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制止派性的日益發展和武鬥的不斷升級，毛澤東發出指示，派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高等院校，實現「革命的大聯合」，領導那裡的鬥批改。
這時，分裂的北大總算又統一起來，不過，老教授們的災難並沒有結束。
3．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
浩浩蕩蕩的首都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進了北京各高等院校。先是1968年7月27日進駐清華大學，後是北京大學也有了「駐校」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這是1968年8月19日的事。
老教授們盼望著工宣隊、軍宣隊會給他們帶來好訊息，但他們錯了，他們沒盼來好訊息，而是被投進新的災難之中。
聽說工宣隊、軍宣隊要進駐北大，分裂已久的北大覺得有了指望，在1968年8月19日宣傳隊進校的那一天，師生們迎候歡迎，等到深夜。終於等到一個工廠的宣傳隊，師生們列隊歡迎他們進了校，接著開會，師生們表示歡迎，老教授也表示歡迎。工宣隊的隊員馬上板起臉孔，訓斥說：你們資產階級教授，沒有發言權。後來，工宣隊天天開會，對知識分子進行再教育，老教授們不敢再說話。這又惹怒了他們，問老教授們：你們資產階級教授們為什麼不發言呀？老教授們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說了不行，不說也不行，簡直是無所措手足。
季羨林被從牛棚放出來之後，有一段時間成了地地道道的「中間人物」，他掃過廁所，掏過大糞，看過電話，當過門房，生活介於人與非人之間，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黨員與非黨員之間，人民與非人民之間。
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間人物」，這樣的人物我還沒有在任何文學作品中讀到過（印度神話中的陀哩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處），他是我們「史無前例」的什麼「革命」製造成的，是我們的「發明創造」，對我們偉大的民族來說，是並不光彩的。這種滋味沒有親身嘗過的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的。
而宣傳隊進校以後，季羨林「中間人物」的狀況是否改變了呢？
是改變了，不過不是向好的方面改變，而是向壞的方面改變了。這要源於宣傳隊在清華大學炮製出來的經驗。
清華大學是最先派駐宣傳隊的高校，宣傳隊全稱是首都工人、解放軍駐清華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為宣傳隊，實為黨政大權集於一身，而且集於一人，就是中共中央警衛部隊八三四一的宣傳科副科長遲群。在進校後，宣傳隊據說經過半年的鬥爭和實踐，寫出了一份《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經毛澤東批示後，照發全國。該報告點了「建築學反動權威」梁思成、「機械學反動權威」劉仙洲、「力學反動權威」錢偉長的名，且讓他們做反面教員，還點了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抵制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汪家鼎、李卓寶等人。報告捏造事實，說基礎課教師趙靜安痛哭流涕地檢查自己嚮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而且深有感觸地說：「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拯救了我，工人師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實實地接受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做一個工農兵歡迎的知識分子。」
當時，清華大學是毛澤東親自抓的典型，即所謂「六廠一校」之一。六廠是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南口機車車輛廠、二七機車車輛廠、北郊木材廠。清華大學和六廠的經驗帶有指導性。這個極左的經驗，傳達到北大之後，在北大引起了極大的混亂。
宣傳隊進駐北大後，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立即造成全校性的「紅色恐怖」。為了「清理階級隊伍」，全校抓了近千個「專案」，將重點人物全部隔離審查。東語系也有幾十人被立了專案，馬堅先生、陳信德先生都是「重點人物」。
