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又響了。已經過去一個小時了？還是3個小時？在我的記憶中，我總是覺得這兩個電話幾乎是在同一時刻打來的，儘管它們可能相隔幾天。是我的律師們，他們把電話設成了擴音狀態。「安德烈？你能聽到我們說話嗎？安德烈？」
「是的，我能聽到，說吧。」
「嗯，atp已經看了你的信，並就你堅稱自己清白這一點展開了審慎的調查。我很高興地告訴你他們已經認可了你的解釋。你那份不合格的藥檢報告將被拋棄，從此以後這件事情將永不再提。」
「我不會被禁賽了？」
「不會。」
「我可以無拘無束地繼續我的事業、我的生活了？」
「對。」
我又重複了這個問題：「你確定嗎？你的意思是，這一切真的都結束了嗎？」
「從atp的角度來講，確實如此，他們已經相信並欣然認可了你的解釋。我認為大家現在都渴望拋開這件事而繼續前進。」
我結束通話了電話，茫然地凝視著遠方，一遍又一遍地想著：新生活。
我去參加了1998年的法國網球公開賽。在與俄羅斯選手馬拉特·薩芬的對決中，我的肩膀受傷了。我總是忘記在這片特殊的紅土上球是多麼的重——你擊中的彷彿不是網球而是鉛球。肩膀劇痛無比，但我還是對這次受傷抱有一種感激之情。我再也不會把在球場上受傷視為理所當然的了。
醫生說我患有肩部撞擊症，並壓迫了神經。我閉關了兩週，沒有練習賽，沒有小戰鬥，什麼也沒有。我缺席比賽。更重要的是，我允許自己缺席比賽。我享受缺席並且為此而慶幸。
溫布林登網球公開賽中，我的對手是來自德國的托米·哈斯。在第三盤的搶七局中，我和他正在進行激烈的角逐。司線員犯了一個極為惡劣的錯誤。哈斯打出了一個明顯出界的球，但司線員卻判定該球為界內球，從而使哈斯得到了關鍵的一分，並以小分6:3領先於我。這是我職業生涯中遇到過的最糟糕的判決。我知道球出界了，非常確定地知道這一點，但我所有的爭論都無濟於事。另一位司線員還有裁判都維持原判。我輸掉了這個搶七局。現在我以盤分1:2落後於他，形勢對我大為不利。
由於天黑了，賽事官員暫停了這場比賽，結局因而也被推遲了。回到酒店後，我在新聞上看到那個球不僅出界了，而且距離邊線有好幾英寸遠。我只能無奈地大笑。
第二天走上球場時，我仍在開心地笑著。我已經不在乎那個判決了，我只是為我能待在這裡而高興。也許我還不知道如何在高興的同時打好球：哈斯贏了第四盤。賽後他對記者說，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一直以我為偶像。「我過去非常崇拜他。」他說，「這一次勝利對我來說非常特別，因為他在1992年摘得了溫網的冠軍頭銜，而我能說我戰勝了曾經排名世界第一併贏得過兩個大滿貫冠軍頭銜的安德烈·阿加西。」
這聽起來像一篇悼詞。難道這個傢伙認為自己不是擊敗了我而是埋葬了我？
而且，難道新聞釋出會現場就沒有一個人能告訴他我實際上贏得過三個大滿貫冠軍嗎？
波姬獲得了電影《黑與白》中的一個角色。她為此興奮不已，因為該劇的導演是一個天才而該劇的主題是有關種族關係的。另外，她可以即興發揮她的臺詞並且可以梳著溼發糾結成辮、四下散垂的「駭人」髮型。她還要在叢林中待上一個月，與其他演員合住在一起。當我們通電話時，她說他們一週7天、一天24小時都在演戲。「聽起來是不是很酷？」
「酷！」我一邊翻了翻白眼，一邊說道。
她回到家後的第一天早上，我們在廚房裡吃著早飯。她滔滔不絕地講著小羅伯特·唐尼、邁克·泰森、瑪拉·梅普爾斯以及這部電影中其他明星的逸事。我盡力表現出感興趣的樣子。她也問了問我關於網球的事，並盡力表現出感興趣的樣子。我們試探性地交談著，像陌生人那樣。我們不像共用一個廚房的夫妻，反而更像共同住在青年旅社裡的少年。我們表現得非常客氣、彬彬有禮，甚至體貼有加，但當時的氣氛中透著緊張，所有的一切彷彿都有可能在瞬間破碎。
