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解狄拉克方程嗎？
我在巴西那年的歲末，收到了惠勒教授的來信，說在日本將有一個理論物理學的國際會議，我喜歡不喜歡去？日本在戰前有幾位有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和朝永振一郎以及仁科芳雄等——但這次會議，是戰後日本恢復生機的第一個跡象，我們都認為應該去幫助他們。
惠勒還隨信寄來了一本軍用短語手冊，他寫道，我們大家都學點兒日語，會很有意思。我在巴西找到了個日本婦女，教我發音，我還練習用筷子夾起紙片兒，讀了很多關於日本的東西。那時候，對我來說，日本很神秘，到這麼一個奇怪而奇妙的國家，該是很有趣兒的，所以我很用功。
等我們到了那兒，大家在機場見了面，我們被送到東京的一家旅館。這旅館是弗蘭克·勞埃德·賴特設計的。這是模仿歐洲旅館裡頭的小個子傢伙，穿著一身制服，活脫就是菲利普·莫利斯（philipmorris）。我們這不是在日本；這明明是在歐洲或者美國嘛！送我們到房間的那傢伙，磨蹭著不走，把窗簾拉來拉去，等著你給他小費呢。什麼東西都像是美國的。
我們的主人把一切都安排妥了。第一天晚上，我們在旅館的樓頂上吃晚飯，為我們服務的女人，打扮是日本的，可選單是英語的。
為了學會幾個日語短語，我遇到的麻煩可不少。到晚飯將近結束的時候，我對女服務員說，「kohi-omottekitekudasai.」她一鞠躬，退一邊兒去了。
我的朋友馬沙克（marshak）一疊連聲地說：「什麼、什麼？」
「我說日語呢。」我說。
「哈，裝模作樣！你走哪兒都沒正經，費曼。」
「這話怎麼說的？」我說，語氣很正經的。
「那好，」他說，「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我讓她拿咖啡來。」
馬沙克不相信。「我跟你打賭，」他說，「如果她把咖啡拿……」
女服務員出現了，端著咖啡，馬沙克輸了。
原來，只有我一個人學會了幾句日本話——甚至惠勒，他還告訴大家都應該學日語呢，也一點兒沒學會——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讀了很多關於日本風格的旅館的書，我們住的旅館應該完全跟這個不一樣嘛。
第二天早晨，我把那個把一切都安排妥當的日本傢伙叫到我房間來，「我想住在日本風格的旅館裡。」
「這恐怕不可能啊，費曼教授。」
我在書上讀過，日本人很禮貌，但也很固執：你得一直做他們的工作才成。因此，我拿定主意，跟他們一樣固執，也跟他們同樣禮貌。那是一場腦筋搏鬥：這麼來來回回的，折騰了30分鐘。
「你為什麼想去住日本風格的旅館？」
「因為在這個旅館裡，我感覺不到我在日本。」
「日本風格的旅館，一點兒都不好啊。你得睡在地板上。」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想看看是怎麼個樣子。」
「還沒椅子哪——你呢，守著桌子坐地上。」
「沒問題。那很好玩兒。那就是我要找的東西。」
最後，他才把難言之隱說了出來：「如果您住別的旅館，汽車到會場的時候，得多停一站。」
「不用，不用！」我說，「早晨，我到這個旅館來，在這兒上車。」
「那就妥了。好。」囉唆半天，都為這個——好像花費半小時才觸及真實問題，倒無關緊要似的。
他走到電話機那兒，要給別的旅館打電話；走著走著，突然停下來了；又掉鏈子了。我又花了15分鐘才發現，這次是為了信件收發的事兒。如果會上有什麼訊息，他們都已經安排好了該去哪兒傳達。
「沒問題啊，」我說，「我早晨來坐車的時候，就在這個旅館拿走給我的信啊、材料什麼的。」
「那成。好。」他打電話去了，最後，我們終於往那個日本風格的旅館走了。
我們一到那兒，我就覺得值啊：太可愛了！前頭呢，有個地方，好脫鞋；然後呢，有個女孩兒，穿著民族衣服——寬腰帶——穿著木屐，悉悉索索，碎步而出，拿了你的東西；你跟在她後頭，穿過走廊，走廊上還鋪著草蓆子呢，把紙糊的拉門撥開，她呢，喳喳喳喳，小碎步走著。這整個太有意思了！
我們進了房間，把一切都安排妥當的那傢伙，一路跟來，疲憊不堪，然後用自己的鼻子碰一下地板；她呢，趕緊跪下去，也用自己的鼻子碰一下地板。我覺得自己好尷尬。我也應該用我的鼻子碰一下地板嗎？
他們這麼互相打了招呼，他認可了給我的這個房間，出去了。這實在是個好玩的房間。到處都是照規矩弄的、符合標準的東西，這現在你都知道；可當時，在我看來，都無不新鮮。有個小壁龕，裡頭還有一幅畫；一個花瓶，漂漂亮亮地斜插著幾枝褪色柳；一方小桌，地板上放著，近旁鋪好了軟墊；屋子盡頭，是兩扇拉門，邁步出去，便是花園。
照顧我的這位太太，是位中年婦女。她幫我寬衣解帶，給了我一件尤卡塔，就是一件簡樸的藍白便服，好在旅館裡穿。
我開了門，欣賞這個可愛的花園，然後坐在桌子邊，做點兒小小的工作。
我在那兒待了15或20多分鐘，一件東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抬眼一看，就在花園那廂，在門口那兒，門邊還有簾子，我瞥見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輕日本婦人，一身華裳。
關於日本的風俗，我讀過不少，我心裡撲騰開了：誰派她來幹嗎。我暗想：「這，或許會非常有趣啊！」
她稍知英語。「您，花園，喜歡看看？」她問。
我套上和我穿的尤卡塔相配的鞋子，我們就步入花園。她挽著我的胳膊，指給我看這看那。
到頭來，事兒是這樣：她知道點兒英語，旅館經理就想，或許我喜歡她帶我去瀏覽一下花園——不過如此而已。我有那麼點兒失望，當然；但這是文化相會呀，我也知道，想入非非，想的不是時候。
過了一陣子，照料我房間的那位婦人進來，說了點兒什麼關於洗澡的話——用日語說的。我知道日本的洗澡，很有意思，迫不及待地要以身嘗試，於是我說：「嗨！」
我在書上看到過，說是日本的洗澡，非常複雜。他們用好多的水，而水是在外頭燒的，而且，你不可把肥皂弄進洗澡水裡，那會把水弄髒，下個人還得用這水呢。
我站起來，邁進浴室，那兒有洗手盆，我聽得見隔壁那傢伙，也正關著門在家洗澡呢。突然之間，門兒拉開了：正在洗澡的那主兒，想看看這個不速之客是誰。「教授！」他用英語對我說。「別人在洗澡，您卻闖進了洗澡間，這錯得都離譜了！」那人是湯川教授！
他告訴我說，那婦人問過我，我想洗澡嗎，此事無可懷疑；果真如此，她會為我善加準備，等洗澡間無人之時，她會稟告我的。世界上犯過如此嚴重的社交錯誤的，大有人在；幸運的是，我犯在湯川教授手裡！
那個日本風格的旅館，真是好玩；有人來訪，尤其好玩。別的傢伙來到我屋，席地而坐，談吐揮霍。我們還坐不到5分鐘，照料我屋子的那位婦人，就端著糖盤、茶盤進來了。好像你就是主人，這兒就是你自己的家，旅館的工作人員呢，是幫助你招待賓客的。在美國，有客人造訪你的旅館房間，沒人理你；你必得打電話叫人過來服務，如此等等。
在這個旅館吃飯，也別有情調。那個把托盤送來的女孩兒，在你吃飯的時候，會待在這兒陪著你，所以你不覺得孤獨。我沒法和她好好聊聊，但不妨事兒的。飯也美妙。比方說，湯上來了，是盛在蓋著蓋兒的碗裡的。你掀開蓋兒，裡頭是一幅漂亮的畫：小塊的蔥葉，就那樣在湯上漂著；美哉。食物放在盤子裡，樣子如何，很講究的咯。
我拿定主意，我得儘可能像日本人那樣生活。我說這話的意思，是吃魚。我從小到大，就不喜歡吃魚；但是，在日本，我發現，不吃魚，可有點兒孩子氣了：我吃了很多魚，而且吃得有滋有味。（等我回到了美國，我做的頭一件事兒，是直奔魚那兒。可怕——跟從前一樣可怕。我受不了魚。後來，我發現了答案：魚必得非常、非常新鮮——要是不這麼新鮮，它就有股子味兒，我煩這味兒。）
有一次，我在這家日本風格的旅館裡吃飯的時候，他們給我上了一個圓形的、硬硬的玩意兒，跟雞蛋黃大小相似，放在一杯黃色液體當中。到目前為止，日本的什麼東西，我都吃過；但這玩意兒，嚇住我了：這東西夠費解的，樣子像個腦子。等我問那個女孩兒，那是什麼玩意兒，她答道「kuri」。問也白搭。我琢磨著，它多半是個章魚蛋什麼的。我哆裡哆嗦，吃這東西，因為我希望儘可能深入日本生活嘛。（我還記得「kuri」這詞兒，好像我的命就係在這東西上——30年之後，我都沒忘這事兒。）
第二天，我問開會的一個日本傢伙，那叫人費解的東西，是什麼玩意兒。我告訴他，那東西難吃死了。「kuri」究竟是個什麼玩意兒啊？
「那詞兒的意思是‘栗子’。」他回答。
我學的那些日本話，有幾句是很有用的。有一次，汽車等了好長時間也不開，幾個傢伙說：「嗨，費曼！你懂日語；讓他們趕緊點兒！」
我說：「hayaku！hayaku！ikimasho！ikimasho！」——這意思是說，「走吧！走吧！快點兒！快點兒！」
我發現自己的日語失控了。我是從一本軍事短語手冊上學的這些短語的，那些說法想必是非常粗魯的，因為旅館裡的人都開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是的，先生！是的，先生！」車也立刻就開了。
日本的這次會，分兩個部分：一部分在東京，另一部分在京都。在到京都的車上，我把日本風格的旅館的一些事兒，告訴了我朋友亞伯拉罕·派斯（abrahampais），他也想試試。我們住在「都城旅館」裡，裡頭美國風格和日本風格的房間都有，派斯和我共用一個日本風格的房間。
第二天早晨，料理我們房間的那個年輕女人，為我們準備了洗澡水，澡盆就在房間裡。過了一陣子，她端著托盤回來送早飯。我衣服穿了一半。很客氣地，她轉朝我說「ohayo,gozaimasu」，這意思是「早晨好」。
派斯剛剛洗完澡，渾身滴答水兒，一絲不掛。她轉朝他，同樣安然自若，「ohayo,gozaimasu」。然後，把我們的餐盤兒放下。
派斯看著我說：「老天爺，我們文明嗎！」我們意識到這麼回事兒：在美國，如果一個女僕來送早飯，這個傢伙站在那兒，赤身露體的，那就會有一聲尖叫、一通做作。可在日本，大家都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對於這些事兒，我們覺得，他們比我們更進步，更文明。
我那時正在搗鼓關於液氦的理論，我已經琢磨出了怎麼用量子力學定律，來解釋超流動性這種奇怪的現象。對這一成就，我覺得很自豪，想在京都會議上講講我的研究。
第二天晚上，在我講話之前，有個晚宴，坐在我旁邊的，不是別人，正是昂薩格教授，液態物理學和液氦問題的一流專家。他是那種沉默寡言的人，可金口一開，便擲地有聲。