馬堅先生被懷疑為「反革命組織伊瑪尼黨」的後臺。本系子虛烏有，馬堅先生自然拒不承認，阿拉伯語教研室的人也沒有相信他會加入在東北一個偏遠地區的「伊瑪尼黨」，更不相信他會成為這個在解放初已被取締了的宗教組織的後臺，阿語教研室便被宣傳隊扣上「右傾」帽子。宣傳隊又組織其他專業師生對馬堅先生「攻心」，結果仍是「久攻不克」。在將近兩年的「攻心」戰中，馬堅先生遭受多少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宣傳隊在全校範圍內對重點人物進行「逼、供、信」，使老教授們膽戰心驚，原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因不堪忍受，和夫人雙雙吞食大量安眠藥片自殺而死，據說他的衣兜裡裝了兩張紙條，一張上寫著，我沒有問題；另一張上寫著，我擁護毛主席。
在宣傳隊的「紅色恐怖」之下，揪鬥嚴厲，教職員中自殺者多人，幾乎每隔幾天，就有某人自殺的訊息傳出。
後來，北京大學也成為毛澤東親自抓的典型，從此北大成為「六廠二校」之一。到1969年8月15日，全校召開寬嚴大會，宣傳隊成員在大會上宣讀了《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把清隊工作進行到底》的落實政策宣傳提綱，在大會上東語系日語專家陳信德先生被當成抗拒從嚴的典型，以「日本特務」和「現行反革命」的雙重身份被公安局逮捕，住進了監獄。
這次寬嚴大會之後不久，宣傳隊執行上邊「疏散」的指示，大批教職工被「疏散」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鍛鍊，北大許多知名教授如張岱年先生、馮定先生、王憲鈞先生、劉麟瑞先生等都去了鯉魚洲，在那裡住草棚，幹運石子、編草簾、插稻秧等體力活。有的老教授在那裡得了血吸蟲病，而且後來死於這種病。
工、軍宣隊，在北大和清華仍然是在錯誤思想的指導下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
4．成為「資產階級權威」的典型
季羨林曾自信自己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因為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幹反人民的事情，所以在聶元梓掌權時，是他自己跳出來，一跳跳進了「牛棚」。
宣傳隊進校以後，季羨林沒有跳，但他自己知道，照樣饒不了他。
他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權威」，實際上是和梁思成、劉仙洲、錢偉長同等型別的「反動權威」。
既然是反動權威，那就必然要遭到嚴厲的批判和工農兵給予的「再教育」。
東語系批判季羨林到什麼程度，可以從他的一個「大弟子」的一篇批判文章略見一斑，這篇批判文章被選在工人、解放軍駐北京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革命大批判組編印於1969年11月的《革命大批判文選》第二集中。用不著追究這個大弟子是誰，因為這是時代的產物，沒有必要把罪責全部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下面是這篇題為《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不做資產階級「權威」的大弟子》一文中的主要段落：
到北大以後，我要求入黨。偉大領袖毛主席要求我們做張思德、白求恩式的黨員，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而劉少奇卻要我們做他的「業務黨」黨員，就是所謂的「紅色專家」。……說什麼「我們的黨員、團員……凡是有條件的，都應當努力使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紅色專家。」劉少奇所說的「紅色專家」就是×××這樣掛著共產黨員招牌的資產階級「權威」。陸平吹捧這些人「已經基本上又紅又專了」，「已經掛上了社會主義的火車頭」。東語系舊總支把他拉進總支委員會。這就是他們「業務黨」的標準黨員，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他們就是讓我做這樣的黨員。由於「私」字作怪，我就把×××當做又紅又專的榜樣，努力做一個這樣的「紅色專家」。
……舊總支的負責人也跟著喊「黨員的業務趕不上需要」。他們發展新黨員就是隻要業務好的。「業務黨」的標準黨員、資產階級「權威」更是言傳身教，說什麼：「你們的知識面太窄，要多讀書。」無恥吹噓自己成名成家的「經驗」，說什麼一個單詞就可以寫一篇論文，用資產階級的成名成家這個毒餌，引導我們脫離無產階級政治。毛主席教導我們：「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我那時就像丟了魂一樣，每天鑽圖書館，抱著梵文大字典死「啃」，甚至走在路上也背單詞。我忘記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想的是通過刻苦讀書，學一門專業知識，既有了成名成家的資本，又創造了入黨的條件，一心想走×××的路。資產階級「權威」對我說：「你學得很穩。」我把毒藥當蜜糖，感到莫大安慰，心想這條路越走越穩了。……
