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提到「啟蒙」兩個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17、18世紀歐洲思想啟蒙運動，以及五四前後那場人稱「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
何謂「啟蒙」，比較中西概念，其實是有些差異的。用秦暉的話來說，中文「啟蒙」通常帶有「教導無知小孩」之義，西文「啟蒙」強調的卻是「照亮（中世紀的）黑暗」。兩相比較，歐洲啟蒙時代思想家著眼的是批判專制制度，而不是教導愚昧的民眾，他們甚至具有鮮明的人民主權觀點，反對馬基雅維利（niccolòmachiavelli，1469—1527）、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等人「蔑視民眾」的心態；中國近現代思想家則相反，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孫中山的「先知先覺」說，到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等等，都充滿了「‘改造人民’的導師心態」。
鄧曉芒也撰文討論過這一話題，他特別批評過對這一區別不那麼敏感的中國學者，說：「把啟蒙看成教育而把中世紀的黑暗理解為愚昧……這正是把對啟蒙的理解引向歧途的原因之一。」他同樣認為最標準的「啟蒙」理當是歐洲式的，即是反對一切語言霸權，絕不以自己的所謂「正確思想」來取代任何所謂的「錯誤思想」。歐洲式的「啟蒙」，就是「要求一種讓所有的思想都可以自由發表的寬鬆氣氛，是（主張）一種自由和思想寬容的精神」。
姑且不論把「啟蒙」歸結為反對任何形式的「語言霸權」的說法用到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身上是否準確，至少，就像秦暉注意到的那樣，近代中國的思想家們大都既不是這樣想，也不是這樣做的。在新文化運動中就更是如此了。魯迅和吳虞對傳統禮教的尖銳批判，胡適和陳獨秀髮動的文學革命，《新青年》對《東方雜誌》展開的反對東西方文化調和論的「意氣攻訐」等，都表現出極強的話語強勢。
不過，只看到這一點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對於歷史學者來說，更重要也更復雜的問題在於：17、18世紀的歐洲思想啟蒙運動是怎麼來的，它又為什麼會對後世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其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等基礎原因是什麼？而1915—1919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又是怎麼來的，它又為什麼驟起驟落，未見中國人自己的啟蒙論著誕出便戛然而止，造成這一結果不同於歐洲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等基礎的原因是什麼？
記得任劍濤曾發表過一篇論文，從救國或建國需要的視角，考察分析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和洛克（johnlocke，1632—1704）在現代國家形成的不同階段何以會提出不同的主張。他的考察顯示，三人所面臨的建國的實際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不同的建國及治國理路。
馬基雅維利面臨的是如何使四分五裂的義大利統一起來，以走出分裂割據、被動挨打的不利處境，因此他主張「不計一切地請出玩弄權謀技巧的君主，以期實現國家建構的基本目標」。
霍布斯面對的是英國王黨風雨飄搖，革命正嚴重威脅國家穩定的現實，他需要處理的是強勢君主與臣民的關係問題，一套「以契約論奠基、以國家的賞罰教支撐的強大國家建構方略」顯然有助於緩和並穩固雙方關係。
到洛克時期，國家已經建成並穩固下來，如何長治久安並使公民心悅誠服地認同和支援這個國家，成為他政治考量的核心之點。正是在此背景下，他提供了基於主權在民觀念的代議制的制度設計，日後產生了重大影響。
此文符合歷史研究的思路，即人類歷史上任何一種思想主張的形成都是有條件的，並且與現實的社會—政治需求總是息息相關。換言之，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其思想觀念的變化，從來都只能是一點一滴地進化、演進，因而或多或少是可以看出其不同的階段性的。16、17世紀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格勞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等人，之所以不能像17、18世紀的洛克和盧梭那樣形成人民主權的觀點，不是因為他們本質上蔑視民眾，而是因為他們早出生了一兩個世紀，既沒有受到英國「光榮革命」的刺激，也沒有感受到美國獨立戰爭的衝擊。他們在各自生活的國度中所面對的社會—政治條件及其需求，與洛克、盧梭所面對的社會—政治條件及其需求,還大不相同。
