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院系調整遷到西郊的北大
1．這裡曾是「萬園之園」的一部分
這裡是北京西郊，圓明園的遺址，它曾是歷史上輝煌的「萬園之園」。這座著名的人工園苑，始建於清康熙四十八年（1708），康熙和乾隆兩位皇帝多次下江南，回京後讓人把江南的名山秀水畫成圖，選其優者設計到圓明園裡。經過六七十年的不斷增建，形成舉世無雙的人工園苑。園中到處是園林殿閣，名園如林，豪華瑰麗，氣象萬千。圓明園又稱「圓明三園」，包括圓明園、萬春園和長春園三個大園苑。
圓明園中，溪湖、山石、殿閣臺榭相連不斷，自然山林溪谷上栽種著無數珍貴花木，各種中西合璧的建築、歷代儲存下來的文物、各種華麗的陳設，使這裡成為一座五光十色的真正的迷宮。園中僅著名的景點，就有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澹泊寧靜、濂溪樂處、天然圖畫、上下天光、長春仙館、萬方安和、匯芳書院、日天琳宇、洞天深處、平疇遠風、碧桐書院等，都是極富詩意的。景中又有景，樓、臺、亭、閣，錯落有致，熠熠生輝。
主要景點有許多皇帝手書的匾額或對聯，如正大光明殿，有雍正題寫的對聯：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
樂民之樂以和性怡情
九州清晏殿有乾隆的對聯：
所無逸而居，動靜適徵仁智
體有常以治，照臨並葉清寧
澹泊寧靜殿乾隆的對聯是：
厥惟艱哉，載芟載柞籌穡事
亦既勤止，日暘日雨驗農時
濂溪樂處殿乾隆的對聯是：
與古人相對，左圖右書
偕造物者遊，仰觀俯察
天然圖畫樓雍正的對聯是：
欣百物向榮，每識乾坤生意
值萬幾餘暇，長同海宇熙春
上下天光樓乾隆的對聯是：
雲水澄鮮，一幀波光開罨畫
煙嵐杳靄，四周山色浸分奩
長春仙館乾隆的對聯是：
安輿歡洽宜春永
慶節誠依愛日長
萬方安和乾隆的對聯是：
四海昇平承帝春
萬幾競業亮天工
匯芳書院乾隆的對聯是：
寶案凝香，圖書陳道法
仙台麗景，晴雨驗耕桑
日天琳宇雍正的對聯是：
千載丹心扶大義
兩間正氣護皇圖
洞天深處乾隆的對聯是：
道統整合歸至德
聖功養正仰微言
這些對聯喋喋不休地歌頌著清代帝王的「浩蕩」皇恩。
圓明園的周圍，更有無數從屬園苑，如靜宜園（香山）、靜明園（玉泉山）、清漪園（頤和園）、近春園、熙春園、暢春園、朗潤園、勺園、蔚秀園、承澤園、淑春園等等，都是「萬園之園」的附屬部分。
可惜的是，這座名園在1860年遭英、法侵略者的野蠻破壞，無數珍寶被搶劫一空，他們還不滿足，竟又滿園放火，連燒三天三夜，使巨大園苑在轉眼之間變成一片廢墟。帝國主義的罪行，永遠寫在這廢墟上！
這裡現存的雖然僅剩下廢墟，但是透過歷史的塵煙，穿過歷史的時空，在這遺留下的巨大的石基、斷柱和殘垣上，不難想象出它當年的氣勢是多麼輝煌。而殘留下的「福海」花崗石堤、部分石橋和西洋樓的漢白玉石門雕塑，更讓我們想到其他大量的精工細雕之作。
鴉片戰爭之後，美國人到中國傳教，其他國家也競相效尤，設立教會。教會在傳教的同時，也以慈善事業為名，辦醫院，辦學校，後來被稱之為文化侵略。
清朝末年，各國在華辦的教會學校已經不少，但各校各自為政，沒有統一的組織。在國立學校不多、質量不高的情況下，教會學校有相當大的勢力，相當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之後，國立學校數量增多，質量也有所提高，形成了壓倒教會學校的優勢，教會學校便作出回應，將各校聯合起來，組織起來，以抵抗國立學校。它們把華北、華中、華東、華南、華西等區的教會學校合併，每一區只留一兩個教會大學。於是就有了燕京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三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嶺南大學等大學。
燕京大學於1919年由北通州（今通縣）的協和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合併而成。第二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也併入，校長為司徒雷登。
燕京大學成立之後，一面在城裡找地方上課，一面在西郊建校舍。
西郊的圓明園廢園很多，在當時有的被軍閥佔有，有的任其荒廢。燕京大學選中了其中的一個廢園，叫「淑春園」，據說原是和珅的園子。民國初年被陝西軍閥陳樹藩佔有，經協商，他同意將這個廢園半賣半捐讓給燕京大學，價錢是二十五萬元。
燕京大學準備在這個廢園建樓，便向美國募捐，誰捐出一座樓的建築費，該樓就以其名為樓名。對著西校門的那座老辦公樓，因為是一個叫baker的人捐建，名就叫「貝公樓」，是當時的主樓。這座樓的樓基，是原圓明園的一個殿基，連門前的一對麒麟和臺階，也是從圓明園搬來的。而從圓明園運來的最大建築物，是校西門內的一對華表。據馮友蘭先生說：
照封建社會的傳統制度，皇帝的宮門口有兩對華表。在門外的一對，上面的獸頭向外，叫「望君出」，門內的一對，上面的獸頭向內，叫「望君歸」。天安門內外的那兩對華表就是這個樣子。圓明園宮門口的兩對華表，都還完好，一對在燕京，還有一對在北京圖書館。
在這荒廢的皇家園裡，耶魯大學建築師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killammurphy）設計出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築，是一些現代鋼筋水泥建築與傳統的琉璃瓦大屋頂相結合形成新式的對稱形宮殿，雕樑畫棟，琉璃飛簷，或渾圓挺秀，或莊嚴巍峨，或氣勢磅礴，或平實質樸，是燕園內的主要景點。自來水塔也隱藏在鋼筋水泥的寶塔內，矗立在今日未名湖之東岸，取名為博雅塔。湖西南的一片住宅，原是校長所住，1931年冰心女士取名為「臨湖軒」，由胡適先生寫在一塊青色的匾上，下面有胡適的署名。如今那塊匾雖然不在了，但仍稱之為臨湖軒。茂林修竹掩映之中的臨湖軒，永遠向學人顯示著它那無窮的魅力。
北京大學搬進燕京原校址之後，進行了擴建，暢春園、朗潤園、勺園、蔚秀園、承澤園、淑春園、燕南園、燕東園、燕北園、中關園，都囊括在北大。燕大的文、理、法三學院全部併入北大，清華的文科，也併入北大。院系調整之後，哲學系只保留了北大一個，其他院校包括清華在內，哲學系全部取消，教師併入北大。清華因此而成為一個多學科的工科大學，而北大則成為文理並重的綜合大學。
2．藍旗營公寓
東語系搬到西郊燕京大學的一棟古式建築裡，被定名為「外文樓」，西語系則搬進毗鄰的「民主樓」，俄語系搬進「俄文樓」。
東語系教師從城裡也都搬到燕園居住。馬堅先生住到燕東園，宿舍是一座別墅式的住宅，坐落在燕東園的東北角，房子不算很大，但卻很實用，一間客廳，一間書房，三間臥室。而季羨林則隻身一人，夫人和嬸母仍在山東濟南老家照顧叔父，女兒婉如在天津，兒子季承在北京，上著大學，他便沒住到按資格可以住的燕東園或燕南園，而是住進了藍旗營的一所公寓裡。當時這裡還十分荒涼，公寓門前連馬路都沒有。修馬路時，季羨林心裡還有點想不通，心想修這樣的馬路幹嗎呀？在這所公寓裡，季羨林一住就是十年，對門鄰居是楊通方、李玉潔夫婦。
季羨林一個人住在中關村藍旗營公寓，其生活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早餐就是烤饅頭片就花生米，佐以一杯濃茶，天天如此。午飯，拿一個大茶缸子從食堂打飯，往往多打一些，等餓了時，在爐子上熱一熱，燴一燴，又是一頓晚飯。
後來，他的孩子大學畢業後到北京來工作。女兒婉如在核工業部，兒子季承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當時工作地點都在城裡。所以，這時候，季羨林仍然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沒有人照顧。
有一次，季羨林生了病，發燒到40c，起不了床，那時候又沒有電話，系裡發覺他沒有去上班，但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的在城裡工作的孩子星期天來看他，差一點連門都沒有敲開。
可喜的是，清華時的「四劍客」，李長之、吳組緗、林庚、季羨林，在院系調整後，有三個人又湊在一起了，只有李長之不在。這在季羨林，已感到相當滿足了。
