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這兒的小夥子們說，安息日是不可以按電鈕的，因此我一定要為他們按電鈕。您知道，我不是猶太人，所以我按電鈕沒關係。我站在電梯邊兒，他們告訴我幾樓幾樓，我就為他們按電鈕。」
唉，這真是讓我鬧心，於是我決定在一場邏輯討論中把這些學生置於尷尬境地。我是在一個猶太家庭長大的，因此我知道他們用的那種吹毛求疵的邏輯，我想：「這是個樂子！」
我的計劃是這樣的：我一開始就會問：「猶太觀點是任何人都可以採納的觀點嗎？因為，如果不是，那麼這種觀點肯定就不是對人類真有價值的東西……」於是，他們會說：「是的，猶太觀點任何人都可以採納。」
然後，我會牽著他們的鼻子再走上一圈兒，我問：「一個人僱另一個人來做對自己來說是不道德的某事，是道德的嗎？比方說，你們會僱一個人來為你們搶劫嗎？」慢慢地，非常小心地，我不停地把他們往套子裡引，直到我把他們——逮住！
你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兒？他們都是猶太教學生，是吧？他們比我強十倍！他們一看出我能把他們趕到窟窿裡，就掙扎、扭動、掙扎——我記不得他們是怎麼掙扎、怎麼扭動的——掙脫了！我還以為我遇到了個原創的觀點呢——呸！他們的觀點，在猶太法典裡，已經討論了好幾個時代了！他們收拾我，就跟吃餡兒餅那麼容易——他們完全掙脫了困境。
最後，我想讓這些猶太教學生確信，他們在按電梯按鈕時出現的那種讓他們不安的電火花，不是火。我說：「電不是火。電不是化學過程，火是。」
「哦？」
「當然，在火中的原子之間，是有電的。」
「啊哈！」他們說。
「世界上發生的任何其他現象裡，都有電。」
我甚至還建議了一個消除火花的可行辦法。「如果那個東西讓你鬧心，你可以在開關上加一個電容器，那樣的話，電斷開、接上，都不會有任何火花——任何地方都不會有。」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們也不喜歡這個主意。
這實在叫人失望。他們待在我這兒，慢慢緩過神來，僅僅是為了更好地解釋猶太法典。你想想啊！身在這麼一個現代化的時代，那些傢伙在研究，以便走向社會，去幹點事兒——去當個拉比——他們想到科學或許有意思的唯一方式，是他們那些古老的、狹隘的、中世紀的問題，稍稍受到了某種新現象的騷擾。
當時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兒，也值得在這裡提一提。猶太教學生和我仔細討論過的問題，有一個是為什麼在某些學術的事情上，比方說理論物理學方面，猶太孩子在其中所佔的比例，高於一般人口在其中所佔的比例。猶太教學生認為，其原因在於，猶太人有著尊重學習的歷史：他們尊重他們的拉比，拉比實際上是教師，他們也尊重教育。猶太人一直在家庭裡把這種傳統傳承了下來，因此，如果一個小夥子是個好學生，那他就和好的足球隊員一樣好，即使不更好。
就在當天下午，他們提醒我這種說法有多麼真實。我應邀到了一個猶太教學生的家裡，他把我介紹給他媽媽，她剛從華盛頓回來。她兩手一擊，喜出望外，說：「哎喲喂！我這一天，算是功德圓滿了。今天，我見到了一位將軍，還有一位教授！」
我心知肚明：沒有多少人認為見到一位教授，和見到一位將軍一樣重要、一樣好。因此，我猜，學生的那種說法，真有道理喲。
書好書壞，看看封面
戰爭之後，物理學家常常被召到華盛頓，給各政府部門，特別是軍事部門，獻計獻策。何以如此？我猜是這樣：由於科學家已經制造了那些如此重要的原子彈，軍方就覺得，我們這些人，在某些事情上，還可以派派用處。
有一次，有人要求我在一個委員會里當差，這個委員會要為軍方評估各種各樣的武器，我寫了封回信，解釋說，我只是個理論物理學家，我不知道任何關於軍隊用的武器的事兒。
軍隊的反應是，根據他們的經驗，他們已經發現理論物理學家在他們決策的時候，是非常有用的，因此，我可否再做考慮？
我又回了封信，說我實在一無所知，我懷疑我能幫他們什麼忙。
最後，我收到了陸軍部長的一封信，信中建議了一個折中方案：我去參加第一次會議，我可以聽聽，看我能不能有所貢獻。然後呢，我再決定我是否繼續幹下去。
我說，我去，當然。我還能怎麼辦啊？
我去了華盛頓，我參加的第一個玩意兒，是一個雞尾酒會，好認識各位。那兒有將軍和陸軍來的其他重要人物，大家都在聊著。這很令人愉快。
一個穿軍服的傢伙朝我走來，告訴我，物理學家給軍方獻計獻策，軍隊是很高興的，因為軍方問題很多。其中的一個問題，是坦克耗油太快，所以跑不遠。因此，問題就是：怎麼在坦克跑著的時候給它加油？這個傢伙，當時腦袋裡有個主意：既然物理學家能從鈾裡搗鼓出能量，那麼我能不能搞出一個辦法，把二氧化矽——沙子，泥土——用作燃料？假如此事可行，那麼只需要在坦克下面裝個小鏟子，它一往前走，鏟子就挖土，把土當燃料！他覺得這主意相當偉大，我需要做的事兒，不過是搞出具體的細節而已。我想，這就是我們次日開會討論的那類問題了。
我去開會，注意到在雞尾酒會上把我介紹給大家的那主兒，就挨著我坐著。他顯然就是一個受命跟在我屁股後面的奴才。我的另一邊，是一個高階的將軍，我以前聽說過。
在第一次會上，他們談了些技術上的事兒，我稍微評論了幾句。但後來，快到會議結束的時候，他們開始討論後勤方面的某個問題，這我就一無所知了。這問題是要琢磨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你應該有多少東西。儘管我努力想閉緊自己的嘴，但人處在那種情況中，你跟這些「重要人物」圍坐一張桌子，討論這些「重要的軍國大計」，你就是不能把嘴閉上，儘管你啥也不知！因此，我在那次討論中，也發表了一些評論。
下次咖啡時間，那個跟牧羊犬似的受命不離我左右的傢伙說：「您在討論時說的那些事情，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確實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我沉吟片刻，思忖我對後勤工作的「貢獻」，意識到，一個在商店裡負責為聖誕節訂貨的傢伙，在琢磨那種問題的時候，會比我更在行。因此，我的結論：a）如果我確實有所貢獻，那是瞎貓撞到了死耗子；b）這種事兒，任何別人都做得來，但大多數比我都做得好；c）這種恭維應該讓我清醒一下了，實際上我貢獻不了多少。
他們迅即在會上決定，他們最好是討論一下科學研究的組織方式，（比方說，科學發展應該歸工兵團管還是歸軍需處管？）而不是討論具體的技術問題。我知道，如果我有希望做出任何真正的貢獻，那也只能是在某些具體的技術問題上，我實在不知道怎麼組織軍隊中的研究。
直到那時，我也沒讓這次會議的主席——就是那個邀請我來參加會議的大腕兒——知道我對這種情況的感覺。在我們收拾行囊要走的時候，他滿面微笑地對我說：「你這就跟我們同舟共濟了，那麼，下次會議……」
「不，我不來了。」他臉色頓時為之一變，這我看得出來。他很吃驚我在做出了那些「貢獻」之後，竟然會說不。
60年代初，我的許多朋友仍然在向政府獻計獻策。與此同時，我沒什麼社會責任感，儘可能拒絕到華盛頓去；在那年頭，這是需要一定勇氣的。
那時我為大學新生開了一系列物理課，在其中的一門課講完之後，幫助我在上課時做演示的湯姆·哈維（tomharvey）說：「你可得看看課本里的數學是怎麼回事兒！我女兒帶回家好多發瘋的玩意兒！」
我沒把他的話當回事兒。
但第二天我接到個電話，是帕薩迪納一位頗有名氣的律師諾瑞斯（norris）打來的，當時他是「州教育委員會」的人。他問我願不願意為「州課程編制委員會」服務，這個委員會得為加利福尼亞州選擇一些新課本。你知道，這個州有一項法律，全部公立學校的所有孩子用的課本，都必須是州教委選擇的，因此他們設立了委員會來檢查課本，向他們提出建議應該選哪些書。
原來，許多課本都是根據教算術的新教學法（他們稱之為「新數學」）來編寫的。因為通常看這些書的人，只是老師和主管教育的官員，他們認為，讓一個在科學上運用數學的人幫忙評價課本，會是個好主意，這樣的人知道最終產品是什麼，也知道我們教數學是為了什麼。
我當時若不跟政府合作，一定有負疚感，因為我同意參加這個委員會。
立刻，我就開始接到出版社的信和電話。他們說的是這麼些話，「我們很高興獲悉您在委員會里，因為我們確實需要一位懂科學的人……」還有，「委員會有一位科學家是很好的，因為我們的課本就是以科學為指標……」但他們還說這樣的話，「我們願意向您解釋我們的課本……」以及「我們很樂意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幫助您來評估我們的課本……」這在我看來是發瘋。我是個客觀的科學家，在我看來，孩子們在學校裡得到的唯一東西就是課本（教師有教學指南，我也得看）。出版公司多餘的解釋是搗亂。因此，我不想和任何出版社說話，我總是這麼回答：「你們不必解釋，我相信書會自己說話。」
我代表一個區，這包括洛杉磯的大部分地區，只是洛杉磯市區除外。洛杉磯市區的代表是一位很好的女士，在洛杉磯學校系統工作，名字叫懷特豪斯（whitehouse）夫人。諾瑞斯先生建議我應該跟她見見面，看看委員會幹的是什麼，怎麼幹。
懷特豪斯夫人開始告訴我他們下次會議要談的事兒（他們已經開過一次會，我任命得晚）。「他們要討論數字計算的問題。」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但後來知道那是他們稱之為整數的東西。每種東西，他們都另有名稱，所以我一開始就麻煩不少。
她告訴我，委員們通常是怎麼來給課本打分的。每本書，他們會收到好些冊，然後分給他們區裡的許多老師和官員。然後，他們收報告，報告上有這些人對這些書的看法。因為我不認識很多老師和官員，還因為我覺得我得自己讀那些書，我才能拿得準在我看來怎麼樣，所以我寧肯親自讀書。（我區裡有些人，早就希望看這些書呢，希望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懷特豪斯夫人建議把這些人的報告，和她的報告放在一起，那樣他們會感覺舒服點兒，我也不必擔心他們發牢騷了。他們滿意，我也沒惹很多的亂子。）
幾天後，書庫的一個傢伙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準備給您寄書了，費曼先生；總共有300磅。」
我犯暈了。
「沒關係，費曼先生；我們會找個人幫你看書。」
我琢磨不出你怎麼幫我看書：你或者是自己看，或者是不看。我專設了一個特別的書架，放在樓下我的書房裡（那些書摞起來有5米高），然後就開始讀所有這些在下次會上要討論的書。我們先從小學課本開始討論。
這是個相當大的活兒啊，我一天到晚在地下室裡工作。我妻子說，那段時間，她好像住在一座火山上。這火山會安靜一陣子，可突然之間，「轟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下面的火山就會有一個大爆發。這原因是那些課本太稀鬆。滿紙荒唐言，都是急就章。那些書倒是想嚴格一些，但用的那些例子（如用街上的汽車來闡述「集」的概念）是牽強的，總有些詞不達意。定義不嚴格。一切都有那麼點兒含糊其詞——寫書的人不夠聰明，不理解「嚴格」是什麼意思。他們胡亂編造。他們在教某種自己也不明白的東西，而且，事實上，在那個時候，那些東西對孩子們也沒用處。
我明白他們意欲何為。在蘇聯放了衛星之後，許多人認為我們落後於他們，有人就讓一些數學家出謀劃策，怎麼運用非常有趣的現代數學概念來教數學。這個目的是想提高那些覺得數學很乏味的孩子們的數學水平。
我給你一個例子：他們要討論不同的進位制——五進位制，六進位制，等等——來表明不同的進位制是可能的。這對那些能夠理解十進位制的孩子來說，或許是有趣的——一種娛樂大腦的東西。但在這些書裡，他們搞的那一套，結果是讓每一個孩子必須學會另外一種進位制！緊接著，通常會有的那種恐怖就來了：「將下列七進位制的數字，翻成五進位制的數字。」把一種進位制的數，翻成另一種進位制的數，是吃飽了撐的。要是你會做，或許是個樂趣；要是你不會，就別理會它。這事兒沒意義。
無論如何，我看所有的書，沒有一本說過在科學中運用數學的事兒。如果有什麼關於算術的用處的例子的話（大多數時候，那例子都是這種抽象的、新鮮的、現代的胡說八道），卻是說的買郵票的事兒。
最後，我看到的一本書，說：「數學以許多方式運用在科學當中。我們將給你一個天文學的例子。天文學是關於星體的科學。」我翻過這一頁，它說：「紅色的星溫度有4000度，黃色的星溫度有5000度……」——到目前為止，還好。它繼續說：「綠色的星溫度有7000度，藍色的星溫度有10000度，紫色的星溫度有——（一個很大的數）。」沒什麼綠色的或者紫色的星啊，但和其餘的星相關的數字，大體算對。那是馬馬虎虎地對——但是，麻煩已經出現了！滿篇都是這麼搞法：一切都是由某個並不知道他自己在講些什麼的主兒寫的，因此總是有一些小錯誤！用這種課本，寫課本的人又不十分知道他們在講什麼，我們怎麼可能教得好啊，我不能理解。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書是馬虎的；普遍地差勁！
話說回來，這本書還是讓我高興的，因為把數學運用到科學上，這是第一本。等我讀到星體的溫度的時候，我有那麼點兒不高興，但我不是非常不高興，因為它多少還算是對的——它只是例子錯了。接著卻出現了一串錯誤。它說：「約翰和他爸爸出去看星星。約翰看到了兩顆藍色的星和一顆紅色的星。他爸爸看到了一顆綠色的星，一顆紫色的星和兩顆黃色的星。約翰和他爸爸看到的星星的溫度一共是多少度？」——我厭惡之極，要爆炸了。
