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德國，季羨林又遇到了幾個好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教給他梵文、巴利文，西克教授則教給他吐火羅文。在這兩位老師的栽培之下，季羨林成為國內在梵文和巴利文、吐火羅文諸語言學領域獨一無二的權威學者。還有其他一些老師，也對他影響不小，使他獲益匪淺。
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恩師中，首席導師是他的「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一開始，教授只教他一個學生，後來又增加了一個學生，教梵文、巴利文一直到被徵從軍。在從軍時期，教授每次回家度假，還繼續指導季羨林。季羨林不無激情地回憶說：
教授每次度假回家，都聽我的彙報，看我的論文，提出他的意見。今天我會的這一點點東西，哪一點不包含著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還是多麼微小，如果不是他懷著毫不利己的心情對我這一個素昧平生的異邦的青年加以誘掖教導的話，我能夠有什麼成就呢？所有這一切我能夠忘記得了嗎？
對這樣一位恩師，季羨林充滿了感激之情，終生感念至深。
1980年，季羨林離開哥廷根有35年之後，他有機會重返哥廷根，又見到了幾十年來晝思夜想最希望能見到的人——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教授已83歲高齡。夫人壽更高，是86歲高齡，分別35年，重又會面，真有相見翻疑夢之感。季羨林心裡如波濤翻滾，一時說不上話來，老教授夫婦也非常激動。
這次會面的地方，不是在季羨林非常熟悉的老教授的房子裡，而是在一所豪華的養老院裡。原來他已經把房子贈送給哥廷根大學的印度學和佛教研究所了，汽車也已賣掉，搬到這所養老院裡來了。
師生圍坐在屋子裡不太亮的電燈光下，杜甫《贈衛八處士》詩中的名句，一下子湧上季羨林的心頭：
人生不相見，
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
共此燈燭光。
十幾年和教授相處的情景，歷歷展現在眼前。而面前坐著的是八十多歲高齡的老兩口，雖然養老院富麗堂皇，應有盡有，什麼健身房、游泳池，無不齊備，飯食也很好，但對這些行動不方便的人來說，健身房和游泳池無異於聾子的耳朵。這麼多高齡人聚在一起，已不再是為健身，而是來等死，頭一天晚上還可能在同桌吃飯，第二天早飯前說不定有人就見了上帝。老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心情會怎麼樣，季羨林心裡非常清楚了。
一聽說自己的得意弟子要來，教授的心裡激動不已。一下汽車，季羨林就看到在養老院高大明亮的玻璃門裡面，教授已經端坐在圈椅上等候很久了。只見面前的教授：
他瞪著慈祥昏花的雙目瞧著我，彷彿想把我吞了去。握手時，他的手有點顫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態龍鍾，耳朵聾，頭搖擺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兩人了。
就在這養老院裡，師母還專門為季羨林烹製了當年在她家裡常吃的食品。夫婦倆難得和弟子再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他們現在大概也只有用回憶來填充日常生活了。
季羨林過去曾給教授寄過中國佛教的書，這次見面，他又問教授還要不要這類書，教授反問了一句，要那些東西還有什麼用呢？談及目前的情況，教授告訴他，想整理一下以前的舊稿，但不久也就要打住了。季羨林下意識地認識到，在他們前面，正如魯迅在《過客》中所寫的那樣：「前面？前面，是墳。」
這時候，季羨林拿出自己翻譯的《羅摩衍那》，當時只出了第一本，把它送給教授，沒想到受到老師的批評：
我萬沒有想到，他板起臉來，很嚴肅地說：「我們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麼弄起這個來了！」我瞭解老師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績。但是他哪裡能瞭解我的處境呢？我一無情報，二無資料，我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真正是到了垂暮之年的老人，還在關心著別人的學術研究，這樣的事情，只能在師生之間發生。
臨別的時候，季羨林心裡陡然淒涼起來。在季羨林1980年11月重返哥廷根時開始寫作，一直到1987年10月在北京才補充寫完的一篇《重返哥廷根》的文章裡，寫下了難捨難別的師生之情：
老教授畢生勤奮，著作等身，名揚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這樣度過嗎？我今天來到這裡，顯然給他們帶來了極大的快樂，我能永遠在這裡呆下去嗎？我真有點依依難捨，儘量想多呆些時候。但是，千里涼棚，沒有不散的筵席。我站起來，想告辭離開。老教授帶著乞求的目光說：「才十點多鐘，時間還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最後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們說了聲：「夜安！」站起來，告辭出門。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樓，送到汽車旁邊，樣子是難捨難分。此時我心潮翻滾，我明確地意識到，這是我們最後一面了。但是，為了安慰他，或者欺騙他，也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騙我自己，我脫口說了一句話：「過一兩年，我再回來看你！」聲音從自己嘴裡傳到自己耳朵，顯得空蕩、虛偽，然而卻又真誠，這真誠感動了老教授，他臉上現出了笑容：「你可是答應了我了，過一兩年再回來！」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噙著眼淚，鑽進了汽車。汽車開走時，回頭看到老教授還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活像是一座塑像。
過了兩天，我就離開了哥廷根。我乘上了一列開到另一個城市去的火車。坐在車上，同來時一樣，我眼前又是面影迷離，錯綜紛雜。我這兩天見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湊到我眼前來；只是比來時在火車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體多了。在這些迷離錯亂的面影中，有一個特別清晰、特別具體、特別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裡看到的那一座塑像，願這一座塑像永遠停留在我的眼前，永遠停留在我的心中。