「呃，費曼，」他說，嗓子粗啞，「我聽說，你已經明白了液氦的事兒。」
「那個，是……」
「哼。」整個晚宴，那就是他對我說的全部的話！不太怎麼提情緒啊。
第二天，我發表了講話，把液氦的一切都解釋清楚了，到末了，我抱怨說，我還有點兒東西沒有琢磨透：就是說，液氦從一態到另一態的轉化，是屬於第一序列（如在固體融化或者液體沸騰的時候——溫度是恆定不變的），還是屬於第二序列（如有時候你在磁力現象中看到的那樣，溫度是不斷變化的）。
昂薩格教授站起來，語氣嚴厲：「哈，費曼教授，在我們這個領域中，初出茅廬啊，我想，他需要接受點兒指教。有件事兒，他是應該知道的，而我們應該告訴他才是。」
我想：「我的個老天爺！我招誰惹誰了？」
昂薩格說：「我們應該告訴費曼，根據基本原理，沒什麼人已經正確地琢磨出任何液氦狀態轉化屬於什麼序列……因此，他的理論不允許他正確地搞出這個序列，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他不曾令人滿意地理解了液氦的許多其他方面。」到頭來，他這是恭維我呢；但從他開講的那個派頭看，我還真以為他要修理我一頓呢！
不到一天的工夫，我在房間裡，電話響了。是《時代》週刊打來的。打電話的那傢伙說：「我們對您的工作很感興趣。您能否寄給我們一份複製？」
我從來也沒上《時代》，我非常興奮。我很為我的工作自豪，我的講話在會上的反響也很好，於是我說：「當然！」
「好的。請把它寄到我們在東京的辦事處。」這傢伙把地址給了我。我感覺棒極了。
我重複了一遍地址，那傢伙說：「沒錯兒。謝謝您，派斯先生。」
「哦，不！」我說，大吃一驚，「我不是派斯；你找的是派斯啊？抱歉。等他回來，我會告訴他，你有話跟他說。」
幾小時之後，派斯回來了。「嗨，派斯！派斯！」我說，聲音激動。「《時代》雜誌打電話來！他們希望你把你在會上的論文，寄給他們一份。」
「哎呀！」他說，「名聲，是個婊子啊！」
我倍感震驚。
打那以後，我發現派斯說得對，但人在當時，我想，要是我的名字上了《時代》，那可真的美啊。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歸心似箭，說哪個大學要我，我都去。日本人安排了一系列地方，夠好幾天參觀的。
等到這一次，我已經和瑪麗·婁結婚了，不管我們到哪兒，他們都熱情招待。有個地方，他們專門為我們安排了一整套儀式，還伴以舞蹈，這通常是為大旅遊團體表演的。在另一個地方，我們在船上遇到了許多學生。還有一個地方，市長見了我們。
在一個特別的地方，我們待在樹林裡的一個小小的、不起眼的地方，天皇來的時候，就待這兒。那是個很可愛的地方，周圍都是森林，就是漂亮；選在溪流淙淙的這個地方，也是費了心思的。這地方有某種靜謐之感，一種寧靜的優雅氣氛。天皇到這麼個地方來小住，我以為，說明他比我們一般的西方人，對自然有著更細膩的感覺。
在每一個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告訴我他們在做什麼，我就和他們討論。他們告訴我他們正在研究的一般問題，然後寫出一大堆方程式。
「稍等片刻，」我說，「這個一般的問題，有沒有一個特別的例子？」
「怎麼沒有；當然有啊。」
「那好。給我一個例子。」我得看例子：除非我腦子裡有一個具體的例子，看著它怎麼走，我是理解不了任何一般的東西的。有些人，一開始還以為我遲鈍呢，以為我不明白那個問題，因為我問了許多這種「傻瓜」問題：「陰極是正的還是負的？陰離子是這樣的還是那樣的？」
可是稍後，當這個傢伙掉進方程式堆裡的時候，他會說什麼事兒，我就說：「稍等片刻！那兒，有個錯誤！那不可能對！」
這傢伙看了看他的方程式，過了一陣子，他果然發現了那個錯誤，百思不得其解，「這傢伙，一開始聽不明白，可他怎麼就能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方程式中間看出個錯誤呢？」
他以為我是在推演數學步驟，但我乾的不是這個。對於他正在努力分析的那個問題，我有一個具體可感的例子；我本能就知道，我親身體驗著那個東西的屬性。因此，當方程式說它會這麼這麼行為的時候，我知道那錯了，我跳起來說：「等等！那兒有個錯誤！」
因此，在日本，除非他們能給我一個可感的例子，他們大多數人找不到個例子，我就不能理解任何人的工作，不能跟他們討論。有些人倒是能給我一個例子，但那個例子經常稀鬆，你用一個簡單得多的方法，就能解決這個例子所表達的問題。
由於我總是不問數學方程式的問題，而是問他們試圖解決的那個問題的物理環境，一份在科學家中間流通的油印小報的標題，「費曼的轟炸，與我們的反擊」，對我的日本之行做了歸納。（小報不起眼，可那是他們在戰後搞出來的一種有效的交流系統。）
在走訪了好幾座大學之後，我在京都的「湯川研究所」過了幾個月。我很喜歡在那兒工作。一切都那麼好。你來工作的時候，得把鞋脫掉，早上會有人過來給你上茶，那時你正想喝杯茶。這很是愜意。
在京都，我發了狠心想學日語。我用功得多了，學到可以打計程車轉悠和做事兒的地步。一個日本人每天給我上一小時的課。
有一天，他教我「看」這個詞兒。
「好了，」他說，「你想說，‘我可以看看您的花園嗎？’怎麼說？」
我造了一個句子，用了我剛學到的一個詞兒。
「不成，不成！」他說，「如果你想對某人說，‘您想看看我的花園嗎？’你就用第一個‘看’。但是，如果你想看別人的花園，你得用另一個‘看’，這一個更禮貌些。」
在第一個情況中，你實際上說的是這麼個意思：「你願意瞥一眼我這個邋遢的花園嗎？」可是，當你想看另一個夥計的花園的時候，你一定得這麼說：「我可否觀賞您漂亮的花園？」這就是說，你必得用兩個不同的詞兒。
然後，他給了我另一個情況：「你到一個廟裡去，你想看看那個花園……」
我造了一個句子，這次用的是那個禮貌的「看」。
「不成，不成！」他說，「廟裡的花園優雅得多，因此你一定得說出相當於這麼一種意思的一句話：‘我可否瞻仰你們至為美妙的花園？」
一個意思，要用三個或四個詞兒來說，因為我做那事兒，那事兒就寒磣；你做那事兒，那事兒就高雅。
我學日語，主要是為了技術上的事兒，因此我決定試試在科學家們中間，有沒有同樣的問題。
第二天，在研究所裡，我對辦公室裡的傢伙們說：「‘我解狄拉克方程’這句話，用日語怎麼說？」
他們說這樣這樣說。
「那好。現在我想說，‘你解狄拉克方程嗎？’——你怎麼說這個？」
「哈，你一定得用一個不同的詞兒來說‘解’。」他們說。
「為什麼？」我抗議，「我解這方程，你解這方程，做的不是同一件倒霉的事兒嗎？」
「哈，是啊，可得用不同的詞兒——那才更禮貌啊。」
我打了退堂鼓。我斷定，我講不來這種語言，不學日語了。
百分之七的答案
問題是要發現貝塔衰變的正確規律。看起來好像有兩種粒子，名叫陶（τ）和西塔（θ）。這兩種粒子，質量似乎完全相同，但是，其中的一種蛻變為兩個介子，另一種卻蛻變為三個介子。它們不僅是質量看來相同，壽命也相同，這真是一種怪異的巧合。因此，當時人人都關心這事兒。
在我參加的一個會議上，有人報告說，在迴旋加速器當中，這兩種粒子在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能量產生出來的時候，其數目也總是相同——有多少個陶，就有多少個西塔。
當然，有這麼一種可能性：那是同一種粒子，有的時候衰變為兩個介子，有的時候衰變為三個介子。但是，沒人承認竟然有這種事兒，因為有一個定律，叫宇稱律；這個定律基於這麼一個假定之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映象對稱的，這就是說，一個東西，要是能變成兩個介子，那它就不可能變成三個介子。
在那樣一個特別的時候，我真的不怎麼能跟得上事情發展的腳步：我總有那麼點兒落後。人人都透著聰明勁兒，我呢，覺得自己跟不上趟兒了。無論如何，我跟一個名叫馬丁·布洛克（martinblock）的傢伙，一個實驗物理學家，住一個房間。有天晚上，他對我說：「你們這幫傢伙，幹嗎那麼拘泥於宇稱律？或許陶和西塔是同一種粒子。要是宇稱律錯了，那會有什麼結果？」
我沉思了片刻，說：「那將意味著，對左旋和右旋來說，自然規律是不同的，意味著有辦法以物理現象為右旋下定義。我認為這事兒不那麼可怕，儘管這必定會帶來一些糟糕的結果，可我不知道。你幹嗎不在明天問問那些專家？」
他說：「不問，他們不會聽我的。你來問吧。」
所以，第二天在會上，在我們討論這個陶-西塔難題的時候，奧本海默說：「關於這個問題嘛，我們需要聽到某種更野一點兒的新想法。」
那我就站起來說：「我代替馬丁·布洛克問這麼個問題：要是宇稱律錯了，那會有什麼後果？」
默裡·蓋爾曼經常拿這個揶揄我，說我沒膽子為自己問這個問題。但不是這麼回事兒。我認為，那非常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李政道代表自己和楊振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有點兒複雜，像以往一樣，我聽不大明白。會議結束的時候，布洛克問我，李政道說的什麼，我說我不知道，但依我之見，這問題還沒了結……仍然有一種可能性。我不是認為這事兒非常可能，可我認為它可能。
諾姆·拉姆齊（normramsey）問我，我是否認為他應該做一個實驗，來尋找違背宇稱律的現象，我回答：「解釋此事，莫非實驗。你發現不了什麼東西，我輸你50塊；你發現了，你輸我1塊。」
他說：「那我得大便宜了。」可他從來沒做這個實驗。
無論如何，違背宇稱律的現象，被吳健雄發現了，用的是實驗方法，她為貝塔衰變理論開創了大量全新的可能性。此事也立刻引發了大量的實驗。有些實驗表明，電子從核裡出來，是飛向左邊的，有的證明是飛向右邊的；關於宇稱律，還有各種各樣的實驗，各種各樣有趣的發現。但是，得來的資料令人困惑，沒人能把事情綜合起來。
羅徹斯特（rochester）有個會——一年一度的羅徹斯特會議。我還是落後，人家李政道都在發表關於宇稱不守恆的論文了。他和楊振寧得到了一個結論：宇稱律是可以打破的，現在，他在為這種現象製造理論。
在會議期間，我待在錫拉丘茲（syracuse）我妹妹那兒。我把那篇論文帶回家，對她說：「我看不懂李政道和楊振寧說的這些東西。這也太複雜了。」
「不復雜，」她說，「你的意思，不是說你看不懂，而是說那東西不是你發明的。根據你聽到的這個線索，按照你自己的思路，你卻琢磨不出個頭緒來。你應該設想你現在又是學生了，把論文拿到樓上，一行一行地看，檢查一下那些方程式。你會很容易就看懂。」