由此出發來看歐洲啟蒙運動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差別，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可能更應該是：中國新文化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的差距與不同，是否簡單地用一句「救亡壓倒啟蒙」就能解釋了呢？我們難道不應該對兩者所依據或所由產生的社會、經濟、科學、文化等基礎條件的差距與不同去做研究嗎？
一個再直觀不過的區別是，歐洲17、18世紀思想啟蒙運動是與歐洲工業革命及其民族國家形成過程基本同步的。而且，這一運動的發生，更是建立在被13世紀末以來接連發生的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和科學革命大大改造過的社會、經濟、科學和文化的基礎之上的。而1910年代的中國，作為歐洲啟蒙運動重要基礎條件的這些革命或運動一多半都還沒有出現過，更不必說工業革命了。兩者間唯一接近的，只是民族國家形成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說只持續了三四年時間的新文化運動，僅僅因為發起者提倡過西方「人權」與「科學」的觀點，就將兩者畫上等號，不是有些奇怪嗎？
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胡適從一開始就看得比較清楚。他一生中每談及此一運動，總是「比較喜歡用‘中國文藝復興’這一名詞」，不是偶然的。他對這場運動主要目的和意義的解讀，始終著眼於「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及在此基礎上「再造文明」的意圖。故他在運動中從來都堅持「不談政治」，主張「我們應致力於（研究）我們所認為最基本的有關中國知識、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問題」，「為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基礎」。可以說，當年的胡適，包括他的不少同道，內心裡其實很清楚，以當時中國的社會條件和發展程度，首先要做的恐怕還是一點一滴的、最基礎的新思想、新觀念的介紹、普及和實踐的工作，還夠不上歐洲式的思想啟蒙。
能夠明瞭這一點，我們就理當不必為這場運動的驟生驟滅而抱憾，更不必對從梁啟超到孫中山到魯迅始終沒能像洛克和盧梭那樣思考問題而困擾。事實上，就像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當年會「蔑視民眾」一樣，從梁啟超、孫中山到魯迅所以會持有「導師心態」，恐怕主要也是那個時代社會、經濟、文化、科學等基礎條件促成的。試想，在90%以上的國人不識字，只有極少數讀書人才讀得懂書面文字的情況下，不先培養眾多具有「導師」資格的知識人，並展開中國式的最基礎的「啟蒙」，又如何能邁上歐洲式思想啟蒙的臺階呢？
回溯一下新文化運動興起前的歷史當不難發現，這種帶有「教導無知小孩」形式的中國式「啟蒙」工作，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人都在做。除了眾所周知的嚴復、梁啟超等一輩人之外，甚至包括更早就在進行類似嘗試的晚清大批來華傳教的「洋鬼子」。當然，效果如何又另當別論。問題是，就像胡適當年說過的：「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地造成的；進化不是一個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地進化的。」因此，不管什麼人，有助於國人觀念向現代文明接近的每一點努力，都是值得肯定和記取的。何況，在幾乎整個19世紀那樣一種閉關鎖國，連學洋文都可能被視為裡通外國的氛圍中，除了少數來華洋人，又有誰能夠向國人傳播西學新知，並催生洋務派、維新派等中國晚清「新人」的崛起呢？
不算早先被朝廷圈在京城、擺弄一些西方的「奇技淫巧」哄著皇帝高興的少數耶穌會士，「洋鬼子」在中國傳播西學新知應該說是從19世紀初開始的。由於當時官方依舊禁止基督教傳教士去中國各地宣傳福音，他們就通過辦報出書來向中國社會各階層中人傳播基督教義和西方現代知識文化。他們辦的第一份報刊名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之後陸續創辦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六合叢談》《中國叢報》《中西教會報》《中西見聞錄》《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天下新聞》《小孩月報》等許多報刊。1843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又創立了墨海書館，1887年各教派差會更聯合創辦了廣學會，用來編譯出版書籍。至辛亥革命發生時，兩家已出書數百種，印數超過百萬冊。其中《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七國新學備要》《中東戰紀本末》《萬國公法》《自西徂東》《治國要務》《格物探源》《格致新機》《教育改革》《農學新法》等，發行量及影響都很大。
傳教士出書辦報當然意在傳播福音、闡發基督教義，但是，經歷過歐美幾百年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啟蒙運動以及民族國家形成等種種新事物、新思潮的衝擊影響，這些人在觀念上早已趨於現代。因此，他們所傳播的西方知識文化，對剛剛有機會接觸到外部世界，自身尚處在農業社會條件下的絕大多數國人，無不具有新知新學的啟迪意義。
