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來的教師，因為北大一時沒有宿舍，暫時都住在紅樓的教室裡。有一天，季羨林去看望新來的老師們。他當時穿著一件灰色襯衫，手裡拿著一個黑皮包，面容清瘦，神采奕奕。他對他們說：你們辛苦了，學校非常歡迎你們。他詢問了他們的飲食起居，介紹了北大的校系情況，談了他對研究東方問題的重要性和中國開展東方學研究的看法，並希望將來共同努力，為國家培養出掌握東方語言和研究東方學的有用人才，英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樸素無華，深藏若虛，平易近人，給新來的老師們留下難忘的印象，大家為能在他主持下的東語系工作而感到自豪。
系辦公室也從紅樓搬到沙灘北樓。辦公室的書架上，放著一卷卷季羨林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畫，系務人員從中不難看出他興趣之廣泛，寄託之遙深。常來系辦公室的來訪者，幾乎全是學界名人：鄭振鐸先生、向達先生、曹葆華先生、蕭離先生，德籍專家傅吾康教授，也是季羨林的座上客。進辦公室者，都有「入芝蘭之室」的感覺，正像劉禹錫《陋室銘》所說：「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從此到1952年院系調整之前，東語系教師的人數增加了，學生的人數增加了，語種的數目增加了，成為當時全國惟一的一所培養東方語言人才的最高教學機構。除了按照教育部的計劃每年招收的學生外，還曾一度為地質部和公安部等部門突擊培養人才。北京大學在城內沙灘時期，是東語系發展的頂峰。
東語系教師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做出了很多貢獻，有些成績受到毛澤東的讚譽。如1951年1月19日，馬堅教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穆罕默德的寶劍》、3月20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回民為什麼不吃豬肉？》，還有其他一些文章，為增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瞭解，加強民族合作，貢獻了力量。文章發表後，胡喬木到翠花衚衕去看季羨林，一進門就說：「東語系馬堅教授寫的幾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寶劍》、《回民為什麼不吃豬肉？》等，毛先生很喜歡，請你轉告馬堅先生，毛先生認為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增強了漢回兩族人民的團結。請你向他表示謝意！」
至於東語系為國家培養的大量合格人才，更是彪炳史冊的。這將在以後的章節敘述。
7．第一次出訪
1951年夏天，中國政府準備派出建國後第一個大型的出國訪問團，到印度和緬甸訪問，名為赴印緬文化代表團。胡喬木徵詢季羨林的意見，問他願不願意參加。季羨林想，自己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卻沒有到過印度，這無疑是一件憾事。現在從天上掉下來一個良機，可以彌補這個缺憾了，所以他很愉快地答應了。
代表團規模極大，團員文理兼備，大都是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學者、文學家和藝術家。其中頗不乏聲譽卓著的知名人物，丁西林任團長，李一氓、鄭振鐸任副團長，劉白羽任秘書長，團員有陳翰笙、錢偉長、吳作人、常書鴻、張駿祥、周小燕，北大有馮友蘭、季羨林。
因為這個代表團是建國以後派出的最大的中國文化代表團，中央很重視，周恩來作為總理和外交部長親自過問，關心組團工作，親自審查出國展覽的圖片。整個夏天，整個團都在做準備工作。最費事的是圖片展覽，他們需要到處拍照，蒐集能反映新中國新氣象的圖片，最後彙總在故宮裡面的一個大殿裡，滿滿的一大屋子，等待周恩來最後批准。團員們每個人幾乎都參加工作，興致很高。他們看什麼東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輝燦爛的，懷著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既興奮，又愉快，既矯健，又閒逸的、飄飄然的感覺，天天彷彿在雲端裡過日子。這是一個既忙忙碌碌，異常緊張，又非常興奮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團從北京乘火車出發，一路來到廣州，停留了一段時間，主要任務是將所有重要的發言稿都譯為英文。
在廣州的閒暇時間裡，季羨林不放過機會，到此時在嶺南大學工作的陳寅恪先生家裡去拜謁，師生相見極歡，陳師母也殷勤招待。還是1948年年底，胡適派專機到北京接幾個教授到南京，其中有陳先生。但陳先生到了南京以後，並沒有跟胡適他們去臺灣，而是輾轉去了廣州。到廣州時，陳先生的眼疾日益嚴重，周恩來、陳毅、陶鑄、郭沫若等人，對陳先生禮敬備至，陶鑄和杜國庠還和他成了好朋友。陳毅和陶鑄讓人在先生樓前的草地上鋪成了一條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綠草。碧綠與雪白相映照，好讓眼神不好的先生作散步之用。一件小事，反映出解放初國家對陳先生尊重之真誠。
當時，廣州剛解放不長的時間，國民黨的飛機不時來騷擾，特務活動也時有所聞。代表團成員出門的時候，總要有懷揣手槍的便衣保安人員跟隨，好暗中加以保護。
在廣州的一切都準備好之後，代表團乘車離開廣州赴香港。過深圳羅湖橋，他們看到的深圳是一個破爛而簡陋的小車站。
到香港之後，他們住在摩星嶺上。季羨林在這裡看到的香港，與1946年回國時住在山下的感覺已不一樣。山下是貧民區，而這裡則別墅林立，街道光潔，空氣新鮮，環境闃靜。山前是一灣明鏡般的海面。海上氣象萬千，隨時變幻。有時海天混茫，有時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時轉化成珍珠似的白色。到了早晨，旭日東昇，曉暾淡紅，海面上帆影交錯，微波鱗起。極目處是黛螺似的點點青山，季羨林幾疑自己身處世外桃源。
從香港，代表團乘輪船來到仰光。船一轉進伊洛瓦底江，就看到遠處的雲靄縹緲中，有一個高塔聳入蔚藍的晴空，閃著耀眼的光。這就是大金塔，仰光的象徵。
在緬甸，代表團住了近三個星期，參觀過大金塔，訪問過仰光大學，參觀過緬甸藝術家的畫廊，拜訪過作家和電影演員。緬甸藝術家們的傑作，給他們以美的享受。
而緬甸的華僑更使代表團成員難忘。在掛滿了中國字招牌的華僑聚居的廣東大街，中國味像在國內一樣濃烈。華僑們有的在這裡住了幾代，有的住了幾十年，對緬甸的建設貢獻了一份力量，又熱愛自己的祖國，用最大的毅力來保留祖國的風俗習慣。只要祖國有人來，他們就熱情招待。
