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創辦東語系
1．北大紅樓
1952年院系調整以前，北京大學在市裡沙灘。當時北大有三個學院：文學院在沙灘的東部，紫禁城神武門即北門以東的漢花園，這裡稱一院；理學院在景山以東馬神廟路北，即今景山東街，這裡稱二院，是原清朝所建京師大學堂的所在地；法學院原在南北河沿路西，後期移到文學院內。
文學院的校舍即有名的紅樓。紅樓是名副其實的紅色建築，四層的磚木結構，坐北向南是一個橫長條的佈局。在民國初年剛建造之時，本想用作宿舍，建成之後卻用作文科教室。
紅樓在地理位置上是多方面的中心，四通八達：
東通東四牌樓，西通西四牌樓，南行不遠是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北行不遠是地安門、鼓樓。風景也好，西行幾百步就是故宮、景山、三海。縮小到僅限於學校也是這樣；西是第二院（理學院），南是第三院（法學院），學生宿舍大小七處，分佈在南、西、北三面。
張中行提到的這七處學生宿舍，分為兩類，以男女分。男生宿舍有五處，分別是紅樓西北角的東齋，理學院西牆外的西齋，法學院北邊的三齋，紅樓北邊椅子衚衕的四齋，法學院的一座二層「口」字形樓，被叫做第三院宿舍。女生宿舍則有兩處，一處在理學院的西南角，一處在紅樓北邊松公府夾道。凡是在北京大學註冊的正式學生，都可以住在學生宿舍，不花錢，還有工友伺候。
在張中行就讀的20世紀30年代初，北京大學校內有可包飯的食堂，但北大學生有很多是不吃包飯的，而是去學校附近的飯館就餐。飯館的級別都不高，數目不少。紅樓大門對面就有兩家。東齋附近也有兩家，東齋門是坐東向西的，對面稍北的一家是林盛居，北側坐東向西的一家是海泉居。理學院大門對面的一家是華順居，東邊路北的一家是德勝齋，沙灘西端路南的一家是切面鋪。
這些飯館中最有特點的是三家。
切面鋪貨真價實，吃餅吃麵條，都是足斤足兩，但花樣太少，品位不高。照顧這裡的大多是賣力氣活的，但北大師生也有去吃的，主食吃十兩（老秤16兩一斤）烙餅，菜餚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不錯，價錢也便宜，能吃得飽飽的。
德勝齋是回民飯館，只賣牛羊肉菜餚，它的拿手好戲是燒餅加燉牛肉，照顧它的學生多半吃這種飯。
海泉居與其他非回民飯館一樣，有一種名菜，叫「張先生豆腐」，是沙灘一帶風行的菜，據說發明人張先生是北京大學的，因為菜裡有竹筍，可能是南方人。這裡的跑堂的一口不中不西的半拉架子英文，常引人發笑。店裡還異想天開請人借胡適之名題了副對聯：
化電聲光個個爭誇北大棒
煎炸烹炒人人都說海泉成
下面落款是「胡適題」。
1946年深秋，季羨林回到故都北京，學校派陰法魯先生到火車站去接他。汽車行駛在十里長街上，悽風苦雨，街燈昏黃，他真感到有點悲從中來，沒想到重入故都竟是這樣悽苦！他的心頭不由自主地湧出了兩句詩：
西風凋碧樹，
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
進了學校，季羨林被暫時安置在著名的紅樓三層上。
紅樓曾是毛澤東和李大釗工作過的地方。進了沙灘漢花園東口紅樓大門，往東走，在樓的東南隅，有兩間向西的屋子，就是他們的工作處。
1918年到1919年初，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這兩間屋子，就是他的工作室和會議室。毛澤東曾在這兩間屋子裡工作過。外間屋裡，有一張褐色的三屜桌和木椅，是毛澤東用過的傢俱。另有一隻褐色玻璃門書櫥，則是李大釗使用過的。
裡面一間，有一張暗紅色的寫字檯和已經磨壞了靠背墊的坐椅，還有一隻與外間一樣的玻璃門書櫥，都是李大釗使用過的。李大釗在這裡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團結了許多青年，經常在這裡開會，討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後來，郭沫若寫過一首詩：
星火燎大原，
濫觴成瀛海；
紅樓絃歌處，
毛李筆硯在。
力量看方生，
勳勤垂後代；
壽與人民齊，
春風永不改。
季羨林住進紅樓的時候，聽到的是：在日寇佔領時期，紅樓駐有日寇的憲兵隊，地下室就是日本鬼子殺人行刑的地方，傳說裡面還有鬼叫聲。
季羨林從來不相信有什麼鬼神，當然也不怕鬼神。但是，當時的紅樓上下五層，到處寥寥落落，整個樓也就住著四五個人，再加上經常停電，電燈不明，在樓道的薄暗處，有時真彷彿有鬼影飄忽。當他走過長長的樓道，聽到的只是自己的足音回藹，這時，他也頗疑非置身人間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這就是決不承認自己是魔鬼的國民黨特務，以及由他們糾集來的當打手的天橋地痞流氓。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正處在垂死掙扎階段。號稱北平解放區的北大的民主廣場成了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紅樓又是民主廣場的屏障，於是就成了他們的進攻目標。住在紅樓的人逐漸多起來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動靜。我記得有幾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紅樓主要通道，防備壞蛋衝進來。這樣緊張的氣氛頗延續了一段時間。
延續了一段時間，大家都擔心的惡魔們並沒能闖進紅樓。但是，沙灘的北京大學和其主要建築、周圍的環境，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張中行提到的這些飯館早已不存在了。季羨林吃飯的地方，遠不如張中行上學時那樣多、那樣好了，儘管季羨林是教授，而張中行在北大時是學生，只是張中行唸書在先，季羨林教書在後，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時間差了十幾年，而新、老北大之間判然分明，今非昔比了：
紅樓對面有一個小飯鋪，極為窄狹，只有四五張桌子。然而老闆手藝極高，待客又特別和氣。好多北大的教員都到那裡去吃飯，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馬神廟則有兩個極小但卻著名的飯鋪，一個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燉雞。然而卻是賓客盈門，川流不息，其中頗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裡就見到過馬連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劇藝術家。路南有一個四川飯鋪，門面更小，然而名聲更大，我曾看到過外交官的汽車停在門口。順便說一句：那時北平汽車是極為稀見的，北大隻有胡適校長一輛。這兩個飯鋪，對我來說是「山川信美非吾土」，價錢較貴。當時通貨膨脹駭人聽聞，紙幣上每天加一個0，也還不夠。我吃不起，只是偶爾去一次而已。我有時竟坐在紅樓前馬路旁的長條板凳上，同「引車賣漿者流」擠在一起，一碗豆腐腦，兩個火燒，既廉且美，舒暢難言。當時有所謂「教授架子」這個名詞，存在決定意識，在抗日戰爭前的黃金時期，大學教授社會地位高，工資又極為優厚，於是滿腹經綸外化而為「架子」。到了我當教授的時候，已經今非昔比，工資一天毛似一天，雖欲擺「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雖留洋十餘年，而「土」性難改。於是以大學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頭飯攤的長板凳上卻又怡然自得，旁人謂之斯文掃地，我則稱之源於天性。是是非非，由別人去鑽研討論吧。
