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看歷史》雜誌登出一篇文章，題目叫《三元里抗英鬥爭中鮮為人知的「漢奸」們》，講的是1841年，即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發生三元里民眾抗英鬥爭的同時，包括三元里在內，廣州一帶不少民眾充當英國軍隊後援，或背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
類似的說法和史實的披露早在上個世紀末就有了。說中國當年百姓「不知愛國」，不是什麼特別的新聞，但具體到三元里，似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因為，今人或許很難理解：又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又說那裡的民眾曾幫助過英軍，是怎麼回事？
對於這個問題，早在1995年茅海建就做過解釋。他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引用中、英、日多方史料，對中國大陸傳統教科書所謂當年三元里民眾激於愛國熱情，自發抗英、保家衛國的說法，在史實上做了細緻的辨正後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地改朝換代，中國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三元里民眾本來對英人和清朝政府的衝突並不關心，之所以會轉而抗英，不是為了幫朝廷，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開棺暴骨、搶掠財物、調戲婦女，使當地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了侵犯。他指出：在當時條件下，「許多人還意識不到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存在」。講三元里發生過民眾抗英鬥爭是事實，但「三元里等處民眾進行的是一次保衛家園的戰鬥，而不是投身於一場保衛祖國的戰爭」。
對此，也有人從家國同構的視角，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保鄉即等於保國，維護傳統文化，就等於熱愛中華國家。只要三元里抗英有助於凝聚民心、分清夷夏，客觀上就具有愛國的性質。
這種認識也未必毫無道理，但鄉與國畢竟還不是一回事。旁的不論，至少大清國原本就是滿族強權所立，其軍事力量一路由北向南殺戮侵犯而來，南方眾多士紳鄉民曾廣泛抵抗。頭面官紳大部投降後，民間「反清復明」的暗流依然存在。直到鴉片戰爭前後，閩、粵、桂、湘諸省民間社會與清廷所代表的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始終處在一種十分複雜微妙的狀態。稍有風吹草動，便可能造成針對清廷的反叛之舉。
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後的農業社會，而且還是一個以個體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人們習慣於各掃門前雪，很容易走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境地。一個皇帝、若干朝臣、一眾官吏，很容易對數億民眾實施統治。但是，相對於北方而言，南方的情況卻多少有所不同。
自古以來，地處中原的漢族政權屢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不斷有不肯屈服的中原漢人漸次南下。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環境較中原地區複雜，那裡的人們更習慣結群而居，基層社會中血親族群關係的紐帶作用較強；另一方面，南下漢人自身傳統文化意識濃厚，亦較倔強。影響到後來，越往南方，越不易被外來的中央政權降服和同化，中原傳統文化留存下來的成分也越多。
林語堂對包括三元里民眾在內的廣東人還有一種評價。他說，廣東人是中國古代南方吃蛇的土著與南下中原文化的「強烈混合物」，一方面迷信鬼神、恪守傳統，一方面又冒險好鬥、頑強彪悍。這也使得廣東人在維護自身利益和自身文化方面，容易表現得較其他地方更激烈。特別是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
從歷史上看，當年清軍南下打下廣州後，就有不少抵抗失敗的廣東人不願屈服外族統治，沿著海岸退到了越南，之後進至東南亞各地。與此同時，閩南失守，不少福建人也選擇流亡，渡海去了菲律賓和印尼等地。此後還有不少海南島人和成批的客家人，也不堪忍受清朝的統治，遷徙到東南亞去了。
據東南亞史專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說，17世紀以前或以後，大批跑到東南亞去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只知道自己是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在意自己的國家歸屬。即使東南亞的殖民當局會把他們視為「中國人」，他們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終各有各的會館或同鄉會，各自經營各自的行業。比如，在曼谷，「97%的典當商鋪屬於潮州人，他們還控制了70%的大米貿易和90%的中醫業。美容業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經營，59%的機械工場由廣東人掌握，90%的造紙業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廣東當地沒有離開的廣東人，即使經過了兩百多年，和清政府的關係仍會緊張。除了前文提到的現象外，清朝官員的奏摺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述。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出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就曾向朝廷訴苦稱：廣東一些地方的「百姓習以械鬥，日以兵刃相接」，「富鄉大族，均各築立土城，廣置炮火，以劫掠為事」。「地方官徵求錢糧，動須募勇下鄉。力勝則尚能催徵三四成，力不勝則通縣錢糧皆抗不完納。」