然後，代表團又訪問印度，乘飛機從仰光抵達加爾各答，開始了對印度的正式訪問。他們住了六週，幾乎遍訪了印度全國東西南北中的各大城市及佛教聖蹟，一直到亞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裡游泳。從印度又飛回緬甸，從仰光乘船，於1952年1月10日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
這次出國訪問，雖然宛如走馬燈一般，但代表團成員們腦海裡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時時有新光景，受到了印度、緬甸人民無法形容的熱情接待。季羨林無比深情地寫道：
我不能忘記，我們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飛魚飛躍。晚上在當空的皓月下，面對浩渺蔚藍的波濤，追懷往事。我不能忘記，我們在印度聞名世界的奇蹟泰姬陵上欣賞「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記，我們在亞洲大陸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國代表團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記，我們在佛祖釋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剛座旁留連瞻謁，……我不能忘記，我們在金碧輝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譚般的宮殿裡，共同享受豪華晚餐，自己也彷彿進入了童話世界。我不能忘記，在緬甸茵萊湖上，看緬甸船主獨腳划船。我不能忘記，我們在加爾各答開著電風扇，啃著西瓜，度過新年。我不能忘記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麼說也是說不完的。一想起印緬之行，我腦海裡就成了萬花筒，光怪陸離，五彩繽紛。
這一次訪問，給季羨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總要不由自主地溫習一遍，時間越久，印象越深刻，歷歷如繪，栩栩如生，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那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始終伴隨著他。
8．院系調整
1952年1月24日，季羨林回到北京。這之後不久，教育界經歷瞭解放後的第一次大規模全國性的行動：院系調整。
院系調整早在1951年11月就開始了試點工作，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以華東、華北、中南三個地區為重點，擬定了工學院的調整方案。該方案規定：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改為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南開大學、津沽大學的工學院合併於天津大學，併成立南京工學院等工科院校。195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為調整方案的公佈發表社論：《積極實現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又在北京召開全國農學院院長會議，擬定了農林院校的調整方案的專業設定方案。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開始進行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工作。9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馬敘倫的文章《三年來中國人民教育事業的成就》，總結了高校院系調整的試點經驗。到年底，全國3／4的院校進行了調整和專業設定工作。
經過院系調整，高校的性質和任務發生了重大變化，私立大學全部改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強，綜合大學本來是想鞏固和加強，但事實上並未取得好的效果。
調整後的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人民大學改為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工學院等院校改為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並新設北京鋼鐵學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其他單科院校。
在這次調整中，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各校取消，合併於其他院校。
高等學校教育體制開始全面向蘇聯看齊。
燕京大學被撤消之後，文理法各學院、系科併入北京大學，原校址成為北京大學的新校址，工學院各系科併入清華大學。而清華大學和其他大學的哲學系全部撤消，合併到北京大學，全國只有北京大學有哲學系。
東語系也作了適當的調整，原來屬於國內少數民族的語言，統統劃歸中央民族學院（現改為中央民族大學），東語系只保留外國語言。國內外均有的民族和語言，如朝鮮語和蒙古語，則與中央民族學院分工培養，東語系主外，民族學院主內。
從此，東語系走上了正常平穩發展的道路。
9．背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新社會到來之時，季羨林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是瞭解的。解放軍進北京城時，他的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汙泥濁水，盪滌一清。他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但是，他當時才四十歲，剛剛進入中年，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有不老少。比如，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他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其他的則更可知適應之難了。
但是，似乎沒有感到有什麼特殊的困難，季羨林像是一下子變了一個人。他覺得解放後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彷彿遍地都開滿了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他覺得自己彷彿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激情不下於任何人。他覺得那時是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也就從這時起，他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