這就是季羨林初進北大住進紅樓時的生活。但當時紅樓的周邊環境，卻是極不適合做學問，完全處於一種無序狀態，簡直不像一個大學校園。對這段生活，季羨林回憶說：
古書上說：「德不孤，必有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鄰人我卻是有了，而且很多。因為我現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廠的大樓上，上下左右都住著人，也就可以說都是我的鄰人。
古時候有德的人的鄰人怎樣，我不敢說，也很難想象出來。但他們絕對不會像我現在這些鄰人這樣精深博大，這是我可以斷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現在的鄰人幾乎每個人都是專家。說到中國戲劇，就有譚派正宗，程派嫡傳，還有異軍突起自創的新腔。說到西洋劇和西洋音樂，花樣就更多。有男高音專家，男低音專家，男不高不低音的專家。在這裡，人長了嘴彷彿就是為了唱似的。每當晚飯初罷的時候，左面屋子裡先湧出一段二黃搖板來。別的屋子當然也不會甘居人後，立刻擠出幾支洋歌，其聲嗚嗚然，彷彿是冬夜深山裡的狼嗥。我雖然無緣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卻彷彿能透過牆壁看到他臉上的青筋在鼓脹起來，脖子拼命向上伸長。餘音在長長的走廊裡迴盪，我們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這餘音繞在上面怕是永遠再不消逝了。豈能只繞三天呢！古時候聖人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我聽了這樣好的歌聲，吃到肚子裡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來。自己發恨也沒辦法。以前我也羨慕過聖人，現在我才知道，聖人畢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這才只是一個開端。不久就來了樂聲。不一定從哪間屋子裡先飄出一陣似乎是無線電的聲音，有幾間別的屋子立刻就響應。一轉耳間已經是八音齊奏，律呂調暢，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卻苦了我這不懂音樂的人。有時候電忽然停了，論理我應該不高興。但現在我卻從心裡喜悅，以為最少這無線電收音機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瞭望。不久就又是一片樂聲從燭光搖曳的屋子裡洋溢位來，在黑暗的走廊裡迴旋。我的高鄰們原來又開了留聲機。他們一點都不自私，毫不吝嗇地把他們的快樂分給我一份，聲音之高，震動全樓。他們廢寢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們，瞪大了眼睛望著黑暗。
他們不但在這方面表現出一點都不自私，在別的方面他們也表現出他們的大度。他們彷彿一點秘密都不想保守。說話的時候，對方當然要聽到，這是不成問題的。但他們還恐怕別人聽不到，儘量提高了喉嚨。有時候隔了幾間屋還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倘若他們在走廊裡說話，我的屋裡就彷彿裝了擴音器，我自己也彷彿在聽名人演講。當他們說話中再加上笑聲的時候，那聲勢就更大。勉強打個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錢塘怒潮可以比得來。真足以振懦起弱，迴腸蕩氣。我們這座樓據說已經有了點年紀，我真擔心它會受不住這巨聲的震盪驀地倒下去。
當他們離開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來的時候，他們也沒有秘密，而且是惟恐別人不知道。他們關門的聲音和底上釘了鐵塊的大皮鞋的聲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樓，說是他們要出去或者回來了。在我的故鄉，倘若一個人鬼鬼祟祟地放輕了腳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聽人家的私話，我們就說這個人是踏雞毛鞋。意思是說他的鞋底是用雞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來沒有聲音。我們的高鄰卻絕對不踏雞毛鞋，他們的鞋底是鐵做成的。有時候我在屋裡靜靜地看一點書，驀地聽到一陣鐵與木頭相擊的聲音，我心裡已經知道是我的鄰人來了。但我還沒來得及再想，轟的一聲，我的屋子，當然我也在內，立刻一陣震動，桌上玻璃杯裡的水也立刻晃動起來，在電燈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紋，伸張，擴散，幻成一條條的金光。我在大驚之餘，腦海裡糊塗了一陣。再仔細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鄰人在關門。
這一驚還沒有定，頭頂上又是轟的一聲，彷彿中了一個炸彈。我的神經立刻緊張起來，我忘記我現在是在北平，我又彷彿回到兩年前去，在德國一個小城的防空洞裡，天空裡盤旋著幾百架英國飛機，就在不遠的地方，響著一聲聲的炸彈。每一個炸彈一響，我就震得跳起來。每一霎那都在等著一個炸彈在自己頭上一響，自己也就像做一個惡夢似地消逝了。自己當時雖然沒有真地消逝，但現在卻像一個被火燒過的小孩，見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戰慄起來。但是我的頭頂上還沒有完。一聲轟以後，立刻就聽到桌子的腿被拖著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於是發出了令人聽了非常不愉快的聲音。不久，椅子也被拖著走了，書架也被拖著走了，這一切聲音合成一個大交響樂。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義務地來聽。而且隔上不久，總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夾攻之中還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這種生活確不單調，確不寂寞，也許有不少的人喜歡它。但我卻真有點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兩句古書：「德不孤，必有鄰。」那麼倘若一個人孤而無鄰的話，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韓文公說：「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誰都知道德是好東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現在讓我揀選的話，我寧取不德。