我向壁爐裡添了一塊木頭。
「那麼我有件事要告訴你，」波姬說，「我在離開的這段時間紋了一個文身。」
我腦袋嗡了一下。「你肯定是在開玩笑吧？」
我們去了盥洗室，那裡的燈光要好一些。她把牛仔褲褪到腰部以下，然後向我展示了她的文身。在她的屁股上，有一隻狗。
「你文身時有沒有想過要先問問我？」
完全說錯了話。控制慾強——她這樣形容我。什麼時候她裝飾她的身體還要獲得我的許可了？我回到廚房，又衝上一杯咖啡，然後狠狠地盯著爐火。狠狠地盯著。
由於我們兩人在日程安排上有衝突，波姬和我在結婚後沒有馬上去度蜜月。但是現在，她的電影已完成了拍攝，而我的事業也幾乎完蛋，所以現在似乎是度蜜月的最佳時間。我們決定前往位於印第哥島東南部的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內克島度蜜月。這個島歸億萬富翁理查德·布蘭森所有，他對我們說我們一定會喜歡那裡。
他說：「那裡簡直就是一座小島天堂！」
從我們著陸的那一刻開始，我和波姬就難以步調一致。我們無法愜意地待在一起，無法就我們怎麼度過這段時光而達成一致。我想要放鬆，但波姬想要嘗試斯庫巴潛水，而且她想讓我陪她一起去，這意味著我得先上一堂斯庫巴潛水課。我對她說在蜜月旅行中上課，就像接受結腸鏡檢查一樣不堪忍受。
哦，而且是邊看《老友記》，邊接受檢查。
但她一再堅持。
我們在泳池裡待了幾個小時。一個教員教我們如何使用緊身潛水衣、潛水面罩以及氧氣瓶。我有絡腮鬍子，短而粗的鬍子茬使面罩無法緊貼我的皮膚，因此水不斷地滲入我的面罩，於是我回房間刮鬍子。
當我回來時，教員正在說此次訓練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水下紙牌遊戲。如果你能在池底從容自若地玩紙牌，如果你無須浮出水面就可以打一整把牌，你就是一名斯庫巴潛水員了。於是我在這裡，穿著全套斯庫巴潛水服，在加勒比海中央，坐在游泳池的池底玩「釣魚」。我覺得自己不是斯庫巴潛水員，而是《畢業生》中的達斯汀·霍夫曼。我爬出游泳池，然後對波姬說：「我玩不了這個。」
「你從來都不想嘗試新的東西。」
「好好玩，到你想去的大洋中央，對那些小美人魚說‘嗨’。我要待在房間裡。」
我走進廚房，點了一大份法式炸薯條。然後我回到了我的房間，踢掉鞋子，伸展著身子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直到這一天結束。
我們提前三天離開了這座天堂島。蜜月結束。
1998年，我前往華盛頓參加萊格梅森精英賽。又一輪7月的熱浪，另一項在華盛頓進行的令人不安的賽事。其他選手都在抱怨這裡的炎熱，要是往常我也會抱怨，但這次我只有冷靜的感激和堅定的決心。每天早上我都會早早醒來，然後在紙上寫出我的目標。在把它們寫在紙上後，我會大聲地說出它們，我也會大聲說：不走捷徑！
在比賽開始前，在與布拉德打最後一場練習賽時，我有些心不在焉，並沒有全力以赴。佩裡開車載我回酒店時，我默默地盯著窗外。
「把車停在路邊。」我說。
「幹什麼呀？」
「你照做就行。」
他把車拐到了路邊的緊急停車道。
「你開出2英里，然後等著我。」
「你說什麼？你瘋了嗎？」
「我的力氣還沒用完呢，我今天沒有盡全力。」
我跑步穿過羅克·克里克公園，跑了足足有2英里。1987年，也是在這個公園，我把球拍贈送了出去。每跑一步，我都覺得自己要暈過去了，但我不在乎；我會因為這次跑步而中暑，但我卻會在今晚入睡前那至關重要的10分鐘內享有平靜——我現在就是為那10分鐘而活，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那10分鐘。曾經有成千上萬的人為我喝彩，也曾經有成千上萬的人對我報以噓聲，但沒有任何事情比睡前那10分鐘裡你感到自己的頭腦中噓聲不斷更糟糕了。