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真是不乾淨。我彷彿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羨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揹著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抗美援朝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季羨林積極投入，但知識分子身無餘財，只有獻筆墨、獻心血以表愛國熱忱。季羨林找到一本外文資料，約當時在系辦公室協助他處理系務的陳玉龍與他合作。他一面詳細閱讀，琢磨內容，一面認真口譯，由陳玉龍一一筆錄。書成之後，稿費捐獻給抗美援朝之用。季羨林的愛國之心，灼然可見。
緊接著，來了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三反」是1951年底開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國家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運動。教育部於1951年12月31日發出《關於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號召學校教職員工積極參加，學校成立節約檢查委員會具體計劃、佈置，教師以思想改造的學習為中心，行政職工人員以參加運動為主。1952年1月9日，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宣佈開展「五反」運動，同月，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作出《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這一年的上半年，各校結合「三反」、「五反」運動，在師生中進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教育和揭發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鬥爭。
季羨林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運動。他不貪汙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他無緣，但是對於思想改造，卻認為自己的任務是艱鉅的、迫切的。他當時分析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分為兩項。首先是解放前，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他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汙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他認為，外蒙古是被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他首先檢查和批判這兩項思想。
這次運動中，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小盆是教研室範圍，中盆是全系範圍，大盆是全校範圍。季羨林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在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他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沒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作檢查。但就是在「中盆」裡洗澡，那滋味也夠人受的：
在中盆裡，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彷彿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彷彿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彷彿真被廓清。
在運動中，有的人也像季羨林一樣，態度虔誠，最後過了關。但也有想矇混過關的。北大有一位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他通過，只得升入大盆。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這位教授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他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也都被波及到，說了父母不少難聽的話，群眾自然大受感動。但正所謂「無巧不成書」，在這位教授翻發言稿時，大會主席一眼瞥見檢討稿上用紅筆在幾個關鍵地方寫著大字「哭」，每到這個地方，他就嚎啕大哭。大會主席把此情向群眾一宣佈，群眾大譁。
不管怎樣，季羨林是順利地通過了這一次運動。然而他的「原罪」並沒有贖完，新的政治運動接踵而至，不過地點從沙灘移到了西郊的燕園。
三、與師友和北大同事的交往
1．為陳師寅恪送柵欄紅葡萄酒
季羨林到北大工作之後不久，陳寅恪先生也來到北京，仍然住在清華園。
一聽說陳師回到北京的訊息，季羨林立即到清華園去拜見他。當時從市裡中心地帶的翠花衚衕到清華園，是要費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出了城，去清華園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不時地有綠林人士從裡邊出來攔路搶劫。吳宓就曾經被搶過一次。但是，為了去看望自己的老師，季羨林決不憚於這樣的旅行。
季羨林知道，陳先生年老體弱，但最喜歡喝柵欄紅葡萄酒，這種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們親手釀造的。於是，季羨林便先到神甫們的靜修院（今為北京市委黨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買到這種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到清華園，送到先生的手中，幾瓶酒本來算不了什麼，但是當時通貨膨脹已經達到鈔票上每天加上一個0，還跟不上物價飛速升高的情況下，幾瓶酒也非同小可了，對於季羨林這樣一個當時的窮教授，就更是難能可貴。這樣的柵欄紅葡萄酒，季羨林到清華園去送過幾次。