我妻子該說起樓下的火山了。那只是一個例子：那樣的東西太多了。多得荒唐啊！把兩顆星的溫度加起來，是吃飽了撐的。沒人曾經幹過這樣的事兒，除非接著求兩顆星的平均溫度，或許是例外，但不是要發現所有星體的溫度總和！可怕！它不過是個讓你做加法的遊戲，他們也不理解自己在講什麼。那就好像讀一個有幾個排版錯誤的句子，接著，突然一整句都印反了。這種數學與此相似。簡直沒指望了！
然後，我去參加我的第一次會議。別的委員已經給一些書打了某種分數，他們問我，我的分數是怎麼打的。我的分數經常和他們的不同，他們就問：「您為什麼給那本書打分打得那麼低啊？」
我就說，那本書的毛病，是哪一頁上的這個、這個——我做了筆記。
他們發現我是某種金礦：我詳詳細細告訴他們，在所有的書裡，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我打的每一個分數，都有根據。
我問他們為什麼給那本書打分打得那麼高，他們就說：「讓我們聽聽您對這本書的想法。」我從來也沒發現他們是按照什麼方式來打分的。他們倒不停地問我是怎麼想的。
我們檢查到某一本書，它是一個公司出版的三本一套的小學課本中的一本，他們問我對這本書的看法。
我說：「書庫沒給我寄這本書，但另外兩本不錯。」
有個人還要重複這個問題：「您對這本書有什麼看法？」
「我說過，他們沒給我寄那本，所以我對它沒法判斷。」
書庫的人在那兒，他說：「對不起，我可以解釋這件事兒。我沒給您寄那本書，是因為它還沒寫完。有個規定，就是必須在某個時間之前把書都送來，那家出版社趕不及，因此他們只把封面發給我們，裡頭都是白紙。出版公司寫了個條子來表示歉意，並希望他們那一套三本書能夠列入考慮之中，雖然第三本要晚一些。」
我卻發現，某個委員給那本無字之書也打了分！他們不相信那是本空白書，因為那本書有分數啊。事實上，那個分數比另外兩本還高一點兒呢。書裡空空如也，這個事實竟然和分數無關。
我相信，出這種事兒，其原因在於這個制度就是這麼個方式。在你把書分發到這個地方的一些人手裡的時候，他們忙；他們馬虎；他們是這麼想的，「哎呀，反正有那麼多人都在讀這本書嘛，打多少分無所謂。」他們就信手畫上個分數——至少有些分數是這麼打的，不是全部，但有些是這麼打的。然後，你收到了報告，你不知道為什麼這本特殊的書得到的報告比別的書少——於是你就把你得到的報告上的分數一平均，你沒把沒給你報告的那些人打的分平均在內——就是說，或許一種書發下去了十本，這本書有六個人寫了報告——於是你就把寫了報告的人打的分數一平均；你沒有把沒寫報告的人的分數也平均了，於是你得到了一個看似合理的分數。這種一直在求平均數的過程，忽視了一個事實：在那本書的書皮之下，絕對是空空如也！
我之所以搞出了這麼一個理論，是因為我看到了在課程編制委員會里發生的事兒：那本無字書，十個委員中有六個寫了報告；可是，別的書，十個委員中有八九個寫了報告。他們把六個分數平均一下得到的分數，和把八九個分數平均一下得到的分數，一樣好。發現給那麼一本書也打了分，他們非常尷尬，這事兒卻給了我更多的自信。原來其他委員把大量工作花費在發書和收報告上，再就是去開會。在會上，出版社在他們看那些書之前，為他們解釋那些書。委員會中，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看了全部的書，也沒采納從出版社那裡來的任何資訊，除了課本之外，而課本是最終進入學校的東西。
想搞清楚一本書是好是壞，是仔細地去讀，還是從許多漫不經心的人那裡收報告，這個問題和那個有名的古老問題有幾分相似：沒有人獲准看到中國皇帝，問題是：中國皇帝的鼻子有多長？為了找到答案，你遍訪全國人民，問他們認為中國皇帝的鼻子有多長，然後你把不同的長度平均一下。你以為那是非常「準確的」，因為你把那麼多人的資料平均了。但是，要發現點兒東西，那不是個法子；你讓範圍那麼廣大的人來貢獻資料，可他們全都漫不經心，通過求平均數，你是不能知道得更準確一點兒的。
起先，沒人指望讓我們討論課本的價格。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可以選多少種書，於是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工作程式，允許許多補充課本，因為全部的新書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最嚴重的缺陷，在「新數學」課本里：沒有應用題；用文字表述的問題，不夠多。連賣郵票的事兒也不談，換算和抽象的東西倒說得太多，卻沒把這些東西轉化為現實世界裡的實際應用。你乾的是什麼：加、減、乘還是除？因此，我們建議把確有一些實際應用的書當作補充課本——每個班有一兩種——作為學生課本的一個補充。花費了許多討論時間，我們把一切都搞得平衡妥帖了。
等我們把推薦意見交給教委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們，錢沒有他們預期的那麼多，因此我們不得不返工重來，砍掉這個，砍掉那個，現在要把費用考慮進來，原先那個四平八穩的方案就給毀了，在毀了的那個方案中，教師有機會找到他們需要的東西的一些例項。
既然他們改變了我們可以推薦多少書的老規矩，我們就不可能把事情搞得平衡了，這是個相當平庸的方案。等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得到這個方案的時候，這個方案還在挨砍呢。現在，它可真是差勁了！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人讓我去見州參議員，但我拒絕了：到那個時候，為這事兒爭來爭去的，我也累了。我們把提交給教委的推薦報告都預備好了，我也認為把這個推薦報告提交給州里，是他們的工作——這在法律上是沒問題的，但在政治上不那麼穩妥。我不該這麼快就放棄，但是，為了那些書，花了那麼大力氣，費了那麼多口舌，才搞出了那麼一個相當平衡的方案，然後呢，把它從根兒上搗毀——這可不提情緒！這整個過程全是無用功，你本來應該反過來，從另一頭兒做起：從課本費用為起點，你有多少錢，就買什麼書。
第二年，我們要討論科學課本，這事兒最後讓我斬釘截鐵，不幹了。我以為科學課本或許不同，因此我就看了幾本。
同樣的事兒又發生了：事情乍看起來還不錯，接著就讓你噁心透頂。比方說，有一本書，開始是四張圖片：第一張是個彈簧驅動的玩具，接著是一輛汽車，接著是一個騎腳踏車的男孩子，接著是別的什麼東西。每張圖片下面說：「什麼讓它動？」
我想：「我知道這是個什麼用意：他們要談機械，玩具裡的彈簧是怎麼工作的；要談化學，汽車發動機是怎麼工作的；要談生物學，肌肉是怎麼工作的。」
這種事情，我爸爸談過：「什麼讓它動？一切運動，是因為太陽在照射。」我們接著討論這事兒，就很有意思了：
「不對啊，玩具動，是因為裡面的彈簧上緊了。」我說。
「彈簧是怎麼上緊的？」他問。
「我把它扭緊了。」
「那麼你怎麼會動呢？」
「我吃飯有勁兒啊。」
「莊稼生長，僅僅是因為太陽在照射。因為太陽在照射，所有這些東西都在動」。那樣我就得到了一個概念：運動僅僅是太陽能的轉化。
我翻過這一頁。關於那個玩具，答案是：「能量讓它動」。關於那個騎腳踏車的男孩兒，「能量讓它動」。關於任何事兒，「能量讓它動」。
那毫無意思啊。假定你不說「能量」，你說「老毛猴子」。那樣的話，那個普遍原則就是：「老毛猴子讓它動。」這裡面出不來什麼知識。孩子理解不了任何東西，那不過是個詞兒嘛！
他們應該做的，是看著這個玩具，看清楚它裡面有彈簧，瞭解彈簧是什麼東西，瞭解輪子是什麼東西，別把「能量」當回事兒。過後呢，等著孩子們理解了這玩具實際上是怎麼工作的時候，他們才能討論關於能量的更普遍的原理。
再說，「能量讓它動」，這也不對，因為等玩具停的時候，你也同樣可以說，「能量讓它停」。他們談的那件事兒，是濃縮起來的能量，正在轉化為稀釋了的形式，這是關於能量的一個非常微妙的方面。在這些例子裡，能量，既不增加，也不減少；它只是從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罷了。當東西停下來的時候，能量變成了熱，變成了一般的無序狀態。
但是，所有的課本都是那個寫法：說的那些事兒，沒用、混亂、含混、迷惑，以及部分地不正確。誰能從這種書裡學到科學，鄙人不知，因為那不是科學。
因此，我看到這些令人作嘔的課本，毛病和那些數學課本一樣，這時我就看到我的火山形成過程又開始發動了。讀那一堆數學課本，使我精疲力竭；全部努力付諸東流，使我情緒低落。再這麼折騰一年，我聞之色變，我得辭職。過了一陣子，我聽說，那本「能量讓它動」的課本，即將被推薦給教委的課程編制委員會，於是我就做了最後一個努力。委員會的每次會議，都允許公眾發表評論，於是我就站起來，說我為什麼認為那本書壞。
那個在委員會取代了我的主兒說：「什麼什麼飛機公司的65位工程師，都認可了那本書。」
我不懷疑那個公司有一些相當不錯的工程師，但採納65個工程師的意見，就是相信大範圍人的能力——這必然要把一些相當可憐的傢伙的能力也包括在內！這又是那個求中國皇帝的鼻子平均有多長的問題，又是那個給無字之書打分的問題。先讓那個公司來決定誰是比較好的工程師，然後讓這些比較好的工程師來檢閱這個課本，那就會好得多。我不敢自稱我比65個傢伙更聰明——但我比65個傢伙的平均數更聰明，卻是肯定無疑的！
我沒辦法把這個道理給他們講明白，委員會認可了那個課本。
在我還在委員會里的時候，我不得不去了幾趟舊金山開了幾次會，等我第一次出差回到洛杉磯的時候，我在委員會辦公室停了一下，報銷我的費用。
「花銷是多少，費曼先生？」
「那個，我坐飛機到舊金山，因此那就是機票，再加上我在離開以後把汽車留在機場那兒的停車費。」
「您帶著機票？」
我碰巧帶著機票。
「您有停車場的發票嗎？」
「沒有，但我把車停在那兒，花了2.45美元。」
「可我們必得要發票啊。」
「我告訴過你，那花了多少錢。如果你們信不過我，那麼，關於那些課本，為什麼還要讓我來告訴你們什麼叫好、什麼叫壞呢？」
這事兒燜燉了不少時間。不幸的是，我以往都是為公司、大學或者普通人上課。我習慣於這麼一種搞法：「您花銷多少？」——「這麼這麼多。」——「這是您的錢，費曼先生。」
於是我決定：不管什麼事兒，我是不打算給他們發票的。
第二次出差到舊金山之後，他們又要機票和發票。
「我啥票也沒有。」
「這可不行啊，費曼先生。」
「在我接受為本委員會工作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你會為我支付開支。」
「但我們期望得到發票來證明開支啊。」
「我沒什麼東西來證明開支，但是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磯，你知道我到了這些別的城市；你以為我究竟是怎麼到了那些地方的？」
他們不肯通融，我也是。我覺得，當你身處此境的時候，你要真的跟這個「制度」較起真兒來，那你就必須願意吃不了兜著走。因此，我心甘情願，但我的出差費用始終沒報銷。
這是我玩兒的一種遊戲。他們要發票？我偏不給他們發票。那麼你就別要錢。那好，不要錢就不要錢。他們信不過我？見他的鬼去。他們用不著給我報銷。當然，這事兒荒唐！那是政府的工作方式，這我知道；那好，去他的政府！我認為，人應該把人當人來對待。除非我能得到人的待遇，我就不想和他們有來往！他們感覺不良？我也感覺不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我知道他們在「保護納稅人的利益」，但是，在下面這件事兒中，你看看，納稅人得到了什麼樣的保護。
在進行了很多討論之後，有兩本書，我們形成不了決定；這兩本書極其相似。所以，我們就把這事兒留給教委裁決。因為委員會現在開始考慮費用了，又因為那兩本書半斤對八兩，委員會就決定招標，取價低的。
問題接著就來了，「學校是在正常時間得到書，還是或許在新學期之前早一點兒得到書？」
一個出版社的代表站起來說：「我們很高興你們接受了我們的投標；我們能夠在下學期把書提前送去。」
那個輸了標的出版社的代表，也在那兒，他站起來說：「因為我們的標是根據較晚的期限投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有按照較早期限重新競標的機會，因為我們也可能早一點出書。」
諾瑞斯先生，在委員會里的帕薩迪納的律師，問後面那個出版社的傢伙：「你早一點兒出書，我們要出多少錢？」
那傢伙出了個價：便宜了一點兒。
頭一個傢伙站起來：「如果他改變他的投標，我也有權力改變我的投標！」——他出價更低！
諾瑞斯問：「哦，是那樣嗎？——我們提前得到書，並且更便宜？」
「是的，」一個傢伙說，「我們可以用一種特別的印刷方法，我們一般不用的……」——這是在解釋為什麼會便宜。
另一個傢伙隨聲附和：「你做得越快，費用就越少！」
這可真是駭人聽聞。最後是便宜了200萬美元啊。這種突然的變化，真讓諾瑞斯七竅生煙。
結果事情當然是這樣：交貨日期不定了，就開了口子讓這些傢伙重新投標。正常的情況是，當選書不考慮價格的話，那就沒有理由降低價格；出版社想定什麼價就定什麼價。通過壓價來競爭，沒好處；他們那種競爭方式，是為了給課程編制委員會留下印象。