我聽了她的建議，從頭到尾檢查了一遍，發現它既明顯，又簡單。我一直害怕讀這個東西，還以為它很難呢。
這讓我想起好早以前做過的一件事兒，是和左右不對稱方程有關係的。現在看李政道的公式，事情變得清楚了，他的解法簡單得多：一切東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對電子和μ介子來說，我的預言和李政道的相同，只是我的符號不同罷了。當時我沒有意識到，李政道處理的僅僅是μ介子耦合的最簡單的例子，並沒有證明全部的μ介子都是右旋的；但按照我的理論，全部的μ介子必定都是自動右旋的。因此，實際上，我事先就預言到了他說的事情。我的符號是不同的，但我在當時沒有看到我把全部的事情都搞對了。
我預言了幾件事兒，可還沒有人為此做實驗；但是，說到中子和質子，我卻沒把事情搞得和當時已經知道的中子、質子的耦合協調起來，這事兒有點兒棘手。
第二天，我回去開會，一個叫肯·凱斯（kencase）的好心人，把他分得的宣讀論文的時間，勻了五分鐘給我提出我的觀點。我說，我確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的，而且中子和μ介子的符號用反了，但我正在極力解決中子的問題。後來，幾個實驗物理學家問了一些和我的預言有關的問題，然後我就在夏天到巴西去了。
等我回到了美國，我想知道貝塔衰變的研究情況怎麼樣了。我去了吳健雄教授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她不在；但另一位女士在那兒，把各種各樣的資料都拿給我看，亂七八糟的數字全都不對勁兒。在貝塔衰變中的電子，依我的模型來看，應該都是左旋耦合的；可在有些情況下，卻右旋了。一切都支離破碎了。
等我到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我問一些實驗物理學家，貝塔衰變情況如何。我記得三個傢伙，漢斯·詹森（hansjensen）、阿爾德特·瓦帕斯特拉（aaldertwapstra）和費利克斯·勃姆（felixboehm）。他們坐在一個小凳子上，開始告訴下面這些事實：這個國家別的地方的實驗結果，他們自己的實驗結果。因為我認識這幾個傢伙，知道他們是多麼仔細，我對他們的結果比對別人的結果，注意得更多。單看他們的結果，還不是那麼不協調；但加上別人的結果，就都亂了。
最後他們把這些東西都一股腦地倒給了我，說：「情況如此混亂，連大家建立多年的一些東西都成了問題——比方說，中子的貝塔衰變是s和t。這個亂勁兒啊！默裡·蓋爾曼說那可能是v和a。」
我從凳子上跳起來了說：「這我就全明白了！」
他們還以為我在開玩笑呢。但是，我在開羅徹斯特會的時候的麻煩，是中子和質子的衰變：事事妥帖，但有一件事兒掣肘；如果事情是v和a，而不是s和t，那麼那個掣肘的事兒也妥帖了。因此，我有了一個完整的理論！
那天晚上，我用這個理論，各種各樣的事情都計算出來了。我計算的第一個事情，是μ介子和中子的衰變率。兩個衰變率應該是互相聯絡著的，如果我的這個理論是正確的，根據某種關係，那麼這個理論只差9%就對了。這很接近了，9%啊。這個理論本該更完美的，但也非常接近完美了。
我繼續檢查了另外一些事情，符合，連帶著新的和更新的東西都符合了，我喜出望外。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知道了一個自然規律，別人卻不知道。[當然，這說法不真實；我後來發現，起碼默裡·蓋爾曼—還有蘇達山（sudarshan）和馬沙克（marshak）—都搞出了相同的理論，但我沒覺得他們敗興。]
以前我做過的另一些事兒，是把人家的理論拿過來，改善其計算方法，或拿來一個方程式，如薛定諤方程式，來解釋一個現象，如氦的現象。我們都知道這個方程式，我們也知道這個現象，但怎麼拿方程式來解釋現象呢？
我想到了狄拉克，他擁有他的方程式有一陣子了——那是個新方程式，告訴我們電子怎麼行為——現在我也有一個關於貝塔衰變的方程式，沒有狄拉克的方程式那麼重大，但也不錯啊。我發現了一條新的規律，這是頭一遭啊。
我給在紐約的妹妹打電話，感謝她在羅徹斯特會議期間，讓我坐下來研究李政道和楊振寧的論文。曾經覺得不自在，覺得落後，可現在我登堂入室了；我得到了一項發現，僅僅是聽了她的建議而得到的一項發現。我又能投身於物理當中了；可以這麼說吧，我想為此謝謝她。我告訴她，事事都妥帖了，只差9%。
我太興奮了，算個不停，妥帖的事兒層出不窮：它們是自動妥帖的，絲毫也不勉強。人在當時，我開始忘記了那9%，因為其他的一切都順順利利。
我在夜裡乾得很賣力，坐在廚房靠窗的小桌子邊。工作得越來越晚——下半夜兩三點的樣子。我努力工作著，把那些計算結果和那些妥帖的事情弄得天衣無縫，我沉思，氣定神凝，外面漆黑而寧靜……突然，啪、啪、啪、啪——好響，有人敲窗。我一抬眼，一張白臉，就在窗上，近在咫尺，連驚帶嚇，我尖叫起來！
那是我認識的一個女士，跟我生氣呢，因為我假期回來，沒立刻給她打電話告訴她我回來了。我讓她進來，想跟她解釋，眼前我正忙著呢，我剛剛發現了個事兒，這事兒蠻重要的。我說：「請出去，讓我弄完。」
「不，我不想煩你。我就坐在客廳裡。」
我說：「呃，那好，但坐那兒也沒勁啊。」
嚴格來說，她並沒坐在客廳裡。最好的說法，是她似乎是蹲在一個角落裡，把兩隻手攥到一起，不想來「煩」我。當然，她的目的，是非要把我煩死不可！她達到了目的——我不能不理她。我火來了，我受不了這個。我不得不做這個計算；我在進行一項偉大的發現，我欣喜若狂，不知怎麼的，對我來說，這個發現比這個女的更重要——起碼在那個時刻，就是這樣。我記不得我最後是怎麼把她弄走的，反正挺難。
又幹了一陣子，時辰更晚，我也餓了。我走到大街上，往五個或十個街區之外的那個小飯店那兒走。我以前也經常這樣，深夜出行。
以前有幾次，經常有個警察擋住我，因為我一邊走，一邊思考，然後，停住不走了——有的時候，冒出了個想法，要想繼續走路，太難了；你必得把什麼事兒搞確實了啊。於是，我就不走了，有的時候，我還把雙手舉在空中，自言自語：「這些東西之間的距離，是那個樣子，那麼這個就會是這個樣子……」
我兩手亂比畫，站在大街上，警察過來了：「你叫什麼名字？你住哪兒？你在幹什麼啊？」
「啊！我在思考嘛。抱歉，我就住這兒，經常到那個飯店去……」過了些時候，他們都知道那是誰，再也不擋我的路了。
我到了飯店，吃著飯還興奮呢，我告訴一個女士，說我剛剛弄出個發現。她開口了：她是一個消防隊員或者護林員什麼的老婆。她很寂寞——都是我不感興趣的事兒。所以呢，那種事兒，有啊。
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去找瓦帕斯特拉、勃姆和詹森：「我已經把一切都搞出來了。事事都妥帖了。」
克里斯蒂（christy）也在那兒，說：「你用的是什麼衰變常數？」
「就是那誰誰的書上的那個。」
「可那個已經被發現是錯誤的，最近的測量表明它有7%的誤差。」
我這才記起了那個9%。這對我來說，像個預言：我跑回家，搞出了這麼個理論，說中子衰變將有9%的誤差，第二天早晨他們告訴我，實際上，那個數有7%的變化。但是，是從9%變為16%（這可不好），還是從9%變為2%（這個很好）？
正在那時，我妹妹從紐約打來電話：「那9%怎麼樣了？——是怎麼回事兒啊？」
「我剛發現，有一個新的資料：7%……」
「往哪邊變啊？」
「我正在把這事兒搗鼓出來呢。回頭給你打電話。」
我太興奮了，興奮得沒法思考。這好像你趕飛機，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晚了，你就是搞不清楚了，這時，有人告訴你：「現在是夏時制嘛！」沒錯兒，可提前還是延後？往哪邊？人一激動，這事，想不清楚的。
於是，克里斯蒂進了一個房間，我進了另一個房間，各人都靜悄悄的，這樣我們才能把問題想透徹：這個是這麼動的，那個是那麼動的——這不算很難，真的；就是激動。
克里斯蒂出來了，我也出來了，我們都同意：是2%，穩穩當當地在實驗許可誤差之內。那個常數畢竟已經改變了7%，那2%倒真可能是誤差。我給我妹妹打電話：「2%。」這個理論是正確的。
[實際上，那不對：真的說來，那是1%，什麼原因，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只是後來尼古拉·卡畢博（nicolacabibbo）才理解了這事兒。因此，那個2%，完全不是實驗誤差。]
默裡·蓋爾曼把我們的觀念比較並綜合了一番，寫了一篇關於這個理論的論文。這個理論相當嚴整；它比較簡單，它把許多事情都弄妥帖了。但我以前告訴過你，有好多亂七八糟的資料。在有些時候，我們竟然能走得這麼遠，能說出哪些實驗是錯誤的。
這方面的一個好例子，是瓦倫丁·特勒第（valentinetelegdi）做的一個實驗。在這個實驗中，他測量了當一箇中子衰變的時候，向各個方向飛出的電子數。我們的理論預言，各個方向上的電子數應該是一樣的，但特勒第發現一個方向上的電子數要比另一個方向上的多11%。特勒第是一個優秀的實驗家，做事很仔細。有一次，他在什麼地方講話，提到了我們的理論，說：「理論家的麻煩，是他們從來也不留心實驗！」
特勒第還給我們寄了封信，話說得並不嚴厲，但無論如何還是在表明，他確信我們的理論是錯誤的。在信末，他寫道：「關於貝塔衰變的‘費蓋（費曼、蓋爾曼）理論’，得‘費勁掩蓋’點兒什麼。」
蓋爾曼說：「我們拿這事兒怎麼辦？你知道，特勒第善於做實驗。」
我說：「我們權且等待。」
兩天之後，從特勒第那兒又來了一封信。他心服口服了。根據我們的理論，他發現：從中子彈出來的質子，在所有的方向上是不同的，這樣一種可能性，他忽視了。他想當然地認為那是相同的。用我們的理論所預言的資料，來修正他一直在用著的資料，實驗結果就沒有掣肘的地方了，理論和實驗完全一致。
我知道特勒第非常出色，跟他頂牛兒，不大容易。但在當時，我已經確信他的實驗必定什麼地方出了差錯，而且他也會發現——他自己找漏子，要比我們去找，好得多。我說我們不應該去琢磨那件事兒，而是權且等待，原因就是如此。
我去了巴舍爾教授那兒，把我們的成功告訴了他，他說：「是啊，你們挺身而出，說中子-質子耦合是v而非t。大家在以往都以為那是t。說它是t的那個基本實驗在哪兒？你為什麼不看看以前的實驗結果，找找那些實驗出了什麼毛病。」
我離開他，去找到了關於那個實驗的原始文章，文章說中子-質子耦合是t，有什麼東西讓我大吃一驚。我記得我以前曾經讀過這篇文章（以前，《物理評論》上的文章，我篇篇必讀——那時它還不厚）。我記得，當我再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看著那條曲線，心裡想：「那什麼也證明不了啊！」