當我終於到達停車處時，我的臉已經變成了亮紫色。我鑽進車裡，開啟空調，然後給了佩裡一個微笑。
「我們這樣一定會成功的。」他說完，邊遞給了我一塊毛巾，邊發動了車子。
我成功晉級決賽。在決賽中，我再一次與德拉帕對決。我記得我曾懷疑自己在並非很久之前是如何戰勝他的，我記得我曾因不相信自己過去竟然擊敗過他而連連搖頭。那是我人生的最低點之一。現在我在50分鐘內就將他淘汰出局，以6:2、6:0輕鬆獲勝。我第四次贏得了該賽事的冠軍。
在梅賽德斯·賓士杯比賽中，我未失一盤就殺入了半決賽，並贏得了最後的勝利。在多倫多舉行的加拿大公開賽中，我再一次與皮特狹路相逢。他在第一盤中表現極為出色，但在第二盤中他有些體力不支，我最終戰勝了他。這樣，皮特丟掉了世界第一的排名，我的排名則因此上升到了第九位。
我在半決賽中遭遇了克拉吉賽克。他仍然為摘得1996年的溫網冠軍而洋洋自得，他是唯一一位荷蘭籍溫網冠軍。那場比賽，他在四分之一決賽中擊敗了皮特，那也是皮特多年來第一次在溫網失手。但我不是皮特，我也已經不再是我了。克拉吉賽克先失一盤。第二盤中，他暫時以3:4落後。現在是他的發球局，0:40。三個破發點。我打出了我成年之後最出色的一記接發球，球恰好飛過了球網——大概只高出球網一釐米，劃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線。克拉吉賽克閉上眼睛，猛推球拍，狠狠地來了個空中截擊。這個球可以落到任何地方，因為他也不知道球會飛到哪裡，但最終卻是一個直接得分球。如果他的拍面哪怕再多開啟半度，球可能就已擊中前排的某個人，而我則可能已經破發成功，並在這場比賽中佔據了主動。但他卻拿下了這一分，保住了發球局，並最終以2:1戰勝了我，終結了我14場不敗的紀錄。如果是在以往，我可能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走出這次失敗的陰影，但是現在我對布拉德說：「這就是網球，對吧？」
我以世界第八的身份參加了1998年的美網公開賽。眾多觀眾在我身後為我吶喊助威，他們鼓舞了我的鬥志，使我腳步輕盈。在第四輪中，我遭遇庫切拉。他似乎想要用他的發球擾亂我的心智。他拋起球，然後停下，把球抓在手裡，然後再拋一次。我現在以0:2落後，對這個傢伙的此種舉動很是不快，但我馬上記起：在和庫切拉比賽時，你打得越好，他打得也越好；你向他打爛球，他也會回給你爛球。就是這麼回事——我打得太好了，我發球也發得太好了。所以輪到我發球時，我模仿庫切拉，看臺上爆發出了笑聲。然後我打出了一記傻乎乎的「月亮球」，我要使庫切拉心煩意亂，通過激怒他爭取主動。
天下起了雨，因此這場比賽被延期到第二天。
波姬、我同她的朋友——演員們，永遠都是演員——一起出去吃了頓夜宵。天已經放晴了，因此我們在鬧市區的一家餐廳屋頂的露天座位上吃的飯。飯後，我們站在大街上，揮手告別。
「祝你明天好運！」那些演員大聲說道，然後跳進計程車，準備再去喝些什麼。
波姬看著他們，然後又看看我。她內心正在進行激烈的掙扎。她咬住下嘴唇，看起來就像一個在應做之事和想做之事之間舉棋不定的小孩。
我喝了一大口吉爾水。「去吧。」我說。
「真的？你不介意？」
「不介意，」我言不由衷地說，「好好玩。」
我乘計程車回到了波姬的公寓。她賣掉了她那棟褐色沙石房子，買了位於曼哈頓上東區的這座公寓。我想念那棟褐色沙石房子，我想念它的前廊，吉爾就是站在那裡為我們站崗放哨的；我甚至想念那些無眼無發的非洲面具，即使僅僅因為當波姬和我未以假面具對待彼此時，它們在那裡。我喝完吉爾水，倒在了床上，漸漸入睡。但幾個小時後，當波姬回來時，我突然間醒了。
「繼續睡吧。」她輕聲說。
我試過了，但我睡不著。我起床吃了一粒安眠藥。
第二天我和庫切拉進行了一場生死搏鬥。我設法將比分追平，但他精力更為旺盛，耐力也更為持久。在五盤激烈的角逐後，他最終戰勝了我。
