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報紙或雜誌上都有抨擊阿加西的長篇大論——球員的爆料，體育評論員的苛評。惡意中傷的文字，卻掛著評論的招牌。我是一個傻瓜、一個小丑、一個騙子、一個僥倖成功的人；我之所以獲得如此高的世界排名，全仰仗網路和青少年們串通好的陰謀；我根本就不配得到這麼多的關注，因為我沒有贏得過大滿貫冠軍頭銜。
我結束1987賽季的方式更為轟動。當時，我在巴西的伊塔普利卡島贏得了我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冠軍頭銜。這次比賽之所以如此令人難忘，是因為我是在一群對我充滿敵意的巴西觀眾面前獲勝的。當我擊敗了他們最傑出的選手路易茲·馬塔爾之後，他們並沒有像我預料的那樣表現出怨恨憤怒的情緒——事實上，他們將我奉為巴西人的英雄。他們衝到賽場上，將我扛到他們的肩膀上，把我拋上了天。這些觀眾有很多是從海灘直接來到賽場的，因此他們身上還塗著厚厚的可可脂，結果弄得我渾身也沾滿了可可脂。穿著比基尼和涼拖的女人們瘋狂地親吻擁抱我。音樂響起，人們開始跳舞，有人遞給了我一瓶香檳，讓我朝人群噴灑。那種狂歡節般熱烈歡快的氣氛感染了我。我終於取得了突破，連續贏了五場球（但我也警覺地意識到，要贏得大滿貫，我需要連續贏七場）。
有人將冠軍獎金的支票遞給了我。我看了又看，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可是9萬美元！
兩天後，牛仔褲兜裡揣著這9萬美元支票，我忐忑地站在父親的臥室裡，企圖採取迂迴的心理戰術對付老頭子。
「爸爸，你覺得我明年能賺多少？」
「嗯，幾百萬吧。」他笑嘻嘻地說。
「好，那您不介意我買輛車吧？」
他皺了下眉頭。「中招了。」
我知道我夢寐以求的車終於要到手了，我彷彿能看到功能超強的白色克爾維特在向我招手。父親堅持他和母親一起陪我去看車，說是防止我上當受騙。我沒有權利拒絕，父親是我的老闆兼管家。我已經不在波利泰尼學校集中住宿了，因此我再一次迴歸到了父親的屋簷下，也就意味著要受他的管束。我現在能夠滿世界穿梭、賺錢，甚至贏得一定的名聲和地位，但是事實上我仍靠著父親給的零用錢過日子。這很不合理，但是沒辦法，我的整個生活就是不合理的。我只有17歲，還沒有準備好獨立生活，我甚至還沒有準備好獨自一個人站在網球場上。但是，就在不久之前，在里約熱內盧的我卻是一手抱著辣妹，一手拿著9萬美元的支票。經歷得多了，我已經成了一個過於老成的少年，一個沒有自己銀行賬戶的老小孩。
在汽車經銷商那裡，父親與那個推銷員針鋒相對、不斷殺價，商量很快升級為爭吵，可為什麼我卻一點兒都不驚訝呢？每次父親提出一個新價格，那個推銷員都得跑去跟他們的經理商量。父親的拳頭鬆開了又握緊，握緊了又鬆開。
那個推銷員和我父親最後終於就價格初步達成一致，我離夢想中的車只有一步之遙了。父親戴上眼鏡，最後看了一眼書面協議，他的手指順著列出的費用清單一路向下。「等等，這是什麼？這44.99美元是幹什麼的？」
「這是書面協議紙張費。」銷售員說。
「這不是我買的紙，這是他媽的你的紙。你自己的破紙，你自己付錢。」
那個推銷員卻並不忌憚我父親惡劣的語氣。他們開始惡語相向，謾罵聲肆虐。我能在父親的眼裡看到那種同他打倒那個卡車司機時一樣的表情，也許看到這些車，他就感到了以前在馬路上會感到的那種憤怒吧。
「爸爸，這輛車價值3.7萬塊，你有必要為這區區50塊的費用吵嗎？」
「他們是在欺負你，安德烈！他們是在欺負我。我不能讓全世界的人都騎在老子頭上撒野！」