你看，它依靠的是整個資料範圍靠邊上的一兩個點，有一個原則：在資料範圍靠邊上的一點——最後一個點——是不夠好的，因為，如果它足夠好的話，那就還有一個更靠外的點。我本來就意識到，中子-質子耦合是t這整個觀念，就是基於那最後一個點的，那個不很好的點，因此它證明不了什麼。我記得我注意到了這個！
等我對貝塔衰變感興趣的時候，我就直接閱讀那些「貝塔衰變專家」的報告，都說那是t。我從來沒看過原始資料；我只讀那些報告，跟個傻瓜似的。假定我是個好物理學家，那麼以前在羅徹斯特會議上，我想到原來那個觀念的時候，本來立刻就會檢查「我們知道那是t，果真可靠嗎？」——那才是明智之舉。我本來會馬上意識到我早就注意到那並沒有令人信服地證明任何東西。
打那以後，對「專家們」的任何東西，我再也不費心思了。什麼東西，都是我自己計算。當人們說夸克理論相當不錯的時候，我讓兩個博士，費恩·拉芬達爾（finnravndal）和馬克·基斯令格（markkislinger）與我一道，把這個理論從頭到尾搞了一遍。只有這麼個搞法，我才能檢查出這個東西還確實能得出相當妥帖的結果，而且它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好理論。我再也不會犯那個錯誤了，只讀專家意見的那個錯誤。當然，你只有一次生命，你把什麼錯誤都犯過了，這才知道不該做什麼，而你這一輩子也完了。
十三次
有一次，在一個地方市立大學裡教科學的一個老師，過來問我，願不願意到那兒講個話。他給我50塊錢，但我告訴他，我不在乎錢。「那是個市立大學，是嗎？」
「是。」
我想到的是，當我跟政府打交道的時候，我通常不得不纏在一大堆例行公文當中，於是我笑道：「我很高興去講話。整個事情，只有一個條件。」——我賣了個關子，繼續說——「我簽名，決不超過十三次，還得包括籤支票那次！」
那傢伙也笑了。「十三次！沒問題。」
簽字的事兒，這就開始了。首先，我必須籤一個東西，說我忠於政府，否則我就不能在市立大學裡講話。我還必須籤兩次，是吧？然後呢，我必須籤某種把什麼權力出讓給市政府的檔案——我記不得是個什麼玩意兒。很快，簽字次數就一路攀升。
我必得籤一個東西，說我是個貨真價實的教授——這是當然的，因為那是市政府的事兒啊，那就得保證經辦者別偷偷讓自己的老婆和朋友來上課，或者甚至根本不請人上課。有各種各樣的事兒，都要保證，簽字次數一直在上升。
這下好了，那個開始還笑的傢伙，好緊張啊，但我們剛好把事情辦完。一次不差，我簽了十二次。還有一次，好籤支票，於是我們就出發，去講話。
幾天之後，那傢伙過來送支票，他真是滿頭大汗啊。他說，我確實講過這個話，但除非我籤一個表格，他就沒辦法給我錢。
我說：「如果籤這個表，我就籤不成支票。但是你在場；你聽到了那個講話；為什麼你不籤？」
「我說，」他說，「你搞的這一套，是不是有點兒傻啊？」
「不傻。在開頭，我們就弄了這麼個協議。我們真沒想到會需要十三次簽字，但是我們彼此都同意了，我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到底。」
他說：「我是盡力了，到處打電話。什麼我都試過，他們說，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籤這個表格，否則你就是拿不到錢。」
「不拿就不拿，」我說，「我已經簽了十二次，我也講了話。那錢，我不要了。」
「但我太過意不去了。」
「沒事兒。我們說定了；別擔心。」
第二天，他打來電話。「這錢，他們不能不給你！他們已經把這錢撥出來了，已經從賬裡出來了，因此他們必得把這錢給你啊。」
「那好，如果他們必得給我這筆錢，讓他們給我好了。」
「但你必須籤這個表。」
「我不籤這個表！」
他們都給卡住了。這人該得這錢，可他不想為它簽字，這錢沒地方擱了。
最後，事情弄妥了。費了好長時間，事情很複雜——但我用第十三次簽名，兌了我的支票。
「雞母牛，雞母牛！」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反正我去旅行的時候，總是粗心大意。地址啊，電話號碼啊，邀請我的那些人的情況啊，我都不留心。我琢磨著，會有人來接我，或者別的一個人知道我們要到哪兒去，但不知怎麼，我能把事情弄妥。
有一次，那是在1957年，我去參加在北卡羅萊納大學舉行的一個引力會議。有人把我看成不同領域中的一個也關心引力問題的專家。
那天，我在機場降落的時候，已經趕不上會了（第一天我沒參加），我出了機場打計程車，對車輛排程員說：「我想到北卡羅萊納大學。」
「你要到哪個北卡羅萊納大學，」他說，「是在羅利（raleigh）的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還是在教堂山（chapelhill）的北卡羅萊納大學？」
不需要說，我一點也不清楚了。「他們在哪兒呢？」我問，以為這兩個大學一定相距不遠。
「一個在北邊兒，另一個在南邊兒，距離大約一樣。」
我身上沒帶什麼東西能告訴我會場在哪兒，天色都那麼晚了，也沒別的人往會場那邊去了。
我靈機一動。「聽我說，」我對車輛排程員說，「會是昨天開始的，因此有一大群傢伙都往會場那邊去，他們昨天一定是從這兒走的。讓我告訴你，他們是個什麼德性：他們都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樣子，互相談著什麼，不大在意到哪兒去，互相說的話，好像是這麼個聲音：‘雞母牛，雞母牛（g-mu-nu）’。」
他眼睛一亮。「啊，是的，」他說，「這麼說，你是要到教堂山了！」他對下一輛正在排隊的計程車說：「把這位先生送到教堂山的大學。」
「謝謝。」我說，然後我就奔會場了。
但那是藝術嗎？
有一次，我在一個聚會上打邦戈鼓，打得蠻熱鬧。有個傢伙，特受鼓聲的感染。他進了洗澡間，把襯衫脫了，用剃鬚膏在胸膛上畫了個可笑的圖案，出來發瘋地跳，耳朵上還掛著櫻桃。很自然，這個發瘋的傻瓜和我立刻成了好朋友。他的名字是傑瑞·左提安（jerryzorthian），他是個藝術家。
關於藝術和科學，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我說的是類似這麼一種意思：「藝術家，找不著北：他們沒什麼主題！他們習慣於宗教主題，但他們丟失了自己的宗教，現在他們什麼也沒了。他們不懂這個他們身在其中的技術世界；對於那個真實世界的美，那個科學世界的美，他們一無所知。因此，他們心裡沒什麼東西好畫的。」
傑瑞會這麼回答：藝術家不需要物理的主題；可以用藝術來表達的情感，多了去了。此外，藝術可以是抽象的。不僅如此，科學家把自然打碎了，把它變成了數學方程式，破壞了自然美。
有一次，我到他那兒給他過生日，那一次的這類愚蠢爭論，一直延續到下半夜三點。第二天早晨，我打電話把他叫醒了：「聽著，傑瑞，」我說，「我們這麼吵，也吵不出個所以然，原因是，關於科學，你啥也不知道，我呢，關於藝術，也啥也不知道。因此，每個星期天，我們輪換著，我給你上科學課，你給我上藝術課。」
「那好，」他說，「我教你怎麼畫畫。」
「那不可能。」我說，因為，我在上高中的時候，我只會畫沙漠上的金字塔——主要是直線構成的嘛——我時不時地想試著畫棕櫚樹，加上個太陽。我絕對無才。跟我坐一塊兒的那傢伙，跟我一樣有才華。要是讓他想畫什麼就畫什麼，他畫的那東西，是兩個髒乎乎、扁歪歪的橢圓形，像兩個摞在一塊兒的輪胎，輪胎裡頭伸出根杆子，杆子頭兒變成了個綠色的三角形。我們得假定那是棵樹。因此，我跟傑瑞打賭，他教不會我畫畫。
「當然了，你得用功啊。」他說。
我保證用功，但還是打賭他教不會我畫畫。我非常想學會畫畫，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傳達一種感情，我對這個世界的美的感情。那很難說得清楚，因為那是感情。那種感情，跟宗教感情差不多，這個宗教和一個控制著整個宇宙的神有關係。事物顯得這麼不同，行為也這麼不同，可在「佈景背後」，它們都受著同一種組織、同樣的物理規律的支配，思想此事，你會感覺出有一種普遍性。這是對自然的數學之美的賞識，是對這種美的工作方式的欣賞，是對我們從原子之間內在作用的複雜性當中看出來的意識；是一種關於這種美有多麼戲劇化、有多麼奇妙的感覺。那是一種敬畏之感——科學的敬畏——我覺得可以通過繪畫，把這感覺傳達給別人，別人也有這種感情的。我的畫可以提醒他，讓他暫時記起宇宙的壯麗。
原來，傑瑞是個好老師。他首先告訴我說，回家，想畫什麼就畫什麼。於是我就想畫一隻鞋；然後畫盆花。畫得亂七八糟！
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我給他看了我的習作：「哦，你看！」他說。「你看，這靠後的這個地方，花瓣的這個線條，沒碰著葉子。」（我本意是要它碰著葉子的。）「這很好哇。這是一種表現深度的辦法啊。你很聰明。」
「你沒把全部的線條都搞得一般粗（我不是故意那麼做的啊），是很好的。全部線條都一般粗，那種畫，發呆。」他又繼續說了類似的一些話：我什麼都想錯了啊，他習慣於以積極的方式來教我點兒東西。因此，我堅持努力，漸漸有點兒起色，但我怎麼也不滿意。
為了練習得更多，我還報名參加了一個函授學校的班，「國際函授學校」的班，我不得不說這個學校好。他們讓我開始畫三稜錐和圓柱體，還加上陰影什麼的。我們涉獵了許多領域：素描，蠟筆，水粉還有油畫。學期快結束的時候，我卻漸漸疲塌了：我給他們畫了一幅油畫，但總也沒寄出去。他們不停地給我來信，敦促我不要半途而廢。他們非常好。
我一直都在練習畫畫，對它越來越感興趣。如果我在開會，會卻開得不順利的時候——像那次卡爾·羅傑斯（carlrogers）到加州理工學院來，跟我們討論，加州理工學院該不該搞一個心理學系——我就畫別人。我帶著一打子小開本的紙，走到哪兒都練習畫畫。因此，傑瑞教我的時候，我很用功的。
另一方面，傑瑞的物理學學得並不多。他心猿意馬。我想教他電學和磁學的什麼東西，但我一提起「電」，他就告訴我，他那個轉不起來的電動機的什麼事兒，他怎麼或許能把它修好。我想讓他看看電磁鐵是怎麼工作的，我就捲了個小線圈，把一根釘子系在一根線上，我給它通上電，釘子呢，搖搖晃晃地就進了線圈裡，傑瑞說：「噢噢！就跟性交似的！」只好作罷了。
因此，現在我們又發生了新的爭論——究竟他是個比我好的老師，還是我是個比他好的學生。
