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在聽父親大聲呵斥我的錯誤，以至於時至今日，一次失敗已足以使我跟他一樣暴跳如雷。我已經將父親——他的焦躁、他的完美主義、他的憤怒——內化於心。我再也不需要父親折磨我了。從那天以後，我開始了自我折磨的征程。
那一年我7歲，不停地自言自語著，不僅僅是因為我內心恐懼不安，還因為沒有人願意傾聽我的心聲。我急促地呼吸著，喃喃自語：安德烈，趕快退出吧，放棄吧。丟下你的球拍，離開這片球場，馬上！回到房間裡，吃些好吃的，和麗塔、菲利或塔米隨便玩點兒什麼，或坐在媽媽身旁，看她織毛衣或者做拼圖遊戲。那聽起來多麼動人！那種感覺肯定美妙至極，不是嗎，安德烈？趕快退出吧，從今以後徹底告別網球，那樣不是很好嗎？
但是我不能。不僅僅是因為我的父親會拿著球拍滿屋子追我，更是因為我體內的某些東西，某些神秘的、看不見的「肌肉」不容許我那樣做。我憎恨網球，全身心地恨著，但我仍在不停地打球，不停地擊球，每個早上，每天下午，因為我別無選擇。無論我多麼想停下來，我都沒法就此止步。我不停地乞求自己：停下來吧，停下來吧，但是我卻還在繼續揮臂擊球。這種矛盾，這種存在於我所想的和我實際行為之間的矛盾似乎已成為我生活的核心。
此時此刻，我的仇恨集中在「大龍」身上。「大龍」是脾氣暴躁的父親改造的一臺網球發球機，它黑黢黢的，有著大個的橡膠輪子，在底座處還印有用白色大寫字母拼寫的單詞「王子」。初看上去，「大龍」與美國所有鄉間俱樂部裡的發球機沒什麼不同，但事實上，它是一個從我的漫畫書中跑出來的活生生的傢伙。「大龍」有頭腦，有主見，有一顆黑色的心，並且有著令人毛骨悚然的嗓音。在又一次將球吞到肚子裡後，「大龍」發出了一連串令人作嘔的聲音。隨著它喉嚨處的壓力不斷增大，它開始呻吟。當球馬上就要從嗓子眼兒擠出時，它開始尖聲叫喊。雖然一度「大龍」發出的聲音聽起來竟有那麼點兒憨憨的感覺，但是當「大龍」死死地瞄準我、以110英里的時速朝我發球時，它發出的聲音則是恐怖至極的怒號。每當聽到這種聲音，我都不禁戰慄不已，連連後退。
父親故意把「大龍」改造得如此可怕。他給它安了一根超級長的脖子（由鋁管制成）和一個窄窄的頭（也是鋁製的）。每次發球時，這個鋁頭都像準備大「抽」一場的鞭子一樣，暫時縮回。他還把「大龍」裝在幾英尺高的底座上，與網球網齊平，因此「大龍」要比我高許多。如果說7歲的我和同齡人比起來可以用「矮小」來形容的話（因為我總是縮著身子並且留著西瓜頭——我父親每兩個月給我剪一次頭髮），那麼站在「大龍」面前，我看起來就只能說是「渺小」了。我感覺自己是那麼微不足道，孤立無助。
父親使「大龍」高高在上，不只是因為這樣我才能專注於它並且景仰它，更為重要的是，他想讓「大龍」嘴裡射出的球正好落在我腳下，就像從飛機上投擲下來一樣。球沿著這種軌道飛行，就幾乎不可能以常規方式彈回。我必須每次都在球的上升期就擊中球，不然的話它就將反彈並飛過我的頭頂。即使那樣，父親也並不滿意，他喊道：早點兒擊球！再早點兒！
父親每次都要喊兩遍，有時要喊三遍，有時甚至是十遍。「用力點兒，」他說，「再用力點兒！」但是用力又有什麼用？無論我多麼用力地擊球，多麼早地擊球，球都會再飛回來。我擊過網的每個球只是又一次消失在已經覆滿球場的成千上萬個網球中而已。它們波浪般地湧向我，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我無法轉身，無處邁步，甚至無法原地轉圈。只要我稍稍移動，我就會踩到球，而我絕對不能踩到球，因為父親絕不容許。只要踩到父親的一個網球，他就會怒吼不已，彷彿我踩到的是他的眼球。「大龍」每噴出三個球，就會有一個擊中地上的球，使其瘋狂地向一側彈去。我要在最後一秒鐘調整好姿勢，及早地擊中球，把球巧妙地打過網。我知道要做到這一點需要非凡的反應能力，我也知道世界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孩子能夠看到那個球，更不要說擊中了，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為我的反應能力而自豪，而且我也不會受到讚揚——那只是我應該做到的。每一次擊中球都是意料之中的，而每一次漏球則是一場危機。