清華畢業後，我們「四劍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縣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異域，各奔前程，為了餬口，為了養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滾打，歷盡苦難，在心靈上留下了累累傷痕。我們各自懷著對對方的懷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著，等待著。一直等到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組緗和林庚又都來到了北大，我們這「三劍客」在睽離二十年後又在燕園聚首了。此時我們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國事，事事縈心。當年的少年銳氣已經磨掉了不少，非復昔日之狂縱。燕園雖秀美，但獨缺少一個工字廳，缺少一個「水木清華」。我們平常難得見一次面，見面大都是在校內外召開的花樣繁多的會議上。一見面，大家哈哈一笑，箇中滋味，不足為外人道也。
就在這樣靜默的環境中，季羨林默默地奮鬥著，在文海書山之間耕耘著。
他最喜歡與青年學生在一起，覺得青年人思想活躍，敢於提出新問題。他和學生們一起勞動，一起佈置會場，學生們誰也不覺得他是個著名的教授。
院系調整之後，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教職員工開始評級，施行新工資標準。1952年的評級，季羨林被評定為一級教授，馮友蘭因為過去的政治關係被評定為四級教授。到1954年又重新評級，季羨林仍是一級教授，馮友蘭也被評為一級教授，同時被評為一級教授的還有陳岱孫、翦伯贊、王力、鄭昕等人，北大共有28名之多，佔全國56名一級教授的二分之一。後來，國務院在中國科學院設立學部委員，季羨林、馮友蘭等人都被選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除拿一級教授的工資以外，每月還享受120元的學部委員補貼。
這期間，季羨林開始參加大量的社會工作，尤其花費大量精力投入文字改革的工作。王力先生1954年從中山大學語言學系調整到北大中文系，他們一塊從事語言研究。解放後提倡集體主義精神，成立機構，組織學會，他們一起共事，參加了政務院（後改為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王力先生的工作重點放在制訂漢語拼音方案方面，季羨林參加的則是漢字簡化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經常在一起開會，經常聽到王力先生以平穩緩慢的聲調，發表一些卓見。
東語系經調整後，新增的專業有烏爾都語（1954）、波斯語（1957），加上原有的梵巴語、日本語、阿拉伯語、朝鮮語、緬甸語、越南語、印地語、印度尼西亞語、蒙古語、泰國語，成為名副其實的東方語言文學系。
此時，為了提高教學質量，東語系開始聘任外籍教師。日籍教師岡崎兼吉回憶說：
我忘不了1953年5月3日的傍晚，來東語系報到的那個日子。我在妻子病故還不到兩個月便獨自帶著兩個幼小的孩子，提著極其簡單的行李走進北大的西門，此時外文樓已籠罩在一片暮靄之中，惟有東面的一角還亮著燈。在那裡，系主任季羨林教授一人正等著我的到來。
當時，日語教研室有徐祖正、陳信德、魏敷訓、劉振瀛（主任）、黃啟助等眾多從事日語教育的著名先達。他們都熱情地歡迎我以及我的全家，並給予我這樣一個毫無大學教學經驗的新手以真誠的鼓勵和幫助。多蒙這些先生們的厚愛，我於此後的十多年乃至數十年中，才能愉快地埋頭於教學和研究。
楊通方教授也受聘來北京大學任教，講授朝鮮語。他和季羨林同住一樓，而且是對門，長達十年之久。楊通方教授在培養學生的工作中盡上了最大的力量。
在中外教師的共同努力之下，東語系越辦越好。
3．東語系正常平穩發展
院系調整後的北大東語系，走上了正常平穩發展的道路。
進過東語系的人都知道，該系不僅以語種多、師資強、學術空氣濃而馳名海內外，而且也以團結向上、艱苦奮鬥的作風而享譽燕園。這正與東語系長期受季羨林薰陶有關，他的領導作用、垂範作用，無時不在東方學系發揮影響。原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院長、少將卞鐵堅不無深情地說：
這是與系主任季先生的領導作用、垂範作用密不可分的。他不僅是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宗師，而且是一位純樸、敦厚、勤懇、謙和的長者。學生們不約而同地稱他為「季先生」，幾乎沒有人稱他「季主任」，這表明他是最標準的「先生」。那一身藍布中山裝，那始終掛著笑容的和善面孔，那深入淺出、如話家常的談吐，那極有規律的簡樸到了極點的生活，那「潤物細無聲」的春雨般的散文，那筆耕不輟、手不釋卷的堅韌品格——這就是這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先生。
季羨林作為系主任，精心設計系裡的課程。對梵巴語專業，他更是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導思想，是把學生培養成印度學的研究人才。只有學好梵文、巴利文，掌握這兩把金鑰匙，才能開啟印度古代文化寶庫的大門。而開啟寶庫之後，會不會鑑別寶庫裡的收藏品，則要看研究能力。季羨林十分注意培養和激發學生們的研究興趣，鼓勵學生廣泛涉獵文史哲各門基礎課程。
正是由於季羨林，外文樓幾乎成為那些知識探索者的家，成為一個和諧的研究集體。
從整體上來看，教員們的教學熱情空前高漲，解放前的教學簡直不能望其項背。原因很簡單明瞭。人人有一種解放了的新鮮感覺，解放區的天確實是明朗的天，人人想前進，人人思改造。當時政治清明，社會風氣良好。反映到我們教員身上，我們決不想平平穩穩然而卻無聲無息地教下去，而是要改進，特別是在教學法方面表現得更加突出。教學法是教學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當時全國各大學和學院都十分重視教學法。只要哪一個學校有了新的成功的方法，全國各地都必然前往「取經」。南至雲南，北至黑龍江，無遠弗屆。當時又處在「一邊倒」的高潮中，對蘇聯的一切都是崇拜備至的，奉若神明的。在教學法方面也不例外。蘇聯的拉赫曼諾夫教學法，一旦傳來，群起學習，形成了一股熱潮。我們系也決不後人。各個教研室都認真學習、實踐，一旦自認為嘗試成功，系裡便組織公開課，以擴大影響。外校的同行們也紛至沓來。一陣熱鬧過後，又不知從什麼地方興起了另一種新的教學法，於是又群起學之。最後一直學到「直接教學法」，仍然是大張旗鼓，鑼鼓喧天，全國一片直接教學聲。但最終還是銷聲匿跡，又恢復了平穩。是不是我們這種學習教學法的做法，朝令夕改，翻履無常，干擾了教學的平穩，因而是得不償失或者簡直是瞎胡鬧呢？否，否，我決不認為是這樣。我認為，這是我們系，我們北大，以及全國從事外語教學的同行們，棄舊圖新，苦心孤詣，千方百計想把教學搞好，培養出國家需要的高質量的外語人才熱情的具體表現。這種敬業愛國的表現，我們永遠不應當忘記。
與教學法相聯絡，東語系也十分注重教材的建設。幾乎每改一次教學法，就必然產生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種新教材都凝聚著教師「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的心血。
東語系還強調，教學和科研要齊頭並進，二者密不可分，可以互相促進，互相補充，要想真正提高教學質量，就必須隨時提高科研水平。在季羨林的影響之下，教師們在進行教學工作的同時，仍然沒有停止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主要表現在出版的大量學術專著和論文上，最突出的表現是各種詞典，外語漢語詞典、漢語外語詞典，出版的數量多，質量高，很多在中國是前無古人，披荊斬棘，獨闢蹊徑，另立新天的，因而受到國內外有關方面的高度讚揚。