想讓一個藝術家來賞識我對自然的那種感情，還想讓他能描繪這種感情，這個念頭，我打消了。現在我就得加倍努力，學習畫畫，那樣我就能自己來辦了。這是個野心勃勃的事業；這個想法，我誰也沒告訴，因為我多半是永遠也做不到。
在我開始學畫畫的時候，一個我認識的女士，看了我的習作，說：「你應該上帕薩迪納藝術博物館那兒。他們那兒有繪畫班，有模特呢——裸體模特。」
「不去，」我說，「我畫得不夠好，我會很尷尬。」
「你很可以了啊；你應該看看別人畫得什麼樣！」
於是，我鼓足了勇氣到那兒去了。第一節課上，他們說，要準備好印報紙的那種紙——大幅的紙，跟報紙那麼大的——還有各種各樣的鉛筆和炭筆。第二節課，一個模特進來了，她開始擺了十分鐘的姿勢。
我開始畫這個模特，到我才畫了一條腿的時候，十分鐘用完了。我往四周看了看，人人都已經畫好了一幅完整的畫，背後還加了陰影呢——整個完工了。
我明白自己是半瓶子醋。可是，到最後，那個模特要擺三十分鐘姿勢。我畫得很賣力氣，費了吃奶的力，倒也能畫完她整個的輪廓。這次，我有了一半兒的希望。因此，這次我也不把我的畫蓋住了，因為我已經畫完了前一次該畫的那些。
我們轉來轉去，看看別人畫得如何，我發現了他們的真本事：他們畫的那個模特，惟妙惟肖，明暗有度，連坐著的那個椅子上的那個小挎包也畫上了，臺子也畫上了，什麼都畫到了！他們手執炭筆，嚓、嚓、嚓、嚓，一氣呵成啊，我琢磨著，我是沒指望了——徹底沒指望了。
我回去把我的畫蓋上了，它只畫了幾根線，擠在報紙的左上角那兒——那之前，我只在書本大小的紙上畫——但班上的人，都在近旁站著呢：「噢，看看這個，」他們當中有個人說，「筆筆不虛啊！」
我不確切知道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我得到的鼓勵，足夠讓我下次課還來。與此同時，傑瑞不停地告訴我，畫得太滿，沒任何好處。他告訴我不必在意別人，因此他告訴我，他們也不怎麼樣。
我注意到，那個老師沒對大家說得太多（他只告訴我，說我的畫在那頁上太小了）。他卻努力鼓勵我們實驗新方法。我想起了我們是怎麼教物理的：我們有那麼多技巧——那麼多數學方法——我們從來沒停止告訴學生怎麼做事情。另一方面，這位畫畫的老師，怵於告訴你任何事兒。如果你的線條筆力太重，這個老師不會說：「你的線太重了啊。」因為有些藝術家琢磨出了一種辦法，能用很重的線條搞出了不起的畫來。老師不想把你推到某種特別的方向上去。因此，怎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而不是下達指令的方式來和學生交流，繪畫老師就有這種麻煩了。物理老師的麻煩，是總教怎麼解決物理問題的技巧，卻不教精神。
他們總告訴我要「放鬆」，要無拘無束地畫。我琢磨著，這並不比告訴一個掐著方向盤學開車的人「放鬆」，更起作用。那麼說，是沒有用的。只有在你知道怎麼仔細地弄它的時候，你才開始放鬆。所以，我抵制這種沒完沒了的叫人放鬆的玩意兒。
他們發明的一個叫我們放鬆的練習，是畫的時候，不看紙。你的眼一直盯著模特；在紙上畫線條的時候，只看著她，不看你畫的那些東西。
有個傢伙說：「我就是忍不住要看。我沒辦法不自欺欺人。我敢打賭，大家都在自欺欺人！」
「我不自欺欺人！」我說。
「哇噢，裝蒜！」他們說。
我把練習做完了，他們過來看我畫的是什麼東西。他們發現，確實，我沒自欺欺人；一開始的時候，我的鉛筆尖兒就斷了，紙上除了壓痕兒，空空如也。
等我把鉛筆弄得好用了，我又來試。我發現，我的畫有某種力度——一種可笑的、畢加索式的力度——這讓我自己很得意。我覺得這畫好，原因是，我知道那樣畫，是不可能畫好的，因此呢，你不必畫好——那才是這種放鬆練習的目的所在。我本以為「放鬆」的意思是「信筆塗鴉」，但實際上是別擔心畫出來的畫是個什麼樣子。
我在這個班裡，進步不小，我感覺頗為不錯。到最後一個學期，我們的模特都是身量龐大得走了形的那種，畫這種模特很好玩兒。可是，最後一堂課，我們的那個模特卻是個體態勻稱、金髮碧眼的妞兒，比例非常完美。到那個時候，我才發現，我仍然不知道怎麼畫畫：我能畫出來的東西，怎麼看也不像這個漂亮的女孩兒！畫別的模特，你畫什麼東西，如果畫得大點兒或者小點兒，無所謂，因為反正是個走形兒。但是，如果你畫的這個東西裝配得這麼好，你就不能自欺欺人了，一定得畫好才是！
有一次在下課的時候，我無意聽到那個真會畫畫的傢伙問這個模特，她能不能單獨為他擺姿勢。她說，可以。「那好。但是，我還沒有畫室呢。我必得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我琢磨著，我可能從這個傢伙那兒學到不少東西；除非我想點兒辦法，我就沒機會再畫這個體態勻稱的模特了。「對不起，」我對他說，「我房子樓上有個房間，可以用做畫室。」
他們倆都同意。我把這傢伙的幾幅畫拿給傑瑞看，但他嚇呆了。「這些東西，不是那麼好啊。」他說。他努力解釋為什麼，但我實在是聽不懂。
在開始學畫之前，我從來沒有太大的興趣去看看藝術。對藝術的東西，我不怎麼欣賞；要說欣賞，也不經常，比方說，那次我在日本的一個博物館裡的時候。我看到一幅在泛黃的紙上畫的竹子。在我看來，這畫的妙處，在於它不過是寥寥幾筆，但它同時又是竹子，這二者之間有一種完美的平衡——我可以隨心所欲地一會兒把它看作筆觸，一會兒把它看作竹子。
繪畫班之後的那個夏天，我在義大利參加一個科學會議，我想看看西斯廷教堂。早晨我早早就去了，比任何人都先買了票，然後一開門，我就跑上臺階。因此我享受了一段不尋常的時光，在別人來之前，在寧靜的敬畏中，看著這整個教堂。
遊客們很快就來了，一群一群的人到處亂轉，說著不同的語言，指指點點的。我到處走，看了一陣子天頂。然後，我的視線稍微向下移動了一點兒，我看到了一些巨幅的、裝了框子的畫，我想，「嚯！我以前不知道這個！」
不幸的是，我把導遊手冊忘在旅館裡了，但我心裡想：「我知道為什麼這些畫不出名了；這些畫不怎麼好啊。」但是，我接著看另外一幅，我說：「哇噢！那幅好啊。」我看了另外那些。「那個也好，那個也是一樣，但那個稀鬆。」我從來沒聽說過這些畫，但我拿得準，這些畫都好，只有兩幅是例外。
我到了一個叫「拉菲爾」的地方——拉菲爾展室——我注意到了相同的現象。我心裡想，「這拉菲爾，參差不齊啊。他畫得不總是好。有的時候，他很好。有的時候，就是垃圾嘛。」
等我回到了旅館，我那本導遊手冊，關於西斯廷那部分，說：「在米開朗基羅的那些畫下面，有十四幅是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佩魯吉諾（perugino）的」——這都是大藝術家——「還有兩幅是什麼什麼人的，沒什麼重要性。」這對我來說，可是太興奮了，我也認得出來一個美的藝術品和一個不美的藝術品之間的區別啊，雖然那究竟是怎麼個區別，我也說不準。作為一個科學家，你總是認為你明白自己做的事兒；可是，藝術家，說「那個很偉大」，「那個不怎麼樣」，過後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就像傑瑞對我帶給他看的那些畫所發表的評論那樣，你就信不過他們了。但現在我也是這樣：我也能這麼幹！
拉菲爾展廳，有個秘密，原來是這樣：只有一部分繪畫，才是大師手筆；其餘的，是學生弄的。我喜歡拉菲爾的那些。這讓我對自己的藝術欣賞力自信大增。
不管怎麼說，藝術班的那個傢伙和那個體態勻稱的模特，來過我家好幾次，我想畫她，我想學他。做了許多習作之後，我終於畫了一幅我覺得實在好的畫——她的頭像——第一次成功，我很興奮。
我有了足夠的自信，問我的一個叫史蒂夫·德米垂阿德（stevedemitriades）的老朋友，可否請他漂亮的妻子為我擺姿勢；作為回報，我把肖像送給他。他笑了。「如果她願意浪費時間為你擺姿勢，我不介意，哈、哈、哈。」
我為她的這幅肖像工作得很賣力，等他看到了，他完全站到了我的立場上：「畫得可真漂亮啊！」他叫起來。「你能不能把它用照相機照下來，多複製幾份？我想寄一份給我在希臘的媽媽！」他媽媽從來也沒見過兒媳婦。想到我已經進步到有人要我的畫的地步，這事兒來勁啊。
相似的一件事兒，發生在加州理工學院一個傢伙搞的一次小型藝術展覽會上，我貢獻了兩幅素描和一幅油畫。他說：「我們應該在畫上貼個價格標籤。」
我想：「別犯傻了！我不打算賣啊。」
「那會使這個展覽更有意思一點兒嘛。如果你不是捨不得的話，那就弄個標籤上去。」
展覽之後，那個傢伙告訴我，一個女孩兒已經買了我的一幅素描，還說想跟我說說話，以便發現這畫的更深的寓意。
那畫名為「太陽磁場」。為了這幅特別的畫，我借了一幅在科羅拉多的太陽實驗室拍的漂亮的日冕照片。因為我明白太陽磁場是怎麼把火焰拽起來的，而且在當時，我琢磨出了一種技法，來畫磁力線（跟女孩兒飄動的長髮相似），我想畫畫家們都沒想到要畫的某種漂亮的東西：磁場中的那種相當複雜和翹曲的線，在此處聚攏，卻在彼處散開。
我把這些都解釋給她聽，還給她看了使我有了這個主意的那幅照片。
她告訴了我這麼個故事：她和她丈夫去看過展覽，他們都非常喜歡這幅素描。「我們幹嗎不買下來？」她建議。
她丈夫，是那種從來也不會當機立斷的人。「讓咱考慮考慮再說吧。」他說。
她想起來，再過幾個月，就是他的生日，於是她當天返回，自己買了。
那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心情抑鬱不振。她終於弄明白了他是怎麼回事兒：他覺得，把那幅畫買來給她，那才好；但是，等他回到展覽會，有人告訴他，那畫已經賣出去了。因此，她就把這事兒秘而不宣，等他過生日的時候，好給他個驚喜。
我從這個故事中得到了啟示，這啟示對我還是很新鮮的：起碼從某些方面說，我終於理解了藝術確實有什麼用處。藝術給某個單個的人以快樂。你能製造出一個東西，有人寶貝之至；他們或者沮喪，或者愉快，都是因為你製造的這破玩意兒！在科學中，那是一種普遍而大的東西：你不知道直接欣賞它的那些單個的人。
這個使我明白了這麼一件事兒：賣畫，並非為錢，而是為了踏踏實實地知道，那畫實在想要屬於一個人；那個人，要是得不到它，就茶飯不香。這事兒透著好玩。
因此，我決定賣畫。然而，我卻不希望大家來買我的畫，是因為他們想當然地以為我這個物理學教授沒畫畫的本事，這可夠你咂摸味兒的，所以我就起了個假名字。我的朋友建議我叫「奧菲」（aufait），在法語裡是「辦妥」之意，我卻把這個名字寫成「阿飛」（ofey），這剛好就是黑人送給「白鬼」（whitey）的那個稱呼。但我畢竟是個白鬼，所以正合適。
