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在的失調
我興奮地意識到自己有了全新的發現——人如果經歷千辛萬苦才贏得某物，就會更加珍惜它。入門考驗實驗是我的第一個實驗研究，也成為失調理論的一個經典實驗。這一實驗的完成也揭示出，我可能有某種天賦，能打造研究方法之匙，開啟人類行為的神秘大門，我想人生中沒有比這更讓人激動的事了！
我和薇拉決定一路露營橫穿美國大陸，既可以欣賞沿途美景，又能省錢。想休息的時候，如果附近營地沒什麼景緻（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這樣），我們就只待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出發，繼續西行。但只要營地附近有風景可觀賞，如國家公園、湖濱公園或迷人的小村落，我們就住上三四夜。不過我們逗留的第一站不是為了看風景，而是要探親。我們打算去芝加哥看望賈森，在他位於南哈珀大街的單身宿舍住上幾夜。
邁向斯坦福
驅車經過賓州時，我們從車載收音機裡聽到一則新聞，說芝加哥正在流行小兒麻痺症。當時「小兒麻痺症」是最令父母恐懼的字眼，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病毒性疾病，往往導致癱瘓，尤其是小孩子。此病在大城市傳染得特別快，喬納斯·索爾克新近研製出了有效的疫苗，但尚未推廣開來。雖然知道哈爾受感染的機率很小，但作為年輕的父母，我們決定還是小心為妙，不去芝加哥了。
我們邀請賈森跟我們一起去印第安納州沙丘州立公園露營，那裡距芝加哥約80公里。賈森是個貪圖舒適的人，很怕露宿野外，所以他只答應白天過來玩。但賈森來營地後與我們相見甚歡，跟侄子玩得流連忘返，所以決定留下來過夜。起初賈森拿了我的睡袋和充氣床睡在帳篷外，我和薇拉在帳篷裡共用薇拉的睡袋。但不久賈森就抱怨說，他總是聽到身邊有沙沙作響的動靜。儘管我們一再保證沒什麼聲響，他還是半真半假地說附近潛伏著伺機襲擊他的灰熊，懇求睡到帳篷裡去。我沒有以三個大人如何擠得下雙人小帳篷的託詞予以拒絕。我不想那麼做。
第二天早上五點，我們迷迷糊糊地爬出帳篷照料哈爾。車停在一米之外，哈爾正睡在車後座上那張舒適的兒童睡墊上。按現今的觀點，讓孩子睡在車裡，而我們睡在附近的帳篷裡，此舉既奇怪又不負責任。現今許多父母都會把嬰兒拴在身邊，因為怕被人拐去，但當時人們對陌生人是信任多於防備的。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賈森一直注視著我們一家三口，眼裡噙著淚水，激動地喃喃自語：「你們有孩子了，真的有孩子了。」命裡註定沒有孩子的賈森，對哈爾的存在欣喜若狂。他滿懷柔情，不住地伸手撫摸哈爾的小腦袋。
角色
處於特定社會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現出的行為，例如作為一名教師或父親應該達到的一系列要求。角色理論認為，社會生活就像一部舞臺劇，每個人都在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
晚上賈森決定開車回家，讓大家都能好好睡一覺。我們相互擁抱道別時，賈森對我說：「想想看，10年前我們還在亞伯·肖手下辛苦地幹活。從現在起再往後10年，若幸運的話，我倆都將在大學裡當教授。說不定就在同一所學校，穿著手肘處拼接麂皮護肘的粗花呢夾克，叨著菸斗，讓學生記下我們所說的每一個字。好神奇！」我同意他的觀點。但對我來說，更大的奇蹟就發生在這兩天：賈森不必再充當父親的角色，如同在布蘭迪斯大學那樣苦口婆心地規勸我集中精力刻苦學習；他也不必再當大哥，如同在裡維爾成長的歲月裡為我引路，教我本領，保護我不被小混混欺負。人生中第一次，他以平等之心待我，甚至對我還有些尊敬，認為我不僅是一個前途看好的研究生，也是一位成功的丈夫和父親。
