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慚愧，十幾年前讀喬斯坦·賈德那本《蘇菲的世界》的時候，我對書中一上來就提到的那個「我是誰」的問題，還從沒有考慮過。倒是因為成龍的一部叫《我是誰？》的電影，讓我對這個問題開始有了些興趣。當然，套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一語，成龍在電影裡尋找的那個「我」，是笛卡爾所說的「我在」之我；小說中蘇菲思考的那個「我」，則是笛卡爾所說的「我思」之我。用五四時期人們常說的，前者是「物」與「肉」的問題，後者是「心」與「靈」的問題，兩個問題不在一個等量級上。
「我是誰」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哲學家、宗教家自古以來就在思考，迄今人們也沒有一個統一的答案。倒是類似成龍那個「我是誰」的「我在」與「我形」的問題非常現實，常常會冒出來，讓現實世界的人倍感困擾。這不，前兩天就見有網友發帖披露說：「中國社科院在關於本國曆史的對外英文研究報告中稱：現在中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是由元朝蒙古人創造並強行推廣到全國的……現在意義上的漢族也始於元朝，漢朝時期的‘漢’只是國家概念而非民族概念，直到元朝蒙古統治者將國民分為四等，漢人為第三等，漢民族從此誕生。」發帖者忿忿然稱：這些資料社科院「只對國外公開」，「原來我們本國人……連了解本國的歷史，都沒有與外國人同等的知情權」。
從網上可以很容易找到被髮帖者節錄作為證據貼在帖中的這篇「報告」的全文，它不是什麼「中國社科院……研究報告」，而是該院語言研究所一位研究員一篇並不很正規的署名文章，好像並不像發帖者說得那麼秘密，裡面也找不到發帖者所提到的那些會讓一些人吃驚的說法。恰恰相反，文章明確講，蒙古統治者雖因必須與漢人打交道而實行過一種混雜著蒙古語用詞和語法的漢語表達方式，即所謂「元白話」，但「元白話」太過洋涇浜，再加上蒙古人統治時間不夠長，故蒙古人統治一結束，這種語言馬上就消失了。其消失之徹底，以至於在隨後明清兩朝的各種文獻資料中都再無蹤跡可尋。這好像也和發帖者說的全然兩樣。
其實，說當今普通話從發音到用語深受胡語影響，和古漢語相去甚遠，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此前的歷史學研究、人類學研究、語言學研究早已證明了這一點，一般人，尤其是江南閩粵地方的人多半至少耳聞過。讓一些人因該帖而大受刺激的，應該主要還是發帖者所謂「現在意義上的漢族也始於元朝」的說法。但縱使有這樣的說法，不管是不是出自社科院的研究報告，在當今社會條件下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何況，即使發帖者所舉的文章真的談到過這種觀點，以那樣一篇只有兩三頁長的文章來立論，本身就是不嚴肅的，連一家之言也成不了。
記得幾年前，學界中曾經有人質疑過國內一般歷史書該不該不管國際權威歷史著作公認的標準，自稱古代中國為四大或五大「文明古國」之一。儘管提出質疑者並未長篇大論，反駁者也多是三言兩語，但可以看出的是，圍繞著這一問題的討論是學術性的，所爭之點也是極其關鍵的。那就是，對於何謂「文明古國」這一概念，我們應不應該與國際史學界或人類學界持有同樣的解釋標準。十分明顯，一旦碰到標準問題，即使是為我們自己的說法進行辯護的眾多學者也大都表現得比較謹慎。因為他們都承認，如果照國際考古學上認定的「文明」標準，以文字、金屬、城市和大型祭祀場所出現的時間為主要要素來做標準，古代中國這幾方面的發明創造確實要晚很多。比如甲骨文的發明就比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要晚一兩千年，青銅器的廣泛使用也比西亞兩河流域至少晚一千年左右，城市和大型祭祀場所的建設與儲存就更是遠遠落後於古埃及和古希臘了。但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即「文明古國」還應該有時間早晚以外的其他標準。比如，其文化的影響力問題、獨特性、完整性和傳承度問題等。古兩河流域及古埃及的文字都沒有傳下去，它們那裡的青銅器製品也十分匱乏，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的古文字是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延續，也只有中國是唯一真正廣泛使用青銅器，並使青銅器的製作、造型和藝術達到極高水平的古國。
