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捎帶了一個搭便車的，他告訴我南美多麼有意思，還說我一定得到那兒去一趟。我發牢騷，說語言不通，但他說，去學就是——問題不大。我就想了，主意不錯：我要到南美。
康奈爾大學有外語課，用的仍然是戰時的辦法：大約十個學生一個小組，一個外國老師只講外國話——再沒別的。在康奈爾大學，由於我是個面相年輕的教授，我就決定參加一個班，像個一般學生似的。還因為我不知道我最終會到南美的什麼地方，我就決定學西班牙語，因為那兒大多數國家都說西班牙語。
因此，等到語言班報名的時候，我們都站在外邊，等著到教室裡去，就在這當口，一個魅力四射的金髮碧眼的妞兒，飄然而至。你知道，你立刻會有什麼感覺，哇噻！這不是天仙下凡嗎！我暗自唸叨，「或許她要參加西班牙語班——那可就太美了！」可是，不，她款步進了葡萄牙語班。於是我琢磨著，管它的——我或許也可以學學葡萄牙語。
我開始在她身後亦步亦趨，可我那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觀點冒出來了，我說：「別，決定說哪種語言，這理由站不住腳。」於是我就又折回去，報名參加西班牙語班，心裡卻是一百個不樂意。
不久之後，我參加了在紐約舉辦的物理學會的會議，我發現自己坐在翟米·第奧諾（jaimetiomno）旁邊，他是巴西來的，他問我：「這個夏天，準備幹什麼？」
「我正琢磨著，到南美走走。」
「哦！為什麼不到巴西來？我會在‘物理研究中心’給你弄個位置。」
這麼說，我現在必得改弦更張，學葡萄牙語了！
我在康奈爾大學找到了個葡萄牙的研究生，每個星期他教我兩次課，所以我可以把我已經學到的西班牙語都改成葡萄牙語。
在飛往巴西的飛機上，我碰巧和哥倫比亞的一個傢伙坐在一起，他只會說西班牙語：所以，我不跟他說話，因為我不想把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混成一團。但坐在我前邊的兩個傢伙，說的是葡萄牙語。我從來不曾聽到過真正的葡萄牙語；我的那位老師，說得又慢又清楚。這裡的這倆傢伙，說話跟爆豆兒似的，卜啦卜啦卜啦卜啦—啊—塔，卜啦卜啦卜啦卜啦—啊—塔，我連「我」或者「這個」這兩個詞兒都聽不清，什麼也聽不清。
最後，等我們在特立尼達島（trinidad）停機加油的時候，我湊到這倆夥計那兒，用葡萄牙語，或者我自以為是的葡萄牙語，慢慢說：「打擾了……你們能夠聽明白……我現在對你們正在說什麼嗎？」
「ipuesnao,porquenao/i？」——「能啊，幹嗎聽不明白？」他們回答。
於是我就盡力跟他們解釋，說我在學葡萄牙語，現在都學了幾個月了，但是還沒有聽到過在談話中的葡萄牙語，在飛機上我一直在聽他們說話，但是，他們說的話，我連一個字也聽不懂。
「哦，」他們笑著說，「inaoeportugues！eladao！judeo！/i」他們在說：他們說的那種葡萄牙語並不純粹，就好像猶太人說的那種德語的意第緒語一樣，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個學德語的傢伙，坐在兩個說意第緒語的後頭，想琢磨出他們在聊個啥。他們說的顯然是德語，但不管用。他想必是沒把德語學到家。
等我們回到了飛機上，他們指給我看另外一個人，他真說葡萄牙語，所以我就挨著他坐了。他一直在馬里蘭州研究神經外科，所以和他談話，來得容易——但我必須跟他談「icirugianeural,ocerebreu/i」（「神經迴圈、神經中樞」）之類的「複雜」東西。比較長的英語詞，實際上很容易翻譯成葡萄牙語，因為唯一的區別只是詞尾不同：英語的「-tion」在葡萄牙語中是「-a～o」；「-ly」是「-mente」，如此等等。可是，等他朝窗外看，說了個什麼簡單的東西的時候，我卻摸不著頭腦了：我不會翻譯「天是藍的」。
我在累西腓（recife）下了飛機[巴西政府負責我從累西腓到里約（rio）的旅費]。愷撒·雷提斯（cesarlattes）的岳父、妻子和另一個人來接我。雷提斯是位於里約的「物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兩個男人去取我的行李的時候，這位太太用葡萄牙語對我說：「你說葡萄牙語啊？你是怎麼學葡萄牙語的啊？」
我回答得很慢，費了好大的勁。「首先，我還是學習西班牙語……然後我發現我要去巴西……」現在我想說的是「所以，我學了葡萄牙語」。但是，我想不起「所以」是怎麼說的。我知道怎麼說比較大的詞兒，因此我是這麼結束這個句子的：「consequentemente,apprendi ；portugues！」——「因此之故，我學了葡萄牙語！」
兩個男人帶著行李回來了，她說：「哎，他會說葡萄牙語！而且還會用‘因此之故’這種了不得的字眼兒呢！」
接著，廣播喇叭傳來一個通告。到里約的航班取消了；到那兒的航班，星期二才有——但我最遲也得在星期一到達里約。
我覺得非常不安。「或許有貨機。我坐貨機得了。」我說。
「教授！」他們說，「累西腓這兒實在不錯。我們帶你到各處看看。幹嗎不放鬆一下——你現在是在巴西啊。」
那天晚上我在城裡溜達，遇到一小群人圍著看馬路中間的一個長方形大坑——挖這坑是為了鋪設排汙管道什麼的——坑裡邊，一輛小汽車，踏踏實實地坐在裡頭。事兒有點兒巧：這坑把車嵌得嚴絲合縫，車頂棚剛好與路面齊平。工人在傍晚收工的時候，懶得立幾個標誌，而那個傢伙也果真把車開了進去。我注意到了一個區別：我們挖坑的時候，就有各種各樣的繞行標誌，還有閃閃發光的燈來保護我們。在那兒，他們挖了個坑，等一天的活兒幹完了之後，就那麼走人了。
不管怎麼說，累西腓是個不錯的城市，我也確實等到下星期二才飛到了里約。
等我到了里約，我見到了愷撒·雷提斯。國家電視臺想為我們的會面拍點兒錄影，所以他們就開拍了，但不錄聲音。攝像師說：「擺出你們正在談話的樣子。說點兒什麼——說什麼都成。」
雷提斯就問我：「你找到一本枕邊詞典（當地女孩）了沒有？」
那天晚上，巴西的電視觀眾，看到這位「物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在歡迎來自美國的訪問教授，但大家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們談的，竟然是找個女孩兒度此良宵！
等到了中心，必須決定我講座的時間——上午還是下午。
雷提斯說：「學生喜歡下午。」
「那就下午吧。」
「可下午在海灘上玩才好，所以，你為什麼不在上午講座，下午你就可以到海灘上逍遙。」
「但你說學生喜歡在下午聽講座。」
「那個你不必擔心。照對你最方便的辦法來！下午到海灘玩去。」
因此，我學會了一種不同於美國的看待生活的方式。首先，他們不像我那樣急匆匆的。其次，如果事情對你比較好，那用不著擔心！於是，我就在上午上課，下午到海灘上玩兒。早知道有海灘，那我首先就會學葡萄牙語，而不是西班牙語。
我原本想用英語上課，可我注意到：當學生用葡萄牙語向我解釋什麼事兒的時候，我聽不大懂，雖然我還是知道一點兒葡萄牙語的。他們說的是「增加」還是「減少」，是「不增加」還是「不減少」，還是「慢慢減少」，我是不大清楚的。但是，在他們苦掙苦扎地說英語的時候，他們會發出些「啊啪」或者「度恩」之類的聲音；儘管他們發音稀鬆，語法勉強，我還是能猜出他們想說什麼。因此，我明白了，如果我要跟他們說話，想教他們，最好是我來說葡萄牙語，我說得蹩腳就蹩腳吧。那樣的話，他們聽起來會容易些。
我第一次在巴西待了六個星期，那時我得到了邀請，要在「巴西科學院」講個話，講我剛剛做完的量子電動力學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要用葡萄牙語講這個話，中心的兩個學生說會幫我的忙。我開始把我的講話用絕對稀鬆的葡萄牙語寫出來。我是自己寫的，因為如果讓他們來寫，我不認識的詞兒就太多了，也讀不好。因此，我寫，他們改正語法，改正錯字，弄得好一點兒，但文字水平，仍然允許我讀得容易，多少知道我在講什麼。他們幫助我讀得絕對正確：「de」應該介於「deh」和「day」之間——一定得讀成這樣。
我到了「巴西科學院」的大會上，頭一個講話的，是個化學家，站起來，發言——用英語。他這是為了表示禮貌，還是怎麼的？我聽不懂他說的什麼，因為他的發音糟透了；但是，或許別人都有相同的口音，所以他們能聽得懂吧；懂不懂的，我也不知道。接著，另一個傢伙站起來，用英語發表他的講話！
