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那些通常沒有這樣的權力，其意識也僅限於自己所處的日常情境的人，他應藉助自己的研究，揭示結構性趨勢和決策對於這些情境的意涵，揭示個人的困擾通過哪些方式與公共議題相關聯。通過這些努力，他同時也陳述了有關更具權勢者的行動，自己都發現了什麼。這些就是他主要的教育任務，而當他對任何更大範圍的受眾發言時，這也就是他主要的公共任務。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這第三類角色所設定的一些問題與任務。
四
社會科學家無論有多少自覺意識，通常是一位教授，這種行業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能做些什麼。作為一名教授，他向學生髮言，偶爾通過演講和撰述，向更大範圍的公眾或位置更重要的人發言。要討論他可能擔當什麼樣的公共角色，我們不妨緊扣這些關於權力的簡單事實，或者你也可以稱之為關於無權的簡單事實。
如果他關注通識教育，即解放性的教育，他所承擔的公共角色就有兩大目標。他應當為個體所做的是將私人的困擾和關注轉化為社會議題與問題，以接受理性的審視；他的目標就是幫助個體成為自我教育的人，只有到那時，後者才會是自由的、講求理性的。而他應當為社會做的則是抗禦一切逐步毀壞真正的公眾而創造一個大眾社會的力量。或者，以積極的目標來表述，他的宗旨就是幫助打造並鞏固一些自我教化的公眾群體。只有到那時，社會才可能是自由的、講求理性的。
這些目標都過於寬泛，我必須用比較間接的方式來加以說明。我們關注技能，關注價值。話說回來，在「技能」當中，有些與解放的任務更為相關，有些則不太相關。我認為，不能像我們探尋所謂「中立技能」時常常採取的辦法一樣，將技能和價值輕易分離。這只是一個程度問題，技能與價值分處兩端。而在這個範圍的中段，就是我所稱的感受力。我們最該感興趣的是這些東西。要訓練一個人操作機床或是讀書寫字，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訓練技能；而要幫助一個人確定自己真的想從生活中得到什麼，或是與他辯論斯多葛主義者、基督徒和人文主義者的不同生活方式，就屬於有關價值的教化或教育。
除了技能和價值，我們還應當加上感受力，它除了包括前兩者，還包括別的東西。它包括古代意義上的某種治療，即澄清某人關於自我的知識。它包括所有那些爭辯技能的教化，與自身爭辯時我們稱為思考的技能，以及與他人爭辯時我們稱為辯論的技能。教育者必須從能最深切地打動個體的地方出發，哪怕它看起來非常瑣碎和庸俗。他所遵循的方式，所運用的材料，必須能夠讓學生在這些關注點，以及他將在自己教育過程中獲取的其他關注點上，愈益獲得理性的洞察。教育者必須努力培養能夠並且願意獨立接續他所開啟的教育的人。而任何解放性教育的最終產品，無非就是能夠自我教育、自我教化的眾生男女，簡言之，就是自由而理性的個體。
根據民主這個詞的一個主要意涵，這類個體佔據上風的社會，就是一個民主社會。還可以把這樣的社會定義為盛行的是真正的公眾，而不是大眾的社會。我這麼說的意思如下：
處在大眾社會里的人無論是否瞭解自己，都囿於個人困擾，而自己又沒有能力將其轉化為社會議題。他們並不理解自己所處情境中的這些個人困擾與社會結構相關問題之間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處在真正公眾當中的有見識的人卻有能力做到這一點。他明白在大多數情況下，自己所思所感的個人困擾也是其他人共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任何單一個體都沒有能力解決這種困擾，只有靠調整自己居處其間的那些群體的結構，有時甚至是調整整個社會的結構。處在大眾中的人也有困擾，但他們一般不會認識到這些困擾的真實意涵和源泉；而處在公眾中的人會直面議題，一般會逐漸認識到這些議題的公共維度。
堅持不懈地將個人困擾轉譯為公共議題，並針對形形色色的個體，將公共議題轉譯成人文意涵的表達，這就是社會科學家的政治任務，也是所有通識教育者的政治任務。不僅在他的工作中，而且作為一名教育者，也在自己的生命中展示出這樣一種社會學的想象力，這就是他的任務。面向他公開接觸到的眾生男女，教化這樣的心智習性，這就是他的宗旨。而確保實現這些目標，就是確保理性和個體性，就是讓這些價值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得到廣泛弘揚。
