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帝制之再難復辟，除地方勢力紛紛崛起，國家已經四分五裂、覆水難收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因共和、憲政的試行，民權思想的鼓吹，刺激了社會精英階層，也包括大批實力派代表人物，他們的權利地位首先讓他們多少有了西方人的那種權利意識。一旦意識到自身的權利地位，他們自然再不會願意另立一個什麼萬世一系的帝王，去俯首效忠了。
因為時代已大不同，因此，簡單地拿大中華觀來看待辛亥革命後這一段歷史，顯然也不盡妥當了。依據傳統歷史教科書上的說法，北京政府時期即使在民國史上也是極度黑暗混亂的。改革開放後，兩岸史家已經有很多人對此表示了異議。因為他們在研究中發現，恰恰是在那段時間裡，發生了中國歷史上近乎空前絕後的全國性的思想啟蒙運動，延續並推進了自晚清以來的憲政實驗。向來我行我素，卻對列強奴顏婢膝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始屈從於民眾輿論的壓力，廢止了拿國權做交易的秘密外交辦法。有學者並因此得出結論，認為這一時期憲政、共和、地方自治，乃至推動聯邦制的種種嘗試，特別是在1920年代上半期形成的同樣空前絕後的「聯省自治運動」，理當被視為近代中國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次重要機遇。
但問題是，在20世紀初期列強各國激烈爭奪殖民地，國際關係中還通行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特別是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情況下，誰能相信國人在「你一國，我一國」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就能夠換來自身的安全和發展呢？還在戰國時代管子就看出：哪怕是諸侯割據，面對外敵時，也是「合則強，孤則弱」。然而，這一時期多數閃光的歷史現象，卻恰恰又是建立在中央集權及其大一統極大削弱的基礎上的。一方面民權意識培養、民主憲政推行，需要打破水閘、水壩，形成分權分利的競爭局面；另一方面列強爭奪，魚肉無窮，又非築壩合流、集人心國力不能止。予取予求，各有利弊。包括1930—1940年代出現「你一國，我一國」的情況，是好是壞，站在不同立場上也自然會各有各的說辭。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弔詭和矛盾。對於一個民族而言，分也有分的好處，合也有合的價值，但是合是分，卻由不得歷史當事人來決定。
近代以來的中國所以不能避免四分五裂，除了中央集權的老大帝國崩塌得太快，缺少權力和制度的過渡條件外，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其實也是世界大勢的變化所致。
中國人開始下決心學西方、趕西方時，不幸正處在西方國家自身政治、觀念分崩離析、旁枝橫生之際。換言之，當19世紀末20世紀初，梁啟超、孫中山等想要重建一個現代中國的時候，他們至少面臨著三大主義和無數種道路方法的選擇。
一大主義是民主主義。這是歐美資本主義已經實踐成功，理當最容易成就國家富強的一種主義。但同為民主政治的實踐，事實上又有英國式、法國式、美國式乃至日本式等多種不同的道路選擇。
一大主義是民族主義。這是19世紀下半期在奧匈帝國統治範圍內強勁生長起來，最能吸引落後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思想主義。但同是民族主義運動，亦會因條件和訴求差異而生成為英國式的、德國式的、俄國式的，抑或所謂公民民族主義、國家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等。
一大主義是社會主義。這是19世紀興起的，建立在對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所帶來的社會分化、貧富懸殊和階級對立惡果反思和批判基礎上，人們探索建立新的平等社會的一種嘗試。但即使在20世紀初，社會主義的理論、主張及其黨派就早已經是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了。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從嚴復譯介赫胥黎的《進化與道德》（即《天演論》）和黃遵憲出版《日本國誌》的1895年開始，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日止，國中精英分子較多吸收借鑑的是此前掌握的一些西方民主憲政的經驗與知識，尤其想要以日本為榜樣，走一條英國式的君主立憲的強國之路。
戊戌變法失敗，大批政治精英和青年學生流亡或遊學日本之後，他們中多數人明顯變成新興的族裔民族主義的狂熱擁躉和追求者。他們關心的不再是使國家政治運作合理化的法制和程式問題，而是整個漢民族的情感尊嚴和地位問題，並將向西方、日本學習，簡化成了如何儘快地從被少數「蠻夷」壓迫狀態下獲得解放的方法問題。
毫無疑問，族裔民族主義和英美式民主主義不是並行不悖的人類進化雙輪。族裔民族主義的訴求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的，英美式民主主義的訴求是建立在強調國民個人權利基礎上的。族裔民族主義的盛行，在成就民族革命、國家一統的集體主義任務的同時，與強調國民個人權利的英美民主主義思想潮流、觀念意識，及其政治實踐發生碰撞，不可避免；儘管同有集體主義的色彩，但它與事實上建立在馬克思式的個人全面自由理念基礎上，相信「四海同胞主義」，主張用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方法，消除階級、民族、國家差別與區隔的革命的社會主義主張，更是註定要發生矛盾衝突的。
然而，不論是梁啟超還是孫中山，亦即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當年顯然都曾經對三大主義囫圇吞棗、趨之若鶩，追捧唯恐不及。最具代表性的是孫中山。他一向以「除我之外，無革命導師」的中國奇人自居，強調黨員「非服從我不行」。但是他卻又將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合而為一，規定為黨的指導思想。他信誓旦旦地聲言：「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並且要使三大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以創造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無論孫中山所言是否出於真誠，至少在此主張下，其追隨者本身的追求就漸呈分裂狀。三種主義、無數道路的選擇，在一個偌大的中國，會催生出「你一國，我一國」來，應該也不算是現代民族國家時代一種不易理解的怪現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