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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特長(第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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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賽

我加入了學校的辯論隊,這是為了考大學而做的另一件事。跟其他同樣目的的活動一樣,我落得疲於應付,最後都忘了參加的初衷是什麼。我選擇的辯論型別是「林肯-道葛拉斯」(lincoln-douglas),名字源於林肯和道葛拉斯那場著名的辯論。辯論的題目列印在一張長條紙上:「少數服從多數vs少數人的權利」。這個辯題是什麼意思?我該如何發問?這些都讓我一頭霧水。

我們為正反雙方都做了準備,也練習了好幾輪,又去斯坦福大學參加了一場小型辯論賽,我輸了。我們剩下的幾個人還要去一所名叫林肯學校的地方參加一場辯論賽,那裡距離我們這裡有一個小時的車程。辯論賽的場地設在很多間空的教室裡,場地準備工作由志願者、家長、老師們完成。每輪比賽結束,牆上都會貼出晉級的人以及下一輪的對戰安排。在比賽空當,我們四個校友湊到一起,買好零食,坐在學校裡的水泥花池邊上,邊吃邊嘲笑上一場對方辯手的漏洞。這所學校比我們學校大,也更漂亮、更現代一些,教室裡的牆上貼著各種知識點圖表,似乎比我們的更難、更復雜。

輪到我發言時,我的臉就會紅起來。每當此時,我就覺得自己的身子輕飄飄的,而頭腦卻是思路敏捷。我在規定的時間裡妙語連珠,聽上去無懈可擊。在對方發言時,我的腦中就隨時準備好了反擊之詞。「少數服從多數」和「少數人的權利」似乎對我來說是意義重大的。我唯一一次在辯論中落下風,是首輪比賽中對陣一個男生。

當天晚上,我們回了家。第二天是星期天,是比賽的第二天也是最後一天。我們早早地出發,坐的是同一輛車。

「要是大家都被淘汰了,我們就回家。只要還有人晉級,我就等到最後。」教練對我們如此說道。我跟父親說還得在外待一夜,他半信半疑,似乎辯論隊是我瞎編的。「晚飯前,我能到家。」我對他說。

可是我一直在贏。我的臉一直紅撲撲的、熱乎乎的。在反駁對方時,我得把手放在臉上,左右輪換著,好讓臉涼下來一些。

比賽間歇,我給家裡打了電話,跟勞倫娜說我得晚些回去。她的聲音很冷淡,我知道,肯定是父親又不高興了。

「要不你們跟教練說吧,」我說,「讓他換人,我早點回家。」

「不用了,」她說道,「我們等你回來。如果太晚的話,我們就先睡了。」

要是我贏了,我就能拿個獎盃給父親看。以前我從未得過獎盃,現在我覺得似乎很有必要贏一個來證明自己。

白天過去,夜晚降臨。每一輪過後,貼在牆上的白紙上剩餘的選手就越來越少。我走進下一個賽場,聽說已經是半決賽了,評委也從一個增加為三個。

除了第一輪碰到的那個男生,其餘對手的模樣我都記不清了。但在決賽時,我知道自己正走向勝利,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感受。決賽的時間同樣並不算長,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在乎自己會抽到哪一方,我的卡片已經因為多次使用而變得皺巴巴的。不管對手如何發難,都不在話下,我胸有成竹。比賽結束後,我跟對手握手。我對對手錶現出的大度風範,就像對此前被我淘汰的所有選手一樣。

二十分鐘後,大家集合起來,準備參加頒獎典禮。「本次比賽共有兩位勝者。」主持人大聲宣告。他手裡只拿著一個獎盃。我從座位上站了起來。「可惜,我們只准備了一個獎盃。所以,你們倆誰先上臺,獎盃就發給誰。」

