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到了數百隻黑斑羚，還有至少75只斑馬；我們看到數十隻有兩層樓那麼高的長頸鹿在我們的周圍跳來跳去……眼前的情景彷彿在對我說：所有這些動物身處危險的世界，卻在每一天開始時都表現得如此從容和平靜，毫無怨言地等待命運的賜予——你為什麼不能呢？
改變。
是時候改變了，安德烈，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改變、改變、改變——我每天對自己說好幾遍這個詞，每一天都如此。無論是早上我把黃油塗到吐司上時，還是刷牙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改變，改變！」這與其說是一種警告，不如說是一種安慰。必須從頭到腳、徹底地改變，這一想法沒有使我沮喪，也沒有使我羞愧，相反，它使我找到了那個無畏的自我。僅此一次，在我做出決定後，喋喋不休的自我懷疑不再接踵而至。我這次不會再失敗，不能再失敗了，因為要麼現在改變，要麼永不再變。我發現如果我從此消沉下去，不思進取，如果我在餘生中都一直做現在的安德烈，我才真正會感到沮喪和羞愧。
但是，我們初衷很好，卻往往會被外部的力量所阻撓，而這往往是我們咎由自取的結果。你的決定，尤其是糟糕的決定，有其自身的慣性，而每個運動員都知道，當你想要停下來時，慣性會給你帶來多大的麻煩。即使當我們發誓要改變時，即使我們為我們的錯誤後悔不已並想盡力彌補時，我們過去所作所為的慣性會使我們在錯誤的路上漸行漸遠。慣性統治著這個世界。慣性說：慢著，不要變得這麼快，現在這裡還歸我管呢。就像一個朋友總是引用的那句古老的希臘詩所說的那樣：永恆的上帝是不會突然改變其思想的。
在斯圖加特比賽的幾周後，當我走過拉瓜迪亞機場時，我接到了一個男人的電話。他說他是為atp工作的醫生（我不禁在想atp代表著什麼：國際職業網球聯合會）。他的聲音低沉沙啞，並透著一種不祥的語氣，彷彿他要告訴我的是我將不久於世的訊息——而那正是他所告訴我的。
測試我最近一次比賽中的尿液樣本是他的工作之一。他說：「我有義務通知你，你沒能達到atp的相關藥檢標準，你提供的尿液樣本被檢測出含有微量的冰毒。」
我癱坐在行李提取區的椅子上，背包也從肩上滑落下來，掉到了地上。
「阿加西先生？」
「是，我在聽。那麼，現在怎麼辦？」
「嗯，按照程式，你需要給atp寫一封信，承認你服過冰毒或宣告你沒服過。」
「嗯哼？」
「你知道你的體內有可能有這種毒品嗎？」
「是的，是的，我知道。」
「既然這樣的話，你必須要寫一封信解釋你是如何攝入這些毒品的。」
「然後呢？」
「一個專門小組會稽核你的信。」
「然後呢？」
「如果你是有意攝取毒品——如果你，可以說，承認罪責的話——你當然會受到懲罰。」
「怎麼懲罰？」
他提醒我，在網球比賽中，觸犯違禁藥品規定的行為分為三個等級。服用旨在提高比賽表現的藥品，當然是第一等級，他說，這會被施以禁賽兩年的處罰。但是，他補充道，冰毒很明顯屬於第二等級——消遣性違禁藥品。
我想：消遣，消……遣？
我說：「那意味著什麼呢？」
「禁賽三個月。」
「我寫好這封信後要寄到哪裡呢？」
「我給你一個地址，你方便記下來嗎？」
我從背包裡摸出了筆記本。他告訴了我城市街道名和郵政編碼，恍惚中，我草草地記下了地址，但並不打算真的寫這封信。
醫生又說了幾件事，但我根本沒有聽進去。待他說完，我謝過了他，然後結束通話了電話。我踉蹌地走出機場，搭上了一輛計程車。當計程車開進曼哈頓時，我凝視著汙漬斑斑的車窗，對著計程車司機的後腦勺說：「改變恐怕只能到此為止了。」
我直接到了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幸運的是，她現在不在洛杉磯。我無法在她面前隱藏自己的感情，從來都如此。我不得不將這些事情和盤托出，但此時此刻我還應付不來。我一頭紮在床上，立即昏睡了過去。一個小時後，當我醒過來時，我意識到那只是個噩夢。如釋重負。
但幾分鐘後，我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那個電話是真實存在的。那位醫生確有其人。冰毒，也真真切切地存在著。
現在，我的名聲、我的事業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岌岌可危。它們彷彿都被壓在了一張雙骰子賭檯上，在這張賭檯上，沒人能贏。無論我取得過何種成就，無論我的目標是什麼，都不再有意義了，因為所有的這一切旋即就會煙消雲散。我之所以會對網球反感，部分是由於我的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我覺得網球毫無意義。而現在我馬上就會品味到毫無意義的真正意義了。