他衝出那個銷售員的辦公室，衝到了主展廳，那兒的經理們正坐在一個高高的櫃檯旁。他朝他們尖叫：「你們以為你們躲在這裡就安全了？啊？你們以為躲在那個櫃檯後面就安全了？有本事你們出來！」
他的脾氣上來了，彷彿真的準備一個人單挑那五個人。
母親抱住了我，對我說：「我們只能到外面去等著了。」
我們站在人行道上，隔著店鋪厚厚的玻璃看著父親在那邊情緒激昂、滔滔不絕地發表著長篇大論。他時而捶桌子，時而揮舞拳頭，我覺得自己正在看一部無聲的恐怖電影。感到尷尬的同時，我也有輕微的妒忌。我希望我擁有父親的怒氣，我希望在遇到強勁的對手時，我也能爆發出我的怒氣。我想知道如果在打比賽時我也能擁有這樣的怒氣並且朝著球網發洩我的怒氣會是怎樣的情形，會有怎樣的結果。但事實上正相反，不論我怎樣生氣，我都只會衝著自己發洩。
「媽媽，這些年來，你是怎麼忍受過來的？」
「唉，我也不知道。」她說，「這些年來，他沒被人殺死，沒有進監獄，我想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希望這次不會惹上那樣的麻煩，希望這一切都會過去。」
除了我父親的火爆脾氣，我還希望我能繼承一部分母親的鎮靜。
第二天，菲利和我又到了那個汽車經銷商那裡。那個推銷員把鑰匙遞給了我，用可憐的眼神看著我，說：「你跟你父親真的一點兒都不一樣。」儘管我知道他是在說恭維話，但是我卻有點兒被冒犯的感覺。開車回家的路上，擁有夢寐以求的克爾維特的喜悅已經被沖淡了。我告訴菲利，事情從現在開始會有所不同的。我駕著車在過往的車流中穿行，然後我加快了速度，對自己說：是時候了，我要自己掌管自己的財務，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
每次長時間的比賽後，我都會筋疲力盡，而對於我來說，每一場比賽都是漫長的。我的發球並不是很出色，不能通過發球輕鬆得分，因此每一個對手都要跟我打上整整12個回合。我應對比賽的技巧和知識正在不斷地提高，但是我的身體卻垮掉了。我幾乎只剩下皮包骨了，而且身體非常虛弱。比賽時，打一會兒就兩腿發軟，隨後我的神經也不受控制了。我告訴尼克，以我現在的狀態，根本無法和世界上最優秀的選手競爭。他也很贊同我的說法。「比賽中雙腿就是一切。」他說。
我在拉斯維加斯找了一個教練來訓練我的體能，他叫雷尼，退伍前曾是軍隊的上校。雷尼是一個像粗麻布一樣粗魯的人，罵起人來像水手，走起路來像海盜。在很久以前的一場戰爭中，他曾經中過彈，那是他不願提及的經歷。和雷尼待上一個小時後，我寧願有人一槍斃了我——他似乎以謾罵侮辱我為樂。
1987年12月，沙漠不合時宜地冷了下來。賭場中「21點」桌的發牌員戴著聖誕帽，棕櫚樹上掛滿了亮閃閃的彩燈，甚至長街上的妓女們也在耳朵上戴上了聖誕掛飾。我告訴佩裡我不想等到明年了，我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強壯了。我開始有了掌控網球的感覺。
我在孟菲斯參加了自己在1988賽季的首項賽事，並贏得了冠軍。那場比賽我打得得心應手，球離開我的球拍後充滿了活力。我的正手逐漸加強，擊出的球簡直可以將對手打穿。每一位對手都以不可置信的表情看著我，彷彿在說你這些球究竟是怎麼打過來的。
我也從球迷的臉上注意到了一些變化。他們崇拜地看著我、要我為他們簽名的樣子，當我走進賽場時他們瘋狂尖叫的樣子，讓我感覺稍微有些不適應，但是卻也滿足了我內心深處所向往的一些東西。這些渴望藏得如此之深，甚至連我自己都不曾發覺。我很害羞，但是我卻喜歡得到別人的關注。當球迷們開始模仿我的穿著時，我有些憎惡，但也會暗暗竊喜。