師生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教師上課，都有詳細的大綱和教案，這都要經過教研室事前討論，上課時決不能信口開河胡講亂講。老師們非常關心同學們的學習和生活，經常到學生宿舍去輔導，或者瞭解學習和生活情況。老師備課一直到深夜，夜深人靜之時，老師的屋子裡仍然燈火通明，或者在查閱文獻，或者是在翻看字典，或者在奮筆疾書，或者在批改作業。老師們都知道，要想送給同學一杯水，自己必須先有一桶水，甚至一井水，誰都不願意提著空水桶上課堂。
學生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絕大多數學生都能老師指到哪裡，他們就做到哪裡。他們刻苦學習，認真鑽研。
老師教書不是為了吃飯，更不是為了升官發財。學生唸書，也不是為了文憑。師生有一個共同的偉大目標。他們既是師生，又是同志，這是幾千年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現象。
東語系確實在正常平穩發展。
但是，同世間的萬事萬物一樣，絕對的正常、平穩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往往都是正常和不正常，平穩和不平穩，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互相交替。東語系也是這樣。
單從系的名稱來說，就出現過幾次反覆。
一開始，正式成立時，系名定為「東方語言文學系」。建國伊始，為了滿足國家的需要，系裡集中力量培養翻譯人才。但是一來二去，誰也不記得到底是從什麼時候起，也沒有校方的正式通知，系名被悄沒聲地改為「東方語言系」，「文學」失蹤了。最初，作為系主任的季羨林和其他老師們，並沒有太介意。他們認為，「名者，實之賓也」。反正系裡的重點是語言，「文學」丟掉，就由它去吧。
但是，過了幾年，系裡培養翻譯的任務已經基本上完成了，而系裡的課程設定，同西方語言文學系、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也都沒有任何差別。那麼，為什麼他們的系名裡有「文學」，而自己系卻沒有呢？這時候，季羨林和系裡一些老師便感到有些不平衡，「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於是他們也就開始「鳴」了。
先從系裡鳴起，一直鳴到學校，鳴到了教務長耳朵裡。教務長說：「這不是什麼大事，不必過分看重！」但是，我們系裡都認為這是一件大事。沒有「文學」，好像就低人一等。為了奪回我們失去的「文學」，我們總共用了好幾年的時間，總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又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悄沒聲地，「文學」兩個大字又金光閃閃地出現在我們系的名稱中。我們知足常樂，從此天下太平。
然而，這只是不正常、不平穩的一個小側面，而真正不平穩、不正常的，是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
二、經歷運動
1．從藝術界開始的運動
解放初，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尤其是藝術、電影領域，開始了一場被稱之為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重大斗爭」。
首先遭到批判的是電影《清宮秘史》，本來是藝術問題，卻被說成是任意歪曲歷史事實，美化帝國主義，歌頌保皇黨，誣衊革命的群眾運動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鬥爭，宣揚民族投降主義和階級投降主義。這部影片在全國上映不久，毛澤東就指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劉少奇則針鋒相對地提出，該電影是愛國主義的，陸定一、周揚和胡喬木，都支援劉少奇。而江青則支援毛澤東，幾次在會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解放後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已經開始。
在1950年底，在周揚、夏衍的支援下，電影《武訓傳》攝製完成，在全國各大城市上映。周揚認為武訓是「為人民服務」的，號召學習「武訓精神」。影片開始影響全國。
1951年初，毛澤東看到了《武訓傳》的反動性，是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反動影片。當江青向周揚傳達這些意見時，周揚認為有點改良主義沒有什麼了不起。5月20日，毛澤東為《人民日報》撰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提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揚封建文化，併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毛澤東還指出：「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他號召「應當展開對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從此，在全國教育界和其他各界，都開展了學習這篇社論和批判《武訓傳》及「武訓精神」的運動。教育部要求把這一運動普及到每個學校每個教育工作者，以肅清「武訓精神」的影響，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亂，以武訓命名的學校，應立即改名。
這之後，是江青組織「武訓歷史調查團」，到山東去調查，寫出《武訓歷史調查記》，用「鐵一般的事實」，揭露了武訓這個打著「義學」旗幟，「為地主階級盡忠效勞的大騙子、大流氓、大奴才的醜惡嘴臉」，使對「反動的意識形態的一場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大破了「反動的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大立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思想方面為社會主義改造準備了條件。
但是文藝領域並不是都積極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運動，到1954年2月，胡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三十萬字的意見書，對毛澤東的文藝路線提出了不同意見，被認為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從此，「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發和批判，這一事件也就成為嚴重的敵我矛盾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季羨林回憶說：
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作輪下之鬼。
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揭發和批判還沒有完結，俞平伯和胡適又被揪了出來。
1954年9月，毛澤東看到《文史哲》上發表的李希凡等人《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的文章，十分重視。10月，毛澤東就北京大學教授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問題，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批評《文藝報》壓制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根據這封信，全國文藝界及哲學社會科學界，都開展了對《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批判，同時展開了對胡適派唯心論的批判，全國各高等院校文科專業的師生均參加到這一批判之中。
