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到我7歲時，母親已經帶著我搬過十三次家。
有的是母親某個朋友的臥室，有的是某個臨時的轉租房，反正我們倆住的都不是正兒八經租來的房子。我們最後住的那個地方，不知什麼人不打招呼就把冰箱賣掉了，所以我們再也住不下去了。第二天，母親給父親打電話要錢，父親隨後把每個月的子女撫養費增加了200美元。接著，我和母親搬到了帕洛阿爾託強寧大道（channingavenue）一棟房子後面的小樓的一樓公寓裡。這是母親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租房。對我們母女而言，這個新住所剛剛好。
公寓前面的房子，是深褐色的手工風格。草坪已好景不在，地上覆蓋著亂生的藤蘿，藤蘿上面滿是灰塵，兩棵矮櫟彎著樹幹，幾乎要觸到地面。藤蘿和矮櫟之間掛滿了蛛網，蛛網上沾著花粉，在陽光下閃閃爍爍。從大道上，看不到房子後面的公寓樓。
在帕洛阿爾託之前，我們先後在附近的幾個城市生活過：門洛帕克（menlopark）、洛斯阿爾託斯（losaltos）、波托拉谷（portolavalley），但帕洛阿爾託才是我們真正稱為「家」的地方。
這裡的土壤是黑色的溼土，散發著香氣；石頭下面，有紅色的小蟲子、灰粉色的蠕蟲、細長的蜈蚣……還有藍灰色的潮蟲，一碰就蜷起身子，像個甲殼球一樣。這裡空氣潮溼，瀰漫著桉樹味、陽光下熱土的味道、新割的草坪味。鐵路將小城一分為二，斯坦福大學就在鐵路旁邊。校園裡是一條大路，路旁有兩排棕櫚樹，路的盡頭是一個草綠色的金邊拱頂教堂。
搬家那天，母親把車停好，接著把東西搬進屋裡：炊具、一個蒲團、一把搖椅、燈、書等。「游牧民族之所以發展不起來，就是這個原因。」母親說道，她搬著一個盒子走進門來，頭髮蓬鬆，手上有些白點——那是畫布的白色底漆，「他們從不在一個地方久留，建不出能長久使用的房子。」
客廳裡有一扇玻璃推拉門，門外是一個小露臺。露臺下面，是一塊覆蓋著乾草和苔蘚的土地，地上有一棵苗條的矮櫟、一棵同樣苗條的無花果樹，還有一排竹子。母親說：「竹子一旦紮了根，就很難根除了。」
東西搬完，母親雙手叉腰站了一會兒。我們倆把房子內外看了一遍：東西都搬進來了，可還是顯得很空。
第二天，母親給父親的辦公室打電話，找他幫忙。
「伊萊恩（elaine）明天把貨車開過來，我們一起去你爸爸那裡，搬個沙發回來。」幾天之後，母親對我說道。父親當時住在蒙堤聖利諾（montesereno）的薩拉託加（saratoga）附近，那裡是郊區，距離我們現在的住處有一個小時的車程。那時，我尚未見過他的房子，也沒聽說過他生活的城市。我只見過他寥寥數次。
母親說那天給父親打電話，他答應把一個多餘的沙傳送給我們。但母親知道，如果我們不盡快把沙發搬回來，父親就會把沙發扔掉或反悔。更何況，伊萊恩的貨車也不是能隨叫隨到的。
那時，我正上小學一年級，跟伊萊恩的龍鳳胎同班。伊萊恩比我母親大一點兒，有一頭蓬鬆的黑色鬈髮，被光照到的時候，頭上彷彿有光暈一樣。母親比伊萊恩年輕、敏感、聰明，但伊萊恩有丈夫、有自己的房子、有個完整的家，母親卻沒有。母親只有我，而我有兩個職責：第一，保護好她，這樣她才能把我保護好；第二，塑造她、磨鍊她，這樣她才能應對這個世界，就像拿砂紙給漆面拋光一樣。
「左拐還是右拐？」一路上，伊萊恩總是在問。伊萊恩約好了去看醫生，所以時間很緊。母親有閱讀障礙，但她說看地圖沒問題。她說地圖就在腦子裡，只要是去過的地方，就一定不會走錯（即便需要數次嘗試才能找對路），但我們還是常常迷路。
「左拐，」母親指揮道，「不對，右拐。等等，好了，左拐。」
伊萊恩有些煩了，但母親一點兒歉意都沒有。她的樣子，似乎是跟救命恩人也要平起平坐。
陽光照在我的腿上，猶如花邊一樣。空氣潮溼，瀰漫著刺鼻的月桂樹和泥土的味道。
帕洛阿爾託四周的山丘都是地殼擠壓而成，「我們這是在斷層線上，」母親說道，「要是現在鬧地震，咱們就被埋了。」
我們找對了路，前面是樹木掩映的私人車道，車道盡頭是草坪。草坪是圓形的，剛迸出嫩芽，看上去很軟。房子共有兩層，山牆屋頂，木瓦白灰，玻璃長窗，光線充足，這是我畫畫時常畫的那種房子。
我們按下門鈴，等了一會兒，沒有人應門，母親扭了扭門把手。