此時,我早已登上臺階,儘量表現得優雅而若無其事。現在我才看到,與我並列冠軍的另一個選手正是我首輪碰到的那個男生。在小組賽中他可能是贏了我而進了勝者組。也就是說,他此後遇到的對手都要更強一些。他不如我走得快,我先走到領獎臺前,於是主持人把獎盃交給我。我抓住了獎盃,遞到自己的左手。那個男生也走到領獎臺上,我們微笑著握了握手。

第二天,在父親的車上,我跟他說了比賽的事。

「我贏了他們。」我撒謊道。當天早上我給他們看過獎盃,但他似乎不太在意,所以我又說了一遍。

「我知道,麗莎,或許這就是你需要的東西。」他說道。

「什麼?」

「你做到了,證明了自己。」他解釋道。

「可是這才是第一個,我以後還會有更多獎盃。得獎在申請大學時有用處。」

「辯論在現實生活中才有用。」他告訴我,「真正需要的時候再展示你的辯論能力,這種辯論賽其實很沒意思的。」

我們倆很像

101高速路旁邊有一棟房子,房子並非正對公路,遮簷上有一行字,寫著「紅房子」,還有一張圖,畫的是兩隻酒杯相碰。

「以後,麗莎就在這裡工作。」父親開車經過時,指著那棟房子對我們說。我們都在車上,我和弟弟坐在後座。他以前開過這個玩笑,現在我知道了,這其實是一家脫衣舞廳。我回憶著從電影裡看到的場景,裸女在舞臺上扭來扭去,「紅房子」門前的停車場上幾乎沒有汽車。

「哈!」我回應他,以配合他的玩笑。

到家之後,他在客廳裡放cd聽。他說過要給我放一會兒歌聽。「聽,」他說道,咯咯笑著,「這首歌送給你。」

他放的是蘭迪·紐曼為皮克斯動畫工作室的動畫電影《玩具總動員》所寫的曲子,名叫《小矮個兒》(ishortpeople/i)。

《玩具總動員》是第一部全部由電腦製作的動畫片,他如此說道。隨著製作的進行,他每週都會把磁帶帶回家,裡面存的是電腦修飾的草圖,還有各個角色的配音。有些很粗糙,有些經過改進,有影星的配音,也有替身的配音,都是些未成形的素材。

當時我的身高是五點二英尺,已不再長個了,《小矮個兒》的歌詞就是諷刺我的,但我還是被這首歌逗笑了。他一邊看著我,一邊隨著音樂踮著腳,還試著跟唱,他背不下全部的歌詞,他想抱著我一起跳舞。父親身高六英尺,勞倫娜五點七英尺,他們量過弟弟裡德的身高,並將其乘以二(這是勞倫娜學來的預測身高的辦法),說弟弟將來也會很高。他倆似乎很在意身高,真是一種很世俗的眼光。

一天,我放學回家,發現房間的桌子上多了臺電腦。電腦是磨砂黑色,機箱上有一排通風口,螢幕很大。

「我覺得你可能想要一臺。」父親走進房間,對我說。自從搬到這裡之後,我就一直跟他要一臺next電腦,他和勞倫娜各有一臺,但他都拒絕了。他說對孩子而言,電腦太貴、太奢侈了。

「哇,」我讚歎道,「謝謝你!」可是,無緣無故地,他為什麼要送我電腦?我按了一下後面的開關,電腦卻沒有響應。「這要怎麼開啟?」我問他。

「這樣。」他應道,把手伸到機箱後面,按下同一個開關,仍然是沒有反應。我敲了下鍵盤上的一個按鍵,點了點滑鼠,也還是沒有反應。他又抬起顯示器一角,撥弄了幾下開關。我鑽到桌子底下,拔出電源,又將其重新插好。他開啟臺燈,確定電源插座沒有問題。

「麗茲,」他說道,「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第二天放學回家時,電腦不見了,也再沒有新的送來。

