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都是自願打棒球的，但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我們有了一條提高棒球技能的特殊理由：裡維爾公園管理處宣佈，他們正計劃為十三四歲的孩子發起一個夏季聯賽，將有8支球隊參賽。在遍佈全市的8個棒球場上，每個球場產生一支球隊。我特別想參賽。在小聯盟誕生很久以前，我就十分渴望成為一名球員，擁有嚴格的成人監督者、緊密的組織、統一的隊服、富有經驗的教練以及公正的裁判員和大聯盟那樣的陣勢。我們這些渴望加入本區球隊的孩子都來自底層社會，我們希望聯賽組織者能夠明智、公正地選拔球員組隊，採用純粹而簡單的擇優錄取機制，不考慮種族、信仰和膚色，只將最有才能的9個孩子選拔出來組隊。
儘管反猶太主義在我們社群甚囂塵上，但並未影響到球員選拔。我和另一個猶太孩子入選球隊，而且我們倆人都進入了首發陣容。雖然一開始與非猶太隊員在一起打球不太自在，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但幾場比賽下來，我們就緊密團結成一個團隊了。幾年後，我父親去世。服喪期間，不斷見到非猶太人，也就是我以前的隊友頻繁來訪，令姨媽和舅舅們萬分驚訝。朋友們克服了對猶太教儀式的不適，只想為憂傷的我打氣。
我很想打中外場，我總覺得中外野手就像處在棒球場之巔，以180°的廣闊視野俯瞰球場上發生的一切。可惜我跑得太慢。大家商議後決定讓13歲的桑尼擔任中外野手，他是所有人裡跑得最快的。雖然我有些失落，但這一決定是公正的。我被指定擔任二壘手，這個位置其實更適合我。賈森曾在崎嶇不平的場地上訓練我接地滾球。在他的指導和不斷地嘮叨下，我終於克服了恐懼心理，可以直面飛向自己的地滾球。而且，我雖然跑得不快，但動作敏捷，擊球手一打出球，我立馬就能往正確的方向邁出三四步。這樣，在大多數地滾球飛到面前時，我就能來個漂亮的跳躍，將身體移到地滾球的前面，然後穩穩當當地接住。跳得不高的球一般會撞到我胸口上，我能一把抓住它，迅速傳給跑壘員。
球服？我們只買得起普通的休閒服，而且已經又髒又破。裝置？大多數球員都有手套，但也只有手套。我們的左外野手不得不戴著接球手的手套打外場，因為他只有這隻手套。公園管理處給我們提供了球棒、接球手的護胸和麵罩，並在每場比賽時提供一隻球。比賽時經常會暫停幾分鐘，因為大家要到球場邊的荒草地和碎石堆裡找出那隻髒兮兮的球。
第一賽季我們輸得比較多，但第二賽季時我們已經有了一年的經驗，身體也更強壯了。投手比利·麥克唐納不僅能擊出漂亮的快球，還能讓球轉彎。最好的擊球員萊斯·希斯克一直在練習舉重，如今擊球時威力十足。瘦如竹竿的我放棄嘗試本壘打，努力練習成為一位接觸型擊球員，一直在內場打溫和的直球。我和游擊手肯尼·戈迪一起練習了好長時間的雙殺，直到配合得天衣無縫。
那年我們得了冠軍。在正式的頒獎典禮上，每人都獲得了一個獎品，就是這尊廉價的小雕像。小雕像對所有球員來說都意義非凡，對我更是如此。這是我贏得的第一個獎品，我的才幹第一次獲得認可，因此我十分珍視它。此刻，我半蹲在兒子身邊，反覆摩挲小雕像的碎塊，慎重考慮著修復問題。過了一會兒，我朝哈爾笑笑，敲敲他的小腦袋說：「你說得很對，它的確是自己碎掉的，不是你的錯。」我站起身，嘆了口氣，將碎塊扔進了垃圾桶，這一刻我終於意識到，自己不再需要這尊小雕像了。
實驗倫理風波
第二學年開始不久，為本科生講授人格心理學課程的戈登·奧爾波特請我去他課上做一次客座講座。梅里爾曾提醒我，有些同事對高影響實驗的倫理問題持有強烈的反對意見，我懷疑當時他腦海裡就閃現過戈登的名字。當年63歲的戈登是社會關係系最傑出的教授，職業生涯早期就聲名鵲起。就在我剛念小學一年級，還在學習如何閱讀的時候，他已當選為美國心理協會主席，此事令我欽佩不已。
我視戈登為哈佛的樣板教授，一位睿智而博學，正直而和善的學術泰斗。論穿著，他無可挑剔，西裝筆挺，皮鞋鋥亮；論舉止，也總是十分得體。和他待在一起時，我覺得自己特別邋遢，總忍不住檢查褲子前面的紐扣是否扣好。我和戈登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在屬於哈佛的記憶中，他佔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我很喜歡他，認識時間越長，就越是喜歡。我想他也有些喜歡我，當然不是很喜歡。因為正如我所猜想的，我們不是一路人。