從這次批判中，很多人認識到，過去胡適派的思想沒有受到什麼批判，古典文學方面，是胡適派的思想佔了上風。
從此，很多嚴肅的學術問題，往往都和政治運動掛上鉤，而廣大知識分子，必須適應這些運動，逐漸把自己培養成不致被打倒的「運動健將」。
2．不是陰謀，而是陽謀
到1957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在其中提出瞭如下的著名觀點：
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
針對黨內外的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毛澤東提醒全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黨內大多數人是正常的，穩定的，少數人有波動。下雨之前總會有螞蟻出動，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
到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據參加過最高國務會議的馮友蘭先生講，毛澤東講話的時候，正是政協全國委員會開大會的時期，出席大會的政協委員都列席了最高國務會議，馮友蘭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也參加了會議，聽了毛澤東的講話。毛澤東講話的時候，既沒有講稿，也沒有拿大綱，就像平常講話一樣，隨隨便便，有時還加上一些詼諧，會場中的氣氛非常活躍。
整風運動開始時，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並希望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黨的威信當時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雖然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但有的意見十分尖銳，有的話說得也不好聽。於是，到5月份，毛澤東便向黨內發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指示，指出在共產黨內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他們嚮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否定一切。他們與社會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分子互相呼應，聯成一氣，親如兄弟。毛澤東又向全黨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最堅決，最猖狂，什麼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右派來說，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
毛澤東還告訴全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黨內黨外的右派都不懂辯證法，物極必反。我們黨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他們不顧一切想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莊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他們越做得不合理，就會越快地把他們拋到過去假裝合作，假裝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反面，讓人們認識他們不過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時他們就會把自己埋葬起來，這有什麼不好呢？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紙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
到後來，有不少人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對於這場整風運動，季羨林的認識是：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徙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
當時究竟有多少人被劃為右派，確切數字季羨林並不知道。他只知道，右派是下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出了不少笑話。
比方說，北大哲學系教授張岱年，參加一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今之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一次座談會，會上針對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他發言說自己非常高興，歡欣鼓舞。他說：先秦時期曾經出現過百家爭鳴，現在又要實行百家爭鳴了，但是，現在的百家爭鳴與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應有所不同。現在的百家爭鳴，就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的百家爭鳴，張岱年表示自己是堅決擁護馬克思主義的。
嗣後，張岱年訪問熊十力教授，熊先生告誡他說：你要注意，情況是複雜的。你如果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壞的汙名加在你的頭上。
但張岱年覺得，自己信仰唯物論，又擁護社會主義，不會有什麼問題。到5月17日，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召開工會小組會，張岱年發言說：
三反肅反，我都積極參加了，但覺得也有一些問題。清華搞三反運動，一些老教授，如馮友蘭、潘光旦先生，檢查了三次才通過，未免傷了知識分子的感情。肅反運動時，本系開了批判王錦第的會，後來又宣佈，據調查，王錦第的問題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經交代了，沒有新的問題。為什麼不先調查後討論呢？不先調查，卻先開批判會，這不合適。
張岱年發言的當時，並沒有人反駁，但是，經過一個暑假，到了九月，系裡忽然開會對張岱年進行批判，認為他反對三反，反對肅反，宣揚資產階級的思想自由，於是扣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定為右派。張岱年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尤其在對他的批判中，一些人深文周納，給他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剝奪了他教學的權利。自此之後，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識，但公道自在前輩學者心中，所以金嶽霖先生、朱謙之先生、唐鉞先生，仍以常禮相待，老友張恆壽、王維誠等人，也仍維持友誼。