現在你可能暗自嘀咕：「好吧，又是這一套。他又要高蹈理想，說得什麼事兒都一定顯得低俗。」但我可能被人認為在做這樣的事情，本身就證明了人們如今對民主這個詞的用法視同兒戲，證明許多觀察者對這個詞的任何平白意思的偏離都無動於衷。當然，民主是一種複雜的觀念，會有許多合法的分歧。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它還沒有那麼複雜，那麼曖昧，乃至於沒法再為想要在一起理性思考的人們所用了。
我已經努力闡明，當我說民主是一種理想時，究竟是要表明什麼意思。究其本質，民主意味著那些受到人們做出的任何決策的關鍵影響的人，也要對這項決策擁有有效的發言權。而這就意味著一切做出此類決策的權力都必須得到公共的合法化，意味著做出此類決策的人都必須承擔公共責任。然而在我看來，在一個社會里，除非我方才描述的那種公眾、那種個體能夠佔據主流，否則這三點都無法實行。民主還要滿足一些特定的條件，下文很快就會看清楚了。
美國的社會結構並不是完全民主的。我們不妨以此作為一點基本共識。我也不知道有哪一個社會是完全民主的，這還只是一種理想。我得說，今日美國的民主，主要體現在形式上，體現在相關期望的修辭上。而在實質上、在實踐中，它往往是不民主的，在許多制度領域，這一點已是非常明顯。企業經濟的運營既不是通過一系列市鎮集會，也不體現為一套特別的權力，能夠對受其活動影響非常嚴重的那些人負責。軍事機器同樣如此，而政治國家也越來越與之如出一轍。我並不想讓大家覺得我很樂觀地認為，讓許多社會科學家能夠或願意履行一種民主公共角色，甚至如果真有許多人那麼做，將必然導致重建公眾群體。我只是在勾勒一種在我看來相容開放的角色，事實上也有一些社會科學家在踐行這種角色。這種角色也恰恰符合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於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角色的立場。
我想說的是：社會科學的政治角色，包括這種角色可能是什麼、該如何履行、會如何有效，都與民主普及的程度息息相關。
如果我們承擔了理性的第三種角色，即獨立自主的角色，我們就是在一個並不完全民主的社會里，努力以民主的方式行事。但我們在做事情的時候，又彷彿身處一個充分民主的社會，並嘗試通過這麼做來去掉那個「彷彿」。我們在努力使社會更加民主。我認為，唯有藉助這樣一種角色，作為社會科學家的我們才可能嘗試做到這一點。至少我還不知道有什麼其他方式，可以讓我們努力去築造一個民主的政體。正因為如此，社會科學作為理性在世間人事中的首要載體，它的問題其實也就是民主在今日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五
成功的機會有多少？考慮到我們目前行事必然所處的政治結構，我認為社會科學家不太可能成為卓有成效的理性承載者。要讓佔有知識的人履行這種關鍵角色，就必須滿足某些條件。馬克思曾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進行創造。如果是這樣，要卓有成效地扮演這一角色，我們需要滿足哪些條件？需要的是各政黨、思潮和公眾群體具備以下兩點特徵：在它們內部，有關社會生活的各種觀念和替代選擇得到真正的辯論；有機會真正影響具有結構性後果的決策。只有存在這樣的組織，對於我一直試圖勾勒的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才能表示切實可行、樂觀其成。順便說一句，我覺得這種情況該是任何充分民主的社會的一大前提要求。
在這種政體裡，履行其政治角色的社會科學家可能會「支援」或「反對」各式各樣的運動、階層和利益，而不是滿足於向一群往往面目模糊甚或日趨衰微的公眾發言。簡言之，他們的觀念將投入交鋒，而這場交鋒將具有政治上的相關性。如果我們認真對待民主的觀念，認真對待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民主角色，參與這場交鋒就絕不會讓我們苦惱。當然，我們不能假定說，有關社會現實的所有界定，都能導向某種無法辯駁、統合一體的學說。至於有關政治做派和手段的所有陳述、關於目標的所有建議，就更不能這麼假定了。