就在講座開始前他對我進行介紹時，我的猜想得到了證實。作為有紳士風度的學者，在給客座講座者冠以一般的恭維語「才華橫溢」「富有創造性」之後，戈登居然以「虛偽大師」作為結語，嚇了我一大跳。我不太肯定「虛偽」的確切含義，但想必與說謊有關。有可能是一個間接的恭維，但更可能是一個直接的辱罵。這樣的措辭與戈登教授的性格顯然不符，令我異常驚訝，導致講座開頭說的幾句話都是結結巴巴的。
講座結束後，我隨戈登回到他辦公室。我們在門口停下來，他伸出雙手與我親切握手。當他開口跟我道謝時，我問：「戈登，‘虛偽大師’是怎麼一回事？你是稱我為高明的謊言家，還是其他什麼意思？」他的臉突然變得通紅，請我進他辦公室。
「不不不，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在稱讚你做那些欺騙性實驗時所表現出的過人才能。你和費斯廷格先生真是這方面的高手。」
「請原諒，戈登，但我感覺你認為這類研究是……是……垃圾。」我故意用了意第緒語中表示「垃圾」的單詞。我知道戈登聽得懂，因為在德語裡這是同一個單詞，而戈登的德語很好。
他笑了。「哦，我可沒這麼說。這樣說吧，我自己絕不會做那種實驗。你們認為那種實驗具有戲劇性，而我認為它是欺騙性的。」
「隨你怎麼稱呼它都行，」我說，「但你應該知道，在實驗的最後階段，我們向每一位被試解釋了整個實驗的來龍去脈，並沒有人對實驗程式表示不快。」
「說得好，」他回應道，「但一開始為什麼要那麼做？為什麼要演戲、耍花招、欺騙被試？」
「原因只有一個：表演也好，欺騙也好，是我檢驗自己最感興趣的假設時能採用的唯一方式。」
「為什麼你們不能直接問問被試遇到某種情況時將會如何做？」
我當下瞭然。一開始還以為戈登在跟我開玩笑，現在才意識到，戈登雖然才學淵博，但對實驗研究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他似乎也沒弄明白人類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在大多數假設的情境下，我們不知道自己會如何行動；按某種方式行動後，我們往往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那麼做。客座講座時我講到了入門考驗實驗，我就以此為例，向戈登描述說，在實驗最後向被試解釋真實的實驗假設時，重度入門考驗組的被試一致認為我的假設很有趣，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堅持說他們對討論小組的喜愛與入門考驗無關。他們向我保證，是因為討論確實很有趣，他們才會喜歡的。
戈登敲著下巴思忖著，問我：「那麼你認為他們說錯了，是因為……」
「因為實驗中我們將被試隨機分配到不同的情境中！實驗組和控制組唯一不同的就是入門考驗的程度。從統計學來看，不同組別最後對討論小組的態度差別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因此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如果被分配在控制組，這些被試肯定不會喜歡討論小組的。」
「你的邏輯相當嚴密，」他說，「我可以請你吃午飯嗎？」
於是我們一同前往哈佛教授俱樂部享用了一頓美好的午餐。為了將話題從研究上轉移開來，我問他是不是在新英格蘭地區長大的。
「哦，不是，我的家鄉離新英格蘭很遠。我出生在印第安納州郊區的一個小鎮上，在克利夫蘭長大。我父親是一位鄉村醫生。他掙得不多，也從不想大富大貴。我能到哈佛念本科只因為學校給了我獎學金。你為什麼露出驚訝的表情，難道你認為我是在哈佛園出生的嗎？」
這次輪到我臉紅了。「當然不是……好吧，我承認我這麼想過，你看上去確實……」
「怎麼會這樣，阿倫森教授，我絕對相信你對我有成見。」
我把雙手舉過頭頂做投降狀：「我錯了。」
「一個常見的錯誤。」他說，然後優雅地放過了我。