經過整風運動，季羨林已認識到，世事如白雲蒼狗，變幻莫測。正當眾多老知識分子興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時候，華蓋運便降臨到頭上。他後來說：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針對的全是知識分子。批完了《武訓傳》，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適，一路批，批，批，鬥，鬥，鬥，最後批到了陳寅恪頭上。此時極大規模的、遍及全國的反右鬥爭還沒有開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個蠢才。對這一系列的批和鬥，我是心悅誠服的，一點沒有感到其中有什麼問題。我雖然沒有明確地意識到，在我靈魂深處，我真認為中國老知識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經地義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陳寅恪先生頭上，我心裡卻感到不是味。雖然經人再三動員，我卻始終沒有參加到這一場鬧劇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願意厚著臉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3．運動中的東語系和季羨林
東語系的運動，和全國的政治運動有共性，有不少教師，因為給黨提了些意見，最後被打成右派，如陳炎等人，都是在1957年成為右派的。除了共性之外，還有東語系的個性，這就往往牽涉到辦系的指導思想，以及系內成員的思想改造和培養學生的目標。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些問題都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決不允許等閒視之、掉以輕心的。
在全國開展的政治運動，在東語系的體現也是這一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其間本沒有什麼真正的是非曲直，上面領導的意向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結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人為地被搞緊張，本來是很好的人，卻被弄得各人都不得安寧，隨時準備有人來整，有的人則心懷鬼胎，隨時準備表現出自己的積極態度，對自己的同伴下毒手。這樣，人人自危，人人心有芥蒂，既不利於安定團結的局面，也不利於教學和科研，分散了教師的許多精力，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積極性。
東語系的主要問題，根據上面的歸納，主要是「智育第一，業務至上」。這樣的問題，在現在看來未可厚非，而在當時，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卻被「欽定」為「修正主義」。對此，季羨林深感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責任。這是因為：
半個世紀以來，我一直在搞行政工作。我擔任我們系的系主任垂三四十年之久。總支領導多數為我的學生。所以我的影響對於系風的形成是頗為深遠的。我一向重視業務，積時既久，我就有了「業務至上」的名聲。因為我有黨員這個金字招牌作掩護，所以還沒有被列入「白專道路」這個範疇內。但是其間的距離幾乎就是「間不容髮」了。我們系受了我的連累，在校內頗有「智育第一」的不知道是什麼名——美名？每次政治運動一起，系領導當然要帶頭檢討，深挖思想根源，挖到能觸及靈魂的深度。
4．入黨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他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現有的知識分子的力量，不斷地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大規模地培養新生力量來擴大他們的隊伍，並且儘可能迅速地提高他們的業務水平，以適應國家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斷增長的需要，這成為當時黨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根本任務。
周恩來的報告分析瞭解放後知識分子的狀況，指出舊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提出，為了最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要重點做好知識分子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第二，應該對於所使用的知識分子有充分的瞭解，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援，使他們能夠積極地進行工作；第三，應該給知識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為此，周恩來要求繼續幫助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改造，發展他們中的進步力量，做好在知識分子中的建黨工作。
兩個月後，《人民日報》1956年3月21日又發表社論《做好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工作》，強調各級黨委和學校等單位，要從高等學校的教授、中小學教師等知識分子中做好發展黨員的工作，大批地從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截至六月底，一大批著名的大學教授、專家和中小學優秀教師、先進工作者，有二萬九千多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
季羨林就是在這時加入共產黨的。
1956年4月4日，北京大學東語系教員黨支部大會討論並通過了他的入黨請求。1957年4月4日，支部大會又通過了他的轉正請求。
然而季羨林在思想上發生的轉變，卻並不是很簡單的。
解放初，他覺得自己對共產黨並不太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是瞭解的，因此，內心非常興奮地歡迎解放軍進城，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他對社會現實極為滿意。舊社會留下來的許多汙泥濁水，已經盪滌一清，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如何適應社會，對於季羨林來說也並不容易，他來自孔孟之鄉的山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薰染是自不用說的。他雖然剛剛進入中年，但是，心中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卻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的口號，最初他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中山裝這樣的小事，他都覺得非常彆扭。
他看到周圍的一切是那麼美好，反觀自己，竟覺得百無是處，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沒像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那樣，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去浴血奮鬥，壯烈犧牲，而是在國外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所以，此時的他，對於入黨是連想都不敢想，據熟悉他的好朋友著名詩人臧克家說：