我活該。
直到黎明，我還無法入睡。我不停地在想應該做些什麼，以及應該把這件事情告訴誰。我試圖想象：不是因為我的衣服或比賽、不是因為某人強加於我的營銷口號，而完全是因為我愚蠢至極、因為我自身的原因，而當眾受到羞辱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我將被世人所拋棄，而我的所作所為則將成為一則絕佳的警示故事。
但是儘管我處在痛苦中，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並未惶恐不安。也並不完全是還沒來得及惶恐，還因為我不能，因為其他更令人憂心的事情紛至沓來。我周圍的人，我愛的人，他們在遭受痛苦。
醫生說小凱茜的脖子要接受第二次手術，第一次手術顯然搞砸了。我為她安排了一架去洛杉磯的飛機，這樣她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但在術後恢復期，她無法動彈，只能一動不動地躺在醫院的床上，痛苦至極。由於她的頭部無法動彈，她說她的頭皮和皮膚都要燒著了，火辣辣地疼。她的房間說不出有多熱，而她同她的父親一樣，無法忍受炎熱。我親親她的臉頰，然後對她說：「別擔心，我們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看看吉爾。他在我眼前變小了。
我跑到最近的電器商店，買了一臺他們那裡最大個、最時髦的空調，吉爾和我把它裝在凱茜房間的窗戶上。在我們把溫度調到最低並按下電源後，陣陣涼風將凱茜的劉海從她那張圓嘟嘟的臉上吹了起來，吉爾和我不禁擊掌祝賀，而凱茜也開心地笑了起來。
然後我又跑到了玩具店游泳用品部，買了一個供學步的兒童使用的內胎。我把內胎慢慢地塞到凱茜的頭下並把她的頭擺正，然後慢慢地給輪胎充氣，直到輪胎能夠輕輕地抬起她的頭卻不會改變她脖子的角度為止。她的臉上閃過了如釋重負、感激和愉悅的神情。在這一神情裡，在這個勇敢的小女孩身上，我找到了我一直所尋找的東西——能夠把過去幾年所有的經歷，無論好的還是壞的，統一起來的點金石。她的痛苦、她面對痛苦時露出的堅忍的微笑以及我為緩解這種痛苦所做出的努力——這，這就是所有一切的原因之所在。還要有多少事實擺在我面前？這就是我們存在的原因——面對痛苦時勇於抗爭，當有可能的時候，儘量減輕別人的痛苦。如此簡單，卻如此難以被認識到。
我轉身面向吉爾，他目睹了我所做的一切，而我看到了他雙頰的淚痕。
一會兒，凱茜睡著了，吉爾在一個角落裡也昏昏欲睡。我坐在床邊的一張硬靠背的椅子上，把信紙放在大腿上，開始給atp寫信。這是一封夾雜著零星真話，但絕對滿紙謊言的信。
我承認毒品確實在我的體內，但是我堅稱我絕不是有意攝入的。我說斯利姆（自此他就被開除了）是一個癮君子，很多人都知道這一點，他經常悄悄地把冰毒摻在自己的蘇打水裡——這倒是真的。然後我編造了這封信中最大的謊言。我說我最近不小心喝了斯利姆的摻了冰毒的蘇打水，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攝入了他的毒品。我說我覺察到自己中毒了，但認為毒品很快就會從我的體內消失，但顯然它們沒有。
我希望獲得他們的理解和寬容，並且匆匆地簽上了：你真誠的朋友。
信放在我的大腿上，我注視著凱茜的臉。我當然感到羞愧不已。我一直都是一個誠實的人，幾乎只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或面對自己時才撒謊。當凱茜獲悉她的安德烈叔叔是個癮君子並被禁賽三個月時會是什麼樣的表情，而這種表情還會在數百萬人臉上浮現，一想到這一點，我不知道除了撒謊還能怎麼辦。
至少這是最後的謊言，我暗暗發誓。我會寄出這封信，但我不會再做任何事情，之後的事情我會讓我的律師去處理。我不會出現在調查小組成員的面前，不會在任何人面前撒謊。我不會在公開場合就此問題說謊。從現在開始，這件事情將由命運和那些官員來決定。如果這件事情能夠私下解決，平靜地過去，那很好，但如果沒有，我也將坦然承擔一切後果。
吉爾醒了。我摺好信，和他一起離開病房，走到走廊上。
在熒光燈下，吉爾看起來憔悴、蒼白，而且——我甚至無法相信——很虛弱。我忘記了一點：在醫院的走廊裡，我們才知道生活意味著什麼。我擁抱吉爾，對他說：「吉爾，我愛你，讓我們一起渡過難關。」
他點點頭，感謝了我，並咕噥了幾句語無倫次的話。我們站在那裡，默默無語，很久，很久。在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到他的思想正在深淵徘徊。他試圖轉移注意力。他需要說些什麼，什麼都行，只要不是恐懼和擔憂。於是他問我怎麼樣了。