恩重如山的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就是一座永遠豎立的塑像，他的恩澤，滋潤了異國學子的一生。
2．西克教授
上面已經說到，季羨林之精通吐火羅語，是有緣結識西克教授之故。
而在感情上，季羨林更感到他是平生所遇到的中外老師中對自己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也最大的老師。他不僅以古稀之年來給季羨林授課，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積累了一生的知識，傾囊而出，全部傳授給了季羨林，而且，還在各方面像對待自己的親生兒子般關心、愛護這位異域來的弟子。所以，季羨林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心便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
西克教授對季羨林的關心，真正做到了無微不至。季羨林在自己的日記裡，真實地記載了他對這位恩師的感激之情。1940年10月13日的日記寫道：
昨天買了一張prof．sieg的像片，放在桌子上，對著自己。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他簡直有父親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像片，心裡就生出無窮的勇氣，覺得自己對梵文應該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簡直對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的日記寫道：
五點半出來，到prof．sieg家裡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長已答應。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這位老人家，他對我好得真是無微不至，我永遠不會忘記！
1941年10月29日的日記寫道：
十一點半，prof．sieg去上課。下了課後，我同他談到我要離開德國，他立刻興奮起來，臉也紅了，說話也有點震顫了。他說，他預備將來替我找一個固定的位置，好讓我繼續在德國住下去，萬沒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勸我無論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設法同rektor（大學校長）說，讓我得到津貼，好出去休養一下。他簡直要流淚的樣子。我本來心裡還有點遲疑，現在又動搖起來了。一離開德國，誰知道哪一年再能回來，能不能回來？這位像父親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見了。我本來容易動感情，現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場。
季羨林經常到西克教授家裡去，但對他的家世始終不是很清楚的。只見過他的夫人，是一個又瘦又小但很慈祥的老人。至於子女或其他親眷，季羨林從來沒有見過。季羨林覺得他的家庭是一個挺孤寂清冷的家庭，但夫婦倆情好極篤，相依為命。
有一次，是美國兵已經攻入哥廷根城以後了，美軍曾從城西向城東發射炮彈。炮聲一停，季羨林趕忙到西克教授家去看是否有什麼危險，因為聽聲音，炮彈似乎就在他家的附近爆炸。到了家裡以後，教授夫人告訴季羨林，炮彈爆炸之時，老頭子正在伏案讀有關吐火羅語的書籍，窗子玻璃隨著爆炸聲響，全部被炸碎，玻璃片落滿了桌子，但老頭子卻奇蹟般地一點也沒有受任何傷害。
季羨林聽了，不禁出了一身汗，內心受到深深的震動。
我聽了以後，真不禁後怕起來了。然而對這一位把研讀吐火羅文置於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內心裡像大海波濤一樣洶湧澎湃起來。西克先生的個人成就，德國學者的輝煌成就，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從這一件小事中我們可以學習多少東西呢？同其他一些有關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樣，這一件也使我畢生難忘。
這樣的一位老教授，年屆八十，對治學這樣專心致志，這種精神可以說也影響了季羨林的一生。
3．西克靈教授
西克靈教授不是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的業師，但卻是對季羨林有影響的老師之一。
西克靈教授工作的地點是柏林的普魯士學士院。據說，他是不善言談的，只要有三個學生以上，他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他只在柏林大學教過一段很短時間的吐火羅文，最後也還是由於不善言談而辭了職，以後一生就只在普魯士學士院工作。
西克靈教授是西克教授研究吐火羅文最好的合作伙伴，許多研究成果，都是用兩個人的名字，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克靈被徵從軍的一個期間是例外。他們的分工很有意思：
西克靈小心謹慎，但沒有什麼創造的能力，同時又因為住在柏林，在普魯士學士院（preuss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裡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只是研究抄寫brāhmi（婆羅米）字母。他把這些原來是用brāhmi字母寫成的殘卷用拉丁字母寫出來寄給西克，西克就根據這些拉丁字母寫成的稿子來研究文法，確定字義。
當然，西克靈並不是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們兩人兩方面都懂，不過西克靈偏重於字母，而西克則偏重於文法。
西克靈的個性是小心謹慎，有時候小心到常人不能想象的地步。本來根據許多別的字義，一個吐火羅字的字義，明明是毫無疑問地可以確定了，但他偏持懷疑態度，偏反對，無論如何也不承認。在寫信討論無法取得一致的情況下，西克教授一看信不再有效用，便只得坐上火車趕到柏林，用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服他了。季羨林感到，西克教授就像是火車頭的蒸汽機，沒有它，火車就不能開走，但火車有時候走得太猛、太快，也會出毛病，這就要用一個停車的剎車，西克靈就可以充當這樣一個停車的剎車。
brāhmi字母並不像常見的拉丁字母一樣，而是非常複雜的，字母之間的區別，有時候非常細微，稍一不小心，就會發生錯誤。所以西克靈教授單在讀這種字母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造詣是非常驚人的，甚至可以說是並世無二。