在陳寅恪與胡適飛到南京之前的三年裡，季羨林與陳先生的來往頗頻繁。他回國以後，到1947年10月寫成了一篇論文《浮屠與佛》，首先讀給陳先生聽，想聽聽他的批評意見，不意竟得到先生的讚賞，把此文推薦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發表（1947）。該刊物是當時最具權威性的刊物，有點「一登龍門，身價百倍」的威風。季羨林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此文至今仍不失其學術價值，代表了當時該領域中較高的學術水平。
季羨林清楚地記得，那是春天裡的一天。中山公園的藤蘿開滿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氣瀰漫。眾多的遊人和蜜蜂都被吸引在它的周圍，流連忘返。陳寅恪的眾弟子，季羨林、週一良、王永興、汪籛等人，深知先生喜歡看花，愛花。此時雖有眼疾，幾近失明，但有些東西還能影影綽綽看到一點影子，所以大片藤蘿的紫花光亮，先生或許還能看得到。眾弟子們想請先生散一散心，在兵荒馬亂、物價飛漲、人命微賤、朝不慮夕的年月裡，去找一個清靜怡然的去處，暫時得到一點歡樂，所以去徵詢先生的意見，先生愉快地答應了。弟子們大喜過望，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茶軒的藤蘿深處，覓到一個茶桌，侍先生邊飲茶，邊賞藤蘿。眾弟子談笑風生，先生也受到感染，興致極高。他們玩了一天，盡歡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動。
那時候，國家的經濟已經完全崩潰，從法幣改為銀元券，又從銀元券改為金元券，越改越亂。到了後來，去糧店買幾斤糧食，要帶的這券那券的重量，要超過糧食本身，甚至要用麻袋裝。陳寅恪當時是學術界泰斗，德高望重，令人敬仰，被著名史學家稱之為「教授的教授」，但也難免潦倒。到了冬天，先生連買煤取暖的錢都籌不起來。
季羨林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忙把這情況告訴給剛從國外回來的北大校長鬍適先生。胡先生雖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他最尊重最愛護確有成就的知識分子，當年他推薦王國維先生去清華國學研究所任教，在北京一時傳為佳話，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寫下幾句詩，來歌頌這件事：
魯連黃鷂績溪胡，
獨為神州惜大儒。
學院遂聞偉絕業，
園林差喜適幽居。
沒想到陳寅恪這樣的「大儒」，現在卻由於買不起煤，又需要胡適先生再次來「獨為神州惜大儒」了。胡適這次「惜大儒」的具體辦法，是想贈給陳先生一筆數目頗大的美元。沒想到，陳寅恪先生決定用賣掉藏書的辦法，來取得胡適先生的美元。於是，胡適先生就派自己的汽車，讓季羨林到清華園陳先生家裡，裝了一車西文中關於佛教和中亞古代浯言的極為珍貴的書。陳先生只收二千美元，這點錢與書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在這批書中，僅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詞典》的市價，就遠遠超過這個數目了。因此，這批書實際上是捐贈給北大了，季羨林於此見到的，是陳先生對於金錢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
在二年多的時間裡，季羨林同陳寅恪先生的來往頻繁。這是他們之間來往最多的幾年。季羨林回憶說：
在我同先生來往的幾年中，我們當然會談到很多話題。談治學時最多，政治也並非不談但極少。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只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裡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我們談到當代學術，他當然會對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對一位明史專家外，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貶低的話。對青年學人，只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就連那一位由於誤會而對他專門攻擊，甚至說些難聽的話的學者，陳師也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褒貶的話。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見。魯迅先生從來不攻擊年輕人，差堪媲美。
季羨林曾不無深情地說：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人如果沒有別人的幫助，一輩子會一事無成的。他覺得自己遇到了極幸運的機遇，生平幫過他的人無慮數百，光是著名的，國外就有瓦爾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哈隆教授，國內則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沒有他同德國簽訂與清華交換研究生的協定，他季羨林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沒有他們，他根本來不了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陳先生的影響，他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條道，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
季羨林對老師們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終生的。
柵欄紅葡萄酒濃重的酒液，似乎凝聚成凝重的四個大字：
師恩當報
季羨林一生都在報師恩，這正應了中國人習慣用的那句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季羨林不斷地報師恩，他的學生也在不斷地報他的恩。正像白化文先生在慶賀季羨林先生85歲生日時敬送的那副對聯所說：
魯殿靈光在，
梵天壽量高。