自從我過了16歲生日,一整年的時間裡,只要跟父親在一塊兒,他就會對我唱《音樂之聲》裡關於16歲到17歲的那首歌。在家裡,他仍然穿著黑襯衫、白內褲,赤著腳,一邊上樓一邊唱,還在樓梯上向外揮展手臂,彷彿是在百老匯表演滑稽劇:「天真如——玫——瑰——」那時是下午三四點鐘,我站在樓梯底下,翻著白眼看他,但我喜歡這種鬧劇,尤其是他在胡鬧的時候。

一個星期六,父親、我、弟弟一起出去散步,父親把弟弟放在嬰兒車裡推著。空氣中滿是熟透的迷迭香和瀝青的氣味,瀝青馬路很熱,都開裂了。「要是被那個尖頂扎一下,會不會很慘?」我們經過一個水泥尖頂的教堂,他如此問道。接著,他腮幫子一鼓,發出放屁似的聲音,彷彿是被扎破了肚子。

空氣中好像有些金色的東西,一些活動的光粒,可能是花粉。我們經過一個公園,公園裡有松樹和絨葉木蘭。「麗莎,你知道嗎?」他說道,「東海岸的人不理解西海岸的生活。不論他們怎麼努力,都理解不了,這是骨子裡的東西。」他說,東海岸的人都穿休閒的卡其褲。他還說,那邊的人跟我們毫無相似之處,他們太虛偽,一本正經,不像我們這樣,因為我們這裡的山上有散發著芳香的胡椒樹、桉樹,還有淡淡的陽光。他和我,我們倆都穿著破洞牛仔褲和博肯涼鞋。

我在不同的角色間轉換著。在這個週末的上午,我是父親的紅顏知己,跟他心有靈犀,我們都喜歡牛仔褲、斯坦福的山,還有鮑勃·迪倫。

他的腮部上方有時候會擠出酒窩,我也能。他不吃肉、黃油、奶油,我也不吃。因為崇拜他,我開始學他的樣子走路,每一步都向前蹌。我說話時也像他一樣,喜歡在句子裡夾上「sortof」,因為我覺得這樣說話顯得高深。我們是加利福尼亞人,我們倆很像,這兩種想法融合在了一起。

我們來到考帕街(cowperstreet)和北加利福尼亞大道(northcaliforniaavenue)的一角,在一棟房子前面的蛇形圍欄停了下來。圍欄後面長滿了玫瑰,所以,從人行道上看不到院子裡的房子。長著淺綠色刺的淺綠色花莖,像輻條一樣根根直立。玫瑰花都不大,五顏六色的,像果凍和夕陽一般:紅色、橙色、淺粉色、豔粉色、洋紅色、大紅色……每朵花都與旁邊的顏色不同,因為光線或色調的原因,花朵彷彿在發光。

「太漂亮了。」父親讚歎道。

「是啊。」我附和道。

我們倆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地賞花,弟弟則在嬰兒車裡呼呼大睡。他和我欣賞的眼光是一樣的,我想道。我們倆的品位一樣,除了母親之外,還有人與我有同樣的眼光,這讓我感到如釋重負。

幾分鐘之後,一個男人從房子正門走了出來。

「這些玫瑰是什麼品種?」父親問他。

「‘約瑟的綵衣。’」那人答道,「可能是因為它們顏色各異吧。」

回家之後,坐在廚房的桌旁,我提議跟他換眼鏡。我的眼鏡是他買的,「歐利弗·皮帕斯」的,黑邊,又大又笨,金屬飾面也生鏽了。他的眼鏡是無邊框的,眼鏡腿是兩根細的金屬絲。

他用雙手慢慢地摘下眼鏡。

「小心點,」他囑咐道,「用力太大,就會傷到鏡片。」我把眼鏡接過來。在我手裡,它精緻纖細,似乎有了生命,像個蟲子似的,眼鏡上仍帶著他臉部的溫度。

我們倆各自把眼鏡戴上,互相看了看,同時笑出聲來。我們倆的度數幾乎完全一樣,都是近視,並且左眼散光。

「千萬別拔眉毛,尤其是中間的。」他叮囑道。我的眉毛長得不均勻,一邊高一邊低,兩條眉毛幾乎連在一起。「拔了以後就不長了,最後就得用鉛筆畫眉。」說著,他的臉扭曲變形,露出一副厭惡或蔑視的神情。「真的,」說著,他伸手摸了摸我的眉心,「你臉上最好看的地方就是眉毛了。」