2．東語系系主任和教授
到北大紅樓住下的第二天，季羨林便去拜會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季羨林，按照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大學的規定，在國外得到博士學位回國的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的職稱。同樣的話，季羨林在南京拜會傅斯年先生時，已經聽傅先生說過。這次得到印證，所以他一點也不感到意外。這種博士，在清華只做專任講師。只有經過幾年的時間，才能轉為正教授。季羨林知道這一點，自己當然不能例外。他心悅誠服地接受北大的這種安排，沒有半點非分之想。而且，生活雖然有點艱難，但他卻一點也不後悔。在離開德國之前，一聽到有可能到北大工作的訊息時，季羨林就寫過一封信，寄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大學老朋友哈隆教授，婉言謝絕了劍橋大學的高薪聘請，決心不再回歐洲。現在，生活雖然還有困難，但他終於因為能在自己祖國的最高學府工作而感到自豪。從那時起，除了短暫的外出訪問，季羨林始終都沒有離開過北大。
過了大約一週的光景，湯用彤先生突然告訴季羨林，他已被聘為正教授，併兼任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這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地出我意料。我這個當一週副教授的記錄，大概也可以進入吉尼斯世界記錄了吧。說自己不高興，那是謊言，那是矯情。
就從1946年深秋開始，季羨林出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在此職務上，他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據季羨林自己說，東方語言文學系的創辦，完全是因緣和合的結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這樣一個空前未有的學系的想法。到了1946年，由胡適校長、傅斯年代理校長、湯用彤文學院長批准，背後再加上清華大學陳寅恪教授的推動力量，這些學者都是國內學術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他們的大力支援之下，東方語言文學系便誕生了。
東語系初創之時，除系主任季羨林外，還有三名教師：王森先生，是原先就在北大工作的；馬堅先生於1946年初秋從雲南大學來北大的；金克木先生，是比季羨林稍晚一點來到北大的。不久，又增加了兩位教員：馬學良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分別代表兩種語言。當時學生的數目還要少於教師，在紅樓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裡，能夠召開全系大會。
初建時的東語系是北京大學最小的系，但經過開創者及後繼者長達五十餘年的努力，東語系一步步發展壯大，不僅培養出大批第一流的東方學者，還培育出數十名駐外大使。而這一切都是與季羨林的名字聯絡在一起的。
季羨林從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伊始，對學生就充滿了愛心。他一進校時，就瞭解到學生中也有兩種力量，他寫道：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裡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可以說，從這時候，他已經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業之中，和青年學生同呼吸共命運了。這種與學生之間水乳交融的密切關係，到老年也始終不變。這使他成為桃李滿天下的一代名師，從他老年寫的一段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對青年學生的愛心：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輕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學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頗接觸了一些青年學生，我認為他們是我的小友。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來越深，幾乎可以同我的年齡成正比。他們朝氣蓬勃，前程似錦。我發現他們是動腦筋的一代，他們思考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淳樸，直爽，處處感動著我。俗話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我們祖國的希望和前途就寄託在他們身上，全人類的希望和前途也寄託在他們身上。對待這一批青年，惟一正確的做法是理解和愛護，誘導和教育，同時還要向他們學習。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這些生龍活虎般的青年們在一起，他們身上那一股朝氣，充盈洋溢，彷彿能沖刷掉我身上這一股暮氣，我頓時覺得自己年輕了若干年。同青年們接觸真能延長我的壽命。古詩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學生就是我的藥石，就是我的神。我企圖延長壽命，並不是為了想多吃人間幾千頓飯。我現在吃的飯並不特別好吃，多吃若干頓飯是毫無意義的。我現在計劃要做的學術工作還很多，好像一個人在日落西山的時分，前面還有頗長的路要走。我現在只希望多活上幾年，再多走幾程路，在學術上再多做點工作，如此而已。
季羨林對青年學生的這種愛心，使他永葆青春活力，也是他健康長壽的重要條件之一，這正應了那句古話：仁者壽。
3．創業者的同伴——馬堅和金克木
在季羨林1946年深秋到北大之前，馬堅先生已經先期到達北大了。