2．抬槓會長鄭振鐸和大鬍子馮友蘭
除陳寅恪先生之外，季羨林在解放初接觸最多過從甚密的老師有兩位：鄭振鐸和馮友蘭。他們倆，一個在政治上大紅大紫，一個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羨林與他們都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在第一次赴緬甸、印度訪問期間，有幾個月他們幾乎天天在一起。
解放後，鄭振鐸先生擔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圖書館館長。鄭振鐸先生很有魄力，季羨林便向他建議，若要在中國建立東方學，僅靠當時圖書館的一點點藏書是遠遠不夠的，解決的辦法是「腰纏千萬貫，騎鶴下歐洲」，派人到歐美等地，專找舊書店，不管什麼書，也不管當時有沒有用，文理法工什麼書都買，東方學著作更不例外。鄭先生雖有雄才大略，但畢竟囿於當時的客觀條件和經濟實力，此事並沒有最終落實。
在第一次出國訪問期間，季羨林和鄭振鐸、馮友蘭兩位老師，同坐一列火車，同乘一艘輪船，同登一架飛機，朝夕相處，增進了相互間的友誼。
鄭振鐸先生是代表團副團長，他身軀高大魁梧，說話聲音宏亮。馮友蘭先生是團員，他長鬚飄胸，神態莊嚴。鄭先生同馮先生年齡相若，鄭先生生於1898年，馮先生生於1895年，但他們風格迥異。
鄭先生當時已經漸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誰都談得來，也喜歡「抬槓」，開玩笑。恰好代表團中有幾個人都願意「抬槓」，於是成立了一個「抬槓協會」，簡稱「槓協」。會員們想選一個會長，領袖群倫。月旦朱紫，唇吻雌黃，最後都覺得鄭先生喜歡「抬槓」，又不自知其為「抬槓」，已經達到圓融無礙的「抬槓」聖境，便一致推舉他為「抬槓」協會會長。在他之下，團中「槓業」發達，會員們皆大歡喜。
和鄭先生相比，馮先生是威嚴有餘，活潑不足。他說話有點口吃，偶爾也願意說點笑話，是一個懂得幽默的人。而鄭先生開玩笑，找的物件恰恰是馮先生。
鄭先生管馮先生叫「大鬍子」，不時地和他說些開玩笑的話。有一次，馮先生正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理髮，刮臉的時候，鄭先生在旁邊起鬨，連聲對理髮師高呼：「把他的絡腮鬍子刮掉！」理髮師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馮先生的鬍子給刮掉了一塊。鄭先生勝利似的大笑，旁邊的人也陪著笑。然而馮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變。馮先生大度包容若此，難怪「文革」中，他白天挨鬥，晚上回家還讀《莊子·逍遙遊》。
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季羨林對鄭振鐸先生更為了解了，感到他胸懷坦蕩，耿直率真，豁達大度。出國前查體，他的糖尿病已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團裡的成員都替他擔憂，他自己從來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
回國以後，季羨林也經常同鄭先生接觸。有一段時間，鄭先生在北海團城辦公，擔負的行政工作更為繁重了，但他對書籍的愛好卻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請季羨林在家裡吃飯，季羨林看到他滿屋裡都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鄭先生彷彿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勞累丟在了一邊，眉飛色舞地談起來沒個完。沒想到晴天一聲霹靂，鄭先生竟在飛機失事中罹難，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代表團自始至終和睦相處，氣氛融洽。他們在熟悉而不褻瀆、親切而互相尊重的氣氛中生活了半年。這是季羨林得以認識馮友蘭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時間。他與馮友蘭先生同在北大，對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為了這門學問，馮先生不知遭受過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繼承法，甚至受到過詭辯式的嚴厲的批判，但他並沒有被壓垮，同時能在幾條戰線上應戰。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經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這種精神，季羨林非常讚賞。
3．矛盾人物胡適
胡適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季羨林與胡適的交往，是在經胡適聘任他到北大當教授以後。
當時，胡適是校長，季羨林是東語系系主任。胡適雖然不常在北京，而是經常乘飛機來往於北京與南京之間，但只要在北京時，他們在一起開會，見面討論工作的機會總是很多的。他們倆人都是北京圖書館的館務委員，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這兩個職務又增加了他們見面的機會。
有一段時間，印度尼赫魯政府往北大派來了一位訪問教授師覺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學生。胡適很關心來訪的印度教授和這批印度留學生，經常要見見他們，到他們的住處去看望，也請他們吃吃飯。而且把平常照顧印度朋友的任務交給季羨林，這使他有機會更多地來了解觀察這位在政界和學術界都紅得發紫的人物。季羨林在學術上也與胡適有來往，寫的一些文章拿給他看，請他指正，他總是連夜看完，提出評價。他對任何人都是和藹可親的，沒有盛氣凌人的架子。根據一段時間的瞭解，季羨林對胡適形成了一個總體印象。
根據我幾年觀察，胡適是一個極為矛盾的人物。要說他沒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實。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學術研究不放。一談到他有興趣的問題，比如說《水經注》、《紅樓夢》，神會和尚等等，他便眉飛色舞，忘掉了一切，頗有一些書呆子的味道。蔣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沒有脫掉流氓習氣。他實際上是玩胡適於股掌之上。可惜胡適對於這一點似乎並不清醒。有一度傳言，蔣介石要讓胡適當總統。連我這個政治幼兒園的小學生也知道，這根本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騙局。可胡適似乎並不這樣想。當時他在北平的時候不多，經常乘飛機來往於北平、南京之間，僕僕風塵，極為勞累，他卻似乎樂此不疲。我看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這就是他留給我的總印象。
