有些人說起話來，好像他們選出來的價值真的「超越」了西方社會或其他任何社會；還有些人說起自己的標準來，彷彿它們是某個既存社會中「內在固有」的東西，屬於某種尚未實現的潛能。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們現在廣泛贊同說，社會科學諸傳統中蘊含的那些價值既不是超越性的，也不是內在固有的。它們只不過是許多人宣稱的價值，在一些小圈子裡得到有限踐行。某人所稱的道德評判，只不過是他想把自己選擇的那些價值予以一般化，從而讓其他人也能採用。
在我看來，社會科學諸傳統中蘊含著三種主導性的政治理念，當然也是其學術承諾中所涉及的三種理念。首先就是真實的價值，事實的價值。由於確定了事實，社會科學事業本身就具備了政治意涵。在這個無稽之談廣泛傳播的世界裡，任何有關事實的陳述都有著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重要意義。憑其存在於世這一事實本身，全體社會科學家就參與了啟蒙與愚昧之間的鬥爭。處在我們這樣一個世界，踐行社會科學首先就是踐行有關真實的政治。
但是，有關真實的政治並不能充分陳述指引我們事業的價值。放到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裡看，我們的研究結果的真實性、我們的調查的準確性與世間人事可能相關，也可能不相關。而它們是否相關，又如何相關，本身就是第二項價值，簡言之，就是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價值。隨之而來的就是第三項價值，即人的自由，無論其意涵有多麼曖昧不清。如前所論，無論自由還是理性，都是西方世界的文明的核心要義，都很容易被宣稱為理想。但在任何具體應用中，不管是作為準則還是作為目標，它們都會引發諸多爭議。正因為如此，我們作為社會科學家的思想任務之一，就是闡明自由與理性這兩個理想。
如果說人的理性將在塑造歷史的過程中扮演更重要、更明確的角色，那麼社會科學家必然會是其主要承載者之一。這是因為，社會科學家在工作中表現出了理性在理解世間人事時的用途，他們乾的就是這個。如果他們希望以自覺選擇的方式進行研究，並以此方式行事，首先就必須把自己定位在所處時代的思想生活和社會歷史結構中。他們必須先在才智的社會領域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後必須將這些領域與歷史社會的結構相結合。此處不能展開詳論，我只想根據作為一個理性人的社會科學家可能的自我設想，簡要地區分三種政治角色。
許多社會科學，或許尤其是社會學，都有著哲人王的主題。你能發現，從奧古斯特·孔德到卡爾·曼海姆，都在訴求「佔有知識的人」應該得到更大的權力，並試圖給出正當化辯護。更具體地說，理性的加冕當然也就意味著「佔有理性的人」的加冕。如此看待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會大大促使社會科學家中始終有絕大多數人接受理性為一種社會價值，事實上這快成了他們整個群體的態度。當這種觀念與有關權力的事實牽扯在一起時，他們也希望去除它的愚蠢之處。這個觀念還和許多形式的民主體制的氣質背道而馳，因為它蘊含著某種貴族統治，哪怕這種貴族統治憑的是才智，而不是出身或財富。不過，所謂他應該成為一名哲人王這種頗為愚蠢的觀念，也只是社會科學家可能試圖履行的公共角色觀念之一。
政治的品質如何，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那些參與政治的人的思想品質。要是真有「哲人」王，我可能會很想離開他的王國；但如果國王們沒有任何「哲學」，就沒有能力實施負責任的統治了嗎？
第二種角色，現在也是最常見的角色，就是成為一名國王的顧問。我已經描述過的那些科層用途正是這一角色的當代體現。社會科學家個體往往會被捲入現代社會的許多趨勢中，使個體成為一套功能合理化的科層體制的組成部分，並深陷於自己專門化的狹隘空間，乃至於無法公開關注後現代社會的結構。我們已經看到，在這種角色下，社會科學本身也往往傾向於變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機器，社會科學家個體往往會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實質理性；至於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淪為只是對管理性、操縱性用途的技術的精緻化。
但這只是國王顧問角色最壞的形式之一。我相信，這類角色並不一定具備科層風格的形貌和意涵。要以特定的方式履行這類角色，以維持道德和學術上的正直，並因此維持社會科學相關任務的工作自由，還是比較困難的。顧問們不難把自己想象成哲人，而他們的客戶則是被啟蒙了的開明統治者。但就算他們是哲人，他們服務的那些人也可能無法被啟蒙。有些顧問對自己侍奉的未能啟蒙的專制君主依然忠心耿耿，這讓我十分震撼，原因之一即在於此。不管是專制者的無能，還是教條化的愚蠢，似乎都不會使這種忠誠有所減損。
