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劉文良約我去做遺囑見證，有位老人的房子要拆遷，幾個兒子爭房產。他說立遺囑的人行動不便，要上門去做。他開車來接我。律師見證是件風險很大的事，做不好，律師事務所還要承擔法律責任。每次開會，房峰都會強調律師見證的風險。我在車上仔細審閱他代筆的遺囑，檢查房產證、身份證、戶口本原件及影印件。
劉文良突然說：「啊呀！忘了一件事，前幾天法理律師事務所的王律師說有個案件要和你談談，是個交通事故，說賠償一些錢，讓你們受害人這邊出個諒解書，他們想爭取一下，給肇事者辦緩刑。」
「我還納悶呢，這麼長時間案子沒訊息，已經到法院了，你小子太不像話了吧？」
劉文良嘻嘻地笑著：「這幾天太忙，忘了。我現在就給他打電話，讓他到咱們所裡，你們當面談。」
做完遺囑出來，我心情非常不好。人性本如此，其實並不是拆遷惹的禍，而是拆遷暴露了他們的本性，把他們最貪婪的一面顯現出來而已！
我們趕到所裡時，法理律師事務所的王律師已經等在那裡。好像有次和房峰開庭，我見過他，又想不起來。旁邊還有一位女的，想來是司機的親屬，一問，果然是薛懷讓的老婆。
「那麼，你們願意賠多少？」我開門見山。這是我的慣常做法，其實這時候的談判就是砍價，先要知道對方的報價。他們沒有接我的話，而是大談家中的困難，然後又和我拉關係說人情，最後把球踢給我：「那你們打算要多少？」
這其實是很難說的一個數字，如果你堅持要得高，對方有可能拒絕賠償，選擇接受刑事處分，就是蹲監獄。反正交通肇事罪是輕罪，如果適當賠一點，作為量刑時減輕處罰的一個情節，說不定在裡面待個一年半載就出來了。但是要在一兩年內賺幾十萬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一天的監獄也不願意蹲，因為那意味自由的喪失，他們寧肯花錢免罰。所以，找一個平衡點，讓雙方都能接受是最好的。這個點又是由賠償人的心理、能力，以及索賠人的期望值等因素綜合決定的。
我東拉西扯，問她是做什麼的，探聽到她的職業，也就基本知道其賠償能力了。肇事的是一輛現代伊蘭特轎車，又是從別人那裡借的，說明這小子的經濟能力非常一般。
她說：「我們倆剛結婚，在鎮上經營著一家五金鋪，也沒有其他收入，而我又懷孕了，要人照顧，你就幫幫我們吧。」
我嘆一口氣說：「那家的人沒有了，多少錢能買一條人命呢？從錄影上看，你老公超速、佔道，事後態度又不好，也不出面安撫下受害人親屬，哪怕說一句對不起呢。雖然，我和王律師也是熟人，但不好做工作啊。我委託人條件不錯，她們說了，不在乎錢，一定要追究刑事責任。」
我的話說得簡單，但綿裡藏針，句句逼對方死路。談判就是這樣，要講策略，有時候要狠，一下將死對方，逼著籤城下之盟！我也知道，這樣的談判，艱難而持久，別想一次就成功。我沒想著在當天達成協議，所以態度很堅決。
對方果然不吭聲了，停了一會說：「那你總得說個數字吧。」
我想了想說：「按照人身死亡的賠償標準，外加十萬元的精神損失，總計六十萬。」
「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有什麼精神損失啊？你沒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
「每個律師都有自己的辦案思路，這個案件，我會打三個官司，為了主張精神損失，民事部分我會單獨起訴。檢察院提起公訴時，為了減輕刑事處罰，你們不可能不賠償一部分吧？這算是第二個。等這兩個處理完了，我還會提起勞動仲裁，楊曉玲的父親在上班途中出車禍，完全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這是第三個案子！」