北平解放不久，他還有點清高、謙遜思想。談到有些知識分子入黨問題時，他說：「共產黨打下了天下，這時候你申請入黨了。」環境在教育人，時間在改變人。50年代初，我在濟南開人代會，恰好羨林在家，我去看他。親密的朋友，相會於舊地（他與我都是在濟南讀中學的），自然別有情意。記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飯，飯罷，羨林親切而又嚴肅地對我說：黨組織培育了這幾年，現在我在考慮這件大事，我的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黨，就要為黨工作，全力以赴，把個人的一切全交給黨。
聽了他的話，我感動不已。我也嚴肅地對他說：你以前關於知識分子入黨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實糾正了。這一步，你是邁過來了。黨和群眾培育你，信任你，你應該寫申請書！
他聽了我的話，很感動的樣子，沒多說什麼。我心裡想，羨林不論做人，做學問，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黨，一定會給黨好好地工作，只想給黨添什麼，決不會想向黨要什麼。
果然，羨林是這麼做了。
入黨以後，季羨林便以一個新黨員的朝氣和真誠，以過節一般的心情，參加黨支部的每一次組織生活，組織觀念極強。有一次，系裡佈置各支部召開黨員大會，恰巧周恩來總理要請他赴宴，急得他到處去找支部書記請假。
從此，他覺得自己真正瞭解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這種瞭解又成了推動他前進的動力。從此，他更辛勤地為黨工作，毫無架子，平等待人，系內外，校內外，聲譽甚好。
就在1956年，季羨林又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政治上的紅，業務上的專，在季羨林身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和諧的統一。
5．反右，反右
1958年，是令人振奮的一年，它讓人在幾天幾個月的時間裡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希望；同時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沒想到共產主義來得快，去得也快。
這年年初，便開始反對「反冒進」，肯定了整風運動在全國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國家機關裡，出現了一個新的洪峰，以反浪費和反保守為中心，掀起了一個新的鳴放高潮和整改高潮，鋒芒集中在一個方向：貫徹多快好省勤儉建國的方針，促進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大躍進是一種突變，是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場鬥爭，一場革命。突變和飛躍都是一種革命，都要通過鬥爭，「無衝突論」是形而上學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的運動雖然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於是，人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什麼都敢想到，當時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們想法的「大膽」：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嶽開道：
「我來了！」
在這樣的形勢下，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便樹立起來了。
在三面紅旗的指引下，開始了全民性的大煉鋼鐵。全國每一角落都行動起來，響應發展鋼鐵工業一定要搞群眾運動的號召，到處搜揀廢鐵，加以冶煉。季羨林覺得，這樣抓鋼鐵工業，超英趕美，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廢鐵煉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壯觀，然而煉出來的都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們對人民公社寄予無限希望，「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當年糧食豐收，結果，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大家都可以敞開肚皮吃飽飯，家庭裡的鍋灶已經煉了鋼鐵，自然地撤掉了，全體人民公社社員全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飯，誰都不用擔心，反正地裡有畝產幾萬斤做保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沒想到老百姓夢寐以求的吃飽飯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糧食雖然豐產在望，卻由於都去煉鋼鐵而無人收割，便爛在地裡。
當時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畝產幾萬斤，一畝地裡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對這樣一些根本不可信的事實，季羨林在當時卻是相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惟我獨馬，惟我獨革。
在高等學校裡，主要任務是肅清資產階級思想。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要被名家、權威嚇倒，也不要被名人、大學問家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要插紅旗，拔白旗。知識分子必須插紅旗，辨風向，插紅旗是越紅越好。當時的普遍認識是：你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要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無產階級插，資產階級插的旗子，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裡和中國科學院裡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資產階級教授」的智商並不比別人低，不傻不笨，為了保護自己，別人能投其所好，自己也未嘗不能投其所好。知識分子中插的紅旗便越來越多了。馮友蘭先生回憶說：
各種刊物上都引馬克思的話：社會主義國家一天的進步，要等於資本主義國家二十年的進步。各單位都開大會，規定自己的指標，各單位之間互相競賽，看誰的指標定得高。定高指標叫「放衛星」。科學院的各個研究所在一塊兒開會，每個所都報告自己的指標。指標是以字數計算，一個單位說，我們的指標是一年出一千萬字；另一個單位就說，我們一年出一千二百萬字。那個單位又一合計，說我們再加二百萬字，共一千四百萬字！這樣步步高昇，好像打擂臺一樣，有些地方就是稱為打擂臺。真是你追我趕，可惜所追趕的並不是實際上的產品，而是紙面上的數字，有些研究所報的指標，也還有些依據，因為他們有些研究員可能有些積存的舊稿，舊稿拿出來也可以算數。可是有些指標，完全沒有根據，既沒有積存的舊稿，也沒有在計劃中的新稿，只是隨便報數字，以多為貴，反正無論報多少，並不要當場兌現。
有一個研究所報告說，他們的翻譯人員，產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譯八萬字。大家心裡懷疑，要求當面表演。話已經說出來了，只得定期表演。結果證實，無論怎麼樣也翻譯不出來八萬字，就是抄寫八萬字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系裡一位同志的愛人參加了表演，我們私下問這位同志，叫他講講他愛人參加表演的經過。他說，他的愛人的單位的領導，頭幾天就叫參加表演的人看將要翻譯的資料，看了又看，心裡已經有了一個翻譯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寫，飯也顧不得吃，寫了一天，還是不能達到這個指標。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幾天才起床。
