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倒退到二八年，那一年有兩件事情讓我記憶猶新：一是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金融危機使很多企業倒閉，工人失業，《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又讓工人的維權意識空前增強，我們每天處理著成堆成堆的勞動爭議案件。
一天下午，我正在忙著和一個企業的工人談打包處理他們勞動爭議的案件。那是一個生產玩具的韓國企業，向海外出口的合同停止後，老闆跑路，工廠倒閉。工人委託我們討要工資與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條件是要回來的錢百分之三十歸我們。幾百個工人，應該說回報非常豐厚，但是我們只接有把握的案件。那個企業已經人去樓空，廠房和土地都是政府無償租賃給他們的，也就是說不是企業財產，就算將來打贏了官司，沒有可執行的財產，官司豈不白打了？白打與不白打，律師費照樣要收。我們說每個工人收一千元的律師費，這樣加起來也有二十多萬，只要我們把協議簽訂好，將來錢要不來，不是律師的錯。我們可以保證打贏官司，但不保證要回錢，這是兩回事。
我想得很美，就算工人把價出到五百元我都願意幹，這樣的案子辦起來很簡單，辦一件和辦十件一樣，找幾個實習律師算算賬，到仲裁那裡走走程式就行。但我想錯了，工人比我們精，他們說可以，從贏回來的費用里扣除。一句話，就是不出錢。後來我們把費用降到四百元，他們還是不願意。我生氣了，對他們說：「你們另請高明吧。」
從內心講，我非常同情工人，但是又特別討厭他們。他們總是不想掏錢還要請律師，收到錢又不願意付律師費，或者乾脆跑掉，你連人也找不到。現在，我早已不辦理勞動爭議的案件，有些推不掉的，就轉手給年輕律師。經驗告訴我，人的道德與財富沒有關係，有錢的並非都為富不仁，沒錢的也不見得都純潔高尚。
正當我們為律師費爭吵不休時，前臺接待黃麗進來說，永慶玻璃的張總在接待室要見我。
永慶玻璃是我們的大客戶，每年付的律師費不少，我們的合作一直很好。張總親自登門，我扔下工人，直奔接待室。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楊曉玲，我的第一感覺是：這姑娘真高啊！兩條腿長長地伸到茶几下。站起來與我握手時，竟與我齊眉，兩隻眼睛雖然小了點，但不失為一位美女。
「你好，李律師，這位是我侄女，這位是她母親，今天早上她父親在上班的路上發生車禍死亡了。」張總介紹說。
「哦，太不幸了。」我的同情持續了有數秒鐘，然後就轉為喜悅。開棺材鋪的人會因為死人而高興，律師有時候也有同樣的感受。張總找我自然是要辦這個交通肇事案。這樣的案件每個律師都願意辦，特別是交強險改革後，保險公司都被追加成共同被告參加訴訟，律師的收費有所保證，不怕贏了官司收不到錢。當然，表面上我努力保持著莊重和嚴肅，並且加了一點點的悲傷，就好像死者也是我的親人。
我快速地問了他們幾個問題，顯示出我對這件事的關心與專業。報警了沒有？司機拘留了嗎？肇事車有沒有保險？是單位車還是私家車？等等。她們一臉茫然。其實，早上剛出的事，估計這會兒連交警也未必查清，更別說委託人了。
「這個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懂法律的問題，所以求助於你。」
「張總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您找律師是對了，公安部剛剛出了個便民服務條例，律師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可以提前介入，幫助受害人處理事故及相關的理賠事務。再說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我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於公於私都義不容辭。」
永慶玻璃的老總名叫張平，我們都喊他張總，東北人，沒多少文化，為人卻很豪爽。據說是靠往俄羅斯販賣中國廉價羽絨服和裘皮大衣發家。五年前他來青城投資，很快發了起來，但是外面又欠有鉅額債務。他有多少資產，又有多少債務，始終是個謎。他和我們的主任房峰過從甚密，業務卻由我來做。
「有李律師這句話，我就放心了，那她們的事就交給你了。」張總站起來說，「我還有個會要開，詳細情況讓她們和你談，至於律師費嘛，要優惠的。」說完，他笑呵呵地和我握手告別。
張平的最後一句話讓我心裡直犯嘀咕，什麼意思？要是他自己的親侄女，那打死這律師費也不能收。他說要優惠又是什麼意思呢？是可以收，但要照顧，少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