經過幾年的「修養」，真是越「養」越「修」，我越來越適合修正主義路線的需要了。畢業前我入了黨，畢業後被資產階級「權威」選中，把我留校當做接班人培養，成了他的「大弟子」。
我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沒有以接班人的五個條件要求自己，而是「受寵若驚」，洋洋得意，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認為「理想」已實現了一半，這一輩子「紅色專家」當定了，一心想在資產階級「權威」培養下更快提高業務水平，將來出幾本書，什麼名呀，利呀，地位呀，都來了。我被修正主義迷魂湯灌醉了，離毛主席革命路線越來越遠，在「和平演變」的修正主義道路上越滑越遠。我戴上了手錶，穿上了呢制服，忘記了勞動人民，忘記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失掉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靈魂。
作為人世間最珍貴的感情之一，師生之情被嚴重褻瀆了，辛勤培養和苦心教育，換來的是離經叛道，這對於辛勤的園丁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於內心世界的摧殘會如何，局外人是絕對無法理解的。
連自己花費那麼多心血培養出來的弟子都背叛自己，出來揭發自己的「罪行」，不屬於自己門下弟子的其他人，對季羨林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這篇批判文章印出後，雖然把季羨林三字用×××來代替，但是東語系的人都知道×××就是季羨林。
所以，這時的季羨林，真正是一個「不可接觸者」。
沒有以前的會議，沒有以前的發言。沒有人敢來找我，很少人有勇氣同我談上幾句話。一兩年內，沒收到一封信。我服從任何人的調遣與指揮。只敢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不可接觸者」是印度字「阿丘特」的意譯。在英國統治時期，這類人算作「表列種姓」，是古代印度社會遺留的產物。晉朝法顯去印度時看見的就是不可接觸者，他們上街要敲木頭，以便讓別人迴避不碰見他們，因為他們社會地位極為低下，所以經常要遭人訓斥。在現代印度，在大都市裡也仍能見到「阿丘特」，比方說，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個老人，異常瘦弱，頭上的短髮全白了，胸口凹進去，手臂和腿上好像根本就沒有肌肉，完全是皮包著骨頭。全身只在下身腰部和兩腿之間，纏著一塊不白的白布，其餘都光著。這樣的人，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在英國人統治時期會有什麼樣的待遇也可想而知了。聖雄甘地把他們叫做「哈利真」，意為「神之子」，才給他們平了反。
5．西府海棠含冤、古藤蘿遭殃
季羨林終於又像「鳳凰涅槃」一般，活了下來。遺憾的是，燕園中許多美好的東西都遭到了破壞。
就在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發表之後，高等院校裡對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展開了另一輪大討伐。一時忽然傳說：養花是修正主義，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喪志。於是「四人幫」的小爪牙遲群一夥就在海內名園燕園之內，大肆開展「鬥私、批修」，先批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苗子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他們後又批花木，張春橋有個理論，叫做「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這一奇特理論的指引下，幾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樹，被砍伐殆盡。屢見於清代筆記中的幾架古藤蘿，被斬草除根。一些樓房外面爬滿了牆的爬山虎，統統被拔掉。辦公樓前兩棵枝幹繁茂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難逃。
說到這兩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還是頗有名氣的。據說，有一個挺有名的文人，在自己的筆記中專門講到過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鄧拓先生等人，在生前，每年春天都要來燕園中探望一番，欣賞一下綠葉葳蕤、粉紅四溢的西府海棠。而季羨林自己，當然也熟悉北京的一些掌故，但他並不是為掌故所吸引，而是每當西府海棠開花之時，到樹下流連徘徊，欣賞花色之美，聽一聽蜜蜂的鳴聲。這並不是自命風雅，而是通過賞花，頓時覺得人間是那麼的可愛，生活是那麼的美好，胸中的幹勁和生命的活力陡然騰湧起來。他的身體本來像個蓄電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彷彿是蓄上了電，生活起來有了力量，在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中，也能夠精神抖擻地馳騁了。
