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德·吉特林
一
即便接下來這句話讀起來像是一種矛盾修辭法，我也要說，c.賴特·米爾斯是20世紀下半葉最激越人心的社會學家；考慮到他45歲就英年早逝，而且主要作品都完成於短短十年多的時間之內，他的成就更加令人矚目。對於竭力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找到意義所繫的政治同齡人來說，米爾斯就是一位激進主義的帶頭騎士。但他也整合了諸多悖論，而這正是其魅力的一部分，無論他的讀者是否能自覺地調和這些悖論。他是激進傳統的激進糾偏者，是對社會學課程滿腹牢騷的社會學家，是屢屢質疑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是既倡導個體手藝也呼籲民眾行動的辯護士，是深懷絕望的樂觀主義者，是充滿幹勁的悲觀主義者，一言以蔽之，他才智過人，熱力四射，情懷深沉，格局宏闊，兼以上述諸般矛盾，似乎警示著他那個時代道德上和政治上絕大多數的主要陷阱，凡此種種，在同時代人裡堪稱屈指可數。一位先是接受哲學訓練，繼而決定撰述小冊子，終於暢銷大賣的社會學家，一位奮力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找尋可以回收利用的財富的平民主義者，一位獻身政治的獨行大俠，一位精熟文體風格的樸實之人——他不僅是一名率先的嚮導，更是一位垂範的楷模，他身上的種種悖論預示了那場學生運動的某些張力：置身諸多已趨衰微的意識形態，它的成長可謂得天獨厚，卻仍毅然沖決網羅，尋找到或者說鍛造出強大的槓桿，徹底而全面地改變了美國。
在去世前兩年，作為作家的米爾斯成為公眾名人，他反對「冷戰」和美國對拉美政策的政論贏得了廣泛讀者，勝過其他任何激進派。他的《聽著，美國佬》被《哈波斯雜誌》封面重點推送，230他的《致新左派》同時發表於英國的《新左翼評論》和美國的《左翼研究》，並由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以油印本形式散發。1960年12月，米爾斯高強度準備與一位久負盛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家就拉美政策舉行一場電視辯論會，結果患上心臟病。15個月後，他辭別人世，並立即被視為一位烈士。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的《休倫港宣言》猶如米爾斯文章的迴音再現，而該宣言的主筆湯姆·海頓，其碩士論文寫的就是米爾斯，並給後者貼了個「激進游牧者」的標籤，把他看成一位英雄，只是有些堂吉訶德的意味，就像新左派自身一樣，仗著一身蠻力，試圖強行突破意識形態的阻滯。米爾斯去世之後，作為新左派建立先賢的父母們至少把一個男孩命名為米爾斯，還有至少一隻貓，也就是我自己養的貓，被如此命名了，我這麼做是滿懷情意的，因為它幾乎就是紅色的。
米爾斯的作品充斥著對人的生機活力與失望情緒的敏銳覺察，對人的探險精神與尊嚴持守的深沉情懷，乃至於被這些東西灼傷。從許多方面來看，都印證了文如其人。他運筆遒勁，直擊要害，風格鮮明，反覆申說：人們所過的生活，不僅受到社會情勢的束縛，而且遭到並非自己塑造的社會力量的深刻形塑。這一點純屬事實，無可化約，產生了兩樣後果：固然使絕大多數人的生活有了具備社會根源的悲劇性一面，但也創造了通過協調行動大大改善生活的潛在可能，只要人們看到了前行的道路。
在《社會學的想象力》及其他著述中，米爾斯堅定地主張，人生與歷史之間的相互交織是社會學家應有的研究主題。而他自己的人生與歷史的交匯處，卻有著獨具美國特色的悖論：他是獨行的巧匠，以拒絕歸屬來獲取歸屬。「智識上，政治上，道德上，我都是孤獨自處的，」他會這麼寫，「我從不瞭解別人所謂與任何群體之間的‘友情’，哪怕是些微的情誼，無論是學術上的還是政治上的。是的，我是認識那麼幾個人，但要說到群體，不管有多小，沒有……據我所知，真相很簡單，就是我並不尋求這種東西。」他寫道：「我在智識上和文化上都儘可能保持‘自力更生’。」他的「方向」就屬於「獨立巧匠」。「巧匠」是他最喜愛的詞之一。他還寫道：「我是世界產業工會會員，個人名義上的，徹底的，永久的……我認為這個會員身份就意味著一樣事情：科層體制的對立面。」就在他的一堆行動主義短論當中，還混著這麼一句：「我是個沒有黨派歸屬的政治人。」或者換個說法：屬於只有他一個人的政黨。