和西克靈教授的交往，當然不像和西克教授那樣多，但季羨林為了讀婆羅米字母的問題，在1942年春天，曾到柏林去拜訪他。季羨休在普魯士學士院他自己的研究室裡找到他，只見他正在埋頭工作，桌子上擺的，牆上掛的，全是些婆羅米字母的殘卷，他用他自己特有的蠅頭般的小字，一行一行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地抄下來。
所以第一次見面，季羨林得到的印象和聽到的一樣，人很沉靜，不太愛說話，但是，只要問他問題，他卻解釋無遺。
從他這裡，季羨林學到了不少讀吐火羅文婆羅米字母的秘訣，感到他外表雖冷靜，但內心卻是個非常熱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國人一樣。
在吐火羅文方面，季羨林從西克靈這裡得到的，還有他和西克教授、舒爾茲教授合著的在1931年出版的吐火羅語語法，一部長達五百一十八頁的輝煌鉅著，沒有它，季羨林是讀不通吐火羅文的。
到1947年，季羨林回國後的第二年，他接到西克教授的一封信，告知西克靈教授已於1946年春天去世。季羨林真為他惋惜，師友裡面少了一個，感到對學術界，尤其是對自己，這個損失是再也不能彌補了。
4．布勞恩教授
布勞恩教授精通斯拉夫語言學，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其父是萊比錫大學的斯拉夫語言學教授。
布勞恩能說流利的斯拉夫語，由於一開始年紀輕，還不是講座教授。
二次大戰開始時，布勞恩也被徵從軍，但他沒上過前線，只是擔任軍界的高階俄語翻譯。在戰爭中，蘇聯的一些高階將領有被德軍俘虜的，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往往要親自審訊，以便從中挖出一些超級軍事秘密。布勞恩就擔任這種翻譯工作。
奇怪的是，像這樣的高階俄語翻譯，涉及到許多尖端秘密，按照常規，這樣的人是要被保護起來的。但布勞恩居然與普通軍人一樣，也享受休假。而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是要同季羨林閒聊一些他當翻譯的情況，有時就講到德軍或蘇軍最高司令部的一些機密。有幾次，他對季羨林談到蘇軍的大炮，說是如何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些話給季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戰爭的早日結束有了一定的信心。
布勞恩的家庭十分和美，夫人同樣也很年輕。他們有兩個男孩子，大的五六歲，小的兩三歲。小的特別喜歡季羨林。因為住得很近，走二三分鐘就到他家，季羨林常到他家去，一到他家，小男孩打老遠跑過來，撲到季羨林的懷裡。布勞恩夫人這時候就告訴季羨林：「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子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她是個心直口快、說話直爽的人。不過說起話來，有時難免離譜。
布勞恩喜歡中國藝術，不知從哪裡搞來了一幅中國古代刺繡，上面繡有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讓季羨林把這五個字翻譯出來，以後就對漢語發生了興趣。他自己去買了一本漢德詞典，開始念唐詩。他的方法是把每個漢字都查出來，然後連貫起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來，不對的地方，季羨林就幫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他對漢語的浯法結構，既覺得極怪，又覺得極有理，這種語言沒有形態變化，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而這正可能是個優點，能給讀者提供極大的聯想自由空間，不會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布勞恩教授多才多藝，喜歡畫油畫。有一天，他忽然興致來了，要給季羨林畫像。從這天開始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季羨林天天到他家裡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裡，當起了模特兒。他畫得非常逼真，季羨林很滿意。
在學術研究領域，布勞恩不像其他學者那樣，把語言考據學作為自己的拿手好戲，他是與這些學者反其道而行之的，專門搞義理之學。他的論文和著作都不多，著作只見到一部講沙俄文學的，從理論分析入手，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書中見解獨特，觀察細緻，思想深刻，季羨林認為是不可多得之作，但不知為什麼在學術界沒有引起多少注意。
大概與他這種離經叛道的志趣有關，布勞恩在哥廷根大學頗不得志。他既沒有當上正教授，當然就更不可能當哥廷根科學院院士了。他曾一度想去斯特拉斯堡大學，因為那裡有一個正教授的空缺，但終於沒有去。
到1980年，季羨林重返哥廷根時，布勞恩告訴他，最後總算當了講座正教授。這一次見面時，他已經很老了，年輕時的英俊瀟灑無復存在。夫人也已去世，而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此情此景，季羨林不無感慨：
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
後來，聽德國來華客人說，布勞恩教授已經去世，季羨林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5．馮·格林和其他教授
馮·格林有博士的學銜，但一直只是擔任俄語講師，因為一直未發表過學術論文，所以副教授的頭銜與他無緣。這是德國的習慣，不管你外語多麼好，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當教授，甚至也不能當副教授。工齡增加了，工資可能很高，但是名分卻不能改變，名分是與學術成就相符的。對此，季羨林感觸頗深，認為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而在德國，馮·格林是出生於俄國的德國人，他精通俄語，俄語幾乎是他的母語，俄語水平之高是可以想見的，但他一輩子只是當講師。
季羨林對馮·格林是非常感激的，是經常想到的一位德國老師。
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髮蒼蒼，心裡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裡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只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而對馮·格林的外語教學，季羨林則從不適應到適應，學到了不少東西。他回憶說：