「鎖著的。」她說道，「該死，他不會露面了。」
母親繞著房子走了一圈，看看窗戶和後門有沒有開著。「都鎖了！」她叫道。我倒是覺得這房子不一定是我父親的。
這時，母親走回前門處，抬頭看了看框格窗。窗子太高了，夠不到。「我爬上去試試。」說罷，她踩著灑水噴頭登上排水管，雙手抓住窗臺，身子貼在牆上，又找到一處落腳點，攀了上去。
我和伊萊恩仰頭看著。我嚇壞了，怕她摔下來。
父親本應在家等著我們，給我們開門，邀請我們進去。或許他還會讓我們看看其他用不到的傢俱，讓我們再來拉走。
然而事與願違，事到如今，母親像做賊一樣爬進屋裡。
「走吧，」我喊道，「咱們不該來的。」
「希望裡面沒裝警報器。」母親說道。
這時她夠到了壁架。我屏住呼吸，等著警報器響起，但安靜如常。母親撥開窗戶閂，支起窗戶，一條腿探進窗戶裡，另一條腿跟著也進去了，片刻過後，她已從前門而出，站在了陽光下。
「進來吧！」她說道。我向門內看去：陽光反射在木地板上，很高的屋頂，冷清、空曠的空間。穿窗而入的陽光彷彿地板上的湖泊一般，各個房間則暗了一些，空氣中有種淡淡的好聞的黴菌味和焚香味。那一刻，我跟父親建立了聯絡（後來也是）。
母親和伊萊恩一人抬著沙發的一頭，出了前門，走下臺階。「不算重。」母親說道。她讓我站在一邊。沙發表面是亞麻布，其邊緣由酒椰葉纖維編成，靠墊是乳黃色的，上面有紅、橙、藍的貼布印花。此後很多年裡，我喜歡拈起這些花瓣，試圖把手指探進下面。
母親和伊萊恩動作迅速而認真，好像帶著怒氣。母親的一縷頭髮從髮帶裡掉了出來，垂在臉邊。她們把沙發搬上貨車，又返回屋裡，搬出跟沙發配套的一把椅子和一個擱腳凳。
「好了，走吧。」母親說道。
車後座滿了，我只好坐在前座，坐在母親的腿上。
母親和伊萊恩興高采烈。沙發拿到了，伊萊恩看醫生也不會遲到。而我擔心和警惕的正是這一刻：母親精神愉悅、心滿意足的時刻。
伊萊恩把車開出私人車道，駛上雙車道公路。過了一會兒，兩輛警車從對面高速駛過。
「可能是來抓我們的！」伊萊恩說道。
「咱們會蹲監獄的！」母親笑道。
我聽不懂她那得意揚揚的調子，要是被抓了，我們母女倆就得分開了。據我瞭解，大人和孩子不是關在同一個監舍裡的。
第二天，父親打來電話，問道：「你闖進我家把沙發搬走了？」他笑了。他說，家裡裝了無聲警報器，母親進去的時候，警局裡的警報就響了，隨後四輛警車飛奔他家，我們剛離開他們就到了。
「是啊。」母親答道，語帶炫耀。
此後很多年，我一直想著那個無聲警報器以及差點被抓的事，久久不能釋懷。
「我是你爸爸」
1972年，我的父母在加利福尼亞州庫比蒂諾（cupertino）的霍姆斯特德高中（homesteadhighschool）相識。那時他高三，她高二。
每個星期三晚上，母親都會跟幾個朋友在校園裡拍攝一部學生動畫電影。一天晚上，母親站在聚光燈下，等著將黏土人偶搬走。這時，父親走到她跟前，遞給她一張紙，上面列印著鮑勃·迪倫的一首歌詞：「低地的愁容女士（sad-eyedladyofthelowlands）」。
「看完了還給我。」他說道。
在拍攝間歇，母親畫畫，父親則在一旁拿蠟燭為她照明。
那年夏天，他們同居了。他們的小房子位於史蒂文斯山谷路（stevenscanyonroad）的盡頭，父親負責房租，錢來自售賣他與朋友沃茲一同製作的「藍盒子」。沃茲是一位工程師，比我父親年長几歲，怕見生人但待人熱情，長著一頭黑髮。他和父親在一家科技俱樂部相識，成了朋友和搭檔，後來一同創立了蘋果公司。「藍盒子」能發出控制訊號聲，通過它可以免費撥打電話（非法）。他們倆在圖書館裡找到一本電話公司的書，書裡介紹了交換機控制訊號的原理。把「藍盒子」放在話筒旁邊，盒子發出控制訊號聲，電話公司就會為你連線對方的線路，打全世界的電話都行。我父母租住的房子近旁，鄰居養了幾隻攻擊性很強的山羊，每次他們開車回來，父親都會牽制山羊的注意力，讓母親快跑進門，或者兩個人一起跑，父親護在靠近山羊的一側。
那時，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剛剛離婚，外祖母得了精神病，且越發嚴重，母親在外祖父、外祖母兩個家之間奔波。外祖父因公外出，常年不在家。外祖父不同意父母同居一事，但並未過多阻攔。我的祖父名叫保羅（paul），對他倆同居的事大怒不已。我的祖母名叫克拉拉（clara），為人仁慈，是雙方父母中唯一一個到父母住處吃過晚飯的人。當天的晚飯，父母為祖母做了濃縮罐頭湯、意麵和沙拉。