「嗨,我給你放了洗澡水。」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父親對我說道。

我走進衛生間,只見他在洗臉盆上方的架子上、浴缸邊緣都點了蠟燭,浴缸的水面上撒了玫瑰花瓣。在燭光中,花瓣映成了金黃色。這些花瓣一定是他從外面的院子裡摘的。

大約也是在那時,有一天早上,我走進廚房,父親正在看報紙,勞倫娜在拿收到的信。我進來之後,他突然放低報紙,看著我。

「麗茲?」

「有什麼事嗎?」

「你自慰嗎?」他的問題懸在半空中。我的答案是我不自慰,我從沒試過。我知道自慰是什麼意思,但不知道該怎麼做。幾年前,在一次舞蹈課上,在幾個動作中間,我突然被一陣無法抵擋的愉悅感佔據,我趕忙跑出舞蹈室,跑進更衣室裡,臉紅難褪,不明白髮生了什麼。

我沒有接父親的話,只是愣愣地站在原地。

「嗯,我覺得你應該試一試。」他言之鑿鑿地說道,接著又端起報紙,繼續看報。

夏威夷之旅

我讀高三那年的秋天,正當我在積攢學分以便申請大學的壓力最大時,父親讓我跟全家人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他說蒙娜也會去。

「可我不能耽誤課。」我解釋道。

當時,我們坐在走廊裡一個厚木板做成的黑色長凳上,這是那片地方唯一的傢俱。

「你要是不能去的話,」他說道,「那就別把自己當成這個家的人了,麗莎……」說到這裡,父親停頓了一下,好像是言之未盡,卻緊閉著嘴唇,搖了搖頭。

「好吧、好吧,我去。」我趕忙應道,免得他再囉唆。

第二天,我向老師請假。因為要填寫請假單說明事由,我便撒謊說要做一次長途旅行,去參觀幾處大學。化學老師勞倫斯(lawrence)搖了搖頭,還是簽了字。歷史老師沃倫(warren)驚訝地看著我,最後也簽了字。現在他們知道我去參觀大學了,以後真要去時,怎麼辦?她們若是問我去過哪些地方,我該怎麼回答?我怎麼向她們解釋在夏威夷曬黑的皮膚?

等我回來,我再想想怎麼去圓謊吧,或許我在夏威夷時可以躲在室內不出去。

到達夏威夷那天,我隨父親去了海灘。沙灘上有很多熔岩碎屑,赤腳走在上面很燙。幾棵棕櫚樹下,有一個茅草屋頂的開放式平房,稱作「海灘棚屋」。在那裡,人們可以租借裝置,並在附有紙夾的筆記板上登記要參加的活動,有潛水、雙體船、水肺潛水學習班等。

棚子下面的沙子是涼的。在陰涼處,兩根屋樑中間有根棲槓,上面有一隻翠綠色的金剛鸚鵡,長著黑色的舌頭。父親中午吃飯時剩了點兒麵包卷,現在拿出來喂鸚鵡。鸚鵡身子前傾,伸長了脖子,黑色的爪子抓著棲槓。它彷彿是站在鉸鏈上似的,抓著棲槓向前挪了幾步,張開黑色的嘴,伸出一根頂端長著類似小手的舌頭,舌頭是衝著麵包捲去的,可是父親把手撤回來了。鸚鵡縮回脖子,在棲槓上站直了身子。