在季羨林看來，胡適之所以是個矛盾的人物，具體表現就在於他是一個異常聰明的糊塗人，這真可謂一語破的。
胡適對待學生的態度很能說明胡適並不是死心塌地擁護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季羨林到北京大學任教之時，正是解放戰爭激烈展開、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的時候。北大學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風氣之先的，這或許有點像張中行先生所說的北大學生刺多扎手，在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方面，也是如此。沙灘北大的民主廣場號稱北京城內的「解放區」。學生經常從這裡列隊出發，到天安門廣場等地去示威遊行，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國民黨反動派則大肆鎮壓，逮捕學生，想掰掉北大學生的刺。這時候，胡適並沒有去幫助反動派壓制學生，而是張羅著去保釋學生。
有一次，他為了保釋學生，親自去找李宗仁，想利用李宗仁的勢力讓學生獲得自由。當時有些情景是季羨林親眼目睹的，有的是聽到的。即使是聽到的，與事實也不會相距太遠。
事實上，胡適從來不是國民黨員。他對國民黨也並非一味地順從。他真正服膺的是美國的實用主義，他崇拜的是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因此，他是拿美國那一把尺子來衡量，只要不銜合這個尺度，他就會挑點小毛病，鬧點獨立性。
胡適曾針對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知難行亦不易》。在季羨林看來，胡適敢於對國民黨的「國父」的著名學說提出異議，是需要一點勇氣的。因為蔣介石雖從來沒聽過「國父」的話，但他卻打孫中山的牌子欺騙群眾，有誰敢碰這塊牌子，是斷斷不能容許的。所以，胡適的文章一齣，蔣介石的御用黨棍一下子炸了鍋，認為胡適是大不敬，有群起而攻之之勢，而胡適卻一笑了之，一場風波也終於平息下去。
胡適和新月派的一些人物還曾一度打出過「好人政府」的旗號，他們大聲疾呼地宣傳，引起了一場喧鬧。原因明擺著，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還要去提倡「好人政府」，這就自然隱含著國民黨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國民黨暴跳如雷地反對「好人政府」，原因就在這裡。
出於對胡適先生的深切瞭解，季羨林從來沒對胡適進行全面否定。而且不僅如此，季羨林還敢於向胡適學習在他看來是正確的東西，比方說，在進行學術論文的論證時，他服膺胡適先生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自己寫文章，也採取這樣的方法。
4．老舍的白煮肉和沈從文的汽鍋雞
季羨林1930年回濟南探家時，在老同學李長之家裡陪老舍先生吃過一次飯，從那時起，他就算認識老舍先生了。
到翠花衚衕居住以後，季羨林又和老舍先生有過多次交往，印象深的就有兩次。
第一次是發生在解放初召開的一次全國漢語規範化會議時。當時國內語言學界、曲藝界的名人如侯寶林、馬增芬姊妹、老舍、葉聖陶、羅常培、呂叔湘、黎錦熙等先生都參加了。當時開會不算多，與會的人興致很高，會上的氣氛也十分融洽。
開會期間的一天中午，老舍先生要請大家吃頓地道的北京飯。與會者都知道，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飯肯定會是非常地道的，因此都欣然答應。
老舍被人戲稱為「北京土地爺」，他對北京人生活習慣之熟知，盡人皆知。他結交的北京人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據說，他能一個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車伕、舊警察這些舊社會的「下等人」，親密無間地開懷暢飲，就像親朋好友那樣，誰也沒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學士的感覺。
老舍請吃飯，大家的興致都高起來。與會者商議的結果，是由老舍先生做東去西四砂鍋居吃白煮肉。到了砂鍋居，大家發現他同飯館經理甚至到小夥計，都是好朋友。所以，雖然是一餐簡單的飯，但飯菜均極佳，服務也很周到，結果是大家盡興地飽餐了一頓。季羨林、葉聖陶、呂叔湘等同去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季羨林到東安市場北門對面的一家著名理髮館理髮。一進門，季羨林猛然瞥見老舍先生也在那裡，他躺在椅子上，臉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團肥皂沫，理髮師正在給他刮臉。這不是說話的時候，季羨林只寒暄了幾句，就不再說什麼了。輪到季羨林坐到椅子上時，從鏡子裡看到老舍先生正在跟自己打招呼告別，一直看著他的身影走出門去。
季羨林理完髮，要去付錢，理髮師告訴他，老舍先生已經替他付過了。當時，季羨林心想：這樣芝麻綠豆般的小事，雖不足以體現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不是足以體現他這種細心體貼人的心情嗎？
通過多次交往，季羨林更認識到老舍先生的偉大：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北斗，用不著我來細加評論，我也沒有那個能力。我現在寫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見大，於瑣細中見精神，於平凡中見偉大，豹窺一斑，鼎嘗一臠，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個人格的一個縮影嗎？
季羨林到北大任教之時，沈從文也從雲南來到北大。他們在同一所學校任職，住處又不遠，季羨林住翠花衚衕，沈從文住中老胡同，都離沙灘不遠。所以，從這時起，他們見面就多了。
有一次，沈從文請季羨林吃飯。這是季羨林吃過的一頓相當別緻、畢生難忘的飯，是雲南有名的汽鍋雞。
原來做雞的汽鍋是沈從文從昆明帶來的，外表看上去很像是宜興紫砂，上面還雕刻著花卉、書法，古香古色。這種汽鍋雖屬廚房用品，但它古樸高雅，季羨林認為它簡直可以成為案頭清供，與商鼎周彝鬥豔爭輝。