輪到我了，我站起來，說：「我很抱歉；我沒想到‘巴西科學院’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因此，我的講話沒用英語來準備。因此，請原諒，但我是不得不用葡萄牙語來發言了。」
於是我就讀這個東西，大家都聽得很愉快。
下一個傢伙站起來說：「學習美國同事的榜樣，我也用葡萄牙語講話。」因此，就我所知，我把「巴西科學院」的語言傳統改變了。
幾年後，我遇到了個從巴西來的人，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我在科學院講話的頭幾句。很明顯，我的講話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這種語言，我覺得很難，我就學而不倦，看報紙，等等。我一直堅持用葡萄牙語上課——我稱之為「費曼葡萄牙語」，我知道，它不可能和地道的葡萄牙語是一個東西，因為我能知道我講的是什麼，但我不知道街上的人講的是什麼。
因為我太喜歡我第一次在巴西的經歷，一年之後我又去了，這一次是10個月。這一次我在里約大學講課，他們本該給我錢的，但從來沒給，因此中心一直在給我里約大學本該給我的錢。
我最後住在位於克帕卡巴納（copacabana）海灘上的一家旅館裡，旅館名叫「米拉瑪」（miramar）。住了一陣子，我住在了十三樓的一個房間裡，我可以從視窗看大海，看海灘上的女孩兒。
後來才知道，這家旅館是「泛美航空公司」（panamericanairlines）的飛行員和女乘務員「下榻」的地方。「下榻」這個詞兒，我總覺得有點兒叫人反胃。他們的房間都在四樓，三更半夜的時候，常有人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在電梯裡串上串下。
有一次，我離開旅館幾個星期在外旅行，到我回來的時候，經理告訴我，他不得不把我的房間訂給了別人，因為那是最後一個空房間，他已經把我的東西搬到另一個房間去了。
那個房間正好在廚房那邊。人們通常在這裡住不長的時間。這位經理算是琢磨透了：我是唯一看得出住在那個房間有好處的一個傢伙；非常清楚的是，我會忍受油煙味兒，不會發牢騷。我真沒發牢騷：房間在四樓，離女乘務員很近。這省了不少麻煩。
航空公司的人，不知怎麼，厭倦自己的生活；真夠奇怪的是，晚上她們常去酒吧喝酒。我喜歡她們這些人，為了顯得合群兒，一個星期好幾個晚上，我都和她們一塊兒去酒吧喝上幾杯。
有一天，大約在下午三點半，我在克帕卡巴納海灘對面的人行道上溜達，遇到一個酒吧。我突然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感覺：「我要的就是這個；說著孃家人兒，孩子他舅舅就來了。此時此刻，我就是想喝一杯！」
我就開始邁步進酒吧，可我突然腦子裡想：「且慢！這才下午正中間，這兒什麼人也沒有。沒什麼社交理由要喝酒啊。可你必得要喝一杯，你為什麼有這麼一種強烈的感覺？」——不想不知道，一想嚇一跳。
從那以後，我再也滴酒不沾了。我想，實際上，我並沒有處在什麼危險之中，因為我發現，懸崖勒馬，並不算難。但那種我不理解的強烈感覺，嚇著我了。你知道，我不想毀了這個最令人愉快的機器，這機器使生活成為這麼一大樂子。我從這種思考過程中，得到了好大的樂趣。後來，儘管我對幻覺很是好奇，但還是躊躇於拿迷幻藥親身實驗，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
在巴西快到年終的時候，我帶著一位空姐——一位扎著辮子的、非常可愛的女孩兒——到博物館去。在我們走過埃及部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在向她講這麼些事兒：「石棺上的翅膀，意思是這個這個；這些瓶子，是用來放人的內臟的；轉過那個角落，那裡應該有那個那個……」我暗自思忖：「你自己知道，你是從哪兒聽來的這些個東西？是從瑪麗·婁（marylou）那裡聽來的啊！」——她不在身邊，我覺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爾大學遇到瑪麗的，後來，等我去了帕薩迪納（pasadena），我發現她已經來到了附近的威斯特伍德（westwood）。我喜歡她有一段時間，但我們經常吵架；最後，我們斷定事情沒希望了，我們就分手了。但是，一年的時間，和這位空姐裡出外進，卻無功而返，我灰心喪氣。因此，當我給這女孩兒講這些事兒的時候，我覺得瑪麗·婁實在是個好女孩兒，我們不應該吵的。
我給她寫了一封信，求婚。明白人都會告訴我，這是危險的：你在外頭，除了信，你什麼也沒有，你覺得寂寞了，你就只記得那些美好的事情，忘記了你們是為什麼吵架的。結婚，也解決不了問題。一結婚，爭吵又起，這樁婚姻只延續了兩年。
美國使館有個人，知道我喜歡桑巴音樂。我想我告訴過他，我第一次在巴西的時候，曾經聽過在街上練習的一個桑巴樂隊的演奏，我也想多瞭解一些巴西音樂。
他說，有一個叫「土風」的小樂隊，每星期在他的公寓裡練習，我可以過去聽他們演奏。
有三四個人——一個是這公寓的看門人——他們在這個公寓演奏的音樂非常安靜，他們沒有別的地方演奏。有個傢伙打小手鼓，他們稱之為「盼得樂」（pandeiro），另一個傢伙撥弄小吉他。我總是聽到有敲鼓的聲音，但沒有鼓啊！最後，我琢磨出那是小手鼓的聲音。那傢伙演奏小手鼓的手法很複雜，手腕亂轉，用拇指敲打鼓皮。我發現這有趣，多少學會了怎麼演奏盼得樂。
稍後，狂歡節即將來臨。這是個展示新曲子的季節。他們並不一年到頭推出新曲子和新唱片；他們等到狂歡節，才全盤端出來，這可令人興奮啊。
原來，這位看門人是一所小桑巴「學校」的作曲家——說它是個學校，搞的卻不是教育，而是沽名釣譽——在克帕卡巴納海灘上沽名釣譽。這樂隊名叫「farqantesdecopacabana」，意思是「克帕卡巴納的騙子」，這很合我的口味兒，他還請我入夥兒。
原來這個桑巴學校是這麼個東西：大家從遠處的法維拉（favelas）——也就是這城市的貧民區——趕來，在一處正在施工的公寓樓建築工地的後面集合，為狂歡節排練新曲子。
我選了一樣名叫「福瑞吉得樂」（frigideira）的東西來演奏，那是個金屬造的玩具平底鍋，直徑15釐米，用小金屬棍兒來敲。它是一種伴奏樂器，伴隨著主要的桑巴曲子和節奏，它弄出的動靜，脆而快，使曲子豐富多彩。因此，我就試著玩這個東西，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我們在排練的時候，樂聲一路喧囂，跟60年代那股子狂勁兒相似。大家鬧得正歡，突然之間，首席演奏家，一個大塊頭的黑人，大喝一聲：「停！叮住，叮住！——等一下。」大家都僵在那兒。「福瑞吉得樂，出了毛病！」他聲如雷鳴，「ioamericana,outravez！/i」（「又是這個美國人！」）
於是我就覺得不自在。我不停地練習。我抓著那兩根棍兒，沿著海灘走，手腕兒亂轉。練啊、練啊、練啊。我一直在搗鼓這個，但總覺得不如人，總覺得扯了人家後腿，總覺得自己不是這塊料。
好了，越來越接近狂歡節了。有一天晚上，樂隊隊長和另一個傢伙在談事兒，接著，隊長開始轉著圈兒地走，在選人呢：「你！」他對一個號手說。「你！」他對一個歌手說。「你！」——他指著我。我還以為我們這些人都是淘汰的呢。他說：「到前頭去！」我們向前走到建築工地前邊——我們五六個人——那兒有一輛舊卡迪拉克敞篷小汽車，篷子拉了下來。「上車！」隊長說。
車地方不夠我們坐，我們有幾個人得坐在後車幫上。我對我旁邊的那傢伙說：「他在幹嗎？——打發我們滾蛋？」
「inaose,naose./i」（「我不知道。」）
我們的車離開大路，往邊上的高坡上開，停在懸崖的邊上，俯瞰著大海。車停了，隊長說：「下車！」——他們把我們帶到懸崖邊上！
果然，他說：「站成一排！你第一，你下一個，你下一個！開始奏樂！現在，齊步走！」
我們會齊步掉下懸崖的——多虧有條向下的陡坡兒。我們的小樂隊就這樣走下了這條小路——號、歌手、吉他、盼得樂、福瑞吉得樂——來到了一個在樹林裡舉辦的露天晚會上。我們被挑出來，不是因為隊長想把我們打發走；他派我們到這個私人晚會上，那兒需要桑巴舞曲！後來，他斂了點兒錢，好為我們樂隊買服裝。
此後，我感覺好些，因為我明白，在他挑選演奏福瑞吉得樂的人時，他選了我！
還有一件事兒，增強了我的自信心。過了一段時間，從另一個桑巴學校來了個傢伙；那學校在勒巴倫（leblon），在更遠的那邊的那個海灘上。他想加入我們學校。
老闆說：「你從哪兒來的？」
「勒巴倫。」
「你演奏什麼？」
「福瑞吉得樂。」
「那好。讓我聽聽你演奏的福瑞吉得樂。」
