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畫畫
當我讀小學二年級時，母親在週末為我及另外五個孩子上美術課。她開車帶我們去本地一個名叫「世外桃源」（hiddenvilla）的農場寫生。在汽車裡，她讓我們每兩個人坐一個座位，共用一根安全帶。
我跟瑪麗-埃倫（marry-ellen）一起坐在副駕駛座上，我在前，她在後。她留著短髮，臉上有酒窩，我的後背能感覺到她平緩的呼吸。母親把畫具都放在後備箱裡，每個學生一個摺疊畫架、一個梅森奈特纖維板用於固定畫紙、一套水彩、一支炭筆、一塊橡皮，還有一塊軟布。
「我們要畫什麼？」喬（joe）問道。
「我還沒想好，」母親答道，「到那裡再說。」
她跟別的媽媽不一樣，我們倆也跟別的家庭不一樣。我害怕她在上課時把我們的怪異之處暴露出來。
幾天前，我走進衛生間，發現母親腳踩著馬桶邊沿，高高地蹲在馬桶上面，褲子褪到腿上，像一扇窗簾似的。
「你在幹什麼？」我嚇了一跳，問道。
「這是我在印度學的，」她答道，「這樣方便更健康，把門關上。」
農場位於丘陵中央，山上滿是月桂，樹幹不粗，半月形的黃葉從樹上飄落。路的一側是一排綠色的萵苣。空氣中瀰漫著樹的味道，乾淨好聞。這是一片三角形的平原，周圍層巒疊嶂。農場的主人是做石棉生意的，母親說石棉是絕緣體，但有毒性。身在農場，我不由得想，如此清新的空氣，如此繁茂的農場，卻是靠經營毒物而建成的。
我們取了畫具，跟著母親來到停車場附近的田野中。這裡有一棵小樹孑然獨立，褐色的樹幹裂紋密佈，細枝探出呈環狀。樹枝上葉子不多，樹根四周有寥寥雜草，彷彿鬍鬚一般，草葉間土塊可見。「就這裡吧。」母親說道。
我們把畫架支起來，圍成半圓形。樹後面是個圍欄，圍欄裡有菜園、穀倉、棚屋；再後面，峽谷盡頭，就是起伏的山丘，彷彿皺起的皮膚。從近到遠，樹、青草地、青山、紫色的山、天空……畫紙那麼小，恐怕裝不下這麼多景物。
「把畫架往土裡插得深一點兒，這樣就穩當了。」母親對我們說道。她繞了一圈，把我們的畫架依次往土裡按了按，調正。她的言行乾脆利落、應對自如，她這種果敢和自信我倒是第一次見到，甚至有點畏懼。我們把畫紙在纖維板上固定好，母親站在我們前面，一隻手拿著畫筆，另一隻手攤開畫紙。「開始之前，我要教你們怎樣運筆。」她講解道，「不能把筆尖按下去，像這樣。」說著，她為我們演示了一下。她把畫筆壓在手掌上，筆毛綻開猶如拖把似的。「而是順著一個方向運筆，不能戧著筆毛走。」多年以前我就知道怎樣運筆，而別的孩子現在是第一次學，跟他們再學一遍，我覺得很乏味。
我們開始畫畫，紛紛拿起鉛筆，紅棕色的方稜鉛筆跟樹上的枝丫有些相似。我們要先畫素描，後上水彩。「畫樹的時候，不要想當然，」母親說道，「要眼見為實。」
我不知該從何處下筆，不知怎樣才能讓它越過背後的層層山嶺，使其樹冠映在天際。我認真地觀察眼前的風景，我注意到，草地與山嶺幾乎佔據了同等大小的空間。照這樣畫，恐怕我的樹會變成畫紙中央的一個小點兒，周圍則是一大片白色的空間，而這是母親深惡痛絕的畫法。
「畫第一筆需要勇氣，」母親講解道，瞅了一眼我的畫紙，「記住，自然界裡沒有真正的直線。」
而我的畫紙上，正有幾條直線。
「地上濺灑的顏料，也比素描有趣得多。」母親說道。這句話我以前就聽她說過，這是她從社群大學的老師那裡聽來的。我無法理解，所以不愛聽。母親對模糊和混亂應對自如，我們倆一起畫畫時，她不讓我用那套黑色的顏料。她一再說，黑色其實不算一種顏色，看得久了，就能從中看到別的色彩。她不相信書中、電影中「好人」「壞蛋」的二分法，若是我把某個角色定義為好、壞，她就會生氣。對我而言，這樣的分類，以及黑色這種顏色，都能令我心中踏實，彷彿落腳點一般。
我們畫畫，母親轉著圈逐一指導：或是幫這個塗改畫錯的地方，或是幫另一個畫枝幹分叉的地方。「需要我幫你嗎？」在接過瑪麗-埃倫手裡的鉛筆之前，她如此問道，像對大人那樣彬彬有禮。