隨著旅程的推進，我和薇拉越來越享受露營的快樂。我們最喜歡的棲息地是落基山國家公園，足足在那裡待了一週。哈爾是露營地的寵兒，每天早上我們爬出帳篷時，總會見到一群露營者鼻子緊緊貼在vw車窗上，擠眉弄眼地把哈爾逗得咯咯直笑。他們的滑稽表演為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既能讓哈爾開心，又能讓我們多睡上20來分鐘。不過行進到內華達州時，我們開始渴望柔軟的床和熱水澡了。於是我們投宿巴特山金礦鎮的一家小汽車旅館。在那裡我們孕育了第二個兒子尼爾。
到達帕洛阿爾託後，我們給迪克·阿爾伯特打電話。之前他主動提出幫我們在斯坦福校園附近找一間公寓，但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徵得房東同意後，迪克決定搬出自己租住的小洋樓，將其轉租給我們。我們自然不好意思住下，他卻笑說自己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斯坦福剛剛批准他做一年代課教師（當時他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我們的到來正好讓他找到提升生活品質的藉口。
住在小洋樓令人心情愉快。小洋樓坐落在荷馬街上，這是一條緊挨著斯坦福高爾夫球場的泥路，其所在區域已發展成藝術家聚集區。儘管三個人住著有些擠，小洋樓卻散發出巨大的魔力。我們竭盡所能，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間。臥室在最裡面，我們把它讓給哈爾。這樣只要一關臥室門，他就能睡個安穩覺。我們用巨大的書櫥將客廳與廚房及用餐區隔開。為了讓客人在客廳待得自在一些，我們把床安置在用餐區，離餐桌僅兩步之遙。因此我的朋友圈中流傳著一個笑話：「埃利奧特特地調整了傢俱的位置，好讓自己從吃到睡不必多走一步路。」
到了冬天，也就是1957年初，薇拉的姐姐莉莉住進了我們家。納粹大屠殺後莉莉留在了匈牙利。跟許多猶太倖存者一樣，她對承諾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抱樂觀態度。而且她是一位勤奮的音樂專業學生，想繼續在布拉格李斯特音樂學院師從佐爾坦·科達伊。當她對蘇維埃政權的極權主義失去信心時，冷戰時期到來，移民之路被堵死了，她只得留在那裡。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發，她才乘國內動亂設法逃到美國，最後投奔了我們。
莉莉搬來後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五月份尼爾出生後，她成為很好的幫手。然而容納三人都嫌小的小洋樓，如今卻擠了五口人。一天房東路過，進屋巡視一圈後要求我們在30天內搬家。於是我們又住進了營房，就坐落在斯坦福研究所裡。我們覺得那個有兩間臥室的公寓很豪華，於是在那裡一直住到我們離開帕洛阿爾託。後來莉莉開始教鋼琴課，掙夠錢就搬出去住了。
1958年12月，我們的女兒朱莉誕生了。沒錯，三年生了三個孩子！薇拉總想趁我們年輕時組建一個大家庭。她勸我說，目前固然很辛苦，但也其樂無窮。像以往一樣，她這兩點都說得很到位。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清早起來給寶寶餵奶。薇拉當然是用母乳喂寶寶，但她自己也需要休息。因此我負責每天早晨四點起床衝奶粉喂寶寶。
雖然我給三個寶寶都餵過奶，但喂朱莉時心中滿溢的幸福滋味最為記憶猶新。我小心地攬著她，手握著奶瓶，注視著瓶中一點點減少的奶液，彷彿那就是從自己乾癟的乳房裡流出來的。一開始，早上換了尿片，喝了半個小時奶後，朱莉就會睡著，我也繼續回去睡覺。但三四個月後，朱莉喝完奶就不肯睡覺了。那會兒她精神頭正好，嬉戲玩耍著，期待著新的一天開始。我很想抽身回去再睡個把小時，她卻黏住了我。雖然困得恨不得馬上爬上床，卻被她一點一點誘哄著保持清醒，我只得喝咖啡提神。
多年之後，我的好朋友、詩人戴維·史旺格（davidswanger）為我寫了一首詩《女兒的早晨》，字裡行間瀰漫著父女晨間活動中的那份美好：