這傢伙於是就操起他的福瑞吉得樂和他的金屬棍兒，接著，「卜拉噠噠，哧可啊哧可」，嚯！妙啊！
老闆對他說：「你到那邊去，挨著美國人站著，你會學會怎麼演奏福瑞吉得樂！」
我的推測是這樣：這就像一個說法語的人到了美國。剛開始，他們出各種各樣的錯誤，你簡直聽不明白他們說什麼。後來，他們堅持練習，終於說得蠻像樣兒，而且你發現，他們說話的方式，有一種挺悅耳的彎彎兒——他們的口音頗為好聽，你很愛聽他們說話。所以呢，我在演奏福瑞吉得樂的時候，想必也有某種口音，因為我不可能和那些演奏了一輩子福瑞吉得樂的傢伙比試比試；那必定是某種傻乎乎的口音。但是，不管是什麼吧，我成了一個相當成功的福瑞吉得樂演奏家。
有一天，就快到狂歡節了，桑巴學校的隊長說：「好了，我們要到街上排練走步。」
我們都從建築工地出發到了街上，街上車水馬龍。克帕卡巴納的街道總是一團亂。不管你信不信，有一條電車線，電車在那兒往一個方向走，汽車在那兒朝另一個方向走。當時正是克帕卡巴納的上班高峰時間，而我們是打算齊步走到「大西洋大街」的正中間。
我對自己說：「耶穌！老闆還沒弄許可證呢，他還沒徵得警察的同意呢，他什麼也沒幹。他決定我們就那麼出去。」
於是我們就出發到了大街上，周圍的每一個人，興高采烈。幾個看熱鬧的，自告奮勇，拿根繩子，把我們圍在一個大正方形裡，免得行人闖進我們的行列。人們把腦袋探出窗外。人人都想聽到新的桑巴舞曲。場面令人非常興奮！
我們一開始行進，我就看到一個警察，在馬路對面不遠處。他張望著，看那兒鬧騰什麼，然後讓車輛改道行駛！一切都不是正式的。沒人做過安排，但事兒還搞得不錯。人們在我們四周扯著繩子，警察在讓交通改道，行人在擁擠，交通被堵塞，可我們卻暢行無阻！我們走完了大街，轉過街角，轉遍了這個亂糟糟的克帕卡巴納，一切都是率意而發的！
最後，我們停在一座公寓樓前的小廣場上，老闆的媽住這兒。我們在這地方站著演奏，那傢伙的媽，他姑媽，七大姑八大姨，傾巢而出。她們還戴著圍裙呢；她們一直在廚房裡忙活呢，你看得出來，她們喜出望外——她們幾乎要哭出來。
這才是人性啊，確實美好啊。大家都從視窗探出身來——難以形容啊！我記起了我上次來巴西的時候，看到過一個桑巴樂隊——我是多麼熱愛這種音樂，幾乎欣喜若狂了——現在，我身在其中！
順便告訴你，我們那天繞著克帕卡巴納遊行的時候，我看到人行道上的一群人當中，有兩位美國使館的年輕女士。下星期，我接到使館的一封信，說：「您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個這個，那個那個……」喋喋不休的一堆廢話，好像我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巴美關係似的！所以我做的事才是「大」事嘛。
言歸正傳，為了去排練，我不想穿平常穿的那種衣服，就是我到大學時穿的那種。樂隊裡的人很窮，只有破爛不堪的衣服。我就穿了一件舊內衣，同樣舊的褲子，等等，這樣我看起來就不過分特別了。可這樣我就沒辦法從克帕卡巴納海灘、太平洋大道上我住的豪華賓館的門廳裡進出了。所以我總是坐電梯一坐到底，從地下室裡出來。
接近狂歡節，將要舉行一場特別的比賽，比賽在幾個海灘桑巴學校之間展開——克帕卡巴納海灘，愛帕尼瑪海灘，還有勒巴倫海灘；有三四個樂隊，我們是其中之一。我們穿著演奏服，沿著太平洋大道一路走下來。穿著這種花裡胡哨的狂歡節服裝，我有那麼一點兒不自在，因為我不是個巴西人。但我們原本應該打扮成希臘人的模樣，因此我琢磨著我和他們一樣像希臘人。
在比賽那天，我在賓館的餐廳裡吃飯，領班的服務員，經常看到我一聽到桑巴舞曲，就在餐桌上擊節以和之，走過來對我說：「費曼先生，今天晚上會有你喜歡的事兒！itipicobrasileiro/i——最具巴西特色：桑巴學校的遊行，就從旅館前邊經過！這音樂太棒——你可得聽聽。」
我說：「啊哈，我今天晚上有點兒忙。我不知道能不能騰出身來。」
「哎呀！但是你會愛得不得了啊。你千萬不可錯過！那才是tipicoibrasileiro/i！」
他很固執，我一個勁兒告訴他我想我不會在那兒看的，他大失所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舊衣服，跟平時那樣從地下室溜出去。在建築工地那兒，我們披上行頭，一百個穿著紙做的行頭的巴西希臘人，開始沿著太平洋大道遊行，我走在後邊，演奏福瑞吉得樂。
太平洋大道兩側，人山人海；大家都把腦袋探出窗外，我們正往米拉瑪旅館那邊走，我就住那兒。那兒的人都站在桌子椅子上，大家蟻湧蜂攢一般。我們的樂隊經過旅館前邊的時候，我們一直演奏著，跟60年代一樣瘋狂。突然，我看到有個服務員跳上跳下，他指著我，在這人聲鼎沸之中，我聽得見他喊：「啊，教授！」領班的服務員這才明白，那天晚上我為什麼不可能站在那裡看比賽——我是參賽的啊。
第二天，我遇到了一個我老在海灘上遇到的女士，她在大道邊上有一座公寓樓。她跟幾個朋友，高高在上，觀看桑巴學校的遊行。當我們走過的時候，她的一個朋友喊道：「聽彈奏福瑞吉得樂的那傢伙——他棒啊！」我成功了。沒人指望我能做這件事兒，可我硬是做成了。
狂歡節來臨的時候，我們學校露面的人卻不多。為這一盛事，我們做了一些特別的服裝，但現在人卻不多。也許他們以為我們不可能勝過城裡真正大牌的桑巴學校；我不知道。我認為，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又是排練，又是遊行，都是為了狂歡節；可狂歡節到了，許多隊員卻不見人影了，我們的實力就不怎麼樣了。就連我們在街上游行的時候，幾個人還半路開溜了呢。結果是這樣，真夠滑稽！我從來也沒搞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也許在海灘上的比賽中出人頭地，才是他們主要的興奮點和樂趣所在，在海灘上，大多數人水平都差不多。順便說一句，我們樂隊真的贏了。
在巴西待的10個月，我對輕原子核的能價發生了興趣。我在旅館房間裡把這事兒的全部理論都搞出來了，但我想看看試驗資料是怎麼樣的。這個新玩意兒，就是加州理工學院凱洛格（kellogg）實驗室的專家正在搞的東西，我就通過業餘無線電跟他們聯絡——把時間安排好了。在巴西我遇到了一個業餘無線電報務員，大約每星期我都到他家裡一趟。他和在帕薩迪納的一個業餘無線電報務員進行聯絡；因為這事兒有點兒非法，他就給了我一個呼號，他說：「現在我將把你轉給wkwx，他就坐在我旁邊，等著跟你說話。」
我就說：「這是wkwx。請告訴我硼原子的那些能價間隔，就是我們上星期談的那個。」諸如此類。我利用試驗資料來修正我的常數，並檢查我的路子對不對。
頭一個傢伙去休假了，但他讓我到另一個業餘無線電報務員那兒去。這第二個傢伙是個盲人，他有自己的電臺。這兩個人都不錯，我利用業餘無線電和加州理工學院之間的聯絡，很有效率，這對我很有用。
就物理學自身而言，我乾的活兒可不少，而且都有道理。後來別人也搞出來了，證實了我的理論。但我覺得，有很多引數需要校準——太多的「關於引數的現象調整」，為的是把一切都弄妥帖——我拿不準這麼個搞法是不是有用。我想對原子核有更深刻的理解，但始終不相信這是很重要的事兒，所以我對此再也沒有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
說到巴西的教育，我的經歷相當有趣。聽我課的那些學生，最後都當老師，因為在那個時候的巴西，在科學方面受過高階訓練的人，沒有太多的機會。這些學生已經學了很多課程，我教的課是他們在電學和磁學方面的最高階的課程——麥克斯韋方程式之類。
里約大學分散在全城好幾座辦公樓裡，我在一座俯瞰海灣的建築裡上課。
我發現了一個好奇怪的現象：我問一個問題，學生們隨口就答得上來。但是，下一次我還是問這個問題——至少在我看來是同一個主題，同一個問題——他們卻完全答不上來！比方說，有一次，我在講偏振光，給了他們一些偏振片。
偏振片只允許電矢在某種方向上的光通過，於是我就向他們解釋，看看偏振片是暗的還是亮的，你就能說得出來光是怎麼發生偏振的。
他們首先拿起兩個偏振片，轉動它們，直到它們允許最大量的光通過。他們在這麼做的時候，他們說得出來，這兩個偏振片允許光在相同的方向上發生偏振——能從一個偏振片通過的光，也能從另一個偏振片通過。但我接著問他們，如果只有一個偏振片，你怎麼說得出來偏振的絕對方向呢？
他們茫然無知。
我知道這個問題，是需要一點兒機靈勁的，所以我給了他們一點提示：「看看從外邊海灣反射過來的光。」
沒人說話。
然後我說：「你們聽說過布魯斯特角嗎？」
「聽說過，先生！布魯斯特角是光在某種介質上的反射角，這種介質的折射率允許光完全偏振化。」