那年秋天，父親考入俄勒岡州的裡德學院（reedcollege），在那裡上了半年學，然後就輟學了。父親和母親分手了。母親對我說，他們倆其實並未認真地談過感情的事，從戀愛到分手，什麼都沒說。在分手之前，母親就開始跟別的男生約會了。母親還說，父親明白母親已經離開了他，傷心到連路都不會走了，只是踉蹌而行。我很驚訝母親竟然是主動分手的那個人，後來我還奇怪，是不是因為這個，父親在我出生之後才會對母親心懷恨意。母親說，父親那時只是一個大學輟學生，人生毫無目標，極度需要人的陪伴，哪怕她時時刻刻守在他身旁都不夠。
父親和母親都去過印度，但不是結伴去的。父親去印度待了半年，回國之後，母親才去那裡待了一年。父親後來對我說，他去印度的目的，是見聖者尼姆·卡洛里·巴巴（neemkarolibaba），但他到達時，聖者剛剛去世。聖者的修道院准許父親在那裡住了幾天，他住在一個白色的房間裡，裡面只有一張床，還有一本書，書名是《一位瑜伽修行者的自傳》。
兩年後，父親與沃茲共創的蘋果公司開業，父親和母親和好了。他們住在庫比蒂諾一棟深褐色農場風格的房子裡，同住的還有一個名叫丹尼爾（daniel）的人，他跟我父母都在蘋果公司工作。母親在包裝部門工作。她開始攢錢，準備離開郊區，離開情緒多變的父親，去帕洛阿爾託一家名叫「大地」的餐館工作。這家餐館位於大學路（universityavenue）與愛默生路（emersonstreet）的交叉口，以綠色食品聞名。母親做了節育手術，在體內放了節育環，但後來節育環脫落了，可她並不知情（這種情況在放置節育環術後不久偶有發生），後來她發現自己懷孕了。
發現身孕後的第二天，母親就將這個訊息告訴了父親。當時他們倆站在廚房中央，四周沒有傢俱，只有腳下的一小片地毯。聽到這個訊息後，父親怒不可遏，他緊咬牙關，不知嘟囔著什麼，然後便衝出家門，開車走了。母親猜想他一定是去見律師了，或是某個讓他「別再跟她說話」的人，因為從那以後，父親就對此不置一詞了。
就在母親發現自己懷孕之前，蘋果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員為她提供了一份學徒工作，負責電腦藍圖的繪製。但隨後發生的這一系列變故，讓她忘了答覆此人。她也覺得懷著父親的孩子還在公司工作很尷尬，於是便辭去了包裝部門的工作，寄居在幾個朋友的家裡。她靠救濟金生活，沒有車，也沒有收入。她想去墮胎，可不斷地夢到自己雙腿間被焊槍噴射，於是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她想生下孩子讓人領養，可生育部門那位信得過的女士被調到別的地方工作了。有一段時間，她找到了一份家庭清潔工的工作，並在拖車上住了一段時間。懷孕期間，她參加過四次靜坐冥想的活動，部分原因是那裡的食物很豐盛。父親一直住在庫比蒂諾，直到買了蒙堤聖利諾的房子才搬走，也就是我們搬走沙發的那棟房子。
1978年，我的父母都是24歲。那年春天，在俄勒岡，在父母共同的朋友羅伯特的一個農場裡，在兩位產婆的幫助下，我出生了。分娩過程從頭到尾用了三個小時。羅伯特為我們拍了照片。幾天過後，父親來了。他不斷地對農場裡的人說：「這不是我的孩子。」可無論如何，他還是坐飛機來看我了。我長著黑頭髮和大鼻子，羅伯特指著我對父親說：「她長得真的太像你了。」
父母把我抱到田間，將我放在一塊毯子上，然後一起檢視寶寶起名書。父親想為我取名「克萊爾」，他們倆看了好幾個名字，始終無法達成一致。他們不想要缺乏獨創性的名字，最好是一個長名字的減縮版。
「叫麗莎怎麼樣？」母親最後問道。
「好，就叫這個了。」父親高興地回答道。
第二天，父親就走了。
「麗莎是不是從伊麗莎白縮寫來的？」我問母親。
「不是，我們查過了，麗莎是個單獨的名字，不是縮寫。」
「可是他不承認是我的父親，你又為什麼要讓他幫忙取名字？」
「因為他本來就是你父親。」母親答道。
在我的出生證上，母親把他們倆的姓氏都寫上了，但我隨她的姓：布倫南。母親在出生證四周的空白處畫了一圈空心的星星。