「哎,」我勸道,「你給它吧。」

「稍等。」他說。

他再次遞出麵包卷,恰恰在鸚鵡夠不到的地方。鸚鵡再次將身子前傾,慢慢張開鉸鏈似的嘴,黑色口腔像個便攜藥盒。然後,就在鸚鵡快吃到麵包卷時,他又把手撤了回來。

「真無聊。」我說。

他一遍遍地逗著鸚鵡,鸚鵡探頭,他就縮手,然後鸚鵡重新站直身子,豎起綠色的羽毛。每次我都擔心這隻鸚鵡會從棲槓上翻下去,因為它的翅羽被剪掉了。

「太壞了,爸爸,你這是在折磨它。」我說道。

「我這是在做試驗,」他反駁我,「我想看它長不長記性。」

我在一邊等著,看他聽不聽勸,或者他是否會厭倦這無聊的惡作劇,又或者看鸚鵡會不會變聰明一點兒。可一切如故,我就索然無味地離開了。

一會兒過後,我又見到他。他笑著,一副神清氣爽的樣子。「這裡簡直太棒了!」他讚歎道。四下裡各種各樣的鳴聲不絕於耳。

晚飯和早飯是在同一個餐廳裡。我們坐在餐廳前面的一個圓桌上,靠近廳門,巨大的窗玻璃到了晚上都變成了鏡子一樣。外面三人的小樂隊正演奏著夏威夷風格的曲子,時而悲傷時而歡快。負責我們這一桌的服務員是位嬌小的女士,黑色的長髮中間摻著幾縷灰髮。她走到桌前,讓我們點餐。我早先見過她,那時她跟一個小男孩在外面走著,我想應該是她的兒子。

父親點了胡蘿蔔沙拉,「都切成這麼大,」說著,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畫出一英寸大小,「旁邊放半個檸檬。我還要一大杯鮮榨的橙汁,不是那種小杯子,要大杯子。」他又比畫了一下杯子的大小。每當他想清晰發音時,都會咬舌。

「我們會盡力滿足您的要求,先生。」服務員和顏悅色又不屑一顧地答應著,低頭看著記事本,把父親的要求記了下來。父親後仰著坐在椅子上,椅背後傾,他的下巴幾乎要跟膝蓋在一條水平線上了,我有點怕他會摔倒。

服務員又看著蒙娜,等她點餐。

「來條白魚,」蒙娜說,「你看看有什麼可以推薦一下?」蒙娜說得很有禮貌,聲音小,語氣也很溫柔。

「有ono,跟白色的鯛魚差不多。」服務員說,「還有ahi,也是今天剛捕的,很新鮮,就是肉比較緊。」

「來條ono吧,水煮就行,不要黃油,稍加一點兒橄欖油,旁邊加點蒸的蔬菜。」

魚和蔬菜,不要黃油?看她點的餐,這是要從我的陣營裡脫離出去,加入了成年人那一夥啊。在這次旅遊中,她似乎更像他們的朋友,而不是我的朋友了。勞倫娜點得很簡單,只要了一份沙拉。我點了義大利麵。

「我對那隻鸚鵡做了點試驗,」父親說道,「就是沙灘上那隻。結果證明,它真是愚蠢透頂。」

「他折磨它。」我告狀道。

「它不懂得吃一塹長一智,」他說道,「一傻到底,太好玩了。」

這時,服務員端來了食物。他的沙拉就是一堆用工具切成的胡蘿蔔絲,放在單份沙拉盤子裡,跟一份馬馬虎虎的配菜似的。因為長時間暴露在空氣中,胡蘿蔔絲的邊緣都發白了。檸檬是一角而非他要求的半個,表面繃在外皮上,一擠就裂開了。接著,服務員又把別的飯菜擺在桌上。我表現出比往常更滿意的樣子,因為我覺得氣氛好像有點不對頭,想借此調和一下。

父親看著眼前的胡蘿蔔絲,伸手摸了摸其中的一根,又厭惡地縮回手來。「等一下!」他說道,服務員這時剛要走,「這不是我點的。」

「可是,是您說……」

這個女人面容和善、眼帶疲憊,但她不該反駁。她看不出「他點的東西」與「她端上來的東西」的區別,我能看出來。她認為他的要求苛刻而麻煩。我知道,她本該對任何能取悅他的事表現出興趣才對。快走啊,你這個笨女人,我心裡不由得替她擔心。