我坐在洛杉磯家裡浴室的一角，看著波姬為出門做著準備。我會待在家裡——又一次。我們探討著為什麼總是這樣。
她指責我拒絕融入她的世界，說我不樂於接受新鮮事、新鮮人。我對與她的朋友見面不感興趣。我本可以每天晚上都和那些天才們——作家、藝術家、演員、音樂家以及導演交往，我本可以出席藝術館的落成典禮、影片的全球首映禮、新劇的釋出會以及私人放映會。但我想做的只是待在家裡看電視，或者也許——只是也許，如果我想要社交的話，我會邀請j.p.和瓊尼過來共進晚餐。
「我不想撒謊。對我來說，那就是完美的夜晚。」
「安德烈，」她說，「他們對你都很壞，佩裡、j.p.、菲利、布拉德——他們都驕縱你、迎合你、順著你，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為你著想的。」
「你認為我所有的朋友對我都很壞？」
「除了吉爾。」
「所有的？」
「所有的，尤其是佩裡。」
我知道她最近和佩裡產生了爭執，佩裡放棄了《出乎意料的蘇珊》中製片人一職。我知道她為我在這場爭執中沒有自動站在她這一邊而大為惱火，但我不知道她已準備把我團隊中的其他所有人都「勾銷」掉了。
她站在鏡子前，轉過身說：「安德烈，我認為你就像荊棘叢中的一株玫瑰。」
「一株玫瑰？」
「一株單純的玫瑰，被一群正試圖吸乾你的血的人所環繞著。」
「我並沒有那麼單純，而自從我孩提時代起，那些荊棘就開始幫助我了。那些荊棘拯救了我的生命。」
「他們使你裹足不前。他們阻止你成長，阻止你發展。你一直在原地踏步，安德烈。」
佩裡和我決定在西拉斯維加斯最混亂的街區建立我們的學校，因為這所學校建在這裡能起到指路明燈的作用。我們苦苦搜尋合適的校址，試圖找到一塊正在出售中、價格適中並能允許校園不斷發展擴大的土地。經過數月的搜尋，我們終於在城市荒地的中心找到了一塊佔地8英畝、符合我們所有要求的土地。它位於拉斯維加斯的舊址所在地，一片早期開拓者最先到達、後來卻被他們拋棄的、早已被人遺忘的邊遠居民點，周圍全都是要被拆毀的當鋪和住宅。我喜歡把我們的學校建在一塊有著被遺棄的歷史的土地上——又有哪個地方比這裡更適合見證我們所預想的將在孩子們的生活中發生的那種改變呢？
數十位政治家及社群領導都出席了學校的動工儀式。記者、電視攝像機、講話。我們把金鏟插進滿是垃圾的土中，剷起了第一鍬土。我環顧四周，我甚至能聽到未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他們的笑聲、嬉戲聲還有問問題的聲音。我能感覺到眾多的生命跨越了這一點，並從這一點踏上了新的征程。想到那些將在這裡形成的夢想，那些將在這裡得到重塑或拯救的生命，我眩暈了。我一直在想幾年後，以及在我去世數十年後這裡行將發生的事，我想得如此著迷，以至於我完全沒有聽清那些講話的內容。未來的聲音淹沒了現在的聲音。
然後有人打斷了我的冥想——他叫我站起來拍一張合照。閃光燈一閃，快樂的一刻，但也是令人心生畏懼的一刻。我們前方的路依然漫長，無論是使學校最終落成，還是使其獲得官方認可和足夠的資金，我們都有一場艱苦的戰鬥要打。如果不是在過去幾個月中我成長了，如果我沒有為重新點燃自己的網球事業而奮力拼搏，如果沒有為重獲健康和平衡而努力鬥爭，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能夠有勇氣堅持下去。
有人問我波姬在哪裡，她為什麼沒有和我一起參加這次動工儀式。我告訴了他們實情：我不知道。