順便提一下，只要委員會開會，出版社就招待課程制定委員會的人吃午飯，跟他們談書的事兒。我從來沒去。
事兒在今天看來，是一目瞭然的，但人在當時，遇到下面這種情況，我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兒：我收到了一包乾果，或者「西聯公司」寄來的無論什麼東西，裡頭還附帶了一個紙條兒，「從我們家到你們家，感恩節快樂——帕米里奧一家。」
東西是從長灘（longbeach）這地方的一家人那裡寄來的，但我不認識這家人。顯然是有人想寄東西給他朋友一家，可把名字和地址搞錯了，因此我想我還是把事情搞清楚的好。我打電話給「西聯公司」，得到了那個寄東西的一家人的電話號碼，然後給他們打電話。
「喂，我叫費曼先生。我收到了個包裹……」
「啊，哈嘍，費曼先生，我是皮特·帕米里奧（petepamilio）。」他說得親親熱熱，我都認為我應該知道他是誰！我通常就是這麼個傻瓜，記不住人。
於是我說：「我很抱歉，帕米里奧先生，我記不大準你是哪位了……」
原來他是一家出版社的代表，我呢，替課程編制委員會評估他們的書。
「我明白了。但這可能會引起誤解。」
「只是咱們兩家子之間的來往嘛。」
「是的，可我眼下正在評估你們出的書，或許有人會胡亂解釋你的好意！」我已經知道那是什麼事兒了，但我故意裝瘋賣傻。
與此類似的另一件事兒，是一家出版社寄給我一個真皮的公文包，還把我的名字用金字漂漂亮亮地燙在上邊。我對他們說了同樣的話：「我不能收；我在評估你們出的一些書。我覺得你不瞭解這事兒！」
有個委員，做的時間最長，說：「我從來沒收東西；那讓我心神不寧。可一直有人送東西。」
但我真的錯過一次機會。假如我腦子轉得快，那我在那個委員會里的時候，真可以花天酒地。我晚上住在舊金山一家旅館，等第二天好參加我的第一次會議，我想在城裡溜達溜達，吃點兒東西。我從電梯裡出來，坐在旅館大廳裡的兩個傢伙，跳起來，說：「晚上好，費曼先生。您這是上哪兒去啊？洛杉磯這地方，有沒有什麼東西，我們帶您去瞧瞧？」他們是一家出版公司的人，我不想和他們攙和事兒。
「我出去吃點兒飯。」
「我們可以帶您去用晚餐。」
「別，我想一個人。」
「呃，無論您想怎麼辦，我們都幫得上忙。」
簡直盛情難卻了，我就說：「那好，我想出去找麻煩。」
「我們認為，那個我們也能幫得上忙。」
「不，我想我可以照顧自己。」我接著就想，「錯了！我應該讓一切運作起來，記個日記，那樣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就可以發現出版社辦事兒有多過分！」等我發現出入竟然有200萬美元的時候，老天爺知道那好處有多大！
諾貝爾的另一個錯誤
在加拿大，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物理學學生協會。他們主辦會議；他們發表論文，等等。有一次，溫哥華分會要我去給他們講話。主事兒的女孩兒和我的秘書早就籌劃好了，不跟我打聲招呼，就徑直飛到洛杉磯。她就那麼大搖大擺地進了我的辦公室。她伶俐可愛，一個金髮碧眼的妞兒。（這有作用的；不該這樣，但這就是有作用。）這事兒的經費全是溫哥華的學生出的，這給我留下了印象。在溫哥華他們對我太好了，現在我知道了怎麼接受人家的招待、怎麼講話的秘密了：等學生來請你。
有一次，我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不幾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學生物理俱樂部的幾個孩子，到我這兒來，想讓我去講話。我說：「我喜歡去幹這個事兒。我想做的，是隻想跟物理學俱樂部的人說話。但——不客氣地說——我從經驗中得知，有麻煩的。」
我告訴他們，以前每年我都到當地的一個高中去跟物理學俱樂部講相對論，或者講任何他們讓我講的東西。接著，等我得了諾貝爾獎之後，我還去那兒，跟以前一樣，沒做準備，他們呢，把我樹在三百個孩子面前。
那可叫一個亂啊。
這種讓我害怕的事兒，大約有三四次，我成了個白痴，一時不知道怎麼辦了。那次我應邀到伯克利大學去講物理學的什麼東西，我準備了一些非常專業的東西，指望像往常那樣講給物理系的人聽。可等我到了那兒，是個巨大的大教室，人滿為患！我知道，在伯克利大學，能明白我準備的這個水平的東西，人數沒這麼多。我的麻煩是，我喜歡取悅於來聽我說話的這些人，如果每個人連他的哥哥都來聽我說話，我取悅不了他們了：我就不瞭解我的聽眾了。
等這些學生理解了我不容易到這個地方給物理俱樂部講話之後，我說：「讓咱們杜撰一個聽起來傻頭傻腦的題目，再杜撰一個聽起來傻頭傻腦的教授的名字，那樣的話，就只有真對物理學感興趣的孩子們會不怕麻煩來聽講，那才是我們要的人，好不好？你們不必滿世界張揚。」
有幾張海報出現在歐文分校的校園裡：來自華盛頓大學的亨利·沃倫教授，將於5月17日3點在d102室宣講質子的結構。
然後，我就來了，說：「沃倫教授有點兒私人的麻煩事兒，今天不能來給諸位講話了。他就打電話給我，能不能來給你們講講這個題目，因為我一直就在這個領域裡做研究。因此呢，我就來了。」這辦法，高。
但是後來，也不知怎麼搞的，俱樂部的指導老師發現了這個詭計，對學生們好一個生氣。他說：「你們知道，如果大家知道費曼教授要下來，許多人都會來聽他講話的。」
學生們解釋說：「就是因為這個嘛！」可這位指導老師氣急敗壞了，因為炮製這個玩笑，竟然沒有他的份兒。
聽到學生們真有麻煩了，我決定給那個指導老師寫封信，說明那都是我的錯兒，說除非這麼安排，我就不去講話，說我已經告訴學生不要告訴任何人；我非常抱歉；請原諒我，囉裡囉唆，囉裡囉唆……因為那個鬼獎金，我不得不搞這一套！
就在去年，阿拉斯加大學費爾班克斯分校的學生請我去講話，這次很好，除了當地電視臺的採訪之外。我不需要接受採訪；採訪沒意義。我是來給學物理的學生講話的，就這麼回事兒。如果滿城的人都想知道那個，那就讓學校的報紙告訴他們得了。正是因為諾貝爾獎，我才不得不接受採訪——我是個大腕兒，對吧？
我的一個朋友，有錢——他發明了一種簡單的數字開關——給我講了一些捐錢設獎或設講座的人的事兒：「對他們，你要時時留心，看看他們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需要用這個來安慰良心。」
我的朋友馬特·桑德斯（mattsands）一度想寫一本書，叫《艾爾弗雷德·諾貝爾的另一個錯誤》。
許多年，到諾貝爾獎快頒發的時候，我也會看看是誰得了獎。但過了一陣子，我連諾貝爾「季節」是什麼時候，都想不起來了。因此，為什麼有人在凌晨三點半或者四點給我打電話，我是一點都不明白了。「費曼教授？」
「嗨！凌晨這個點兒，你給我打的哪門子電話！」
「我原以為您願意知道您已經獲得了諾貝爾獎。」
「是的，但我在睡覺！要是你在上午給我打電話，就好了。」——我把電話掛了。
我妻子說：「什麼事兒啊？」
「他們告訴我，我得了諾貝爾獎。」
「哦，費曼，是誰？」我經常說話沒正經，她也聰明得很，從來不上當，但這次，我逮著她了。
電話又響了：「費曼教授，您聽到……」
（無可奈何的聲音）「聽到。」
然後我開始想：「我怎麼能就此打住？我一點兒也不想要這個！」因此，頭一件事兒，是把電話從叉簧上拿下來，因為電話一個接一個地打來。我想再去睡覺，但我發現睡不成了。
我下樓到書房去想這事兒。我怎麼辦？或許我不要接受這個獎。那會出什麼事兒？或許那做不到的。
我把電話放回去，電話立刻響起。那是《時代》週刊的一個傢伙。我對他說：「聽著，我有了個麻煩，因此你別記錄我下面的話。我不知道怎麼擺脫這個事兒。有辦法不接受這個獎嗎？」
他說：「您恐怕拿這事兒沒辦法，先生，您不如將就著得了，免得弄出更多無謂的亂事兒。」事兒明白了。我們談了不少，15～20分鐘的樣子，《時代》週刊的這個傢伙從來也沒發表這次談話的任何東西。
我對《時代》週刊的這個傢伙說，非常感謝你，就掛了電話。電話立即響了：報社打的。
「是的，您可以到報社來。是的，好的。對，對，對……」
其中一個電話，是瑞典領事館的一個傢伙打的。他將要到洛杉磯舉行個招待會。我琢磨著，因為我決定接受這個獎，我就必得忍受這些事兒了。
這位領事說：「擬一個名單，是您想請的人，我們也擬一個名單，是我們想請的人。然後呢，我會到您辦公室，我們比較一下兩個名單，看有沒有重複的，然後我們就寫請柬……」
我就寫了我的名單。大約八個人——我的街坊，我的藝術家朋友左提安，等等。
領事拿著他的名單到了我辦公室：加利福尼亞州長，這個大員，那個大腕兒；石油大王格蒂；某個女演員——有三百人啊！不需要說，怎麼也不可能有重複現象！
我就有點兒不安了。跟這麼多達官貴人見面，這主意，嚇壞我了。
領事看出我憂心忡忡。「啊，別擔心，」他說，「大多數人不來。」
可好了，我不曾安排個聚會，邀請人家來，又明明知道人家不來！我不必向任何人磕頭顛蒜，給他們那種可以拒絕的邀請，讓他們有沾沾自喜的機會；這很蠢嘛！等我回家的時候，我真的為這整個的事兒坐立不安了。我給領事打回電話，說：「我仔細想過，我意識到我沒辦法去應付這個招待會。」他樂了。他說：「您太對了。」我以為他也跟我一樣——為這個抽風的事兒，不得不搞這麼個聚會，那還不跟犯了痔瘡似的難受。事兒到最後，皆大歡喜。沒人想來，連貴客也不來！主人也樂得輕鬆！
在那一段時間，我總有某種心理上的困難。你知道，我是我那位一貫睥睨王室和排場的父親養大成人的（他乾的是制服的買賣，因此他知道一個穿上制服的人和一個脫了制服的人之間的區別——是同一個人）。我實際上是學會了一輩子挖苦這類事兒，這種脾性如此強烈，深入骨髓，不帶著點勉強，我都走不到一個國王的跟前去。這很孩子氣，我知道，但我就是那麼個教養，所以這是個問題。
人家告訴我，瑞典那兒有個規矩，在你接受了這個獎之後，你得倒退著離開國王，不可轉身。你走下若干級臺階，受了獎，然後走回臺階上面。因此，我對自己說：「那好，等我去修理他們！」——我練習起了跳著上臺階，倒退著跳，表明他們的習俗有多麼可笑。我這情緒太可怕了！那既蠢且傻，當然是。我發現那不再是個規矩了，你可以轉身離開國王，你像個正常人類那樣走路，朝你打算去的那個方向，把鼻子擺到前頭。
我高興地發現，並非全部的瑞典人，都像你認為的那樣，把王室典禮當回事兒。等你到了那兒，你發現他們站在你這邊兒。比方說，學生們為每一個諾貝爾獎得主舉行特別的「青蛙授勳」典禮。在你得到這個小青蛙的時候，你必須學青蛙叫。
我在年輕的時候，反文化，但我父親有些好書。有一本書，裡頭有古希臘的劇本《青蛙》，有一次，我在這個劇裡瞥見了青蛙的叫聲，字兒是這麼寫的：「brek,kek,kek」。我想：「沒什麼青蛙弄出那種動靜；那樣來描寫青蛙叫聲，是發瘋！」於是我就自己試著那樣叫，在練習了一陣子之後，我發現那確確實實就是青蛙的叫聲。
因此，我偶爾一瞥阿里斯托芬的書，到後來證明是有用的：在學生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典禮上。我學青蛙叫學得很出色！倒退著跳，也派上了用處。因此，我喜歡典禮的這一部分；那個典禮進行得很好。
在得到了許多樂子的同時，我自始至終確實仍然有這種心理上的困難。我最大的麻煩，是在國王晚宴上不得不發表的「感謝您」演講。當他們給你那個獎的時候，他們也給幾本裝幀得很漂亮的書，寫的是前些年的事兒，你得到了以前寫的全部的「感謝您」演講，好像那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兒似的。因此，你就開始認為你在這種「感謝您」演講中說的話，是具有某種重要性的，因為它是要出版的呀。我沒有意識到的，是難得有什麼人會仔細聽這種演講，而且沒有什麼人會去讀它！我已經方寸大亂：我不可能說個非常感謝你就拉倒啊，嘰裡呱啦，嘰裡呱啦；說個感謝的話，不是很容易嘛，但不容易啊，我說話得實在。可事實是，我真的不想要這個獎，因此，當我不想要的時候，這謝謝你，我怎麼說得出口啊？
我妻子說，我是個神經過敏的廢物，竟然為演講裡說什麼話慌里慌張，但我最後琢磨出一個辦法，來搞出一個聽起來完全令人滿意卻又是完全誠實的演講。那些聽過這個演講的人，可一點兒也不知道，這傢伙在準備它的時候，都受了什麼苦。
我開始的時候，是這麼說的：在發現了我所做的事情時的那種歡樂當中，在別人運用我的研究工作這一事實當中，在什麼什麼當中，我已經得到了我的獎賞。我盡力解釋了我已經得到了我期望得到的一切，與此相比，別的都無關緊要。我已經得到了我的獎賞。
但是，我接著說，突然之間，我收到了一大堆信——在演講裡，這個事兒說得比較好——這讓我想起了我認識的所有的人：那些信，有的來自童年玩伴兒，當他們讀早報的時候，跳了起來，叫著：「我認識他！他就是那個和我們一塊兒玩的小孩兒！」等等；像那樣的信，特別鼓舞人心，表達的是我理解為某種愛的東西。為了那個，我感謝他們。
演講進行得順利，但和王室打交道，我總是覺得有點兒難。在國王晚宴上，我挨著一個公主坐著，她在美國上過大學。我想當然地認為，她跟我的態度一樣，但我想錯了。我認為她只是個孩子，跟別人一樣。我評論國王和王室全家不得不忍受這麼長時間，在吃飯之前還得跟招待會上的全部客人握手。「在美國，」我說，「我們能把這事兒搞得更有效率。我們會設計一個握手的機器。」
「是的，但在此地，這機器或許不會有太大的市場，」她不甚自在地說，「皇室的人沒那麼多。」