幾周之後，母親帶著我住進了她姐姐凱西（kathy）的家裡，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南部一個叫愛德懷特（idyllwild）的小鎮上。母親仍然靠著救濟金生活，父親既不來探望我們，也不肯出子女撫養費。我們在姨媽的家裡住了五個月後搬走了，從此開始了不斷搬家的生活。
在母親懷孕期間，父親正忙於研發一款新電腦，後來這款電腦被命名為「麗莎」（lisa）。它是「麥金塔」（macintosh）電腦的前身，是第一款主打大眾市場的個人電腦，配有像大塊乳酪一樣大的滑鼠，有內建軟體和標有lisacalc和lisawrite標籤的軟盤。但由於價格昂貴，「麗莎」成了一款失敗的商業產品。父親又轉去組建新的團隊，用mac系列取代並顛覆了它。後來「麗莎」電腦停產，三千臺餘貨在猶他州洛根市的垃圾填埋場被付之一炬。
一直到我兩歲之前，母親都靠幫人打掃房子、在餐館當服務員來添補家用。父親一點兒忙都不幫，外祖父和姨媽也只能略盡微薄之力。有名牧師的妻子在教堂裡開了個日託中心，母親在裡面找到了一份幫人看孩子的工作。還有幾個月，我們住在一棟提供給考慮領養小孩的女性的房屋裡，這個住處還是母親在一個公告牌上看到的。
「你哭，我也跟著你哭。那時我太年輕了，不知該如何是好，看到你傷心，我也一起難過。」談起那些年的經歷，母親如此說道。這些似乎都不是很好的事情，雜糅在一起，發生在我們身上。但不管怎麼說，我覺得幼年的經歷使我變得更能體諒他人，有時候甚至能和對方感同身受。父親的缺席使得母親的種種選擇顯得更加荒唐欠妥，猶如黑色幕布前上演的一齣荒誕劇。
後來我責怪她，說她使我變得難以在有動靜的房間裡入睡。
「小時候，你應該多讓我在嘈雜的環境裡睡覺。」我說道。
「可週圍沒有別人，」她答道，「我能怎麼辦——敲盆子、敲碗嗎？」
我1歲時，母親在大學劇院（varsitytheatre）找了一份服務員的工作。大學劇院位於帕洛阿爾託，是一家藝術劇院，同時也是一家餐館。她還在附近的市中心幼兒園為我找到了價格便宜、服務優質的日託。
1980年，我2歲時，加利福尼亞州聖馬特奧（sanmateocounty）的地方檢察官為子女撫養費一事起訴了父親。檢方想讓他支付子女撫養費，並償還地方政府撥付給我們的救濟金。這起訴訟是由加利福尼亞州政府代表我母親發起的。父親卻否認他是我的生父，在宣誓做證時說自己不育，並指稱我的父親另有其人。隨後法庭調取了父親指認的那個男人的牙科及醫療記錄，發現並不匹配。他的律師辯解說：「在1977年8月至1978年1月，原告與某一位或某幾位男性發生關係，被告對這些人的資訊一無所知，但是原告都知道。」
於是法庭要求給我做dna測試。這是一種新的測試方式，取的是血液而非口腔黏膜細胞。母親說，護士在我的胳膊上找不到血管，就拿著針管亂扎一氣，我大哭不止。父親當時也在場，因為法庭要求我們同時到醫院做檢測。在候診室裡等待結果時，父親和母親都對彼此保持了剋制。結果出來了：我和父親的血緣相關機率高達94.4%，是截至當時醫院所能檢測出的最高值，我被證明是父親的親生女兒。法庭判決父親償還6000美元的福利金，並要求每月支付385美元的子女撫養費（後來，他漲到了每月500美元），還要為我支付醫療保險，直到我年滿18歲。
這起案子的編號是239948，原告是聖馬特奧，被告是我父親，案卷現以微縮膠片的形式儲存在聯邦高等法院。在判決書上，父親用小寫字母簽名，這是他後來的簽名裡較少使用的一種版本。母親的簽名緊湊而扭曲，她一共簽了兩次名字，一次在簽字線下面，一次線上上。其實她還簽了第三次，但剛一落筆就畫掉了，如果簽上的話，會位於所有簽名的最上方。
這起訴訟案在父親律師的催促下，於1980年12月8日正式結案。母親起先很納悶：為什麼打官司拖了好幾個月，結案卻如此積極？四天後，蘋果公司正式上市，一夜之間，父親的身家超過2億美元。
當時，我和母親租住在門羅公園（menlopark）橡樹林大道（oakgroveavenue）的一棟房子裡，在法庭結案之後蘋果公司上市之前，父親來家裡看過我一次。我其實不記得那次來訪了，但那是我在俄勒岡出生之後第二次見到他。
「你知道我是誰嗎？」他把擋在眼前的頭髮撩到一邊，問我。
我那時才3歲，哪裡知道這些。
「我是你爸爸。」他說道。