他雄健的行文，對重大爭論的直覺，固執自賞的得克薩斯州風格，智識上無所畏懼的聲名，以及對於治學之道的深沉情懷，似乎都是同源相生。他是一位自由自在的知識分子，只受行動的誘惑；他是一位旁觀者，對峙所有權勢集團，不僅反對那些自由派學院人，他們致力於說明為什麼激進變遷需要預防或並不可取，也反對那些在朝知識分子，他們都是追逐權力和量化的諂媚之徒，圍著肯尼迪政府打轉，後來相幫著美其名曰卡米洛。卡米洛王朝的圈內人或許會一邊自我鍍金，欣享權力，一邊大談「新邊疆」，而米爾斯作為特立獨行的反科層體制者，卻在開拓著屬於他自己的「新邊疆」。
他的文風咄咄逼人，更合適的標籤是筆力遒勁，這種魅力並非偶然。他的文章一般都鮮活有力，令人動容，常常還通俗易懂，直截了當，儘管有時也因過於措意而顯得笨拙。他偏愛表示積極作為的名詞與表示消極放任的名詞之間的衝突，如「攤牌」與「抨擊」對「漂流」與「疏失」。他沉迷於「胡思亂想的現實主義」和「窮兵黷武的形而上學」之類易起爭端的範疇。這種文風是雄健的——就這個詞最好的意思而言，但基本不能說是雄蠻的，一位雄蠻的作者是不會被大規模暴力的前景所困擾的，也不會寫出「西方人文主義的核心目標……放手由理性來控制人的命運」。
二
「我從來沒有機會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樣子的美國社會學。」早在1944年，米爾斯在填一份古根海姆基金申請表時，就有膽子這麼寫。他告訴基金會，自己為意見刊物和一些「小雜誌」寫稿，因為他們採納正確的話題，「甚至更多的是因為我希望去除自己身上那股羸弱殘缺的學院文風，培養一種明智通達的方式，讓現代社會科學與非專業化的公眾相溝通」。那一年，這位特立獨行者只有28歲，就已經希望這樣來自我說明了。這位自由寫作的政治人希望與能講道理的公眾站到一邊，但不會放任公眾實施那種令人窒息的遵從，作為贏得其支援的代價。一方面是通俗易懂，他樂於通過這種手法來推廣自己的觀念；另一方面是對於過一種自由的生活的慾望，而這是不可化約的。米爾斯明白這兩方面之間的差別，因為「骨子裡看，系統地看，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者」。
話說回來，他並不是什麼老派的徹頭徹尾的無政府主義者。當然，他也不是什麼智識上的蠢漢。他尊崇嚴謹，渴慕治學技藝的崇高天職，對嚴肅的批評意見通常毫不畏懼，樂於做出回應，喜歡直截了當的論戰的那種粗糲與混亂。是技藝而不是方法論，這差別至關緊要。方法論宛如屍僵，刻板生硬，陳腐固化，成了玄秘難解的統計技術，被如此盲目崇拜，乃至於研究中真正的要害反倒顯得黯淡無光。而技藝是工作起來要尊重材料，明確目標，並且對學術生活的起伏跌宕與攸關利害有敏銳的體察。技藝同樣具備嚴謹，但嚴謹不能確保具備技藝。要靈活掌握技藝，不僅需要技術性的知識和邏輯，還需要有普遍的好奇心，文藝復興般廣博的技能，以及對於歷史和文化的熟稔。說到底，是技藝精巧的社會學的想象力，而不是過度精緻化的方法論，產生出20世紀50年代另一場浩大的社會學復興，產生出戴維·里斯曼的《孤獨的人群》。這部探討國民性的傑作材料豐富，洞見迭出，雖然里斯曼本人後來收回了其中的主要「理論」假設，但該書的價值還在長久延續。里斯曼原本在書中主張，s型人口曲線說明了從傳統性格轉向內向引導性格再轉向他人引導性格的趨勢。
米爾斯影響力最持久的著作《社會學的想象力》最後有一篇附論，即《論治學之道》，所有的研究生都該讀讀，因為它與其說是一部按部就班的說明書，不如說是學術工作這場探險歷程的備忘錄。而《論治學之道》的文末又以這樣的話作結：
你在完成任何工作之前，都要把它引向一項持續不斷的核心任務，就是理解你自己身處的這個時代，即20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這個令人恐懼卻也令人讚歎的世界，它的結構與趨向，它的形貌與意涵，無論這種關聯有時會多麼間接。