父親說，如果我每天擊球2500次，每週就會擊球17500次，這樣一年結束時，我擊球的次數就將接近100萬。他相信數學，他說數字是不會騙人的。如果一個孩子每年擊球100萬次，那麼他將是不可戰勝的。
「早點兒擊球，」父親喊道，「該死的，安德烈，早點兒擊球！追著球，追著球！」
現在他正催逼著我，直接衝我的耳朵大喊著。擊中「大龍」朝我發射的每一個球還並不夠，父親想讓我比「大龍」更有力、更迅速，他想讓我打敗「大龍」，這使我驚慌失措。我對自己說：你打不敗「大龍」的，你怎麼能打敗一個從不停歇的對手呢？仔細想想，「大龍」與父親非常相像，只是父親比「大龍」還要可怕——至少「大龍」是矗立在我面前的，在我視線所及的地方，而父親則一直待在我的背後，我幾乎看不到他，只能聽到他不停地在我耳邊叫喊，無論白天還是黑夜。
「再來個上旋球！用力擊球，再用力點兒！不要擊球下網！該死的，安德烈，不要擊球下網！」
沒有什麼比擊球下網更讓父親狂怒不已的了。當我把球打出邊線時，他頗為不悅；當我把球打出底線時，他會大喊大叫；而當我回球失誤，球下網時，他則會大發雷霆，破口大罵。失誤是一回事，擊球下網則是另一回事。一遍又一遍，父親不斷地說著：球網是你最大的敵人！
這個敵人，在父親的「幫助」下，比標準高度高出6英寸，因此要避免遭遇它簡直難上加難。他認為，如果我能戰勝這一高網，未來的某一天我也將毫無疑問地征服溫布林登的球網。至於我並不想在溫布林登打球這一點，從來都不會被考慮。我想什麼無關緊要。有時我會與父親一起在電視上看溫布林登網球賽，我們都支援比約恩·博格，因為他是最優秀的，他從不停下前進的腳步，他是最接近「大龍」的——但是我不想成為博格。我欽佩他的天賦、他的精力、他的風格，我欽佩他那種使自己完全沉浸於比賽的能力，但是如有一天我能夠擁有他那種品性的話，較之將其耗費在溫布林登的賽場上，我更願意去做一些別的事情——我自己選擇做的事情。
「用力擊球，」父親喊道，「再用力！現在反手擊球，反手擊球！」
我的胳膊似乎已經不是我的了。我想問，爸爸，還要練多久？但是我沒有問。他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我儘可能用力地擊球，然後更加用力點兒。一次揮拍，我力量十足、乾淨利索地擊中了球，力量之大、速度之快連我自己都感到驚奇。雖然我憎恨網球，但是我仍會為精妙絕倫的一擊而欣喜不已，那是我唯一的平靜時刻。只有當我完美地完成某事時，我才能享受到那片刻的清醒和平靜。
但是，「大龍」也做出了完美的回應，更加迅速地噴射出了下一個球。
「減小拉拍幅度，」父親說道，「小拉拍——對，就是那樣。刷球！刷球！」
父親有時也會在吃飯時示範。他說，把你的球拍放在球下面，刷，刷。他做這個動作時，就像一個畫家輕輕地擺弄著畫筆。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父親唯一「輕輕地」做過的事情。
「網前截擊，」他喊道，「努力去截擊！」作為一個出生在伊朗的亞美尼亞人，父親會說五種語言，但是沒有一種說得很好，而且他的英語口音很重，總是把v和w搞混，因此當他說「網前截擊」（workyourvolleys）時，聽起來就像「網前集結」（vorkyourwolleys）。在所有的指示語中，這是他最喜歡的。他總是大叫著「網前截擊」，甚至我在夢裡都能聽到：網前集結……網前集結。