「說得好像他是達斯·維德似的。」母親後來給我講《星球大戰》時，又提到了這件事。
「我會是你認識的人裡最重要的那一個。」他接著說道。
和母親相依為命
家門口的大街兩側，胡椒樹低垂枝丫，粉紅色的果實抬手可得，放在手裡一捏，就「啪」的一聲裂開了。胡椒樹葉的形狀跟動畫片裡的魚骨頭一樣，在風中輕輕搖曳。鴿子咕咕地叫著，像跑調的木管樂器。樹幹旁的人行道上，地面偶有隆起和裂縫。
「那是樹根，不是樹幹。」母親解釋道，「它們的勁兒很大，能把水泥頂開。」
我跟母親一起淋浴，濺到牆上的水珠又沿著牆流下來，水珠就像動物一樣，或緩或疾，蜿蜒而下，留下一道道水痕。淋浴間封閉而陰暗，鋪著瓷磚，掛著簾子。母親開啟熱水閥時，我們倆會一起大喊「毛孔開啦」；開啟冷水閥時，我們就喊「毛孔關啦」。母親跟我解釋說，毛孔是我們皮膚上的小孔，它們熱脹冷縮。
蓮蓬頭下，她抱著我，我依偎在她懷裡，哪次都分不清我倆究竟誰先洗誰後洗。
她想當個好媽媽，同時希望能成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家，每次搬家，她總會帶著兩本大冊子：一本是我出生以來的影集，另一本是她稱為作品集的畫冊。影集是我很希望她扔掉的，因為裡面有我光屁股的照片，而那本作品集，我卻非常擔心她會弄丟。
母親的作品集裡都是她的畫作，每一張都包裹著塑膠紙，把它稱為「作品集」會顯得很有檔次。我喜歡一頁頁地翻看裡面的畫，享受那種沉甸甸的感覺。在一幅鉛筆畫中，一個女人坐在窗邊的辦公桌前，一陣風吹過，她的頭髮像扇子一樣綻放，桌上的白紙飄飄揚揚，彷彿紛飛的白蛾。
「我喜歡她的頭髮，」我說，「我喜歡她的裙子。」我怎麼看都看不夠畫中的女人，我想變成她那樣，或者讓媽媽變成她那樣。
畫這幅畫時，母親坐在桌前，用的是一支自動鉛筆和一塊橡皮，還有她的手掌根，在畫的過程裡母親時不時地會吹掉紙上的墨粉和橡皮屑。我喜歡鉛筆在紙上發出的沙沙聲，喜歡聽母親畫畫時平緩而悠長的呼吸。她是帶著好奇心在作畫，而不是自視為畫的主宰，似乎她並非落筆之人。
這幅畫打動我的地方是它的真實性。每一處細節都像照片一樣精確，但畫中的場景卻如夢似幻。我喜歡畫中女人的樣子：鉛筆裙、紐扣襯衣，在紛飛的紙片中泰然自若、端莊高貴。
「這只是一幅插畫而已，算不上藝術品。」我問母親為什麼不多畫一些，她不屑地回答道。（她的意思是，這幅畫只是一件商業作品，不如她其他的正式畫作那樣精美，但是我看不出這二者的區別。）她接了一個專案，為一本名為《鉅商》的書繪製插畫，這幅畫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沒有車，所以每次出門時，母親就騎腳踏車載著我，把我放在後座的兒童椅裡，我們在樹蔭下的人行道上騎行。有一次，迎面而來另一個騎車的人，母親朝一側轉車把，沒想到對方也是，結果雙方就撞車了。我們倆摔倒在人行道上，手和膝蓋都擦破了。然後，我們倆坐在旁邊的草坪上緩了一下，母親啜泣著，彎曲著膝蓋，將短褲捲起，一個膝蓋擦破了皮，流著血。那個騎車的男人想幫忙來著，卻無從下手。母親哭了很長時間，我知道，她傷心的原因絕非僅僅是撞車摔傷。
不久後的一個晚上，我想出去散步，但那天母親心情不好，不願出門。我求著她，纏著她，最後她才同意和我一起出門。在路上，我們看到一輛葉綠色的大眾掀背轎車，車上貼著一張告示，寫著「車主轉讓，700美元」。母親繞著車轉了一圈，還透過車窗看了看裡面的情況。
「麗莎，你覺得這輛車怎麼樣？我們正好需要一輛。」
母親記下了車主的名字和電話。後來，外祖父帶她去了他公司的貸款部門，共同簽署了一份貸款協議。後來說起這件事時，母親對我當晚拉她出門的行為大加讚賞，似乎我立了大功一樣。
母親喜歡邊開車邊唱歌。瓊妮·米切爾的《藍》（iblue/i）、《泰迪熊的野餐》（itheteddybears’picnic/i）、《魂斷奈何橋》（itomdooley/i），她都唱過，唱什麼歌隨她的心情而定。我記得有一首歌唱的是請求上帝賜給她一輛汽車和一臺電視機。高興時，她唱irockyraccoon/i，歌裡有一段音調忽高忽低，卻沒有歌詞，就像爵士樂里的襯詞唱法一樣，每當聽到這裡，我都會因為感到尷尬而大笑起來。當時我以為那首歌是她瞎編的，因為它太古怪了，不像一首正經的歌曲，幾年之後，當我在收音機裡聽到披頭士在唱這首歌時，很是吃驚。