新年前夜，1998年的尾聲。按慣例，波姬和我又舉辦了迎新派對。無論我們已變得多麼生疏，她堅決要求我們在假期中不要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現出任何不和的跡象。這就彷彿我們是演員，而我們的客人們是觀眾一樣；而且，即使當觀眾們不在的時候，她也會繼續演，而我則盡力配合。從我們的客人到來前的幾個小時，我們就裝出很幸福的樣子，這大概可以理解為某種形式的彩排吧。而在他們離開後的幾個小時裡，我們繼續假裝著。這儼然成了一個表演派對？
今晚的觀眾中，波姬的朋友和家人佔了大多數，其中包括波姬新養的一條名叫薩姆的白色鬥牛犬。它朝我的朋友們吼叫著，就彷彿它知道波姬對我所有朋友的看法似的。
j.p.和我坐在客廳的角落裡，注視著那條狗，它正躺在波姬的腳邊，也盯著我們看。
「如果那條狗蹲在這裡，」j.p.說，「那就酷極了。」他指指我腳邊。
我笑了笑。
「不，真的。那不是一條‘酷’狗，那不是你的狗。這不是你的家，這不是你的生活。」
「……」
「安德烈，這張椅子上有紅花。」
我呆呆地看著他坐的那張椅子，就彷彿頭一次看見它一樣。
「安德烈，紅花，紅花。」
當我收拾行李準備前去參加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時，波姬皺著眉噔噔地在房間走來走去。她對我重返網壇的努力感到不悅。鑑於我們之間緊張的關係，她不大可能對我的起程悶悶不樂，所以我只能猜想她認為我是在浪費時間。肯定不是隻有她一個人這麼想。
我和她吻別。她祝我好運。
我進入了十六強。在我進行這場比賽前，我給她打了個電話。
「這很難。」她說。
「什麼？」
「我們，這個。」
「是的，是很難。」
「我們之間的距離這麼遙遠。」她說。
「澳大利亞很遠。」
「不是，即使我們共處一室……距離。」
我心裡想：你說我所有的朋友都很糟糕，那怎麼會沒有距離呢？
我卻說：「我知道。」
「等你回家後，我們得談談。」
「談什麼？」
她重複道：「等你回家再說。」她的聲音裡透著疲憊，甚至無助。她在哭嗎？她試圖改變話題：「你將和誰對陣？」
我把對手的名字告訴了她。她從來都不知道這些名字，也不知道他們意味著什麼。
她問：「電視會直播嗎？」
「我不知道，很有可能吧。」
「我會看的。」
「好的。」
「好的。」
「晚安。」
幾個小時後，我和斯帕迪亞（我去年新年時的訓練夥伴）對打。他的水平甚至都不及我的一半，在我的全盛時期，我甚至用抹刀就能戰勝他。但在過去的52個星期中，我有32個星期都在旅途中奔波著，更別提與吉爾在一起進行的訓練、為學校籌建所進行的艱辛努力以及與波姬之間的種種不快了。我的心思還停留在和波姬的那通電話上。斯帕迪亞四盤淘汰了我。
報紙是苛刻，甚至殘酷的。他們指出在我參加的最近6次大滿貫賽事中，我都是早早就被淘汰出局了。這倒也沒錯。但他們說我正在羞辱自己。我待在「展會」上的時間太長了，他們說。阿加西似乎不知道什麼時候該罷手，他已經贏了三個大滿貫冠軍頭銜了，他已經快29歲了。他真的認為自己還能再幹出點兒什麼成績嗎？
每篇文章都會包含一個用濫了的短語——在一個他的同輩選手都在考慮退役的年齡。
我一進門就大喊波姬的名字，沒有人答應。現在是上午10點左右，她一定在攝影棚裡。那一天剩下的時間裡，我都在等她回家。我試圖休息，但當有一隻白色鬥牛犬死死地盯著你時，想休息真的很難。
當波姬回家時，天已經黑了，天氣也變得很糟。一個下雨的、寒冷的夜晚。她提議出去吃飯。
「壽司？」
「不錯。」
我們開車到了我們最喜歡的一個地方——masuhisa店，然後坐在了櫃檯旁邊。她點了清酒。我很餓，於是我點了所有我喜歡吃的：藍鰭生魚片、手工黃瓜鱷梨鰺魚蟹肉卷。波姬嘆了一口氣。
「你總是點一樣的東西。」
我太餓了，所以盡力不去理會她的異議。
她又嘆了一口氣。
「怎麼了？」
「我現在甚至都無法直視你的眼睛。」
她的眼睛溼潤了。
「波姬？」
「不，真的，我都無法看著你。」