他聯想到中國古代的詩人，其中喜愛海棠者頗不乏人。詩人們欣賞海棠之美，又以海棠花無香而遺憾。在古代文人的筆記、詩話中，有很多地方都說到這個問題。季羨林很自然地想到宋代著名愛國大詩人陸游的幾首《花時遍遊諸家園》的詩，其中有一首就是講海棠的：
為愛名花抵死狂，
只愁風日損紅芳。
綠章夜奏通時殿，
乞借春陰護海棠。
想到這裡，季羨林心裡感嘆不已。
陸游喜愛海棠達到了何等瘋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應當知道，海棠與人無爭，與世無忤，決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給人間增添美麗，給人們帶來喜悅，能讓人們熱愛自然，熱愛祖國。然而，就連這樣天真無邪的海棠也難逃「四人幫」的毒手，燕園內的兩棵西府海棠現在已經不知道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這也算是一種「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這裡的是兩棵翠柏。翠柏也是我所喜愛的，它也能給人們帶來美感享受，我毫無貶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園之大，竟不能給海棠留一點立足之地，一定要剷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爭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擠佔了海棠的地方，也會感到對不起海棠吧！
季羨林不禁想到，「四人幫」要篡黨奪權，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剷除海棠，彷彿這些花木會抓住他們那罪惡的黑手似的，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蘇洵在《辨姦論》中說：「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本來麼，愛好一切美好的東西，是人類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權利愛好美好的東西，花木自然也包括在裡邊。而「四人幫」卻偏要違反人的天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東西剷除淨盡而後快。於是，季羨林便從這裡很自然地得出結論：「四人幫」這一夥人是大奸慝，已經絲毫沒有懷疑了。
在西府海棠被剷除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甚至一直到今天，季羨林還經常要到辦公樓前原來栽著西府海棠的地方駐足。
有一年，在風和日麗的暮春三月，季羨林偶爾走過辦公樓前面。
他看到在盤龍石階的兩旁，在原來西府海棠立著的地方，一邊站著一棵翠柏，渾身碧綠，撲人眉宇。它彷彿是從地心深處湧出來的兩股青色的力量，噴薄騰越，頂端直刺蔚藍色的晴空，它自然比不上杜甫當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古柏那樣，「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但看到它們，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內心也會溢滿力量。他顧而樂之，流連不忍離去。
正在欣賞之時，在季羨林的眼前驀地一閃，就在這兩棵翠柏站立的地方，神奇地出現了兩棵西府海棠，它們正開著滿樹繁花，已經綻開的花朵呈粉紅色，沒開的蓓蕾呈鮮紅色，粉紅與鮮紅，紛紜交劃，宛如天半粉紅色的彩雲。蜜蜂在花骨朵中間飛舞，居然還能聽到嗡嗡的叫聲，猶如春天的催眠曲。這色彩，這聲音，把季羨林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沉醉了。
忽然間，海棠花與翠柏同時出現了，兩者的影子重疊起來，翠綠與鮮紅紛紜交錯起來了。他這才意識到，眼前的翠柏和海棠都是現實，翠柏是眼前的現實，海棠則是過去的現實。難道這是名花有靈，是向他顯聖來了麼？難道是向他告狀來了麼？可他心想，自己一非包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沒有如來佛起死回生之神力，他只能灑一把同情之淚，寄託一點希望。可是希望什麼呢？