優雅是戈登的一個主要標誌性特徵。1967年戈登去世，後來我受邀對其1954年的經典著作《偏見的本質》（ithenatureofprejudice/i）撰寫一篇回顧性評論，作為該書出版25週年的紀念。「奧爾波特當時的結論，與今天的理性學者所做的結論並無顯著差異，」我寫道，「這是向他的睿智、博學和決斷力致敬。」現在讀這本書，你會明顯覺察到，在對偏見及其嚴重後果的理解上，戈登的思想觀點是遠遠超前於他的時代的。
和戈登共進午餐後不久的一天，我受邀到耶魯大學心理學系做一場學術報告。會後，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向我做了自我介紹，並請我去他辦公室，想向我詳細講述自己正在設計的一個實驗專案。他叫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有關服從權威的。他受到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被抓獲並取保候審一事的啟發，想研究普通人對權威人物所下命令的服從程度，哪怕是服從權威意味著要將很大的痛苦施加到一位無辜者身上。我認為這個研究課題很好，但也非常冒險。當時我並未預料到這個實驗後來會成為社會心理學最重要、也最受爭議的一個實驗。
在實驗中，米爾格拉姆告訴被試，他們是在進行「一個有關學習的實驗」。實驗者準備了一系列成對出現的單詞，被試（擔任教師的角色）的任務就是測試另一個人（學生）對這些單詞的記憶情況。被試坐在一臺機器前，機器上裝有一排撥動開關，每一個開關上依次標著從15伏到450伏的電壓。被試被告知學生與這臺電擊儀器是連在一起的，每當學生背錯單詞，穿著白大褂的實驗者就要求被試對學生實施電擊。每出現一次錯誤的回答，就增加電擊的強度。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問題是：一個人對權威人物的盲從到底會達到什麼程度？在這個實驗中，權威人物是指穿白大褂的實驗者。當然事實上並沒有人遭受電擊。學生是實驗同謀，他回答的答案是事先編寫好的。
服從
處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的權力較低者聽從權力較高者的命令，例如權威會強迫公眾服從。
兩年後，米爾格拉姆發表的研究結果震撼了整個心理學世界。之前他曾詢問過幾位精神病學家，以及自己的同事和學生，請他們推測有多大比例的被試會一直增加電擊強度直至最大。所有人都確信只有不到2%或3%的人，也就是少數虐待狂，才會把電擊強度加到300伏以上。然而實驗中，近2/3的被試一直將電擊實施到最高強度，只是因為實驗者對他們說「根據實驗要求你必須繼續做下去」。雖然很多被試感覺不舒服，甚至已經渾身冒汗、提出抗議、抱怨連連，但他們仍然服從了實驗者的要求，不斷提高電擊的強度。隨後的複製試驗中，不管被試是學生、推銷員還是木匠，是男人還是女人，是美洲人、歐洲人還是中東人，結果幾乎一樣。
米爾格拉姆已經回答了戈登的問題：為什麼你不能「只是問問人們」他們將如何行動？他的回答遠比我的例子更有說服力。米爾格拉姆的電擊實驗清楚地表明，「只是問問人們」如果有權威命令他們去傷害另一個人，他們認為自己將如何行動，這種研究方式只能得出完全缺乏可靠性的答案。
然而從倫理的角度來看該實驗，批評如暴風雨般襲來。心理學家、倫理學家和很多普通讀者，都對米爾格拉姆實驗中引起被試強烈的不快而感到憤怒。例如，發展心理學家黛安娜·鮑姆林德（dianabaumrind）聲稱，電擊實驗導致被試「喪失了尊嚴、自尊和對理性權威的信任」，因此「從長遠來看是有害的」。
我並不否認該實驗帶來的倫理問題，而且總的來說，我認為自此之後不會再有人做類似的極端實驗了，這也是好事。但大多數的指責都忽視了被試的堅強和樂觀。實際上，即使是那些因自己對學生實施了最大強度電擊而倍感痛苦的被試，後來也說這個實驗給他們上了無比珍貴的一課。沒有一個被試抱怨，也沒有一個被試表示遭受到了任何傷害。事實上幾周後的調查顯示，84%的被試表示，參加這個實驗令他們很開心，其餘的持中立態度，這說明被試的滿意度超過了大多數心理學實驗。
戈登並沒有批評米爾格拉姆的實驗。雖然他對實驗中的倫理問題感到不快，但他認為米爾格拉姆收集的資料具有重要意義。幾年後米爾格拉姆被哈佛大學聘用，如果沒有戈登的同意，他不可能被錄用。顯然戈登從此不再厭惡高影響實驗了。