1988年，模仿我的穿著就意味著穿牛仔短褲。牛仔短褲就像我的標誌一樣，總是同我一起出現，有關我的文章和簡介必然會提及牛仔短褲。但奇怪的是，事實上並不是我選擇了它們，而是它們選擇了我。那是1987年我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參加耐克全球挑戰賽的時候，耐克的品牌代表邀請我去一個酒店套房看看最新的衣服樣品。麥肯羅也在那裡，當然他得到了最先挑選的機會。他拿著一條牛仔短褲說：「這他媽的是什麼東西呀？」
我睜大了眼睛，舔了舔嘴唇想：哇，這條褲子很酷啊。麥肯羅，如果你不想要的話，那我可就要了。
當麥肯羅把它扔到一邊後，我就迅速把它搶到了手。現在每場比賽我都穿著牛仔短褲，很多球迷也模仿我穿了起來。體育評論員卻在這點上大做文章，認為我是想要出風頭，但事實上，就像我的髮型一樣，我是在盡力保持低調；他們說我是在努力改變這項運動，但事實上，我卻是一直在試圖阻止這項運動改變我；他們稱我是一個叛逆者，但事實上我並沒有興趣當什麼叛逆者，我不過是像所有的青少年一樣經歷著叛逆期。這兩者區別很模糊，但是卻很重要。心底裡，我只不過是想做我自己而已，但是因為我並不完全瞭解我自己，我想要弄清楚我是誰的嘗試是盲目而笨拙的，而且必然也是矛盾的。我現在所做的和我在波利泰尼網球學校所做的事並沒有什麼不同——挑戰權威，尋求自己的位置，向父親傳達某種訊號，為得到機會而奮鬥。我做的一切都沒有改變，只是現在的我站在了一個更大的舞臺上。
不論我做了什麼，出於什麼原因，我確實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不斷被稱為美國網壇的「救贖者」，儘管我並不清楚那究竟是什麼意思。我想這個稱謂應該跟我打比賽時的氛圍有關吧。除了我的穿著，球迷們開始效仿我的髮型。我看到男男女女們留著像我一樣的胭脂魚髮型（我個人認為還是女人梳這種頭型比較好看）。這些效仿者們使我甚為得意的同時，也讓我感到有點兒尷尬。我真的很困惑。我不能想象這些人為什麼想要成為安德烈·阿加西，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想做安德烈·阿加西。
時不時地，我開始在採訪中解釋這件事，卻總是適得其反。我想要幽默一點兒，卻總落得沉悶乏味，引起一些人反感；我想要深刻一點兒，但最後發現自己只是說了一些沒有意義的話。因此，我不再糾結於這個問題，而是迴歸到中規中矩的陳詞濫調，對記者說他們想要聽的答案。我能做的就這些了。如果連我自己都不真正地瞭解我的慾望和內心的惡魔，我又怎能希望自己能夠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向記者們解釋清楚呢？
更糟糕的是，當我說話的時候，記者們總是嚴格地記下我的每一字每一句，好像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報道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想要對他們說：「等等，這句話不要記，我只是在大聲地思考而已。你們在問我不瞭解的領域——我自己。讓我好好想一想，組織一下語言，剛剛的說法是不確切的。」但是卻沒有時間。他們需要的答案非黑即白，非好即壞，只需要寫出幾百字有情節的報道，然後他們就將注意力轉向下一件事了。
如果那時的我有更多的時間，如果那時的我更加了解自己，我就會對那些記者說：「我正在努力認清我自己。儘管目前我還不清楚我是誰，但我卻很清楚哪些並不代表真正的我。我不僅僅是牛仔褲、胭脂頭，也不僅僅是網球場上表現出的我。我跟公眾心目中的‘我’一點兒都不同。不要以為我來自拉斯維加斯、穿著前衛，就認為我是一個愛炫耀的人。我並不是一個‘網球頑童’，儘管這個詞幾乎出現在所有有關我的文章中，可我連這個詞怎麼讀都不清楚……而且，我真的不是一個朋克搖滾愛好者，我喜歡柔和的流行音樂，像是巴里·馬尼洛和理查德·馬克斯的歌。」