我的一個模特，想讓我給她畫幅畫，但她沒那份錢。（模特沒錢；如果她們有錢，就不幹模特這行了。）如果我給她一幅畫，她就願意免費為我擺三次姿勢。
「事兒得倒過來，」我說，「如果你白為我擺一次姿勢，我會給你三幅畫。」
她把我給她的畫中的一幅，掛在她的小房間的牆上，很快，她的男朋友注意到了。他太喜歡這畫了，他想出錢為她畫一幅肖像。他要付我60塊錢。（我現在漲了行市了。）
她有個念頭，想當我的經紀人：她到處兜售我的畫，能賺點兒小小的外快，她會說：「在阿爾塔迪納，新出了一位藝術家……」身處另一個世界中，這堪為樂事啊！她做了一番籌劃，把我的一些畫擺到了「小公牛」，這是阿爾塔迪納最雅緻的一家百貨商店。她和藝術部的那位女士來挑了我的幾幅畫——是幾幅我早先畫的植物（我不喜歡）——全都裝了畫框。然後呢，我得到了「小公牛」的一份簽了字的檔案，說他們接受委託，取走什麼什麼畫。當然，沒有賣掉任何一幅，但我是大大成功了：我的畫在「小公牛」那兒賣啊！把畫放在那兒，也是樂事啊。這樣，有朝一日我就可以說，在藝術世界裡，我曾經達到那樣一種成功的巔峰。
我大多數的模特，是通過傑瑞搞到的，但我也想自己找一些模特。每當我遇到個年輕女人，看樣子好像對畫畫感興趣，我就讓她為我擺姿勢。最後的結果，總是我畫她的臉，因為我不怎麼知道如何處理裸體這個主題。
有一次我在傑瑞那兒，我對他妻子達布妮（dabney）說：「我沒辦法讓女孩兒們光著身子擺姿勢，我不知道傑瑞是怎麼弄的！」
「哈，你從來也沒有要求她們那麼做？」
「哦！我連想都沒那麼想。」
我遇到的下一個女孩兒，想要她為我擺姿勢，是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個學生。我問她願不願意為我裸體擺姿勢。「當然。」她說，事兒就這麼成了！因此，這事兒容易。我猜，我心裡雜念太多，以為那麼要求人家，不知道怎麼就不對。
到現在，我已經畫了很多畫，我已經到了這麼一種造詣，最喜歡畫裸體。據我所知，嚴格來說，那不是藝術；那是一種混合物。誰知道這混合物中的各種物質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通過傑瑞認識的一個模特，曾經是《花花公子》雜誌的花花女郎。她身材頎長，美豔無比。然而，她覺得自己太高了。這個世界上的每個女孩兒，瞧她一眼，都嫉妒得要死。在她進一個房間的時候，上半身得彎著進去。在她擺姿勢的時候，我想教教她，請她站起身來，因為她是如此優雅，如此耀眼。我終於說動她照著我說的做了。
她接著就有了另一種擔憂：她的腹股溝那兒有些「凹坑兒」。我不得不找出一本解剖學書，給她看那是肌肉與腸骨的接合部，還為她解釋，你不是在每個人身上都能看到那些「凹坑兒」的；要想看到，那必須一切都剛好合適，完完全全地合乎比例，就像她那樣。我從她那兒瞭解到，每個女人，無論她們多麼漂亮，都擔心自己的長相。
我想用彩色為這個模特畫一幅畫，用粉蠟筆，僅僅是為了做實驗。我覺得應該先用炭筆勾勒輪廓，再用粉蠟筆覆蓋。在我用炭筆勾完了之後，我不操心這畫以後會是個什麼樣子了，我意識到這就是我畫過的最好的畫之一。我決定，這樣就行了，別在這幅畫上用粉蠟筆了。我的「經紀人」看到這畫，想把它帶走。「這幅畫，你賣不出去，」我說，「它畫在報紙紙上啊。」
「哦，別擔心，」她說。
幾個星期後，她回來了，帶著這幅畫，用漂亮的木頭畫框給裝了起來，紅色的鑲邊，金色的邊框。這事兒夠滑稽的，一定會讓一般的藝術家們悶悶不樂——你給一幅畫裝了框子，這對它的改善也太大了。我的經紀人告訴我，某位女士，對這畫整個著了迷，我的經紀人就把這畫送到畫框師那兒了。他告訴她，有一種特別的技術，來裝畫在報紙上的畫：用塑膠使之飽和，這麼搗鼓，那麼搗鼓。因此，這個女士必得遭受我畫的這畫帶來的這些麻煩，然後呢，她還要讓我的經紀人把畫帶給我看。「我想，這位藝術家或許想看看，它裝了畫框的時候，有多麼可愛。」她說。
我肯定想看。有人從我的一幅畫中得到了這種直接的快樂，這又是一個例子。因此，賣畫，還真是件樂事兒。
有那麼一段時間，城市裡有脫衣舞飯店：你可以到那兒吃午飯或晚飯，女孩兒們光著上半身跳舞，跳著跳著，就一絲不掛了。有這麼一個地方，離我住的地方也就是2500米，因此我經常到那兒。我坐在包廂裡，在圓齒邊線的紙上做一點兒物理計算；有的時候，我畫一個跳舞的女孩兒，或者畫一個顧客，僅僅為了練習。
我妻子格溫妮絲（gweneth），是個英國人，我到這麼個地方，她態度端正。她說：「英國男人都有俱樂部可去。」因此，那兒就跟我的俱樂部似的。
那地方牆上掛著一些畫，但我不是太喜歡那些畫。那是用熒光性的顏料畫在黑色的天鵝絨上的——有那麼點兒醜——畫的是一個正在脫衣服的女孩兒什麼的。我有一張相當不錯的畫，那是我用我的模特凱西畫的，於是我就把這畫送給了飯店老闆，好掛在牆上，他很高興。
給了他這麼一幅畫，結果產生了一些有用的結果。老闆對我非常友好，我的飲料一直是免費的。現在，我每次到這個飯店，一個女服務員就給我端來免費的「七喜」（7-up）。我一邊看女孩兒跳舞，一邊做做物理學研究，備備課，或者畫點兒什麼玩意兒。如果我有點兒累了，我就看一會兒節目，回頭再做點兒研究。老闆知道我不想有人打擾，因此，如果有個喝多了的主兒湊過來，要跟我說話，立刻就過來一個女服務員把他支走。如果有個女孩兒過來，他就不多事兒了。我們關係很好。他叫喬諾尼（gianonni）。
我的畫在那兒展覽，有另一個效果，大家都問他，這畫是怎麼回事兒。有一天，一個傢伙走到我這兒來說：「喬諾尼告訴我，那畫是你畫的。」
「是啊。」
「很好。我想請您畫幅畫。」
「行啊；你喜歡什麼？」
「我要的這幅畫，得畫一頭長著男人頭的公牛，正在向一個裸體女鬥牛士衝擊。」
「那個，呃，要是我知道這幅畫派什麼用處，那會對我有點兒幫助。」
「我的開業典禮用得著。」
「什麼買賣的開業典禮啊？」
「按摩廊。你知道的，小私密房間，按摩女——明白這事兒？」
「對，我明白這事兒。」我不想畫一頭長著男人頭的公牛，正在向一個裸體女鬥牛士衝擊，於是我就想說服他放棄這個念頭。「那會對顧客留下什麼印象？那會讓女孩兒們有什麼感覺？你想過嗎？男人們到那兒去，你用這畫，把他們搞興奮了。你希望他們那麼對待那些女孩兒？」
我沒把他說服氣。
「假定警察進來了，他們看到這幅畫，而你聲稱這是一家按摩廊。」
「對對對，」他說，「你說得對。我改主意了。我想要的這幅畫嘛，如果警察看它，對一個按摩廊來說，那沒什麼不合適的；但是，顧客一看，他就會明白點兒事兒。」
「那好。」我說。我們商定了60塊錢的潤筆，我就開始畫這畫。首先，我得琢磨，這畫怎麼個畫法。我想啊、想啊，覺得還不如當初就依了他，乾脆畫個裸體女鬥牛士得了！
最後，我琢磨出了怎麼來畫：我畫個想象中的羅馬年輕女奴，在為某個重要的羅馬人按摩——或許是個元老院議員。因為她是個女奴，她臉上就有某種表情。她知道下面要發生什麼事兒，而她也只能聽天由命。
我在這畫上花了不少勞動。我讓凱西當模特。後來，我找到了另一個模特來畫那個男人。我做了許多研究，模特費很快就已經到了80塊。我不在乎錢，我喜歡受託作畫這一挑戰。最後，我畫完了一幅畫：一個肌肉壯實的男人，躺在一張桌子上，女奴在給他按摩。她穿著某種長袍，蓋住了她的一個乳房，另一個乳房裸著，我把她的那種聽天由命的表情，表現得恰如其分。
我正準備著去交差，把我的大作給按摩廊送去，喬諾尼卻告訴我，那傢伙給抓起來了，下了大牢了。於是我就問這個脫衣舞飯店的女孩兒，帕薩迪納這方圓之內，有沒有好的按摩廊願意掛我這幅畫。
她們告訴我帕薩迪納和周圍幾家按摩廊的名字和地點，還告訴了我這麼些事兒：「如果你到了什麼什麼按摩廊，就說要找弗朗克——他是個挺不錯的傢伙。要是他不在，那就別進去。」還有：「別搭理艾迪。艾迪可不懂一幅畫有什麼用處。」
第二天，我把畫卷起來，把它放在我汽車的後座上，我妻子格溫妮絲祝我好運，我就出發去訪問帕薩迪納妓院，去兜售我的畫。
就在去我名單上的第一家妓院的時候，我心裡想：「你知道，我到其他地方之前，我應該先到原先那家按摩廊，說不定那兒還在營業呢，說不定新經理也要我的畫呢。」我就去了那兒，敲門。門開了個縫兒，我看到了女孩兒的一隻眼。「是熟客嗎？」她問。
「不，不是，可你不想在門廳裡掛一幅挺合適的畫嗎？」
「抱歉，」她說，「我們已經聯絡了一位藝術家為我們畫畫，他眼下正畫著呢。」
「我就是那位藝術家，」我說，「你們的畫，畫好了！」
原來，那傢伙在入獄之前，把我們的安排跟他老婆說了。於是，我就進去了，給她們看這幅畫。
這傢伙的老婆和他妹妹，現在操持著這個地方，不十分喜歡這畫；她倆想讓女孩兒們也來參謀參謀。我把畫掛在牆上，就掛在休息室裡，姑娘們都從後面不同的房間裡過來看，並且開始發表評論。
有個女孩說，她不喜歡女奴臉上的表情。「她看起來，不怎麼樂，」她說，「她該笑才對。」
我對她說：「告訴我——你給一個傢伙按摩的時候，可他連看你也不看，你還會笑？」
「哦，不！」她說，「我覺得我真真兒地就是她那副樣子！但把這畫掛起來，不是個事兒啊。」
我把畫留在她們那兒了，在我為這畫反反覆覆擔心了一個星期之後，她們決定不要這畫了。原來，她們不想要這畫的真正原因，是那個裸著的乳房。我解釋說，我畫這畫，要比原來要求的節制得多，但她們說她們對這畫的看法，和那個傢伙的看法有所不同。我想，這可夠諷刺的，開了這麼一家買賣的這些人，對一個裸露的乳房如此謹小慎微，真可博人一笑，我就把畫拿回家了。
我那位做生意的朋友，達德利·賴特（dudleywright），看到這畫，我就把這故事講給他聽了。他說：「你應該把價碼提高到三倍才是。藝術這玩意兒，真沒人知道它值多少，因此呢，大家就想啦，‘要是價碼高，它的價值想必就大！’」
我說：「你瘋了！」但是，僅僅是為了逗樂兒，我買了一個20塊錢的畫框，把這畫裝起來，好準備著賣給下一個顧客。
有個傢伙，在氣象臺幹活兒，看到了我給喬諾尼的那幅畫，問我有沒有別的畫。我邀請他和他老婆，到我家樓下的「畫室」來，他們問了那幅新裝了框子的畫。「那幅嘛，200塊。」（我把60塊乘以3，外加20塊的畫框費。）第二天，他們回來把那幅畫買了。這就是說，按摩廊的畫，最終掛在了一個氣象預報員的辦公室裡。
有一天，一個警察突襲了喬諾尼的脫衣舞飯店，逮捕了幾個脫衣舞女。有人想要喬諾尼停止脫衣舞表演，喬諾尼不想停。於是就起了一場大官司；這事兒，當地的幾家報紙上都登著呢。
喬諾尼四處奔走，求顧客們為他作證，支援他。人人都找藉口：「我開了一家夏令營，要是家長們知道我到這麼個地方來，他們就不會再把娃娃送到我這兒來了……」或者：「我做的是什麼什麼買賣，要是公眾知道我溜到這兒來，我們會失去顧客的啊。」