我在德國開始學俄語，每週只上課兩次，每次二學時，共四個學時。第一次上課，教員領著學生唸了念字母。我覺得速度不算快，還比較舒服；第二堂課以後，老師就讓學生自己按照教科書的順序，背生詞，學語法，做練習，教員以後就不再講解了。每次上課就做教科書上的練習，其中也有會話的練習，學生念俄文，學生翻成德文，錯了老師糾正。大概過了兩個禮拜，老師就讓念果戈裡的小說《鼻子》。這對我無異是當頭一棒，丈二和尚，我簡直摸不著頭腦。我抱著一本字典，對著原文查下去。幾乎每一個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後一半是語尾變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亂翻語法，努力找出語尾變化。一個小時的課，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時間來準備。真是苦不堪言。結果在一個學期內，學完了一本教科書，唸完了《鼻子》。我覺得這種教學法真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我曾對許多人談過我的這一番經歷。
季羨林離開德國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他雖然早已離開人世，但卻永遠活在季羨林的心中。
除了馮·格林博士以外，在哥廷根大學還有一些老師，季羨林或者聽過他們的課，或者與他們有過來往，他們也待他親切和藹，是他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人。這些老師包括：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季羨林曾從他學了一年阿拉伯文；英文教授勒德和懷爾德，哲學教授海澤，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侯爵，德文教授麥伊，波斯語教授欣茨等，季羨林對他們都是永志在心的。
6．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中國作為東方文明古國，一向有尊師重教的習慣。
唐代韓愈的名作《師說》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季羨林認為，古代是這樣，今之學者亦然。各行各業都必須有老師，「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修行要靠自己，但沒有領進門的師父，也是不行的。結合自己的情況，季羨林在1987年寫成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我這一生，在過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過很多領我進門的師父。現在雖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為「人之患」（「人之患，在為人師」），但是我卻越來越多地回憶起過去的老師來。感激之情，在內心深處油然而生。我今天的這一點點知識，有哪一樣不歸功於我的老師呢？從我上小學起，經過了初中、高中、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我那些老師的面影依次浮現到我眼前來，我彷彿又受了一次他們的教誨。
事實上，季羨林不只是懷念他們，他還是程門立雪的一個好弟子。
程門立雪的故事，旨在提倡尊師重道。在南宋朱熹和呂祖謙共同撰成的《近思錄》十四卷中，有：「遊（酢）、楊（時）初見伊川（程頤），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一尺。」而《宋史·楊時傳》中，則具體記載了弟子楊時、遊酢拜見老師程頤的故事：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遊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楊時死後，諡文靖。元明之際學者謝應芳寫過一首題名《楊龜山祠》（楊時曾隱於龜山，世稱龜山先生）的詩，說：
卓彼文靖公，
早立程門雪。
從此，「程門立雪」成為尊師重道的故事。
季羨林作為炎黃子孫，齊魯之邦、禮義之鄉的「舉子」，更深知尊師的重要，而且，他還不僅只是知其理，明其義，更重視自己的踐其行。
對恩重如山的西克教授，季羨林執弟子之禮甚恭。每當回憶起冬天送老師回家的情景，季羨林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悽清中的溫暖：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我回憶當時的情景，總是同積雪載途的漫長的冬天聯絡起來。有一天，下課以後，黃昏已經提前降臨到人間，因為天陰，又由於燈火管制，大街上已經完全陷入一團黑暗中。我扶著老人走下樓梯，走出大門。十里長街積雪已深，闃無一人。周圍靜得令人發怵，腳下響起了我們踏雪的聲音，眼中閃耀著積雪的銀光。好像宇宙間只剩下我們師徒二人。我怕老師摔倒，緊緊地扶住了他，就這樣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憶值得回憶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這一件小事卻牢牢地印在我的記憶裡，每一回憶就感到一陣悽清中的溫暖，成為我回憶的「保留節目」。然而至今已時移境遷，當時認為是細微小事，今生今世卻決無可能重演了。
實際上，西克教授的責任心極強，所以幾乎每天都到研究所來。
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飢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
在戰爭和飢餓的雙重威脅下，季羨林深知是多麼缺乏營養。
有一次，季羨林發下宏願大誓，一定要給老人增加點營養，給老人一點歡悅，而要想做到這一點，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從自己少得可憐的食品分配中硬擠出來。他費心拔力地積攢了一點奶油，是自己兩個月沒吃硬省出來的，又想辦法弄到了一點麵粉和貴似金蛋的雞蛋，還有一斤白糖，到一個最有名的糕點店裡，請糕點師傅給烤製成一個蛋糕。他捧著這個蛋糕，簡直就像捧著一個寶盒一樣，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裡。在當時，這無疑是一件極其貴重的禮物，老教授顯然有點出乎意料，他的雙手有點顫抖，叫來了老伴，共同接了過去，兩位老人激動得連「謝謝」二字都說不出來了。