當然，還有一個有關我身份的關鍵問題，一件我知道但是卻不能告訴記者的事，那就是我開始掉頭髮了。我梳著長長的、亂亂的頭髮就是為了掩蓋這個事實。這個秘密只有菲利和佩裡知道，因為他們也經歷著同樣的痛苦。事實上，最近菲利專程飛到紐約和一個男子愛發俱樂部的老闆見面，就是為了買一頂新的假髮套。他終於還是放棄了倒立這一嘗試。他打電話跟我描述那個愛發俱樂部裡提供的奇奇怪怪、各種樣式的假髮套。「這兒簡直就是一個‘頭髮自助餐廳’。」他說，「就像時時樂餐廳裡面的沙拉吧檯一樣，只不過沙拉都換成了頭髮。」
我讓他給我也挑一個。每天早上在枕頭上、在洗臉池以及在下水道，我都能發現自己掉的頭髮。
我問自己：你將來也要戴假髮套嗎？在比賽的時候戴個假髮套？
我回答：我還有別的選擇嗎？
1988年2月，在印第安韋爾斯站，我一路殺進了半決賽。在半決賽時，我和西德選手鮑里斯·貝克爾對決，他是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網球運動員。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梳著一頭一美分銅幣顏色的頭髮，腿幾乎和我的腰一般粗壯。我在他巔峰狀態時遭遇了他，但我還是贏得了第一盤。然後我接連輸了兩盤，其中第三盤爭奪極其激烈。我們走出賽場，怒目相對，就像是兩頭被激怒的公牛一般。我暗自發誓：下次如果遇到他，我一定不會再輸給他。
3月，在比斯坎灣，我的對手是我在波利泰尼網球學校的老同學阿倫·克里克斯坦。我們經常會被別人拿來做比較，因為我們來自同一所學校，而且都較早地表現出了網球天分。我連續贏了兩盤，然後開始體力不支。克里克斯坦贏了接下來的兩盤。當第五盤開始的時候，我抽筋了。從體能上來說，我的水準仍不足以將我的事業帶上新的高度。我輸了。
我去了查爾斯頓附近的棕櫚島，在那兒贏得了我的第三個冠軍頭銜。賽事期間，我迎來了自己的18歲生日。賽事總監推著一個生日蛋糕來到了中心賽場，全場的人一起唱起了生日歌。我從來不喜歡過生日。一直以來，從來沒有人關注過我的生日。但是這一次我覺得很是不同——我成年了，每個人都這樣說。從法律上來說，我已經是一個大人了。
法律限制未成年人的一切規定都可以見鬼去了。
我來到了紐約參加錦標賽，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我將和眾多世界頂級選手比賽。又一次，我和張德培對決。自我們的上一次交手後，他已經養成了一個壞習慣：每次擊敗某個人，他都會用手指指天——他在感謝上帝，並將勝利歸功於上帝。這令我很反感。上帝會在網球比賽中支援一方？上帝會站在我的對立方？上帝站在張德培的包廂裡？我感到滑稽可笑，並覺得受到了侮辱。我擊敗了他，盡情享受著褻瀆上帝的每一擊。然後，我又一雪前恥贏了克里克斯坦。決賽中，我的對手是斯洛博丹·日沃伊諾維奇，一個以雙打聞名的塞爾維亞人。我以3:0擊敗了他。
我贏得越來越多。我本應該感到高興，但是相反，我開始煩躁不安，因為這一切就要結束了。我在硬地賽季大獲全勝，我的身體希望繼續留在硬地網球場比賽，但是紅土賽季已經到來了。網球場地的突然轉變改變了一切。紅土網球是完全不同的比賽，因此你必須要轉換打法，你的身體也要適應這種變化，不再是從一邊到另一邊的短距離疾跑、短暫的停頓後再開始，而是移動、屈身、跳躍。原來活躍的肌肉現在只起到支撐作用，而那些沉睡的肌肉轉換到了主導的位置。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在最好的狀態下，我卻迷失了自己；再加上突然的角色轉換，從一個硬地網球選手變成了一個紅土網球選手，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喪和焦躁。
