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對待人生中的不完美
我已經坐了78年過山車，每一段經歷我都喜歡。有時驟然墜落，比如失明和有所失時；有時歡欣鼓舞，比如獲得重要的科學發現時。如果非要我選擇最喜歡的一段，我會說：此時此刻。
2000年秋天的一個早晨，我從睡夢中醒來，眼前一片朦朧。我想自己終究是老了，也許該去配一副眼鏡了。於是我去看眼科醫生。瞳孔擴大後，醫生仔細檢查了我的視網膜，然後嘆了口氣，神色凝重地搖搖頭說：「眼鏡恐怕對你並無幫助。」他將我轉給了一位專家，我才得知自己患了一種叫黃斑變性的罕見眼科疾病，並且無藥可治。專家補充說，我可能會失去所有的中央視力。但幸運的話，情況也許不會那麼糟。
突如其來的失明
接下來的4年裡，每隔幾個月我都要經歷一次急劇的視力下降。每當撞到傢俱、被人行道上的縫隙絆倒或是幾乎沒法看書時，我都猶如捱了重重的一擊，難以自控。但我盡最大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和生活習慣，走路更慢一些，凡事更專心一些，將電腦上的字型放大一些，慢慢習慣了眼中的模糊版世界，越來越像印象派畫家筆下的濃霧天了。
每次我會說：「嗨，我能應付。只要視力不會變得更糟，我就沒事。」然而幾個月之後，我的視力再一次急劇下降。我再次進行自我調適：將電腦字型放大到視力表上最大的「e」那麼大；練習拄著柺杖上下臺階，規避路障。我還專門瞭解了針對盲人的電腦新技術。朋友和同事們不斷給我打氣、出主意。只要讀到任何相關治療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訊息，他們都會及時告知我。可惜我這種黃斑變性直到現在都無法醫治。到了2004年，我的視力跌至谷底，我完全失去了中央視力。這可以說是個好訊息，因為不會出現比這更糟的情況了；也可以說是個壞訊息，因為這就是最糟的情況。
在黑暗而扭曲的世界裡生活，讓我陷入了極度的恐慌之中。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處理斯坦福的教學工作。我一直在修訂講義，用大號字列印出來。隨著視力的不斷下降，講義的字號也越來越大。但雙眼失明後，我根本沒法閱讀講義，更不用說看到學生的表情，揣摩他們的反應了。那段絕望的日子裡，我相信自己根本無法按照自己的要求繼續教學，於是就辭職了。後來我意識到這是一個草率的決定，因為自那以後，我就開始訓練自己講課時不用講義。
我仍舊能靠邊緣視力看到一點東西，但25釐米以外的人就沒法認出來了。我必須湊得很近才能看清楚是誰在跟我說話，偶爾會顯得很失禮：本以為是一位朋友，猛然發現自己與一個陌生人面對面緊挨著，於是兩人都帶著窘迫迅速退後。當四個可愛的小孫女來家裡時，這份無奈表現得最為厲害，我根本沒法將她們區分開來，每每想到這件事便令我傷心不已。這樣的體驗，加上扭曲而陌生的環境帶來的焦慮，似乎令我兒時靦腆的性格死灰復燃。可我原以為自己成年後已經成功克服了內向的毛病。
以前我把失明想得太簡單，以為就是視力嚴重減退而已，事實遠非如此。我不僅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還常常看見不在眼前的事物。有幾年，我眼前會無緣無故地浮現希伯來語單詞，彷彿就印在我前方的一面牆上，而且還不是祈禱書上的普通式樣，而是印在《托拉》上的華麗式樣，就像精美的手寫藝術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timshel，意思是「你可以」。直到今天，每隔兩三分鐘，就彷彿有一束強光射向我的眼睛。這惱人的視覺先兆需要富有創造力的應對技能。起先我嘗試自嘲，假裝自己被狗仔隊盯上了，因此到處是閃光燈，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如果我已從哥哥賈森那裡學有所得，此時就絕對不能抱怨這一手爛牌，而是要儘自己所能打好這副牌。我一直試圖這樣行事，既沒有走向否認一切的極端，也沒有邁向沉迷於自我憐憫的另一個極端。像我這樣的「害羞之人」，若是在飛機場或不熟悉的城市迷了路，也不得不開口求助陌生人，這當然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作為一個學者，不能瀏覽期刊論文，閱讀自己感興趣的內容，這也不好笑。但是幽默，混合著一點失調的減少，幫助我度過了最難捱的日子。一則古老的猶太笑話恰好能表達我的感受：