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一大好處，是思想解放，敢想敢說的人越來越多，網路世界的形成進一步促成了普羅大眾對社會、政治、經濟、思想，以及過去只能是少數人與聞的學術話題的廣泛參與。但破除迷信，一方面促成了大量新觀念、新思想、新觀點和新研究如噴泉般湧出，另一方面卻也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對建立在西方話語基礎上的現代文明標準的強烈質疑，極大地促成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反智主義的膨脹和氾濫。比如，留意一下當今國內一些著眼於中華文明源流問題的大膽突破、假設和創新論說，就很容易發現這種情況。下述兩種觀點就極具代表性，且都出於草根型研究者（他們多自稱「民間學者」），眾多棒殺者和追捧者也多在草根中。只不過前者踩的人明顯多，後者則捧的人明顯多。
上面說的前者的創新之論，是說漢人從血統到文化都源於北方戎狄、匈奴、鮮卑、突厥和蒙古人。如我們日常所說所寫的漢語、漢字就不是漢民族的原創；我們近代以來奉為祖先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湯，直至秦始皇，包括唐太宗，都不是漢人，中國歷史上各朝代多半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我們一直引以為自豪的華夏文化的血脈和根基，幾乎都起源於這些北方游牧民族。所謂中華民族，本質上就是「華夷共祖」，而夷則長期居於統治地位，即一方面農耕的漢民族與北方的游牧民族有著同源的關係，另一方面農耕的漢民族又一直是被游牧的戎狄、匈奴、鮮卑、突厥和蒙古民族劫掠壓迫奴役的物件！
所謂後者的大膽言說與前者完全相反，但同樣對傳統說法極具顛覆性。它說的是，傳統所謂華夏文化源於黃河流域完全錯誤。真正的華夏文化是創造了人類遠古水稻生產技術的「中華糯民」創造的，因而它只能產生於水網發達的長江流域。也正是由於中華糯民將這一生產技術擴充套件到全世界，因而也就成為了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古印度，也即世界一切古代文明的締造者。換言之，長江流域的漢人其實是一切有文字記載的古人類的祖先，包括兩河流域蘇美爾人、自認為「印歐」人的古歐洲人、印度早期居民達羅毗荼人和地中海高加索人。除了非洲黑人和太平洋海島上的土著外，世界上一切掌握了農耕技術的古代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歐羅巴人、印度人等，都是與黃種華人雜糅後的雅利安人再繁衍的結果。不僅如此，從英倫三島到歐洲阿爾卑斯山，從地中海的克里特島到中東歐的匈牙利，早先都是黃帝家族在西方的領地。匈牙利人的先祖，是黃帝家族的歐洲勢力；希臘是黃帝后裔大禹受命征伐埃及法老後所得的封地，金字塔是中華先民祭拜天地祖宗的「眾帝之臺」，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王宮是大禹之宮。這也即是說，人類文明的源頭，不在兩河流域，不在古埃及，更不在古希臘，而在長江流域，即源自華夏文明。
凡是讀過亨廷頓《我們是誰？》一書的讀者，相信都能意識到，自從他在前一本書中預言21世紀人類將邁入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激烈衝突的時代之後，許多人都開始變得格外敏感和衝動起來。身為學者的亨廷頓，也明白宣稱，他首先是一名愛國者，並且不得不在愛國的基礎上從事學術研究。用他的話來說：「我是以一名愛國者和一名學者這樣兩種身份寫作本書。作為一名愛國者，我深盼我的國家能夠保持團結和力量，繼續是一個在自由、平等、法治和個人權利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作為一名學者，我發現美國國家特性/國民身份的歷史演變及其現狀存在著一些引人入迷的、重要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可是，愛國之心和治學之心有時是會有衝突的。我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儘量努力爭取做到超脫地、透徹地分析各種現象。但仍需提醒讀者，我對於這些現象的選擇和說明很可能還是受到我的愛國心的影響，因為我希望發現它們在美國的過去及其可能的未來所具有的意義。」而他研究美國人種、民族屬性及其文化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因為他發現，如果在新的文明衝突的時代，美國人不能維護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以及美國建國者所樹立的「美國信念」，美國就很難繼續贏得國人的一致熱愛並保持世界道義領導地位。