我心裡想：「這裡只有我是自由人了。我沒什麼藉口啊！我喜歡這個地方，我願意看到它繼續開下去，我看不出脫衣舞有什麼不對的。」因此，我對喬諾尼說：「好的，我很高興為你作證。」
在法庭上，這個大問題是，脫衣舞對社群而言，是可取的嗎？——社群標準允許脫衣舞嗎？
辯護律師試圖把我弄成個社群標準的專家。他問我，我是否也去別的酒吧。
「去的。」
「平均而言，您每星期去喬諾尼飯店幾次？」
「一個星期五六次吧。」（這一點都記錄在案了：加州理工學院的這位物理教授，一個星期六次去看脫衣舞。）
「喬諾尼飯店的顧客，都包括社群的什麼樣的人？」
「幾乎什麼人都包括：有一些幹房地產的傢伙，有一個傢伙是市府的，加油站的一群工人，工程公司的一些傢伙，一個物理學教授。」
「既然這個社群許多階層的人都在看脫衣舞，都喜歡看，那麼，您是否會說脫衣舞娛樂活動，對社群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呢？」
「我倒想知道，你說‘對社群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是什麼意思。沒什麼事兒，人人都接受。因此，為了使‘對社群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這一說法成立，社群人口接受某事必須是多大百分比才成？」
這位律師建議了一個數字。其他律師反對。法官宣佈休庭，他們在密室裡待了15分鐘，這才決定「對社群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意思是社群50%的人接受。
儘管事實上是我讓他們把事兒弄得準確了，我卻沒有精確的數字可作證據，於是我說：「我相信社群50%以上的人，都接受脫衣舞，因此，脫衣舞對社群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
喬諾尼暫時輸掉了官司，但他的這個案子和與此相似的另一個案子，最終上訴到了最高法院。與此同時，他的飯店還在經營著，我得到了更多的「七喜」飲料。
大約是在那個時候，加州理工學院做出了一些努力，以便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有人捐錢把一座破舊的植物科學大樓，改造成了藝術工作室。裝置和材料買來了，供學生們使用，他們還從南非僱了一個藝術家，來組織和支援加州理工學院的藝術活動。
各色人等都來教課。我把傑瑞·左提安弄來講素描課，別的一個傢伙來教版畫，我想學這個。
這位南非藝術家來過我家一趟，看了我的畫。他說，他認為舉辦一次個人畫展，是很有意思的。這次，我可自欺欺人了：如果我不是個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大家就不會覺得我的畫有價值。
「我的一些比較好的畫都賣了，給那些人打電話，我會覺得不安。」
「你不必擔心，費曼先生，」他給我打氣兒，「電話不必你打。一切都由我們來操辦，畫展一定會辦得像模像樣，沒有差錯。」
我給了他一個名單，那些人，都買過我的畫，他們很快就接到了他的電話。「我們瞭解到您那裡有一幅阿飛的畫。」
「啊，是的！」
「我們正在籌劃一次阿飛畫展。我們在考慮，您是否可以把它暫時借給我們一用。」當然，他們很樂意借。
畫展在加州理工學院教職工俱樂部「雅典娜神廟」的地下室裡舉行。一切都跟真事兒似的：所有的畫都有標題，那些受託從擁有者那兒借來的畫，都有所有權確認說明：例如，「喬諾尼先生熱情出借。」
有一幅，畫的是藝術班的那個金髮碧眼的漂亮模特，那本來是我打算研究陰影效果的：我把燈光放在她腿的高度，放得斜一點兒，燈光向上射。她坐著的時候，我想照實際情形畫陰影——她的鼻子頗不自然地在她的臉上投下了一道影子——這不是那麼難看。我把她的軀幹也畫得很好，因此你也可以看到她的乳房，以及乳房投下的影子。我把這幅畫和其他展出的畫湊在一塊兒，名之曰「居里夫人在觀察鐳的輻射」。我意在傳達的資訊是：沒人把居里夫人看成個女人，沒人把她看成一個秀髮飄然、赤裸著乳房的女性。大家一看居里夫人，只想著鐳。
展覽之後，一位著名的工業設計家亨利·德瑞法斯（henrydreyfuss），邀請了各色人等到他家參加一個招待會——那個捐錢贊助藝術的女人，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和他妻子，等等。
一個藝術愛好者也來了，開始跟我聊：「告訴我，費曼教授，你畫畫，是用照片還是用模特？」
「我從來都是直接用模特來畫。」
「呃，您是怎麼讓居里夫人為您擺姿勢的？」
大約在那個時候，「洛杉磯縣藝術博物館」（losangelescountymuseumofart）有個看法和我的相似：藝術家對科學一點兒不理解。我的看法是：藝術家不理解自然的內在普遍性和自然之美，不理解自然規律（因此，不能在他們的藝術中描繪這類東西）。這個博物館的想法是：藝術家應該更多地知道技術：他們應該更熟悉機械以及科學的其他實用功能。
這個藝術博物館制訂了一個計劃，他們將讓當時一些真正的藝術家，到各種各樣的公司去，這些公司自告奮勇為這個計劃出時間、出錢。藝術家們將到這些公司四處溜達，尋找有意思的東西，好用在他們的作品當中。博物館認為，如果有個人明白一些技術上的事兒，那麼藝術家參觀公司的時候，他就可以時不時地做個藝術家的聯絡人什麼的。因為他們知道，向人家解釋事兒，是我的拿手好戲；說到藝術，我也不完全是個二百五（實際上，我想他們知道我在努力學畫畫）——無論怎麼說吧，他們問我願不願意幹這個差事，我同意了。
和藝術家去參觀公司，樂事兒很多。經常發生的事兒，是某個傢伙給我們看一根管子，裡頭放電火花，藍盈盈的，曲曲折折的，漂亮。藝術家們全都興奮了，問我，在展覽的時候，怎麼用用這個東西。搞這個東西，需要什麼必要的條件？
藝術家都是些非常有趣的人。他們當中有一些，絕對是冒牌貨：他們自詡為藝術家，別人也都承認他們是藝術家；但等你坐下來跟他們聊聊，他們簡直就是言語無味！有個傢伙，最是突出，是個最大的冒牌貨，穿得總是滑稽，戴著一頂好大的圓頂硬禮帽。他回答你的問題的時候，用的是人人不懂的方式；等你問他用的一些詞是什麼意思，以便搞清楚他剛才說的那些話是什麼意思的時候，我們在另一個方向上又墮入雲裡霧裡了！最後，他對藝術和技術展覽的唯一貢獻，是他的一幅自畫像。另一些藝術家，我跟他們說話，開始的時候，你聽不出什麼意思來，但他們會不遺餘力地為你解釋他們的想法。有一次，和羅伯特·歐文（robertirwin）一起，我到了個地方，這也是計劃的一部分。那是一次為期兩天的旅行，費了好大勁，反反覆覆地討論了很多，我終於理解了他試圖向我解釋的東西，我認為那很有意思，也很奇妙。
還有些藝術家，對真實世界絕對沒有任何看法。他們以為科學家是某種大魔術師，他們什麼東西都搞得出來，說的話像是這個樣子：「我想做一種三維的畫，裡頭的形象是懸在半空中的，而且還發光，一閃一閃的。」他們製造他們希望的那樣一個世界，但製造什麼是有道理的，製造什麼是胡扯淡，他們是沒有什麼理解的。
最後，有一個展覽，他們要求我當評委，來評判藝術品。儘管那兒有一些好東西，藝術家通過參觀公司而得到靈感的好東西，但我認為，大多數的好藝術品，是那些在最後一分鐘逼出來的東西，和技術實在風馬牛不相及。評委會的其他成員全都不同意我的看法，我發現自己處境尷尬了。藝術批評，我不擅長，我一開始就不該當這個評委。
在縣藝術博物館裡，有個傢伙，名字叫毛里斯·杜克曼（mauricetuchman），在談到藝術的時候，確實知道自己在講什麼。他知道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搞的那個個人畫展。他說：「你知道，你再也不會畫畫了。」
「什麼？胡說！我為什麼再也不……」
「因為你已經搞過個人畫展了，而你不過是個業餘畫家。」
儘管自那以後我還是畫畫，但我不像以前那麼賣力、那麼投入了。我也再沒賣過一幅畫。他是個聰明的夥計，我從他那兒學到了不少。如果我不是那麼固執，我還可以學得更多。
電是火嗎？
50年代早期，我暫時得了一種中年病：習慣於就科學發表哲學性質的講話——科學是怎麼滿足好奇心的，科學怎麼給你一個新的世界觀，科學怎麼賦予人做事情的能力，科學怎麼給人力量——問題是：從新出現的原子彈這個東西來看，給人那麼大的力量，是個好主意嗎？我還思考過科學和宗教之間的關係。大約是在那個時候，我得到邀請參加在紐約的一個會議，討論「平等的倫理學」問題。
在長島那地方，這些老人以前曾經在那兒開了個會，今年他們決定讓一些年輕點兒的人加入進來，來討論他們在另一次會議上搞出來的一些論文。
在我赴會之前，他們到處散發一個列表：「這裡是一些您或許有興趣來讀的書，請告訴我們你希望別人也來讀的書，我們將在圖書館裡收藏這些書，好讓別人也來讀。」
於是我就有了這麼一個奇妙的書籍列表。我開始讀第一頁：其中的書，我一本也沒讀過，我很不自在啊——我不入流啊。我看第二頁：我一本也沒讀過。整本列表看完了，我發現，這些書，我一本沒看。我必定是個白痴，一個文盲！裡頭有好書，如托馬斯·傑弗遜的《論自由》（ionfreedom/i）之類的書。其中的作者，我也不知道幾個。有一本書是海森伯寫的，一本是薛定諤寫的，還有一本是愛因斯坦寫的，但像愛因斯坦的《我的晚年》（imylateryears/i）和薛定諤的《生命是什麼》（iwhatislife/i），和我以前讀過的東西有所不同。因此，我覺得自己真是一籌莫展了，我不該參加這個會議。或許我可以靜悄悄地坐著聽。
我去參加了第一次好大的見面會，一個傢伙站起來，解釋說，我們有兩個問題要討論。第一個問題，有點兒雲山霧海的——是關於倫理學和平等的什麼玩意兒，但我聽不明白這問題到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通過我們的努力，我們將展示一條道路，一條來自不同領域的人們之間可以進行對話的道路。」那兒還有個國際律師，一個歷史學家，一個耶穌會的牧師，一個猶太教的拉比，一個科學家（我），等等。
好了，我的那個邏輯頭腦立刻就這樣轉起來了：第二個問題，我完全不必在意，因為如果那行得通，它就行得通；如果它行不通，它就行不通——如果我們沒什麼可談的，那麼我們之間可以對話，這也用不著證明了，也用不著討論了！因此，主要的問題是第一個，可那個，我又不懂。
我正想舉手說：「你能不能把第一個問題定義得好些。」但我當時想：「別了，我不學無術；我最好還是聽著點兒。我不想一開始就添亂。」
