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物業的案子開庭了。被告有一百多個，法官說分五天，每天只通知二十人開庭。那情形很像到中藥鋪看郎中，法官開完一個，叫下一個進來。
我把案件的具體事務全交給楊曉玲，所有立案開庭聯絡法官的事都由她負責，正式開庭的時候我才去。法官是個女的，很瘦，晚上可能沒有休息好，眼眶周圍一圈黑色，穿上寬大的黑法袍，活脫脫童話裡一女巫。一宣佈法庭組成人員，我才知道她叫李勁風，以前聽過其大名，說是很厲害，但沒在她手下辦過案。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女人起了個男人名，勁風，聽著就讓人怕，好像要把人吹走。「人瘦脾氣差」，她嘟嘟囔囔，很不滿意，說你們催一下，交了不就得了，一點物業費，還起訴到法院？這樣的案件看著標的小，辦起來容易，實際做起來很麻煩，給原被告和代理律師各發一份判決書，加起來也有幾百份。人會深受其職業影響。法官當久了，眼裡不是原告就是被告，好像隨時在開庭，張嘴就訓人。
我說：「不到萬不得已，我們也不想起訴啊，拖幾年了就是不交。」然後綿裡藏針地扔給她一句話，「給您添麻煩了。」心想作為法官，辦案是你的天職，你發什麼牢騷？法官和律師的關係很特殊，就像一對時間久的夫妻，過不下去又離不成。在法官眼裡，律師再大牌，掙多少錢也得聽我的；在律師眼裡，法官你別牛×，辦的案子很多，累得驢樣，一個月就那點工資，還不及律師一個案子的收入。但是訴訟是個專業的程式，多數情況下，法官辦案離不開律師，而律師的價值也通過法官的判決體現。
第一位被告是位退休的老大爺，頭髮白了。我看了一下訴狀，名叫吳江門。法官趕時間，說有關訴訟的權利義務我不講了。就是一點物業費，調解一下吧。我說原告同意，但被告堅決不同意。老大爺說並不是自己不願意交物業費，而是安居物業公司的服務太差。垃圾從不及時清理，一堆幾天，夏天臭氣熏天，蒼蠅亂飛。保安值班不認真，小販在小區裡自由出入，高聲叫賣，極不安全。有時家裡的水管壞了，請物業來修，總是找不到人。最後他說：「別說起訴兩千四百二十七元，我一分錢不交！」
這是第一個，一定得鎮住，要是壓不住，庭就沒法開了，後面的都會不交。
我先是提交被告拖欠物業費的單據，從二七年十一月後就再也沒有交過。我知道，有關被告說物業公司服務不到位的說法，他根本拿不出證據，也沒法舉證。法庭辯論的時候我說，原被告之間簽訂了《物業服務合同》與《業主公約》，那麼就得按合同約定履行。被告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也無證據證明，被告主張物業服務不到位，應當提起反訴或另案起訴，但物業費仍然要付。最後，我提高聲音：「退一步說，就算是原告的服務不到位，是誰造成的呢？不是原告，恰恰是對面坐著的被告——小區裡大量的業主拖欠物業費，使物業公司的正常經營受到嚴重影響，沒法聘請更多的保安和工人，往往是一人身兼數職，請問，這樣的條件能保證高質量的服務嗎？」
老頭被我問得無話可說。十多年來，中國的房地產業快速發展，企業四處蓋樓賺錢，但物業服務的意識還跟不上。業主也沒有成立業主委員會維權的意識，沒有人願意站出來說話，別人能過得去，我也過得去。這樣就給物業公司養成了一種毛病，只收錢，不幹活。有些小區，物業公司倒成了主人，對業主頤指氣使，業主像僕人，對物業公司的人低三下四。要是得罪了他們，今天給你停電，明天給你停水。這真是一種奇怪的現象啊！其實，我們家小區的物業公司也是這樣。有時真想發起成立業委會，把他們趕走，但是此刻，我是物業公司的律師，只能向著他們說話。
法官問被告，認可拖欠物業費嗎？被告說認可，但是由於服務不好，拒絕交。法官又問他有沒有證據，被告說沒有。