我說我已決定重新全身心地投入網球，從較低階別的賽事開始，爭取找回原來的狀態。我說是凱茜激勵了我，給我指明瞭前方的路。
吉爾說他想助我一臂之力。
「不，你的事情已經夠多了。」
「嘿，站在我的肩膀上，記得嗎？達到……」
我不敢相信他仍然滿懷信心——他有足夠的理由質疑我的未來。我已經27歲了，對於網球運動員來說，已經到了開始走下坡路的年齡。而我討論的是第二次機會，吉爾卻毫不遲疑，眉頭都不皺一下。
「讓我們大幹一場，」他說，「開始了。」
我們真的從頭開始，就彷彿我是一個十來歲的少年，彷彿我從來沒有接受過訓練。不過我看起來確實如此，我動作緩慢，身體發福，虛弱得像只小貓。一年來，我都沒舉過啞鈴了，這期間我舉過的最重的東西就是凱茜的空調。我必須重新開發我的身體，小心翼翼地、循序漸進地恢復體力。
首先，我們來到吉爾的健身房裡。我坐在一條訓練凳上，他則斜靠著一架腿部伸展機。我對他坦白了我對自己身體的所作所為——毒品，我告訴他我有可能會被禁賽。我只有告訴他我已墮落得有多深，才能請求他將我帶出深淵。他看起來如同置身於他女兒的病房裡那般痛心不已。在我心中，吉爾一直就是那座阿特拉斯雕像，但現在的他看起來如同肩負著整個世界的重擔，如同推舉著60億個問題。他的聲音哽咽了。
我從來沒有如此厭惡過自己。
我要告訴他我已經徹底遠離毒品，再也不會碰它們了，但這無須說出口，他和我一樣深知這一點。他清了清喉嚨說：「感謝你的坦誠。」然後他便將此事放在了一邊。「你去過哪裡並不重要，從現在開始，我們關注的是我們將去往何方。」
「我們去往何方。」我重複道。
「對。」
他制訂了一項計劃，併為我草擬了一份合理的飲食表。「不會再有好心先生了，」他說，「不允許再有什麼不當行為，不許再吃快餐，也沒有什麼捷徑可走。」
「你甚至不得不限制飲酒。」他說。
首要的一點是，我將在他的督促下嚴格按照時間表行事——吃飯、運動、舉重、打球，每一環節都要在精確的時間內完成。
作為我新的禁慾主義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與波姬相聚的時間將減少。她是否會注意到這一點呢，我不知道。
吉爾對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高強度、極為殘酷的訓練，其殘酷程度絲毫不亞於1995年初的那次迷你新兵訓練。然後我去參加了一項挑戰賽——職業網球的最低階別賽事，勝利者將獲得一張3500美元的支票，而觀眾比一般高中橄欖球比賽的觀眾還要少。
場地在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一個熟悉的區域，即將面臨的卻是一個如此不熟悉的時刻。當吉爾和我把車停在停車場時，我在想我的生命旅程已經走過了多長的路，而如今又回到了原點。我7歲時就在這些球場打球了。在吉爾辭職並與我合作的那一天，我也曾來過這裡。我就站在那邊，站在他的辦公室外，為我和吉爾將要走的路感到興奮不已，甚至高興地跳起來。而現在，就在距那個地點也就幾百米遠的地方，我將與那些有韌勁但水平有限或過氣的選手們戰鬥。
換句話說，同道之人。
挑戰賽就是三流比賽的同義詞，這在選手們的休息室表現得最為明顯。賽前的食物與飛機上的食物無異——毫無味道的雞肉、不新鮮的蔬菜、跑了氣的蘇打水。很久以前，在大滿貫賽事上，我會在一眼看不到頭的自助餐餐檯邊走來走去，與正在為我做輕而薄的煎蛋餅和家制義大利麵食的頭戴廚師帽的大廚聊天。那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怠慢和輕侮還不止於此。在挑戰賽上，球童也少很多。這倒是說得通，因為球場上幾乎就沒有球。每場比賽中，你只有三個網球可以用。你的場地兩邊都是成排的場地，而且都在同時進行著比賽。當你丟擲球準備發球時，你會看到你左邊或右邊的選手，你會聽到他們在爭吵，他們不會在意是否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不時還會有來自另一個場地的球滾到你的腳下，然後你會聽到：幫個忙！這時無論你在做什麼，你都要停下來然後把球扔回去。現在你就是球童——你又成了球童。
你也得自己操作記分卡，手動操作。在換邊時，我會快速翻動那些塑膠數字板，感覺有點兒像孩子們在玩遊戲。球迷們狂笑著，尖叫著。「那個強人怎麼淪落到這種地步啦！」「形象就是一切，不是嗎，老兄？」一位官員公開表示，看安德烈·阿加西打挑戰賽就像看布魯斯·斯普林斯廷在街角酒吧表演一樣。
斯普林斯廷在酒吧表演又怎麼了？我倒認為，如果斯普林斯廷真能時不時地在酒吧表演一次，那一定很酷。