我所在的那個小組，應該討論「教育平等的倫理學」。在我們小組的幾次會議中，那個耶穌會牧師總在談「知識的分崩離析」。他說：「教育平等的真實問題，是知識的分崩離析。」這位耶穌會牧師回顧了13世紀，其時天主教會主宰著全部的教育，整個世界都是簡樸的。存在一個上帝，一切都來自上帝；一切都井然有序。可是，今天，理解任何事情，都不那麼容易了。因此，知識已經分崩離析了。我覺得，「知識的分崩離析」和「一切」沒關係，但他從來也沒定義什麼是「一切」，因此我沒辦法證明他的話。
最後，我說：「這個倫理學問題，怎麼就和知識的分崩離析扯上了關係呢？」他呢，只是用大團大團的煙霧來回答我，我說：「我聽不懂。」可是別人都說聽得懂，而且他們還努力為我解釋呢，但他們沒辦法給我解釋清楚！
因此，這個小組裡的人，就讓我把我認為知識的分崩離析不是一個倫理學問題的理由寫下來。我回到宿舍，仔仔細細地寫，儘量寫得好，我認為「教育平等的倫理學」這個主題或許是個什麼問題，我還舉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例項，我認為我們或許應該討論這些東西。比方說，在教育中，我們增加差異，這是合乎道德的嗎？然後，在又舉了幾個例子之後，我繼續說，「知識的分崩離析」之所以是個麻煩事兒，是因為世界的複雜性使我們很難理解事物，照我對這一主題範圍的定義，我看不出知識的分崩離析，怎麼就和任何近似於教育平等的倫理學問題的任何東西有關係。
第二天，我把我的論文帶進了會場，那個傢伙說：「是的，費曼先生已經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問題，我們應該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暫且把這些問題放一放，留待將來可能的時候再討論吧。」他們完全沒能理解我的主旨。我是想把問題定義清楚，然後表明為什麼「知識的分崩離析」和我們的問題沒任何關係。在那次會議上，沒什麼人能夠說清楚任何事兒，原因就在於他們還沒有把「教育平等的倫理學」這個問題定義清楚啊，因此，沒人確切地知道他們該談什麼。
有個社會學家，寫了一篇論文給我們大家讀——這東西是他提前寫的。我開始讀這個鬼東西，我的眼珠子都要掉下來了：我簡直搞不清楚它說的是個什麼子醜寅卯！我琢磨著，之所以是這個樣子，是因為我不曾讀過列表上的那些書。我有一種頗不自在的感覺，「我學養不厚啊」，直到最後，我對自己說：「我得停下來，只慢慢讀一個句子，那樣我就能琢磨出它究竟是個什麼意思。」
於是我就停下來——隨便停在哪兒——然後讀下一個句子，讀得非常仔細。我不能精確地記得那個句子，但它非常近似於這麼一個東西：「社會大眾的每一成員，常常是通過視覺的、符號的渠道來接受資訊的。」我來來回回讀了好幾遍，還把它翻譯成別的句子。你知道它是個什麼意思？「人們閱讀。」
然後，我過渡到下一個句子，我發現我也能翻譯這個句子。結果它就變成了這麼一種空虛無聊的玩意兒：「有的時候人們閱讀，有的時候人們聽收音機」，如此等等，但是它寫得如此花裡胡哨，我開始的時候都看不明白，等我終於把它破譯了之後，它卻空無一物。
那次會，只有一件事兒，是愉快的或者好玩的。在這次會議上，每一個傢伙在每一次全體會議上說的每一個字，都太重要了，他們弄了速記打字員在那兒，把每一件混賬事兒都打了下來。在第二天的某個時候，那個速記打字員走到我這兒說：「您什麼職業？肯定不是個教授。」
「我是個教授。」我說。
「什麼教授？」
「物理學的——科學。」
「哦！難怪。」他說。
「難怪什麼？」
他說：「您瞧，我是速記打字員，把人家說的什麼都打下來。別的夥計講話的時候，他們說什麼，我就打什麼，但我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但每次您站起來問個問題，或者說什麼東西，我完全明白您是什麼意思——明白問題是什麼，您說的是什麼——因此，我還以為您不可能是教授！」
到了一定的時候，有個特別的晚宴，一個神學院的院長，一個很好的、很猶太的人，發表了演說。那是個很好的演說，他也很會說話，因此，儘管在我現在說這事兒的時候，那演講聽起來是發瘋，可在當時，他的主要思想，聽起來卻是完全明顯而真實。他講的是各國福利上的巨大差別，這引起了嫉妒，導致了衝突，現在，既然我們已經有了原子武器，那麼無論是什麼樣的戰爭，我們都在劫難逃，因此追求和平的正確出路，在於確保每個地方不存在差別，因為在美國我們有的東西過多了，我們就應該把幾乎全部的東西都放棄，都送給別的國家，直到大家扯平了為止。大家都在聽這個，我們全都充滿了犧牲的情感，大家都認為我們應該這麼辦。但是，在回住處的路上，我恢復了理智。
第二天，我們小組的一個傢伙說：「我認為昨天晚上那個演講，太好了，我們大家都應該簽字認可，它應該成為我們這次會議的綱領性檔案。」
關於平均分配一切東西的這一思想，我開始說，它建立在這麼一種理論上：全世界只有x量的東西，不知怎麼我們首先從比較窮的國家那兒把東西搶了過來，因此，我們應該把東西還給人家。但是，這個理論沒有考慮到國家差別的真正原因——即用來種植作物的新技術發展，用來種植作物和做其他事情的機械發展，以及所有這些機器需要資本的集中這一事實。問題不在於東西，而在於製造東西的力量，那才是重要的。但我現在意識到，那些人不在科學之中，他們不理解這個。他們不理解技術；他們不理解自己的時代。
這次會議使我神經大受刺激，我在紐約認識的一個女孩兒不得不讓我安靜下來。「瞧你，」她說，「你都哆嗦呢！你絕對變成了個大傻瓜！有什麼大不了的啊，別把事兒看得那麼嚴重。退後一步，把事兒看清楚了。」於是我就思考這次會議，它多麼傻，它多麼壞。但是，如果有人要求我再參加那種東西，我將羞臊得像個瘋子似的逃之夭夭——我的意思是，零！不！絕對不參加！直到今天，我仍然收到參加那種玩意兒的邀請函。
到最後評價這次會議的時候，別人都說，他們從本次盛會得到了那麼多的教益，這是一次成功的大會，諸如此類。他們問我的時候，我說：「這次會議，比羅爾沙赫氏測試（rorschachtest）還糟糕：那兒有一團毫無意義的墨跡，別人問你，你認為你看到了什麼，等到你告訴他們你看到了什麼，他們就開始跟你吵鬧！」
比這更壞的是，在會議結束的時候，他們要去開另外一個會議，但這次有公眾參加進來，負責我們小組的那個傢伙有膽量說，因為我們已經有了這麼多收穫，再說也沒有什麼進行公眾討論的時間了，所以我們乾脆告訴公眾我們已經得到的收穫。我眼珠子都要爆出來了：我認為我們一點混蛋收穫也沒有嘛！
最後，在討論我們是否已經發展出了一種在來自不同學科的人們之間進行對話的途徑這一問題——我們的第二個基本「問題」——的時候，我說，我注意到某種有意思的事兒。我們每個人都談了我們所認為的「關於平等的倫理學」是個什麼東西，都是從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談的，卻不在意別的傢伙的觀點。比方說，這位歷史學家建議，理解倫理學問題的途徑，是歷史地看那些問題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國際律師建議，搞這個途徑，是看人們在不同的情況下是怎麼發出不同行動的，以及是怎麼做安排的；這位耶穌會牧師，總是提起「知識的分崩離析」；我呢，作為科學家，建議我們應該把這個問題單獨來處理，在方式上應該像伽利略做實驗的那種技巧；如此等等。「因此，在我看來，」我說，「我們還完全沒有什麼對話。恰恰相反，除了一團亂麻，我們什麼也沒有！」
我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攻擊，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難道您不認為秩序是從混亂中產生的嗎？」
「啊，那個，作為一個一般原則，或者說……」我搞不明白這怎麼扯上了「秩序是從混亂中產生的嗎」這個問題。是，不，這怎麼說呢？
在那次會上，傻瓜有的是——自負而浮誇的傻瓜——這種傻瓜，能把我逼得上牆。一般的傻瓜，無可指責；你可以跟他們談，努力幫助他們把事兒搞明白。可自負而浮誇的傻瓜——就是那種又傻、又掩蓋其傻，並且一門心思地要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傻瓜，他們連哄帶騙，以此顯示他們多麼有能耐——那個，我無法忍受！一般的傻瓜，並不裝模作樣；誠實的傻瓜，無可指責。但是，一個不誠實的傻瓜，可怕！那就是我在那次會議上的收穫，自負而浮誇的傻瓜，都成串兒了，我心煩意亂。我再也不讓自己心煩意亂了，因此我再也不參加跨學科會議了。
在開會期間，我待在「猶太教神學院」，在那裡，年輕的拉比們——我認為他們是正統教派——在做研究呢。因為我有猶太背景，他們告訴我的那些關於猶太法典的事兒，我也略知一二，但我從來沒看過猶太法典。這法典很有意思：大開本，頁角上的小方框裡，是原文的猶太法典，然後在一種l形的頁邊上，圍繞著這個方框，是不同人寫的註解。猶太法典已經發展了，一切都經過反反覆覆的討論，討論得非常細緻，用的是一種中世紀的推理方式。我認為，那些註解，到13或14或15世紀，就停了——沒有什麼現代的註解。猶太法典是一本奇書，是一隻裝著各種各樣事兒的大罐子：瑣屑的問題，困難的問題——例如，關於教師的問題，如何教學的問題——接著又是一些瑣事，等等。學生們告訴我猶太法典從來沒有被翻譯為其他文字，這事兒透著怪，因為這書是這麼有價值。
有一天，兩三個年輕的拉比來找我，說：「我們意識到，在現代世界上，要是不知道科學的事情，我們學不成拉比的，因此我們想問您一些問題。」
當然，發現科學的地方，何止千萬，哥倫比亞大學就在附近嘛，但對他們要問什麼樣的問題，我感興趣。
他們說：「那個，比方說，電是火嗎？」
「不是，」我說，「但……幹嗎問這個？」
他們說：「猶太法典裡說，安息日汝不得舉火，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在安息日我們可以用電器嗎？」
我深感震驚。他們對科學完全不感興趣！科學影響他們生活的唯一方式，是他們或許能更好地解釋猶太法典！他們對外部世界、對自然現象，沒興趣；他們唯一感興趣的事兒，是消化猶太法典提出的問題。
後來，有一天——我猜是安息日——我去用電梯，有個傢伙站在電梯旁邊。電梯來了，我進去，他也跟我進來了。我說：「幾樓？」我伸手要去按電鈕。
「不，不！」他說，「該是我為您按電鈕的。」
「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