我從來不相信什麼神話。但是現在我真想相信起來，我真希望有一個天國。可是我知道，須彌山已經為印度人所獨佔，他們把自己的天國樂園安放在那裡。崑崙山又為中國人所壟斷，王母娘娘就被安頓在那裡。我現在只能希望在遼闊無垠的宇宙中間還能有那麼一塊乾淨的地方，能容得下一個閬苑樂土。那裡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恆地住在那裡，隨時、隨地都是花團錦簇，五彩繽紛。我們燕園中被無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靈也遨遊其間。我相信，它決不會忘記自己呆了多年的美麗的燕園，每當三春繁花盛開之際，它一定會來到人間，駕臨燕園，風前月下，憑弔一番。「環佩空歸月下魂」，明妃之魂歸來，還有環佩之聲。西府海棠之魂歸來時，能有什麼跡象呢？我說不出，我只能時時來到辦公樓前，在翠柏影中，等侯倩魂。我是多麼想為海棠招魂啊！結果恐怕只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地茫茫皆不見」了。奈何，奈何！
他嘆息自己無力迴天，不僅是西府海棠，而且連藤蘿、古丁香樹，也都被異化為「修正主義」，遭到無情的誅伐。六院前的，才齋與均齋之間的那兩棵古藤，都被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掉，永世不得翻身了。整個燕園裡，僅剩下後湖邊上幽徑旁的一棵古藤，只可惜，那棵古藤也僅僅存活到1992年，也被無端地砍伐了。不過，這又是後話了。
花木的災難，何時才能結束呢？
知識分子的災難，何時才能結束呢？
四、《羅摩衍那》的誕生
1．高等學府即將變成文化沙漠
1969年10月，在林彪下達「第一號令」之後，在北京大學的大部分教師南下江西鯉魚洲到五七幹校勞動的同時，其他一些教師和學生們，在工、軍宣隊的統領下，到北京郊區各縣進行「教育革命」。而這時的所謂「教育革命」，只不過是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東語系的學生，大多數到了郊區延慶縣永寧公社新華營大隊，這裡是窮山惡水，口外的狂風無休無止地吹打著這片貧瘠的土地。公社社員們的生活異常貧苦，口糧都嚴重不足，為了節省糧食，冬天他們實行的是一天兩餐制。
更有甚者，東語系的學生為了解決吃飯燒柴問題，要到30裡以外的九里梁大隊的深山裡去砍柴。九里梁的農民，則更閉塞了，他們常年吃的是紅薯和紅薯幹，農民們不知道什麼叫「收音機」，有的學生住的房東家，弟兄七個，全是光棍，他們根本娶不起老婆，也沒有人肯嫁給他們。有一位90歲的老農，從未離開這深山老林，也不與人接觸，大學生有人聽說他，去看他，像個古董似的老人，竟問大學生們，現在是清代的什麼時候了。
季羨林也和東語系的其他師生一起，到了延慶縣永寧公社新華營大隊，去進行「三同」，搞「教育革命」。他雖然未被派往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遠離血吸蟲病的嚴重威脅，但是他在延慶，和在鯉魚洲的老師們心態完全一樣。
當時，季羨林和鄔裕池、李振中兩位老師同住在新華營大隊的一戶姓馬的農民家裡。這裡的農民一律睡火炕，一個大火炕能睡十幾個人，農民們全家往往都擠在一個大炕上。季羨林他們三人就和老鄉睡在一個炕上。他們三人思想相近，都對祖國的前途憂心忡忡，也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季羨林甚至連希望都看不到，十分悲觀。
延慶地處口外，這對於久住北京的師生來說，確實是十分嚴峻的考驗。北京冬天有暖氣，而延慶沒有暖氣，貧下中農家裡能生得起爐子的，可以說絕無僅有。取暖僅靠火炕上那點溫熱之氣。氣溫最低時達到零下26c，還要到田野裡去進行刨地等勞動。鎬頭下去，有時火星四濺，而凍土卻紋絲不動。勞動一會，身上熱火起來，慢慢地出了汗，手被鎬頭震得生疼，有的同學虎口都震裂了。休息的時候，坐下不一會，汗就開始變得冷冰冰的，那種難受勁，非親臨其境者，是絕對體會不到的。
天氣太冷，有的同學雖然穿兩件棉襖，兩條棉褲，但仍抵不住口外的嚴寒。有的同學臉凍壞了，耳朵凍爛了，手凍得腫得像饅頭，但絕對不準叫苦。一叫苦，就是缺乏貧下中農感情，就是對「教育革命」態度不端正，就要被扣上一大堆莫須有的罪名。
學生們在這樣的地方進行「教育革命」，到底能學到什麼，那就可想而知了。當然也有意外的收穫，那就是有些同學鍛鍊了吃苦耐勞的能力，有的同學則見了世面，有的長時間沒離開過城市的「資產階級小姐」，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了她們從未見過的一種稀奇動物——毛驢。
東語系另有一支「教育革命小分隊」則開到天津塘沽新港，在那裡，「教育革命」也是一無所獲。正是春節除夕夜，兩支隊伍都突然接到命令，返回學校，延慶的師生正在包的餃子還未來得及吃，就開拔了。
1970年1月，全國開始討論文科大學如何辦的問題，《紅旗》雜誌在第1期上發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組寫的評論《文科大學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文章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會主義文科大學的基本任務，又是當前改造舊文科大學的戰鬥任務」，認為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學科，「舊的文科大學才能在批判中獲得新生」。一月底二月初，全國傳達了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關於反對貪汙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打三反」運動。