我現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41位，這是我在成年後的最差名次，我甚至從未想過自己會淪落至此。體育記者說我已經徹底被擊敗了。他們喜歡這樣說，但他們大錯特錯了。當我在酒店與布拉德交談時，我確實徹底被擊敗了；當我和斯利姆一起吸毒時，我確實被徹底擊敗了。而現在，我很樂於在這裡。
布拉德和我有同感，他一點兒都不認為參加挑戰賽有什麼丟臉的。他現在精力充沛，躍躍欲試，我非常喜歡他這一點。他為這些挑戰賽興奮不已，滿懷激情地訓練我，彷彿我們參加的是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他從不懷疑這是迴歸世界第一的漫漫征程的第一步。像往常一樣，他的信念立即就受到了考驗。現在的我只是舊有自我的一個翻版。我的腿和胳膊可能正在變得強健，但我的精神卻依然孱弱。我進入了決賽，然而隨後我的精神卻疲憊了，在壓力面前、在陌生感面前、在看臺上觀眾的嘲弄面前動搖了。我輸了。
布拉德並沒有氣餒。「一些技巧需要重新學習，」他說，「比如，擊球時機的選擇。你需要控制那塊肌肉，當比賽進行到激烈時刻，網球選手就是用那塊肌肉判定何時擊球是正確的。你要記住，你是否完成了世界上最漂亮的一擊並不重要，記住了嗎？如果時機不對，就是糟糕的一擊。」
每一次擊球，你都要根據一定的經驗做出猜測，而現在我似乎已經驗全無。我就像青少年選手一樣生疏。我用了22年時間才發現自己的天賦，贏得了我的第一個大滿貫冠軍頭銜，而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將其喪失殆盡。
在拉斯維加斯參加比賽一週後，我在伯班克參加了另一場挑戰賽，賽場是在一個公園。中央球場一側有一棵大樹，投下的陰影足足有20英尺長。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在成千上萬個球場打過比賽，這一個是最蹩腳的。我能聽到遠方孩子們玩兒童足球和躲球遊戲的聲音和汽車的噪音。
比賽貫穿感恩節週末，我在感恩節那天打入了第三輪。此時此刻，我並沒有在家吃火雞，而是混戰在伯班克的公園中，排名也比兩年前感恩節時的排名低了120位。與此同時，戴維斯盃正在哥德堡進行，張德培和桑普拉斯正與瑞典隊對決。我沒有出現在那裡，這很令人傷感，但卻是合乎情理的。我不屬於那裡。我屬於這裡——球場邊這棵荒唐可笑的樹下。除非我接受我應該置身此地這一點，否則我永遠都不會再屬於那裡。
在賽前的熱身活動中，我意識到我離波姬拍攝《出乎意料的蘇珊》（佩裡是這部電影的製片人）的攝影棚只有4分鐘的車程。這部電視劇非常成功，廣受歡迎，所以波姬現在很忙，一天要工作12個小時。而且，奇怪的是，她現在也不會在賽場現身，然後觀看幾分鐘的比賽了。當我回家時，她甚至問都不問我關於比賽的事。
當然，我也沒問她關於《出乎意料的蘇珊》的事情。
我們會談話，但其實我們什麼也沒有談。
在此期間我只有一次中斷了訓練——我去與佩裡會面，同他商量我的慈善基金會成立的事宜。15年前，當我們還是滿懷理想主義激情、嘴裡常常塞滿冰激凌三明治的少年時，我們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想要在我們的人生達到一定高度並趨於平穩的狀態下回饋社會，現在我們終於達到了這種狀態。我已經與耐克達成了一項長期代言協議，在未來的10年我將獲得數千萬美金的報酬。我已經為父母買了一座房子，已經能照顧到我的團隊中的每個人。現在，我在經濟上有能力拓寬視野，在1997年，儘管我處於人生的最低谷，或者說正是因為我處於人生最低谷，我在這件事情上已經準備就緒。
我們最先考慮的是身處險境中的孩子們。成人們總是可以尋求幫助，但孩子們沒有發言權，力量薄弱，因此我的基金會的首個專案就是為正處於法庭保護性監護、受到虐待或未被妥善照管的孩子建立一個庇護中心。庇護中心擁有一處為從醫學意義上講比較脆弱的孩子們準備的單幢住宅和一所臨時的學校。我們接下來將啟動一個每年為3000個市中心貧民區的孩子提供衣服的專案，然後我們會為內華達州立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提供一系列獎學金，然後是男孩和女孩俱樂部。我的基金會買下了一棟面積為2200平方英尺的破舊不堪的建築，然後把它改造成一個面積達2.5萬平方英尺的活動中心，內有一間計算機房、一個自助餐廳、一座圖書館以及幾個網球場，前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將在落成典禮上致辭。
