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說來，即使站在後來者的角度，要讀懂這時革命黨人的思想言論，也並不需要太高深的學問修養。然而，事情卻遠非如此。一旦後來的歷史情境改變了，人們的政治訴求、思想觀念，乃至於情感立場和價值判斷，也會隨之改變。後來人再想要準確理解歷史中人的思想言論主張，往往也就變得極為困難了。造成這種認識上的巨大鴻溝的一個重要關鍵，就在於時代不同，歷史情境早已兩樣了。
20世紀初中國當時的歷史情境是怎樣的呢？第一，當時的中國還處在少數族群滿人的統治之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整體被壓迫、受歧視已達二百五六十年。這個時候的滿人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漢人爭取平等、獨立地位，包括恢復漢人統治的鬥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第二，當時歐洲民族主義運動正洶湧澎湃，並迅速波及亞洲各國。而這時對中國革命黨人衝擊影響最大的，又恰恰是「少年義大利」運動發起人馬志尼所主張的單一民族國家的觀念，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想。
一方面漢人革命者必欲推翻滿人統治，一方面「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獨立、民族建國運動已漸成世界潮流，20世紀初中國漢人革命者的「中華」觀或「中國」觀，會侷限在「驅除韃虜」，恢復漢人國家的觀念和範圍內，正是那個特定時代、環境與漢人革命黨人所能掌握的特定條件相互作用的產物。
也正因為如此，一旦滿族皇帝自願退位，漢人重握權柄，「中國人之中國」已成定局，還要不要驅除滿人，還要不要把國界限在十八省範圍，就再不是什麼大問題了。革命黨人多數顯然樂得將十八星旗換成五色旗。畢竟，無論保皇黨康有為等，還是革命黨孫中山等，大家都有一個「大中華」、「大國族」的觀念。何況，最早提出民族自決主張的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組成的「合眾國」，革命黨人原本就不排斥美國那樣的建國方式。
但是，用五色旗取代十八星旗，卻並不等於「五族共和」就一定能實現。1911年12月外蒙古及西藏當局先後宣佈「獨立」，就清楚地顯示了這樣一種危險的存在。一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中國曆屆中央政府始終都是弱勢政府，沒有哪個真有力量達成統一中國「本部」和「疆部」的主權訴求。
理想是繼承清朝版圖與民族構成，現實是「疆部」鞭長莫及，「本部」也四分五裂。如此巨大的反差，不能不逐漸影響到國人的歷史敘述與歷史理解。尤其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接連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製造出偽滿洲國和「內蒙古獨立運動」之後，一些中國的歷史學者率先忍不住了。
1935年，日本人進一步製造出「華北自治運動」，傅斯年等開始公開主張「中華民族是整個的」，提出「在中國的版圖裡只有一箇中華民族」的說法。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不久，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間更一度圍繞著這一問題發生了論戰。直接交鋒的主要有兩方，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白壽彝、張維華等堅決否認中國是由多民族組成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如吳文藻、費孝通等，則持相反看法。
這次爭論事實上是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兼中研院總幹事的傅斯年發起的，因擔心研究談論「民族」、「邊疆」等問題易「招分化之實」，他明確主張學者當本「愛國之忠」，今後不用「民族」、「邊疆」等概念，而且應盡力從史實上去證明併發揮夷漢一家的觀點，為現實政治服務。
同在昆明的顧頡剛對此有「極大的共鳴和同情」。他先後寫過兩篇與傅意見相同的文字，一篇為《「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一篇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他直言批評「民族自決」之說對中國有害無益，認為只是便利了內外分裂勢力。他並且批評「漢地十八省」和所謂「中國本部」的說法都是瞎說，認為這也是「敵人用來分化我們的」。他並且提出：「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麼民族」，「在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認為像「漢人」或「五大民族」之類稱呼，也都容易被敵人拿來分化中國，故都應捨棄不用。
只要否認中國境記憶體在不同民族，否認中國古來就有華夷之別及「本部」與「藩部」之分的史實，就能夠避免被敵國所乘？熟悉中國歷史，且依據人類學原理，從事過大量田野調查的吳文藻等人，斷然反對此說。吳的弟子費孝通因此寫了一篇批評文章，對顧文提出異議。不料，身份、地位特殊的傅斯年自己十分反感不說，還致函教育部長朱家驊等，主張應該在政治上予吳等以壓制。他並且上綱上線稱，吳文藻等純粹是「拾取‘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發達之科學之牙慧’」，表面上「為學問作學問，不管政治」，實際上「專刺激國族分化之意識」。在他的干預下，吳文藻主持的民族學會被停辦，在雲南大學的人類學講座也不能講了，最後不能不離開昆明瞭事。這怕也是民國年間學界中人拿政治正確來扭曲歷史真實的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罷。
費孝通晚年曾被人問到對這次爭論及其遭遇的看法，「他顯然也注意到這場爭論發生的時機確有政治正確的問題存在。因此，理智上他對傅斯年、顧頡剛愛國的動機能夠理解，正因為如此，他當時沒有繼續與顧等爭辯下去。但是，他堅持自己還是不能同意對方的邏輯，比如像「只要不承認有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的觀點」等。
很顯然，這種要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來認識歷史的思維方式，影響是深遠的。1950年代中期，史家錢穆在臺灣還在著文批評「本部十八省」、「中國本部」之類的概念，明確認為這是敵國有意混淆是非造出來做侵略中國的口實。
為什麼當今越來越多的人讀不懂歷史中人的思想言論，為什麼中外任何稍有不同的歷史解讀都可能會被人上綱上線，或認為「挑釁」，或視為「陰謀」，這也是一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