「恰恰相反，市場會是很大的。首先，只有國王有這樣的機器，我們會為他免費提供。接著呢，當然，別人也想要一個機器。現在，這問題變成這樣：誰能被允許擁有一臺機器？總理得到許可，可以買一臺；然後參議院議長得到許可，可以買一臺，然後是最重要的老資格議員。因此，一個很大的、不斷擴充套件著的市場，是存在的，而且很快，你也不必去和一長串等著召見的機器握手了；你把你的機器派去就成！」
我也坐在那位負責組織這個晚宴的夫人旁邊。一個女服務員過來，往我的酒杯裡倒酒，我說：「不，謝謝你，我不喝。」
這位夫人說：「不，不。讓她斟酒。」
「可我不喝的啊。」
她說：「沒關係。您看，她有兩個瓶子。我們知道八十八號不飲酒。」（八十八號在我的椅子背上。）「看起來完全一樣，但有一種不含酒精。」
「但你是怎麼知道的？」我叫起來。
她微微一笑。「現在看看皇上，」她說，「他也不飲酒。」
她告訴了我一些他們在特別的一年遇到的麻煩事兒。其中有一件，是俄國大使該坐哪兒？像在這樣的宴會上，麻煩總是誰坐得離國王近些。諾貝爾獎得主，通常比外交使團，坐得離國王近些。外交官的座次，決定於他們在瑞典任職的時間長短。在當時，美國大使比俄國大使在瑞典待的時間長。但在那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肖洛霍夫先生，一個俄國人，而俄國大使想為肖洛霍夫先生當翻譯——因此就坐在他旁邊，因此，問題是如何讓俄國大使坐得離國王近些，又不至於得罪美國大使以及其他外交使團。
她說：「在我得到許可把這位大使安排坐在肖洛霍夫先生旁邊之前，您可不知道他們這一通鬧騰——信件來往如梭，電話鈴聲不斷，等等。最後，大家同意，那位大使，在那天晚上，將不是蘇聯大使館的官方代表；他倒成了肖洛霍夫先生唯一的翻譯。
晚宴之後，我們離座到了另外一個房間，大家在裡面三五成群地談著。有一個丹麥什麼公主，不少人和她圍坐在一張桌子上，我看到他們這桌子有一張空椅子，就坐了下去。
她轉朝我說：「哦！您是諾貝爾獎得主之一。您在什麼領域工作？」
「物理。」我說。
「噢。呃，沒人知道那個，因此我猜我們沒法子談那個。」
「恰恰相反，」我回答，「正是因為有人還知道點兒物理，我們才沒法子談物理。沒人知道的那種事兒，我們才可以討論。我們可以談天氣，我們可以談談社會問題；我們可以談談心理學；我們可以談談國際金融——可是黃金買賣，我們談不得，因為這個事兒，人人都明白——因此，沒有人知道任何東西的那種題目，才是我們可以談的！」
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麼辦到的。有一種方法，是在臉的表面上結冰，她就能夠做到一臉冰霜！她轉過臉，跟別人談去了。
過了一陣子，我看得出來，我完全從談話中給割了出去，於是我就站起來，要走開。日本大使，也坐在這桌子旁，跳起來，跟著我。「費曼教授，」他說，「我願意告訴您一點兒外交上的事兒。」
他講了一個好長的故事，說的是一個日本的年輕人，去上大學，研究國際關係，因為他以為自己能夠為他的國家做出貢獻。作為一個大二的學生，他開始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有一種由懷疑帶來的隱痛。大學畢業後，他在一個大使館得到了他的第一個職位，直到他意識到，沒有人懂得國際關係的任何事兒。到了這份兒上，他就能夠做大使了！「因此，費曼先生，」他說，「下次您再舉例說明那些人人都在談沒人知道的事情的時候，請把國際關係包括進去！」
他這人很有意思，我們就談開了。我一直對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人民，何以會有不同的發展這一問題感興趣。我告訴這位大使，有一件事，在我看來，一直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日本是如何把自己迅速發展為一個在世界上如此現代而重要的國家的。「日本人民的什麼方面和性格，才使日本有可能辦成此事？」我問。
日本大使回答的方式，我喜歡聽：「我不知道。」他說，「我倒可以假定某種原因，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對。日本人相信他們只有一條前進的道路：讓他們的孩子比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使他們拋開農夫的境地，而成為有教養的人，教育是很重要的。因此，在家庭裡，大家下了大力氣，來鼓勵孩子們在學校裡學習好，有出息。因為這種不斷學習的趨勢，外來思想可以非常容易地播撒到整個教育體系之中。或許那就是日本為什麼發展得如此迅速的原因。」
總而言之，我必須說，瑞典之行最終是令人愉快的。我沒有立刻回家，卻去了在瑞士的「歐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去講話。我出現在我的同事們面前的時候，穿的是那身出席國王晚宴時穿的西服——我以前從來沒有穿著西服講話。我是這麼開講的，「事兒很可笑，你們都知道；在瑞典，我們坐在那兒討論，得了諾貝爾獎之後，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實際上，我已經看到了一個變化：我還挺喜歡這身西服。」
人人都說「啊呸！」。維斯科普夫（weisskopf）跳起來，甩掉他的外套說：「在講座上，別穿西服了！」
我把我的外套脫了，鬆了鬆領帶，說：「我在瑞典過了這一陣子之後，我開始喜歡這玩意兒了。可是，現在，我回到了世上，一切事情又都順了。謝謝各位把我弄妥帖了！」他們不想讓我變。因此事兒搞得很快：在cern，他們把我在瑞典經歷的事兒都消除一空了。
我得了錢，這不錯——我買得起一所在海邊的房子——但總的來說，我認為，不得獎金，好得多。——因為你再也不可能在公共場合率性而發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諾貝爾獎，從來都是一件惱人之事，儘管我起碼有一段時間為此揚揚自得。我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不久，格溫妮絲和我收到了巴西政府的邀請，作為榮譽貴賓，參加里約的狂歡節慶典。我們欣然接受，玩兒得很開心。我們跳舞跳得不亦樂乎，看桑巴學校在盛大的遊行中，演奏他們那種奇妙的節奏和音樂。報紙和雜誌的攝影師不停地拍照片——「看哪，美國來的教授和巴西小姐跳舞哪。」
身為「名流」是一樂子啊，但把我們當名流，顯然是錯了。那一年，沒人對榮譽貴賓大驚小怪的。我後來才發現，給我們的邀請是怎麼弄出來的。本該當榮譽貴賓的，是吉娜·羅洛布麗吉達（gina ；lollobrigida）；可就在狂歡節之前，她說不。負責組織狂歡節的旅遊部長，在「物理研究中心」有些朋友，他們知道我以前在桑巴樂隊裡玩兒過，又因為我最近得了諾貝爾獎，這個事兒新聞上就有。在部長六神無主之際，他的朋友們就出了個餿主意：用物理學教授，代替吉娜·羅洛布麗吉達！
不用說，這位部長把狂歡節的工作搞得這麼糟糕，後來丟了烏紗帽。
把文化帶給物理學家
尼娜·拜爾（ninabyers），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個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時候，負責物理講座的事情。講座通常是這麼一個地方，從別的大學來的物理學家，到這兒來談純專業的東西。部分地是由於那年代特有的氣氛，她認為物理學家需要更多的文化，因此她就想安排一些文化的東西：因為洛杉磯離墨西哥近，她就想搞一個講座，要講瑪雅人的數學和天文學。瑪雅是墨西哥的古老文明。
（得記住我對文化的態度：那種事情，要是在我的大學裡，會把我逼瘋！）
她開始物色一個教授來講這個題目，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她找不到一個堪為專家的人。她給好幾個地方打電話，還是找不到什麼人。
然後她記起了奧托·紐治保爾（ottoneugebauer）教授，他是布朗大學的，巴比倫數學方面的大家。她給在羅得島的他打電話，問他知不知道西海岸這兒有沒有什麼人，能講講瑪雅人的數學和天文學。
「有的，」他說，「我知道有。他不是個專業的人類學家或者歷史學家，他是個業餘的。但他肯定知道得不少。他的名字叫理查德·費曼。」
她幾乎要死過去！她努力要為物理學家們帶來點兒文化，而唯一的辦法，卻是讓一個物理學家來辦這事兒！
我知道點兒瑪雅數學，原因是在我和我的第二個妻子瑪麗·婁在墨西哥度蜜月的時候，我精疲力竭了。她對藝術史，特別是墨西哥的藝術史，興趣極大。於是，我們就到墨西哥度蜜月，在金字塔上爬上爬下；她到哪兒去，都讓我陪著。她讓我看許多有意思的東西，比方說，各種各樣的形象設計之間的關係，但在炎熱潮溼的叢林中這麼爬上爬下了幾天（和幾晚上）之後，我精疲力竭了。
在瓜地馬拉不知什麼地方的一個小鎮子裡，我們走進了一個博物館，裡面展櫃裡有一份滿是奇怪符號、圖畫和槓槓、點點的手稿。那是一份複製品[一個叫維拉科特（villacorta）的人制作的]，原本是德累斯頓古本，在德累斯頓的一家博物館裡發現的一份瑪雅人寫的書。我小的時候，我爸爸曾經帶我去看紐約世界博覽會，在那兒他們複製了一個瑪雅神廟。我記得他告訴我，瑪雅人發明了零這個數，還做了許多有意思的事兒。
那個博物館賣這個古本的複製品，我買了一份。在每一頁書上，左邊是古本複製，右邊是介紹，以及部分的西班牙語譯文。
我喜歡解難題和解密碼，因此在看到那些槓槓和點點的時候，我想：「我這可有的玩兒了！」我用一頁黃紙遮住西班牙語譯文，開始坐在旅館房間裡，玩兒這種破譯瑪雅槓槓和點點的遊戲，我妻子卻整天去金字塔爬上爬下。
我很快琢磨出，一個槓等於五個點，表示零的，又是什麼符號，等等。又過了不多一會兒，我琢磨出那些槓槓和點點，在第一次總是到二十就進位，可到第二次，逢十八進位（造成360的迴圈）。我還搞清楚了和各種各樣的面具有關係的一些事兒：它們確實代表某些日子和星期。
我們回家之後，我繼續搞這個東西。試著破譯那種東西，整個太好玩兒了，因為你開始的時候，什麼也不知道——你沒有從哪兒開始的線索。但是，你接著就注意到某些數經常出現，這些數又加在別的數上，等等。
在古本上有個地方，584這個數非常顯眼。584這個數被分為236、90、250和8這幾個段。另外一個顯眼的數是2920，或者584i5（365i8也是一樣）。還有一個乘法表，是2920的倍數，一直到13i2920，接下來有一陣子是許多13i2920的倍數，然後——是一些滑稽的數！我當時以為那些數是錯了。只是在許多年後，我才琢磨出那些滑稽數是怎麼回事兒。
因為表示日子的一些數字和584是有關係的，可584又分為這麼奇怪的另外幾個數字，我就想，如果那不是某種神秘的週期之類的東西的話，那或許是天文學上的什麼東西。最後，我去圖書館查了天文學的書，我發現，從地球上看，583.92天是金星的週期。那麼，236、90、250和8就明顯起來：那一定是金星經過的幾個相位。它在早晨出現的時候，我們看不見它（它在太陽的那一邊）；然後，它又在晚上出現，最後又消失了（它在地球和太陽之間）。90和8之所以不同，是因為與金星走到地球和太陽之間的時候相比，當它在太陽那一邊的時候，它在天上執行得比較慢些。239和250之差，或許表示瑪雅土地東方和西方地平線之間的差別。
我還發現了另外一個表，上面的週期是11959天。這原來是一個預測日食的表。還有一個表，上面有降序排列的91的一些倍數。我從來沒能把這個表弄明白（別人也沒弄明白）。
等我把我能搞明白的都搞明白了之後，我最後決定看看那些西班牙語的註解，看看我搞明白了多少。西班牙語的註解完全是胡說八道。這個符號是土星，那個符號是神——簡直是狗屁不通。因此，我也用不著把註解遮著蓋著了；反正我從那裡頭什麼東西也學不到。
此後，我開始讀了不少關於瑪雅人的東西，發現研究這東西的大腕兒是埃裡克·湯普遜（ericthompson），我至今還儲存著他的幾本書。
等尼娜·拜爾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已經把德累斯頓古本的複製品弄丟了。[我把它借給了羅伯遜（robertson）夫人，她在巴黎的一個古董商的一箇舊箱子裡發現了一本瑪雅古本。她把這東西帶到了帕薩迪納給我看——我仍然記得我開車回家的時候，把這東西放在汽車前座上，心裡想：「我可得小心駕駛：我得到了一個新古本。」——但是，等我仔細看這東西的時候，我一眼就看出它完全是個冒牌貨。我稍做研究，就發現這個新古本的每一幅圖，都是從德累斯頓古本那裡扒來的。於是，我就把我的書借給她，讓她看看什麼叫真貨，我最後把書忘在她那兒了。]因此，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圖書館員，費了好大勁，才找到了一份維拉科特製作的德累斯頓古本的複製品，把它借給了我。
我又重新把計算搞了一遍，實際上我比上次又有了一點發現：我琢磨出那些「滑稽的數」，實際上是接近於正確週期（583.923）的什麼數的整數倍，而我以前以為那些數是錯誤的——瑪雅人已經意識到584不怎麼對勁！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講座之後，拜爾教授送給我一些彩色的德累斯頓古本的複製品。幾個月後，加州理工學院希望我給帕薩迪納的公眾上同樣的課。羅伯特·羅文（robertrowan），一個房地產商，借給了我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瑪雅神石刻像和陶俑，好在加州理工學院上課用。把那種東西帶出墨西哥，多半是非常違法的。那些東西價值太高，我們僱了保鏢善加保護。