儘管我和迪克在哈佛的志向不同，我們依然是好朋友。我們家在劍橋西北的阿靈頓，他是那裡的常客。我和薇拉有時也隨迪克到他家的鄉村大別墅共度週末。別墅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懷特芒廷。我們一起遠足、游泳、彈琴，算不上是行家裡手，自娛自樂罷了。
迪克正在研究幼兒教育，而我擔任他的課題顧問。有一天迪克來電，詢問我是否能和他及蒂莫西·利裡（timothyleary）共進一頓非正式午餐，討論他們正在計劃的一個研究專案。蒂莫西是迪克的好朋友，一位人格心理學家，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過幾年書，跟我差不多同時來到哈佛任教。我跟蒂莫西不熟，但對其早有耳聞，他聰明有趣、精力充沛、魅力四射，身上帶著一點神秘色彩，我很欣賞他。本科生中繪聲繪色地流傳著有關他的流言，多半是誇大其詞甚至純屬惡意歪曲。
不過有一項傳言確實屬實，就是蒂莫西一直在從事迷幻藥的研製。在墨西哥的一次旅行中，他因為食用了一些蘑菇而出現幻覺，聲稱幻覺大大擴充套件了自己的意識。迷幻效果是暫時的，但那次經歷引發的興奮是長久的。蒂莫西相信蘑菇有改善個人品性和改變世界的潛能。這就是那天午餐時迪克和蒂莫西想跟我討論的話題。蒂莫西說，他最近從蘑菇中提煉出了能改變精神狀態的成分，並製成一種叫做裸蓋菇素（psilocybin）的藥。他們想用新藥做些實驗，計劃先從波士頓地區神學院的研究生們入手。
迪克說：「這種藥將幫助他們超越夢想極限，獲得最美妙的宗教體驗。」
蒂莫西補充道：「如果給頑固不化的罪犯服用裸蓋菇素，想想會發生什麼事情？只需幾個月時間，監獄就變得門可羅雀了！」
「小小的蘑菇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我有點不相信。
蒂莫西有些生氣了：「它是開啟心靈和思想的小蘑菇，是讓人們感受到彼此聯絡的小蘑菇，是我確信可以減少暴力、遠離戰爭的小蘑菇！」
我的隨口一問，在蒂莫西看來卻是褻瀆神明。我被他們這份視自己為救世主的狂熱嚇住了，沒法斷定他們的主張是偉大的還是虛浮的。
一陣尷尬的冷場後，迪克說：「我們想以科學正確的方法進行研究。你是實驗方面的行家，我們該如何設計一項邏輯嚴密的實驗，使其能夠發表在《變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期刊》（ijournalofabnormalandsocialpsychology/i）上？」
我告訴他們怎樣才能在這本心理學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也詳細解釋了實驗設計和實驗程式，包括安慰劑對照組的重要性，對雙盲過程的嚴格要求，以及為了消除社會影響和情緒傳染的可能性，一次只能測試一人。我注意到迪克和蒂莫西相互交換了一下眼神，彷彿在說：「老兄，這傢伙也太古板了！」隨即他們耐心地向我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可能採納我提出的大多數建議，首要原因在於他們稱做「心理定勢與社會背景」的重要性。心理定勢是一個人對藥物作用的預期，社會背景則指服藥時所處的環境。
蒂莫西說：「比如，如果你穿上白大褂，在精神病醫院裡監督病人服藥，病人服藥後很可能產生恐懼的幻覺，認為自己失去理智了。但如果是在環境舒適的客廳裡，一幫朋友圍坐在一起，壁爐讓人倍感溫暖，人們服藥後腦海中就可能出現令人興奮的幻覺，而不是恐懼的幻覺。」
迪克接著說：「再說，如果我們給一組即將從康科德監獄假釋出獄的罪犯服用幾次裸蓋菇素，然後將這些人的再犯罪率與另一組沒有服用裸蓋菇素的假釋犯進行比較，那不是很好嗎？」
「哦，若你們能將罪犯們隨機分配到實驗組和控制組中，並且能夠控制好除了藥物之外的任何情況，那麼這個實驗設計基本合格。」
「任何情況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例如，置身於與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圍坐在壁爐邊的溫馨情境中，也有可能促使罪犯們萌生重新做人、遠離犯罪的念頭。如果這一背景出現在實驗組中，它也必須出現在控制組中。」