我並不是斷定顧問這類角色沒法做好。事實上，我知道它可以做好，也有人正在做。要是有更多的人承擔這類角色，那些選擇第三類角色的社會科學家的政治任務和思想任務就會輕省許多，因為他們的任務有所重疊。
社會科學家還可以嘗試通過第三種方式，來實現理性的價值，瞭解其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該方式同樣廣為人知，有時甚至已經做得很好，那就是保持獨立，做屬於自己的工作，選擇屬於自己的問題，不過這種工作既針對「公眾」，也針對國王。這樣一種觀念促使我們把社會科學想象成一種公共智力機器，關注公共議題和私人困擾，關注這兩者背後潛藏的我們時代的結構性趨勢。它也促使我們把社會科學家個體想象成某個自我控制的團體的理性成員，而我們把這個團體稱為社會科學。
我稍後將更充分地說明這類角色。我們如果接受這類角色，就要努力遵照理性的價值行事。我們如果接受說自己可以不是百無一用，就是接受了一種有關歷史塑造的學說：我們等於承認，「人」是自由的，憑藉其理性的努力，能影響歷史的程式。這裡我並不打算介入自由與理性價值本身的爭論，而只想討論這些價值可以基於何種歷史學說而實現。
二
人可以自由地塑造歷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自由得多。這樣的自由要求掌握現在塑造歷史可以用上的決策手段和權力手段。但歷史並不總是如此塑造的。下文將只討論當代，在這個時期，塑造歷史的權力手段已經大大擴張，大大集中。以這個時期為參照，我才可以認為，如果人們不去塑造歷史，他們就越來越傾向於變成塑造歷史的人的工具，成為歷史塑造過程的單純物件。
公開的決策在歷史塑造過程中究竟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本身就是個歷史問題。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在某個特定社會的特定時間能夠利用的權力手段。在有些社會，無數人的無數行動調整著他們所處的情境，從而逐步調整著結構本身。這些調整正是歷史的程式。歷史兀自漂流，儘管總體而言是「人創造了歷史」。因此，數不清的企業家和數不清的消費者通過分分秒秒成千上萬次的決策，可以反覆塑造自由市場經濟的形貌。或許這就是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寫下這段話時腦子裡想的首要限制：「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
命運，或者「必然性」，必然涉及歷史中的某些事件，它們不受任何哪怕是具備以下三點特徵的圈子或人群控制：足夠緊密，可被辨識；足夠強大，可以做出有一定後果的決策；所處位置能夠預見到這些後果，因此要為它們負責。根據這個觀念，事件就是無數人的無數決策所產生的意圖之外的總和後果。他們所做出的每一項決策在後果上都是微小的，容易被其他這類決策勾銷或增強。任一個人的意圖與無數決策的總和結果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事件超出了人的決策：歷史是揹著人們被塑造的。
如此看來，命運並不是一樁普遍的事實。它並不是歷史本質或人的本性中內在固有的東西。命運是具有歷史特定性的社會結構型別的一種特性。如果在一個社會里，來復槍就是終極殺器，家庭農場和小商鋪就是典型的經濟單位，民族國家尚不存在，或者只是個渺遠的框架，而溝通交流靠的是口述、傳單和講壇，那麼，在這樣一種社會里，歷史可真的就是命運。
但是，想想當下我們所處境況的主要線索：一句話，不就是各種權力手段和決策手段也就是各種塑造歷史的手段都大大擴張，並呈現出確定無疑的集中趨勢嗎？在現代工業社會里，隨著農民和手工匠人被私人公司和政府工業所取代，經濟生產的設施也不斷發展，逐漸集中。在現代民族國家，隨著國王控制了貴族，自備武器的騎士被常備軍所取代，現在又被令人恐懼的軍事機器所取代，暴力手段和政治管理手段也經歷了類似的發展。在經濟、政治和暴力方面，所有這三股發展趨勢出現了後現代的巔峰，如今正在美國和蘇聯有著極為戲劇化的表現。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塑造歷史的國內手段與國際手段都愈益集中化。如此看來，人的自覺能動作用在歷史塑造過程中所能享有的範圍和機會，如今都是史無前例的，這一點難道還不清楚嗎？雖然掌管這些手段的權力精英現在的確在塑造歷史，儘管「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但相比於其他人、其他時代，這些情勢本身當然不會顯得無法阻擋。