為她，我開啟新的一天：
暖暖的牛奶，簇新的尿片，陪她撒野陪她玩；
她天真爛漫，咿咿呀呀，
衝我唱起最美的歌；
而我正忙著
笨手笨腳地換尿片。
費斯廷格與失調理論
開學第一週，心理學系主任羅伯特·西爾斯（robertsears）召集所有一年級研究生開新生報到會。他首先對我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並介紹了必修課的一些資訊，隨即便話鋒一轉，板起臉來，令人不安地清了清嗓子，要求我們好好看看在座的各位同學。「明年的這個時候，你們現在所看到的同學裡將有一半會離開，」他說，「由於我們沒法準確預測研究生們的前途，所以招生政策規定，錄取人數是培養人數的兩倍。」教室裡一片靜寂，極度的焦慮瀰漫其間。
那天下午我問研究生三年級的拉爾夫·哈伯，西爾斯所說的是不是真的。「哦，沒錯，」哈伯回答，「我念一年級時，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學被通知走人。其實他們有的很聰明，功課也很好。當然你是不用擔心的。」我點點頭，心裡卻涼了半截，思忖道：拉爾夫並不知道我對心理學其實沒什麼研究。這樣的歡迎儀式與衛斯理大學的一比較，讓我產生了極大的心理落差。我想這就是參加大聯盟的感覺吧。
第一年我在必修課上表現很好，但遠遠稱不上出類拔萃，兩門統計課的成績尤其糟糕。雖然我很用心地學習這兩門課，但總覺得像霧裡看花，結果兩門統計課都只拿了b。我猜想，斯坦福要求學生修讀兩門統計學課程，說明教授們認為統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覺得自己很可能要被趕走了。
相比學生，我最能勝任的是助教之職，主要講授心理學導論課的研討課。在這些研討課上，我設計了一種講課風格，稱為「溫和的蘇格拉底式」風格。阿倫·古爾維奇曾展示了蘇格拉底式發問的力量，但他過於犀利。他有預期答案，如果對回答不滿意就會表現得很不耐煩。我不會對自己不滿意的答案全盤否定，而是順著答案的思路提出一個能激發學生思考的問題，將學生引領到一個有趣的視角里。學生們反響熱烈，一直堅持來聽課，說明他們喜歡我的教學風格。
拉爾夫也在秋季學期講授心理學導論的幾堂課。按系裡的安排，我們每個冬季學期都會再教一次，做課程主講教師歐內斯特·希爾加德（ernesthilgard）教授的助教，課上使用的教材就是他寫的。在拉爾夫的慫恿下，我們倆厚著臉皮跟希爾加德提議，想合作講授一門研討課程，而不是老一套的助教課程。我們計劃，在研討課上，學生們不用閱讀教材，而是閱讀教材裡提到的那些心理學家的原著，像約翰·華生、斯金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赫布、亞伯拉罕·馬斯洛和庫爾特·勒溫等人的著作。希爾加德起先對我們的提議並不贊成，但考慮幾天後他還是同意了，並叮囑我們：「別搞砸了。」
我和拉爾夫從希爾加德約200人的班上挑選了15名學生。除了修希爾加德的課程，他們每星期有一個晚上來上三個小時的研討課，地點是拉爾夫家的客廳。無論是對學生還是對我和拉爾夫而言，這都是一次豐富的學習經歷。學生們精讀原著，小組討論既生動又富有教益。每位學生都評價說這是他們在斯坦福上過的最好的一門課，其中超過一半的學生後來讀了心理學研究生。作為教師的我對此感到十分滿足，但作為科學家的我卻不允許自己沾沾自喜。因為我深知這群學生並非是從斯坦福全體學生中抽出的隨機樣本，他們是被精挑細選出來的，畢竟每位同學都清楚地意識到，研討課需要花費許多額外的學習時間，但仍然心甘情願來上課。
正是因為拉爾夫的提議和遊說，我才有了這次精彩的教學經歷。我覺得自己已經欠了他很多人情。然而一年之後，他又救了我一命。聖誕節我開著那輛小小的vw，載著薇拉、莉莉和三個孩子去洛杉磯探望親戚。回來的路上，我冒雨驅車經過巴捷柯峽道，那是一段兩旁都是陡坡的盤山公路。當時夜色迷朦，行至一個彎道時，一陣狂風席捲而來。我急忙向左打方向盤，車子滑過兩股車道，衝下了對面陡坡。車子懸在空中時，我聽到薇拉叫喊：「哦，不！」那一刻我在想：我的人生難道就這樣畫上句號了嗎？