這是面向黯淡的社會學的某種使命！
就像《孤獨的人群》一樣，米爾斯的主要著作，如《權力新貴》、《白領》和《權力精英》，其創作動機都不是方法，也不是理論，而是一些宏大的話題，不過，在背後推動的也有一種探險精神。［米爾斯是如此遠離社會學的主導趨向，以至於他更喜歡用「社會研究」這個術語，而不是「社會科學」。］做一位社會學家，就應當終其整個職業生涯，盡心盡力，去填補那一整幅社會圖景。這樣的要求應當不像今天看來如此扎眼。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米爾斯雄辯地抨擊了主流社會學的兩股主導趨向，一是「宏大理論」的那種誇誇其談，一是「抽象經驗主義」的那種邊角零碎。今日觀之，他看待這些問題的角度依然十分切要，生動鮮活，一如40年前，或許還平添了幾分風采，因為社會學已經在米爾斯所描述的溝槽裡越陷越深。那麼多後現代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女性主義者紛紛加入此前的理論顯貴行列，保持著他們那種「無用的高貴」，宣稱他們那些優雅舞步和精緻表演，那些既像苦行又像自慰的機械操練，那些平民主義的鼓譟歡呼，那些政治上的一廂情願，乃至整個妄自尊大的姿態，都是非常有用也十分嚴肅的事情。看著這一切，米爾斯想必會暗自好笑。他不會把「理論」看作對於不負責任的權力的嚴重打擊。我想他會認識到，矯揉造作的「理論」只是一種囿於階級的意識形態，屬於某種你不妨稱為「新階級」的集團，有待批判，正好像他早已揭露的那種管理意識形態：抽象經驗主義者在其研究團隊中做著學術上的附加作業，以補充企業和政府科層部門。我想他還會認識到，「理論」在學術上的那些宏大訴求，在政治上的那些虛張聲勢，屬於某種列寧主義的預設，也是一種危險的預設，即學院人肩負著無可替代的崇高使命，彷彿他們一旦理順了自己的「理論」，就將向一個翹首以待的世界昭告，並覺得自己已經大功告成。
當然，米爾斯自己具有強烈的使命感，不僅是他自己的使命，而且是一般而言的知識分子、具體來說的社會科學家的使命。指引他所為之獻身的學術工作的是一種忠誠，馬克斯·韋伯稱之為「天職」/「蒙召」，即「vocation」這個詞的原初意涵：受到一種聲音的召喚。這並不是說米爾斯［他曾與漢斯·格特合編過英語世界第一部重要的韋伯文集］贊同韋伯在其有關研究主題的兩篇名文中做出的「作為天職的學術」和「作為天職的政治」必須無情分開的結論。根本不是這樣。米爾斯認為，問題應當來自價值觀，但答案不應該與後者捆綁。這是一個關鍵差別！如果研究的結果讓你感到不爽，那確實很糟糕。但他還認為，好的社會科學一旦進入公開場合，促成公共討論，就會變成好的政治。他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抱持積極行動立場的思想生活觀，固然有部分原因在於性情使然，他可不是一個能把事情就這麼撂下的人，但也是出於邏輯推論和排除其他選項，因為如果知識分子都不打算去破除思想上的阻障，那還有誰會呢？
對於米爾斯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反問句。基於曾經是他博士論文研究主題的杜威式實用主義的精神，這個問題需要通過實驗給出解答，這樣的答案將結合對於經驗本身的反思，在實際生活中漸次展開。而他在十年工作後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你一直在尋求融合理性與權力，至少是潛在的權力，那麼只有訴諸知識分子，除此別無他法。米爾斯在他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陸續撰成的書中，細緻梳理了可以得到的塑造歷史的人的材料，包括《權力新貴》中的勞工，《白領》中的中產階級，以及《權力精英》中頂層機構裡的首腦們。勞工沒能頂住結構性改革的挑戰，白領僱員倍感困惑，無望取勝，而權力精英則是不負責任。米爾斯得出結論：知識分子，也只有知識分子，有機會通過艱辛努力，施展理性。由於他們有能力在其他任何人都無法如此的時候，通過探討社會問題來展現理性，所以對於他們來說，當然有責任在探討某個問題時，努力「探討戰略干預點，即尋找據此維持或改變結構的‘槓桿’，並對那些有能力干預卻沒有這麼做的人做出評估」。