大概在北京大學決定聘任季羨林的時候，就有了籌建東語系的想法。1946年，經向達教授和白壽彝教授推薦，北京大學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代表北大寫信給在昆明雲南大學任教的馬堅先生，邀請他到北京大學任教。那時，昆明不能直達北京，經北大安排，馬堅先生和夫人馬存真，經香港、上海，輾轉來到北京。後來參與季羨林先生創辦東語系的工作，開設阿拉伯語專業，這是中國歷史上高等學校最早開設的阿拉伯語專業。
馬堅先生比季羨林大五歲，生於1906年。他是雲南箇舊回族人氏，字子實，又名自適。他在上海回教學會伊斯蘭師範學校阿拉伯文速成班學習，1931年12月去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留學期間把中文《論語》譯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並譯成《回教哲學》、《回教教育史》阿文書籍為中文。1939年夏天，他乘輪船離開埃及，經香港回國，開始著手翻譯《古蘭經》。後來，他從上海回到雲南沙甸，繼續翻譯《古蘭經》，並著手翻譯《伊斯蘭哲學史》，同時又在白亮誠先生辦的私立養正學校任教。
進北大後不久，在秋季新學期開學之後，經馬松亭大阿訇鼎力推薦，從北京成達師範學校阿拉伯語專修班轉來十多名學生，成為東語系阿拉伯語專業的第一批學生，壯大了東語系的學生隊伍。當時東語系還沒有阿文打字機，馬堅先生除備課、上課外，還要自己刻蠟板，印阿文講義。
馬堅先生教學循循善誘，讓學生學以致用，翻譯外文力求做到信、達、雅。讀外文書時，遇到解決不了的單詞，可先往後看，從下文去領會該詞含義，然後查字典以求確切。他告訴學生說：學外文如同織毛衣，學習是艱苦的，學習後須經常使用，包括口語、耳聽、閱讀等，如果不用，會像拆毛衣一樣，拆起來是很容易的。
馬堅先生的教學方法，與季羨林的教學法正好相得益彰。
季羨林是用自己在德國學到的外語教學法教學生學梵文。根據他的要求，學生必須在上課以前把他將要講解的課文仔細預習一遍，儘可能把它讀通。到課堂上，他首先向學生提問，讓學生講解課文。第一位學生講得不對，或者不完全對，他就再問第二位、第三位。而後，他再根據學生的預習程度，細緻而有重點地把課文講解一遍。講完之後，再讓學生向他提問，直到學生提不出問題為止。所以，季羨林的教學程式是：學生預習，老師問學生；老師講解，學生問老師。
金克木先生是安徽壽縣人，生於1912年，比季羨林小一歲。在家鄉時，他大嫂教給他讀書法，即用什麼，就學什麼，用得著就學會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揀起來。這種方法影響了他的一生。在老家上小學時，他開始讀《三字經》、《論語》，後來又接觸《飲冰室文集》和《新民叢報》、《富強齋叢書》，並讀給兒童看的文言書《華盛頓》、《林肯》、《拿破崙》、《牛頓》，以及《唐詩三百首》。九歲以前專讀中國書，九歲到十七八歲，兼讀中外兩種書。他小學畢業後，從上海函授學校學習世界語，後來又到北京和香港，接觸了幾個外國人，有機會經緬甸到了印度，在鹿野苑從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學讀古書，專門學習梵文、印地文。學到的讀書法是依據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體，破譯符號，解析闡釋層次，學習語言學和哲學的一種新方法。
金克木先生自稱不是專家，而是雜家。他從鄉間小學教到初中、高中、大學，還當過圖書館員和報館編輯。教小學時，他才十幾歲，一個人從一年級到四年級都要教，只得採取「複式教學法」。
金克木基本上靠自學，掌握了七八種外語，教過的外語就有英、法、梵、印地、烏爾都、世界語，主張外語的本領不是教會的，而是學會的。他在湖南大學文學院任講師時，又開始學拉丁文，讀拉丁文《高盧戰記》。
他教的課也範圍廣泛，在山東德縣師範講習所教語文，在武漢大學當教授時，又教印度哲學史。
由於有這些經歷，金克木也被聘為北大東語系教授，擔任梵文講座，並開過其他許多課，包括印地語和印度哲學史等，為東語系培養出大批優秀學生，直到專任北大南亞研究所專職教授為止。
至於參加初建東語系工作的王森先生、于道泉先生、馬學良先生，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馬學良先生後來到中央民族學院（現改為中央民族大學）擔任教授。
二、翠花衚衕
1．這裡是東廠遺址
在北大文學院的紅樓住過一段時間之後，季羨林搬進了翠花衚衕。
衚衕是北京的特產。北京胡同的名稱充滿了色彩和暗示，如口袋衚衕、蘇州衚衕、梯子衚衕、馬神廟衚衕、弓弦衚衕、取燈衚衕、妞妞房衚衕、羊市衚衕、豬市衚衕、騾馬市衚衕、驢市衚衕、菜市衚衕、缸瓦市衚衕、禮士衚衕。有一些衚衕，本來是極富暗示力的，但後來覺得有點不雅，便用諧音改過，如劈柴胡同改為闢才衚衕，爛面衚衕改作爛縵胡同，蠍子廟衚衕改為協資廟衚衕，狗尾巴衚衕改為高義伯衚衕，鬼門關衚衕改為貴人關衚衕，勾闌衚衕改為鉤簾衚衕，大腳衚衕改為達教衚衕。但這一改就有失衚衕起名之初衷，所以有人認為這一改，沒有一個不是由新奇改為平庸，由優美流為劣下。
翠花衚衕很好聽，也很雅，用不著改名，但這麼漂亮的名字，卻與一段非常恐怖的歷史聯絡在一起。
原來這裡是明朝東廠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為了鎮壓人民和官員中的反對派，加強對全國的統治和維護皇權，在加強錦衣衛的同時，於永樂十八年（1420）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是聽命於皇帝而由太監直接掌握的特務組織。由親信太監提督，專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的特務活動，從事偵緝。明憲宗朱見深又於成化十三年（1477）增設西廠，用太監汪直提督。西廠成立後，其人員、權勢均超過東廠，活動範圍自京師遍及全國各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五年（1510），廢除西廠，而東廠則保留如故。
東廠的設定，是明代一大弊政。罹其毒害者，上至朝廷命臣，下至邊遠居民，難以數計。魏忠賢提督東廠之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明史·魏忠賢傳》）。這裡殺人如麻，慘不忍睹，「刑法有創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明史·刑法志》）。明武宗時，宦官劉瑾專權，嫌東廠尚不能盡特務統治之殘暴，又於正德三年（1508）設立「內辦事廠」，簡稱「內行廠」，由劉瑾本人親自指揮控制，作為特務統治的號令機關，對東廠和當時暫時恢復的西廠特務實行監視。「內行廠」在劉瑾被殺之後，與西廠一起因遭劇烈反對而被撤消。
這樣一個東廠，就設在翠花衚衕。而季羨林的住處，就是當時特務行刑殺人之處。據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先生的回憶，當時季羨林居住時翠花衚衕的情況是這樣的：