吃飯時，沈先生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什麼東西。季羨林覺得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輕而易舉就能開啟。但沈從文卻從季羨林手裡一把搶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季羨林非常吃驚，接著是感慨：
這一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我自己也許就是這樣一個「土包子」，雖然同那一些只會吃西餐、穿西裝、半句洋話也不會講偏又自認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來，我並不覺得低他們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認為沈先生是「土包子」嗎？
能印證沈從文先生這種「土包子」性格的，還有一件小事。他們倆有一次去中山公園遊逛，口渴便要了一壺茶。茶攤夥計端來沏好茶的茶壺，季羨林正要拿起茶壺來給沈先生斟茶，沈先生又是一把搶了過去。他先斟滿了一杯，但並不喝，而是又把它倒入壺中，他告訴季羨林，只有這樣才能把味調得均勻。這樣一件小事，雖微不足道，但在瑣細中，也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
而後，季羨林和沈先生共同迎來了北京的解放。在這前後，沈先生擔任北大教職之外，還擔任天津《益世報》、北京《經世報》、《大公報》等報的文學副刊編輯。只是他覺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來越落後於社會現實，所以創作逐漸減少。解放時，沈先生的心情是激動的，然而他並不故做革命狀以達到某種目的，他仍然是樸素如常。
沒過多久，一位著名的文藝理論家，在香港的一家進步文藝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文壇一瞥》，用他特別發達的嗅覺和視覺，看出了文壇上的許多顏色。他這「一瞥」，便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紅色的小生。沈先生當頭捱了棒，從此被「瞥」下了文壇，銷聲匿跡，再也不寫小說了。這一場歷史的誤解之後，沈從文被分配到歷史博物館工作，在絲綢、陶瓷、漆、玉、工藝美術圖案中轉來轉去，什麼古紙、古代刺繡、古代衣飾等等，他都研究，出版了一部專講中國服飾史的專著，一時洛陽紙貴，受到國內外一致的高度讚揚，他也成了這方面的權威。沈先生還自己寫章草，成了一個書法家。
後來，季羨林和沈從文在會議上，在公共汽車上，偶爾相遇在一起，他們之間都感到非常親切。沈先生依然是那麼溫良、淳樸，時代的風風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沒有留下什麼傷痕。他一談到中國古代科技、藝術等等，便喜形於色，眉飛色舞，娓娓而談，如數家珍，天真得竟像個大孩子，這就更增加了季羨林對他的敬意。
5．忠厚長者曹靖華和抒情詩人馮至
季羨林在清華讀書時讀過曹靖華的翻譯作品，1946年回國在上海臧克家處，聽到國民黨警察在南京下關車站毒打曹靖華等人的訊息，從此他對曹靖華十分敬佩。
季羨林到北京大學工作之後，曹先生在俄語系工作，他們行當不同，接觸並不多，但見面的機會還是有的，季羨林對他形成了一個初步印象：
他留給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長我十四歲，論資排輩，他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他為人淳樸無華，待人接物，誠摯有加，彬彬有禮，給人以忠厚長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國舊文化精華的一個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風化雨中。
但是，這只是他性格的一個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卻如金剛怒目，對反動派決不妥協。他通過翻譯蘇聯的革命文學，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績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記憶。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則。早年他冒風險同魯迅先生交往，支援人民的正義鬥爭，堅貞不屈，數十年如一日，終於經歷了嚴霜烈日，走過了不知多少獨木小橋，迎來了次第春風。他真正做到了「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解放後，季羨林同曹靖華同在《世界文學》任職，曹靖華任主編，季羨林當編委，開編委會時，他們放言高論，其樂融融。季羨林不喜歡文山會海，不是「開會迷」，但《世界文學》的會，他非常希望參加，與曹靖華見面，成為他的一大樂事。
季羨林不大喜歡拜訪人，沒去過曹靖華的家。他們平常在校園中見了面，總要問寒問暖，說上一陣子話，彼此之間又欣慰又興奮。在外面開會時碰在一起，更要促膝長談。他們之間的交往，正是那種高層次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誼卻是永存的。
馮至先生長季羨林六歲。季羨林在清華念大學的時候，讀過他的抒情詩，對其中的一些形神俱臻絕妙的詩句，無限嚮往，無比喜愛，因此覺得魯迅先生讚譽他為中國的最優秀抒情詩人，真是至理名言。對這樣一位著名的抒情詩人，季羨林可以說是心儀已久了。
到1946年季羨林到北大任教之時，與馮至見面的機會很多。馮先生在西語系，西語系與東語系的辦公室同在沙灘北樓，緊挨著，幾乎天天可以見面。
但是，季羨林對馮至先生形成深刻印象，不是在北大，而是在中德學會所在地。這是一所三進或四進的大四合院，房屋建築是典型北京式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所以雖然沒有曲徑通幽之處，但迴廊重門，也足以讓人產生奇趣。庭院深深，正像宋歐陽修《蝶戀花》所描寫的：
庭院深深深幾許，
楊柳堆煙，
簾幕無重數。
這樣的大院，把喧雜鬧攘的市聲都阻擋在大門外面。院子裡靜如古廟古寺，一走進去，就讓人覺得幽寂怡性。季羨林經常在這裡與馮至、畢華德、張星烺、袁同禮、向達等人開會，討論中德之間的學術文化交流和其他學術問題。
解放軍進駐北京之際，馮至先生沒跟胡適先生撤離北京。季羨林也沒有走，他們共同度過一段歡喜、激動、興奮、甜美的日子。
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一次會上，周揚開玩笑說：「國民黨稅多，共產黨會多。」馮至先生接著套用了李後主李煜《虞美人》詞，說：「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話並沒有惡意，但都屬於「怪話」，在這方面，季羨林與馮至先生可以說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也可以說是「伯仲之間見伊呂」。不願開會，也不善交際，是他們的共性。但由於他們學術的地位，解放後集會結社，名目繁多，所以，越不願意開會，不願意交際，反而要多次開會，多方交際，最後幾乎成為「國際活動家」、「社會活動家」。