一個朋友告訴我，四種不同的網球場地就像四個季節一樣，每一種場地都要求你做出一定的轉變。每種場地都有其優缺點。在不同的場地比賽，會完全改變你的看法和觀點，將你重塑為一個嶄新的人。1988年5月，在義大利公開賽的三輪比賽後，我已經不是安德烈·阿加西了。我已經被淘汰出局了。
在1988年的法網公開賽時，我的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走進羅蘭·加洛斯的更衣室，看到所有的紅土專家們都斜靠在牆上，不懷好意地盯著走進來的人。尼克稱他們為「泥耗子」。他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好幾個月了，一直在練習，等著其餘的人比完硬地賽季的比賽，飛到他們紅土的老巢。
除了這讓人找不到方向的紅土場地，巴黎這個城市本身對我來說是一個更大的衝擊。這個城市有著同紐約和倫敦相同的後勤問題，有著龐大的人群和畸形的文化，我還要面對的一項挑戰就是語言障礙。另外，餐廳裡隨處可見的狗真的令我很不安。我第一次走進一家位於香榭麗舍的咖啡館時，竟然看到一隻狗正抬著一條腿朝我隔壁的桌子撒尿。
羅蘭·加洛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在我所有比賽過的場地中，它是唯一一個散發著煙味的地方。當比賽進行到我發球的關鍵時刻時，我總會突然聞到一股濃烈的煙味。那時，我真想揪出那個人，奪過他的雪茄，邊抽邊教訓他。但是事實上我也並不是真的想揪出那個人，因為我想象不出一個能在觀看戶外網球比賽時吞雲吐霧的人是個什麼樣的怪物。
儘管在羅蘭·加洛斯我很不自在，我還是成功地擊敗了我的前三個對手。在四分之一決賽的時候，我甚至擊敗了慢速紅土場的大師奎勒莫·佩雷斯·羅爾丹羅德。在半決賽的時候我遭遇了馬茨·維蘭德，他當時世界排名第三，但在我看來他是當時狀態最佳的球員。當電視上播放他的比賽時，我會停下手中的一切，觀看他的比賽。這一年對於他來說是不可思議的一年，他已經贏得了澳網公開賽的冠軍，而且是最有希望獲得這次法網冠軍的選手。我奮力將他拖入了第五盤，但因為嚴重的抽筋，我在這一盤以0:6慘敗。
我提醒尼克，我不想參加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我說：「為什麼要把精力浪費在那些草地上呢？讓我們好好休整一個月，為夏天的硬地做準備吧。」
事實上，不去倫敦，他比我還高興。他和我一樣不喜歡溫布林登，而且，他還急著趕回美國為我找一個更好的體能教練。
尼克僱了一個名叫帕特的智利壯漢。他從來都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這一點上，我很尊重他。但是他也有個壞毛病，那就是說話時總會噴我一臉唾沫，而當我舉重的時候他也總是彎腰俯視著我，汗水會滴在我臉上。我感覺我真應該穿一身塑膠雨衣來參加帕特的體能訓練。
帕特訓練的主要內容就是每天機械地沿著拉斯維加斯外的一座山跑上跑下。那座山很偏僻且沒有什麼植被，當你接近山頂的時候，那簡直就是個活火山；而且那個地方離我父母的住處有一個小時的車程，似乎有些不必要的遠——這可不是開車去裡諾兜風。但是帕特卻堅信那座山可以解決我一切的體能問題。我們到達山下，停好車，他就開始直接往上跑，並要求我緊跟其後。幾分鐘下來，我就開始大口地喘著粗氣，渾身也已經被汗浸透了。當我們到達山頂的時候，我已經喘不過氣來了。根據帕特的說法，這很好，很健康。