車子翻轉了一圈又一圈後終於停了下來，車頂朝上。不可思議的是，車裡沒有一個人受重傷。薇拉受了輕微的腦震盪，我的一個膝蓋磨破了，莉莉和孩子們都沒有受傷。我迅速把每個人拉出車外，從陡峭的山崖爬上公路，試著揮手向過路車求救。但沒有人願意在漆黑的雨夜停下車來幫助路邊一個衣衫不整的傢伙。最後我只得站在路中央，揮臂逼迫一輛車停下來。我向司機說明事故的經過，他答應到前面幫我們打電話叫救護車。他沒有食言，救護車將我們送到了最近的醫院，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給研究生同學約翰·賴特打電話，他開車把我們接回帕洛阿爾託。後來約翰和我找到出事的路段，順著陡坡往下走，尋找那輛vw。它完全報廢了，翻滾時駕駛室的門已經脫落，車子仰躺在半道上。「天哪，」約翰說，「你怎麼沒被甩出去？車子又滾又壓的，你怎麼還安然無恙？」
「多虧了拉爾夫·哈伯，」我說，「是他一直叮囑我給車裝上安全帶，大概是看了《消費者報告》（iconsumerreports/i）之類的雜誌。我討厭裝安全帶，不僅價錢貴，而且你得去店裡請人在車底板上打洞，然後把可惡的安全帶裝上去。但我最終還是裝了，因為實在不想聽他聒噪。」
迪克·阿爾伯特也救過我的命，不過遠不是字面所表達的意思。寒假裡的一天，迪克在晚飯時間來小洋樓串門，帶來一個芝士蛋糕和一瓶庫瓦西耶干邑。他舉起酒瓶，自嘲地笑了笑說：「好歹還是拿破崙白蘭地。」接著他詢問薇拉是否允許他和我們共進晚餐。我們越來越喜歡迪克，期待他時常不請自來的晚餐造訪。迪克是我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時尚品位的，他在品鑑紅酒、白蘭地方面流露出的高雅品位令我們著迷。毋庸置疑，這種品味連教授都很少有，更別說還在讀博士的代課教師。庫瓦西耶干邑和顏色炫目的梅賽德斯車是他的標誌。迪克家世甚好，父親喬治·阿爾伯特是一位有錢有勢的公司法律顧問，同時也擔任紐黑文鐵路公司總裁，以及布蘭迪斯大學校董事會主席和其他職務。
認知失調
由於持有兩個或多個不一致的認知而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覺，以及因為做了一件與自己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的行為而產生的不舒服感覺。
上餐後甜點時，迪克問我是否見到了利昂·費斯廷格教授，他秋季剛剛來斯坦福心理學系任教。那時我還不認識費斯廷格，但對他早有耳聞。年僅36歲的他已是一顆冉冉升起的學術明星，可以說是社會心理學界最炙手可熱的理論家和研究者。據傳他正潛心研究一個新理論，叫做「認知失調」。我們從統計學課上得知，費斯廷格利用業餘時間發明的非引數統計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他出色得令人難以置信。唉，我不應該用「出色」來形容他這個人，因為他也是以鐵石心腸著稱的。
九月份以來，心理學大樓裡一直在流傳費斯廷格過去的故事：他在上一所學校的專橫霸道和百般挖苦令研究生們倍感屈辱，紛紛放棄社會心理學，決定去當護林員、房產經紀人甚至心理諮詢師，總之離他越遠越好。那時我尚未想好自己的導師人選，正在考慮是不是跟西爾斯、希爾加德或者阿爾·班杜拉（albandura）共事，後者正在進行有關兒童攻擊性模仿的有趣研究。我還不確定要選誰當導師，但肯定不會選利昂·費斯廷格。
迪克說：「費斯廷格的確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學者，有人甚至稱他為天才。他得好好表現，因為他是學校裡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迪克是很少能打聽到這類訊息的人之一。「作為特殊人才，羅伯特·西爾斯允許費斯廷格來學校的前兩個學期都不用幹活。這期間他可以安頓下來，專心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而不必教課。現在到了春季學期，他將講授一門研討課，可只有三位學生註冊，這簡直就是在浪費稀缺資源。系裡認為研究生們不選費斯廷格的課是因為怕他。對了，我發現你也沒註冊，為什麼？」