抗戰勝利後，我家移居北京東城區翠花衚衕。這衚衕是一溜朝南開門，所對的南牆可就是東廠衚衕的後牆了。這一溜牆只開了一個朝北的大門，就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後門。正和我們家的大門是斜對門。當時我正讀高中，並立定了要上北大讀中文系的志願。所以，我是經常到文科研究所以及沙灘紅樓溜達的，沒有什麼目的，吸取氣氛而已。日子長了，文科研究所的門房就和我熟悉了，聽憑自由出入還告訴我許多人和事。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說1947—1948年那會兒吧，一進門是一個小院，兩廂相對的，一廂是中文系統的「語音樂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劉半農（夏）先生創辦的，當時常駐的是周燕孫（祖謨）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教學任務外，似乎還在編研究所的刊物《國學季刊》，另一廂常駐的則是考古系統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裡還有幾層院子，可就不敢進去了。據說那裡原來是明朝東廠宦官審訊設私刑之處，弄死人是常事。還有過去那院子的房子裡停滿了棺材的傳說。總之，是個陰氣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處。我生來膽子就小，經這種傳說一嚇唬，到現在也沒敢進去過。只有一個人住在那裡，獨自掌管好幾層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羨林）老師。
那時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年輕些，不過三十歲上下的樣子。高高的個子瘦瘦的體態，一副嚴肅認真的面容。許多人告訴我，這是一位懂得極為深邃古奧的多種古代東方語言的大專家，胡適之校長特聘來的教授和系主任。於是我的對知識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脹，看到季先生進出研究所，感到真是「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我還覺得，一位敢於單獨住在那樣一個深宅大院中的高階知識分子，一定是勘透了天人三界；一位甘願在近似古廟荒齋之處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靜中追求什麼，除了鑽研學術，我想不出還能有別的了。
後來，臧克家一家從香港到北京，季羨林就住在這個院子裡。臧克家夫人鄭曼回憶說：
1949年3月，我隨克家乘黨組織包租的外輪，自香港來到剛解放的北平。那時候，我們的心是那麼的歡暢，天是那樣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樣的新鮮，想會老友的心情，是那樣的急切。我們首先去拜訪季先生。當時，他住在東廠衚衕翠花衚衕，那是一個很寂靜的大院子，樹木蓊鬱，石碑卓立，裡邊就住著季先生一個人，他的寢室外間還擺著一口棺木。我脫口而出問道：「季先生，你一個人住在這裡，不害怕嗎？」他說：「這正是我看書、工作的好地方，不會有人來打擾我。棺木，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又問他：「怎麼不把大嫂接來？」他說：「濟南還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她照顧。」季先生留學德國十年，好容易盼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回到祖國，來北大教書也快三年了，為了顧全大家庭，寧願自己過著清苦的單身生活。
實際上，季羨林住在這裡並不像說的那樣輕鬆。
2．馬纓花做伴
季羨林孤零零一個人住在這樣一個很深的大院子裡，其寂寞與孤獨，不是親身經歷者，恐怕是永遠也不會了解的。
季羨林下班之後，從外面走進去，越走越靜，自己的腳步聲越聽越清楚，彷彿是從鬧市走進深山。等到腳步聲成為空谷足音的時候，季羨林的宿舍也就到了。
這是又一個院子，大院子裡邊套著的又一個。院子也不小，都是方磚鋪地，三面有走廊。天井裡遮滿了樹枝，走到下面，濃蔭匝地，清涼蔽體。房子的氣勢，樑柱的粗細，在炫耀著當年的富貴氣象。不知多少憂國憂民的志士在這裡被囚禁過，受過酷刑，甚至丟掉性命。當年囚禁志士們的水牢，還有跡可尋。
季羨林住進去的時候，昔日的富貴氣象自然早已成為陳跡，然而陰森悽苦恐怖的氣氛，卻幾乎是原封未動的。走廊上，陳列著一些漢代石棺石槨，刻著篆字、隸字的古石碑。季羨林一走回這樣的一個院子裡，彷彿走進了一個古墓。在這樣的環境和氣氛裡，季羨林自己覺得像是生活在歷史中，儼然成為古人了。
季羨林從來不相信鬼神，所以住在這也能處之泰然。當然也有例外。有時候，半夜裡往往能突然聽到推門的聲音，很大很強烈。季羨林不得不起來去看看，但那時候，北京常停電，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著爬起來，摸索著找門，摸索著走出去。院子裡也是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樹的影子彷彿與黑暗糾纏在一起，分都分不出來。他只聽到院裡大香椿樹上有一陣窸窣的聲音，忽然間，「喵」的一聲，兩隻小電燈似的眼睛，從樹枝深處對著季羨林閃閃發光，這才知道是這東西把門弄得那麼大的響聲。
最困難的是對他的那些朋友們，這個地方引不起他們的什麼好感。有幾位大膽一點的，白天還有興致去找他聊聊天，但在黃昏時分就不敢進這院子了。萬一有事，在黃昏時分不得不來的時候，先要向住在大院子裡傳達室的工友打聽，季羨林是否在屋子裡。在屋裡，他們才有勇氣，「跋涉」過那一個長長的翠花衚衕，走過深深的院子，走到他的屋跟前。有一次，季羨林恰巧有事出了門，而工友又沒看見。一個朋友就誤以為季羨林在家，走進這個院子。在黃昏的微光中，只見一地落葉，滿院石棺，卻不見屋裡有燈光，不見有季羨林的影子。那個朋友嚇得腿立即抖起來，渾身篩起糠來，費了好大的勁，拖著兩條腿走了出去。第二天，倆人見面時，談起頭天的經歷，相對大笑。
由於這樣，朋友們往往不敢進這道院，季羨林難免有孤獨感。