愛鄉不愛國，這在農業社會中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不唯近代中國底層社會如此，即便前工業時代的歐洲也是一樣。歐洲中世紀長期通行的是領主制經濟，又稱封建莊園制度。農民依附於土地和領主，領地分封或劃分又是階梯狀的，「我的附屬的附屬不是我的附屬」。國家實際上是由各地區的大領主們分別治理，國王只是個象徵，最多也就是更大些的領主罷了，但下面的領主們並不都對國王或國家負責。反過來，農民和領主及土地的關係，卻捆得很緊，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農民熱愛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領主，對更大範圍的國家，既很少認識，也無從產生感情。
在鄉土環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費孝通所說的那種「熟人社會」的規則。大家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互幫互助，一切道德、規矩都是既定的、習以為常的，因而人與人之間不僅關係簡單，而且相互信任。不過，隨著商品經濟日漸繁盛，人口流動加快，城市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到滿是陌生人、連話都聽不懂的城市後，不可避免地會在城市中建立小的熟人社會圈子。歷史上最早的同鄉會組織，就形成於歐洲中世紀早期大學城開始興起的時候。11世紀起家的巴黎大學、博洛尼亞大學，來自歐洲各處的青年學生及學者，為便於解決個人無力解決的種種問題，就自發地組織了許多「同鄉會」。在18、19世紀歐美移民潮興盛期間，類似的同鄉會也都曾大量出現。
在中國，成規模的同鄉組織，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當時的主要形式是冠以地方名頭的各種「會館」，為來到城裡的同鄉提供一個聚會交往的處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風吹起，政府管制稍松，特別是在留學海外的青年中間，具有互助性質的同鄉會之類的組織也大量湧現出來。
但是，進入到20世紀初年，民族主義思想浩浩蕩蕩，「民族建國問題」，即建設一個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性質的新中國的問題，首先擺在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命運的知識人面前。同鄉觀念、同鄉組織，以及越來越流行的以一地、一省、一族為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卻明顯地會強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間、地方與中央間的隔閡，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
晚清年間，基於一省或一地之利益，與清廷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矛盾衝突的情況，已經頻頻發生。太平天國引發的危機，極大地破壞了作為清朝中央集權主要支柱的財政與軍事體制，地方督撫的權力地位迅速膨脹。甲午戰爭後，以進一步放權為基礎的各種新政陸續出臺，地方不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實際掌握了軍隊，控制了工商廠礦與鐵路的興建。接下來的庚子之變，引發了更大的權力危機。唐才常等以「勤王」為名，志在「創造新自立國」的自立軍起義；兩江、湖廣及兩廣總督等拒絕聽從清廷之命，實行「東南互保」，與列強媾和，都在在反映出地方各階層新的利益需要，正推動著南方各省邁上「準備自立變政」的道路。
《辛丑條約》簽訂後，各地漢人對清廷的統治及其政策已愈發不信任。因此，在海內外華人中，除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外，「無論立憲、革命兩派的志士，都有將來須仿效聯邦制度的設想」。孫中山、梁啟超都主張學美國或德國的聯邦制，先搞地方自治。梁公開聲稱：欲建一「完全之國家」，理當「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
歐美聯邦制經驗，不僅對國內地方自治運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進一步刺激了以鄉土情結為基礎的自立思想。
1902年，與梁啟超一道亡日的廣東人歐榘甲出版了題為《新廣東》的小冊子，公開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權、財權、兵權、教育權、警察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森林權、海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立之起點」。
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新湖南》一文，響應歐榘甲的《新廣東》，提出：「湖南者，吾輩之家室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他聲稱：「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闢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
此種以省為單位，「自治」、「自立」甚至「獨立」的呼號、宣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人鄉土觀念、省籍情結、地方主義迅速膨脹發酵。影響到留日學生，不僅多以省籍或地方為基礎結成同鄉會，而且多以省籍為結合出版雜誌，宣傳具有地方意識的政治主張。
當然，與早年流亡東南亞的華僑不同，這個時候的留日學生直接面對的是洶湧的民族主義思想浪潮，他們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國家歸屬，也不能無視地方與國家的依存關係。無論是歐榘甲還是楊篤生，其實都肯定地承認說：嚴格省界，推動自立，根本目的還是要使全中國像日耳曼或美國那樣，能夠有自立之一日。
為什麼愛國、建國先要從愛鄉並從地方自治做起呢？1903年旅日江蘇同鄉會成立時，對此回答得很坦然：「愛國必自愛鄉起。」直隸宣化同鄉會成立時，也這樣說，宣言稱：「愛鄉心者，愛國心之母也。我宣人皆愛我宣，則我國人皆愛我國矣。」
把國家按地區分成你一塊、我一塊，各管各的，不會造成隔閡與分裂嗎？學生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宣稱：其一，「夫一省之地，必有獨立之精神，然後可以救其地之人」。其二，「他省雖有熱心辦事者，不能借箸代籌」。平時全不熟習他省、他府、他縣之外省、外府、外縣人，縱具熱心，亦不能為他省、他府、他縣謀獨立自營之事業。其三，「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知省界」，使「人人自衛其鄉」。
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