雖然自己的飢餓反而加重了，但能用自己所硬擠出來的這一點點東西來回報師恩，季羨林的心裡是非常愉快的，而這件事很自然的，也就成為他一生最愉快的回憶之一。
至於後來季羨林和張維在哥廷根車站德軍罐頭食品存貯倉庫裡意外得到的一大宗牛肉和白糖罐頭，自然也有西克教授和其他師友的份，季羨林是從來不吃獨食的。
不僅對老師，對師母，季羨林也同樣有一種程門立雪的精神。上面已經提到過，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從軍以後，季羨林每週一次陪師母去劇院觀看演出，然後又在黑暗中送她回家，最後自己才回家。
四、德國普通人
1．難忘歐樸爾太太
在德國的十年中，季羨林接觸最多、幾乎是朝夕相處的是歐樸爾太太。
從一到哥廷根開始，季羨林就住進了歐樸爾夫婦家裡。老夫婦倆，還有一個兒子，全家人都沒有把季羨林當外人看待，更沒有把他當做外國人看待。法西斯頭子對猶太人和中國人的歧視，在德國普通人中是少有響應的。就歐樸爾太太來說，季羨林就像她的親生兒子，甚至比親生兒子還要親，因為對兒子不願說的話，她都對季羨林說。
初到哥廷根之時，歐樸爾夫婦的兒子在達姆施塔特高階工科學校讀書，離哥廷根挺遠。夫婦倆愛子如明珠，惦記著在外的兒子，有一段時間，老頭每月購買一些麵包和香腸，打包寄給兒子。老頭腿腳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著手杖也挺吃力，可為了兒子，他不辭辛勞，月月去郵局寄一次。
老夫婦倆趁出去度假之時去看望他們的兒子。到了大學生宿舍，他們看到香腸和麵包乾癟癟地躺在桌子下面，發了黴，已不能食用。
回到家，歐樸爾太太絮絮叨叨地在季羨林面前訴苦，但是，老頭明知兒子沒吃寄去的東西，卻還是照寄不誤。這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都相同。
後來，兒子結了婚，還是住在另外一個城市，有了一個小女兒。有時候，一家三口回來探望父母，兒媳婦人長得漂亮，衣著也摩登入時，但就是不討婆婆的喜歡。就連小孫女，祖母也不喜歡。原來兒媳婦有點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東忽然拉季羨林到衛生間，指著馬桶給季羨林看，是兒媳使用衛生紙過多，把馬桶給堵塞了。老太太一邊嘟念著，一邊臉上還露出了許多怪物相，有憤怒，有輕蔑，有不滿，也有憎怨。可這樣的事，偏偏不敢對兒子講，連丈夫也不敢講，她心中的不平，在茫茫宇宙間，只有對季羨林一個人訴說了。
女房東不僅有不平，也有偏見，尤其是宗教偏見。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對天主教懷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對天主教徒中的好人，也照樣有偏見。有一個天主教老處女，每月要來歐樸爾太太這裡洗一次衣服，人很老實，但宗教信仰卻很虔誠，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維持生活以外，都捐贈給教堂。女房東雖然承認她忠誠得像「黃金」一樣，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便難免有微詞了。
在政治上，女房東比較遲鈍，既不讚揚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對他。
經過十年相處，季羨林形成一個對女房東的總體印象：
我的女房東就是這樣一個有不平、有偏見、有自己的與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國家大局無關的小憂愁小煩惱、有這樣那樣的特點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卻是一個心地善良、厚道、不會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歐樸爾夫婦一生和睦相處，從來沒拌過嘴，吵過架，丈夫餓死於戰爭之後，兒子大多在另一個城市住，不回家。結果，季羨林就成了她惟一的親人了。
戰爭臨近結束之時，日子更難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讓市民上山砍伐樹木，代替燃料。但在林海中劃出一片可砍伐地區，在區內，將樹又逐一檢查，可砍伐者畫上紅圈，砍伐了沒有紅圈的樹，受罰是理所當然的事。女房東沒有勞動力，季羨林則當仁不讓，幫老太太上山砍樹，再運回家來。
住在這樣一個女房東的家裡，季羨林從來沒把她當成一個小業主看待，自己也從來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當做這個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東當做母親看待，他深情地說：
一想到我的母親般的女房東，我就回憶聯翩，在漫長的十年中，我們晨夕相處，從來沒有任何矛盾，值得回憶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即使回憶困難時期的情景，這回憶也仍然是甜蜜的。
離開德國回國以後，季羨林一直對女房東惦記在心。季羨林和女房東保持了幾年的書信聯絡。他回到北京以後，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弄到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希望能越過千山萬水，使這一罐咖啡能讓老太太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因為季羨林知道，同千千萬萬德國人一樣，她嗜咖啡如命。到1950年代以後，國內突出政治，「海外關係」成為十分危險的東西，季羨林沒敢繼續給她寫信，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了。
女房東現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季羨林每每回首前塵，總是百感交集，他只有遙遙地禱祝老太太的在天之靈，永遠安息。
2．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老師們，女房東，都是季羨林在德國最親近的人。然而，還有一位既不是老師，也不是房東，卻也是最親近的一個人，她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和她的一家，都與季羨林交往深厚。
伊姆加德小姐一家就住在歐樸爾太太的同一條街上，兩家相距不遠，她的父親邁耶先生與歐樸爾先生幾乎一樣，老實巴交，不善言談，所以很少說話。人多的時候，他總是呆坐在一邊，一言不發，臉上則掛著憨厚的微笑，聽著別人在天南海北地議論，職業也同歐樸爾先生一樣，是個地位不高的小職員，天天忙著上班、工作。退休以後，便呆在家裡，不與外人交際，也不大出去活動。季羨林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這樣的人，一看就知道，決不會撒謊、騙人。