「要試著去把握樹的靈魂，」她說道，「不是它的外表，而是它內在的生命力。」聽到這句話，學生們一個傻笑以對的都沒有，我很是驚訝。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畫，只有我一個人無法集中注意力。此前，我不願跟她過分親密，但現在，我希望身為她的女兒能與眾不同，能當「內部人士」，能有外人沒有的資訊和知識。我以為母親的講解只有我一個人能聽懂，並因此而略感不好意思；但看到別的孩子聆聽的樣子，似乎他們也能聽懂，且並不為此而羞愧。
要做到「看樹是樹」其實很難，我覺得就像是用左手寫字一樣。樹的意向不斷擾亂我的手指和雙眼，所以，觀察過後我就疾筆而畫，稍一耽誤就會被意向所惑。
「閉上眼睛會好一點兒。」母親建議道。我按她說的做，周圍世界頓時平靜下來。接著，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我正在落筆的樹枝變了樣子，樹枝已不再是樹枝，而是光組成的形狀，且位於其他光形之間，我激動不已。樹只是個形狀，與樹枝無關。我抓住靈感，疾筆而畫，畫其神而非其形。
完工。我端詳片刻，很滿意。
接下來，我們用水彩給素描上色。
「樹需要陽光、水分和營養，」母親說道，「但是，陽光、水分和營養太多了，樹也不會茂盛。經歷挫折，樹才會長得強壯，果樹的果子才會豐產。」那幾年，她反覆說這個道理，我知道那是個類比。
「顏色，以眼睛看到的為準，不要憑空想象。」她講解道。
此前，她給我演示過：在碗中加入橙色的顏料，在天空下，它反射出藍色；在陰影裡，它呈現出紫色；在強光下，它則是白色。對此，她解釋說，這是個驚喜的發現，它教給你眼見為實。
顏色並非獨立存在，即使白紙也是有顏色的。萬物皆有其意義，萬物皆有聯絡。她可能摸過臉，或是拂過眼前的垂髮，我看見她的鼻樑上有點褐色的顏料。「媽媽，」我對她說道，「你臉上有顏料。」
「不要緊的，麗莎。」她如此應道。
家長來接孩子之前，母親轉一圈看看我們的畫，逐一點評。「我喜歡你的構圖。」她對一個學生說道。
「很漂亮，很精緻。」她對另一個學生說道。
她說喬畫得格外好。「這一部分，」她指著畫中的山丘說道，「畫得最好，真不錯。」
對我的畫，她誇獎說，樹的筆觸是一氣呵成，但也有缺點。她說，從素描到上色，我都畫得太快，沒有耐心，把畫畫當成了速度比賽。
父親依然沒有來
「明天史蒂夫給我們送床來。」母親對我說道。她直呼父親的名字，似乎我們跟他關係很近的樣子。他說過兩次要送床過來，但都食言了。我們的公寓裡，客廳旁有個帶天窗的壁龕，母親用簾子將其遮起來，準備把新床放在那裡。我一個人睡覺時，是在客廳的蒲團上，以後我就可以睡新床了。父親的新女友（我和母親還沒見過她）還給母親打電話道歉，承諾這次他一定會過來。
史蒂夫，我對他知之甚少。他就像米開朗琪羅的男性石雕，半是平滑，半是粗糙，總令人揣測其內部世界。
「他上次就沒來。」我對母親說道。那次我們倆足足等了一個小時。或許他不知道買什麼樣的床，或許他忘了我們的住址，或許母親跟他約錯了時間。
「他說好了，這次一定會來。」母親應道，「等等看吧。」
我們倆先是在屋裡等著，又走到屋外，站在圓形的瀝青路面上，看著公路上來往的車輛。知道他要來，我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是那個攀巖愛好者送給我的），難抑內心的激動。私人車道外，汽車來來往往，每一輛車裡都可能是他。我們等啊等，終於，一段時間過後，母親說道：「他可能不來了。」我們走回屋裡，我覺得心裡空落落的。原本充滿激動、新奇、福運、驚喜的一天，突然變得無聊而平凡。最後還是我們母女倆，無所事事。
「咱們去滑旱冰吧。」母親說道。