當時，美國由里根總統執政，里根詆譭社會上的單親母親及福利母親，將她們稱作「手裡拿著政府的救濟宣傳冊卻開著凱迪拉克豪車的福利皇后」。母親一談到里根就說他是個白痴和騙子，說他壞透了，他還規定學校午餐裡的番茄醬就算一道蔬菜。
就在那段時間，琳達姨媽（linda）——母親的妹妹——來看我們。琳達姨媽在超級剪（supercuts）連鎖理髮店工作，正攢錢打算買一套公寓。當時我們母女倆身無分文，琳達姨媽說她開了一個小時的車過來，給了我母親20美元，讓她用來買食物和尿布。母親用這份錢買了食物、尿布，還買了一束雛菊和一小包帶圖案的手工紙。錢一到我們手裡就花得極快，像著了火一樣，瞬間就沒了。我們要麼是僅有一點兒餘錢，要麼是錢不夠花。母親既不會攢錢也不會掙錢，可是她偏偏又愛美。
據琳達姨媽回憶，她走進屋裡，看見我母親正坐在沙發床上，手拿電話哭訴：「史蒂夫，我們需要錢，請給我們寄點兒錢吧。」當時我只有3歲，還很小，只見我一把奪過母親手裡的電話，對著話筒說：「她只是要些錢，聽懂了嗎？」接著就把電話結束通話了。
「他有多少錢？」幾年之後，我問母親。
「你看這個，」母親指著一片橡皮大小的白紙說道，「這好比是我們有的錢。再看那個，」說著，她指了指一大卷白色的牛皮紙，「那就是他有的錢。」
這段對話發生在我們從大浩湖（laketahoe）搬回來之後。當初我們倆開著綠色的大眾去大浩湖，與母親的男朋友住在一起。他曾是一位著名的攀巖愛好者，像巖壁上的紐瑞耶夫一樣，後來他肌腱受傷，手術又不成功，右手無名指廢了，從此告別攀巖。他開了一家戶外用品生產公司，母親為他公司生產的靴罩等運動裝備畫圖，同時在一家餐館兼職當服務員。後來，在他們分手後，他轉行去推銷吸塵器，並重拾基督教信仰，但是當時的攀巖雜誌裡仍會時不時地刊登他的事蹟。有一天，在一家雜貨店裡，母親指著一本雜誌——封面上是一個掛在懸崖上的攀巖者——對我說道：「這個人就是他，他曾是世界級的攀巖愛好者。」在巍峨巨峰的背景中，他就像塊小石頭一樣難以辨識。他經常帶我穿過斯凱蘭迪亞公園（skylandiapark）的雪松林到海邊去玩，我無法確信封面上的那個人就是他。
「再看這個，」說著，母親翻開另一本雜誌，「這是你爸爸。」這張臉我認識。父親當時很帥，他一頭黑髮，嘴唇紅潤，笑容很有魅力。那個攀巖愛好者留給我的印象很模糊，而我父親卻很深刻。雖說前者照顧過我，但只給我留下了微弱的印象，我很慚愧，同時也為這份慚愧而自責，畢竟他才是童年時陪伴過我的人。
我和母親在大浩湖生活了近兩年，直到她跟那個攀巖愛好者分手並且搬回灣區生活。
就是在那段時間，關於父親的一些說辭流傳出來。1983年1月的《時代週刊》上，刊登了父親及「年度計算機」的文章。當時我只有4歲，文章中，父親暗示母親與多名男子發生過關係，並且母親還說過謊。文章中還提到了我，他說「美國28%的男人都可能是她的父親」——或許是他篡改了dna測試的結果吧。
讀到這篇文章之後，母親深受打擊，她行動遲緩、面無表情，做晚飯時廚房裡也不開燈，只憑櫥子下面的一盞暗光燈照明。但是幾天後她就恢復如常，重新變得幽默起來。她給父親寄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我光著身子坐在屋裡的椅子上，臉上戴著配有大鼻子和大鬍子的搞怪眼鏡。
「她就是你的孩子！」母親在照片的背面寫道。父親當時留著大鬍子，戴眼鏡，鼻子很大。
作為回應，父親給母親寄來一張500美元的支票。母親用這筆錢搬回了灣區，在門洛帕克與人合租了一棟房子，房子位於艾維大道（avyavenue），合租的人是個養蜂的嬉皮士。
我們從大浩湖搬回來的第二天，父親就請我們去參觀他的新房子。我已經好久沒見過他了，在此之後，又是很久未能謀面。所以，後來回想起那天時，當天的記憶——古怪的房子、陌生的父親——都很不真實，彷彿從未發生過一般。
那天，父親開著保時捷來接我們。
他的新房子裡沒有傢俱，只有幾個洞穴般的房間。在一個潮溼的大房間裡，在地面凸起的平臺上，我和母親發現了一臺教堂管風琴，風琴下面是一排木質腳踏板。另外兩個房間裡，花格牆上是滿滿的數百根金屬管。這些管子粗細不一，有的很粗，我都能鑽進去；有的則很細，比我的尾指指甲還細，每根管子都豎立在特製的木頭底座裡。