「當光被反射的時候，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先生，光的偏振方向與反射面垂直。」連我自己還得想一想呢；他們卻硬生背下來了！他們甚至還知道，那個角度的正切值等於折射率呢！
我說：「然後呢？」
仍然默無聲息。他們剛剛告訴我，光以一定的折射率從某種介質（譬如外面的海灣這種介質）上反射回來，就成了偏振光；他們甚至連光發生偏振的方向也告訴了我。
我說：「看看外面的海灣，透過偏振片來看，現在，轉動偏振片。」
「哦哦哦，光發生偏振了！」他們說。
在進行了許多調查之後，我最後琢磨透了：這些學生把什麼都死記硬背下來，但那是個什麼意思，一概不知。當他們聽說「以某一折射率從某種介質上反射回來的光」的時候，他們不知道所謂介質就是水之類的東西。他們不知道「光的方向」就是你看一個東西的時候你朝它看的那個方向，等等。一切都完全是死記硬背的，但沒有什麼東西被翻譯成有意義的詞句兒。我問：「什麼是布魯斯特角？」找臺計算機，把鍵敲準了就成。但是，如果我說：「看看水。」鴉雀無聲——「看看水」這話隱藏著什麼意思，他們莫名其妙。
後來，我在工學院聽他們的課。課的上法，翻譯成英語，是這樣的：「兩個物體……是相等的……如果力矩相等……將產生出……相等的加速度。兩個物體，是相等的，如果力矩相等，將產生出相等的加速度。」學生們坐在那兒，記錄口述。趁著教授重複句子的當口，檢查是不是記得正確。然後，他們記第二個句子，再記，再記。明白教授正在講的是具有相同慣性矩的一些物體的，我是唯一的一個，而他講得相當難琢磨。
我看不出他們這樣學怎麼能學到任何東西。現在，他在講慣性矩；但沒有下面這種討論：你把重物抵在門的另一邊，你推門有多麼費力；比較一下，你把重物放得靠近合葉一些，又如何——完全沒有這種東西！
下課後，我對一個學生說：「你把筆記都記好了——筆記有什麼用？」
「哦，我們研究筆記，」他說，「我們要考試的。」
「考試，是怎麼個考法？」
「非常容易。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一個試題。」他看著他的筆記本說，「‘在什麼時候兩個物體是相等的？’答案是：‘兩個物體是相等的，如果它們的力矩產生了相同的加速度。’」您看，大家都能通過考試，都能「學會」這些玩意兒；除了他們背誦下來的東西之外，他們什麼也不知道。
以後，我又看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那是個口試，我得到允許，可以旁聽。有個學生，絕對超一流：一切問題，對答如流！主考問，什麼是反磁性，他回答得很完美。主考又問：「光以一定角度穿過有一定厚度的材料板，折射率為n，光有什麼變化？」
「先生，它出來的時候，與自身平行——位移。」
「位移了多少？」
「我不知道，先生，但我能算出來。」他果真算出來了。他很優秀。但到那個時候，我仍然疑心重重。
考試之後，我走到這個聰明的年輕人那兒，我告訴他，我是從美國來的，我想問他幾個問題，而且我這麼問，無論如何不會影響他的考試成績。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可以舉出幾個抗磁性物質的例子嗎？」
「不能。」
然後我問：「如果這本書是玻璃做的，我透過它看桌子上的什麼東西；如果我把這塊玻璃傾斜起來，那麼物像會有什麼變化？」
「它會偏斜的，先生，會偏到你轉動這本書的角度的兩倍。」
我說：「你沒把它和鏡子弄混了，是吧？」
「沒弄混，先生！」
剛才在考試的時候，他告訴我們說，光線會位移，與自身平行，因此物像會移到一邊去，但不會以任何角度轉動。他甚至計算出了物像會移動多少，但他沒意識到一塊玻璃就是有折射率的材料，沒意識到他的計算本來就適用於我的問題。
我在工學院開了物理數學方法這門課，講課過程中，我試圖表明如何用試錯法來解決問題。這東西，大家通常都不知道，於是我就開始用一些簡單的算術例子，來演示這個方法。80來個學生當中，只有8個完成了第一次作業，這讓我很吃驚。因此，我在上課的時候特別強調，要真的去試試，不要作壁上觀，不要只看我做。
這節課下課之後，幾個學生，組成了個小代表團，來找我，告訴我說，我不理解他們的背景，說不必搞這些問題照樣學習，說他們已經學過算術，說這些東西都在他們的水平之下。
我就繼續教這個班，而且無論學的東西多麼複雜，或者無論多麼明顯地高階，他們從來就沒交過什麼鬼作業。我當然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他們做不了！
我沒能讓他們做成的另一件事兒，是提問。最後，一個學生對我解釋說：「如果在上課的時候我問您問題，過後大家都要對我說，‘你幹嗎在課上浪費我們的時間？我們想學點兒什麼，可你問問題，不讓他講。’」
這是一種先聲奪人的壞作風，明明是誰也不明白在講的東西是什麼，可他們把一個人打壓下去，就好像他們真明白似的。他們都假裝明白，如果有個學生有那麼一刻承認什麼東西把他搞昏頭了，提出一個問題，其他的人就採取高人一等的態度，那做派就好像沒什麼東西不清楚似的，告訴那個學生他在浪費別人的時間。
我對他們解釋，在一起研究、討論問題、把想法說個暢快徹底，這辦法是多麼有用；但他們連這個也不做，因為問了別人，就丟了面子。這太可悲了！他們出力不少，人也聰明，但卻使自己陷入了這麼一種滑稽的精神狀態，這種奇怪的、自體繁殖式的「教育」，沒意義，完全沒意義！
學期結束之際，學生們要我發表一個講話，談談我在巴西的教學經歷。講話的時候，在場的，不光是學生，還有教授，有政府官員，因此我要求他們做出允諾：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們說：「沒問題，當然。這是個自由國家嘛。」
我就這麼進來了，帶著大學第一學期他們用的那本基礎物理課本。他們認為這書特別好，因為它是用不同字型印刷的——粗黑體，意思是最重要的東西，得記住；顏色淺的，不那麼重要，諸如此類。
立刻就有人說：「你不會說這書的壞話，是吧？寫這書的人，在這兒呢，而且，大家都認為這是本很好的書。」
「你們答應過我，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講座大廳座無虛席。我給科學下了個定義，以此作為開場白，我說，科學是對自然的行為的理解。然後，我問：「為什麼教科學？站得住腳的好理由是什麼？當然，沒哪個國家，能自稱自詡是一個文明的國度，除非……囉裡囉唆，囉裡囉唆。」在座的人，頻頻點頭，因為我就知道，他們就是這麼個看法。
然後，我說：「這麼想，是荒唐的，當然荒唐，因為，我們有什麼必要覺得自己必得跟上另一個國家的腳步？我們搞科學，應該有個站得住腳的理由，一個不那麼傻里傻氣的理由；而不是因為別的國家也搞科學。」然後，我講到了科學的功用，以及科學在改善人類狀況方面所做出的貢獻，諸如此類——實際上，我這是在逗他們呢。
然後，我說：「我講話的主要目的，是想向諸位表明：巴西沒教什麼科學！」
我看得出，他們都燥熱起來，他們在想：「什麼啊？沒教什麼科學？這絕對是痴人說夢！科學課程，我們都有嘛。」
於是，我告訴他們，在我剛來巴西的時候，使我頗受震動的頭幾件事當中，有一件，是小學生在書店裡買物理書。在巴西，有這麼多孩子在學物理，比美國孩子起步早得多。可你在巴西找不到許多物理學家，這事兒透著怪——這是怎麼搞的？這麼多孩子，這麼努力地學，卻沒什麼收效。
然後，我用一個希臘學者來打比方，這個希臘學者熱愛希臘語，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國家中，沒有多少孩子學希臘語。但來到了另一個國家，他欣喜地發現，大家都在學希臘語——連小學裡的小孩子也在學。他去為一個要在希臘語方面拿學位的學生當考官，問他：「關於真與美之間的關係，蘇格拉底有些什麼看法？」——這學生答不上來。然後，他問這個學生：「在《第三篇對話》中，蘇格拉底對柏拉圖說了什麼？」這個學生眼睛一亮，率爾答曰：「吧啦吧啦吧啦。」——口若懸河啊，蘇格拉底說的什麼，他都告訴你了，一字不差啊，用漂亮的希臘語說的！
但是，在《第三篇對話》中，蘇格拉底談的那些東西，就是真與美之間的關係啊！
這位希臘學者發現，另外這個國家的學生，學希臘語，先是學字母的發音，然後學詞兒，然後學句子和段落。蘇格拉底說的什麼，他們背得下來，一字不差地背，卻沒有意識到那些希臘詞兒，實際上意味著某種東西。對學生而言，那些詞兒，全是做作出來的聲音。沒人把那些詞兒翻譯成學生能夠理解的詞兒。