「放輕鬆，深吸一口氣。求你，求你，求你盡力別哭出來。我們結賬，離開這裡。我們回家討論這一問題。」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在之前幾天報紙對我的「那些」報道之後，明天的報紙不會再登出我和我的妻子吵架的新聞對我來說很重要。
在車裡，波姬仍在哭泣。「我不快樂，」她說，「我們不快樂，我們這麼長時間以來都不快樂。我不知道如果我們繼續待在一起是否還會快樂。」
那麼，這才是關鍵。這才是她想說的話。
我猶如行屍走肉一般走進家門。我從壁櫥裡拽出一個衣箱。壁櫥裡收拾得井井有條，極為乾淨利索，整潔得令人不安。我意識到和我一起承受失敗、經歷高峰和低谷並忍受我的沉默，這對波姬來說是多麼不易，但我也注意到在這個衣櫥裡我能夠使用的空間是多麼狹小。真是頗具象徵意味。我想到了j.p.的那句話——「這不是你的家。」
我從衣櫥裡抓起我僅有的幾件衣服，連衣架一起拿到了樓下。
波姬在廚房裡抽泣著，並沒有像在餐廳和車裡那樣大哭，只是小聲抽泣著。她坐在肉砧臺（butcherblockisland）旁邊的凳子上——又是一座島（island），我們總是以各種方式在島上共度時光。我們就是島，是兩座島嶼。我回憶不起我們不是兩座島的那段時光了。
她問：「你在做什麼？怎麼了？」
「你什麼意思？我要離開這裡。」
「下雨呢，等到早上吧。」
「為什麼等？現在正是時候。」
我把生活必需品堆成一堆：衣服、攪拌器、牙買加咖啡豆、壓濾式咖啡壺，還有波姬最近送給我的一件禮物——菲利和我多年前在盧浮宮看到的那幅令人生畏的畫，她委託一個藝術家製作了一件高模擬的複製品。我看著掛在懸崖上的那個男人，現在他竟然還沒跌下懸崖？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扔進了我那輛嶄新的1976年產的凱迪拉克黃金國（eldorado）敞篷車（1976年也是該公司生產該系列車的最後一年）的後座上。車的顏色為純亮白色，百合花的白，於是我叫它「百合」。我轉動了「百合」的車鑰匙，儀表板發出了舊電視才會發出的那種光，里程錶上顯示著2.3萬英里這一數字。我突然意識到「百合」和我是那麼不同，簡直是截然相反——它年事已高，但行駛的里程數卻很低。
我駛離車道。
開出一英里後，我開始失聲痛哭。我淚流不止，霧則越來越濃，我幾乎看不到發動機罩上的鉻黃色環狀標誌了。但我仍然繼續向前開，不停地開，一直開到了聖貝納迪諾市。現在霧已經變成了雪，山的通道因而被關閉了。我給佩裡打電話，問他是否還有別的路可以到達拉斯維加斯。
「怎麼了？」
我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他。「試驗性分居，」我說，「我們再也不瞭解對方了。」
我不禁想起我和溫迪分手的那一天，想起我把車停在路邊給佩裡打電話的那一刻。我回想著自那以後所發生的一切。而此時此刻，歷史重演，我再一次把車停在了路邊，傷心欲絕地給佩裡打電話。
他說沒有其他的路可以到達拉斯維加斯，因此我需要調轉車頭，朝沿岸地區開，在第一家有房間的汽車旅館停下。我慢慢地開著車，在積雪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前進著。路很滑，車不時地會打滑。每遇到汽車旅館，我都會停下來，但都客滿了。我終於在加利福尼亞州不知什麼地方的一家廉價旅館裡找到了最後一個床鋪。我躺在散發著難聞氣味的床上，質問自己：你怎麼到這兒來了？事情怎麼變成這樣了？你為什麼會做出這種反應？你的婚姻遠非完美，你甚至一開始就不確定為什麼要結婚，或者你是否想結婚——那麼當你認為它可能會結束時，你又為什麼如此受傷？
因為你憎恨失敗。離婚是一場慘重的失敗。
但以前經歷過如此多的慘重失敗，為什麼這次感覺不同？
因為這次失敗讓你看不到任何可以改進的辦法。
兩天後，我給波姬打了電話。我很後悔，而她的態度卻更堅決了。