丈夫老實，不善交際，家庭中活躍的是邁耶夫人，她執掌大權，能說會道，善於應對進退，更擅長交際，她同歐樸爾太太年齡相仿，性格卻不太一樣，是一個樂天派。她總是忙忙碌碌，裡裡外外，連軸轉地忙個不停。不管什麼時候，她都是喜笑顏開，沒有愁眉苦臉的時候，不像歐樸爾太太有那麼多不平和偏見。她們的家庭更為和美。
在她們家裡，也住有中國留學生。邁耶一家像歐樸爾一家一樣，也善待這些中國人。邁耶太太為中國留學生做的事情，也同歐樸爾太太一樣，房主與房客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摩擦，他們相處得非常好。這當然不僅是房主待留學生友好之故，也更有留學生素質比較高之原因，雙方有一方不得體，就不會相處得好，這是常識。
當時，住在邁耶家裡的中國留學生是田德望。季羨林去看田德望，認識了邁耶一家。田德望走後，又有別的中國留學生住進去。季羨林與他們也有些聯絡，三來兩往，也與邁耶家熟起來。
邁耶夫婦有一對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就是伊姆加德。
1940年秋天，季羨林的畢業論文已近尾聲，季羨林用德文寫成的稿子，在送給瓦爾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審閱以前，必須用打字機打成清稿。而季羨林是既沒有打字機，又沒有學會打字，這就需要一個會打字的人幫忙。
正巧，邁耶家有一臺打字機，伊姆加德小姐會打字，而且很願意幫這個忙，因為博士論文的要求極高，需要屢次反覆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
這樣一來，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季羨林必須天天晚上到她家去，白天他沒有時間，她也在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原本季羨林的稿子由她一人打字也就行了，但是原稿改動很多，而且改得太亂，論文內容又不是伊姆加德所熟悉的，簡直如同天書一般，稀奇古怪，打字稍一不慎，就會出錯。因此，她打字時，季羨林必須坐在她身旁，隨時以備諮詢，工作往往持續到深夜，結束後，季羨林再摸黑回家。
打完了這篇博士論文，季羨林和邁耶家的關係又加深了一層。
這之後，季羨林又寫成了幾篇學術論文，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上，造成了不小的轟動。而這些論文，也都是由伊姆加德小姐幫忙打出來的，所以，一直到1945年秋後，季羨林離開德國以前，都是伊姆加德家的常客。
關係熟了，她們家裡一有什麼喜慶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點心、吃茶，季羨林則必定被邀參加，特別是在伊姆加德小姐生日的那一天，季羨林一定要去祝賀，成為她家的貴賓。一到這天，邁耶太太在安排宴席座位時，總是讓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邊。
用不著為賢者諱，伊姆加德一家顯然把季羨林當做她的摯友，而伊姆加德小姐本人，已經愛上這位異國青年學者了。
所以，如果季羨林不是齊魯之子，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清規戒律，沒有濃厚的家庭觀念，不時時想念著自己的賢妻彭德華女士和女兒婉如、兒子延宗；或者，如果是今天的時代，像今天這樣開放、婚姻多變；那麼季羨林很有可能會與伊姆加德結合。但是，事實不是這樣。
季羨林不隱諱自己對這位異國女孩的好感，在離別德國前，他在日記裡寫下了對她的感情。1945年9月24日的日記寫道：
吃過晚飯，七點半到meyer（邁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勸我不要離開德國。她今天晚上特別活潑可愛。我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她，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像我這樣一個人不配愛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在啟程回國離開哥廷根城的前四天，1945年10月2日，季羨林又在日記裡寫道：
回到家來，吃過午飯，校閱稿子。三點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捨，令我不知怎樣好。
直到上世紀80年代，季羨林在寫《留德十年》時，還不無深情地說：
日記是當時的真實記錄，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當時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情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就斷了音問。說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話。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時，曾打聽過她，當然是杳如黃鶴。如果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實際上，早在1980年，季羨林第一次重返哥廷根時，坐在從漢堡到哥廷根的火車上，腦海裡想到的，除了老師、女房東，還有「那個宛宛嬰嬰的女孩子伊爾穆嘉德（伊姆加德），也在我眼前活動起來」。
伊姆加德小姐，是永遠活在季羨林心中的一個德國普通人。
季羨林的道德理念，切斷了這樁有可能發展成戀情的異國情緣！
3．反戰者伯恩克一家
除老師、女房東、伊姆加德小姐之外，季羨林還有一個在政治上能夠談得來的同學，就是伯恩克小姐。
伯恩克小姐比季羨林要大幾歲，主修斯拉夫語言學，於是也就成為馮·格林博士的學生，與季羨林則成了俄文班的同學了。
伯恩克小姐讀的是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她是個高材生，通很多語言，在斯拉夫語系中，她就會俄文、捷克文和南斯拉夫文。她的主系就是斯拉夫語言學，但副系是什麼，季羨林卻無從問起。
他們倆人共同跟馮·格林學俄文，上俄文課也在高斯—韋伯樓裡，是在二層樓的斯拉夫語言研究所，與梵文研究所同一層。認識了季羨林之後，伯恩克小姐有時就請他到家裡去做客，吃點飯，喝點茶啊什麼的。季羨林還把中國留學生張維、陸士嘉夫婦介紹給她。
她家裡只有一個老母親，所以她們一家實際上只有母女二人，父親早已去世，生前是一位待遇優厚的大學教授，屬於德國的高薪階層。借父親的福廕，她們家的經濟情況仍然相當好，母女二人住一層樓，家裡擺設既富麗堂皇，又古色古香，是相當講究的。