如果缺乏這類政黨、運動和公眾群體，我們就會生活在一個特別的社會里，它確實是民主的，但主要體現在其法律形式和徒具其表的期待中。這些環境其實能提供巨大的價值和可觀的機會，我們不應如此輕視。事實上，它們在蘇維埃世界裡付之闕如，那裡的知識分子起而抗爭，我們應當從中學到它們的價值。我們還應當學到，那裡是有許多知識分子遭到了肉身的毀滅，而在這裡，卻有許多人從道德上毀滅了自身。美國的民主體制固然在相當程度上徒具其表，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迴避以下結論：如果理性要在民主的歷史塑造過程中扮演任何自由的角色，那麼它主要的承載者之一肯定就是社會科學。就算民主的政黨、運動和公眾群體付之闕如，也不意味著社會科學家作為教育者，就不該努力把他們的教育制度鑄造成一個特別的框架，讓由個體組成的這類解放性公眾群體可以存在，至少在其形成伊始可以容身，可以鼓勵並維持他們的討論。這不等於說，他們在其不那麼具有學院色彩的角色中，就不應當教化這類公眾群體。
當然，這麼做可能會有攤上「困擾」的風險；或者更嚴重的是，會面對相當要命的漠然。這就要求我們深思熟慮，提出富有爭議的學說和事實，並積極推動爭論。如果缺乏廣泛、公開、有見地的政治辯論，人們就既不能接觸到自己所處世界的有效實情，也無法瞭解關乎自身的現實。在我看來，尤其是目前，上文描述的角色所要求的至少是呈現出有關現實本身的彼此衝突的多種界定。通常被稱為「宣傳」的做法，尤其是國族主義的那種做法，並不只是有關各式各樣話題和議題的意見，而是像保羅·凱吉凱梅蒂曾經指出的那樣，是在傳播官方對於現實的界定。
我們的公共生活現在往往依賴於這類官方界定，也依賴於迷思、謊言和腦殘的觀念。如果有許多政策——不管是不是經過辯論——都基於有關現實的並不充分並且帶有誤導性的界定，那麼，那些立志要更充分地界定現實的人就註定要產生令人不安的影響了。正因為如此，我所描述的那種公眾以及具備個體性的人，僅僅由於生存在這樣的社會，就會變成激進派。但這正是心智、研究、才智、理性、觀念的角色所在：以具備公眾相關性的方式，充分界定現實。社會科學在民主體制裡擔當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幫助教化並維持合格的公眾與個體，讓他們能夠發展出有關個人與社會的現實的充分界定，並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我一直描述的這種理性角色，既不意味著你得奔出門去，趕下一班飛機到當前危機的現場，競選議員，買家報社，深入貧民，發表街頭演講，也不要求你這麼做。諸如此類的行動往往令人欽佩，也不難想見會有一些場合，我會發現自己都不禁想親身去做這些事。但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要是把這些當成自己的常規活動，無非等於放棄了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行動展示出，他對於社會科學的承諾，對於理性在世間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抱信念。這樣的角色要求的只是，社會科學家處理好社會科學的工作，避免助長理性和論述的進一步科層化。
並不是所有的社會科學家都接受我在這些議題上所持的全部觀點，我也不希望他們會這樣。我想說的是，他的任務之一就是搞清楚關於歷史變遷的性質，關於自由而講求理性的人在其中如果有一席之地，會居於何種位置，他自己的觀點是什麼。只有到了那時，他才開始逐漸瞭解到，在自己所研究的社會中，屬於自己的思想角色和政治角色何在，並由此想清楚自己究竟如何考慮自由和理性的價值，而它們已經深深融入了社會科學的傳統與承諾。
如果個體和小群體不能自由地去做會產生歷史後果的事情，同時又不具備足夠的理性以洞察這些後果，如果現代型別的社會的結構，或者其中任何一個社會的結構如今都發展至此，歷史其實就是盲目漂流，無法以手頭的手段和可以獲取的知識加以變更，那麼，社會科學唯一的自主角色就是記錄與理解。以為位高權重者會擔負責任的想法是愚蠢的；只有在某些得到特別照顧的私人生活這種例外情境下，才有可能實現自由和理性的價值。
但這只是許多「如果」。儘管對於自由的程度、後果的範圍尚有廣泛的爭議，但我認為，還沒有充分的證據使我們必須放棄自由與理性的價值，即像它們目前可能做的那樣，指導社會科學研究。