我一次又一次地進行網前截擊，現在滿眼都是黃色的網球，綠色的水泥場地早已淹沒其中。我像老年人那樣拖著腳走著，行動極其緩慢。終於，父親也不得不承認球太多了。那會適得其反的。如果我無法移動，我們就不能完成每天2500次的擊球定額。他加大鼓風機的速度，這個龐然大物本是用來在雨後吹乾球場的，當然在我們居住的這裡——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從來都不會下雨，因此父親用這臺機器將網球圈在一起。就像那臺發球機一樣，父親也對這臺原本為標準規格的鼓風機進行了改造，使它成了又一個怪物。我還記得5歲時，我被父親拖出幼兒園，和他一起進了一個焊接車間，看著他親手打造了這臺割草機式的瘋狂機器——可以即刻移動數百個網球，這是我為數不多的童年記憶之一。
現在，我看著他推著這臺鼓風機，看著一個又一個網球從他那裡拼命奔逃，我不禁同情起這些網球來。如果「大龍」和鼓風機有生命的話，那麼那些網球也有生命。也許它們正在做一件我若能做就一定會做的事情——逃離我的父親。在把所有網球趕到一個角落後，父親拿起一把雪鏟，把球鏟進一排垃圾桶和汙水桶裡，然後他就會用這些球餵飽「大龍」。
他轉過身來，看見我正注視著他，就喊道：「該死的，你到底看什麼呢？繼續打你的球，繼續打你的球！」
我的肩膀疼痛難忍，簡直無法再擊球了。
我又擊中了三個球。
哪怕是一分鐘，我都無法堅持下去了。
我又堅持了10分鐘。
我有一個辦法。偶爾我會故意把球打得很高，這樣球就會飛出圍欄。當然我會設法使球撞到球拍的木框，這樣聽到聲音，父親就會認為這只是一次擊球失誤。當我需要休息時，我就會這樣做，而同時腦海中就會反覆出現這樣一種想法：我肯定已經相當棒了，因為我可以隨心所欲地擊球失誤。
父親聽到球擊中拍框的聲音後抬頭往上看，看到球飛出了球場。他大聲叫罵，但是他聽到了球和木頭相撞的聲音，知道這是次意外。此外，球畢竟沒有觸網。他大步地跑出院子，跑到沙漠裡。現在我有4分半鐘的時間稍微休息一下，看看在頭頂悠閒盤旋的老鷹。
父親喜歡用他的來復槍射殺老鷹。我們的房子周圍堆滿了他的戰利品，屋頂上到處都是老鷹的屍體，壯觀程度不亞於覆滿網球的球場。父親說他討厭鷹，因為它們會兇狠地捕食田鼠和其他毫無防禦能力的沙漠動物，他不能容忍強者掠食弱者（這也體現在他釣魚時，無論釣到什麼魚，他都會親吻它們滿是魚鱗的頭部並將它們放回水中）。當然他不會為「捕食」我而感到內疚，看到我在他的吊鉤上大口地喘氣也絲毫不會良心不安。他沒有發現這種矛盾，也絲毫不在意這種自相矛盾。他沒有意識到在這個荒涼的沙漠中，我才是最無助的生物。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是否會以不同的方式對待我。
現在他又大步跑回了球場，只聽砰的一聲，那隻球被無情地扔進了垃圾桶。此時，他發現我正凝視著老鷹，不禁對我怒目而視：「你他媽的在幹什麼？不許再想了，他媽的不許再想了！」
球網是最大的敵人，但是思考是最嚴重的罪過。父親認為，思考是所有罪惡之源，因為思考是行動的對立面。當他發現我在球場上思考，或者說做白日夢時，他的反應會極其強烈，彷彿我正從他錢包裡偷錢一樣。我經常想我怎麼能不去思考呢。我懷疑父親之所以聲嘶力竭地阻止我去思考，正是因為他知道我天生是一個思想者。或者，正是由於他不停地呵斥，才將我變成了一個思想者，是這樣的嗎？我不停地思考網球之外的事情，是在進行一種反抗嗎？
我更願意這樣想。
我們的房子建造於20世紀70年代，已破舊不堪，牆面的灰泥多已剝落。窗戶裝有柵欄。在那些鷹的屍體下面，是鋪有木瓦的屋頂，但木瓦多已鬆動，而且很多已經不知去向。大門上有一個牛頸鈴，每次只要有人進出，它都會發出響聲，如同拳擊比賽的開賽鈴一般。
父親把房子高高的水泥外牆都粉刷成了明亮的森林綠。為什麼？因為綠色是網球場地的顏色，當然也是因為父親喜歡簡便地給別人指明去我家的路：向左轉，向南走半個街區，然後找翠綠色的牆。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曾經有過訪客。