「我們都需要時間思考，」她說，「在一段時間裡，我們不應該彼此交談。我們需要進入自己的內心世界，彼此互不干涉。」
「我們自己的內心？那又是什麼意思——要多久？」
「三週。」
「三週？你是怎麼想出這個數字的？」
她沒有回答。
她建議我用這段時間去見一位心理治療師。
在拉斯維加斯一間狹小陰暗的辦公室裡，我與一位身材瘦小、寡言少語的女治療師見了面。我坐在一張鴛鴦椅上——多麼絕妙的諷刺。她坐在離我3英尺遠的椅子上，只是靜靜地聽著，從不打斷我。我寧願她打斷我。我想要答案。我說得越多，就越是強烈地意識到我只是在自言自語，一如既往的自言自語。這不是挽救婚姻的方式。一個人的自言自語不可能挽救婚姻，也無法解決婚姻中存在的問題。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板上久久不能入睡。我的後背僵直。我走到客廳，坐在沙發上，手中拿著紙和筆，開始給波姬寫信，寫了一頁又一頁。又一封手寫的申訴信，但這次是完全真實的。清晨，我把它們用傳真傳到了波姬的家裡。看著傳真機慢慢吞噬了那幾頁紙，我不禁想起所有的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5年前，我把紙塞進菲利的傳真機裡，屏住呼吸，等待著從非洲某處的一個小屋裡發來的詼諧、曖昧的回覆。
這次沒有回覆。
我又給她傳了一次，還是沒有迴音。
她現在身處比非洲還要遙遠得多的地方。
我打了電話。
「我知道你說過要三週，但我必須得和你談談。我想我們應該見一面，我想我們應該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哦，安德烈。」她說。
我等待著下文。
「哦，安德烈，」她又說了一遍，「你不明白，你就是不明白。這不是關於我們，這是關於你和我。」
我對她說她是對的，我確實不明白。我對她說我不知道我們怎麼走到了這一步。我對她說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有多麼不快樂。我對她說我很抱歉我們變得生疏，而我則變得冷漠了。我告訴她我心裡的混亂，持續不斷的混亂，一塌糊塗的網球生活不斷煩擾著我，撕扯著我。我對她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長時間不清楚自己是誰了，也許我從來就不清楚。我向她講述了我的漫漫尋找自我之旅、我頭腦中永無止境的獨白以及我的消沉沮喪。我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訴了她，但表達得卻如此吞吞吐吐、蹩腳拙劣、含糊不清。這很令人尷尬，但卻是必要的，因為我不想失去她。我已經失去了太多，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誠實的話，她會再給我一次機會的。
她說她為我正在承受痛苦而感到難過，但她也解決不了，她修復不了我。我需要自己修復自己——獨自一人。
聽到電話那頭的嘟嘟聲，我頓時平靜了下來，不再掙扎。現在看來，剛才那通電話就像兩個實力懸殊的對手在球網邊的簡短、草率的握手。
我吃了一些東西，看看電視，然後早早地上床睡覺。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給佩裡，告訴他我想要以離婚史上最快的速度離婚。
我把我的白金婚戒交給了一個朋友，然後用手指了指最近的典當行。我對他說，無論他們出什麼價都接受。當他把現金拿回來時，我以波姬·克里斯塔·小絲的名義把它捐給了我的學校。無論是禍是福，無論是健康還是患病，她永遠都是最初的捐助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