知識分子聰明過了頭，反而是害了自己。本來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了，當務之急應該是反「左」。但是到1959年6月，偏偏出現了一些「右傾機會主義」，他們「猖狂進攻」，他們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攻擊，簡直要把崑崙山脈推下去了。代表人物是彭德懷，他在7月14日廬山會議上，忽然間上了萬言《意見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
《意見書》被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是舉起資產階級的旗幟，企圖招兵買馬，分裂黨，因此，同彭德懷的鬥爭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原則的問題，而不是個別的問題。
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
彭德懷的表現，卻深得季羨林的讚許，一直到今天，在開國元勳中，他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在季羨林眼中，彭德懷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然而知識分子卻在繼續反右的運動中，一個個難免厄運。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分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鍊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裡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鬨鬨，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
反右鬥爭迅速地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人民群眾也開始相信這樣的事實：看來各地都有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存在著，增長著，有各種程度不同的情況，有些地方存在著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情緒，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加以分析，把這歪風邪氣打下去。而且，這樣的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從此，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而階級鬥爭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生死鬥爭，知識分子隨時在提醒自己：反右，反右！
6．勞動的樂趣
在經歷運動的同時，知識分子也要通過勞動鍛鍊來接近勞動人民，以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
季羨林一直認為，像他自己這樣一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高階」的，還是其他級的，思想都必須改造，而且能夠改造。他說：
這一點，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今天，人們很少再談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談就是「極左」。但是我個人認為，思想改造還是必要的。客觀世界飛速前進，新事物層出不窮，我們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麼能跟上時代的步伐呢？這是我的經驗之談，不是空口白話。……思想感情方面的轉變是非常有意義的。它至少能證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其優越之處，確實是值得我們熱愛的。它能讓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變化，甚至像南北極那樣的變化。現在有那麼一些人覺得社會主義不行了，優越性看不出來了，這個了，那個了。我個人的例子就說明這些說法不對頭。這也可以說是我的現身說法吧。
然而，思想改造並非易事，對於季羨林來說也是這樣。
季羨林生在農村，家庭清貧，對農村有一定的瞭解。但他六歲時便從農村來到城市，從此再也沒有在農村長住。所以，他雖然對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但他本人卻並沒有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體會。他小時候撿麥穗，在德國留學時，到農村幫助農民摘摘蘋果，那畢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勞動。
1958年以後，北大每年都要組織下鄉勞動。季羨林最難忘的，是1960年秋天，他和學校裡的一些人到離北大不算很遠的附近鄉村，在一個人民公社參加勞動。他感到，雖然同樣是秋天，但是這秋天同他五六歲時在家鄉與母親去摘綠豆莢時的秋天大不一樣：
天彷彿特別藍，草和泥土也彷彿特別香，人的心情當然也就特別舒暢了。——因此，我們幹活都特別帶勁。人民公社的同志們知道我們這一群白面書生幹不了什麼重活，只讓我們砍老玉米秸。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們幹起來，仍然是縮手縮腳，一點也不利落。於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來，熱心地教我們：怎樣抓玉米稈，怎樣下刀砍。在這時候，我注意到，她也有一雙長滿了老繭的手。我雖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這一雙手就生動地具體地說明了她的歷史。我用不著再探詢她的姓名、身世，還有她現在在公社所擔負的職務。我一看到這雙手，一想到母親和王媽同樣的手，我對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肅然起敬，再說什麼別的話，似乎就是多餘的了。
從這以後，季羨林不僅享受到參加勞動的樂趣，而且總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長滿老繭的手聯絡在一起。勞動創造了人類，勞動是靠雙手實現的。從此，他一看到長滿老繭的手，心中便不由自主地生出敬意。
有一天黃昏，季羨林乘公共汽車從城裡回北大。車上乘客的一雙長滿了老繭的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最初，季羨林只是坐在車上看著一張晚報。但是在有意無意之間，他的眼光偶爾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婦人的一雙長滿老繭的手上。他的心立刻震動了一下，眼光不由地就由這雙手向上看去：先看到兩手之間一個脹得圓圓的布包，然後看到一件洗得挺乾淨的褪了色的藍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張飽經風霜佈滿了皺紋的臉，長著一雙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後是包在頭上的白手巾，銀絲般的白髮從裡面披散下來。這一切都給了季羨林極好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雙長滿了老繭的手，它像吸鐵石一樣吸住了他的眼光。從而想起了母親、王媽，以及人民公社老大娘的長滿老繭的手。