有的傳聞說，伯恩克小姐的父親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血統的猶太人，但反正是越過了被希特勒屠殺或迫害的臨界線，所以還能安然地住下去，但也正是因為有這一點瓜葛，使她們母女對希特勒抱有強烈的反感。而這種反感，她們就經常當著季羨林的面發洩出來，這樣一來，他們便成了政治上的同盟者，起碼在言論上是如此，為此，他們很談得來。
有一次，伯恩克小姐請季羨林和張維、陸士嘉夫婦到她家去吃飯。當時，食品奇缺，客人到別人家做客，往往要自帶糧票，即使這樣，主人請一次客，自己家裡往往也要節省幾天，才能勉強招待得像個樣子。
伯恩克小姐的母親中等身材，談吐風雅，雍容大方，滿面慈祥，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不愧是高薪教授的夫人。對歐洲的古典文化，老太太懂得很多，文學、藝術自不在話下，連音樂和繪畫，談起來也頭頭是道，娓娓動聽，令聽者怡情增興，樂此不疲。但沒想到教授夫人下廚房做起飯來，竟也毫不遜色，是個行家裡手，伯恩克小姐，則只能在旁邊端端盤子，洗一洗菜，當個下手。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可沒想到老太太在物資供應短缺的情況下，卻烹製出一桌頗為像樣的飯菜來。
她簡直像是玩魔術，變戲法。我們簡直都成了神話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熱氣騰騰的美味佳餚已經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們這幾個淪入飢餓地獄裡的餓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嚥了。這一餐飯就成了我畢生難忘的一餐。
然而，真正讓季羨林興奮的，還不是美味的飯菜，而是在政治上他們之間的溝通。他們開懷暢談，一起痛罵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給德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母女二人的猶太人瓜葛，就對希特勒的「劣等民族論」有一層仇恨，但她們更痛恨的是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把世界人民推入戰爭的深淵。這些想法，在德國人面前自然只能埋藏在心底，決不敢隨意吐露，否則，腦袋就保不住了，但在幾個中國同道面前，中國人和猶太人都是進了希特勒的黑名單的，自然就成了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有機會和中國人在一起，又是在自己家中，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就能夠無所顧忌地暢所欲言，竹筒倒豆子一般，一吐為快了。
而季羨林、張維和陸士嘉，則除了要忍受德國人普遍忍受的戰爭和飢餓的災難以外，還更有家國之思，民族存亡之憂。他們的祖國在日本法西斯鐵蹄之下，日本法西斯和德國法西斯完全是一丘之貉，家人生死不知，情況不明，鄉愁在無情地吞噬著他們的心。心的痛苦之外，又有身的痛苦，他們遠處異域，無親無故，生命又朝不保夕。英美盟國的飛機也時常來空襲哥廷根城，說不定什麼時候一高興下幾個「炸蛋」，落到他們頭上，則必將去見上帝或閻王爺。肚子裡是飢腸轆轆，難耐的飢餓，生命又時時受到威脅，沒有安全感。他們的精神是絕對不會愉快的，這是常情。
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裡，我才能暫時忘憂，彷彿找到了一個沙漠綠洲，一個安全島，一個桃花源，一個避秦鄉。因此，我們往往不顧外面響起的空襲警報，盡興暢談，忘記了時間的流逝，一直談到深夜，才驀地想起，應該回家了。一走出大門，外面漆黑一團，寂靜無聲，抬眼四望，不見半縷燈光，宇宙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彷彿變成了我佛如來，承擔人世間所有的災難。
在家中，伯恩克小姐和季羨林他們侃侃而談，但在外邊，她的脾氣卻有點孤高。因此同她來往的人也非常少，母女倆幾乎形影不離，感情極為深厚誠摯。
有一次，季羨林在山上林中散步，看到了她們母女倆。只見到她們母女二人並肩站定，母右女左，母左胳膊，女右胳膊，胳膊挽在一起，然後是同出左腳，就好像是演兵場上在訓練女兵一樣，在無形無聲的口令之下，步伐整齊，絲毫不亂，倆人目光直視前方，腳下刷刷刷直響，用近乎競走的速度走上前去，刷刷刷鞋底叩地的聲音，轉瞬就消逝在密林深處了。從中季羨林悟出一個道理，「散步」這兩個字，看來只適用於中國人，這母女倆的散步，同中國人的悠閒自在，慢慢騰騰，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對她們倆的散步，季羨林始終百思不解，只好怪自己緣分太淺了。
伯恩克小姐有這樣孤傲的脾氣，所以雖然早已過了及笄之年，卻從來沒有見過她有男朋友與她來往，她自己似乎也不在意。
季羨林回國時，路過瑞士，曾給她們寄過一封信。回國後，從張維那裡後來才知道，她終於嫁給一個瑞典人，母女倆都搬到北歐去了。母親一直活到九十多歲才去世，伯恩克小姐則仍在瑞典。只是現在，生死不知了。
可以說反戰的人們中，伯恩克小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
當然，另外也還有反戰者。
季羨林認得的，就有兩個。
其中一個是退休法官，歲數有七十左右了，這位法官是一箇中國留學生先認識的，但季羨林他們幾個人對這位留學生印象極差，因為他行動詭秘，來歷也詭秘，懷疑他是藍衣社之類的人物，因此是不大樂意和他來往的。藍衣社成員的制服為藍衣黃褲，原名為復興社，是「中華民族復興社」的簡稱，是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後，為加緊鎮壓抗日民主運動，於1932年以「復興民族」為名，在國民黨內部成立的一種帶有特務性質的派系組織，其核心是「力行社」，下設特務處，大特務戴笠為頭子。1938年4月該組織取消，其成員轉入「三青團」，「力行社」的特務處，則改組為「軍統局」。這樣一箇中國留學生，卻認識了一個反希特勒的法官，就有點古怪了。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而他卻結識反希特勒的法官，從這一點來說，算是一個「不肖」之徒了。本來對法官也有疑問，後來發現他是個孤苦伶仃的老人，沒有什麼複雜的背景，希特勒的所作所為，他確實是激烈反對的。而且，他也只有與中國留學生在一起時，才敢說幾句心裡話，發洩發洩滿腹的牢騷。這時候，一向表情嚴肅的老人，才有了一點樂趣。
另一個反希特勒的德國人，是醫科大學的一個學生，是龍丕炎先認識的。這個人年紀輕輕，不過二十來歲，熱情洋溢，精力充沛，黑頭髮，黑眉毛，處處透露出機警聰明。季羨林他們對他的家世不瞭解，對他反希特勒的背景也不瞭解，他們相信的是一條：