迪克和蒂莫西點點頭。長時間的沉默之後，迪克說：「哦，jasp的論文有眉目了。」
回想那次午餐，有件事令我困惑不已，我居然沒有考慮到實驗中被試服用裸蓋菇素後可能受到的傷害。1961年，麥角酸二乙基醯胺（lsd）和裸蓋菇素這類迷幻藥是完全合法的。社會科學家清楚地知道，人類學研究的一些文化中，人們食用仙人掌、古柯葉、大麻和其他致幻物質，就跟我們西方人喝酒一樣，並沒產生什麼副作用。但從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製成的合成藥在當時絕對是新鮮事物，沒人知道它們對大腦可能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因此在當時，謹慎的科學家都會關注藥物對思維和記憶力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幸運的是，半個世紀後我們瞭解到，偶而服用裸蓋菇素並不會產生明顯的副作用，至少我沒聽說過一例！
迪克和蒂莫西成功地令監獄門可羅雀了嗎？顯然沒有。他們確實利用假釋犯作為被試，設法做出所謂的實驗。不過正如我所料，研究過程不甚嚴謹，他們的論文沒有被任何一本期刊接受。而且哈佛校方對他們的行為很是不滿。我們共進午餐討論該實驗兩年後，倆人都被辭退了：迪克讓本科生參與研究專案，違反了與校方簽訂的協議條款；蒂莫西則未能履行教學職責。
離開哈佛後，迪克和蒂莫西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通過藥物尋求世界和平和致幻經歷，一個通過靈脩達此目的。可兩人都在關注水瓶座時代的來臨，並宣稱他們將成為這一時代的主要代言人。蒂莫西選擇通過藥物拯救人類之路，很快成為一名文化偶像。由於在學生和其他年輕人中大力推廣迷幻藥，他被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稱為「美國最危險的人物」，最終因藏有幾十克大麻而被捕入獄。
迪克在印度學習和生活了幾年，以巴巴·拉姆·達斯的名字回到美國，尋求擴充套件人類意識的非藥物方法併成為一名精神領袖。1980年，我請他到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為我的社會心理學課程做一次客座講座。他留著長長的白鬍子，身穿一襲白袍，盤腿坐在桌上，90分鐘的講座將300名學生迷得神魂顛倒。課後我和這位聖人朋友一起回憶在哈佛的日子，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我刻意提醒他，當年他為了拿到終身教授資格，特地到辦公室將燈開啟，希望引起亨利·默裡的注意。聽後他的臉上浮現出迷人的微笑，對我說，雖然被哈佛辭退令他十分痛苦，但如今他已拿到了一個不一樣的終身教授資格，而且這份榮譽更有價值。
告別哈佛
1961年早春，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戴維·麥克萊蘭向我走來。閒聊了幾分鐘後，他湊近我，壓低嗓音說：「我們今年還沒找機會好好聊一聊。你在哈佛待得開心嗎？」
「哦，」我回答說，「我的學生很出色，我們正在進行一些令我倍感興奮的實驗。」
「是的，我聽說了。我當然為你感到驕傲，但你是不是忽略了什麼？」
麥克萊蘭洞察力很強。雖然我的課堂、我的學生以及我和學生一起做的實驗都讓我很開心，但我總覺得少了什麼。
我回答道：「事實上，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
「嘿嘿，在哈佛，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局外人。」
「真的？包括戈登·奧爾波特？」我調侃道。
「戈登·奧爾波特的感覺尤甚。」他回答道。
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認為心中說不清道不明的不滿情緒只是自己的問題，相信這種情緒最終會慢慢消失。此時我才明白，只要自己待在劍橋，不滿的情緒就會一直與自己相伴。我突然開始懷疑這到底是不是自己今後幾年想要的生活。