我是不是有孤寂感呢？應該說是有的。當時正是「萬家墨面沒蒿萊」的時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學校裡的時候，同青年同學在一起，從他們那蓬蓬勃勃的鬥爭意志和生命活力裡，還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樂，精神十分振奮。但是，一到晚上，當我孤零一個人走回這個所謂家的時候，我彷彿遺世而獨立。沒有人聲，沒有電燈，沒有一點活氣。在煤油燈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驚人的身影在四面的牆壁上晃動，彷彿是有個巨靈來到我的屋內，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襲來，折磨著我，使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在這樣無可奈何的時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時候，我從外面一走進那個院子，驀地聞到一股似濃似淡的香氣。我抬頭一看，原來是遮滿院子的馬纓花開花了。在這以前，我知道這些樹都是馬纓花；但是我卻沒有十分注意它們。今天它們用自己的香氣告訴了我它們的存在。這對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樹下，仰頭觀望：細碎的葉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層粉紅色的細絲般的花瓣，遠處望去，就像是綠雲層上浮上了一團團的紅霧，香氣就是從這一片綠雲裡灑下來的，灑滿了整個院子，灑滿了我的全身，使我彷彿游泳在香海里。
這樣幾座深深的大院子，而在最裡面的三個院子裡，在這樣一個可怕的地方，只住著他一個人，所以有這樣的花，有這樣的香，他就覺得非常不尋常。有馬纓花慰藉他寂寥，他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從此，他很自然地愛上了馬纓花，把它們當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朋友們都因這地方陰森可怕，晚上不敢有人去找他，而他則因為有了這些花而怡然自得。每當夏夜，他起床之後，立刻就聞到院子裡那些高大的馬纓花樹散發出來的陣陣幽香，這些香氣破窗而入。他於此時，神清氣爽，樂不可支，甚至連手中的那支筆，也彷彿生了花。
有貓做伴，有馬纓花做伴，季羨林打發著難熬的一個個孤獨的夜晚。不知道這是不是他一輩子都喜歡貓，喜歡植物的原因。他寫貓、寫植物的不少散文，彷彿回答了這個問題。
3．回濟南省親
濟南雖然不是季羨林的出生地，但他從6歲進濟南，19歲離開，大學畢業後又在濟南工作了一年，前後在濟南生活了14年，因此，季羨林一直把濟南當做自己的故鄉，在回憶文章裡總是說到故鄉濟南如何如何。而且他的叔父、嬸母、妻子、兒女，也都在濟南。他的家就安在濟南，而自己回國以後，是隻身一人在北大工作。工作了一年，他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之情與日俱增。整整12年了，他們如今怎麼樣了？季羨林無時無刻不在惦念著自己濟南的家。
1947年，鐵路交通仍然不正常，但季羨林還是下決心要回家看看。沒有別的辦法，他只有坐飛機從北京回濟南。這是想盡辦法才坐上的資本家運輪胎的包機，他是惟一的乘客。
到了家，看到了未曾識面的第二位嬸母。他叔父的第一位夫人，姓馬，叫馬巧卿，是把季羨林撫養大的，季羨林還沒有去德國留學的時候，她去世了。對這位嬸母，季羨林並沒有太多愉快的記憶。但不知道為什麼，季羨林不希望叔父續絃。1935年夏天叔父和這位續絃的第二個嬸母結婚的時候，季羨林藉故提前離開濟南，滯留北京一段時間，然後去天津辦理出國手續，接著乘火車經東北去德國留學。因此，他還從來沒有見過她。在德國還能通訊的時候，在「敬稟者」的物件中也有對這位繼「嬸母」的稱呼，但對他來說，卻還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名和實是對不上號的。直到回到濟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對上了號。
繼嬸母姓陳，名韶澤，從名字看似乎是出身名門，其實不然。但家中原也不是最低層的，不然，幼年時不會學到中醫知識。
這位嬸母是絕頂聰明的人，也是一個有個性有脾氣的人。季羨林初回家的時候，嬸母是斜著眼睛看他的，意思似乎在說，結婚十幾年了，怎麼忽然憑空冒出來一個如親生兒子似的侄子？他是什麼人呢？好人？壞人？好不好對付呢？一見面，她似乎有許多的問號。季羨林心裡清楚，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在季羨林的心目中，嬸母地位僅次於生母，他對她非常尊敬。在他離家的十二年中，嬸母在國內經歷了日軍佔領時期，此時又經歷著解放戰爭。在國外期間，有五六年是音訊不通的，親老、家貧、子幼，而他又鞭長莫及。叔父脾氣非常暴烈，甚至有些乖戾，極難侍奉。家中經常沒有經濟來源，就全靠嬸母一個人支援。她去擺過煙攤，到小市上賣過衣服小傢什，在日軍刺刀下去領過混合面，騎馬到濟南南鄉去勘查田地，充當地牙子，賺點錢供家用。她靠自己幼年時學到的中醫知識，給人看病。嬸母以「少妻」的身份，對付難以對付的叔父「老夫」。所以，她的苦心，經常催季羨林下淚。他知道，在那樣萬分艱難的年代裡她竟然沒讓孫女婉如和孫子延宗（後來改為季承）失學，把他們撫養成人。女兒婉如1951年考入天津大學土木工程系，1955年畢業，後來成為核工業部的高階工程師。兒子季承，1952年考入北京俄文專修學校，即後來的北京俄語學院，1955年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搞科研管理，也是高階工程師。所以，季羨林知道，如果沒有嬸母（後來家裡人稱她為「老祖」），自己的家早就完了。沒有她，這次回家恐怕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離子散，叔父歸天了。
我自認還不是一個混人。我極重感情，決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為，我看到眼裡，記在心中。回北平以後，給她寫了一封信，稱她為「老季家的功臣」。聽說，她很高興。見了自己的孃家人，詳細通報。從此，她再也不斜著眼睛看我了，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們全家都尊敬她，熱愛她，「老祖」這一個樸素簡明的稱號，就能代表我們全家人的心。
妻子彭德華也不容易，她比季羨林年長四歲，已經到了四十歲。對於季家來說，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她一輩子勤勤懇懇，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幾年不在家。叔公極難侍候，家裡又窮，經濟朝不保夕。這十幾年她到底受過多少苦，季羨林怎麼也搞不清楚了。
妻子天資不是太高，上學又不多，只上過小學，大概能認千八百個字。她從來沒看過任何一部小說，別的書也談不到去看了。她從來沒有給季羨林寫過一封信，在德國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筆來。這樣一個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極高的。季羨林對她充滿了感激之情。
為了照顧叔公、嬸母，妻子呆在濟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後，1962年她才和嬸母、子女一起從濟南搬到北京，與季羨林團聚。