兩位老朋友在街上相遇。「嘿，傑克，」索爾喊道，「得了關節炎和癌症以後，你感覺如何？」
「很可怕，但並不太糟。」
每次我的視力下降，自我調適的方法之一就是弱化無法再做之事的重要性（我才不喜歡參加雞尾酒會，寫期刊文章呢），同時關注自己能做之事，比如與朋友們交談，聆聽有聲讀物。在街上向陌生人求助對我來說已不是難事，因為我知道大多數人都會耐心而友好地幫助我。就算我再也沒法接住棒球，甚至連球都看不到了，我還能跑。我可以一大早到海邊的沙灘上去跑步，這樣就不用擔心會絆倒正在學步的小孩子。
盲人作家
我退休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想為普通讀者寫更多的書。實際上我也這麼做了，直到無力閱讀和編輯自己的作品為止。因為這時一個人寫作對我而言已變得十分乏味（該死的游標到哪裡去了？）。以前我喜歡和同事合寫，但如今自己無法閱讀，就得采取更新、更多樣的合作方式。我先和合作者談論彼此的觀點，並加以論證和反駁。初稿出來之後，對方大聲朗讀給我聽。面對面的口語交流不但有利於觀點的討論，也完善了書中的語言表達，因為聆聽比閱讀更容易發現錯誤。我建議所有作者對自己的作品既要瀏覽，也要聆聽，沒失明也可以這麼做。通過這種方式，我和兩個兒子——哈爾和約書亞，合作修訂了三遍《社會性動物》。
我失明之後嘗試寫的第一本書是和朋友兼同事卡羅爾·塔夫里斯（caroltarris）合寫的《誰會認錯》（imistakesweremade：butnotbyme/i）。卡羅爾是心理學界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竟也驚喜地發現口語交流對提高作品質量大有裨益。這本書對我意義非凡，它是向我的摯友和導師利昂·費斯廷格致敬之作。1957年，我極不情願地閱讀了《認知失調理論》的手稿，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費斯廷格是偉大的科學家，但卻毫無興趣將理論運用於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
為什麼那麼多人做了害人的事、愚蠢的事、弄巧成拙的事或殘忍的事，晚上仍舊能夠安然入夢？在《誰會認錯》一書中，我們用失調理論對此現象進行解釋。比如：為什麼這麼多檢察官不承認那些證明他們錯將無辜者送進監獄的dna證據；為什麼一些醫生明明採用了會對病人產生副作用的過時療法，依然可以為自己開脫；為什麼大多數科學家拿了產業機構的錢，卻能自我說服認為自己的研究結果不會受其影響；為什麼這麼多有紛爭的夫婦（和國家）不能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我總認為認知失調理論是強大的理論，不應該只待在實驗室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和卡羅爾死活將費斯廷格拽到了現實世界裡來。該書於2007年出版，距《認知失調理論》一書出版整整50年。
我的孩子們
後來我總算明白了，自己只是失去了視力，並沒有失去洞察力。第一個讓我意識到這一點的是孫女露絲。2003年她6歲，那時我已近乎雙目失明。露絲雖然很聰明，但在閱讀方面有些障礙，總找不到閱讀的訣竅。老師在學年臨近結束時說，如果露絲一直學不會閱讀，就得重上一次一年級。可是我自己都快瞎了，該怎樣幫助露絲提高閱讀技能呢？
講故事顯然是個好法子。露絲總是央求我給她講故事，我都是現編現講，因此從未講過重複的故事。於是這次她讓我講故事時，我提出兩個人一起編故事。露絲聽後很是興奮。我對她說：「我記性差，所以我們一邊編故事，一邊把它記錄下來，這樣如果暫停下來去做別的事情，回來時就不會忘記先前講到哪裡了。」我抽出一疊127×177毫米的卡片，我們一邊編故事，一邊小心地用印刷體將單詞寫在卡片上。當然，我看東西很吃力，因此必須將字母寫得又大又粗，一張卡片上只能寫四五個單詞。這一老一少，一個不會閱讀，另一個連特大號的字都難以辨認，就這樣一起忙乎著。
露絲問我是否可以講述我還是小男孩時候的故事，而且她執意要在故事裡擔任主人公。我好奇地問：「你怎麼可能在自己出生前的故事中擔任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