我和母親滑旱冰時，最喜歡的就是軟的水泥地面。走路時，不同路面似乎沒什麼差異，但滑旱冰時，能清楚地感覺到軟硬地面的不同。我們將軟的路面形容為「黃油一樣」。在堅硬而顛簸的路面上滑行時，我的膝蓋和骨盆都跟著震顫，臉和眼珠都顛得疼；滑到軟的地面，那感覺就像在飄，舒服極了。
我們在橡樹林大道的停車場旁邊找到一塊軟的地面，我們在那裡住過。那間主屋及分離出來的工作室已經被拆，原地新建了棕色木瓦的聯信銀行。「你的臍帶就埋在那個銀行的地底下。」經過銀行時，母親對我說道。我聽得一陣心煩意亂，哪有媽媽把孩子的臍帶埋在院子裡的？
那片軟的水泥地面位於一棟帕拉第奧式風格的辦公樓前面。樓門是茶色玻璃製成的，前面是個假山庭院，兩條弧形人行道繞過庭院，在樓門前合二為一。坡道上的水泥地面如絲綢一般，兩側配有弧形的金屬扶欄。我們倆就從一側坡道上去，另一側坡道下來，週而復始，樂此不疲。
滑行時，母親不時地看我，我則假裝不知道她在看我。「你知道嗎，你就是我想要的那種女兒。」她對我說道，「跟我願望中的一模一樣。當時我在農場待產，那裡有個小女孩，三四歲，由她媽媽帶著。那是個金牛座女孩兒，聰明、老成。當時我就想，我也想要一個這樣的女兒。」
「我知道。」我應道。以前她跟我說起過這件事（當時她說：「我不只是愛你，我是真喜歡你。」），「他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臺電腦？」
「事後他不承認了。」母親答道。接著，她又給我講了一遍當時的情況。他們倆在田野裡給我起了名字，他否決了她所有的提議，直到她想到「麗莎」這個名字才點頭同意。「他愛你。」母親說道，「只不過，他不知道他愛你。」太複雜了，難以理解。「等他見到你，真的瞭解你，他就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他會後悔沒有陪在你的身邊，他會懊惱死的。就像這樣……」說著，母親剎住腳下的滑輪，一隻手抓住扶欄，另一隻手緊抓胸口，面露痛苦和悲傷，蜷起上身，彷彿要跌倒死去一樣。
我試著想了想父親錯過的事，可什麼都想不起來。
後來，我從幾個人那裡聽說，我小時候，父親的錢包裡裝著我的一張照片。跟人聚餐時，他就會從錢包裡拿出我的照片，給同桌的人傳看，介紹說：「這不是我的孩子，但她沒有爸爸，所以我多照顧她一點兒。」
「那是他的損失。」在踩著滑輪迴家的路上，母親如此說道，「他的損失太大。早晚有一天他會明白，看到你，看到你跟他多麼相像，想到自己錯過了多少，他就會後悔，後悔得撕心裂肺。」
我覺得，現在是養貓的最佳時機。
本地的動物保護協會在貝蘭德自然保護區（baylandsnaturepreserve）邊上，一棟政府大樓裡。
「他們收留了很多貓，」母親開車帶我前往，我盡力抑制自己心中的興奮之情，「要是找不到收養的人，它們就會被實施安樂死。」
動物保護協會的主屋是開敞式平面佈局，回聲很大，頭頂是有屋樑的天花板，腳下是石質地面。收留的動物都在門後面的屋子裡。前臺的工作人員是位女士，身著綠色制服，束著腰帶，衣服上有很多口袋。她拿出一個夾著表格的筆記板，問我們的住址及居住的時間。
「我們現在住在門洛帕克，已經幾個月了。」母親說道。
「之前呢？」
「之前在朋友家住了兩個月。」母親答道，語調平緩。「在那之前，我們在另一個朋友家住了四個月。」
那位工作人員做著記錄，嘴越繃越緊。我希望母親撒謊，或略過一些漂泊的經歷，以便面子上好看一些。直到她開始跟工作人員交代我們的行蹤，我才意識到這些事本不該說。母親儘管答應來領養寵物，但我開始懷疑她仍心存猶豫，所以才會毫不遮掩，把我們的漂泊無定坦誠地告訴工作人員。也許，她是決心要實話實說。也許，工作人員的問題使她得以回看多年的漂泊經歷並將其和盤托出，她從中獲得了某種快感，所以對講述的興趣超過了對貓的。看吧，這就是我們母女倆的生活，一五一十，歷歷在目。