在濟南省親期間，季羨林去看望了山東省立濟南高中的好友許衍梁。他們不是同班，季羨林比許衍梁要高一級或兩級，但卻是同齡人，因為有共同的愛好，他們成了好朋友。1929年，他們在濟南高中上學，都受胡也頻宣傳的革命文藝的影響，受到感染，寫過有關現代文藝的文章。結果，濟南高中的國民黨訓導主任散佈流言，說學校成了「土匪訓練班」，許衍梁成為「土匪」之一。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以後，他們失去了聯絡，這次才有機會再次會面。當時濟南正處在解放戰爭的前沿陣地，實際已經成了一座孤城，國民黨眼看就要崩潰。他們見過幾次面，季羨林就回北京了。
許衍梁後來當過濟南市副市長，在山東省科委主持過工作。20世紀80年代，季羨林回濟南參加比較文學學術討論會，又一次見到了濟南高中的老友：許衍梁、餘修、黃離等人。老朋友們都興奮異常，感慨萬端，季羨林很自然地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詩：
人生不相見，
動如參與商。
今夕復何夕？
共此燈燭光。
可惜這次會面之後不久，餘修謝世。1986年，許衍梁也病逝於北京。
4．清苦與快樂
季羨林從濟南探親以後又回到北京，重新過著獨身的清苦生活。
他仍然住在翠花衚衕的小院裡，孤寂而清冷。餓了，同人力車伕一起去路邊的小吃攤，坐長條板凳喝豆腐腦；渴了，捅開煤爐子燒上一壺水，泡杯茶喝。從此，他形成一個固定的生活習慣，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饅頭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種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後佐以一杯濃茶，天天如此，從無單調厭惡之感，而且味感還越來越好。這種習慣，季羨林自己戲稱是他個人的怪癖。
生活雖然清苦，但清苦中自有快樂。季羨林的快樂，得自讀書。這正應了陶淵明《答龐參軍》中的一句話：「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甲全國大學，當時的館長毛子水對季羨林格外開恩，在圖書館裡給了他一間研究室，並允許他從書庫中直接提一部分必要的書，拿回研究室，供他隨時查用和閱讀。他一有閒空，便潛入自己的這間研究室，「躲進小樓成一統」，潛心默讀，坐擁書城。在那樣一個動盪的歲月裡，能有這樣一處足以安身立命的清靜世界，且有書讀，實在令他十分興奮。
同時，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袁同禮先生，聘請季羨林把北圖有關梵文的藏書檢查一下，看看全不全。他發現，專從東方學而言，北圖的藏書並不多，還不如他自己的私人藏書多。
這樣，對於季羨林來說，自己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就缺乏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他多麼不願意，研究工作確實是無法進行的，只能束之高閣。但他自己是一個閒不住的人，有志於從事科學研究。經過一段徘徊和遲疑，他決定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從此，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從這個時候開始，他成為一個「雜家」。而且，在所涉及的諸多領域，都是學有所成，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問世。
這段時間，季羨林還有一件快事，那就是在1947年或1948年，在北京大學孑民堂籌辦了一個印度詩人泰戈爾的畫展。
泰戈爾是印度現代偉大的詩人、作家、哲學家。1913年，他的抒情詩集《吉檀迦利》獲諾貝爾文學獎，其哲學思想也在印度現代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1924年4月，泰戈爾在山東濟南的省議會發表講演，著名文學家王統照為他當翻譯。泰戈爾一把長鬚，神采奕奕，雖已年邁，而聲音宏亮，開頭一句是：「iknow……。」他當時來華，因為是和平主義者，革命派並不贊成他。但愛好文藝的人震於他的大名，都歡迎他。那年，季羨林十三歲，他在濟南也目睹了泰戈爾的丰采，到高中階段，又開始讀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風格寫過一些小詩。到北大以後，開始對他進行研究，寫過一篇《泰戈爾與中國》的長文。
在辦畫展之前，季羨林就知道大畫家徐悲鴻先生曾在泰戈爾創辦的印度國際大學呆過，且給泰戈爾畫過一幅有名的像，所以他就求助於徐先生。徐先生非常熱心，不僅借畫給他，還親自到北大去指導。偕同徐先生的有夫人廖靜文女士和畫家吳作人。從此，他結識了吳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材魁梧，威儀儼然，不像江南水鄉人物；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卻誠摯而淳樸。他們在無言中成了好朋友。
在事業中，季羨林忘記了清苦，忘記了寂寞，享受著快樂。
5．迎接解放
終於到了1948年冬天，年底，人民解放軍把北京團團圍住。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有一天在沙灘孑民堂裡歡度校慶。城外炮聲隆隆，與會的教授們不無幽默地說，這是為校慶而放的鞭炮。大多數教授們並沒有身處危城的恐慌感，反而是有所期望，有所寄託。這時候，校長鬍適從南京派來了專機，想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去，擬了一個名單。胡適校長先期乘飛機在東單的臨時機場倉皇逃走，而名單上的人，只有幾個教授與他同命運，共進退，其餘的都留下了。
其實，就連胡適先生，走的時候也是有思想鬥爭的。
有一天，季羨林要去校長辦公室見胡適，商談一些問題。正談著，忽然走進來一個人，告訴胡適，昨天夜裡解放區的廣播電臺有專門給胡適的一段廣播，勸他不要跟蔣介石集團逃跑，並說將來讓他仍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京圖書館館長。在座的人聽到這個訊息，都很感興趣，也都想看一看胡適有什麼反應。只見他聽了之後既不激動，也不愉快，而是異常地平靜，只微笑著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五個字，道出了他的心聲。雖然看樣子他已經胸有成竹，要跟國民黨跑，但是，又不能說他對共產黨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決不會如此鎮定自若，他一定會暴跳如雷，大罵一通，來表示自己對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忠誠。在政治上，他有時候想下水，但又怕溼了衣裳。作為一位非常複雜的人物，他反對共產主義，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國尺子來衡量，他也不見得贊成國民黨。