我在新的男孩和女孩俱樂部度過了許多輕鬆愉快的時光。我與孩子們見面，聽他們的故事。我把他們帶到網球場，教他們正確的握拍方法，然後我看到他們眼裡竟然閃著光，因為以前他們從沒有握過球拍。我與他們一起坐在計算機房裡。由於上網在孩子們中很流行，而資源卻有限，所以他們排著長隊，耐心地等待著。他們的學習意志如此堅定，讓我十分震驚，也心痛不已。其他時候，我就待在男孩和女孩俱樂部的娛樂中心裡，和孩子們打乒乓球。我每次走進這裡都會想到波利泰尼學校的娛樂中心。在我到達波利泰尼的第一天晚上，就是在那裡，我背靠著牆，心中充滿了恐懼。那一段記憶使我有一種想要收養進入我視野的每一個驚恐不安的孩子的衝動。
一天，我和斯坦坐在娛樂中心，斯坦負責管理男孩和女孩俱樂部。我問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我們怎樣才能使他們的生活有更大的改變？」
斯坦說：「你得想出一種能夠佔據他們更多時間的法子，否則的話，即使前進一步，也會後退兩步。你真的想改變他們的生活嗎？你想要產生持久的影響？你需要他們更多的時間。事實上，你需要他們全部的時間。」
因此在1997年，我和佩裡又聚在一起，並想到了把教育因素糅合到我們的慈善工作中。然後我們決定要把教育作為我們的工作。但是怎樣做呢？我們想到了開辦一所私立學校，但各種繁雜的手續和經濟上的障礙太大了。我偶然在《60分鐘》上看到了一則關於特許學校的報道，看完後，我心裡就萌生出了一個主意。特許學校的資金一部分來自政府，一部分來自私人，這種學校面臨的挑戰是籌集資金，優點則在於其完全的自主性。開辦一所特許學校，我們能夠以我們想要的方式做事情，可以放手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而如果這些與眾不同之處起作用了，它就可以像星星之火一樣蔓延開來，而我們的特許學校也會成為全美國特許學校的一個成功範例，從而可以改變我們對教育的看法。
我不能相信人生是如此具有諷刺意味。《60分鐘》的一則報道導致我被父親送走，從而使我痛徹心扉，而現在《60分鐘》的另一則報道則為我點亮了回家的路，為我描繪出了找尋生命意義和使命的圖譜。佩裡和我決意要建成美國最好的特許學校。當你設定極高的標準並投入大量資金時，你會取得什麼成果呢？我們決意要向全世界展示這一點。我們握手為誓。
我自己將投入數百萬美元來創辦這所學校，但我們還需要籌集更多的款項。我們將發行4000萬美元的債券，然後利用，或者說壓上我的名聲償還這筆欠款。我的名氣終於有所價值了。我在派對上認識的和通過波姬認識的所有名人——我將請求他們為這所學校奉獻出自己的一些時間和才能，探望這些孩子，並在每年我們稱之為「孩子們的大滿貫」的籌款會上表演。
當佩裡和我正為學校選址時，我接到了加里·穆勒的電話。穆勒來自南非，過去曾參加過網球巡迴賽，也曾擔任過教練。他正在開普敦組織一場網球賽，為納爾遜·曼德拉基金會籌款，問我是否願意參加。
「我們不知道曼德拉是否會到場。」他說。
「只要他有可能出現，即使那種機率微乎其微，我也會參加的。」
加里不久又給我打了電話。「好訊息，」他說，「你會見到他的！」
「你在開玩笑吧？」
「他已經確認了這一點：他將到場。」
我不禁握緊了話筒。我已經崇拜曼德拉好多年了，他的鬥爭、他的牢獄之災、他奇蹟般的獲釋經歷以及他壯麗的政治生涯無不讓我對他充滿了敬畏之情。想到能夠與他見面，與他交談，我突然感到一陣眩暈。
我興奮地將此事告訴了波姬，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沒有如此高興了。波姬感受到了我的喜悅並因此也高興起來，她想和我一起去。這場賽事的地點距1993年她拍攝非洲電影的地方不遠，就是在那時、在那個地方她第一次和我傳真聯絡，如果乘飛機的話一會兒就能到。
她立即開始為她的非洲之旅採購全套服裝。
j.p.和我一樣也非常崇敬曼德拉，於是我邀請他同我們一起前往南非，並要求他帶上他的妻子瓊尼，波姬和我都非常喜歡她。我們四人首先飛到南美，然後搭乘另一架飛機飛往約翰內斯堡。到達約翰內斯堡後，我們登上了一架破舊的螺旋槳飛機，前往非洲內陸。
由於遭遇了暴風雨，我們不得不臨時著陸，躲在茫茫蠻荒中的一間稻草頂的小屋裡。屋外雷聲隆隆，成百上千的動物奔跑著尋找庇身之地的聲音不絕於耳。朝窗外望去，大草原廣袤無垠，天邊烏雲翻滾，j.p.和我一致認為這就是「那些時刻」。我們兩個都在讀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longwalktofreedom），雖然這是一部自傳，但我們卻在其中感受到了海明威小說式的英雄情懷。我想到了曼德拉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的話：「無論你到達生命中的哪一站，前方總有更長的征途。」我想到了《不可征服》中的一句詩：「我是我命運的主宰，我是我靈魂的統帥。」這是曼德拉最愛的一句詩，在他認為自己的人生征程已被阻斷的時刻，這句詩賦予了他無窮的力量。