在這同時，上海又開展起批判凱洛夫《教育學》的運動，把凱洛夫的學說當成「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理論根據來批判，把其中的合理內容也全部抹殺了。
在校外進行「教育革命」的北大師生，奉召回校，參加「一打三反」和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運動。
3月，陳伯達抓「教育革命」試點，北大和清華1969、1970兩屆畢業生提前畢業，畢業生必須服從「革命需要」，堅持「四個面向」：面向農村、面向邊疆、面向工礦、面向基層，在這裡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做出新的貢獻。
從這時開始，北京大學這所高等學府，成為一所沒有學生的學校，由最高學府向文化沙漠飛快地變化著，誰也沒有想到文化領域的沙化，竟是如此之迅速！甚至比自然界中的沙化還要迅速！
然而，高等學校向文化沙漠變化的速度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到這一年的5月，空蕩蕩的校園裡沒有學生已經兩個多月。作為毛澤東親自抓的「二校」北大和清華，這才認識到，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兩校已具備了招生條件，為此，兩校準備在下半年招生，並制定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到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這份報告，讓全國參照執行。
報告中提出瞭如下一些具體意見：
一、培養目標：「培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有文化科學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勞動者。」
二、學制：根據各專業具體要求，分別為二至三年。另辦一年左右的進修班。
三、學習內容：設定「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科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
四、學生條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二十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
五、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
六、學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齡的老工人由原單位照發工資（要扣除學校發的十九元五角），其他來自工廠、農村的學生每月發給伙食費和津貼費十九元五角。解放軍學生由部隊負責供給。
七、分配原則：學習期滿後，原則上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據國家需要統一分配。
1970年下半年，北京大學迎來了第一批工農兵學員，結束了高等學校長達數月沒有學生的歷史。
工農兵學員進校後，按部隊編制，一個係為一個連隊，各項工作都由連隊領導。一個連隊有一個食堂，一座宿舍樓，教室、辦公室、宿舍都在同一樓內，東語系的連隊分在35號樓，食堂則在德齋與才齋之間的原教職員工第一食堂。
從此，工農兵學員便對大學擔負起「上、管、改」的「歷史使命」。
而老教授們仍然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繼續是被專政的物件。
東語系馬堅教授，被安排打掃35樓的衛生，還分給他一個任務，要為每個房間「配」鑰匙。這座樓因為管理鬆弛，許多房間的原有鑰匙都丟失了，而備用的鑰匙被雜亂無序地放在一個臉盆裡，不知道哪一把鑰匙能開哪一個房間的門。馬堅先生的任務，就是端著臉盆，一個房間一個房間，一把鑰匙一把鑰匙地試驗。每開啟一個房間，他就很高興地用紙包起來，標上房間的號碼。這樣子幹了幾天，終於把全樓的鑰匙「配」完了。
工農兵學員上課了，老教授自然沒有資格上講臺。馬堅的任務，是分發報紙，打上下課的鈴。馬堅先生風趣地對一位學生說：「我打一次鈴，就是好幾塊錢。」
季羨林自然也遭受著同樣的命運。他的任務是當門房、看電話、分發信件。只能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
工農兵學員在上、管、改的過程中，要以階級鬥爭為主課，這是北大、清華的招生試點報告中早已寫明瞭的。為了配合階級鬥爭的主課，他們開始進行各種形式的「階級教育」，其中「憶苦思甜」是一個重要內容。