我看到一個室內電梯，就來回坐著玩，最後父親說：「行了，別玩了。」
外面在私人車道上看到的，其實是房子較窄的一面，對著草坪的那一面才大，白色的巨大拱門，豔紅色的三角梅猶如波浪一般。「這房子跟屎一樣，」父親對母親說道，「建得跟屎一樣，我打算推倒重建。我是為了這裡的樹才買的。」我大吃一驚，但他倆卻若無其事地繼續向前走。買這樣一棟豪宅，真正在意的卻是院子裡的樹？在我下次過來之前，他會不會已經把房子拆了？
父親發「s」這個音時，很像把燃燒的火柴丟入水中的聲音。他走路時身子前傾，彷彿是在登山，他的膝蓋似乎總是伸不直。他黑色的頭髮耷拉在面前，總是輕輕甩頭以免被其擋住視線。被黑亮的頭髮一襯，他的臉顯得很帥氣。跟他走在一起，沐浴著明亮的陽光，聞著土壤和樹木的味道，感受著空曠的院落，真是令人著迷又興奮。有一次，我發現他正在瞟我，那是一雙褐色的眼睛，目光銳利、平靜而冷淡。
他指著草坪另一端的三棵大櫟樹，對母親說：「我買這棟房子，就是為了它們。」
他是在開玩笑嗎？那時的我完全聽不出來父親說這句話是在開玩笑還是認真的。
「樹齡多大了？」母親問道。
「兩百年。」我的胳膊只能環抱住樹幹最細的部分。
我們轉身向房子走去，來到一個大池塘邊上，池塘位於一片草地中央，草地久未打理，雜草長得又高又亂。池塘表面，有一層密密麻麻的死蟲子：黑蜘蛛、盲蛛；還有一隻折翅的蜻蜓，幾乎看不到下面；還有一隻死青蛙，白肚皮朝上浮在水面；還有很多枯葉，池水因此變得稠乎乎的，渾濁不堪，像一池墨汁似的。
「看上去你得好好清理一下池子了，史蒂夫。」母親說道。
「或者我乾脆把它填平算了。」父親說。當天晚上，我夢見池塘裡的蟲子和小動物們像龍一樣從水裡飛起，直上雲霄，只留下藍綠色的水面和粼粼白光。
幾周之後，父親給我們買了一輛銀色的本田思域，替換了原先的綠色大眾。後來我們開著這輛本田去了很多地方。
幾個月後，母親打算外出度個小假，於是連夜開車帶我去了哈濱溫泉（harbinhotsprings）。返程的路上已是深夜，還下著雨，山路蜿蜒，離家還有兩三個小時車程時，我們迷路了。駕駛位的雨刷很好用，但我這邊的雨刷中間彎了，在玻璃上刮過時，總會留下一道弧痕。我這邊的擋風玻璃上，還有一道裂痕，很可能是鵝卵石擊中玻璃造成的。
「什麼都沒有，我們一無所有。」母親突然說道。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意思，接著她就開始哭了起來。她的哭聲音調很長，連綿不斷，就跟拉弦一樣。
對於一個28歲的單身媽媽而言，獨自養育孩子的難度還是遠遠超過她的預想。她的家人也愛莫能助：她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吉姆（jim），借給母親幾筆小錢，還給我買了第一雙結實的鞋子，但除此之外再無幫助。她的繼母名叫法耶（faye），偶爾幫母親照看我，但她不喜歡小孩子在她家裡，怕會弄亂她的傢俱。她的姐姐凱西也是一位單身母親，孩子也還小。她的兩個妹妹都已長大離家，有了自己的生活。母親因未婚生女感到羞恥，她覺得自己被社會拋棄了。
我們經過白天走過的山丘，白天的時候看去，它們光滑而柔和，彷彿駝峰一樣。但在夜空的襯托下，山丘卻顯現出荒涼的輪廓。母親哭得更兇了，一路啜泣不已。我默默地聽著，不敢發出一點兒聲音。迎面開過來一輛車，藉著射來的片刻燈光，我才瞥了母親一眼，看清了母親哭泣的臉。
「我想我們好像錯過出口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雨下得更大了，她把雨刷調快了一些。雨水瞬間填滿雨刷刮出的半圓，又瞬間被雨刷刮掉。
「我不想再這樣活了！」母親啜泣道，「我不幹了！我活夠了！去他的！」她大聲地咒罵，很是刺耳。我捂住了耳朵。「去他的！去！他！的！」她朝著擋風玻璃大罵不已，似乎是玻璃惹得她生氣。
我那時4歲，就坐在她旁邊的副駕駛座上，被兒童安全座椅的兩根保險帶牢牢地固定住（那時兒童安全座椅還能放在副駕駛座上）。看著一輛輛經過的汽車，看著前後左右的汽車，我幻想著一個平靜的環境，我真希望自己能身處別的汽車裡。如果她能像之前一樣，能像在白天一樣，那該多好，她的兩面簡直判若兩人。她後來跟我說，儘管她的哭喊難以自抑，但她知道我已經懂事了，能記住眼前發生的這一幕。