當然，這就是我們當下處境的悖論所在：有關塑造歷史的新手段的上述事實，標誌著人們已經不再必然聽憑命運的擺佈，現在有能力塑造歷史了。但這一事實卻被另一樁事實添上了諷刺意味：在西方社會，那些賦予人們塑造歷史的希望的意識形態，如今已經沒落或是正趨崩潰。而它們的崩潰也就意味著，啟蒙運動的期望，即理性和自由將逐漸盛行於世，成為人類歷史上的至高力量，也趨於崩潰。而在這一現象的背後，也是整個學術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疏失。
既能承載西方世界的宏大敘述，其作為知識分子的工作又能夠深刻影響政黨和公眾，與我們時代的重大決策息息相關，兼具這兩項任務的知識階層該往何處尋覓？向這類人開放的大眾傳媒在哪裡？在掌管著兩黨制國家及其殘暴的軍事機器的人當中，又有誰關注知識、理性和感受的世界中正在發生些什麼？自由的知識界與權力決策為何如此脫鉤？如今的位高權重者裡面為何盛行著如此不負責任的極度無知？
放眼今日之美國，知識分子、藝術家、牧師、學者和科學家都在打著一場冷戰，官場的混亂在這裡得到了響應和闡發。他們既不要求當權者更換政策，也不在公眾面前闡述這類替代政策。他們並不試圖向美國政治輸入負責任的內容，倒是進一步助長並維持政治的空洞化。科學家被國家主義「科學機器」所捕獲，堪比我們所稱的神職人員對於基督徒的疏失，兩者都屬於這種令人遺憾的道德境況。新聞報道撒謊已成慣例，也屬於這種境況。至於冒充社會科學的那些矯揉造作的瑣碎玩意兒，當然也在其中。
三
我並不指望這一觀點能被所有社會科學家接受。我在這裡最想說的是，無論哪一位社會科學家，只要接受了理性與自由的價值，當務之急就變為確定自由的限制，確定理性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
社會科學家在接受第三類角色的同時，並沒有把自己看成是「外在於社會」的某種自主存在。他和其他絕大多數人一樣，的確會覺得自己外在於這個時代塑造歷史的主要決策；與此同時，他又明白，自己也是承受這些決策的許多後果的人當中的一員。他之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麼，成為一名公開的政治人，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沒有人可以「外在於社會」，問題只是每個人在社會中身居何處。
社會科學家通常生活在階級、地位和權力皆屬中等的環境中。從他在這些情境中的活動來看，相比於普通個體，他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時的位置往往毫無優勢可言，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從來也不可能是純粹思想性的或私人性的。要恰當地陳述這些問題，就不能只限於開放給社會科學家的意志的情境；而它們的解決之道也同樣如此。當然，這意味著這些問題關係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權力。但是，社會科學家又不單單是「普通人」。從思想上超越自己碰巧生活其間的情境，這正是他的任務所在。當他考察19世紀英國的經濟秩序、20世紀美國的地位等級、羅馬帝國的軍事制度，或是蘇聯的政治結構時，都是在完成這一任務。
只要他還關注自由與理性的價值，他的一項研究主題就必須去探討，處在給定型別的社會結構中的給定型別的人，要想成為自由而理性的個體，可以利用哪些客觀機會。他的另一項主題則要探討，處在不同型別的社會中的不同位置的人，如果有機會的話，有哪些機會可以首先借助其理性和經驗，超越其日常情境，其次藉助其權力行事，並對其所處社會的結構及所處時代產生一定後果。這些都屬於有關理性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
考慮了這些問題就不難看出，在現代社會，有些人有權力展開頗具結構相關性的行事，並清楚意識到自己行動的後果；另一些人雖然擁有這樣的權力，但並沒有意識到它的有效範圍；還有許多人，既不能借助自己對於結構的意識來超越其所處的日常情境，也無法通過自己可用的任何行動手段來影響結構性變遷。
就這樣，作為社會科學家，我們自己給自己定位。依照我們工作的性質，我們對社會結構有意識，對其運動的歷史機制也有一定的意識。但很顯然，我們並未獲得目前存在的可用來影響這些機制的主要權力手段。不過話說回來，我們的確擁有一種常常很脆弱的「權力手段」，透過它，可以認識到我們的政治角色，認識到我們工作的政治意涵。
我認為，接受了自由與理性的理念的社會科學家，其政治任務正在於，針對我從權力和知識的角度區分出的其他三類人中的每一類，分別闡述自己的研究。
針對那些擁有權力並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他應該根據自己研究的發現，確定為這類結構性後果擔負的不同程度的責任，並將責任歸於這些人的決策與否的決定性影響。
針對那些行動造成如許後果但似乎無所意識的人，不管他已經發現了什麼，他都要指向那些後果。他試圖教育這些人，然後，同樣要分派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