我說：「在我看到你們在巴西教孩子們‘科學’的時候，在我看來，就是這個樣子。」（好強的衝擊波，是吧？）
然後，我把那本他們正在用著的基礎物理課本舉在手裡。「在這本書中，在任何地方，都沒提到任何實驗結果，有個地方例外，那兒有個球，正在滾下斜面，在那個地方，書裡說，在1秒、2秒、3秒、多少多少秒之後，這球滾出多遠。這些數字有‘誤差’——就是說，如果你看這些數字，你還當是在看實驗結果呢，因為這些數字，比理論上的數值大一點兒或小一點兒。這書甚至談到了必須糾正實驗誤差的問題——這很好。問題是：如果你根據這些數值來計算加速度常數是多少的話，你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但是，一個沿著斜面向下滾的球，如果你真動手讓它滾的話，它還有慣性，這慣性讓它轉動，如果你真做這個實驗的話，你將得到正確答案的5/7，因為需要額外的能量消耗在轉動上。因此，這唯一一個實驗‘結果’的例子，還來自假實驗呢。沒人曾經滾過球，否則他們不可能得到那種結果！」
「我還發現了另外一件事兒，」我繼續說，「隨便翻到哪一頁，隨便把我的指頭按在哪兒，然後讀我按住的那個句子，我可以向諸位表明，我說的是怎麼一回事兒——它怎麼就不是科學，而是死記硬背，整本書都是如此。因此，我敢說，現在我隨便翻到哪一頁，當著在座各位的面，我用手指頭按到這兒，給你們讀這句話，讓諸位自己看看。」
我就這麼辦了。撲啦撲啦撲啦——我指頭按住一個地方，我開始讀：「摩擦發光。摩擦發光是晶體摩擦時發出的光……」
我說：「就在這兒，你們看到科學了？沒有！你們只是用另一些詞兒來告訴一個詞兒是什麼意思。你們沒說到自然——你摩擦晶體發光，你摩擦的是什麼晶體，為什麼它們會發光。你們看到過有任何學生回家去試試這個嗎？他沒法兒試。」
「但是，如果你這麼寫，‘你拿著一塊兒糖，在黑暗中用鉗子夾它，你可以看到藍盈盈的閃光。其他一些晶體也是如此。沒人知道這是為什麼。這種現象叫作摩擦發光。’然後呢，有人就會回家去試了。然後呢，這就有了一個關於自然的體驗。」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問題，我的指頭按住書的什麼地方，無關緊要；這種例子滿篇皆是。
最後，我說，我可看不出任何人怎麼可能從這種自體繁殖式的體制中受到教育，在這種體制中，大家考試過關，再去教別人考試過關，但沒人理解任何東西。「然而，」我說，「我必定說錯了。我班上有兩個學生，做得不賴；我認識的一位物理學家，完全是在巴西受的教育。因此，這體制壞是壞，可有些人倒也有可能在其中走出一條路子來。」
這下可好了，我話講完了，科學教育部門的一個負責人，站起來說：「費曼先生剛才對我們講了一番逆耳之言啊。看來他是真正熱愛科學啊，他的批評也是誠懇的。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聽他的。我到這兒來，已經知道我們的教育體制有病在身，我現在才知道，我們是得了癌症啊！」——他坐下了。
這使別人得到了暢所欲言的自由，大家情緒高漲。大家都站起來提建議。學生們事先組成了一個什麼委員會，把我的講稿油印了出來，他們也讓別人組成委員會，來做這樣那樣的事情。
接下來發生的事兒，是我完全沒想到的。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就是費曼先生在他的講話末尾提到的那兩個學生中的一個。但我不是在巴西受的教育；我是在德國受教育的，我只是今年才到了巴西。」
另一個在班裡幹得不賴的學生，也說了相似的事兒。我提到的那位教授，也站起來說：「在戰爭期間，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的，在那時，幸運的是，教授們都已經離開了這個大學，因此我學到的全部東西，都是我自己讀來的。因此，我實際上不是在巴西的體制下接受教育的。」
這個，我可沒想到。我知道這個體制壞，但現在它是100%的壞——這可太糟糕了！
因為我是在美國政府一個專案的贊助下到巴西的，美國教育部要我寫一個報告，談談我在巴西的經歷，所以我把剛才這個講話的主要內容也寫進了報告。後來，通過小道訊息，教育部某人對此的反應是：「你該明白了，把這麼一個幼稚的人派到巴西，有多麼危險。傻乎乎的傢伙；他只能製造麻煩。這裡面的問題，他不明白。」恰恰相反！教育部這主兒，看到一個大學開了課程列表，什麼都說得天花亂墜，就把這當真事兒，我覺得，他才幼稚。
什麼話都會說
在巴西的時候，我玩命學當地語言，拿定主意用葡萄牙語講物理課。我一回到加州理工學院，就得到邀請，參加巴舍爾教授做東的聚會。我到場之前，巴舍爾告訴客人：「費曼這個傢伙，學了幾句葡萄牙語，就自以為聰明，咱們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太太，就這位（百分之百的白人），在中國長大。咱們讓她用中國話跟費曼打招呼。」
我被矇在鼓裡，溜達著來參加聚會。巴舍爾把我引薦給這些人：「費曼先生，這位是什麼什麼先生。」
「請來會會費曼先生。」
「這位是什麼什麼先生。」
「幸會，費曼先生。」
「這位是史密斯太太。」
「哎，您好！」她說，還鞠躬。
我嚇了一跳，我琢磨著，只好以同樣的派頭作答了。我禮貌地向她彎彎腰，信心十足地說：「啊，壘好！」
「哦，我的上帝！」她叫起來，自己倒繃不住了。「我就知道會這樣——我說普通話，他說廣東話啊！」
照您吩咐的，老大！
每個夏天，我常常開車橫穿美國，想開到太平洋邊兒上。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我總卡在什麼地方——通常是拉斯維加斯（lasvegas）。
我特別記得我第一次到那兒，我非常喜歡那次的經歷。當時和現在一樣，拉斯維加斯從賭徒那兒賺錢，因此，旅館唯一的問題，就是把大家弄到這兒賭博。因此，旅館裡有表演，有飯，都非常便宜——和白看白吃差不多。什麼都不需要你預定：你可以邁步進去，找一張空桌子，坐下，欣賞演出。對一個不賭博的人來說，這事兒太妙了——房間不貴；飯，簡直不花錢，表演不錯，女孩兒我喜歡。
有一天，我躺在旅館的游泳池邊上，有個傢伙走過來，開始跟我搭話。我忘記他是怎麼跟我聊上的，但他以為我想必是個靠工作活命的人，而這實在是相當愚蠢的。「你看我活得多瀟灑，」他說，「我成天在游泳池邊上流連忘返，在拉斯維加斯優哉遊哉。」
「你不幹活兒，怎麼還活得這麼滋潤？」
「簡單，我賭馬。」
「我對馬一竅不通，但我看不出，你怎麼能靠賭馬過日子。」我滿腹狐疑地說。
「當然能，」他說，「我就是這麼過日子的！我告訴你是怎麼回事兒，我教教你怎麼弄這個事兒。待會兒我們去賭一把，我保證你贏100塊。」
「你怎麼弄的？」
「我賭100塊，賭你贏，」他說，「這樣的話，如果你贏了，你一個大子兒也不用出；如果你輸了，你就贏我100塊！」
我就想了：「嚯！那好啊！如果我在賽馬上贏100塊，那就給他了，我不損失什麼；權當練練手——那就證明他那套管用。如果他輸了，我就贏他100塊。這很妙！」
他帶我到了一個賭馬的地方，那裡列著馬的名字和全國各地賽馬場的名字。他把我介紹給另外一些人，他們說：「嚯，他很了不起！我贏了100塊！」
我逐漸意識到，我必須押上我自己的一些錢才能賭，我開始有點兒緊張了。「我必須賭多少錢？」我問。「哦，三四百塊吧。」我沒那麼多錢。再說，這事兒讓我著急了：要是我輸了呢？
於是他說：「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兒：我的建議只花你50塊，如果這主意靈驗，我就給你100塊，你橫豎都是贏嘛。」我琢磨著，「哇！這樣我兩頭兒都贏——不是贏50，就是贏100！這主兒怎麼能這麼辦？」稍後，我明白了：如果你輸贏機會平均的話——把聽他的建議以便理解其中的奧妙所付出的小小損失暫且忘掉——那麼你贏100塊的機會比你輸400塊的機會是四比一。因此，他在某個人身上試這一招兒，試五次，他就有四次贏100塊，他就能贏200塊顧問費（他還要向他們說明白自己是多麼聰明）；到第五次，他必須付出100塊。因此平均來說，他每付出100塊，就能得到200塊！因此，我終於明白了他是怎麼弄的。
這個過程持續好幾天。他設計出了一個乍聽起來非常合算的方案，但等我思考了一陣子之後，我慢慢琢磨出了這是怎麼弄的。最後，他有點兒氣急敗壞地說：「好了，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兒：你給我50塊買建議，如果你輸了，我就把你的錢全還給你。」
現在，我想輸都輸不了了！因此我說：「好吧，成交！」