「我一無所有，」她說道，「過著跟屎一樣的生活，狗屎一樣。」她呼吸不順，上氣不接下氣，「我不想活了！這叫什麼日子啊，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她的聲音因哭喊而變得沙啞，「這該死的生活！」
她一邊哭喊，一邊猛踩油門，汽車向前疾馳，飛速碾過路面，窗外的雨點像橫飛的唾沫，她似乎是要用發動機的轟鳴來代替嘶喊。
「去他的《時代週刊》，去他的，滾！」兩相比較，「滾」比「去他的」更為短促有力，聽得我胸口一陣悶痛。她長喊一聲，卻只有聲音，沒有內容。她猛烈地搖頭，頭髮亂舞，接著她齜牙咧嘴，手掌猛拍儀表盤，嚇得我一哆嗦。
「怎麼了？」看到我嚇一跳，她朝我吼道，「怎、麼、了？」
我一動不敢動，成了一個坐在副駕駛座、不敢有任何想法的小女孩。
突然間，她猛打方向盤，車下了高速路；我原以為她是要撞翻車自殺，轉而發現其實是開下了坡。
她把車停在路邊，踩下剎車，伏在手臂間哭著，後背一聳一聳的。我被她的悲傷情緒包圍著，無法逃離，也無能為力。幾分鐘過後，她開動汽車，經過高速天橋上了另一條路。雖然她還在哭，但情緒緩和了一些。跟祈禱似的，我暗暗向擋風玻璃上那個被鵝卵石打破的裂孔請求，請它幫我看著路，然後我就睡著了。
在她最為絕望、哭喊最大聲的時候，雖然明明知道在這漫天雨簾的顛簸的汽車裡只有我們母女二人，但我依然能感覺到身邊有個平靜鎮定的「東西」。它親切善良，心繫我們母女，即使它無法干涉和改變現實，或許它就坐在汽車的後座上。它不能使母親的悲愴停止，它無能為力，卻默默注視，把一切都看在眼裡。後來我不禁納悶，那是否是我成年後的某個靈魂，她穿越回來，在汽車裡、在母親身邊，陪伴著年幼的我。
第二天上午，我們看見合租的養蜂男人在院子裡。他身穿白色的養蜂衣，袖子連著手套，帽子上縫著防護網，他的蜂都在小院的一個板條箱裡。房子的後面，是附建的廚房，我和母親就在廚房裡，看著院子裡的情況。他向我打招呼，示意我出去看。
「不用怕。」他說道。
「她對蜂過敏。」母親朝他喊道。以前我踩過一隻蜂，結果腳腫了起來，一個星期不能走路。
「我的蜂心情很好，不會蜇人的。」說著，他摘下帽子，讓我們看到他的臉。「這是蜜蜂，對人很友好。」
「但你還穿著養蜂衣，」母親說道，「她可穿著短褲呢，一點兒保護都沒有。」
「那是因為我得到箱子裡取蜂蜜，要把它們燻出來。不然的話，我也會跟你們穿得一樣，它們不會蜇人的。」他對我說道，「你知道嗎，要是蜜蜂蜇了人，它們就死了。」他頓了頓，繼續說道，「它們活得很快樂，你又不會傷害它們，它們為什麼要去蜇你而丟了自己的性命呢？」
「你確定？」母親再次問道。這似乎和我們想象的不符，但我們確實對蜜蜂一無所知。
「對啊。」那人答道，戴上了帽子。
我還從未近距離地看過蜂房呢。
「好吧……」母親半信半疑。我走到他跟前，低頭看蜂房的熱鬧情景。密密麻麻的蜜蜂猶如天鵝絨一般，像一張閃亮的褐色地毯。有的蜜蜂飛得高一些，盤旋著，就像細線牽扯的小氣球一樣。一隻蜜蜂落在我的臉頰上，轉著圈地爬。我並不知道，那是攻擊的前兆。我抬手想把它轟走，它卻緊趴在我的臉上，接著就把我蜇了。
我跑進屋裡找母親，她把我拽進廚房，廚房的窗戶是開著的，從外頭能聽到廚房裡的聲音。
「你腦子有病嗎？」她朝那人吼道，一邊翻找了幾個櫥櫃。她拿出蘇打粉，放在碗裡，用水調成糊狀。「你也真是傻大膽。」說著，她蹲在我身邊，用鑷子把蜂針拔出來，用手指肚把蘇打糊抹在我的臉上。這時，我的臉已經開始腫了。
「真是個蠢貨，」她咕噥著，「他自己裹得嚴嚴實實的，卻跟一個小女孩說沒有危險。」
當我們手裡有點閒錢的時候，我們就開車去德爾格食品超市（draeger’smarket）。那裡的熟食店櫃檯後，有一面牆的烤肉爐，爐子裡是慢慢轉動的烤肉，空氣中瀰漫著甜甜的土腥味和蒸汽味。烤雞的生熟一眼可辨：不熟的是亮白色，表面是一層橙色的調料粉；烤熟的則是褐色且表面光潔。母親取了號。
「來半隻烤雞，謝謝。」輪到我們時，母親對櫃員說。他拿一把類似園藝剪刀樣的刀子把烤雞一劈為二，刀刃經過時，雞肋發出動人的脆裂聲。接著，他把半隻雞放進一個白色銀邊的袋子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