就這樣，在公共汽車行駛聲中，我的回憶圍繞著一雙長滿了老繭的手聯成一條線，從幾十年前，一直牽到現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這一位老婦人的手上。這回憶像是一團絲，愈抽愈細，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錯亂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三雙長滿老繭的手，現在似乎重疊起來化成一雙手了。它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動，體積愈來愈擴大，形象愈來愈清晰。
正是這一雙雙長滿老繭的手，在隨時提醒著季羨林：自己永遠是大地之子，永遠是一個「土包子」。勞動，不僅給季羨林帶來了樂趣，也使他的情感得到了昇華。
7．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會上，毛澤東闡述了著名的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毛澤東指出：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種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因為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全黨都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階級鬥爭從這時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偉大領袖的地位已經奠定，他一聲令下，全國立即投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中。
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知具體落實毛澤東的路線，指出文科脫離實際的傾向十分嚴重，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思想影響相當普遍。今後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設工廠或者遷到農場，辦成半工半讀或者半耕半讀的學校，使文科師生通過生產勞動和階級鬥爭，逐步鍛鍊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
到11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開始在北京大學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由五人小組領導之下的運動工作隊領導。五人小組成員是：張磐石（中宣部副部長）、劉仰嶠（高教部副部長）、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龐達（中宣部教育處副處長）、宋碩（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運動工作隊隊長是張磐石，成員有從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宣傳、文教部門及各高校抽調的幹部二百五十多人。
到1965年3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北大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隊會議上，要求按「二十三條」把運動搞下去，肯定成績，改正缺點。
在北大的社教運動中，季羨林產生了解放後第一次形成的一點「反動思想」。
北大因為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先走了一步。在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就涇渭分明地分成了兩派：被整的與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作為北大社教運動試點的直接結果，是在1964年冬天「揪出」了以黨委書記陸平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幫」，之後，在1965年1月14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制定了「二十三條」，肯定了社教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這些當權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後，支援這些當權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門工作的一些反對搞社會主義的人。
事實非常明顯，「揪出」了陸平，目的在於「揪」彭真。所以在1965年7月，北京市委在國際飯店召開會議，進行干預，為被揪被批的學校領導陸平等人平反，這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參加完國際飯店的會議，已經是1965年秋天。季羨林被派到北京郊區農村南口，去搞農村的社教運動。
在南口，季羨林他們充當了社教的領導，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自己手裡。而同時，對他們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之類營養豐富的食品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因為當時農民每天掙到的工分，不過三四角錢，幹一個月也就合十二三塊錢，而季羨林是一級教授，在教授中工資是最高的，每月四五百塊錢，這樣的身份暴露出去，怕農民會吃驚。時隔三十多年了，今天一級教授的工資數目，再到農村就不肯說，說出去，農民會笑話了。季羨林撫今迫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就在南口進行社教之時，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從此，開始了對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而「三家村」的主人，季羨林全都認識，而且，還和吳晗在一個代表團出國訪問過。他在南口無意中說了出來，結果被一位「高足」有意地牢記在心，文革伊始，這位「高足」對季羨林竟然落井下石，把季羨林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進行批判。
一向愛護學生的季羨林，心裡只覺得有一陣陣的涼意。一向以尊師重教聞名於世的文明古國，師生關係竟被糟蹋到這種地步，悲夫！
8．報春的燕子——雷鋒
從北京解放之時，季羨林就愛上解放軍軍衣的黃色，覺得這黃色是樸素的，像真理那樣樸素；是動人的，像真理那樣動人。而自從解放軍裡出了雷鋒，季羨林越發喜歡這軍衣的黃色了。
1963年3月5日，毛澤東向全國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在全軍、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
就在這一號召發出之後不久，季羨林在五一節那天，早晨起來就乘無軌電車進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