麥克萊蘭的這番話為我離開哈佛埋下了伏筆。幾周後，斯坦·沙克特（stanschachter）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到明尼蘇達大學工作。斯坦是利昂·費斯廷格的第一位學生，也是最優秀的一位。雖然我跟他很少碰面，但我很喜歡他，把他視為自己的師叔，因此我沒有一口回絕他。而且我知道該校的社會心理學專業實力雄厚。費斯廷格去斯坦福之前曾在那裡任教，一流社會心理學家哈羅德·凱利在1960年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前，也在該校工作了幾年。我很願意跟斯坦在一個系共事，並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
「事實上上週我剛剛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職位，我們正考慮請你來接替我的位置。」斯坦說。
「明尼蘇達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大家都紛紛離開？你有什麼事情瞞著我嗎？」
斯坦安慰我說沒什麼不對的地方，只是作為地道的紐約人，他特別思念那座城市，一心想回去。而哈羅德·凱利一直渴望在加州定居。斯坦對我說：「相信我，明尼蘇達大學是個好地方，尤其適合社會心理學家。只不過因為這兩年我和哈羅德相繼離開，社會心理學系才舉步維艱。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認為你是能順利接替我們並保持原先專業水準的年輕人。我估計兩年後這裡就是你的天下，到時候甚至沒人會記得哈羅德和我曾在這裡待過。」
「嗨，怎麼可能！」
「好吧，我說得確實有些誇張了。給我點面子，你可以先來這裡看看，作一場學術報告，和教授們見見面。決定權在你，但我敢保證你會喜歡這裡的。」
斯坦是對的。明尼蘇達大學的工作氛圍相當輕鬆，教授們雖然沒有哈佛的那些人那麼出類拔萃，但為人風趣，也很友善，很快讓我感到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成年人，這與哈佛的經歷大相徑庭。明尼蘇達大學還有另一個吸引人的地方：社會關係學研究實驗室有自己的經費。那裡有幾間裝修得十分漂亮的房間，裡面配備了單向鏡、錄音機、音響等你想要的所有裝置，與我在弓街9號閣樓上的研究室形成鮮明的對比。
拜訪該校的最後一天，斯坦陪我去見系主任肯尼思·麥科克代爾（kennethmaccorquodale）。肯尼思乃考究之人，辦公室裡纖塵不染，不像斯坦是出了名的邋遢鬼，辦公室裡東西堆得到處都是。像往常一樣，斯坦嘴裡叼了支香菸，而且仍然無視越來越長的菸灰，結果菸灰又掉到肯尼思辦公室的小地毯上。肯尼思抱怨不迭，斯坦說道：「算了吧，老兄，別像個老太太似地嘮嘮叨叨。」肯尼思向我講述他倆夏天結伴去歐洲旅行的經歷，這趟旅行讓剛剛離婚的斯坦頗為振奮。
肯尼思告訴我：「我們每住進一家旅館，斯坦就會把口袋裡的東西通通堆到梳妝檯上，除了一些零錢，就是各種各樣的垃圾——兩三隻菸屁股、半截電影票、兩個空火柴盒以及一些線頭。到了第二天早上，斯坦又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撮到手上，全放回口袋裡。」
我聽後大笑不已。笑聲未落，肯尼思轉過身來對我說：「如果你願意，這工作就是你的了。你想要什麼條件？」
我嚇了一跳。我還不習慣這樣直截了當地問話，或者說是還不習慣將笑話、故事和公事混為一談的教授。那顯然不是哈佛的辦事風格。我一時語塞，於是回答：「我不知該怎麼說，給我最優厚的條件怎麼樣？我會跟薇拉商量這件事，幾周內給你答覆。」
回到家沒幾天，我就收到來自肯尼思的正式信函，明尼蘇達大學將聘我為副教授，並給予我終身教授資格，外加任命我為社會關係學研究實驗室負責人。這簡直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驚喜，我只有29歲，博士畢業後才工作了兩年時間，居然得到如此優厚的待遇。但我並不想擔任行政職務，於是打電話給斯坦。他立刻打消了我的顧慮：「笨蛋！」他叫道，「實驗室主任一職唯一的含義，就是你可以決定如何花錢。我也做了幾年主任，我可以拿一百萬跟你打賭，我比你更討厭行政工作。如果沒有別的原因，我求求你，就當是幫我減少離職的罪惡感，接受這份該死的工作吧！」