身為具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的學者尚且會如此考慮問題並研究問題，也就不難想象充滿悲情意識和歷史屈辱感的華夏子民會如何思想了。「我們是誰？」亨廷頓提出的這個問題顯然也正是今天不少中國人在思考甚至在焦慮的問題。但同樣在問「我們是誰」，亨廷頓關心的是「三個半世紀以來為這裡的各人種、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為他們自由、團結、實力、繁榮以及作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義領導者的地位的源泉」的「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傳統和價值觀」，而我們中許多人關心的卻是從遠古泥河灣古人類早期活動到三皇五帝華夏文化的源流及其古時中華「天下無敵」的偉大意義。
與當今國人及其命運密切相關的，是一萬年以前華夏先祖的作為，還是最近一百五十多年中國從古代向現代變遷的曲折？對於今人來說，究竟是弄清遠古人類誰主誰從、文化發明的誰先誰後問題重要呢，還是弄清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價值觀傳承、斷裂、變化的經過，以及民族國家形成條件下何以有些民族走在前面，中華民族落在後面的原因重要呢？這些照理並不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如果亨廷頓們都不免會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考慮未來世界的安排，許多國人會受民族主義情緒影響，把學術問題政治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有些人就公開宣稱，西方學者從來都是西方中心論者，他們原來相信人類最早產生於古地中海。後來中國等地發現了大量考古成果，他們因為害怕中國崛起，不僅拒不承認人類起源於中國，而且弄出什麼dna測試的偽科學，硬說人類起源於非洲。而在他們看來，「中華黃種是祖種祖族，進化過程中又衍生出白種和黑種。所以中華黃種進化最成熟，腦容量最大，個子不高不矮（智力形），智商最高」。連毛都沒褪乾淨的西方人怎麼能和中國人比？故西方人最怕的，就是中國人重新統一凝聚起來，又會天下無敵。
經歷過種族歧視造成的嚴重傷害的西方社會，對任何這類言論都會抱以高度警惕甚至是強烈批評的立場。因為它們很容易讓人想起曾經發生過的種族奴役和種族滅絕等人道主義災難。但是，如果我們歷史地看問題，應該不難發現，近代以來許多民族國家初步形成後開始處於上升期的時候，這種由民族自豪感生髮出來的文化優越，乃至人種優越的心理，都曾對那些剛剛亢奮起來不久的愛國者發生過難以抗拒的吸引力。18世紀前後在英美流行過種族主義思潮，20世紀前半期在德國、日本風行過種族優越論，都具有相近的歷史背景。
但人種和基於人種的文化真的那麼重要嗎？至少，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大概是談不到有多少這方面的優勢的，然而它卻依然能夠在當今世界佔據頭等地位。這中間的原因顯然和人種純粹及古代文化優越與否毫無關係。而建立在現代分子生物學基礎上的分子人類學誕生後，大量科學檢測和研究也已經證明，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純正」的民族或種族，更不必說是自古以來純粹正統的民族或種族的文化了。
而這一番考察更讓我瞭解，與其跟著當今火熱的民族國家話語，去追問和研究「我們是誰」，倒真不如多從自身的角度去問一點「我是誰」的問題。太過執著於「我們是誰」，很容易讓我們忘記我們也是這個世界和整個人類的一分子，而更多地注意到「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區別，從而形成更多的隔閡，造成更多的恩怨和衝突。多問一點「我是誰」，倒可能會讓我們多注意到「人」的共通的一面，更多地明白一點生命存在的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