房子的四周除了沙漠還是沙漠。對我來說，沙漠就是死亡的另一種說法。這裡只有些零星生長的多刺灌木、風滾草還有響尾蛇，除了作為人們拋棄厭倦之物——床墊、輪胎等——的地點外，我們家周圍的沙漠似乎並不具有存在的理由。拉斯維加斯——賭場、酒店、長街——在遠處依稀可見，如同五彩斑斕的幻夢。
父親每天都會開車駛入那一幻夢。他是一個賭場的侍者領班，但他拒絕就近居住。我們搬出來，搬到了這片無名之地，這一虛無之地的中心，因為只有在這裡，父親才買得起一座房子，有足夠大的後院，可以供他建造一個理想的網球場。
這是我的另一個童年記憶：同我父親和房產經紀人在拉斯維加斯轉來轉去看房子。如果搬家不是那麼令人惶恐不安，這本應該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每到一座房子，房產經紀人的車還未停穩，父親就會跳下車子，大踏步地走在人行道上。經紀人一邊快步緊跟我父親，一邊喋喋不休地講著當地學校、犯罪率、房貸利息等情況。但是父親根本不會去聽，他徑直盯著前方，直接衝入房子，穿過起居室、廚房，直奔後院。到達後院後，他便掏出捲尺，開始丈量。只有達到寬36英尺、長78英尺——一個網球場地的尺寸——他才會滿意。他一次又一次地喊道：不夠大！快點兒，我們走！然後父親就會大踏步穿過廚房、起居室，回到人行道上，而經紀人則緊趕慢趕，盡力跟上父親。
我們曾經看過一座房子，我的姐姐塔米非常喜歡。她懇求父親買下它，因為那座房子的形狀很像字母t，而t又恰恰可以代表她的名字（tami）。父親差一點兒就買下了它，可能是因為t也可以代表網球（tennis）。我也喜歡那座房子，媽媽也是。但是房子後院的長度太短了——差了幾英寸。
「不夠大！我們走。」
終於我們看到了這座房子，它的後院如此之大，以至於父親根本不必費時去量它。他只是站在院子的中央，慢慢地轉身，凝視著，微笑著，暢想未來。
「就這個了。」他平靜地說。
我們還沒有搬完家，父親就迫不及待地開始建造他那夢寐以求的球場了。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他是怎麼建成這個場地的。他從來沒有幹過一天建築活兒，無論是混凝土、瀝青還是排水系統，他都一概不知；他也沒有讀過這方面的書，或者諮詢過有關的專家。他只是在腦子裡構思一個粗略的畫面，然後就著手將那個畫面變成了現實。就像很多他做的事情一樣，他僅憑無人能及的執拗和精力，以強大的意志力建造起了這片網球場地。我想他可能也正在對我做著相似的事情。
他當然需要幫助，澆築混凝土可是一項大工程。因此每天早晨，他都會載我到拉斯維加斯長街上的一個小餐館sambo's，在那裡，我們會從在停車場閒逛的那群人中僱幾個老手。我最喜歡的是魯迪，他有著在戰鬥中留下的傷疤，以及厚實發達的胸部。魯迪總是似笑非笑地看著我，好像知曉我不知道自己是誰、身處何處似的。魯迪和他的工友會跟著我和父親回到家裡，然後父親會告訴他們需要做些什麼。3個小時後，父親和我會跑到麥當勞，買幾大袋巨無霸和炸薯條。等我們到家後，父親會讓我搖鈴叫那些工人們吃午飯。我喜歡犒勞魯迪，喜歡看他狼吞虎嚥的樣子。我也十分贊同「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一點，除了辛勤耕耘意味著不停地擊球。
有魯迪和巨無霸的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復返了。突然之間，父親有了他的後院網球場，而這也意味著我進了「監獄」。我曾幫忙為那些建造這個牢籠的囚犯苦工提供食物；我曾幫助丈量和描畫那些終將困住我的白線。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別無選擇。這也是我一切所作所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