傳教士們出於傳教和出書辦報的需要，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介紹並鼓吹西方的人權自由思想。因為，無論從宗教信仰自由，還是從出版言論自由的角度，他們都必須要讓中國官民瞭解「天賦人權」與平等自由是一種普世原則。因此，他們特別注意宣傳：「上帝賦予人類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有寫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這是為了使他所創造的人類得到快樂。因此，沒有一條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這個天賦的人權。」也正是基於這一理念，早在鴉片戰爭前後，他們就已經通過書報，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許多關於美英民主政體、司法制度、議會選舉、地方自治，特別是人權自由方面的知識和情況。
為了吸引大量普通華人讀者，擴大影響，傳教士所辦報刊也特別注重「灌輸知識」。因為，他們站在現代西方知識文化的優越地位，視多數華人為愚昧落後。用他們的話來說，過去在歐美，也「正是科學而不是宗教，打破了我們自己民族中的偏見愚昧勢力」的，故傳播西方現代科學知識，當可以產生「潤澤漢人，使之茅塞頓開」的巨大效力。因此，他們公開宣傳：「國之強盛由於民，民之強盛由於心，心之強盛由於格物窮理。」進而通過書報，大量向國人介紹新近發展起來的電報、照相、化學、醫學、蒸汽機、瓦斯工業、鋼鐵工業，以及天文學、地理學、人類學方面的知識。
鑑於1858年清廷簽署《天津條約》，被迫開放了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內地傳教的自由，大批傳教士開始深入到中國各地社會基層大眾中傳教。這種情況極大地加快了他們知識傳播普及化與大眾化的需求與速度，也意外地推動了對中國傳統文化形式的一大改造。
為便利文化程度不高的廣大底層中國讀者更容易讀懂報刊上的文字，他們打破了中文文章不斷句的傳統模式，開始用西文的頓號和句號斷句。為了解決傳教過程中遷就各地方言所造成的基督教文本中文譯文不統一，以及此前翻譯的文言聖經講讀中還需要白話翻譯的困擾，在經過各地白話傳教的種種嘗試之後，1890年上海傳教士大會決定統一翻譯使用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白話聖經譯本。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近代中國白話文運動、國語運動以及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而歐式思維方式表述特色，也進一步改變了中國古漢語句子簡短直白的特色，催生了複雜的表述形式，從而基本奠定了漢語歐化的基礎。
隨著歐美傳教士越來越深入中國社會中，不少傳教士還直接間接地參與到中國種種變革及發展的活動中來。1868年創刊的《萬國公報》（原名《中國教會新報》），就有意識地加大了對晚清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注程度。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戰爭前後，《萬國公報》因積極追蹤報道中日關係狀況，大量刊髮長篇時事評論文章，一舉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報刊。它一方面傳播民族自立、主權完整的西方觀念，充分肯定中國的自強運動，一方面連篇累牘地批評中國政治的腐敗，反覆申說學習日本變法維新之必要。該刊因此影響日廣，一度發行到近四萬份之多，成了不少士人、官員的案頭必備之書，就連中日兩國皇帝也都成了它的熱心讀者。這種情況極大地影響到維新派此後創辦的包括《中外公報》《時務報》《強學報》《國聞報》在內的大量報刊。這些報刊不僅大都模仿《萬國公報》的辦報特色，而且經常轉載、摘登《萬國公報》的文章。
出於對國人接受新事物、新觀念極其困難的強烈感受，許多傳教士對中國傳統教育制度及其方法尤為反感。在《萬國公報》上討論和建議最多的一個話題，也是中國的教育問題。其社評、專論和文章幾乎一致認為：中國當今所缺者，最主要是人才。而中國之所以缺乏人才，首先就在於教育落伍，「所學非所行，所學非所用」，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學而優則仕」的教育引導。他們明確主張，中國必須徹底廢除科舉、八股與讀經，要廣開學堂，普及教育，依照西方國家的辦法，實行小學、中學、大學及社會教育體制。為此不僅要大量增設「天文之學、輿地之學、歷算之學、格致製造之學、水陸兵法之學、槍炮舟船測量之學、築壘建路之學、開礦治河之學、中西交涉之學、刑名錢糧之學」等實用學科的教學內容，還必須尊重女權，要做到「男女皆讀書」，「女學與男學並重」。因為，「女學之優劣為萬國教化優劣之標準」。
其他西方現代知識，包括技能層面的「啟蒙」，傳教士們也做了很多，比如體育、音樂、繪畫、數理化、醫療、人體生理知識等，也都是這些來華洋人傳播並引入到中國來的。當然，真正能夠受此「啟蒙」而略染現代觀念者，相對於中國四億人口，在那個時代還只是極少數人中的極少數罷了。說這種「啟蒙」工作只做了幾十年，工業化、城市化、科學化等等都還沒有起步，中國就可以搞西式啟蒙了，怕還是有點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