「我們家有個院子。」我插話道。
工作人員問我母親：「你們搬來搬去的，能把動物照顧好嗎？」
母親答道：「可以。我們現在已經安定下來了。」
工作人員坐直身子，說道：「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們不能讓你們領養一隻貓。」
我沒料到她的拒絕是如此直截了當，甚至都沒帶我們進去看看裡面的動物。我和母親走出辦公樓，迎面撲來貝蘭德刺鼻的鹹味空氣，我們倆都沒有和彼此說話，滿心疲憊。
幾天後，母親帶我去了一家寵物店。她給我買了一對小白鼠，還有店裡最貴的籠子，是用玻璃做的。
床送來了，可父親依然沒有來。這是一張雙層床，共有上下兩層，床體由很多紅色的金屬圓管組成，根根鐵管如電路一般曲折上下，乍看之下，像個兒童遊戲用的立體方格鐵架。母親把床安裝好，把包裝的紙箱子踩平。除了床，還有金屬管架構、木屑板當桌面的一張白色小桌子。桌子上面，是個白色的書架。我順著梯子爬到上層床上，正在天窗下面。這是屬於我的第一張床，也是父親送給我的第一件禮物。
黛比
我開始出門玩了——動物園、公園、商店等，跟我一起出去玩的是黛比，她是母親前男友（那個攀巖愛好者）的姐姐。她同時打三份工：教外國人英語，在舊金山的梅西百貨化妝品櫃檯當售貨員，還在附近一個名叫阿瑟頓（atherton）的城市給一個單身漢打掃房間。黛比30歲左右，跟我母親年齡相仿，但她沒有孩子。她是主動提出要帶我出去玩的。她小時候父親酗酒，以前在家度日如年，還好有一個認識的大姐姐照顧她，還教她如何化妝、如何使用香水、如何正確佩戴首飾。
約好出去玩的那天，母親和我在路邊等她。她來了，走下車，身穿淡粉色牛仔褲、白色高跟穆勒鞋、紅色褶邊上衣。舉手投足之間，手腕上好幾個樹脂手鐲叮噹作響。她戴著巨大的耳環，圍著花紋圍巾。她一齣現，彷彿一隻熱帶鳥落在了褐色的土地上。
她開的是一輛手動擋的福特嘉年華。她洋溢著愉悅，情緒高漲，彷彿身上籠罩著一層光環，無憂無慮，我要隨她去享受快樂了。她身上有種朦朧的香味，是香橙花的味道，沁人心脾。她留著短髮，做過頭髮，頭髮的顏色和造型彷彿是四周傾瀉的浪花。我摸了一下，卻是硬的。
「噴發膠了。」她解釋道。
等我長大了，也要噴發膠，我心想。
她開車帶我去梅西百貨、林科納達泳池、動物園、她家，我們行駛過皇家大道、厄拉米達·德·拉斯·普爾戈斯路、280高速公路。路上，她說要上高架橋，還說高架橋就在我們頭頂，遠離地面，在半空中。
「要是能找到就好了，」她說道，「附近應該有匝道。」我們倆開始尋找匝道，但我根本不知道匝道長什麼樣子。
「該死，」最後她說道，「我一定是錯過匝道了。有時候他們會關閉高架橋，下次我帶你上去。」
一年之前，黛比生活在義大利，寄居在亞得里亞海岸邊的一戶人家中。她原想就那樣過一輩子，但她媽媽坐飛機過去，把她押了回來。現在，她邁出艱難的一步，在美國開始新的生活。當時我對此並不知情，只知道她是如此無憂無慮，與我印象中嚴肅沉重的成年人截然不同，就像高架橋一樣快樂而自由。
我每週都盼著跟她出去玩，併為此提前準備出門的衣服。我認真挑選，將其單獨放好，以保證在約好的日子裡它們是乾淨的。我喜愛黛比，就像小女孩偶爾會喜愛母親之外的女人一樣。跟她在一起時，我是最快樂的。黛比那輕快的口吻，看待生活的獨特視角，手鐲輕叩的聲音，造型各異、五彩繽紛的穿著打扮，都跟我母親平淡消沉的樣子截然不同。
「這才是該有的樣子。」母親在看過一部鯨魚的紀錄片後如此說道。鯨魚生下來就會游泳，不需要尿布，不用學步，不需要操心。
自從跟那個樹枝藝術家分手之後，母親不願多幹點工作，我們也沒有多餘的財物。她做的飯總是糙米、豆腐、青菜，我們倆都不愛吃。從早到晚，她長時間地待在自己的屋子裡，熄了燈研究《周易》與占卜。我很害怕，因為這種幽暗顯示出我們家的怪異，以及作息的反常。