在加州理工學院講課的前幾天，《紐約時報》大肆炒作，報道說，一個新古本已經被發現。當時，已知存世的古本只有三份（其餘兩個，很難弄明白）——成千上萬的古本，都被西班牙牧師當作「魔鬼之書」付之一炬。我有個堂姐妹在美聯社工作，為我搞到了一張《紐約時報》發表的新古本的一張照片，我把它做成幻燈片，也用在我的講座中。
這個新古本，是個冒牌貨。我在講座中指出，其中的數字，在書法風格上，類似於馬德里古本，但確實是236、90、250和8——這也巧合得離奇了！在成千上萬的原書當中，我們又得到了另外一個片斷，上面的東西卻跟原來那個片斷上的東西一模一樣！很明顯，又是那樣，拼湊起來的破玩意兒，沒有一點兒真東西。
那些製造贗品的傢伙，從來沒有膽量捏造某種真正不同的東西。如果你發現了某種確實是新的東西，它必得有點兒不同的東西。真能騙人的東西，應該打火星週期這種東西的主意，炮製一個神話，與之相輔相成，然後再畫些和這個神話有關的圖案，圖案上有些正對火星合適的數字——不能搞得太明顯；最好是弄一些週期倍數表，其中還得有一些神秘的「錯誤」，等等。數字需要花點兒力氣才能搞出來。這樣，大家就會說：「嚯！這玩意兒和火星有關係！」除此之外，裡頭還得有不少東西，沒辦法理解，跟以前看到的東西不完全一樣。那樣才能製造一個好的冒牌貨。
我從「破解瑪雅象形文字」的講座中，得到好大的快樂。我又一次越俎代庖。大家魚貫而入講座大廳的時候，順便瀏覽三個玻璃展櫃，穿制服的武裝保安看著呢，大家對德累斯頓古本彩色複製品和真正的瑪雅古物嘖嘖稱奇。他們聽這個領域的一個業餘愛好者講瑪雅人的數學和天文學，一聽就是兩小時（這個傢伙甚至告訴他們怎麼甄別偽造的古本），聽完了，他們出去了，又欣賞玻璃展櫃。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默裡·蓋爾曼講了六次系列講座，講的是世界上所有語言之間的語言學關係，講得天花亂墜。
巴黎見分曉
我講了一個物理學的系列講座，艾迪生-韋斯利出版公司（addison-wesleycompany）把它搞成了一本書。有一次，吃午飯的時候，我們討論書的封面應該弄成什麼樣子。我認為，因為那個講座是真實世界和數學之間的聯絡，那麼弄一個鼓的圖畫兒，在鼓的上面再弄一些數學圖形——圓圈兒、直線什麼的，表示從震動的鼓膜上飛出的鼓點兒，書裡討論過鼓點兒，這或許是個好主意。
書出來的時候，封面是簡單的紅色，但不知什麼原因，在前言那兒，有一幅我打鼓的照片。我認為，他們把那照片放那兒，是為了滿足他們的一個想頭：「作者本人希望書裡什麼地方有面鼓嘛。」無論如何，人人都會迷惑不解：為什麼那幅我打鼓的照片出現在「費曼講座」的前言裡，因為這照片裡沒有什麼數學圖形，也沒有別的點題的東西。（我喜歡打鼓，這不假，但那是另一檔子事兒。）
在洛斯阿拉摩斯，工作壓力很大，沒什麼法子自我娛樂；沒電影什麼的。但我在那個以前是男子中學的地方，發現了幾個鼓，於是善而藏之。洛斯阿拉摩斯在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那兒有許多印第安人的村子。因此，我就自己找樂子——有的時候是我一個人，有的時候和別的傢伙——只是想鬧點兒動靜出來，打那些鼓。我不知道什麼特別的節奏，但是印第安人的鼓點兒相當簡單，鼓卻不錯，我玩得挺高興。
有的時候，我帶著幾個鼓，到遠處的樹林子裡，免得煩擾別人。
我就用一根棍子，邊打邊唱。我記得，有個晚上，繞著一棵樹轉圈兒，一邊打鼓，一邊仰望月亮，假裝自己是個印第安人。
有一天，一個傢伙來對我說：「感恩節前後，你沒去樹林子打鼓，是吧？」
「去了，是我打的，」
「噢！這麼說，我老婆說對了！」接著他給我講了這麼個故事：
一天晚上，他聽到遠處有鼓樂之聲，就到了樓上去找另一個傢伙，那個傢伙也聽到了。你該記得，這些傢伙都是從西邊來的。他們對印第安人什麼也不知道，可是興趣不小：印第安人一定在舉行什麼儀式，或者在做什麼高興的事兒，這兩個主兒就決定過去看個究竟。
他們往前走的時候，走得越近，鼓聲就越大，他們開始緊張了。他們想起印第安人多半在外圍安排了放哨的，免得別人驚擾他們的儀式。於是他們匍匐在地，循跡前往，直到聲音顯然就在下一個山頭的後面。他們爬到山頂，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只有一個印第安人，自顧自地在那兒舉行儀式——繞著樹跳舞，還用棍子打鼓，還唱著頌神之歌。兩個傢伙悄悄地屈身而退，因為他們不想驚動他：他多半是在發某種咒語什麼的。
他們把這事兒告訴了老婆，老婆們說：「哈，一定是費曼——他喜歡打鼓。」
「別胡扯了！」兩個男人說，「即使是費曼，也不會瘋到那個份兒上！」
因此下個星期，他們就著手把誰是那個印第安人這事兒弄清楚。附近的印第安保留地的幾個印第安人，在洛斯阿拉摩斯工作，於是他們就問一個在技術區當技師的印第安人，那能是誰啊。這個印第安人問了一圈兒，但別的印第安人都不知道那可能是誰，但有個印第安人是例外，沒人能跟他講話。他是個瞭解自己民族的印第安人：他背後有兩條大辮子，頭高高地昂起；無論什麼時候他走到哪兒，都是高視闊步，器宇軒昂，獨自一人；沒人可以和他說話。走到他跟前去問點兒事兒，你會害怕的；他太威嚴了。他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沒人有膽量去跟這位印第安人打聽事兒，他們斷定樹林子裡的那位，必定是他了。（得知他們找到了這麼一位典型的印第安人，這麼一位魅力十足的印第安人，一位我可能是他的印第安人，我很高興。被人錯認成他，太光榮了。）
那個問過我的夥計，心有不甘——丈夫總是樂於證明妻子不對——正如丈夫經常發現的那樣，他發現他老婆說得相當對啊。
我鼓打得相當好了，有聚會的時候，我就打。我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我只是打出點兒節奏——結果我打鼓打出了名聲：在洛斯阿拉摩斯這地方，人人都知道我喜歡打鼓。
等戰爭結束，我們重返「文明」世界，在洛斯阿拉摩斯那兒的人，跟我逗樂兒說，我再也不會打鼓了，因為鼓的動靜也太聒人了。還因為我想在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那兒當個體面的教授，指不定在什麼時候，我會把我待在洛斯阿拉摩斯時候買的鼓賣掉。
第二年夏天，我回到了新墨西哥州，去寫報告，等我又看到了那些鼓的時候，我就技癢難耐了。我又買了個鼓，心裡想：「這次我要把這鼓帶回去，只是為了可以看看它。」
到康奈爾大學那年，我的那套小單元房是在一個大樓房裡。我把鼓放在那兒，只是為了看看，但是，有一天，我確實忍不住了：我說：「也罷，我只是得小聲點兒敲……」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鼓夾在兩腿之間，用手指頭輕輕敲擊：叭叭叭、叭嘟叭。然後，聲音稍微大了一點兒——這也夠誘惑我的了！我再大點兒聲音，梆！——電話響了。
「哈嘍？」
「俺是你的房東啊。是你在下面打鼓嗎？」
「是；非常對不……」
「這也太好聽了啊。俺能下去湊近點兒聽聽嗎？」
從那次以後，我一打鼓，我的女房東就下樓來聽。這樣就無所顧忌了。從此以後，我有得玩兒了，打鼓。
大約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從比屬剛果來的女士，她給了我幾張為做人種學研究用的唱片。在那年頭，那種唱片稀奇，上頭是非洲牧牛人和其他部落的鼓樂。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牧牛人鼓手，我也經常模仿他們——模仿得不十分像，但聽起來像是那麼個動靜——我因此也搞出了不少節奏。
有一次，我在娛樂廳，深夜，沒幾個人，我拿了個垃圾桶，開始敲打桶底。樓底下的一個傢伙跑上來，說：「嗨！你打鼓啊！」說來說去，他才是個真懂打鼓的，他教我怎麼演奏古巴手鼓（bongo）。
音樂系有個傢伙，收藏了一些非洲音樂唱片，我就到他家裡打鼓。他還為我錄了音，後來在他的晚會上，他玩兒一個遊戲，名叫「非洲還是伊薩卡？」他放一些鼓樂，然後讓大家猜，你聽到的那個音樂，是在非洲大陸上弄出來的，還是本地的土產。這就是說，我那時候，相當擅長模仿非洲音樂。
等我去了加州理工學院，我經常到落日帶那地方去。有一次，那兒有一群鼓手，領頭的是從奈及利亞來的一個大塊頭夥計，名叫尤卡努（ukonu），在一個夜總會里奏的那個鼓樂，真叫妙——只有打擊樂。那位副頭，對我尤其好。邀請我上臺和他們一起演奏點兒東西。於是我走到臺上。和別的傢伙們一起打了一陣子鼓。
我問副頭，尤卡努可曾授課，他說，對。因此，我經常到尤卡努住處去，那地方離世紀大道（centuryboulevard）很近（那就是後來的瓦特騷亂髮生的地方），去聽打鼓的課。課上得不太有效：他四處亂轉，跟別人說話，各種各樣的事情時不時地來打岔兒。但等他們工作的時候，大家都非常興奮，我跟他學了不少。
尤卡努住處附近的舞會，白人沒幾個，但和今天相比，舞會悠閒得多。有一次，我們搞了個打鼓比賽，我打得不太好。他們說我鼓打得太「書生氣」，他們的衝勁兒足得多。
有一天，那是加州理工學院，有人給我打電話，語氣嚴肅。
「我是技校的校長特勞布律治（trowbridge）先生。」這是個很小的私立技校，就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斜對面。特勞布律治校長繼續官腔十足地說：「我這兒有您的一位朋友，他想跟您說句話。」
「說吧。」
「哈嘍，迪克！」是尤卡努啊！原來技校的校長，不像他把自己造作的那麼官腔，他非常幽默。尤卡努到那個學校去為孩子們演奏，因此他請我過去，跟他同臺演出。於是我們就一塊兒為孩子們演奏了：我打古巴小鼓（放在我辦公室的那個），來給他的大檀巴（tumba）鼓伴奏。
尤卡努定期做的一件事兒，是到許多學校談非洲鼓，鼓點兒是什麼意思，談音樂。他性格很好，笑容如菊：他是個很好、很好的人。他鼓打得攝人魂魄——他出過唱片——卻在這兒學醫。在奈及利亞爆發了戰爭的時候——或許是在戰爭之前——他回國了，我不知道他怎麼樣了。
尤卡努離開之後，我鼓打得不多了，除了偶爾在晚會上打打，給大家助助興而已。有一次，我在羅伯特·萊頓（leighton）家做客吃飯，他兒子拉爾夫和一個朋友，問我想不想打鼓。想到他們這是要我唱獨角戲，我說不想。但他們接著就在幾個小木頭桌子上敲開了鼓點兒，這我就忍不住了：我也拉來張桌子，我們三個在這些小木頭桌子上演奏，弄出好些非常有意思的聲音。
拉爾夫和他的朋友湯姆·魯提少瑟（tomrutishauser）都喜歡打鼓，我們開始每週聚會，即興演奏，琢磨節奏，弄點兒玩意兒。這兩個傢伙是真正的音樂家：拉爾夫彈鋼琴，湯姆拉大提琴。我乾的，是節奏，音樂我是一竅不通，在我看來，我打的節奏不過是不同音高的鼓點兒而已。但我們搞出了許多很好的節奏，還在幾個學校演奏來逗孩子們開心。我們還在當地一個學院的舞蹈班演奏節奏——我在布魯克林工作的那一陣子，也這麼尋開心——我們自稱「三夸克樂隊」，因此你可以琢磨出那是什麼時候的事兒。
有一次我到溫哥華給學生講課，他們在地下室裡舉辦了個晚會，一個真正火辣的搖滾風格的樂隊在演奏。這個樂隊蠻不錯：他們有一副多餘的頸鈴放在那兒，他們慫恿我玩這個東西。我於是就玩了一會兒，因為他們的音樂節奏感太強（頸鈴只是個陪襯——你不會把音樂搞亂），我還真玩得起勁了。
晚會結束後，組織晚會的那傢伙告訴我，樂隊長說：「嚯！那個過來玩頸鈴的傢伙是誰啊！他還真能用那麼個玩意兒弄出個節奏來！順便問一句，這個晚會是為一個大人物開的——你知道，他壓根兒沒來，我還沒看見他是誰呢！」
加州理工學院有個劇團。有些演員是學院的學生；另外一些是從外邊來的。每當有個小角色，比方說，一個警察，要來逮捕一個人，他們就讓一個教授來演。這總是個很有效果的玩笑——教授上臺了，抓走個人，又下臺了。
幾年前，這個劇團正在演《男生和女生》（guysanddolls），有一場戲，是男主角把個女孩兒帶到了哈瓦那，他們在一個夜總會里。導演認為，讓我來演戲臺上的這個夜總會里的一個邦戈鼓手，這個主意不賴。
第一次排練，我去了，正在導演的那個女士，指著樂隊指揮說：「傑克把樂譜拿給你看看。」
哎喲，我可傻眼了。我不會讀樂譜；我還以為，我做的不過是到臺子上弄出點動靜而已。
傑克坐在鋼琴跟前，他指了指樂譜，說：「好了，你從這兒開始，你看，你弄這個。然後呢，我彈卟啷、卟啷、卟啷。」——他在鋼琴上彈了幾個音符。他翻開這一頁。「然後呢，你演奏這個，接著我們倆都停下來，讓他們念臺詞兒，看到吧，就這兒。」——他又翻了幾頁，說：「最後，你演奏這個。」
他給我看的這種「音樂」，是某種發瘋的小×，夾在豎線和橫線之間。他一個勁兒跟我說這玩意兒，以為我是個音樂家呢；要我記住這個，完全不可能。
幸運的是，第二天我病了，不能參加下次排練了。我求我的朋友拉爾夫替我去，因為他是個音樂家，他該知道那都是什麼玩意兒。拉爾夫回來說：「事情不是那麼糟糕。首先，在開始的時候，你必須弄得準才行——因為是你為樂隊其他人定節奏的，好讓他們踩著點兒跟進來。但是，等樂隊進來了，那就類似於即興演奏了，再就是有的時候，我們得為臺詞停一停，但是，根據樂隊指揮的手勢，我覺得我們能琢磨出什麼時候該停。」