可我還是拿不定主意，於是給費斯廷格打電話。「你還擔心什麼呢？」他問。
「我是在想，哈佛能吸引到世界上最好的學生，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也會像他們一樣出色嗎？」
「你不需要哈佛做靠山。無論你在哪裡執教，都會吸引到優秀的學生前來求學。」
「我？」
「就是你！接受這份工作，這是命令。」
我和薇拉從各方面權衡了去明尼蘇達的利弊。從個人層面來看，波士頓是我的家，這裡有紅襪隊、裡維爾海濱木板道，而且這裡也是薇拉的家。我們兩家人都住在這裡。我母親仍舊住在我小時候住的那所老房子裡；我妹妹葆拉也住在這兒；薇拉的姐姐莉莉已隨我們來到劍橋鎮；薇拉的父母也已經由以色列來到美國，目前和我們一起住在阿靈頓。薇拉的父母對我和薇拉幫助很大，夫婦倆悉心照顧著我們的三個孩子和正懷著第四胎的薇拉。他們不想再次離開家園搬到明尼蘇達。
我母親過得很好，父親去世後，她開始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雖然她一直弄不清「教授」是什麼，更不知道社會心理學家跟其他心理學家有什麼區別，但她為我成為教授而驕傲。工作日的某天下午我去看她，正好姨媽打來電話。母親告訴她自己現在沒時間跟她通話，因為兒子來看她了。電話那頭的姨媽顯然在問：「阿倫森怎麼能在工作時間來看你？」我聽到母親回答說：「你是知道幹教授這一行的，薪水不高，但上班時間比較自由。」
總之我和薇拉有很多想留下來的理由。但我們都知道，兩三年後我肯定得離開哈佛。既然橫豎都要走人，為什麼要拖到最後？為什麼不趁現在手頭有份好工作時離開呢？於是我打電話給肯尼思，接受了聘任。他希望我九月份就能過去，我說那不可能。第一，薇拉的預產期是八月，我們不想帶著新生兒搬家，而且薇拉產後需要休養一段時間。第二，我不想讓自己正在帶的三個學生陷入困境。學術界有兩類教授，一類就像樹，紮根一地後永不挪窩；另一類是流浪者，總是出於個人原因或職業機會頻繁地換學校。如果註定成為後者，我不想做那種無情地拋棄學生的教授。
最後肯尼思答應我在學年中期過去。在哈佛最後的幾個月，我指導梅里爾做博士論文，確保他畢業後能進耶魯大學擔任助理教授；託尼·格林沃爾德已經跟著沃爾特·米歇爾和戈登·奧爾波特一起做研究；約翰·達利同意跟我去明尼蘇達，擔任我的首席研究助理。次年一月份，我的第四個寶寶約書亞已經五個月大了。我和薇拉再次整理行裝，帶著四個孩子搬到了冰天雪地的上中西部地區。
查爾斯·布林芬奇（charlesbulfinch）：美國著名設計師，曾設計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譯者注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美國社會學家，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譯者注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作家蓋瑞森·凱勒虛構了一個叫做烏比岡湖的地方，這裡「女人都很強，男人都長得不錯，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現實生活中，人們有一種覺得自己各方面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傾向，心理學家將之稱為「烏比岡湖效應」。——編者注
猶太人的重要經典，又稱《摩西五經》。——譯者注
美國少年棒球聯合會。——譯者注
有關米爾格拉姆及其著名的服從實驗，請參見《電醒人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者注
根據西方星象學，21世紀是水瓶座時代，人類將從物質的追求過渡到自己內心的探索。——譯者注
哈羅德·凱利（haroldkelley）：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曾提出著名的三維歸因理論。——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