有一天，當我們朝著山頂進發的時候，看到了一輛破舊的卡車。一個美國印第安人從車上爬了出來，拿著一根杆子朝我們走了過來。如果他要殺我的話，我真的毫無反擊之力，因為我已經累得連胳膊都抬不起來了，而且我也跑不掉，因為我已經喘不過氣來了。
那個人問：「你們在這裡幹什麼？」
「我們在訓練，你呢？」
「來抓些響尾蛇。」
「響尾蛇？！這座山上有響尾蛇嗎？」
「這邊有訓練嗎？」
當我停止大笑的時候，那個印第安人說了些什麼，大概的意思就是我肯定是被祥雲籠罩著的，因為這是他媽的響尾蛇山，他每天能從山上抓12條蛇，而且今天早上他打算再抓12條。我沒有踩到一條粗粗壯壯、伺機而動的蛇簡直就是個奇蹟。
我看著帕特，有種想要朝他吐唾沫的衝動。
7月，我來到了阿根廷，作為美國代表隊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選手參加了戴維斯盃賽。我在和阿根廷選手馬丁·賈蒂對決時表現得很出色，觀眾們不情願地對我表示了敬意。我連續贏了兩盤。第三盤一開始，我就先發制人，以4:0領先。現在輪到賈蒂發球。阿根廷正值嚴冬季節，氣溫肯定只有30華氏度（約零下一攝氏度），我被凍得彎腰弓背的。賈蒂一發失誤，二發卻擊出了一記弧度很大、幾乎不可還擊的球。我伸出手抓住了那個球，全場頓時騷動起來，觀眾們認為我是在他們同胞面前炫耀自己，是不尊重他的表現。觀眾的噓聲持續了幾分鐘。
第二天報紙上全是關於我的負面新聞。我並沒有為自己辯護，相反，我表現得很好鬥。我說，其實我早就想這麼做了。但事實卻是，當時我只是感到冷，腦袋一片空白，根本沒有想那麼多。我當時只是愚蠢，並不是狂妄自大，然而我的名譽卻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幾天後，在斯特拉頓山，觀眾們卻毫不吝嗇地展示了對我的友好。我為他們在場上拼搏，為感謝他們讓我擺脫了在阿根廷不愉快的記憶而竭盡全力。因為這些人們、這漫山遍野的翠綠、這佛蒙特州的空氣，我贏得了這項賽事。一覺醒來，我發覺自己已經是世界第四了，但是我卻也已經筋疲力盡，連慶祝的精力都沒有了。在帕特的魔鬼訓練、戴維斯盃和顛簸勞累的旅途的共同損耗下，我每天都要睡12個小時。
夏末的時候，我飛往紐約參加了在新澤西州舉行的一項小型賽事，也就是1988年美網公開賽的熱身賽。我進入了決賽，最後和塔蘭戈對決。我擊敗了他，一個甜美的勝利，因為直到今日，每當我閉上眼睛，腦海中仍能浮現出8歲時塔蘭戈欺騙我的畫面。那是我第一次在賽事中輸球，沒齒難忘。在這場比賽中，每打出一記直接得分球，我都在想：媽的，傑夫，去你媽的。
美網公開賽，我進入了四分之一決賽，對手是吉米·康納斯。比賽開始前，在更衣室裡，我友好地走到他身邊對他講：「我們曾經見過，記得嗎？在拉斯維加斯，那時我4歲，你們在愷撒皇宮酒店度假，我們打過幾下球？」
「不記得了。」他說。
「哦，事實上，我們後來也見過很多次。我7歲的時候，常常拿球拍給你。你每次去我們那兒的時候，我父親都會給你的球拍穿線，然後我會到長街上你最喜歡的餐廳把它們送給你？」
「不記得了。」他又說了一遍，然後躺在一條長凳上，將白色的長毛巾蓋在腿上，閉上了眼睛。
我就這樣被冷冰冰地回絕了。
這跟我從其他運動員口中聽到的有關他的一切很相符。「混蛋」，他們這樣稱他，「無禮、頤指氣使、自大狂」。但是，我原以為他會對我有所不同，我以為鑑於我們是老相識，他會對我表現出一些關愛。