可同時我已經讓導演接受拉爾夫了，這麼說，我們兩個都得上臺了。他打檀巴，我打手鼓——這使我覺得容易得太多了。
拉爾夫告訴我這個節奏是怎麼個樣子。那一定只敲二十或三十下，但不可多敲，也不可少敲。我從來也沒像這樣玩兒過，敲準了，還真不容易。拉爾夫耐著性子給我解釋，「左手，再右手，再雙手，然後右手……」我乾得很賣力，最後，慢慢地，我開始能把節奏剛好敲得準。這花費了漫長的時間——好多天——才掌握了。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去排練，發現了那兒有個新鼓手——一直在那兒的那個鼓手，幹別的去了——我們向他做了自我介紹。
「嗨。在哈瓦那那場上臺的，就是我們倆。」
「哦。嗨。讓我在這兒找找那場……」他翻到那場戲在的那一頁，摸出鼓槌，說：「哦，這一場，是由你們起頭兒的，這麼弄……」他拿鼓槌敲鼓邊兒，乒梆、梆啊梆、乒啊乒、梆梆，快得不能再快了，他眼還看著樂譜呢！沒治了！我忙活了四天啊，才搞準了那個鬼節奏，他卻信手就打起來！
無論怎麼說，經過一遍又一遍的練習，我最後也打得準了，而且真在劇裡打呢。演出非常成功：人人都喜歡看這位教授在臺上打手鼓，音樂也不那麼壞；但是，開頭那部分，不能亂改的：真是難。
在哈瓦那夜總會那場戲裡，幾個學生必須按照舞蹈設計來跳某種舞。因此，導演找到了加州理工學院一傢伙的妻子，那個時候，她在「環球電影廠」（universalstudios）當編舞，來教小夥子們怎麼跳。她喜歡我們的鼓樂。等戲演完了，她問我們願不願意為舊金山的一個芭蕾舞團打鼓。
「什麼？」
是的。她即將到舊金山，為那兒的一個小芭蕾舞學校的一個芭蕾舞當編舞。她想創造這麼一種芭蕾舞，音樂全是打擊樂。她希望拉爾夫和我，在她啟程之前，到她家一趟，去演奏一下我們知道的不同的節奏。根據我們打的節奏，她將編一個與節奏相配的故事。
拉爾夫有點兒擔心，但我唆使他去冒這個險。然而，我強烈要求她不要告訴那兒的任何人，說我是物理學教授，諾貝爾獎的得主，或者什麼其他的大腕兒。正如塞繆爾·約翰遜所言，如果你看到一條狗用兩條後腿走路，了不起的不是它走得多麼好，而是它竟然那麼個走法。我願意打鼓，但我打鼓僅僅是打而已。如果大家把我當成個喜歡打打鼓的物理學教授，我就不喜歡了；我們就是她在洛斯阿拉摩斯找到的音樂家嘛，到這兒來演奏他們作的這個鼓樂。
於是我們就去了她家，演奏了我們編的好多種節奏。她做了記錄，很快地，就在當天晚上，她腦袋裡捏造出了個故事，說：「得，這一段，我要求重複五十二次；那一段，四十小節長；還有這個、那個， ；這個、那個……」
我們回家了，第二天晚上在拉爾夫家裡錄了一盤磁帶。我們花了幾分鐘，演奏了全部的節奏，然後拉爾夫用他的錄音機剪剪接接，讓每段長度合適。她動身的時候，帶了一份我們的磁帶，開始在舊金山訓練她的舞蹈家們。
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練習磁帶上的那些東西：這一段，迴圈五十二次，那一段，迴圈四十次，等等。我們當時即興演奏的東西（又經過剪輯），現在卻不得不亦步亦趨地學會。我們不得不模仿我們自己的倒霉磁帶！
節拍掐得準，是個大問題。我認為拉爾夫會知道怎麼個弄法，因為他是個音樂家嘛，可我倆都發現這事兒滑稽。在我們的腦袋裡，「演奏部門」也是管掐節拍的「說話部門」——我們不可能同時又演奏，又數節拍！
等我們到舊金山進行首次排練的時候，我們發現，看著舞蹈演員，我們就不必掐節拍了，因為舞蹈演員的動作是有章可循的。
因為人家把咱們當成了專業音樂家，而我不是，我們遭遇了許多事兒。比方說，有一場戲，說的是一個乞討的婦女，在加勒比海的海灘上篩沙子，而那些上流社會的貴婦們就在那海灘上，她們在這個芭蕾舞劇一開始的時候就上場了。編舞用來創造這一場景的那個音樂，用的那個特別的鼓，是拉爾夫和他爸爸在好幾年前以業餘手法造的一個東西，我們怎麼也不能讓它弄出好聽的聲音來。但是，我們發現，如果我們坐著椅子面對面，把這個「神經錯亂的鼓」夾在我們的膝蓋中間，一個傢伙打，嗶嗒、嗶嗒、嗶嗒、嗶嗒、嗶嗒，用手指快快地打，不停地打，另一個夥計，用兩隻手在不同的地方擠壓這個鼓，它就會變調兒。它現在就弄出這種怪有意思的動靜：卟嗒、卟嗒、卟嗒、嗶嗒、唄嗒、唄嗒、唄嗒、嗶嗒、卟嗒、卟嗒、卟嗒、吧嗒。
好了，演丐婦的那個舞蹈演員，希望音樂有起有伏，來應和她的舞蹈（我們的磁帶上的鼓樂，和這場不搭界），於是她就進一步為我們解釋她要怎麼跳：「首先，我這樣做這四個動作；然後呢，我這樣前傾，篩沙，篩八個數；然後呢，我站起來，再這麼個轉法。」孫子才跟得上這一大套，於是我打斷她的話頭。
「你只管去跳，我隨著你演奏。」
「但你不想知道這個舞是怎麼往下走的嗎？你瞧，等我篩了第二下沙的時候，我就這麼個樣子來它八下。」這沒用。我什麼玩意兒也記不住，我又想打斷她，但是接著就有這麼個問題：我看起來不像個真正的音樂家啊！
很好，拉爾夫非常圓滑地給我打圓場，他解釋說：「對這種情況，費曼先生有獨特的處理技巧：在他看著你跳的時候，他寧願把這個舞蹈的動力學原則，直接地、直覺地，發展出來。讓咱們像那樣試一把，要是你不滿意的話，我們可以再作修正。」
噢，她是個一流的舞蹈家，你可以預見她下面怎麼個跳法。如果她要去挖沙，她會擺出個往沙裡拱的架勢；每一個動作，都是平滑的，都在你的預料之中，這我就非常容易用手弄出卟呲和卟啥啥和卟嗒嘶和嗶嗒嘶這樣的聲音，和她正在弄的舞蹈動作，配合得天衣無縫，她對此很滿意。我們就這麼混過去了，差點兒露餡兒。
這個芭蕾舞，算是成功的。儘管觀眾不多，那些來看演出的人，非常喜歡它。
在我們到舊金山排練和演出之前，我們對這整個主意，把握不大。我的意思是，這位編舞愚不可及：首先，這個芭蕾舞只有打擊樂；其次，我們還沒好到能為芭蕾舞作曲的地步，無功受祿，實在是瘋了！就我而言，我從來沒有什麼「文化」，到頭來卻為一個芭蕾舞當起了職業音樂家，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就是嘛。
我們原以為她找不到願意隨著我們的鼓樂跳舞的芭蕾舞演員。（事實上，就有一位是來自巴西的大明星，葡萄牙領事夫人，認為她跳這個舞，掉價兒。）但其他的舞蹈家好像非常喜歡它，當我們在第一次排練中為她們伴奏的時候，我心甚慰。當她們聽到我們的節奏真正是怎麼個動靜的時候（此前，她們一直用一個小卡式錄音機來聽我們的磁帶罷了），她們所感到的那種愉悅，是發自心底的；當我看到她們對我們的現場演奏是怎麼樣反應的時候，我信心大增。從看演出的人們的評論來看，我們意識到，我們大功告成了。
這位編舞想在第二年開春，還用我們的鼓樂搞另外一個芭蕾舞，於是我們又重複了一遍這個程式。我們錄了個磁帶，節奏更多，她也捏造了另外一個故事，這一次，背景是在非洲。我和加州理工學院的芒格（munger）教授談過，學會了幾個真正的非洲短語，好在開頭兒時唱（噶哇—巴女嗎—噶哇—喔，或者類似這麼一種調子吧），我練習發音，練到還真像是那麼回事兒。
後來，我們到了舊金山排練了幾場。我們剛到的時候，發現她們有個麻煩。她們不知道怎麼把象牙弄在臺子上好看。她們用紙糊的象牙太難看；在這種象牙面前跳舞，幾個舞蹈演員都覺得尷尬。
我們沒提供什麼解決方案，只是靜觀表演家們下星期來排練的時候，會有什麼事兒。與此同時，我安排好了去訪問維爾納·埃哈德（wernererhard）教授，我是在他主辦的一個會上認識他的。我在他漂亮的家裡坐著，聽他給我解釋什麼哲學或者觀念，突然之間，我一下子進入了催眠狀態。
「你這是怎麼了？」
我爆著眼珠子叫：「象牙！」就在他身後，在地板上，放著一些巨大、粗壯、漂亮的象牙！
他把象牙借給了我們。這些象牙，在戲臺上漂亮極了（演員們鬆了一口氣）：真正的象牙，超大的象牙，謝謝維爾納·埃哈德的好意。
我們的編舞轉移到了東海岸，在那兒上演他的加勒比芭蕾舞。我們後來聽說，她用那個芭蕾舞參加全美國的編舞大賽，得了第一名或者第二名。受了這一次成功的鼓舞，她參加了另一次比賽，這次是在巴黎，是全世界的編舞大賽啊。她帶去了我們在舊金山錄製的一盤高質量錄音帶，在法國那兒訓練幾個舞蹈演員，來演出那個芭蕾舞的一個小片斷——她就是那麼進入大賽的。
她幹得真不賴。她進入了最後一輪，剩下的只有兩個團——拉脫維亞的一個團，用正統的舞蹈演員，跳標準的芭蕾舞，伴以漂亮的古典音樂；一個美國的團，獨行其是，只用兩個演員，是她在巴黎訓練的，跳的那個芭蕾舞，除了鼓樂，沒有別的。
觀眾最喜歡她，可是那個比賽，不看誰最受歡迎，評委們判拉脫維亞人獲勝。她後來去找評委，想知道她的芭蕾舞，弱點何在。
「哦，夫人，音樂不太令人滿意，不夠細膩。漸強音控制欠佳……」
如此說來，我們起碼可以發現：等我們來到那些真有文化的巴黎人面前的時候，他們懂得鼓樂，我們就不及格了。
另類狀態
我曾經每星期三到休斯飛機公司（hughesaircracompany）去講一堂課，有一天，我去得稍微早了些，就和那個接待小姐打情罵俏，像往常一樣，偏偏這個時候來了六七個人——一個男的，一個女的，還有另外幾個。我以前沒見過這些人。男的說：「費曼教授是在這兒開講座嗎？」
「找對地方了。」接待小姐回答。
男的問，他這幫人能不能來聽聽課。
「我覺得你們不會太喜歡，」我說，「講的是某種專業的玩意兒。」
很快，那女的，她很聰明，咂摸出味兒了：「敢情你就是費曼教授！」
後來才知道，那男的就是約翰·力利（johnlilly），他早先研究過海豚。他和他妻子做過一些感覺缺失的研究，建造了一些箱子。
「在那種情況下，你會發生幻覺，確有此事？」我興致勃勃地問。
「確有此事。」
我總是對夢境和其他闖到你心靈中的形象著迷，這些東西沒有直接的感官來源，這東西在腦袋裡是怎麼搞的，我想看看幻覺。我一度想吃毒品，但我有點兒害怕這個：我喜歡思考，我不想把這個思考的機器報廢了。但是，就那麼躺在感覺缺失的大箱子裡，在我看來，似乎不會有什麼心理上的危險，因此，我急不可待地想嘗試一下。
我很快就接受了力利兩口子的邀請，要去試試大箱子。從他們那方面講，這邀請是個好意，他們也和他們那幫子人來聽我講課嘛。
因此，下個星期，我就去嘗試大箱子了。力利先生為我介紹大箱子，他對其他人也得這麼解釋。裡頭有許多燈泡，跟霓虹燈似的，裡頭有不同的氣體。他給我看了元素週期表，還神秘兮兮、裝腔作勢地說了一些不同的燈有不同的作用的話。他告訴我，你怎麼把鼻子頂著鏡面看自己，這是準備著進入大箱子——裝神弄鬼、怪里怪氣的事兒，應有盡有。我沒在意那些胡說八道，但我亦步亦趨地都照著做了，因為我想進大箱子，我也想，或許這樣的準備工作，能使你比較容易地得到幻覺。因此，我照他說的，什麼都做了。唯一困難的事兒，是選擇我希望的顏色的燈，特別是想到這箱子裡該是一片黑暗。
感覺缺失箱，像個大澡盆，但有蓋兒蓋著。裡頭伸手不見五指，因為蓋子很厚，裡頭也沒聲音。有個小氣泵，往裡打空氣；但是，我後來知道，你用不著擔心空氣的事兒，因為裡頭的空氣體積很大，你在裡頭只待兩三小時；在你呼吸如常的時候，你實際上消耗不了太多空氣。力利先生說，在那兒弄了氣泵，是安慰人心的，因此我琢磨出那僅僅是心理作用，就要他把氣泵關了，因為它有點兒噪聲。
箱子裡的水裡有瀉鹽，它就比普通的水密度大，因此你很容易漂著。溫度控制得和體溫一樣——他都計算過了。裡頭應該沒有光，沒有聲音，沒有溫暖感，什麼也沒有！偶爾你或許會漂到邊上，輕輕地觸到箱壁，或者由於頂壁上的凝結作用，或許會落下一滴水來，但這種小小的擾亂是很稀罕的。
我一定去過十幾次，每次在箱子裡待大約2.5小時。第一次，我沒什麼幻覺；但是，既然我已經進過箱子，力利兩口子就把我介紹給一個據說是醫生的人，他告訴我一種藥，叫克他命（ketamine），這是作麻醉劑的一種藥。和在你入睡的時候發生的事有關係的問題，或者和你突然發生故障的時候發生的事有關係的問題，我一直很感興趣，因此他們給我看了那種藥的說明書，給了我正常劑量的十分之一。
我這種感覺透著怪；每當我想分辨出這是個什麼作用的時候，我從來也不能搞得清楚。比方說，這種藥，對我的視覺很有作用；我覺得我看不清楚東西，但是，當我努力看什麼東西的時候，沒問題。類似是這麼回事兒：好像你不在乎看不看東西似的；你乾乾這個，乾乾那個，一種糊里糊塗的感覺；但是，你一看東西，你一集中精神，起碼有那麼一小會兒，一切正常。我拿過他們的一本書，有機化學的書，看一個表格，複雜的東西，寫得滿滿當當，我很吃驚，我能讀那些東西。
我還幹了各種各樣其他的事兒，比方說，把兩隻手從老遠往一塊兒靠，看能不能讓手指頭互相碰在一起，儘管我有一種全然失去方向感的感覺，一種無能為力地做事兒的感覺，但我從來也沒有發現有一件事兒，我做不了。
前面說過，第一次，我全然沒有幻覺；第二次，我全然沒有幻覺。但是，力利兩口子，是兩個很有意思的人，跟他們在一塊兒，我非常非常愉快。他們經常給我午飯吃，等等；過了一陣子，我們開始討論另一個層次的事兒，不像開始那樣談燈的事兒。我發現，別人覺得感覺缺失箱子，不知怎麼，可怕；但對我而言，那是一種很有意思的發明。我不害怕，因為我知道那是什麼玩意兒：那不過是一個裝著瀉鹽水的大箱子罷了。
第三次，有個男人來訪——我在那兒見到過許多有意思的人——他告訴大家，他叫巴巴·拉姆·達斯（babaramdas）。他這個夥計，是哈佛大學的，到過印度，寫了本書，名叫《此時此地》（beherenow）。他講述他的印度大師教他如何得到「魂魄出竅的體驗」（這種字眼兒，我在佈告欄裡經常看到）：凝神於氣息，凝神於氣息怎麼樣從你的鼻孔進進出出。