暴風雨過後，我們鑽回螺旋槳飛機，最終降落在了一個禁獵區。我們花了三天時間在此地遊覽。每個清晨天未亮我們就會鑽進一輛吉普車，然後開啊，開啊，隨意停在某處。我們坐在車裡，發動機空轉著，周圍一片漆黑。大概是20分鐘後吧，曙光漸顯，我們會發現我們正停在霧氣繚繞的巨大沼澤的岸邊，被數十種動物環繞著。我們看到了數百隻黑斑羚，還有至少75只斑馬；我們看到數十隻有兩層樓那麼高的長頸鹿在我們的周圍跳來跳去，在樹叢中輕快地穿梭，啃著最高的樹枝上的樹葉，發出一種咯吱咯吱嚼芹菜的聲音。眼前的情景彷彿在對我說：所有這些動物身處危險的世界，卻在每一天開始時都表現得如此從容和平靜，毫無怨言地等待命運的賜予——你為什麼不能呢？
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司機和一個射手。射手的名字叫約翰遜，我們非常喜歡他，他就是我們的非洲吉爾。他為我們站崗放哨。他知道我們喜歡他，所以他的微笑中常常流露出身為神槍手的那種自豪感。
他比黑斑羚更瞭解這裡的風景。他站在某處，朝著樹揮揮手，無數只小猴子就會像接到了訊號一樣，像秋天的樹葉般落在地上。
一天早上，我們把車開進了灌木叢深處，這時吉普車顫動了一下，突然轉了向，我們衝向了右方。
「怎麼了？」
我們幾乎碾到了一頭睡在路中央的獅子。
獅子坐了起來，滿臉怒容地瞪著我們，彷彿在說：你們把我吵醒了。
它擁有一個碩大無比的頭和一雙檸檬酸橙汁色的眼睛，身上散發出的麝香氣味如此濃郁，我們都有些頭暈眼花了。
它的毛髮跟我過去的髮型頗為相似。
「不要發出聲音。」司機低聲說。
「無論你做什麼，」約翰遜小聲說，「都不要站起來。」
「為什麼？」
「獅子現在將我們視為一隻大型食肉動物，所以它怕我們。如果你站起來，它將看出來我們只不過是幾個小人。」
有道理。
幾分鐘後，獅子退卻了，鑽入了灌木叢。我們則繼續開車。
不久之後，我們回到了營地。我俯身向前，在j.p.耳邊輕聲說道：「我必須得告訴你一些事。」
「說吧。」
「我現在正經歷著……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我正試圖將一些壞的事情拋諸腦後。」
「出什麼問題了？」
「我不能深入談這個問題，但如果我看起來有什麼——不同的話，我想為此道歉。」
「好吧，既然你提到了這一點，你確實與之前有些不同，但是到底怎麼了？」
「當我更加了解你的時候，我再告訴你。」
他啞然失笑。
然後他看出來我並不是在開玩笑，於是問道：「你沒事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要告訴他我的消沉、我的困惑、我與斯利姆共同度過的那段時期，以及我可能面臨的來自atp的禁賽處罰。但我不能，現在不能。在這一切尚未遠離我之前，我不能。此時此刻，這些問題就像那頭咫尺之外的獅子，依然對我虎視眈眈。我不想聲張我的問題，生怕會驚醒它們，會使它們猛撲過來。我只是想提醒j.p.問題是存在的。
「我已經加倍投入於網球。如果我能挺過這段艱難的時期，如果我能捲土重來，一切的一切都將不同，我也將大大不同於以往。但即使我不能，即使我完蛋了，即使我失去了一切，我仍然會與以往不同。」
他問：「就這些了嗎？」
「我只是想讓你知道。」
這像一份懺悔，一份證詞。j.p.心疼地看著我，緊緊抓住我的胳膊斬釘截鐵地對我說：「你是你命運的統帥。」
我們來到了開普敦。在這裡，我焦躁不安地打著比賽，焦躁得就像週六早上做家務的孩子。然後，終於，那一刻來臨了。我們乘坐直升機抵達一座大院，曼德拉親自到直升機停機坪迎接我們。他被攝影師、眾多要人、記者和助手們簇擁著，但他比他們都要高大。他看起來不僅比我想象的要高，而且比我想象的要強壯、健康，就像他以前曾經還是運動員一樣。考慮到他多年的繁重勞動和經受的折磨，我對此甚為吃驚。當然，他確實曾經是一位運動員，年輕時他是個拳擊手。他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在獄中，他會適時地在牢房裡跑步，或者偶爾在一個簡陋的臨時球場打網球。雖然他顯示出了強大的力量，但他的微笑是那麼和善和純淨，有如天使一般。
我對j.p.說，對我來說，曼德拉就像聖人一般。他就像甘地那樣，已將個人榮辱和恩怨置之度外。被囚禁的那段歲月中，由於長年在石灰採集場做苦工，他的眼睛已被那裡的強光刺傷了，但眼神里依然充滿了智慧。他的眼神顯示他已經領會到了一些事情，一些本質性的事情。
當他用那種眼神看著我並握著我的手對我說他很欣賞我的球技時，我甚至都不知自己說了些什麼。