對於季羨林來說，與馮至先生的交往，每次回憶起來，幾乎每一件事都像一首耐人尋味的抒情詩，歌頌著他們之間的長期交往形成的友誼。
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中，我們雖為朋友，我心中始終把他當老師來看待。借用先師陳寅恪先生的一句詩，就是「風義平生師友間」。經過這樣長時間的親身感受，我發現馮先生是一個非常可愛，非常可親近的人。他淳樸、誠懇，不會說謊，不會虛偽，不會吹牛，不會拍馬，待人以誠，同他相處，使人如坐春風中。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脾氣。
6．畫家吳作人和佛學家湯用彤
季羨林與畫家吳作人的友誼，開始於1948年為泰戈爾辦畫展，他們在無言中成了朋友。
這之後，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季羨林一下子對藏畫發生了興趣。在藏畫方面，他雖然是初出茅廬，但「野心」挺大：不收齊白石以下的作品。他於是就請吳作人代他買幾張白石翁的畫作。吳作人便以內行的身份問他：「有人名的行不行？」解放初在收藏家中形成一種偏見，如果畫上寫著受贈者的名字，則不如沒有寫名字的值錢。季羨林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立刻回答：「我不在乎。」過了沒幾天，吳作人就告訴季羨林，畫已經買到。季羨林清楚，吳作人是行家，又認識白石翁，買的畫絕對不會是贗品。於是，他連忙到吳作人在建國門內離古觀象臺不遠的老房子裡去取畫。從那時起，季羨林開始收藏書畫，但那次他只用了相當於人民幣30元錢的價錢，便買下了當時最著名畫家的四五張畫。
後來，在赴印緬途中，季羨林與吳作人有長達幾個月的相處。
那是在印度科欽市。這是一個西海岸上的著名港口，中國古書上稱為柯枝，古代就與中國有過來往。明朝鄭和航海到過這裡。城市不大，但到處是中國的影子，房屋建築的山牆是中國式的，捕魚的網是從中國來的，博物館裡擺著中國明代青花瓷盤和瓷碗，閃著青白色的光輝，召喚著中國遊人發出思古之幽情。
城小，很快就參觀完。一天早晨，印度主人安排訪問團乘小輪遊覽海港。
那一天旭日初昇，海波不興。季羨林與吳作人坐在一艘船上，小船向大海駛去，真有點「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的氣勢。小船在海灣裡兜著圈子，季羨林他們心潮澎湃，意氣風發，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嘹亮」！大家沉浸在剛解放的歡騰裡，激動的人心，回還往復的旋律，就像眼前海中的波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連綿起伏，永無止境。此時此刻，情與景會，歌聲逐浪高。水天汪洋，大海茫茫，他們彷彿成了主宰沉浮的宇宙之主了。這時候，季羨林發現，吳作人唱歌聲音有點低沉，便好奇地問了他一聲。他說這是二重唱的合音。
還有一次，他們在緬甸東枝訪問。這裡與科欽迥異其趣，既無大海，也無大山，卻有秀美的林泉，扶疏的花木，大地上到處是一片濃碧，偶爾發現一點黃色，那是萬綠叢中的桔園中懸掛在枝頭的柑桔。東枝有一個茵萊湖，是一個長達百里的狹長淡水湖，湖面上漂浮著人工製造而成的「浮島」，能夠活動。在大的浮島上，人們修建成木樓，木樓相接而成水村。村村相連，形成水城。居民往來都坐船，船伕划船的姿勢是絕無僅有的：他站在船頭，用一隻腳划船，行駛卻很快。這裡的居民很少登陸，死後就拋屍水中，所以這裡的居民不吃魚，因為魚是吃死屍長大的。季羨林感到，這好像是一個神話世界。
在這樣童話王國般的環境裡，我們參觀任務不重，悠閒自在，遺世而獨立，頗多聊天的機會。我和作人常常坐對桔園，信口閒聊，上天下地，海闊天空。沒有主題，而興趣盎然。
回國後，行當不同，人各一方。後來他們同時出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在五年任期中每兩個月能見一次面，但已無暇晤對閒聊。吳作人曾到季羨林家，送給他一冊影印的同夫人蕭淑芳女士的畫冊。他們的友誼，就像這本畫冊，是永存的。
湯用彤是著名佛學家，在季羨林回國之時，他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是他和胡適校長、傅斯年代校長聯合聘任季羨林為北大教授的。他1947年夏天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講學，1948年9月回北大。北京解放後，他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年任副校長。
季羨林與湯用彤的來往很多，始終把湯先生作為自己的長輩和師長。有關佛教、佛學的許多問題，他經常向湯先生請教。但觀點有時會不一致。工作上，他是系主任，要向文學院長湯先生彙報，請示工作。
季羨林在寫作《浮屠與佛》這篇學術論文時，湯先生指出，《魏書·釋老志》說：「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屠之教。」這最後一句，是魏收臆測之辭，理由是《後漢書·西域傳》說：「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誌，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而季羨林則認為，張騫大概沒有聞浮屠之教。魏收處置史料的方法是：只要原來史料裡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來是「佛」，他也用「佛」；自序則純用「佛」。根據這一原則，他認為倘若是魏收臆測之辭，他不應該用「浮屠」兩字，而應該用「佛」。所以，雖然不能知道魏收根據的是什麼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季羨林採取的是一種嚴謹的科學態度，即使是權威學者的觀點，他也絕不盲從。對湯用彤是這樣，對美國、德國的一些權威學者，也是這樣。
但是，季羨林非常尊重湯先生，寫成的許多有關佛學的論文，都請湯先生過目，如《〈列子〉與佛典》的初稿，就先送湯先生審閱，湯先生提了許多寶貴的意見。當時湯用彤在開設魏晉玄學的課，他徵得湯先生的同意，每節課都去聽，筆記記了厚厚的一大本。一個教授去完整地聽另外一個教授的課，這在北大的校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顯然，季羨林與湯用彤的交往，多是學術上的。他們在學術上相互切磋，促進了他們之間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