像我上文所探討的那樣，試圖避免這類讓人困擾的議題，如今已經得到了下面這條口號的廣泛捍衛：社會科學「並不致力於拯救世界」。有時候它充當著低調學人的免責之辭；有時候它是專家對於一切具有較大關懷的議題的嘲諷與蔑視；有時候它反映出青春期待的幻滅；而在許多時候，它成了某些人的姿態，他們企圖假借「科學家」的聲望，因為後者被想象成純粹的、無須身體載體的頭腦。但有時候，它依賴於對權力的現狀而做出的審慎判斷。
鑑於此類事實，我不認為社會科學將「拯救世界」，儘管我同樣覺得，「力圖拯救世界」這句話根本上也沒錯。這句短語在這裡的意思是說，要避免戰爭，重組世間人事，以符合人的自由與理性的理想。雖然我所具備的這類知識使我對相關機會的估測頗為悲觀，但即便這就是我們目前的處境，我們也仍然必須追問：如果可以藉助才智發現真有什麼出路能擺脫我們時代面臨的諸般危機，難道不得靠社會科學家來陳述它們嗎？我們所呈現的，是人開始對人類有了自覺意識，哪怕這並不總是很明顯。對於重大問題的幾乎所有解答，如今都必須訴諸人的自覺意識的層面。
根據我們目前具備的知識，向位高權重者呼籲實屬烏托邦幻想，而且是就這個詞的愚蠢意涵而言。我們與他們的關係更像是隻有當他們覺得有用時才會維持；也就是說，我們成了接受他們的問題和目標的技術專家，或是宣揚他們的聲名與權威的意識形態專家。更有甚者，就我們的政治角色而言，我們首先必須重新審視，自己作為社會科學家的集體事業究竟是什麼性質。一位社會科學家，呼籲其同行進行這樣的重新審視，根本不是烏托邦。任何一位社會科學家，只要他意識到自己正在研究什麼，就必須面對我在本章已經暗示過的那個重大道德困境：人們的利益所在，有別於人們的興趣所在。
如果我們採取簡單的民主觀點，認為人們的興趣所在就是我們所需關注的全部，我們就等於接受了既得利益者一向以來有意無意灌輸的那些價值。這些價值常常是人們唯一有機會發展的事物。它們與其說是選擇，不如說是無意之間養成的習性。
如果我們採取教條的觀點，認為人們的利益所在是我們在道德上所需關注的全部，而無論這些是否其興趣所在，那麼我們就會冒違背民主價值的風險。在這個社會中，人們都努力共同講求理性，理性的價值贏得高度尊重，而我們可能沒成為這樣的社會里的說服者，倒可能變成操縱者或脅迫者。
我的建議是：通過將注意力投向議題和困擾，將它們作為社會科學的問題來梳理，我們就佔據了最佳機會，我相信這也是唯一的機會，能讓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會中與世間人事緊密相關，並由此實現支撐著我們研究承諾的那些經典價值。
順便說一下，我很樂意提醒讀者，抽象經驗主義的風格與我正描述的民主政治角色並不能很好地契合，這與它當下的科層背景和用途頗為不同。那些將這種風格作為自己唯一的活動來踐行的人，那些視這種風格為「社會科學的真正工作」的人，那些秉持其精神氣質生活的人，都沒有能力履行解放性的教育角色。這種角色要求個體和公眾相信自己有能力運用理性，並能藉助個人的批評、學習和實踐，拓展理性的範圍，增進理性的品質。它要求鼓勵個體和公眾，用喬治·奧威爾的話來說是「衝出鯨腹」，或用美國人的妙語來說，是「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告訴他們，只有依賴一種必要的科層式研究，他們才能「真正」瞭解社會現實，等於是打著「科學」的旗號設下了禁忌，不讓他們努力成為獨立自主的人，成為貨真價實的思想者。這是在破壞個體巧匠對於自己瞭解現實的能力的自信。實際上，這等於是慫恿人們訴諸某個異在的機器的權威，來限定自己的社會信念。當然，這也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理性的全盤科層化的趨勢，也得到了這種趨勢的支撐。學術生活的工業化、社會科學有關問題的碎片化，都不能為社會科學家帶來一種解放性的教育角色。這是因為，對於被這些思想流派撕裂的東西，他們還傾向於保持這種瑣碎不堪的分開的局面，卻宣稱這才是確鑿無疑的。但如此一來，他們所做的無非是確定了抽象化的碎片，而讓人們有能力超越這種碎片化、抽象化的情境，意識到那些歷史結構，也意識到自己在其間所處的位置，正是通識教育的工作，也是社會科學的政治角色，還是它的思想承諾。
如果認為在社會觀念的領域裡存在諸如此類的壟斷，這樣的觀念就屬於權威主義觀念，掩飾在作為理性管理者的科學塑造者的「方法」觀下，也幾乎不加掩飾地偽裝在宏大理論家的「神聖價值」下。它還更明顯地體現在我第五章分析過的那些技術專家至上論的口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