「好，」他說，「但不湊巧，我這個週末得去舊金山一趟，你把結果寄給我得了，如果你把你那400塊輸掉了，我會把錢寄給你。」
他的前幾個方案，設計出來，是憑誠實的數學計算為他賺錢的。現在，他卻要出城了。他拿這個方案賺錢的唯一辦法，是不把錢寄過來——當個真正的騙子。
因此，我從來沒有接受他任何建議。但看明白他怎麼操作這一套，堪為樂事。
拉斯維加斯的另一樂事，是認識表演的女孩兒。我猜，她們是在表演之外的空閒時候，在酒吧里拉客的。我這麼見了她們好幾個，跟她們聊天，發現她們人都很好。「表演女郎，哦？」這麼說話的那些人，對她們有先入之見！可在任何人堆兒裡，如果你看仔細了，那就什麼樣的人都有。比方說，東海岸一個大學裡的一個院長的女兒，就在那兒。她有舞蹈天賦，喜歡跳舞，放暑假了，跳舞的工作難找，於是她就到拉斯維加斯，在一個歌舞團裡找了個工作。大多數表演女郎人都很好的，很友好。她們都很漂亮，而我就是愛漂亮女孩兒。說穿了，表演女郎是我如此喜歡拉斯維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點兒害怕：這些女孩兒也太漂亮了，她們有怎麼怎麼樣的名聲，等等。我就想辦法跟她們見面，我說話的時候，呼吸都有點急促呢。剛開始的時候，很難；但是，漸漸地，事兒容易了，最後我信心十足，不怵任何人。
我有我自己的冒險路數，這路數很難解釋的：那好像是釣魚。你把線放出去，然後呢，你需要點兒耐心。當我對人家講起我的一些冒險經歷的時候，他們或許會說：「哦，來啊——咱們幹這個去！」於是我們就去了一個酒吧，看看能不能弄出點事兒，可20來分鐘，他們就不耐煩了。平均而言，要想弄出事兒，你得等上幾天。我花費了許多時間來跟表演女孩兒聊。一個女孩兒把我介紹給另一個，過了一陣子之後，有意思的事兒就常常會發生。
我記得一個喜歡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兒。她在「火烈鳥旅館」跳舞，我跟她很熟。我進城的時候，不等她坐下，我就給她要一杯吉普森，放在她桌子上，以此宣佈我大駕光臨。
有一次，我進來，坐在她身邊，她說：「我今天晚上要和一個男人在一塊兒——得克薩斯州的一個闊佬。」（我早就聽說過這傢伙。每當他玩雙骰子的時候，大家都湊過來看他賭。）在他回到我們坐的這桌的時候，我的表演女孩兒把我引薦給了他。
他跟我說的頭一句話是：「你可知道？昨兒晚上我在這兒輸了6萬美元。」
我知道怎麼應對，我轉朝他，完全無動於衷，說：「你覺得，那是聰明，還是愚蠢？」
我們正在餐廳裡吃早飯。他說：「聽著，讓我來替你簽單。這些東西，他們從來不要我錢，因為我在這兒賭得太多了。」
「我有的是錢，用不著操心誰來給我付早飯錢，謝謝。」他每次想給我擺闊，我都不買他的賬。
他什麼招數都用：他有多麼富，他在得克薩斯州有多少石油，沒一樣靈的，因為我知道這種套路！
到最後，我們一道找了不少樂子。
有一次，我們兩個坐在酒吧裡，他說：「你看那邊那桌，那些妞兒？她們是從洛杉磯來的婊子。」
她們相貌非常漂亮，是有一定級別的呢。
他說：「告訴你我要幹什麼：我會把她們介紹給你，然後呢，你挑一個，我來付錢。」
我不覺得我想見這些女孩兒，我也知道他說這個，是為了給我擺闊，於是我就對他說不。可我轉念一想：「這裡頭有事兒！這傢伙不遺餘力跟我擺闊，還要為我買這個。如果我將來講起這檔子事兒……」於是我就對他說：「那個，好吧，為我引薦。」
我們湊到她們那桌，他把我介紹給那些女孩兒說：然後就暫避一邊了。一個女服務員過來了，問我們想喝點兒什麼。我要了些水，坐我旁邊的那女孩兒說：「我來杯香檳好嗎？」
「你要什麼都成，」我冷冷地回道，「你自己買，誰管得著。」
「什麼毛病啊，你？」她說，「小氣鬼兒還是怎麼著？」
「隨你怎麼說。」
「你真不夠紳士！」她義憤填膺地說。
「你真是一眼把我看了個透！」
我回嘴。鄙人以前在新墨西哥州學習過，學習不當紳士。
很快很快，她們倒主動給我買喝的——真是乾坤顛倒啊！（順便說句，得克薩斯的那位賣石油的，一去不回頭了。）
過了一陣子，其中的一個女孩兒說：「咱到艾拉大棚屋（elrancho）去吧。說不定那兒現在事兒熱鬧了。」我們進了她們的車。車不錯，人也不錯啊。在路上，她們問我名字。
「迪克·費曼。」
「你打哪兒來的，迪克？你幹什麼的啊？」
「我是從帕薩迪納來的，在加州理工學院工作。」
有個女孩兒說：「哦，那不是那個科學家鮑林待的地方嗎？」
我反反覆覆到過拉斯維加斯好幾次，但那兒沒人知道科學的事兒。我曾經和一個商人談過各種各樣的事兒，對他們而言，一個科學家，什麼也不是。「沒錯。」我說，心裡驚訝。
「有個叫蓋倫還是什麼玩意兒的傢伙——是個物理學家。」簡直難以置信。我坐的這個車，滿車的妓女，都知道這類事兒！
「是啊！他名叫蓋爾曼！你怎麼湊巧知道？」
「你們的照片都上《時代》週刊了啊。」這不假，《時代》週刊裡常有美國科學家的照片，不知什麼原因，我也進去過，還有鮑林和蓋爾曼。
「你怎麼記得住那些名字啊？」我問。
「哈，我們從照片裡找最年輕漂亮的！」（蓋爾曼比我年輕。）
我們到了艾拉大棚屋旅館，女孩兒們繼續跟我玩兒大家通常跟她們玩兒的那一套遊戲：「想賭一把嗎？」她們問。我用她們的錢賭了一點點兒，我們玩兒得很開心。
過了一陣子，她們說：「好了，我們看到你這個大活人了，現在不得不把你撇下了。」她們回去工作了。
有一次我坐在酒吧裡，我注意到兩個女孩兒和一個老頭兒在一塊兒。最後，老頭兒走了，她倆就湊到我這兒來坐下：比較漂亮、比較活躍的那個，挨著我坐，她那位木訥的朋友，叫潘，坐在另一邊。
事兒一開始就進行得很順利。她非常和氣。一會兒工夫，她就靠在我身上，我呢，把一隻胳膊搭在她肩上。進來兩個男的，坐在近旁的桌子那兒，然後，女服務員還沒來得及過來，這兩位卻出去了。
「你看見那倆男的了嗎？」我的新朋友說。
「看見了。」
「他們是我丈夫的朋友。」
「哦？怎麼回事兒？」
「你知道，我剛剛和約翰老大結婚了。」——她提到的是一個如雷貫耳的名字——「我們拌了幾句嘴。我們這是度著蜜月呢，可約翰總在賭。他不把我放在眼裡，那我就出去找我的樂子去，可他總是派特務來轉悠，看看我在幹什麼。」
她要我把她送到她的汽車旅館的房間裡，於是我們就上了我的汽車。在路上，我問她：「那個，約翰怎麼辦？」
她說：「別擔心。看看周圍有沒有個大紅汽車，有兩根天線的。要是你沒找到，那他就不在附近。」
第二個晚上，我帶著這位「喜歡吉布森雞尾酒的女孩兒」和她的一個朋友，去看「銀拖鞋旅館」的晚場表演，那兒的表演比別的旅館都晚。在別的地方表演完了的女孩兒，都喜歡到那兒去。各種各樣的舞女進門的時候，節目主持人就報奏她們大駕光臨。因此，當我兩隻胳膊上挎著兩位可愛的舞女款款入場的時候，他說道：「從火烈鳥來的什麼什麼小姐和什麼什麼小姐大駕光臨！」大家都扭頭看這是誰來了。我感覺自己好偉大！
我們找了張靠近吧檯的桌子，坐下來，過了一會兒，起了一陣子小小的慌亂——服務員拉桌子，幾個保鏢登堂入室，還帶槍呢。他們在為名人騰地方呢。約翰老大，大駕光臨！
他走到吧檯那兒，與我們這桌子挨著，立刻有兩個傢伙想和我帶來的這倆女孩兒跳舞。她們去跳舞，我一個人守著桌子坐著，這時，約翰走過來，坐在我這桌上。「還好嗎？」他說，「你在拉斯維加斯，幹嗎來著？」
他準是發現我和他老婆的什麼事兒了。「鬼混唄……」（我得硬氣點兒，對吧？）
「你，在這兒鬼混了多少日子？」
「四五個晚上吧。」
「我認得你，」他說，「在佛羅里達，我見過你嗎？」
「這個嘛，鄙人確實不知……」
他問這個地方，問那個地方，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我知道，」他說，「那是在艾拉摩洛哥的事兒。」（艾拉摩洛哥是紐約的一家大夜總會，許多大玩家都去的——比方說理論物理學教授什麼的，對吧？）
「一定是在那兒了。」我說。我在想，他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翻開底牌。最後，他朝我傾過來，說：「嗨，你能不能把我引薦給跟你在一塊兒的那倆女孩兒，等她們跳完舞？」
他想要的是這個啊；原來他根本不認識我！於是我就想引薦他，但我的表演女孩兒說她們累了，想回家。
第二天下午，我在火烈鳥旅館看見了約翰老大。他站在吧檯邊，跟服務員聊照相機，還拍照片呢。他想必是一個業餘攝影家了：閃光燈和照相機，他有一大堆；但他說的那些話，卻傻瓜透頂。我斷定他根本不是個業餘攝影家；他不過是個有錢的主兒，買了幾個照相機而已。
到那時候，我琢磨清楚了，他並不知道我一直在跟他老婆鬼混；他跟我說話，只是為了那倆女孩兒。於是我就想玩個遊戲，我為自己設計了個角色：約翰老大的隨從。