為了得到幻覺，我想，我是什麼都會試的，於是我就進了箱子。在這個遊戲進行到某個階段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很難解釋——我向旁邊移了一英寸。換句話說，我不是在我正中間呼吸，一吸一呼，一吸一呼：我的自我往邊上移動了一點兒，大約移動了幾釐米。
我想：「現在，我的自我在什麼部位？我知道，人人都認為，思想的寶座，在大腦裡；但他們怎麼知道是那樣？」通過讀書，我已經知道，在大量的心理學研究搞出來之前，自我在哪兒，大家不是那麼清楚。比方說，希臘人認為，思想坐落在肝裡。我百思不得其解：「孩子們看到人家摸著腦袋說，‘讓我想想’，就瞭解到自我坐落在哪兒，可不可能是這樣？因此，自我坐落在上頭那兒，在眼睛背後，這麼一個觀念，就自然而成了！」我琢磨著，如果我能把我的自我往邊上移動幾釐米，我就能把它移得更遠些。這就是我的幻覺的開始部分。
我努力嘗試，過了一陣子，我順著脖子，把我的自我弄到了胸膛正中間。在有一滴水落到我肩膀上的時候，我覺得這滴水是在「上方」，在「我」所在的地方的上方。每有一滴水滴下來，我都打一激靈，我的自我就順著脖子跳回本來的地方。起先，每次要下去，得費不少事；但是，漸漸地，事兒容易了。我能把我的自我一路送到恥骨那兒，偏在一邊；但有一陣子，我只能走得那麼遠了。
另有一次，我在箱子裡，那次我決定看看我能不能把自己移到恥骨那兒，我應該能徹底到我的身體外頭去。因此，我能「在我不在的另一邊」。這很難解釋——我動動兩隻手，撥拉水；儘管我看不見我的兩隻手，但我知道手在哪兒。但是，和真實生活裡的不同，在真實生活裡，手是一邊一隻，位置靠下，現在兩隻手卻在同一邊！我手指頭上的感覺，其他的一切，都跟往常一模一樣，只是我的自我在我身外，「觀察著」這一切。
從那以後，我幾乎次次都有幻覺，還能把自己移動得越來越遠，一直移到我身體之外。後來弄到這個地步：當我晃動手的時候，我把手看成了某種機械的東西，一上一下地動——手不是肉的了，是機械。但我仍然能感覺一切東西。感覺和動作完全協調一致，但我也有「他在那兒」這麼一種感覺，「我」甚至到了屋子外，最後，我在遊蕩，走過了一段距離，到了我以前看到過發生什麼事兒的一些地方。
我有許多種類的靈魂出竅的經歷。有一次，比方說，我能「看到」我後腦勺，還把手放在後腦勺上。當我動手指頭的時候，我看見手指頭在動，但是在四個指頭和大拇指之間，我看到了藍天。當然，那是不對的；那是幻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動手指頭的時候，手指頭的動作和我想象的我正在看到的動作，是完全協調一致的。整個景象將出現，和你感覺到的、做的事情是一致的，這和你早晨慢慢起來的時候很相似，你碰到什麼東西（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突然事情清楚了，你知道那是什麼。因此，這整個景象突然出現，只是它不同尋常，這意思是說，你通常是想象自我坐落在後腦勺的前頭，可現在，你卻把自我想象得在後腦勺的後頭。
在我有了一個幻覺的時候，在心理上，有一件事兒，總讓我鬧心：我或許是睡著了，因此那就僅僅是做夢罷了。和夢有關的體驗，我已經有了，我想要新的經驗。那是一種傻呆呆的狀態，因為，在你有了幻覺的時候，事情是那麼個樣子，你就不十分敏銳，因此你就讓你的心靈去做這些傻事兒，比方說，去檢查你是不是在做夢，因此，我總是檢查我是不是在做夢——因為我的手經常在腦袋後頭——我就互相摩擦兩個大拇指，前前後後地摩擦，找到感覺。當然，我倒可能是夢見到了這些，但我沒做夢：我知道那是真的。
在開頭這段時間，你有了幻覺就興奮，這一興奮，幻覺就「跳出去了」，或者停止了；這段時間一過去，我就能放鬆下來，就能有長時間的幻覺。
一兩個星期之後，對計算機是怎麼工作——特別是資訊是怎麼儲存的——對腦子是怎麼工作，我想了很多。這個領域的有趣問題之一，是記憶是怎麼儲存在腦子裡的：和機器相比，你能從如此多的不同方向把記憶調出來——要得到記憶，你不必用一個正確的地址直接奔它而去。如果我想得到「rent」（租借）這個詞兒，比方說，我要用這個詞兒來填拼字遊戲，這個遊戲有個詞兒，開頭兒是「r」，結尾是「t」；我可以想起各種各樣的收入，或者想起像借入和借出這樣的活動；想到了這些，那就可以導致各種各樣的其他記憶或資訊。我在琢磨怎麼搞出個「會模仿的機器」，它將像小孩兒那樣學語言：你可以和這個機器談話。但是，我琢磨不出怎麼把一些事情有條理地儲存起來，以便這機器根據自己的需要，把它再調出來。
對這個發現，我一時揚揚自得，出了箱子，衝了澡，穿上衣服，開始駕車到休斯飛機公司上我每週一次的課。大約是在我從箱子裡鑽出來四十五分鐘之後，我第一次突然意識到，關於記憶是怎麼儲存在腦子裡這個問題，我是一丁點兒想法也沒有；我的那些想法，全是幻覺，是關於怎麼把記憶儲存在腦子裡這個問題的幻覺！我「發現」的東西，和記憶在腦子裡的儲存方式，風馬牛不相及；它和我跟我自己玩兒的這些遊戲，倒真有關係。
在我早先訪問力利兩口子的時候，在許許多多關於幻覺的討論中，我一直竭力向力利和其他人解釋：東西是真的，這麼一種幻覺，並不反映真實的現實。如果你看到了些金球，或者看到了別的什麼玩意兒，看到了好幾次，而且，在你發生幻覺的過程中，這些金球還跟你談話，告訴你，它們是另外一種智力生物，這不意味著它們真是另外一種智力生物，只意味著你得到了這麼一種特別的幻覺而已。就是這個時候，我有了這麼一種強烈的感覺，要發現記憶是怎麼儲存的；令人驚訝的是，花了四十五分鐘，我才意識到，我一直向人家解釋的那個玩意兒，是個錯誤。
我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幻覺，是不是像夢那樣，受到你心裡已有的那些東西的影響？——那些東西，來自你當天或者以前的經歷，或者來自你希望看到的那些東西。我相信，我有靈魂出竅的經驗，其原因，就是在我要鑽進箱子之前，我們討論的，就是靈魂出竅。我有關於記憶怎麼儲存在腦子裡的這樣一個幻覺，我認為，其原因是，我整整一個星期一直在思考那個問題。
關於經驗的真實性問題，在那兒，我和各種各樣的人進行了大量討論。他們爭辯說，在經驗科學中，如果關於某事的經驗可被重複產生，那麼某事就被認為是真的。因此，當許多人看到金球跟他們說話，多次都是這樣，那麼那些金球就是真的了。我的主張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有人進入箱子之前，討論到了那麼一點兒關於金球的事兒，因此，這個人在進入箱子的時候，他那心靈已經在想著金球的事兒了，他在幻覺中的時候，就看到了近似於金球的某種東西——倒也可能是藍色或者什麼色的球——他就認為他在重新制造出這種經驗。有些人，就有一種隨聲附和的趨勢，他們之間的那種一致意見，和你在實驗當中得到的那種一致意見，這兩者在種類上的區別，我覺得，我是明白的。說出這種區別，何其容易——但給它個精確的定義，卻是這麼難，這事兒真讓人忍俊不禁！
我相信，在幻覺當中，沒有什麼玩意兒，能夠超過身在這個幻覺之中那一個人的內在心理狀態。但是，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經歷了許多經驗，他們相信，在幻覺中，有真實在。我的這個看法，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釋夢者能取得不小的成功。舉個例子，有些精神分析學家，談論各種各樣的象徵物的寓意，這就算是對夢的解釋。然後呢，這些象徵物果真接著就出現在夢境中，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啊。因此，我認為，也許是這樣，對幻覺和夢的解釋，是一種自體繁殖的過程：多多少少，你會一般性地成功解釋它，特別是在你發生幻覺或夢境之前，跟人家仔細討論過這種事兒。
一般說來，我花大約15分鐘就能讓一個幻覺執行起來；但是，有幾次，我事先吸了一點兒大麻，幻覺就來得很快。但15分鐘，對我來說，已經足夠快了。
經常發生的一件事兒，是這樣：正當幻覺在進行著的時候，會出來一些可以說是「垃圾」的玩意兒：有些直接就是亂七八糟的形象——純粹的、隨機的廢物。我試圖記住某些垃圾，以便能對它們再梳理一番，但要記住，可難了去了。我想，我能接近在我開始沉沉入睡的時候發生的事兒：清晰的邏輯聯絡是有的，但是，是什麼東西讓你想起了你正在思考的那個東西，你卻記不得了。實際上，你很快就忘記了你正在努力要想起來的東西。我只記得和芝加哥的白色路標類似的東西，上頭還有個小凸物，然後它緊接著就消失了。總有這類東西。
力利先生有多種不同的箱子，我們也做過許多不同的實驗。從幻覺這一角度說，那些箱子，似乎沒什麼不同，而且，我開始確信，這種箱子，是不必要的。既然我看明白了怎麼搞法，我就意識到，你只需要安安靜靜地坐著就成——費事搞這些絕對超級的大騙術，有必要嗎？
因此，等我回家的時候，我就把燈都關了，在客廳的一把舒服的椅子上坐著——試了又試——怎麼也不靈。在感覺缺失箱子之外，我從來沒能發生幻覺。我當然喜歡在家裡體驗幻覺，我不懷疑，如果你多多練習，你也可以陷入冥想和幻覺，但我不想練習。
野狐禪科學
中世紀，發瘋的念頭，五花八門，比方說，犀牛角能壯陽。然後就發現了一個辦法，來把這些發瘋的念頭兒按種類分開——這方法是拿一個念頭來試試，看它靈不靈；如果不靈，清除之。這種方法系統化了，當然，系統化為科學了。這方法發展得蠻不錯，因此我們現在就處在科學的時代了。置身於這麼一個科學時代，事實上，我們都很難理解巫醫怎麼可能曾經存在過，他們當時提出的那些玩意兒，確實沒有靈的——或者說，靈的只有一丁點兒。
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也能碰到不少人，說著說著，就把我扯進了飛碟、占星術、某種神秘、意識感應、另類知覺、超感官知覺，雜七雜八的。我的結論：現在還不是一個科學的世界。
大多數人相信這麼多的奇妙事兒，我就決定調查一番他們為什麼相信。一直有人說我有探究的好奇心，他們說的這種東西，使我身處困境：在這兒，我發現了這麼多的垃圾，簡直能把我陷入滅頂之災。我首先開始調查各種各樣的神秘觀念，還有神秘體驗。我鑽進了封閉的箱子裡，得到了若干小時的幻覺，因此我就知道了幻覺的一些事兒。然後，我到了伊薩倫（esalen），這個地方是這類思想的溫床（那是個奇妙的地方，你該去一趟）。我又遭到了滅頂之災。我沒想到，那種玩意兒會有那麼多。
在伊薩倫，那兒有一些大浴室，溫泉供應熱水，建在高於海平面10米的礁石上。我有一次最愉快的經歷：我坐在一間浴室裡，俯瞰海浪拍打那岩石嶙峋的海岸，仰視萬里無雲的碧藍長天，研究那個美麗的裸體悄然無聲的出現，把自己安頓在我身處其中的這個浴池裡。
有一次，我坐在一個浴池裡，其中有一個漂亮的女孩兒，和一個傢伙坐在一塊兒，那傢伙似乎並不認識她。我立刻就開始想：「嚯！我怎麼跟這個漂亮的裸體寶貝兒搭訕搭訕？」
我正琢磨著說什麼呢，那傢伙對她說：「我呢，呃，正在研究按摩。能不能，在你身上做做練習？」
「當然。」她說。兩個人出了浴池，她就近躺在一張按摩床上。
我心裡想：「這臺詞兒說得真叫棒！我是琢磨不出那種話頭的！」他開始摩擦她的大腳趾頭。「我想我摸到了。」他說，「我摸到了類似一個坑兒的東西——那是腦垂體嗎？」
我脫口而出：「夥計，你離腦垂體何止十萬八千里！」
他們盯著我，驚駭莫名——我已經脫了浴衣——我說，「那叫足部反射療法！」
我迅速閉眼，作冥思狀。
那類讓我頭暈的事兒，這算是一例。我也考察過超感知覺和特異功能現象，最近的大熱門，是尤里·蓋勒（urigeller），據說這人用手指頭搓搓鑰匙，就能把它弄彎。於是我就接受他的邀請，去了他的旅館房間，去看讀心術和彎曲鑰匙。他做的讀心術，都不那麼成功；我猜，沒人能讀得透我的心思。我的男孩兒拿著一把鑰匙，蓋勒就摩擦它，但什麼事兒也沒發生。然後，他告訴我們，在水下，比較靈驗，因此你就看到我們全體都站在浴室裡，水龍頭開啟了，鑰匙在水下，他用手指頭摩擦那個鑰匙。什麼事兒也沒發生。於是我沒辦法研究這個現象了。
但是，我開始想，我們還相信什麼呢？（我接著就想到了巫醫。要檢查他們的真偽，何其容易，只要看看什麼也不管用，就可以了。）我發現，甚至有更多人相信的一些事兒，比方說，我們有一些知識，說的是怎麼教育。有些好大的學校，教閱讀，教數學，等等，但是，如果你留心點兒，你會看到，閱讀能力是一路下滑——或者說，很難提高——但我們還是用相同的人來改善這種方法。確實存在由巫醫開的不管用的藥方。這事兒應該調查清楚；他們怎麼知道他們的方法靈驗？另一個例子是怎麼處理罪犯。使用我們處理罪犯的那種方法，我們顯然是沒有取得什麼進步——一大堆理論，但沒什麼進步。
然而，這些玩意兒，卻被說成是科學。大家都在研究這些東西。我認為，具有常識的一般人，被這種偽科學嚇呆了。一個很知道怎麼教孩子們閱讀的老師，受了學校體制的脅迫，不得不用另外的方法教閱讀——甚至會被學校體制愚弄到這麼一種地步，認為自己的方法不見得好。再如，壞小子們的父母，用這樣那樣的方法管教過孩子之後，卻終生負疚，因為按照專家們的說法，她那麼做是「不對的」。
因此，我們實在應該檢查一下那些不靈的理論，檢查一下並非科學的科學。