就像他在《馬克思主義者》裡所寫的那樣，一種政治哲學不僅要包括對社會的分析，以及有關社會如何執行的一套理論，還必須有「一種倫理學，即對於各種理念的闡述」。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應當明確表述自己的價值觀念，並嚴謹思考相互對立的各種立場。還可以推出，研究工作應當輔之以直白的寫作，這就意味著要啟迪並動員他追隨約翰·杜威所稱的「公眾」。用米爾斯的話來說，「社會科學在民主體制裡擔當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幫助教化並維持合格的公眾與個體，讓他們能夠發展出有關個人與社會的現實的充分界定，並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理性是很重要的，或者說達成理性是有可能的，哪怕只是作為一種依稀的目標，或許我們永遠無法企及，但終歸能以漸近線的方式不斷趨近。對於上述立場，米爾斯並沒有抱以憤世嫉俗的態度，其程度如今看來似乎存有爭議。相反，他的筆下談到啟蒙時，不帶有一絲嘲笑。他懷著後現代時代之前的那種嚴謹提出，在20世紀中葉，啟蒙狀況的問題並不是我們有了太多的啟蒙，而是我們的啟蒙遠遠不夠，悲劇在於，蘊含在科學研究、工商計算和政府規劃等形式中的技術合理性，贏得了普遍的跪伏，這是一種完美的偽裝，掩蓋了重大的疏失。而政經兩界的科層化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講求合理性的眾生男女的民主自治。而民主的前景也同樣遭到破壞，其具體方式米爾斯直至去世時仍在努力探尋。這是因為，面對那些「欠發達」國家漸次登上世界舞臺的態勢，西方世界應對得很拙劣，而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都沒能回應這些國家的迫切需求。他寫道：「我們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幾乎已經垮臺，不再能夠充分說明世界，說明我們自身。」此言一語中的。
三
四十載光陰荏苒，在社會科學裡算得上漫長。不僅社會發生了變化，學術程式也是如此。單單因為代際繼替本身，就一定會發生某種學科變化，因為每一代年輕學人都必然會開鑿新的適合自身的地盤，以求有別於前輩，而他們的開鑿所針對的材料必然就是老舊學科本身。因此就有了風格和詞彙的流變，就有了主導範式的轉換。米爾斯在著書立說的時候，乃至整個60年代，管理性研究都是一門朝陽行業。有鑑於此，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單挑它出來重點關注，也重點抨擊。處在「冷戰」的陰霾之中，「抽象經驗主義」不僅對公司企業有用，對政府機關也是如此。但錢總會花完，對於政府資助的規劃和米爾斯所稱「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信心也會消散。因此，今日之「抽象經驗主義」已經不再像米爾斯那時那般聲望隆盛。無獨有偶，今天會讓他暗自好笑的「宏大理論」就更可能是米歇爾·福柯，而不是塔爾科特·帕森斯。在20世紀50年代的結構功能主義裡幾乎什麼都不是的權力，在福柯這裡幾乎成了一切。