1949年春的一天，人民解放軍終於進了北京城。
那一天，天氣不好，颳著大風。季羨林冒著大風，走出翠花衚衕，到距離不太遠的東四牌樓去歡迎解放軍。這些可愛的戰士，季羨林與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但對他們的事蹟，卻是非常熟悉的，他不知道從報紙的字裡行間有多少次讀到過他們勝利的訊息，因而為他們的勝利而感到無限的振奮，為祖國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感到鼓舞。現在，他居然親眼看到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地開進了北京城，對這些未曾謀面的勇士們，他彷彿是碰到了久別重逢的故人。季羨林跟著群眾鼓掌、喊口號。由於內心激動，不時地熱淚盈眶。劇烈的風沙似乎也被人們的熱情壓下去了，一點也顯不出平常的那種威風來了。
就在這一天的下午，季羨林到西城去看朋友。出了翠花衚衕，他走到什剎海的橋上，正巧看到有一個解放軍戰士在那裡站崗。只見這個戰士揹著背包，全副武裝，軍帽下一雙濃眉，兩隻炯炯發光的眼睛，更顯出戰士的英俊和瀟灑。他穿著一身厚墩墩的黃色棉軍衣，已經不新了，但洗得乾乾淨淨。看著這位戰士，季羨林的心裡頓時湧上一種非常奇特的、從來也不曾產生過的感覺：
我陡然覺得這個士兵特別可愛，覺得他那一身黃色的棉軍衣特別可愛。它彷彿象徵著解放、安全、穩定。只要穿這樣軍衣的人在這裡一站，各行各業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從事自己的工作，工廠的工人可以安心生產，拖拉機手可以安心耕地，學生可以安心上學，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搖籃裡熟睡。只要他在這裡一站，整個北京城、整個新中國就可以穩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魎就會銷聲匿跡。我左思右想，一時萬感集心，很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黃色的軍衣。我是多麼愛那黃色的軍衣啊！
事實上，季羨林並沒有真的走上前去摸戰士的軍衣，他繼續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真捨不得離開那個年輕計程車兵，一走一回頭，回頭看了又看，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個隱隱約約的黃色的影子。這影子就永遠地鐫刻在他的心頭了！
我是多麼愛那黃色的軍衣啊！這黃色，正如我們國旗的紅色一樣，是世界上最美麗的顏色。我愛琥珀的黃色，它黃得透明，黃得發亮。我也愛花朵的黃色，它黃得嬌豔，黃得鮮嫩。但是，我卻更愛這軍衣的黃色。它並不透明，也不發亮；它當然更不嬌豔，更不鮮嫩。然而它是樸素的，像真理那樣樸素；它是動人的，像真理那樣動人。
從那以後，季羨林一看到這黃的顏色，心裡就思緒萬端，想到許多許多的事。他想到共產黨、毛澤東，想到「七一」建黨、「八一」起義，想到萬里長征路上，紅軍爬雪山、過草地，想到艱苦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從那以後，他在北京城，在其他地方，在火車上、電車上、公共汽車上，在一切能看到解放軍的地方，雖然他們並不是在什剎海橋頭碰到的那一位，但是同樣覺得他們個個可愛。在電車或公共汽車上，他還願意同他們擠在一起。三九嚴冬的時候，朔風凜冽，他們站在自己身邊，就覺得溫暖。汽車顛簸，他們站在自己身邊，就覺得有了依靠。有時候，他甚至故意去摸一摸，或者碰一碰他們那黃色的軍衣，心裡一時間會感到無限的幸福與愉快。
開國大典的那一天，東語系師生一齊隨北京大學隊伍，在三座門前和全國億萬人民一起，共同聆聽禮炮齊鳴，目睹那一偉大的歷史鏡頭，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而歡呼。
此後，每年「五一」和「十一」兩次遊行，季羨林有時候與師生一起，載歌載舞，共慶節日；有時候，他有幸站在天安門前觀禮臺上，眼前站著的是解放軍官兵的代表。金水橋後邊觀禮臺上的，是將軍們，制服一片亮藍色。在金水橋前邊臺上的是普通官兵，制服一片草黃色。在這樣的時候，天安門廣場正萬紫千紅，五彩繽紛，萬頭攢動，一片花海。而在這花海之中，這一片淳樸的亮藍和草黃，不但沒有相形見絀，被絢爛的花海壓住，反而更為引人注目，給整個花海、整個廣場，增添了色彩和光輝，使天安門廣場顯得更美、更可愛。
帶著這樣的心情，季羨林迎來了北大的解放，北京的解放，全中國的解放。此刻，他沉浸在無比的幸福和快樂之中，有一種和普通人一樣翻身了的感覺。
6．東語系得到擴大
然而，高興的事還不止是迎來了解放。還有另一個好訊息在等待著季羨林。
東語系在初創時只有四名教師，加上學生不到十個人。解放前夕，胡適校長批准了馬松亭大阿訇推薦的十幾名學阿文的回族學生入系，東語系開始人丁興旺了一點，但同其他系比起來，仍難免時有「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感覺。
到194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羨林忽然接到一封從中南海寄出來的信。信的開頭說：「你還記得當年在清華時的一個叫胡鼎新的同學嗎？那就是我，今天的胡喬木。」季羨林當然記得，一縷懷舊之情驀地縈上了他的心頭。想不到沒過幾天，胡喬木突然來到他住的翠花衚衕。
原來胡喬木是受中央領導同志的委託，來徵求季羨林的意見。由於形勢頓變，中國外交和外貿方面人才的需要陡然增加，因此國家需要大量的研究東方問題、通東方語文的人才，為了重點培養通曉東方國家語言的人才，想把南京東方語言專科學校、中央大學邊政系的一部分以及邊疆學院的一部分，從南京遷到北京，併入北京大學東語系。聽到中央有這個意圖，季羨林自然很高興，認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本來他覺得幾個書生，空懷報國之心，實無用武之地，現在這樣一個好機會自天而降，又怎能不歡呼雀躍呢？季羨林立即表示同意。
這樣，在1949年暑假之後，東方語言專科學校和中央大學邊政系、邊疆學院各一部分，奉令與北大東語系合併。南京東方語言專科學校的劉麟瑞先生、王世清先生，充實了阿拉伯語專業的教師隊伍。在他們之前，楊有漪已先在北大兼課，教阿語，後來他於1951年正式調來北大，同時來系的還有馬金鵬和陳克禮。中央大學邊政系的郭應德、李森先生，語專的陳玉龍先生等也都來到東語系。陳玉龍被安排在系辦公室，協助季羨林處理系務。郭應德則負責系工會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