「嗨，約翰，」我說，「拍幾張照片吧。我替你拿著閃光燈。」
我把那些閃光燈裝在口袋裡，我們就出發去拍照片了。我在把閃光燈遞給他的時候，時不時地給他點兒建議；他喜歡這路事兒。
我們到了「前線旅館」去賭，他開始贏了。旅館都不喜歡贏家離開，但我看得出他想走。問題是，怎麼走才不失風度。
「約翰，我們現在必得走了啊。」我說，語氣嚴重。
「可我贏著呢。」
「知道你贏著，可我們今天下午不是有個約會嗎？」
「那好吧，備車。」
「照您吩咐的，老大！」他把鑰匙遞給我，告訴我車是什麼樣子。（我沒讓他知道我早知道他車是什麼樣子。）
我出去，到了停車場那兒，果然，那兒有一部大胖車，漂亮透了，還有兩根天線。我爬到裡邊去，轉動鑰匙——啟動不了。這車有個自動打火器；這玩意剛出來，我一點兒不懂。折騰了一陣子，我碰巧把鑰匙轉到了「打火」上，啟動了。我小心翼翼地把這輛百萬美元的車，開到旅館門口。我下了車，到裡面那桌子，他還在賭呢，我說：「車預備好了，先生！」
「恕不奉陪了。」他宣佈，我們離開。他讓我開車。「我想去艾拉大棚屋。」他說，「那兒的女孩兒，你認得嗎？」
那裡有個女孩兒，我很熟，我就說「認得啊」。到那時候，我拿得準，他跟我玩我發明的這個遊戲，唯一的目的，就是會女孩兒，所以我提出了一個敏感話題：「有天晚上，我見著你老婆了……」
「我老婆？我老婆不在拉斯維加斯這地方。」我就把我在酒吧遇到那個女孩兒的事兒，告訴了他。「哦！我知道你說的是誰了；我在洛杉磯那兒，見到那個女孩兒和她朋友，就把她們帶到拉斯維加斯這兒來。她們乾的頭一件事兒，就是用我的電話，給得克薩斯州的朋友打電話，打了一小時啊。我氣壞了，就把她們給轟了出去！她就到處告訴大家，說她是我老婆，呃？」因此，這事兒，算是澄清了。
我們到了艾拉大棚屋，大約15分鐘，表演就開始了。這地方人多，屋子裡沒座位了。約翰就到總監那兒，說：「我，需要張桌子。」
「敢情，老大先生！幾分鐘就給您預備著。」約翰給了他小費，轉身去賭了。同時，我轉到後邊去，女孩兒們都在那兒為演出做準備呢，問我的朋友在不在。她出來了，我跟她說，約翰老大跟我在一塊兒。演出之後呢，他需要有人陪陪。
「沒問題，迪克，」她說，「表演完了，我帶幾個朋友過來見你。」
我轉到前面來找約翰老大。他還在賭。「你先一個人進去，」他說，「我隨後就到。」
有兩張空桌子，在緊前頭，緊貼著舞臺邊兒。別的桌子，都滿滿當當的。我自己一個人坐下。就在開演之前，約翰進來了，表演女孩兒就出場了。她們看得見我就坐在這張桌子那兒，一個人坐著。還沒等她們來得及以為我不過是個偶爾來玩玩兒的教授，現在她們該明白，我是一個大賭家啊。
最後約翰進來了，很快幾個人就佔了我們旁邊那桌子——約翰的「老婆」和她朋友潘，還有兩個男的！
我傾過身去，對約翰說：「她在那張桌子那兒。」
「是啊。」
她看到我在照顧約翰，所以她就從另一張桌子那兒側著身子問我：「我可以和約翰說幾句話嗎？」
我一言不發，約翰也一言不發。
我等了一會兒，然後，我傾過身去，對約翰說：「她想跟你說話。」
然後，他稍作沉吟。「可以。」他說。
我等的時間還長點兒，然後向她側過身：「現在，約翰要對你講話。」
她走到我們這桌來，開始賣弄她那套「翰翰」，坐得離他也太近了。我看得出來，事情還是稍微緩和了一點兒。
我喜歡搞點兒惡作劇，所以，每當他們有所緩和的時候，我就提醒約翰點事兒：「電話啊，約翰……」
「是啊！」他說，「打我電話，打一小時，什麼意思啊？」
她說，打電話的是潘。
事兒又緩和了一點兒，於是我指出，把潘帶到這兒，可是她的主意。
「是啊！」他說。（我玩這個遊戲，玩得好開心，這麼玩了好一陣子。）
到表演結束的時候，艾拉大棚屋的女孩兒們來到我們這桌兒，我們跟她們聊，直聊到她們不得不去演下一場。然後，約翰說：「我知道一個不錯的小酒吧，離這兒不遠。咱到那兒走一遭。」
我開車把他送到那個酒吧那兒，我們進去了。「看到那邊那娘們兒了嗎？」他說，「她實在是個好律師。過來，我給你引薦引薦。」
約翰為我們做了介紹，找了個藉口，去了洗手間。他一去不回頭。我以為他還回來跟他「老婆」重修舊好呢，那樣我就再開始搗亂。
我對那娘們兒說「嗨」，為我自己點了一杯喝的。（我玩的還是那一套：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不想當紳士。）
「你可知道，」她對我說，「在拉斯維加斯，在律師當中，我是數得著的。」
「哦，數不著，數不著你，」我淡淡地回答，「在大白天的時候，你或許是個律師；但是，現在，你知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你不過是在拉斯維加斯的小酒吧裡，鬼混，如此而已。」
她喜歡我，我們到了好幾個地方跳舞。她舞跳得真不賴，我呢，愛跳舞，所以我們在一塊兒玩得很開心。
接下來，正跳著舞呢，冷不丁地，我後背疼起來。那是一種劇痛，而且來得突然。我現在明白那是怎麼回事兒：一連三天三夜，我搞這些瘋狂的冒險，我是徹底虛了。
她說，她要把我帶到她家去。我一鑽到她床上，砰騰一聲，就昏睡過去。
第二天早晨，我在這張漂亮的床上醒來。窗外陽光燦爛，卻不見她的蹤影，有一個女僕在那兒。「先生，」她說，「您醒了啊？早飯給您預備好了。」
「那個，呃……」
「我給您拿去。您喜歡吃什麼？」她把整張早餐菜譜唸了一遍。
我點了早飯，在床上吃了——在一個素昧平生的女人的床上；我不知道她是何許人，不知道她從哪兒來。
我問了這女僕幾個問題，可她對這個神秘的女人，也是一無所知：她剛剛被僱到這兒，這是她上班的第一天。她還以為我是這家的男主人呢，我倒問她問題，這叫她好生納悶。我穿好衣服，最後離開了。我再也沒有見到這個神秘的女人。
我第一次到拉斯維加斯的時候，就坐下來把各種賭博的機率都算出來了，我發現擲骰子的機率是0.493的樣子。如果我賭1塊錢，只需要花費我1.4分錢。於是，我心裡想：「為什麼我這麼不情願賭？這幾乎不花什麼錢啊！」
於是我就開始賭，一眨眼，我就一口氣輸了5塊錢——1塊、2塊、3塊、4塊、5塊。我本來以為只會輸7分錢，但我輸了5塊啊！我從此以後再也沒賭過（我是說，沒用自己的錢賭）。才一試手，就輸，我很幸運。
有一次，我和一個表演女孩兒一塊兒吃午飯。下午這個點兒，靜悄悄的；不像別的時候那樣，人都急匆匆的。她說：「看那邊兒那主兒，正穿過草地的那位？那是‘希臘人尼克’，一個職業賭棍。」
我已經對拉斯維加斯的全部賭博機率瞭如指掌，我就說：「他們怎麼能夠拿賭博當職業呢？」
「我喊他過來。」
尼克過來了，她為我們做了介紹。「瑪麗蓮說你是個職業賭家。」
「她說的沒錯兒。」
「那個，我想知道，你靠賭博過日子，這怎麼可能，因為在賭桌上，勝算是0.493。」
「你說得對，」他說，「我會給你講明白。我不在桌子上賭，也不幹任何那類事兒。我只是在機會對我有利的時候才賭。」
「啊？什麼時候機會對你有利啊？」我滿腹狐疑地問。
「實際上很容易，」他說，「我在桌子邊兒站著，等有個傢伙說，‘我要9點，它就來9點！’這傢伙興奮了；他以為那會是9點，他想贏。可我知道全部數字的機率，於是我就對他說，‘我以4塊賭你3塊，我賭不是9點’，時間長了，我會贏。我不在桌子上賭；我和在桌子上玩兒的那些心存偏見的人賭——他們迷信幸運數字。」
尼克繼續說：「既然我現在已經名聲在外，事兒就更容易了，因為大家甚至在知道機率不很有利的時候，也還是要和我賭，只為有機會跟大家講怎麼打敗希臘人尼克，這得在他們贏了的時候才成。因此，我真的是靠賭博過日子的，很好玩兒啊！」
因此，希臘人尼克真是個受過教育的人。他人很好，很有魅力。我感謝他為我解釋這事兒；現在我明白了。我一定要理解這個世界，你知道。
盛情難承
康奈爾大學什麼系都有，但我興趣都不很大。（這意思，不是說這些繫有什麼毛病；是我碰巧對這些系不感興趣而已。）有家政學、哲學（這個系的傢伙，腦袋尤其空），還有文化的東西——音樂之類。當然，跟我言語投機的人，還真有幾個。數學系有凱克（kac）教授和菲勒（feller）教授；化學系，有加爾文（calvin）教授；動物學系還有個很了不起的傢伙，就是格里芬（grin）博士，發現蝙蝠用回聲導航的，就是他。但要找到足夠多的這類談話對手，難。但低水平的信口雌黃，卻有的是。
天氣也實在不佳。有一天，我正開著車，沒想到天上急匆匆地下起雪來，你沒防備這個，你就琢磨：「哦，不會下得太大吧；我繼續開得了。」