「就因為那樣，」我跟佩裡說，「我一定要在三盤以內將他打敗，他不會贏過九局比賽！」
跟斯特拉頓山相反，這裡的觀眾是站在康納斯那邊的。在這裡，我被描述成一個「壞傢伙」；我是個莽撞無禮的初生牛犢，竟然敢跟資歷深厚的前輩叫板。觀眾們希望康納斯能夠克服困難、獲得成功，而我就是阻擋他們夢想成真的絆腳石。每一次觀眾為他歡呼的時候，我都在想，他們是否能想到這個傢伙在更衣室會是那樣一副樣子？他們知不知道這個傢伙的同伴們都是怎麼評價他的？他們能否想象得到當別人向他友好地打招呼時，他是怎樣反應的？
我打得遊刃有餘，明顯佔了上風。一個坐在觀眾席後排的男人喊道：「加油，吉米，他就是個廢物，而你是個傳奇！」聲音在半空迴響了很久，比飛機起飛的轟鳴聲還要響亮。然後，全場兩萬多名觀眾一起鬨笑了起來。康納斯會心一笑，朝觀眾點頭致意，並且將一個網球作為紀念品擊給了那個喊話的觀眾。
現在全場沸騰了，觀眾們都站起來為他歡呼。
我的怒氣和腎上腺素一起往上湧，在最後一局以6:1擊敗了康納斯，粉碎了這個傳奇。
比賽後，我向記者透露了我的賽前預測，然後他們又轉述給了康納斯。
他的回答是：「我很喜歡和那些都能當我孩子的小傢伙們比賽，可能他就是其中之一吧，我當年確實在拉斯維加斯度過了不少時光。」
在半決賽的時候，我再一次輸給了倫德爾。我成功地將他帶進了第四盤，但是他太強大了。我想要耗費他的體力，結果搞得自己筋疲力盡。儘管經過雷尼和帕特的魔鬼訓練，我仍然無法和倫德爾相匹敵。我暗自發誓：當我回到拉斯維加斯的時候，我一定要繼續尋找，尋找那個可以讓我做足戰鬥準備的人。
但是卻沒有人能幫我在與媒體的戰鬥中做好準備，因為這實際上並不是戰鬥，而是一場屠殺。每天報紙或雜誌上都有抨擊阿加西的長篇大論——球員的爆料，體育評論員的苛評。惡意中傷的文字，卻掛著評論的招牌。我是一個傻瓜、一個小丑、一個騙子、一個僥倖成功的人；我之所以獲得如此高的世界排名，全仰仗網路和青少年們串通好的陰謀；我根本就不配得到這麼多的關注，因為我沒有贏得過大滿貫冠軍頭銜。
很明顯，有很多球迷喜歡我。我有幾麻袋球迷們的來信，有的信裡面還夾著女人的裸體照片，背面潦草地寫著她們的電話號碼。但是每天我仍因我的外表、我的行為和一些子虛烏有的原因而飽受非議。我接受了這個離經叛道的惡棍角色，接受它並使之更加豐滿。我覺得這個角色儼然已經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我必須好好扮演。可是不久以後，我的形象被固定了，我必須永遠當這個壞人的角色，在每一場比賽和每一項賽事中。
我向佩裡求助。在一個週末，我飛回了東部去拜訪他，他正在喬治敦學習經濟。我們到外面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在當地他最喜歡的餐廳——「墳墓」喝了很多啤酒。他一如既往地重新整理了我的痛苦，使之更為清晰，並更有邏輯。如果我是個還擊者，他就是重述者。首先，他將這個問題界定為我和世界之間的一場談判；然後，他明晰了這場談判的內容。他同意，成為關注的焦點、每天被評頭論足是一件令人難以忍受的事情，但是他堅持認為這一切僅僅是暫時的，這種折磨是有時間限制的。他說從我開始贏得大滿貫的那一刻起，事情就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贏？這是什麼邏輯？為什麼勝利會改變人們對我的看法？不論輸贏，我都是同一個人。這就是我必須要贏的原因？就為了封住悠悠眾口？就為了讓一幫根本就不瞭解我的體育評論員和記者滿意？這就是這個協議的條款？
