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這個案子的時候，曾經一度想放棄。因為比起我後來辦理的案件，這起案件平淡無奇。但一件事情改變了我的主意，我不但要寫出來，而且儘可能寫得詳細。我還希望任何讀了這個案件的人能有所收穫，並且學到一些法律知識。我甚至認為這是我——一個法律人的責任。畢竟，並不是每個開車的人都懂交通事故的處理與賠償。
一年前，在中國的西安發生了一起吸引全國人民眼球的「交通肇事」案。一個彈鋼琴的大學生把一位騎電動腳踏車的女工撞倒。彼時，那位女工還沒有生命危險，她試圖記下肇事車的牌號。這位大學生認為，「農村人很難纏，以後的麻煩沒完沒了」，於是拿出隨身攜帶的水果刀，對著女工「八刀，刀刀致命」。最後，這個大學生因涉嫌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該案引發了全國人民的討論。那段時間，只要我們一開啟電視就會發現，記者在跟蹤報道，專家公開釋法，民眾街談巷議。有位教授甚至說，那個孩子之所以殺人，是因為他彈鋼琴，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網民則在網路上互相攻伐。大學生為什麼殺人？他應該負什麼樣的法律責任？甚至有相當多的人對殺人的大學生表示同情。他們認為：罪非一人，我們的家長、社會和學校都有責任。後來該案又衍生出一個名譽權案：孩子的父親與受害人的代理人之間打起官司。那位代理人認為在法律上他們佔理，那麼在道德上就有隨意批評他人的權利，結果他因口無遮攔，傷害了孩子父親的聲譽，法官判他向孩子的父親道歉並象徵性賠償一元錢。這個案子引發的爭論和判決具有啟蒙的意義，在二十一世紀，讓更多的中國人知道了什麼是法治。
我們那位「優秀」大學生殺人的動機是「農村人難纏」，他的本意是不想賠償或者他認為他根本賠償不起，「還不如將其殺死」。那時，我就想，他的車應該有保險啊！有了保險公司的賠償，他擔心什麼呢？這幾年百姓收入增加，小汽車開始走入尋常人家，人們知道買車時不買保險上不了牌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出事故後如何賠償。如果那位肇事大學生有一定的保險知識，他知道在那起事故里，他幾乎可以不出一分錢的賠償時，他還會去殺人嗎？
我想不會，那是一個生活常識，而不是法律問題。
拿到《接案記錄》後，我最關心的還是肇事車的保險，魯u8n2××投沒投保險？都投了什麼險種？從何去查呢？
我試著給肇事車司機打了個電話，我說我是楊海洋親屬委託的律師，想了解一些情況。他的態度非常不好，說楊海洋橫穿馬路，他根本沒有責任，或者最多是個同等責任。我說您的車在哪個保險公司投的保，都投了什麼險？他說無可奉告，由交警處理好了，什麼樣的結果他都能接受。我想給他解釋一下保險方面的知識，但他直接掛了我的電話。
我又生氣又無可奈何，這就是我們的某些司機，撞人撞得理直氣壯。
那時候的我年輕，沒有經驗，保險公司參與訴訟的時間也不長，要是現在，我就直接罵他孫子或根本不理他。
我們辦理的交通肇事案件，涉及保險公司無數，除了大一點的人保、平安，還有什麼太平洋、大地、安邦、天安、國泰、康泰等等，要是一家一家地查下去，會被累死，貼進不少電話費不說，保險公司一聽是律師，警覺一下提高了，沒有保單號或身份證號，絕不給你查。
我坐那兒不知如何是好，同事劉文良進來和我聊天，我把發愁的事告訴他。他點了支菸說：「把那司機的電話給我。」他抓起桌上的公話，撥通了肇事司機的電話：「我是交警隊王警官，你那個車是在哪家公司投的保？什麼？你和駕照、行車證一起送交警大隊了，我怎麼沒見保險單的影印件？送來了？事太多，我再找找，你先說是哪家公司？中國平安？好吧！」
他掛了電話哈哈大笑：「不就這麼簡單嘛！」
劉文良一陣詐唬，還真的套出了肇事車的投保公司。對他的做法我很吃驚，想想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持單位介紹信和工作證是可以調查的，但是律師執業的環境太差，很多部門不拿律師當回事，有時只能用一下這種歪招。
坐了一會，我給楊曉玲打了個電話：「下午去交警大隊。」我還是想親自見一下具體辦案的民警，一方面遞交委託手續；另一方面，趕在第一時間瞭解案件情況。
楊曉玲說她母親因悲傷和過度勞累在醫院輸液，她半小時候後才能和我見面。
在交警大隊一樓的過道里，我看見擠滿了前來處理交通事故的人。牆上掛著安全駕駛的宣傳圖片，每幅圖片上面都是一個血淋淋的故事。看著這樣的圖片，有一種今後不敢開車的恐懼感。數年前，我看過一個報道，說在我國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在十萬人左右，超過一箇中等規模人口的縣，真是車禍猛於虎啊。
我和楊曉玲見到了負責她父親案件的王警官。他正在處理幾個案件，幾個人圍著他，他看了下我的委託手續和律師證，將案卷交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