我認為，我提到的這些教育和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是這麼一種事例，我願意稱之為「野狐禪科學」。在南太平洋，有一夥兒崇拜運輸機的人。在二戰期間，他們看到飛機落到地上，帶來了很多好東西，他們希望現在也發生這樣的事兒。因此，他們搗鼓了類似飛機跑道的玩意兒，在跑道兩邊還點了火堆，還造了一個木屋子，讓一個男人坐在裡頭，頭上戴著兩塊類似耳機的東西，竹棍跟天線似的伸出來——他是個領航員——他們在等著飛機著陸呢。他們每件事兒做得都不錯。形式是完美的。這看起來的確就是從前那樣子。但這一套不靈。沒什麼飛機著陸。因此，我把我說的那些事兒叫作野狐禪科學，因為那些事兒亦步亦趨地照著看似科學研究的規則和形式來，但少了某種本質的東西，因為沒有飛機著陸啊。
這就理所當然地迫使我告訴你，那少了的東西是什麼。但是，這事兒解釋起來，很難，和向南太平洋的島民解釋在他們的體制中必須怎麼安排事兒才能得到一些財富，一樣難。告訴他們怎麼把耳機的形狀弄得像回事兒，事兒不是這麼簡單啊。但是，我注意到，有一個特徵，在野狐禪科學當中，通常是沒有的。這個特徵是這麼一個觀念，是我們都希望你在學校的科學研究中學到的那個觀念——我們從來也不曾明明白白地說清楚這個觀念是什麼，我們只是希望通過科學研究的事例來讓你把握它。因此，把這個特徵說出來，明明白白地說出來，是有趣的。這個特徵，是科學的正直品格，是科學思想的原則，是一種徹底的誠實——一種把脊樑骨向後挺得筆直的風度。比方說，如果你在做一個實驗，你應該把所有你認為或許會使這個實驗無效的事情都報告出來——不僅僅是把你認為正確的東西報告出來：或許也能夠解釋你的實驗結果的另外一些原因，以及你想到的那些在你的另外一次實驗中已經得到清除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是怎麼起作用的，這些都要報告出來——讓別的夥計確信，那些因素都已經被清除掉了。
有些細節，可能致使別人懷疑你的解釋，如果你知道都是什麼細節，那你必須交代清楚。你必須盡你所能，把事情解釋到最好的程度——如果你知道什麼東西是錯誤的，或者可能是錯誤的話。比方說，如果你要搞出個理論，要推廣它，或者要提出來，那麼你也必須把那些不同意這個理論的事實擺出來，就好像把那些同意這個理論的事實擺出來一樣。還有一個更微妙的問題。你把好些觀念攏到一塊兒，要搞出一個精製的理論，這時候，你想弄確實，在你解釋什麼事情符合這個理論的時候，那些符合這個理論的事情，並不是當初讓你有心去搞這個理論的那些事情；可是，這個完成了的理論，額外地也使別的什麼事情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釋。
總的來說，這個觀念是，要努力把所有資訊都擺出來，以幫助別人來判斷你的貢獻的價值；不要單單擺出那些會把他們的判斷引導到這個或那個特別方向上去的資訊。
解釋這個觀念的最容易的辦法，是拿它與（比方說）廣告做個比較。昨天晚上，我聽說「維森」牌的食用油，不會滲到食物裡頭。這不是不誠實；但我說的這個事兒，並不僅僅是一個不要不誠實的問題，而是一個科學的正直品格的問題，這層次更高。如果在一定的溫度下操作，那麼沒有什麼食用油能滲到食物裡頭去，這個事實是應該加到廣告詞中去的。如果在另一個溫度下操作，那麼所有的食用油——包括「維森」油——都會滲到食物裡頭去。因此，那個廣告傳達的，是蒙人的玩意兒，而非事實，事實才是真實的；這個區別，我們非得搞清楚不可。
我們從經驗中知道，真理總會出來。其他實驗家會重複你的實驗，會發現你是錯還是對。自然的現象，將同意或者不同意你的理論。另外，儘管你或許會得到曇花一現的名聲和興奮，如果你在這種或那種工作中不曾做到非常小心謹慎的話，你將得不到身為科學家的好聲望。正是這種型別的正直，正是這種不把自己當傻瓜的審慎態度，才是那些野狐禪科學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缺少的東西。
他們的困境，有許多當然是主題上的困難，以及他們搞科學的方法不可能用到這個主題上去，然而，我們應該注意，這還不是唯一的困難。那就是飛機為什麼不落地——但是飛機就是不落地嘛。
關於如何控制我們把自己當傻瓜的一些方式，我們已經從經驗中學到了好多。舉個例子：密立根用下落的油滴做實驗，來測量一個電子的電荷，得到的答案，我們現在知道，不很正確。它有誤差，因為他用的那個空氣黏滯性數值是不正確的。看看密立根之後測量電子電荷的歷史，是蠻有趣的。如果你把那些測量活動看成是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函式，你會發現，一個比密立根的數大一點兒的數，下一個數又比這個比密立根的數大一點兒的數還大一點兒的數，再下一個數又比這個比密立根的數大一點兒的數還大一點兒的數再大一點兒的數，直到最後，這些數都安頓下來了，答案是一個更大的數。
為什麼那些人沒有立刻就發現最後這個新的比較大的數呢？這事兒讓科學家們為之汗顏——這個令人羞臊的歷史——因為，人們顯然是這樣做事兒的：當他們得到了一個比密立根的數大得太多的數的時候，他們以為一定有什麼東西出錯了——他們就去找，結果找到了一個解釋的理由，說為什麼某個東西或許錯了。當他們得到了一個接近於密立根的數的數的時候，他們就不費勁去找了。因此，他們就把那些相去太遠的數，都消滅了，然後再去做那樣的蠢事。如今，我們已經瞭解了那些特別誘惑人犯錯誤的情況，現在我們就不犯這種病了。
但是，這個學習如何才能不把自己當傻瓜的漫長曆史——一個有著徹底的科學正直品格的歷史——是，抱歉我這麼說，是一個我們還沒有把它特別列入任何我所知道的課程之中的東西。我們只好希望，通過潛移默化，你能理解它。
首要的原則，是你萬不可把自己當傻瓜——而你就是那個最容易被當作傻瓜的傢伙。因此，對這件事兒，你務必非常留神。在你沒把自己當傻瓜之後，不把別的科學家當傻瓜，就容易了。在那之後，你只需要像傳統的方式那樣，做到誠實無欺就可以了。
我願意再補充點兒東西，這個東西對科學來說，並不必要，卻是我相信的一種東西，這東西是，在你身為科學家跟外行人談話的時候，你也不應該把他們當傻瓜。我不想告訴你怎麼騙你妻子，怎麼愚弄你的女朋友，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兒，那個時候，你也不打算以科學家的身份行事，你只想以普通的人類身份行事。我將把那些問題，留給你自己和你的牧師。我現在談的是一種特別的、額外型別的正直品格，這種正直不是躺著撒謊（lying），而是脊樑骨向後挺直，來表明你自己或許是錯誤的；在你身為科學家行事的時候，你非得有這種正直品格不可；你對其他科學家當然要如此正直，而我認為，對外行，亦復如是。
比方說，有一次我和一個朋友談話，他要上廣播電臺說話，我有點兒吃驚。他是搞宇宙論和天文學的，他不知道怎麼解釋他的工作有什麼實用價值。「哦，」我說，「沒什麼實用價值。」他說：「對，但那樣說，我們就得不到資金贊助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了。」我認為，那是一種不誠實。如果你以科學家的身份出現，那你就應該向外行人解釋你正在乾的事兒——如果他們在那些情況下不想給你資金贊助，那是他們的決定。
這個原則的一個例子是這樣：如果你決意要檢驗一個理論，或者你想解釋某個觀念，那麼你應該總是按照它出來時的那個樣子發表。如果我們只發表某種結果，我們是能把這個論點搞得好看的。我們一定得把兩種結果都發表了。
我得說，在給政府提某種型別的建議的時候，這也是重要的。假定有個參議員來徵求你的意見，問你應不應該在他那個州鑽個洞；你呢，看準了在別的州鑽那個洞會比較好。如果你不發表這樣的結果，在我看來，你沒提出科學的建議。你是被利用了。如果你的回答，碰巧和政府或者政客喜歡的方向一致，他們就可以根據他們的好惡把你的回答用作一個論據；如果你的回答跟他們頂著，他們壓根兒就不發表了。那也不是提出科學的建議。
另外幾種謬誤，則具有品質低劣的科學的特點。在康奈爾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和心理學系的人談話。有一個學生告訴我，她想做這麼個實驗——別人已經發現，在某些情況x之下，老鼠做某事a。她很好奇，想知道，如果她把情況變為y，老鼠還會不會仍然做a。因此，她的建議，是在情況y之下做實驗，來看老鼠是否仍然做a。
我對她解釋說，在她的實驗室裡首先重複另外那個人的實驗，是必要的——在條件x之下做這個實驗，看她能不能也得到結果a，然後再變為y，並且看a變不變。那樣她才會知道真正的差別是她認為的那個在她的控制之下的那個事兒。
得了這麼一個主意，她很高興，接著就去找她的教授。他的回答是，不，你不能那麼做，因為那個實驗已經做過了，你那是浪費時間。這事兒發生在1947年前後，不打算重複做心理學實驗，只改變實驗條件並看看發生什麼事兒，似乎一直是那個時候的一般路數。
如今，發生同樣事情的某種危險，也是存在的，甚至在這個口碑不錯的物理學領域裡，也是有的。有個人用「國家加速器實驗室」的大型加速器來做重氫實驗；我聽到這事兒，大吃一驚。為了把他的重氫結果拿來和用輕氫做的實驗可能有的結果做對比，他不得不利用別人在不同的裝置上做的輕氫實驗的資料。等有人問他怎麼能這麼搞，他說，那是因為這個專案沒時間用輕氫在這個裝置上做實驗了（因為時間那麼少，而裝置那麼貴），因為做也不見得會有新結果。於是，在「國家加速器實驗室」負責這個專案的這個人，出於公關目的，急於要得到新資料，為的是得到更多的資金，以使這個事兒繼續下去。他們或許是在毀掉這個實驗本身的價值，在毀掉這個實驗的目的。按照科學的正直品格的要求來完成工作，這對在那兒的實驗科學家來說，常常不容易。
然而，心理學中的全部實驗，都不屬此類。比方說，一直有許多實驗，讓老鼠在各種各樣的迷宮裡跑，諸如此類——結果不甚瞭然。但是，在1937年，一個叫楊格（young）的人，做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實驗。他搞了一個好長的走廊，沿著一邊有許多門，老鼠就是從這些門進來的；沿著另一邊也有許多門，食物放在那兒。他想看看他能不能訓練老鼠從他把它們放開的地方往下數第三個門進去，無論他在什麼地方放它們。不能。老鼠們立刻跑向前一次放了食物的那個門。
問題是：因為這個走廊造得這麼漂亮，這麼整齊一律，老鼠們怎麼知道那就是以前的那同一個門？顯然，那個門一定有什麼東西，和其他的門不同。於是，他把那些門仔仔細細地上了漆，門面用的是質地完全相同的材料。老鼠仍然找得到是哪個門。於是，他認為，或許老鼠在嗅食物的氣味兒，因此，在每次老鼠跑過之後，他都用化學藥品把氣味改變了。老鼠仍然找得到是哪個門。於是，他意識到，老鼠或許能借助看燈以及實驗室的佈置來找到是哪個門，就像任何懂常識的人做的那樣。於是，他把走廊蓋起來，老鼠仍然找得到是哪個門。
他最後發現，老鼠憑藉在跑的時候地板發出的聲音來找到是哪個門。他只需要把走廊放在沙裡，就能確定此事。因此，他一個接著一個，把所有可能的線索都消除了，最終就能把老鼠愚弄住，它們也不得不學習從第三個門進去了。如果他對他的任何實驗條件馬虎了，老鼠都能知道。
從科學觀點看，這是一個一流的實驗。正是這個實驗，才使遛老鼠的這種實驗有意義，因為它揭示了老鼠真正使用的線索——而不是你以為它用的那些線索。正是這個實驗，才說得準確你必須用什麼實驗條件，才能做到謹慎，才能把一個遛老鼠的實驗中的一切置於控制之下。
我注意到這一研究的後續歷史。下一個實驗，以及下下個實驗，都不曾提到楊格先生。他們都沒有使用他把走廊放在沙裡的這個標準，也不十分謹慎。他們不過是按照老辦法遛老鼠罷了，對楊格先生的偉大發現毫不注意，他的論文，提也不提，因為他沒有發現關於老鼠的任何事兒。實際上，他發現了你必得發現的關於老鼠的全部事情！但是，對那樣的實驗毫不注意，本來就是野狐禪科學的一個特點。
另一些例子，是萊因（rhine）先生和其他人的特異功能現象實驗。正如許許多多人批評的那樣——他們也對自己的實驗進行批評——他們改善了實驗技巧，因此實驗效果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直到消失殆盡。所有研究超自然現象的心理學家，都在尋找某種可以重複的實驗——那種他們可以重複做並得到相同結果的實驗——即便有統計學的意義也好。他們遛了一百萬只老鼠——說錯了，這次遛的是人——他們幹了大量的事兒，得到了某種統計學上的效果。下次他們再試，不靈了。現在，你發現有人說，希望一個可重複的實驗，本來就是個無關緊要的要求嘛。這是科學？
這個人，在他宣佈辭去「超心理學研究所」主任之職的講話中，也在宣講一種新的制度。他告訴人們在將來要做的事兒，他說，他們必須做的許多事情中有一件，是確保他們只培養這樣一些學生：他們已經顯示了他們的能耐，這種能耐是要把特異功能的結果提高到一種可被接受的程度——不打算把他們的時間浪費在那些野心勃勃、患得患失的學生身上，這些學生只是碰巧得到了結果而已。在教學中實行這樣的政策，是非常危險的——只教學生怎麼存心得到某些結果，而不是教他們本著科學的正直品格來做個實驗。
因此，我對你們只有一個祝願——祝你好運，到一個你能夠自由地保持我剛才說的這種正直品格的地方去吧，在那個地方，你不覺得被迫需要維持你在一個組織中的地位或者財政支援，以及諸如此類的事兒，從而失去你的正直品格。祝願你享有這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