凡此種種，使得人們愈發驚奇地看到，值此千年之交，《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的絕大部分說法依然像以往一樣確鑿有效，並且十分必要。40年前，米爾斯確認了社會學的主要趨向，其切入角度今日觀之依然大體有理有據：「一套科層技術，靠方法論上的矯揉造作來禁止社會探究，以晦澀玄虛的概念來充塞這類研究，或者只操心脫離具有公共相關性的議題的枝節問題，把研究搞得瑣碎不堪。」他在捍衛社會學的崇高宗旨時所指出的缺陷，今日依然如故：文學、藝術與批評在相當程度上未能將智識上的明晰帶入社會生活。政治靈薄獄的感覺又一次成為可能。按照米爾斯的描述，在西方世界，「可以肯定……有兩樁關鍵政治事實：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眾漠然盛行於世」。「富裕」儘管分配不均，卻再一次呈現為對於所有社會問題的萬能解決之道。不幸的是，米爾斯的這些宣示已經證明基本上預言成真。
不過，40年畢竟是40年，比米爾斯自己的成年時光還要長。社會變遷實實在在，他的見解也需要與時俱進，這並不令人奇怪。首先，米爾斯關注的是隱含的權威，為人所預設，被面紗遮掩，因此並不被當作公共生活中的爭論議題。在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美國，大家稀裡糊塗地混日子，勢力強大的公司企業彼此抱團，並未遇到有說服力的批判。左派形同虛設，右派更執迷於共產主義的危險，而不是機構集權化所導致的權力侵奪。不僅如此，國內富裕，國際「冷戰」，形成了籠罩一切的融合，而整體人口在相當程度上都滿足於這種狀況。當政府權力四處擴張，築造州際高速公路，融資城郊住區，資助研究型大學，反對的人也是寥寥無幾。反觀今日，各式各樣的權威更有可能遭到質疑、嘲笑和蔑視，而非隱然不可見。「冷戰」不再能用來作為政府權力的辯護理據。由於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激變，以及無法阻斷地迷戀於通過商品實現人身解放，造成對於幾乎所有制度/機構和傳統，從政府部門、工商企業、勞工階級、大眾傳媒到專業群體都不予尊重，並且已成常態。剩下的政治信仰就是尊奉有關市場的神話體系，這種制度與其說是一套牢固的結構，不如說是一團神秘的氣氛，因為它代表著許多區域性性制度的共存，包括各種政府優待與補貼。從某種意義上講，佔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也是反建制的，即羅伯特·貝拉及其同行們所稱的「表現型個人主義」。歷經越南戰爭、水門事件、羅納德·里根的當選後，對於米爾斯原本力求克服的自由主義實用取向的信念業已大大失色，因為政府行動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合法性，除非當治安行動和監禁成為爭論議題，或者地方政治撥款有待大量撥付。
同樣，今天已經不再能說「大量私人不安就這麼得不到明確闡述」。恰恰相反，在美國，奇怪地同時存在著對於絕大多數社會安排都安心自得，與對於它們普遍感到焦慮，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作為複數的多種焦慮，因為五花八門的不滿與疏離並沒有圍繞著單一的衝突軸線匯聚一處。「不適與漠然……構成了當代美國社會的社會風氣和個人傾向。」就此而言，它們與許多彌散的對立並存，各類利益群體和標籤迅猛滋生，美國人相信，他們可以通過指認這些來為自己的困擾負責。對於保守派來說，要指認的是自由派媒體、世俗人文主義、道德相對主義、愛國主義的崩潰或自以為是的少數族群；對於自由派來說，要指認的是保守派媒體、捲土重來的資本、種族主義或右翼基金會資助的市場意識形態；對於女性主義者來說，要指認的是父權制/男權制；而對於後者立場上的人來說，要指認的則是女性主義。《社會學的想象力》刊行之時，公共示威遊行還是非同尋常，極不和諧。要擱在今天，它們可是尋常之事，甚至落了俗套。政治情感的表達已經走向職業化，藉助意見動員技術來組織。20世紀60年代的動盪已經成功響應了米爾斯的呼籲，將私人困擾轉變成了公共議題，但也往往被扭曲成「人造草皮」和「草根領袖」之類的偽運動。