我們跟隨他進入了舉行正式晚宴的大廳。波姬和我被安排與曼德拉同桌就餐，波姬坐在我的右邊，曼德拉坐在她的右邊。整個晚餐期間，他都在講故事。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他，但我不敢打斷他。他談起了羅本島，在那裡他度過了他28年牢獄生涯中的17年。他談到他爭取到幾個看守的同情。作為一種特殊待遇，他們有時會讓他帶著釣魚竿走到一個小湖邊，自己解決自己的晚餐。他面帶微笑地回憶著過往，我甚至在他的神色中看到了懷戀之情。
晚餐後，曼德拉站起來，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他的主題是：我們所有人必須彼此照顧，這是我們生命的使命。但我們也必須照顧好自己，即在做出決定時，我們必須三思而後行；在與別人相處時，我們必須小心維護與他人的關係；在發表言論前，我們必須審慎思索。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經營我們的生活，這樣才不致成為受害者。我覺得他的這些話彷彿就是針對我而言的，好像他已知道了我是如何揮霍自己的天賦和健康的。
他談論著南非以及全世界範圍內的種族主義。這只是一種愚昧無知的表現，他說，而只有教育可以改變。在監獄裡，曼德拉用他僅有的可自由利用的幾個小時自學。他建立了某種形式的大學，他和他的室友就是彼此的教授。他通過讀書排遣他漫漫監禁生涯中的孤獨寂寥，他尤其喜歡托爾斯泰。看守想出的對他最嚴酷的懲罰之一就是剝奪了他4年學習的權利。他的話似乎再一次閃爍著對我個人的暗示。我想到了佩裡和我在拉斯維加斯已經著手推進的工作——我們的特許學校，我感到精神振奮，但同時也感到侷促不安。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強烈意識到我所受教育的缺乏，感受到了這種缺乏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和不幸。我視它為一種罪行，而我則是犯下這一罪行的共犯之一。我想到此時此刻，在我的家鄉有多少這種罪行的受害者，他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卻並未真正意識到自己失去了多少。
最後，曼德拉談到了他走過的路。他談到了所有人的人生旅途中的艱難險阻。但是，他說，只是作為一個旅行者，我們就能彰顯明晰和高貴。當他講完話坐在椅子上時，我知道我的旅途和他的相比是那麼不足掛齒，但那不是重點。曼德拉想要告訴我們的是，每個人的旅途都是重要的，而且沒有任何一種旅途是不可能的。
在向曼德拉道別時，我陷入了沉思。他為我指明瞭正確的方向。後來，一個朋友給我看了普利策獲獎小說《失親記》（adeathinthefamily）中的一段，在這段中，一個陷入巨大悲痛中的女人這樣想著：
現在我更加接近於成熟的人類一員了……
她認為她以前從未有機會去感受人類所擁有的力量，去承受痛苦；她熱愛並敬畏曾經遭受痛苦的人們，甚至那些沒能經受住痛苦的人。
這大概最能表達我離開曼德拉時的心情，這就是當直升機載我們離開他的大院時我的所思所想。我熱愛並敬畏那些正在承受痛苦或是曾經遭受痛苦的人們，現在我已幾乎成為成熟人類的一員了。
上帝想要我們成長。
新年前夜，1997年這一糟糕年份的最後幾個小時，波姬和我又舉辦了一場新年派對。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我把被子蒙在頭上，而後突然記起按計劃我要和參加巡迴賽的一個孩子文斯·斯帕迪亞打一場練習賽。我決定將其取消。不，我對自己咆哮道，你不能取消，你不再是以前的那個人了。你不能以睡大覺和取消一場練習賽開始新的一年——1998年。
我強迫自己從床上爬了起來，然後與斯帕迪亞碰了面。即使這只是一場練習賽，但我們都嚴肅地對待。他把它變成了一場戰鬥，我非常珍惜這場戰鬥，更何況我最終贏得了這場比賽。走出球場時，我氣喘吁吁，但渾身都是力量——久違的那種力量。
這一年將是阿加西年，我對斯帕迪亞說，1998年將是屬於我的。
我參加了1998年的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波姬也前來觀戰，並看著我淘汰了前三位對手。隨後她卻不幸地見證了我在與來自西班牙的阿爾貝託·貝拉薩特吉對陣時的失敗。我本以2:0領先，但在第三盤中，不知何故，出乎意料地，似乎不可能地，我輸掉了比賽。貝拉薩特吉是一個難對付的對手，但我原來已勝券在握。這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失敗。以2:0領先，卻最終輸掉比賽，這種情況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屈指可數。這只是我回歸之路上的一個小小迂迴，還是意味著我已走進了死衚衕？