有一天，母親心情不錯，說要帶我去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但首先她要去提款機取點錢。在博物館裡，我們穿過畫廊，我懶洋洋地躺在長椅上玩，有時還倒立。而她看著畫，有時也向我悄聲講解畫家的情況。展廳裡有克拉斯·歐登伯格的傻不拉嘰的雕塑。博物館的出口處有一個小餐館，結束後我們可以在那裡吃一點兒零食和點心。
「以後再去提款機吧，」我說道，「求你了。」但在出城之前，她還是在一個提款機前停下車。提款機裡沒有吐出錢來，而是吐出了一張紙條。她抓起紙條，走了幾步，在人行道中央停下，看了看紙條的內容，頓時萎靡不振。她開車帶我回家，不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叫我保持安靜，然後躲進屋裡，當天再也沒出來。
「去玩吧，」她對我說道，「寶貝，我很好，你讓我一個人待會兒。」
然而，畫畫、整理衣物、照料籠裡的小白鼠……一切正常的事情都有風險，就像風暴中的小舟。你不敢轉移注意力，因為它隨時會翻。
下一週，黛比帶我去她家。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門洛帕克的霍巴特街（hobartstreet）。她的母親一頭金髮，體形圓胖，皮膚像羊皮紙似的。她穿著圍裙，坐在早餐桌旁，從彩色報紙上剪下方形的紙片。剪子移動處，發出悅耳的嚓嚓聲。
我問她在剪什麼。
「優惠券，」她答道，「去商店時用它，就能少花點錢。」她把優惠券分類，放在一個塑膠盒裡。
黛比的梳妝檯抽屜裡，有一個秘密隔間，一個抽屜裡的抽屜。「爸媽都不知道。」她俯下身，貼著我的耳朵悄聲說道。小抽屜裡有個首飾盒，首飾盒裡有根項鍊。項鍊很細，打了結。
「你的手小，試試能不能解開。」她說道，「要是能解開，就送給你了。」我坐在她的床上，仔細拆解細細的項鍊，最後終於把每一個結都解開了。
黛比為我戴上項鍊。
「你有丈夫嗎？」我問道。
「還沒有。」她答道，「但將來會有的。我在外面走著，‘啪’的一聲，他就會出現在我眼前了！」
當黛比送我回家時，母親正穿著畫畫時的工作服。
「看！」說著，母親讓我們看一幅接近完工的畫。黛比走近一點兒，仔細看了看。「真不錯，」她稱讚道，「我還沒見過這麼美的畫。」（後來黛比對我說，她很奇怪，我母親明明很有才華，卻為什麼會那麼窮。她覺得，我母親再不濟也可以在街上賣畫。可是，除了接過幾個插畫的活兒，母親從未用作品掙過錢。）
我們三個坐在桌旁，我坐在黛比的腿上。她倆說著話，我抬起頭，對黛比說：「你的牙真白，我媽媽的牙是黃色的。」母親頓時不自在了，她總是抱怨自己的牙不好看。
「黛比什麼都不懂。」黛比離開後，母親對我如此說道。「她很虛偽，還挑三揀四、指手畫腳，其實她什麼都不懂。」黛比是真的看不慣母親，有一次黛比到我們家來，看到水池裡的餐具還沒洗，牆上有塊汙漬（那是前一個租客留下的，應該是灑了酒，時間久了顏色變深，就像塊陰影似的），就皺了皺眉頭。
「她趾高氣揚地走進來，把你帶走，」母親繼續抱怨，「你是個惹人愛的孩子。但她敢看不慣我？你能這樣，全是我的功勞。」
「我喜歡她。」我說道。
「她並不完美，你知道嗎？她不是總這麼快樂的，她是裝的。」
「你該剪一點兒優惠券。」我對她說道。
「才不呢，」母親應道，「我不是那種人，也不想成為那種人。」
此前，在黛比來接我的早上，母親總是陪著我，在屋前車庫旁的圓形瀝青路面上等她。從那以後，母親再沒陪過我，只讓我自己等。
媽媽的小時候
我在學校裡有一個好朋友，名叫丹妮拉。一個週末，她們一家帶我去聽音樂會。那天我穿著白色的緊身羊毛褲襪，演出中間，尿意來襲，我卻無法離席去衛生間。我憋了很久，最後實在憋不住了，就尿在了褲子裡（場內燈光都關了，所以看不出褲襪溼了，意識到這件事之後，我長舒了一口氣）。