反對希魔同路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有了這一條，他們便走到一起來了，有時候，到了星期天，他們便相約到山上林中去散步。雙方的目的，都有點「醉翁之意不在酒」。季羨林回憶說：
記得有幾次在春天，風和日麗，林泛新綠，鳥語花香，寂靜無人。我們坐在長椅上，在駘蕩的春風中，大罵希特勒，也確實是人生一樂。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聽，每個人都敢於放言高論，胸中鬱壘，一朝滌盡。此時，雖然身邊眼前美景如畫，我們都視而不見了。
在季羨林看來，德國人在政治上並不敏感，甚至有點遲鈍，因此，除了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還認識了這樣兩位反戰者，覺得也就很不錯了，也就很滿意了。
回到國內後，季羨林還經常想到他們。不過，人世變幻，盛會難再，季羨林回憶著往事，山上林中的場面一幕幕再現出來，但人再也見不到，他不禁感到惘然了。
4．蘑菇山洞與轉折中的眾生相
對於德國普通人，季羨林的印象隨著德國人的情緒變化而有所變化。在希特勒上臺初期，德國人受法西斯頭子的蠱惑，也有點忘乎所以的樣子，把自己的前途看成一條陽關大道，只有玫瑰，沒有荊棘。戰爭開始了，他們隨著統治機器的「特別報道」和一連串的「勝利」，自己的情緒也昂揚奮發，有時候甚至高興得手舞足蹈。聽到一些前線不利的訊息，則低沉抑鬱。到了戰爭後期，盟軍從東西兩面壓境，他們這才感到情況不妙了。季羨林親眼目睹了處在天翻地覆轉折中的眾生相。
這是一個種蘑菇的山洞。在戰爭後期，為了躲避盟軍飛機的轟炸，德國人就暫時把它當做防空洞了。
1945年4月5日、7日、8日，這三天，季羨林和幾個中國留學生也到這裡來躲空襲。
4月5日晚間，季羨林到了蘑菇山洞，德國人都入睡了，而季羨林怎麼也睡不著，裡面又潮又冷，坐著又無依無靠。過了很久，響起了空襲解除的警報，但德國人都不離開，季羨林也只好陪著，腿凍得像冰。那時真是思緒萬端，啼笑皆非，一有警笛或大的響聲，人們就胡猜起來。一直等到6日清晨四點，他終於忍耐不住，回到家裡。
季羨林倒下就睡，醒來已經九點了，正要吃早點，又聽到大轟炸機的聲音，接著是「前警報」、「警報」聲連成一片，季羨林又回到蘑菇山洞。德國人也都搶著往裡擠，飛機聲震得滿山顫動。季羨林剛進山洞的門，哥廷根城就是一片爆炸聲，山洞彷彿也被震動了，連木頭椅子都強烈地抖動起來。德國人有的跪在地上，有的竟哭了起來。
4月6日十一點，季羨林惦記著廚房裡煮著的熱水，一個人趕回家，不久響起了「前解除警報」。這才吃完了剛才沒能吃的早點，生好了爐子。剛躺下，又一次「前警報」，接著是「警報」，下午五點，又到山洞外站了一會兒，警報解除，又回家。
就這樣，蘑菇山洞裡老是有人進進出出，老是擠滿了人。
4月7日，人們仍在山洞裡躲避，這一天，飛機來得勤。天空裡成排的飛機，一批批炸彈往哥廷根城裡扔下去。靜下來以後，人們走出山洞，看到哥廷根西城車站一片大火，濃煙直升入天空。裝彈藥的車被擊中，大火裡子彈聲爆成了一片，汽油車也被擊中，大火燒得更猛了。晚上八點，回家吃過晚飯，人們心裡還是不安，一個個像熱鍋上的螞蟻，結果還是帶了東西去山洞躲避。
到4月8日，早飯以後，遠處炮聲響得厲害，蘑菇山洞裡已經亂成一團。訊息多起來了，有的說，德國軍隊要守哥廷根城，有的說，全城準備投降。驀地，城裡響起了五分鐘長的警笛，告訴人們盟軍已經進城了。山洞前面，有被打散的德國軍人在倉皇地奔跑著。很久以後，外面靜下來，膽大一點的人出去看，美國坦克車已經開到了。
山洞裡更亂了，都害怕美國兵開槍，誰都不敢走出山洞。最後，還是季羨林同一位德國太太走出去，找到一個美國兵，告訴他山洞裡的實情。德國人這才陸續出來。而季羨林心裡很高興，自己也不能制止自己了，就跑到一輛坦克前面，忘記了這是戰爭狀態，忘記了炮口正對著他，竟同一個美國大兵聊起來。
回到家，已是下午三點，張維、陸士嘉夫婦帶著孩子來了，原來他們房東的房子被美國兵佔據了。他們幾個人坐在一起，談論著。心裡亂成一團，又快樂，又興奮。吃過晚飯，同張維又聊，一直到夜深才睡。
季羨林從這幾天蘑菇山洞的一個點，看到了整個德國的情況，這個蘑菇山洞的小點，放大了來看，就是整個德國普通人處在大轉折中的眾生相。
季羨林寫道：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極大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哥廷根——我相信，德國其他地方也一樣——在歷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法西斯徹底完蛋了。他們橫行霸道，倒行逆施，氣焰萬丈，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德國普通老百姓對此反應不像我想得那樣劇烈。他們很少談論這個問題。他們好像是當頭捱了一棒；似乎清楚，又似乎糊塗；似乎有所反思，又似乎沒有；似乎有點在乎，又似乎根本不在乎。給我的總印象是茫然，木然，懵然，默然。一個極端有天才的民族，就這樣在一夜之間糊里糊塗地，莫名其妙地淪為戰敗國，成了任人宰割的民族。不管德國人自己怎樣想，我作為一個在德國住了十年對德國人民懷有深厚感情的外國人真有點欲哭無淚了。
對於季羨林個人來說，這樣一場人類歷史上迄今最為殘酷的戰爭，本來覺得該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但是沒有想到竟這樣平平淡淡地開始，又平平淡淡地結束。當然，他是戰爭的局外人，但他深知，戰敗對於德國人來說，卻絕非平平淡淡，有一部分德國人難免會有切膚之痛。
回想從1935年到達德國之日起，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整整十年間，季羨林幾乎與德國人朝夕相處，所以他對德國人的瞭解是非常深刻的。和德國人十年的接觸，季羨林形成了這樣的總體印象：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個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佔大多數。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衊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論，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十年了，季羨林似乎已經成了德國人的一分子，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現在，戰爭已經結束，自己就要回歸家園了，一想起老師、房東、同學、朋友，真感到依依難捨。
但決心已下，季羨林還是要回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