法官說：「物業公司和業主間形成的是服務合同關係，物業公司服務不到位，業主可以解聘或更換新的服務公司，但是在合同沒有終止前，業主仍然要付物業公司費用。」被告不明白，法官直接說：「這個物業公司就是你們家養的一條狗，給你家看門護院，它做得不好，你可以打它，甚至把它趕走，在換或趕走之前，你得給它吃的東西——這就是物業費。」
講完話後，李法官得意地向我看了一眼，我知道她在報復開庭前我說她的那句話，但只要她讓被告付物業費，說什麼我也不在意。我反而衝她笑笑，這個比喻真恰當！
「這麼說，這個物業費我一定得交？」被告的情緒有點激動，聲音也提高了不少，「要是我不交呢？你能把我這個老頭怎麼樣？」
「我們不怕，跑了和尚跑不了廟，你有房子，法院判決後，我們就申請強制執行，查封你的房子，這之前，我們還可以提前停你的水、電。」
這個案子必須贏，我寸土必爭。
「壞律師。」老頭很激動，氣得直拍桌子。
法官開始干涉，法槌敲得「噹噹」響：「不要吵啦，要吵架來法院幹什麼？吵架能解決問題嗎？」
法官主動幫我說話了：「也就這點錢，老人家你也別生氣了，物業費肯定得交——法律就是這麼定的，你們要是對他們的服務不滿意，可以成立業主委員會，解聘他們，但解聘前物業費還得交，如果大家都不交，拖欠著，也的確影響到服務質量，是不是？」
我以前不知道，法院內部有個考核指標：調撤率。即每年調解、撤訴結案的要在一半以上，有的法院更高。法諺說得好：再胖的訴訟不如一個瘦的和解！化解矛盾，體現和諧，調解當然好。所以法官最願意調解結案，不必逐一分析原被告的證據和觀點，省了不少事，考核成績又高，何樂而不為？安居物業糾紛，雖然都是同類案件，但體現在判決書上，那也是一百多個案子，要是都判決，我估計法官全年的考核都過不了。那種結果也不是我願意看到的，我是風險代理，最大的願望是早點拿到錢，我可不想判決後再去申請強制執行。
正在想著怎麼辦呢，法官對我說話了：「你們讓讓步，物業公司的服務也不到位，雖然沒證據，但幾乎所有物業公司都有這個問題，好不好？」
我是有臺階趕緊下。我說聽法官的，如果調解，我們願意把那四百二十七元的零頭抹掉。
這個讓步看上去非常大，其實，那都是起訴時我和楊曉玲多算的，違約金、延遲履行的利息都加進去了，沒有幾個業主會計算這些。我們不能光要拖欠的物業費，既然起訴了，就得多加點，這就像商家促銷，一件衣服本來賣三百元，把價格提到一千元，然後打三折賣，還是三百元，顧客感覺優惠很大，好像佔了很大的便宜，其實還是那個價。
被告一看我們讓步很大，又經不住法官的軟硬兼施，也就同意了。
後面的開庭變得很容易，其他被告在旁聽席上目睹了我們和吳江門的唇槍舌劍，知道這物業費是拖不過的。前面已經有了先例，不如接受了物業公司的讓步，調解結案吧！再說以後還得在小區生活，要是關係搞僵了，停電停水，真是件很討厭的事。但是，我也聽到有幾位年輕的業主說，他們準備成立業主委員會，更換物業公司，或許這才是最厲害的一著，不過那是以後他們與物業公司之間的事，與我這個代理律師關係不大了。
業主們大都順利地簽訂了調解協議，我是能讓步就讓步，能打折就打折，有時還給他們送三個月或半年的免費物業服務，目的只有一個，及早結案，及早拿到錢。張經理一開始對我的做法不滿意，我說那些業主正在醞釀成立業主委員會，他們準備更換物業公司，把安居物業趕走，這是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
張經理一聽我的話就不吭聲了。我曾經為她算過，她一年能收三十萬元左右的物業管理費，聘了三個退休老頭做保安兼水暖工，又僱用楊海洋和另外兩個附近村裡的婦女做保潔，一年的工資也就幾萬元，其餘全歸她自己，多好的買賣！一聽要把她從這裡趕走，當然緊張。
她說：「要不要請法官吃個飯？」
「你真是個大土帽兒啊，現在法官都是收卡，誰還吃飯？」
「那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