米爾斯對於民主參與的復興滿懷希望，但他並沒有充分估計到，美國人對於獲取並使用消費品所投入的熱情會如此高漲。從20世紀60年代晚期開始，民主社會里的大多數人會在為市場生產的商品的迅猛增長中找到滿足，甚至找到臨時替代的一種或一組身份認同。米爾斯低估了這種趨勢的程度。他眼中的美國還靠著工作倫理這一清教威懾在抵擋著享樂主義。不過，他的確提前呈現了或許是自己最強勁的對手丹尼爾·貝爾的一個令人矚目的觀點：在公司資本主義條件下，獲取與開銷之間的張力居於核心位置。其實，絕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僅是有錢可花，或者願意借錢來花，而且還把這種休閒找樂的精神疏導到了技術上的各種新奇玩意兒上。並且，他也率先研究了流行文化的制度化趨勢。《權力精英》中討論名人的那一章，就體現了對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名人的興起的研究，這是社會學史上最初的主要思路之一。
這讓我想到了1959年之後的另一場轉型，即傳媒的日益普及。除了過去習慣說的大眾傳媒，即單一的共同傳送器將其訊號播送給千百萬臺接收器外，由電視、廣播、雜誌、遊戲、網際網路、隨身聽等共同組成的整個充滿動量、彼此增益的混亂世界，將跨國集團與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小聚落相關聯，以參差多樣的方式滲透著日常體驗，總之是佔據了公共關注的相當大的比重。這場轉型還在進行之中，需要社會學的想象力的嶄新應用，這一點米爾斯很清楚。他要是置身流行文化的汪洋大海，看到私人生活的語言已經如何滲透到公共價值的衝突之中，就像克林頓政府時期各種國民政治文化的衝撞，充斥著懺悔、「相互依賴」和「感同身受」之類的語言，想來會被嚇到，不過不會驚訝。在這個意義上，米爾斯的話依然成立：「不僅有許多私人困擾，而且有許多重大公共議題，都被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描述。」時至今日，討論「精神病學」已經不太可能採用精神分析的術語，而更可能使用自助、十二步療法、懺悔之類的語言，就像電視脫口秀那樣。縱然如此，這也不是米爾斯所謂將私人困擾轉換成公共議題的用意所在，而更像是誤入歧途。
對於種族這個聚訟不已的核心問題，米爾斯對其的社會學的想象力運用得並不充分。他本人憎恨種族歧視，但儘管他經歷了民權運動的早期歲月，對於種族在美國生活中的動態發展，他卻令人驚訝地甚少著墨。他對民權運動裡的學生們倒是有興趣，但只是將其視為全球範圍內步入歷史舞臺的許多年輕知識分子群體之一，至於種族認同如何塑造並扭曲了人們的生活機會，並沒有引起他的注意。今天，在美國的社會結構和話語中，種族已經變得如此凸顯，有時甚至湮沒了其他相與競爭的力量。自米爾斯去世以來，其他非關階級的身份認同維度的重要性也在不斷增長，作為等級量表區分出各類特權和機會，作為稜鏡折射著現實，反射著美國人用來看世界的光線。生理性別與性態、宗教以及地域等，是今天的社會學的想象力必須考慮的一些其他因素，並且是核心要素。事實上，自20世紀50年代以降，社會學已經取得的進展恰恰出現在這些地方：分析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動態變化、種族與族群性的動態變化。而其中有些正是受到了米爾斯本人的呼籲的激勵，就是將私人困擾理解為了公共議題。
最後，當代文化中有一樁事實令人好奇：不僅在政治言說中，而且在日常談話裡，社會學的語言在許多方面已經變成一類尋常元素，儘管說往往在形式上檔次有所降低。藉助籠統含混的文化那種乏味的諷刺筆法，給短暫即逝的事件加上點兒社會學的註釋，現在已經成了通俗新聞報道中的慣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社會學成功進入學院課程體系的某種致敬。記者和編輯們都上過課，學習分析談話。他們不再自信地覺得，即使沒有專業技能，他們也能把握社會變遷的主要輪廓。可結果卻是，無論在學院中，在廣告機構和政治顧問的幕後工作中，還是在大眾溝通和傳媒中，社會學的想象力都由於成功而反倒顯得淺薄輕浮。在今天，沒有任何一部商業電影、遊戲或電視劇集在獲得成功後，不會有評論蹦出來，訴諸當代的種種「張力」和「不安定」，來「說明」其何以成功。企業僱用顧問，靠著對社會趨勢的草率解讀，來預測或塑造需求。就連我本人，也經常被要求用社會學的黑話來做出諸如此類的占卜。