可那雪接著就厚起來，車開始有點兒打滑，所以你不得不用防滑鏈。你從車裡出來，把鏈子鋪在雪地裡，鏈子冰涼啊，你也開始瑟瑟發抖了。然後，你把車倒在鏈子上，你麻煩來了——或者說，那年頭，我們就有這個麻煩；下雪的時候，我不知道怎麼辦了——裡頭有個鏈子，你必得把這個鏈子先鉤住。因為鏈子必須扣得很緊才成，讓鉤子鉤住鏈子，就難了去了。然後，你不得不用手指頭，把這個夾子扳下去，到這時候，你的手幾乎凍僵了。因為你在車胎的外頭，可鉤子在裡頭，你的手又凍僵了，要把事兒辦妥，太難了。鏈子總是滑掉，鏈子還冰涼，雪又下得緊，你想把這個夾子扳下去，你的手凍得好似貓啃，可這倒霉玩意兒就是不下來——好了，我記得就是那個時刻，我想明白了：這是犯傻。世界上必定有個地方，沒這種麻煩。
我記得我去過幾次加州理工學院，巴舍爾教授請我去的，他早先在康奈爾大學。我去訪問的時候，他很機靈。他對我太瞭解了，於是他說：「費曼，我有輛車，用不著，我想把它借給你。現在你就可以去好萊塢和落日帶（sunsetstrip），好好玩兒。」
於是，我每天晚上就開著這車到落日帶去——去夜總會，去酒吧，去看錶演。都是拉斯維加斯的那種我喜歡的東西——漂亮女孩兒、大賭家之類。巴舍爾知道怎麼使我對加州理工學院發生興趣。
一頭驢，不偏不倚站在兩堆乾草正中間，不知道到哪邊去，因為兩堆乾草完全一樣，這故事，你知道吧？呵，不知道就算了。康奈爾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開始給我提供條件，我琢磨著加州理工學院比較好，正當我開始動身的時候，康奈爾那邊兒就加碼了；到我覺得留在康奈爾的時候，加州理工學院那邊兒又加了點什麼好處。因此，你能夠想象得到，兩堆乾草中間的這頭驢，只是情況更復雜，他剛要到一邊兒去，另一邊兒就高了一點兒。這真叫人左右為難！
最後把我說服氣了的一個論點，是我的休假年。我還想到巴西去，這次是10個月，我剛剛在康奈爾大學獲得了休假年。我不想失去休假年，因此現在我就發明了一個理由，好做出決定，我就寫了封信給巴舍爾，告訴他我做出了什麼決定。
加州理工學院回信：「我們將立刻聘請您，您的第一年就是休假年。」他們就是這麼個搞法：無論我決定怎麼做，他們都死叮住你不放。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一年，實際上是在巴西度過的。我在第二年才到加州理工學院教書。事兒就是這麼個事兒。
我從1951年就一直在加州理工學院了，我在那兒一直很開心。這個學校，正合我這種偏執的傢伙的口味兒。那兒有的是頂尖級的人物，對自己乾的事兒都很感興趣，我也跟他們談得來。所以我覺得非常稱心如意。
可是，有一天，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學院好長時間了，我們遭到了很嚴重的煙霧襲擊。那煙霧，比現在的可厲害得多——至少你的眼睛要疼得多。我站在一個角落裡，淚眼汪汪的，我心裡說：「這簡直髮瘋！這絕對是神經病！最好是回康奈爾大學去。我要離開這個鬼地方。」
於是我就給康奈爾打電話，問他們，我有沒有可能回去。他們說：「沒問題！我們這就把事情安排好，你明天就過來。」
第二天，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幸運得不能再幸運了。老天爺必定是安排好了，好幫助我下定決心。我正往我辦公室那兒走呢，一個傢伙跑過來，對我說：「嗨，費曼！你聽說出什麼事兒了嗎？巴德發現有兩種不同的恆星！我們原來測量的我們到各星系的距離，都是以一種型別的造父變星為根據的，可現在有另一種型別，因此，宇宙的年齡會是我們原來設想的2倍、3倍，甚至4倍！」
我知道這個問題。在那年頭，地球似乎比宇宙還古老。地球有45億年，宇宙卻只有20億或30億年。這是一個大難題。這個發現，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現在，事實證明宇宙比以前設想的要老。我馬上就得到了這一資訊——這傢伙跑來，把這件事兒都告訴了我。
還沒等我穿過校園到我辦公室去，另一個傢伙過來了——馬特·梅瑟爾森（mattmeselson），一個副修物理學的生物學家。（我曾經是他的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他建立了第一臺我們稱之為「密度梯度離心分離機」的東西——它能測量分子密度。他說：「看我正在做的這個實驗的結果！」
他已經證明，當一個細菌製造一個新細菌的時候，有個分子，原封不動地由一個細菌傳給了另一個細菌——我們現在知道，這分子就是dna。你知道，我們總是認為一切東西都分裂、分裂。因此，我們以為細菌裡的一切都一分為二，把其中的一半給了那個新細菌，但那是不可能的。不知在什麼地方，那個包含著遺傳資訊的最小分子，不能夠一分為二，而必須複製出一份它自身的複製，然後把這份複製送給那個新細菌，把另一份留給那個老細菌。梅瑟爾森是這麼證明這一點的：他先讓細菌在重氮中生長，然後讓它們在普通的氮氣中生長。他進行實驗的時候，用密度梯度離心分離機來測量分子的重量。
第一代新細菌的全部染色體分子的重量，剛好在重氮中細菌染色體分子的重量和在普通氮氣中的細菌的染色體分子的重量之間——如果一切都分裂，連染色體分子也分裂，結果就會是這樣。
但在隨後的幾代細菌當中，當我們期望染色體分子重量將是重氮和普通氮情況下的分子重量之差的1/4、1/8和1/16的時候，分子重量卻只有兩組。一組和第一代一樣重（在較重和較輕的分子正中間），而另一組輕些——其重量就是在普通氮氣中弄的分子的重量。較重的分子個數的百分比，每過一代，就減少一半，但其重量不變。這可太令人興奮了——這是一項基礎性發現。在我終於到了我辦公室的時候，我意識到，我必須待在這地方了。在這裡，不同科學領域中的人，都告訴我事兒，這太令人興奮了。這才是我真想要的東西，真想要的。
因此，過了一會兒，康奈爾大學打電話來，說他們把一切都安排妥了，這就快準備好了，我說：「我很抱歉，我主意又變了。」但是，我當時決定永遠不再變了。沒什麼事情——絕對沒什麼事情——能夠再次改變我的想法。
你在年輕的時候，你有的是這種鬧心的事兒——你該到哪兒去嗎，你怎麼辦。你真上火啊，想拿定主意，可接著又來了別的事兒。怎麼簡單，就怎麼決定，倒來得容易些。別擔心——沒什麼能夠改變你的主意。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就曾經這麼做了一次決定。我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懶得為吃什麼甜點費心思了，因此我就決定總要巧克力冰淇淋，永遠不再為這事兒操心——我就是這麼解決那個問題的。無論如何，我決定永遠留在加州理工學院了。
有一次，有人想讓我對加州理工學院變卦。費米剛剛去世不久，芝加哥大學在找人接任他的位置。芝加哥大學過來兩個人，要到我家來看看我——我不知道他們是為什麼事兒。他們開始給我講，我應該到芝加哥大學的所有的好理由：我能幹這個，我能幹那個，他們那裡大人物很多，我有機會做各種各樣有意思的事兒。我沒問他們會給我多少錢。他們不停地暗示，如果我問的話，他們就告訴我。最後，他們問我，想不想知道薪水多少。「哦，不！」我說，「我已經決定待在加州理工學院。我妻子瑪麗·婁在隔壁，如果她聽到薪水是多少，我們又該吵了。除此之外，我已經決定不再變了；我永遠待在加州理工學院。」因此，我不讓他們告訴我他們給的薪水有多少。
大約1個月以後，我在開一個會，利昂娜·馬歇爾（leonamarshall）過來說：「你不接受我們芝加哥大學的條件，可真夠滑稽的。我們大失所望啊，我們搞不明白，你怎麼能拒絕這麼優厚的待遇。」
「容易，」我說，「因為我沒讓他們告訴我那是多少錢。」
一個星期之後，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開啟信，第一句話是：「他們提供的薪水是——」一大筆錢啊，是我當時薪水的三四倍。暈！她在信裡繼續說：「在你還能繼續讀這封信之前，我就把薪水告訴你了。也許你現在願意重新考慮一下，因為他們告訴我，那個位置還在為你預備著，我們非常希望你成為我們的一員。」
於是我給他們回了一封信：「在信裡看到這麼一大筆錢，我覺得，我必須謝絕。我不得不謝絕這份薪金的原因，是我將有能力做我一直想做的事兒——找個迷人的情婦，為她買一座漂亮的房子，給她買好東西……用你們給的這份薪水，我必定真的會這麼做，我知道那會是什麼結果。我會為她操心，掛念她在幹什麼，我們會吵架。我回家的時候，又會如何如何。這些鬧心的事兒，會讓我寢食不安，會讓我心情不快。我搞物理也搞不好了，一切都將是一團糟！我一直想做的這種事情，對我是很壞的，因此，我已經決定，我不能接受你們的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