她把父親跟前的盤子端走了。她還在聲音所及的範圍內時,父親嚷嚷道:「這裡什麼都好,就是飯做得跟屎似的。」

「史蒂夫,嚐嚐魚吧。」蒙娜說道,「沒放黃油。」說著,她把自己的盤子推到他跟前。他看了一眼,沒吃。看他緊繃著臉半笑不笑的樣子,我知道,他正在醞釀一次言語攻擊。

當他攻擊別人時,站在他這一邊是最安全的。

在安全與危險之間,有一道看不見的界線。我想永遠從危險的那一邊走到安全的這一邊來,從外面走到裡面來。而獲得安全的代價就是,得眼睜睜地看著他攻擊那位服務員。痛苦和折磨不會增大或縮小,而是從一個人的身上原樣轉移到另一個人身上。我如果出頭維護這個服務員,他可能就會把矛頭轉向我。對一個人的攻擊會令其他人受到刺激,對我而言,能安然地身處危險之中,令我感到渾身軟綿綿、輕飄飄的。

第一次跟父親和勞倫娜到夏威夷玩時,他指著我的泳衣對勞倫娜說:「你為什麼不買件跟她一樣的?」當時我就不由自主地覺得自己是最棒的,因為我的泳衣得到了他的認可。

後來我才想起來,當時在座的幾個人,小時候都是失去了父親。現在,他是這個家的家長,他為我們此行的一切花銷付錢。一時間,氣氛很緊張。

服務員回來了,她端著一個碗,碗裡有更多胡蘿蔔絲,有新鮮的有不新鮮的,摻雜在一起。她還拿了一角新檸檬和一大杯橙汁。

「請問您要的是這種嗎?」她說道,似乎覺得這次做對了。

「不是,」他答道,「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這裡有人知道該怎麼幹活嗎?」他說道,「真的,你不會幹活。我要的是新鮮的胡蘿蔔。」

「先生,我跟廚房裡說了,讓他們……」

「不、不,你肯定沒說。這堆屎跟你上次送來的一樣。」

「對不起……」服務員的聲音有些發顫,「我拿回去重做。」

「這樣才對。」他說道,「你應該想一想你為什麼在這兒,你是不是把工作做好了。因為到目前為止,你幹得跟屎似的。你乾的每一件事都跟屎似的,你還一遍遍地把這堆屎端上來。我的胡蘿蔔和檸檬要放在碗裡。」說到這裡,他用手比畫出碗的大小。

「是,我明白了,可是……」

「我要的是最簡單的東西,你們有胡蘿蔔嗎?」

「有,可是……」

「你們有檸檬嗎?」

「有。」服務員愣愣地站著。

「廚房裡有擦子嗎?」他倚著椅背後仰,隔著鋪地毯的地板,看著廚房那邊。

「有。」

「好。那你跟他們說:拿三根胡蘿蔔,擦成絲,」接著,他模仿用擦子擦胡蘿蔔絲的樣子,說最後幾個字時,聲音像針一樣尖銳,「然後放上檸檬,再端過來。」

「廚房裡的胡蘿蔔絲都是早就擦好的。」服務員急哭了,卻並沒有哭出聲來,「我去問問他們怎麼辦。」說完她轉身就走了。父親慢吞吞地、失望地看著眼前的餐盤,似乎經歷了一件慘事。

「別去了!」他朝已走到地毯另一邊的服務員喊道,「不要胡蘿蔔了,我再看看你們的選單。」

她送來選單,站在一旁等著。

「點這個吧。」他指著選單上的煎魚說道,「但是,不要煎的,要蒸的。不要黃油,不要奶油,一點兒調料、配菜都不要,只要清蒸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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