「刑事附帶民事或是單獨的民事起訴，這裡面需要智慧，但操作有難度吧，不一定能兼得，那保險呢？」王律師說。
「那自然是我們的，我已經辦理了肇事車的財產保全，車你就別想開走了，起訴後，我們會保全保險利益，申請法院到保險公司查封，保險賠償款也是我們的。」
「其實，保險完全夠賠償你們的損失，也有保障，這本來就是你們的，要是保險之外再按人身死亡標準賠償，那就是雙倍賠償了——任何人不應在災難中獲利，這是法理學的一個原則。」
「不達到這個條件，我們是不出諒解書的。」
王律師不再說話，我掏出一支菸扔給他，進門時我看見他抽菸。態度雖然要強硬，但也要把握一個度，不能把他們逼得離開談判桌。我給他點上，才給自己點著，長長吸了一口，又軟了口氣說：「我也就是個代理人，這是我委託人的意思，沒辦法啊。」
他們說回去考慮一下，然後回去了。
送走他們，我給楊曉玲打了個電話：「我來接你，咱們出去一下。」
我決定親自去調查一下對方的賠償能力。這樣的案子勝訴應該沒有問題，但是能不能得到賠償，則不好說，很多時候往往是官司打贏了，當事人手中只有一張判決書，拿不到錢。所謂民事案件執行難，我們把這叫法律上「打白條」。上個月，我們主任房峰及法院執行庭的人去了一趟浙江東陽。兩年前，東陽某公司在青城施工，租借了委託人的腳手架，但完工後一直沒有交還。起訴後不久，房峰就和辦案法官去浙江查封。案件判決下來，執行也就走個程式，直接從對方賬戶把錢划來。我清楚地記得，在飛機場房峰興高采烈，但是同行的另兩人神情黯然。他們也隨法官去執行，因為沒有查封，被告的賬戶錢不夠，官司雖然贏了，錢沒拿到。這樣的官司和沒打差不多，委託人不但沒有要回來錢，還追進去一大筆費用——都是律師，區別還是很大的。
我們來到王臺鎮，打聽到薛懷讓家的五金鋪。我假裝買幾顆釘子，一個很瘦的老頭從角落站起來，他可能是薛懷讓的父親。我仔細打量這個五金鋪，就是把裡面的東西全變賣了，也就值個十萬八萬。看來，我太高估他們了。幸好有保險，否則，這官司可能就白打了。
晚上下班，劉文良到辦公室，說要請我吃飯。我說咱倆還客氣啥，有什麼事直說。他說先吃飯，拉著我出了門。
下班時分，劉文良說不用開車，穿過兩條街道，來到一家叫歐典的西餐廳。店雖然不大，但環境優雅，座位也是沙發，坐上去相當舒服。劉文良在我對面坐下，遞給我一支菸說：「楊海洋的案件想要六十萬元？」
原來他請我吃飯是為這事。我說：「您是做說客吧？」
劉文良哈哈大笑：「你先別問這個，他們現在願意賠償一部分，主要是想取得你們的諒解，說白了就是花錢買個諒解書。民事賠償部分有保險，給你們十萬元得了，要是不答應，他們說就把錢送到法院，這也是量刑情節之一吧？也可能判緩刑，就算實刑，也就是一年左右。」
他說的不無道理，但十萬元也太少了，與我的想法相去甚遠。
「其實，這家嘛也不太在乎錢，主要是那司機態度差，受害人家屬很生氣，我們打電話也不接，呵呵，沒想到找到了他的肇事錄影。」
「這一點我很佩服你，要是沒有錄影證據，最多也就是個同等責任。王律師找到我了，十萬元行不行？給我一個面子。」
「你的面子肯定會給的，減半，三十萬，一分不少。人家的爸爸沒了，錢算狗屁，你心痛什麼？」
劉文良還要和我爭，我不接他話，他拼命地給我倒酒，兩人差不多喝了十瓶啤酒。
第二天我到辦公室時，頭還有點疼，劉文良帶著王律師和薛懷讓老婆進來，把一個黑色大塑膠袋扔我桌子上：「李律師，二十個可以了。」我看了一眼，是二十萬元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