中場休息時，我去了衛生間，把褲襪脫下來，扔進馬桶裡，打算把它衝下去。可是浸了水的褲襪在下水口一圈圈地轉著，就是衝不下去。我放棄了，走出隔間。衛生間外面排了很長一條隊，排在最前面的那位女士向我用過的隔間走去。「您最好別用這一間，」我婉轉地對她說道，彷彿我跟她是一夥的，「馬桶裡有雙兒童褲襪。」她聽完，詫異地看了我一眼。走出衛生間之後我才意識到，我這是欲蓋彌彰啊！
演出結束後，母親帶我和丹妮拉去蘋果木餐館（applewood）吃比薩。吃完後，我們沿人行道向汽車走去。路上，我們輪流揮舞著母親的布包，我們抓著提手，使勁舞出巨大的圈子。母親在包裡放了一把畫畫時用的美工刀，輪到丹妮拉掄包時，刀刃刺透了包底，露出了一截。布包掄過，劃破了我的手腕，在前臂正中位置留下了一道一英寸長的疤，就像字母「i」似的，不醜，後來我也漸漸習慣了。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很愧疚，不敢看那道疤。幾年過後她才釋懷，常常指著疤痕說：「這可是我的簽名啊。」彷彿那是她畫的畫似的。
有時候，母親會說起她的親生母親弗吉尼亞（virginia），說她待她怎樣不好，比如：不帶她去咖啡館吃蛋糕，不肯出面去學校，她在床上餓的時候不給她拿零食……在我看來，以上種種抱怨，恰恰也是我童年時從她身上求而未得的。
「我小的時候，」母親說道，「媽媽注意到我有藝術天賦，但她給我妹妹琳達買了畫架和一套精美的畫具，卻不准我碰。」
我想多聽一些類似的故事，聽聽外祖母對她是如何無情，但母親跟我講述最多的，卻是誇讚她母親廚藝很棒，說她把手切的寬麵條掛在廚房裡晾乾，就像曬襪子似的。還說她執意要買羽絨被，而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事。有一次，一個下雪天，外祖母看見窗外的樹枝上落了兩隻紅雀，繼而萌生買一雙紅鞋的念頭，後來果然買了。憑藉弗吉尼亞是她生母的關係，我們還跟已故的布蘭奇·裡基（branchrickey）攀上了親戚，他是母親的舅姥爺，是布魯克林道奇隊的總經理，正是他把傑基·羅賓森帶進了大聯盟。母親的言外之意是，我們要維護外祖母，但我當時並不知道要替她維護什麼。
「小時候，我最早的記憶是躺在嬰兒床裡，四下裡看看，發現家裡一貧如洗。」母親說道，「似乎我是從一個更好的地方投胎而來。」在她講述的童年經歷裡，她有時候脆弱無助，有時候又很強勢。俄亥俄州的冬季很冷，但她家裡窮，母親被迫身穿裙子和薄上衣上學。她用攢下的穀物紀念幣跟人換來雙筒望遠鏡，清早出去觀鳥。現在，她想比小時候過得好一些，讓我們母女倆能享受到更高檔的東西，我們沒見過、沒吃過的東西。
失落的母親
有一次，母親帶我去馬裡諾爾神學院（maryknollseminary）附近的一個自然保護區遠足。那裡是一片丘陵草地，其間有個供退休神職人員生活的養老院。我們倆走在一條寬闊的土路上，四周的青草和蕁麻味道很香，還帶著肥皂味。蟲鳴震耳，戛然而止，片刻過後又喧囂而起。這是蛇出沒的季節，路上會有曬太陽的蛇。
「我在印度見過一條小眼鏡蛇，」母親說道，「就在路中央，昂著頭。」說著，她壓低喉嚨發出噝噝聲。「小眼鏡蛇才是最可怕的，它們不懂得自己的毒性有多厲害，咬一口就會放出所有毒液。」聽她講述時，我並沒有把她放在故事的畫面裡，而是設身處地地站在她的視角，彷彿我才是那個在印度偶遇眼鏡蛇的人。
山頂上有棵綠色的仙人掌，結了鮮紅色的果實。「仙人掌果，」母親說道，「我一直都想嘗一嘗。」
說著，她開始往上爬，腳踩過的地方，撲簌簌地落下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