我不確定這句話是一個建議、一份戰書，還是一句譏諷，但無論怎樣它都發揮作用了。我不想讓迪克認為我是一個懦夫。於是我說：「哦，真巧，我正考慮上這門課，我會去註冊的。」
我並沒有立刻去註冊。春季學期快開學時，我找到賈德森·米爾斯，他是研究生二年級學生，曾在明尼蘇達大學師從費斯廷格一年時間，如今來斯坦福做他的研究助理。我問他有關費斯廷格的謠言是否屬實。賈德森一臉壞笑地說：「噢，並不完全對。明尼蘇達大學並沒有學生去當護林員。」有意思的回答，但對我沒什麼幫助。我覺得自己應該跟費斯廷格本人談一談。
我戰戰兢兢地走進費斯廷格的辦公室，先做了自我介紹，隨後說自己在考慮選修他的研討課。我解釋說，自己對社會心理學一無所知，問他有什麼資料可供閱讀，以幫助我決定是否要選修這門課。他仰靠在椅背上，將我細細地上下打量了一番，隨即眼珠往上翻，盯著天花板咕噥了幾聲，好像在說：「瞧瞧這些天他們都把什麼樣的白痴送到我這兒來了？」他有些不情願地開啟辦公桌的一個抽屜，遞給我一份書本大小的手稿複寫本。
他問：「聽說你有小孩子了，真的？」我受寵若驚，覺得他似乎知道我一些事情。我以為他是想表現得友善一些，於是稍稍輕鬆了一點。「目前就一個孩子，是一個小男孩，剛剛過完週歲生日。」我滔滔不絕地說。但情況有些不妙，費斯廷格並沒跟我閒聊，也沒有笑。他又咕噥幾聲，指著手稿告訴我，這是他剛寫完的一本書，原稿已經送到出版社了，這本是他手上唯一的複寫本。他要我對天發誓，若小孩子把藍莓醬弄到複寫本上，我就要丟腦袋或者被大卸八塊，兩種方式任選一種。談話到此結束。
我邊走出辦公室邊在心裡咒罵：「討厭鬼！誰願意在小研討室裡跟這傢伙待上10周？」晚上我把跟費斯廷格碰面的事情講給薇拉聽，問她有什麼看法。薇拉說：「感覺是挺討厭的。你到底選不選他的課呢？」我回答說，最好改選傑克·希爾加德的課，他的研討課聽起來很有趣。而且上學期講授研討課的經歷，也讓我和希爾加德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師生關係。
薇拉說：「選希爾加德的課固然合情合理，也很保險。可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凡事都力求保險了？為什麼不先讀讀費斯廷格的書，看看自己是否喜歡。我會把藍莓醬藏好的。」
晚飯後等哈爾睡著了，我開始瀏覽費斯廷格的手稿。書名是《認知失調理論》（iatheoryofcognitivedissonance/i）。我隨意翻閱了前面幾頁，只想瞭解他究竟說了什麼觀點，並不打算閱讀更多內容。但書稿把我緊緊吸引住了，等回過神來已是凌晨三點鐘，我居然一口氣讀完了這本該死的書。說實話，我從沒讀過如此精彩的心理學著作。時隔五十多年，如今它仍舊是我讀過的最精彩的心理學著作。
書的開篇，費斯廷格首先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命題：如果人們持有兩種不一致的認知，他們就會有失調的感覺，這是一種負面的內驅力，就像飢餓或口渴一樣。不過與飢餓和口渴不同，它屬於一種認知內驅力，但一樣令人不開心。結果人們就會受到驅使，像設法減輕飢餓和口渴那樣，減輕認知失調。這種情況下，人們會盡力改變其中一個認知，或兩個認知都改變，最終達到兩個認知一致或是和諧的目的。
費斯廷格列舉了一個典型例子，當吸菸者發現吸菸會導致癌症，就出現了認知失調：認知「我吸菸」與認知「吸菸致癌」不相協調。很明顯，這種情形下減輕失調最有效的方式是戒菸，因為認知「吸菸致癌」與認知「我不吸菸」是相互協調的。但大多數吸菸者很難戒菸，很多人試圖戒菸，但均以失敗告終，迴圈往復多次也無效。