我觀測著傳媒對於那種由專家釋出、看似蠻有道理的逸聞的嗜好，如何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成為傳統消遣版面的主打。同屬某型別的兩部電影驟然熱映，或者某款新遊戲、時裝、術語或候選人瞬時走紅，究竟意味著什麼？在媒體上，小秀一下社會學角度的理解，已經成了趨勢分析中可以接受的元素，最終幾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驟，能為報道提供擔保，縱然擔保並無理據，也證明其煞是嚴肅，勝過粉絲閒聊。文化研究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狀況。在那裡，曇花一現的流行現象被提升地位，成了值得長篇大論地考察的研究物件。流行社會學是社會學的想象力的淡化版，是營養的快餐版，是往時代的商業大潮裡滴灑聖水，是將深刻犀利變成淺薄輕浮。
米爾斯不僅在訴求社會學的想象力，他還出色地踐行了它。即使是戴維·里斯曼這樣審慎的批評者，認為米爾斯所刻畫的白領勞工未免過於陰鬱，面目單一，卻也承認他所刻畫的景象富有洞見，他所踐行的研究理據確鑿。就算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他的大多數研究的生命力也勝過了與他同期的其他任何批評家。在社會學中，在社會批判中，乃至於在艱難但必需的關聯這兩者的努力中，他所發出的聲音都是振聾發聵，不可或缺。他是一位不知疲倦、全心投入、充滿魅力的道德家，探求重大的問題，開掘知識分子生命的內涵。他的著述如同清風使人振奮，往往還彷彿疾風令人激越，即使你讀到不贊成他的地方也會有此感受。你一讀再讀，感到遭遇了超出自己既有常識的挑戰，籲求自己最出色的思考，最高等的評判。對於這樣一位屬於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不可能再有比這更高的讚譽。
託德·吉特林是紐約大學文化、新聞與社會學教授，著有《60年代：希望歲月中的狂野時日》、《共同夢想的黃昏：文化戰爭何以傾覆了美國》以及小說《犧牲》。本跋部分內容曾以不同形式見於toddgitlin,「c.wrightmills,freeradical」,newlaborforum,fall1999。
我特意選用了丹尼爾·貝爾《意識形態的終結：論50年代政治觀念的衰微》中不為人注目的副標題中的一個詞。danielbell,theendofideology:ontheexhaustionofpoliticalideasinthefifties,newyork:freepress，1960.
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運動的主要代表。前身為學生爭取工業民主聯盟所屬的一個學生組織。成員主要是白人大學生。旨在通過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建立一個擺脫貧困、愚昧和非人道狀態的沒有戰爭與剝削的自由民主社會。1962年在密歇根州休倫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海頓為同盟主席，並通過由他起草的《休倫港宣言》為同盟綱領。宣言指出，儘管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優裕，但社會貧困與利潤積累同樣迅速，而罪魁禍首則是軍事—工業綜合體，它影響著美國的外交和國防，把國家引向戰爭，犧牲了公民的自由和社會福利。——譯註
此人即貝勒，也是大力宣揚現代企業中管理方已經從股東那裡奪取控制權的觀點的干將。貝勒是《現代企業與私有產權》有影響力的合著者，其關於企業良知的觀點曾遭到米爾斯的抨擊［mills,thepowerelite，第125頁注、第126頁注］。對於那些瞭解這段歷史的人來說，即將到來的辯論甚至更像是一場最後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