我去了聖何塞，並且表現得不錯。我與皮特在決賽中狹路相逢。看到我回來，看到我再一次站在球場的另一邊，他似乎很高興，彷彿他之前對我很是想念一般。我不得不承認，我也很想念他。我以6:2、6:4贏了這場比賽。在比賽行將結束時，他似乎一定程度上都在為我鼓氣。他知道我正在試圖征服什麼，他知道我還要走多遠。
當我和皮特在更衣室時，我打趣說戰勝他真是容易。
「輸給排在100名之外的人是什麼感覺？」
「我倒不怎麼擔心，」他說，「這種事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然後我又拿有關他私生活的報道調侃他。他和那個法學院的學生分手了，據說他現在正和一位女演員約會。
「糟糕的一步。」我對他說。
這些話打消了我們對彼此的戒備心理。
在賽後新聞釋出會上，記者詢問我對於皮特和馬賽洛·里奧斯（他們正在爭奪世界第一）的看法：「你認為他們中誰會最終成為世界第一？」
「兩人都不會。」
神經質的大笑。
「我認為我將成為世界第一。」
聲嘶力竭的笑聲。
「不，真的，我是認真的。」
他們盯著我，然後盡職地在他們的筆記本上記下了我這一瘋狂的預言。
3月，我去了斯科茨代爾，贏得了連續第二項賽事的冠軍。我擊敗了來自澳大利亞的賈森·斯托爾滕貝格。他是一個典型的澳大利亞人，沉著穩健，擁有令人羨慕的全面技術，總是迫使對手主動犯錯。和他比賽是對我勇氣、決心以及我的神經的一次很好的考驗，我最終通過了這次考驗。現在，任何和我交手的人都不得不應對一些他們不想應對的情形。
我去了印第安韋爾斯並且戰勝了拉夫特，但是輸給了一個名叫簡－邁克爾·甘比爾的球技高超的年輕人。他們說他是目前為止最出色的年輕選手之一。我看著他，思索著他是否知道前方等待著他的是什麼，是否已經準備好了——有人可能準備好嗎？
我去了比斯坎灣。我很想贏，想贏想得都要瘋了。如此想贏一場比賽似乎不是我的風格。通常情況下，我擁有的只是不想輸的慾望而已，但在第一輪比賽前做熱身運動時，我對自己說我想贏，而且我也確切地認識到原因何在。這與我的迴歸無關，而是關乎我的團隊——我的新團隊，我真正的團隊。我是在為了給我的學校籌集資金並提高它的受關注度而比賽。這麼多年後，我終於得到了我一直想要得到的——為一些比自身的成敗重要得多，但卻與自身緊密相關的事情打比賽，一項有我的名字但不僅僅與我有關的事業——安德烈·阿加西大學預備學校。
起初我並不想讓我的名字出現在學校的名字裡，但朋友們說我的名字可以帶來威望和聲譽，也可能會使籌錢更容易些。學校（academy）這個詞是佩裡選擇的，這個單詞把我的學校和我的過去——佈雷登頓學校和波利泰尼學校這兩座我童年的監獄永遠聯絡在了一起，直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我在洛杉磯沒有多少朋友，但波姬的朋友則數不勝數，所以大多數晚上她都會出去參加社交活動，而我則一個人待在家裡。
感謝上帝還有j.p.。他住在洛杉磯南部的奧蘭治縣，因此，他時不時地就會開車過來，和我坐在壁爐旁，抽上一根雪茄，探討生命的話題。他做牧師的那段時光已一去不復返，但當我們在爐邊談話時，我覺得他就像站在一個無形的佈道壇上那樣對我講著話。我倒是不介意這一點。我願意成為他唯一的會眾，他獨一無二的教徒。在1998年年初，他幾乎談到了所有的話題：動機、靈感、遺產、命運以及重生。他促使我得以繼續保持我在曼德拉演講中所感受到的那份使命感。
一天晚上，我對j.p.說我在比賽時信心十足，我覺得我的比賽有了新的價值。「為什麼我還是會感覺到恐懼？難道恐懼不應該就此消失嗎？」
「我希望不會，」他說，「恐懼是你的‘火’，安德烈。如果你的‘火’完全熄滅了，我就不想再見到你了。」
然後j.p.環顧四周，抽了一口雪茄說，他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妻子總是不在。他無論什麼時候過來，無論什麼日子、什麼時間，波姬似乎總是出去見朋友了。
他問我是否為此而煩心。
「我根本都沒注意到這一點。」
我在1998年4月去了蒙特卡洛，並輸給了皮特。他重拳出擊。他不會再為我鼓勁打氣了——較量重新開始了。
我去了羅馬。我剛剛打過一場比賽，正躺在床上休息。
連續兩個電話。
首先是菲利的電話。他帶著哭腔，似乎馬上就要哭出聲來了。他告訴我他的妻子瑪蒂剛剛生了一個女孩，他們給她起名卡特·貝利。在電話中，哥哥的聲音聽起來很不同——聲音中盪漾著喜悅之情，當然還有驕傲。而且，菲利似乎覺得自己正在享受天國之福。他覺得自己幸運至極。
我說我為他和瑪蒂感到無比的高興，並允諾儘快回家。「波姬和我會直接去你那裡，去看我剛來到人世的侄女。」說這句話時，我的聲音哽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