那麼吸菸者會怎樣減輕認知失調呢？他們多半將調整另一種認知，即「吸菸致癌」。他們會輕視吸菸致癌的證據，試圖說服自己科學家在這一點上並無定論；他們會找尋有吸菸習慣的智者，並告訴自己，這些人都在抽菸，可見吸菸沒那麼危險；他們也許會改抽過濾嘴香菸，自欺欺人地相信過濾嘴會濾掉香菸裡的致癌物質；他們也許會增加一個與吸菸行為相協調的認知，企圖使危險的吸菸行為看上去不至於太荒謬，比如「我也許會早逝，但會過得更加愉快」或者「我就是那種酷愛冒險的膽大者」。
費斯廷格的研究就是讓認知和動機相結合。正如他所闡述的，失調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合理化解釋諸事的理論：人們如何對所處環境和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化解釋，並消除認知上的差異，從而過上（至少他們心目中認為）理性和有意義的生活。書中原創的實驗研究很少，但有豐富的觀點和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種子萌芽。這些種子在之後20年的專業期刊上生根發芽、開枝散葉，為社會心理學帶來了一場變革。當然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些，只知道這一理論新鮮、有趣，很刺激。至少它吸引了我，為我開啟了一個新的思維視角。
於是我註冊了費斯廷格的研討課。我是這麼想的：他的確是個討厭鬼，不過是個聰明有趣的討厭鬼。研討課裡只有六個學生，除了賈德森·米爾斯和我，還有兩個心理學四年級研究生，一個想轉系的社會學研究生，和一個特別聰明的大三學生梅里爾·卡爾史密斯。
研討課既生動有趣又令人緊張不已。費斯廷格喜歡佈置很多閱讀書目，大多數與社會心理學並無直接關係或關係不大。課上費斯廷格反覆問我們每一本書的內容，以及它與失調理論的聯絡。大多數情況下，費斯廷格並沒有預先想好一個正確答案。與古爾維奇不同，他不是引領我們去尋找某個特定的答案，而是和我們一起尋找答案。但是正如傳言所言，他既才華橫溢又令人膽戰心驚。他的問題異常尖銳，擺明了是在警告我們，最好提供有知識含量的答案，不要遺漏任何細枝末節。
教室裡如同蹲著一隻老虎，可能在任何時候毫無徵兆地撲向你，而且往往出於一些令人無法理解或瑣碎無比的原因。甚至連賈德森都不能倖免，他的遭遇更加糟糕。一次輪到賈德森做讀書報告，費斯廷格讓他闡述一個在我看來極小的細節。見賈德森答不上來，費斯廷格火冒三丈地斥責道：
「你怎麼能漏掉這一點？」賈德森結結巴巴地回答了幾句，但直至下課，費斯廷格一直在對他發火。當我和賈德森並肩走出教室時，明顯感覺到他渾身在發抖。隨後他跟我說：「你瞧，我真的認為費斯廷格很喜歡我。」
費斯廷格的確嚴厲又殘酷，但他有時也會流露些許溫情、愉悅和頑皮。有時他是一個好盤問的律師，對我們百般挑剔；有時他是大偵探福爾摩斯，將我們視作一起共事的華生醫生，共同抽絲剝繭地探尋複雜問題的解決辦法。他也會來點即興幽默，甚至偶爾自我解嘲，逗得我們開懷大笑。我總是懷著興奮而焦慮的心情盼望著他的研討課，同時學著不要過分焦慮。
學期過半，費斯廷格佈置了一篇學期論文，要求我們分析塞勒姆審巫案。我閱讀材料後寫好論文交給了他。兩三天後我去助教室時途經費斯廷格的辦公室，被他一眼發現。費斯廷格高聲喊我的名字，示意我進去。他從桌上薄薄的一疊作業中抽出我的論文，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伸直了手臂，面帶鄙視的表情，將臉轉開，如同那是一堆臭氣熏天的垃圾。他說：「我料定這是你的論文。」我被他的舉動驚呆了，但還是佯裝鎮定地回答說：「我猜您一定很不喜歡我的論文。」他盯著我，似乎看了很長時間，然後手心向上攤開，聳聳肩膀，眼裡流露出我熟悉的神色，那是一種蔑視和遺憾交織的眼神。蔑視的原因很明顯：我在浪費他的時間；遺憾的眼神是在暗示，他為天資愚笨的我感到惋惜。他說：「對，我很不喜歡這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