菲利看出我正遭受痛苦，並且一直在尋找人生的道路。他也正在探求著。實際上，他自從出生起就一直在尋求出路。最近，他的探索更進了一步。他跟我說，他最近經常去一個教堂，事實上是位於拉斯維加斯西邊的一個類似於教堂的辦公區。那間教堂並不受宗教約束，而且那兒的牧師很特別。
他拉我去了那座教堂，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那兒的牧師約翰·帕倫蒂確實很特別，他穿著牛仔褲和t恤，留著長長的棕黃色的頭髮，比牧師更時髦。他不因循守舊，這是我很佩服的一點。確切地說，他就是一個反叛分子。我也很喜歡他突出的鷹鉤鼻，以及他小動物般憂鬱的眼睛。更重要的是，我喜歡他隨意卻能讓人產生共鳴的佈道。他簡化了《聖經》，沒有自我，沒有教條，只有常識和清晰的思路。
帕倫蒂是那樣隨和，他甚至不喜歡我們叫他帕倫蒂牧師，而堅持我們稱呼他j.p.（他姓名的首字母）。他說他想要他的教堂感覺起來不像教堂，而像家一樣，沒事的時候朋友可以在這兒聚聚。他沒有任何答案，他說，他只不過是碰巧從頭到尾地讀過很多遍《聖經》，他希望能夠分享他的感受。
我想他過謙了，他知道的答案比他吐露的要多。我需要答案。我一直以基督教徒自居，但是j.p.的教堂卻是唯一一個讓我感覺離上帝很近的地方。
我和菲利每週都會去那座教堂。我們每次時間都掌握得很好，當我們踏進教堂門的時候，j.p.剛開始講經。我們習慣坐在後排，壓低帽簷兒，以防被人認出。一個週日，菲利說他想和j.p.單獨會面，於是我在後面轉悠。我很矛盾，一方面我也很想見一見j.p.，但是另一方面我又很怕見陌生人。我一直是個很害羞的人，但是最近媒體負面報道的狂轟濫炸簡直讓我有些神經過敏了。
幾天後，我開著車在拉斯維加斯漫無目的地閒逛。最近媒體對我的攻擊讓我怒火中燒。我發現自己停在了j.p.教堂的外面。已經很晚了，所有的燈都滅了，只剩下一盞燈。我從窗戶朝裡面看，一個秘書正在整理資料。我敲了敲門，告訴那個女人我需要跟j.p.談一談。她說他在家，但她並沒有告訴我應該去哪裡找他。我的聲音不禁顫抖起來，我問她是否可以給j.p.打個電話，我真的很需要跟他談一談，找個人傾訴一下。她撥通了j.p.的號碼，並將話筒遞給了我。
「哪位？」j.p.說。
「你好，是我。嗯，你不認識我，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是一個網球運動員。嗯……就是……」
「我知道你，我看到你已經連續6個月來這個教堂了。我當然認出你來了，只是不想打擾你才沒有跟你打招呼。」
對於他的謹慎、他對我隱私的尊重，我真的很感激，最近我都沒有受到過這種尊重了。我說：「你看我們能不能找個時間一起聊聊？」
「什麼時候？」
「現在可以嗎？」
「哦，好的，我想我可以到辦公室和你見面。」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可不可以讓我去找你？我的車很快，我想我去找你應該會快一些。」
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好的。」
半個小時後，我到了他家，j.p.正站在門階處等我。
「真的很感激你同意見我，我真的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你需要什麼？」
「我想，我們能不能，嗯，先了解一下彼此？」
他笑了。「聽著，」他說，「我真的不大擅長扮演神父的角色。」
我點了點頭，自嘲地笑了笑，說：「是的，是的，但是或許你可以給我安排一些任務？生活的任務？閱讀的任務？」
「就像一個導師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