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好辦啊！」案件的難度體現律師的價值，也決定律師費的高低。不把案子說難了，我怎麼張口要律師費呢？果然，常勇問到了律師費。
「你的這個情況明擺著，肯定要照顧一下，我們的職責是匡扶正義，怎麼也得個萬兒八千，加上訴訟費，準備個一萬五。」
聽了我的話，常勇立馬懵了，說沒想到打官司要花這麼多錢。他說這五個腳趾丟了四個半，還沒物件呢。現在不敢回家，看見他的腳，他娘就哭。這三個月來又是住院，又是養傷，沒有工作，生活都是問題，哪裡有錢打官司！
他說要回去考慮一下，我以為他會和我談價，覺得律師費太高，沒想到他什麼話也沒有說。
常勇千恩萬謝地走了，望著他的背影，我忽然慚愧萬分，我本來可以給他分析得更為詳細一些，或無私地援助他，不收一分錢的律師費，把幫助他當作自己職責，但是我沒有這樣做。
看了一下表，快下班了，夕陽從高樓的夾縫中露出臉來，像是很無力的樣子，馬上，她會墜入大海。
如我所料，第二天常勇又來找我。
「李律師，我昨晚想了一夜，我無論如何也拿不出你說的一萬五千元，我也不能再向家裡要。去年白菜八分錢一斤，一萬五千元會把我媽媽嚇暈。你看能不能這樣？你先別收費用，等打回來，那些賠償款我給你一半？」
「你這是讓我為難啊！」
我還想了些話要對他說，突然常勇的眼淚下來了，無聲地，很快奔湧而出。男兒有淚不輕彈！這一下讓我措手不及。
「好了，什麼都別說了，就當我幫你。」
常勇止住哭。我喊黃麗為他影印身份證，辦理委託代理手續。對於律師費，我本來要為他免除，常勇堅持說按打贏回來的百分之五十付。百分之五十就百分之五十吧！其實，那就是個餅，這官司能不能贏還不好說，沒證據，死馬權當活馬醫吧！
律師即謀略。
我國實行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顧名思義，法官的權力很大，很多本屬於當事人的事，法官自己就做了。訴訟時當事人提出自己的訴訟請求，然後舉證，至於法庭辯論，律師的事不多，法官說了算。就像你做了一桌子菜，端上去後，菜的好壞由法官決定，律師說了不算。我們常常看見到了法庭辯論階段，法官會說「簡單一點」，「說過的就別說了」。有時候法官粗暴地打斷律師的話：「好了，我知道了。」在這種體制下，提出一個能被支援的訴訟請求，蒐集什麼樣的證據成為律師的主要工作。先提什麼，後提什麼，哪些證據應該出示，哪些證據應當隱藏。在競合的情況下，主張侵權責任還是違約責任，如果是被告，要不要反訴，等等。一月份，我和房峰辦了個案子，有人把一輛貨車賣給別人，但沒辦過戶，後來出事了，我們發愁沒有證據，但對方先把車輛的行車證、登記證拿出來，結果是我們勝了，要是他們不出示，我們真還不知道怎麼辦。案件的成敗在於謀略上你是否勝人一籌。
接受常勇的委託後，我的壓力隨之而來，案子的難點還在於證據，除了那份住院病歷，我們什麼都沒有。病歷只證明你受了傷，但何時、何地、因何而傷，這些都無法證明。民事案子是「誰主張誰舉證」，法官不會像警察一樣主動去調查，如果沒有證據，則意味敗訴。
我來到隔壁劉文良的辦公室，說中午請他吃飯。他正在寫一份訴狀，眼皮子抬也沒抬一下，說，有什麼事就說吧。我說沒事就不能請劉大律師吃個便飯？他哈哈大笑，說要是看不出你那點心思，律師就白做了。
我有個缺點，就是笨，總覺得有些事自己想不到，現在想來是因為執業時間短，經驗不足，缺乏自信。但我也有一個優點，就是謙虛，對於心裡沒底的事，總能向同行請教，我常常把自己辦理的案件拿到同事中討論，尋計問策。孔聖人說的，不恥下問嘛！只要能打贏官司就行。
我扔給劉文良一支菸，說了常勇的案子。他說：「這個案件你來問我，算是找對人了，去年我有一個顧問單位，發生了一件類似的案件。我建議你先別起訴，到安監局去報案，這是個安全生產事故，報案後安監局會調查，調查完後到法院起訴民事賠償。」
「對呀！只要安監局調查了，就可以確定案件事實，誰的人？在哪裡？因為什麼受傷？然後申請法院到安監局調取案卷！法院以安監局的調查為依據判決。大律師就是不一樣啊！好了，下班時間到了，這次是真心請你吃飯，不過也就是個快餐。」
劉文良關了電腦，隨我到佳世客五樓的快餐店，我們每人要了一份排骨米飯。他問我收了多少律師費？我說一分沒收，學雷鋒。他不信。我把常勇的情況照實說了。他說你小子越來越會辦案了，這個案子正常收費也就是個幾千元，但是風險代理，真的提取百分之五十，好幾萬元，那就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