東語系的工宣隊領導從農村的一個生產隊弄來了穀糠，做成糠窩窩頭，給老教授和其他師生每人發一個，這是「憶苦飯」，再蒸一些糖三角，每人發一個，這是「思甜飯」。工宣隊規定，要先吃糠窩頭，後吃糖三角，才算完成「憶苦思甜」的全過程。這樣的集體活動不能請假，平時不吃食堂在家吃飯的教師也必須參加，少數民族也不例外。季羨林和馬堅這些老教授也要參加。對這樣的苦，季羨林並不覺得什麼，它比在德國飢餓地獄中什麼都吃不到要強多了。可馬堅先生吃了兩口糠窩頭，覺得實在難以嚥下去，就心生一計，掰開糖三角，用糠窩頭蘸著糖吃。不巧立即被人發現，被當場進行現場批判，還被勒令寫書面檢查。馬堅先生在第二天貼出的書面檢查是：
昨天我沒有先吃糠窩窩，後吃糖三角，而是一起吃了，這不符合工宣隊的要求，因此我作檢查。
人老心紅戰鬥隊，67歲隊員馬堅
「文革」中，各種「戰鬥隊」在北大紛紛成立，但是屬於「批鬥」物件的「學術權威」，沒有一個「戰鬥隊」敢要，有人給他們出主意，讓他們自己也成立一個戰鬥隊，名字就叫「人老心紅」，想不到本是一句開玩笑的話，真被馬堅先生用在寫的書面檢查上了。馬堅先生之幽默，於此可見一斑。
事後，一位工農兵學員告訴李振中先生，說他們也咽不下糠窩窩，但他們非常機靈，沒有掰開蘸糖吃，而是手疾眼快地把它裝進口袋，或偷偷塞進書包，帶回宿舍樓扔掉了。
從那時起，老實人已經被無情地耍弄了。
2．「文化沙漠」在擴大
1971年8月13日，這對教育界來說，是一個十分恐怖的日子。
在這一天，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而形成的一個檔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向全國傳達，該檔案對建國以後至「文化革命」以前這十七年間的教育工作，作了兩個估計：一是整個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十七年的教育是「黑線專政」，二是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檔案認為，資產階級統治了整個教育領域，他們統治學校的精神支柱，就是「天才教學」、「智育第一」、「洋奴哲學」、「知識私有」、「個人奮鬥」。
對這樣一個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檔案，高校師生有人支援，有人反對。反對者對這「兩個估計」，紛紛表示不理解、想不通，並採取各種方式進行抵制，但胳膊擰不過大腿，全國範圍內形成了批「黑線專政」的新高潮。
這之後不久，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陰謀被粉碎，林彪等人駕三叉戟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
林彪死後，林彪的一些基本觀點本應受到批判，但是，由「四人幫」控制的「批林整風」運動，並沒有真正批判林彪，肅清林彪的餘毒，而是將批林與批孔結合起來，把矛頭進一步指向廣大知識分子。
1972年，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提交了一份《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認為北京市十一所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佔20％，初中程度的佔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佔20％，因此，要求市屬各高校按照工農兵學員的實際文化程度和專業的不同要求，有重點地為他們補習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礎知識，補習時間不計入學制之內。這之後，教育界也有人提出：當時教育質量過低，「工農兵學員不像大學生」，教育革命是「亂、糟、低」，把「兩個估計」看做是壓在知識分子身上的包袱，是林彪極「左」路線的產物。
這些正確意見被「四人幫」指斥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復辟」、「回潮」，是「認識模糊」、「思想混亂」，是「攻擊」教育革命，因此要求繼續批判林彪的極右。
事情的進一步發展，是張鐵生的一份「白卷」所掀起的一場大風浪。
張鐵生原為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下鄉知識青年、生產隊隊長。在1973年春天，遼寧省高等學校入學文化考核時，物理化學為一張試卷，他不會做題，便在試卷背面寫了一封信，說為了實現自幼上大學的理想，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學考試中，能對他這個小隊長加以照顧，實際希望對他「開後門」。
此事本屬違法行為，因為早在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發出了《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批評了各地的「走後門」現象。張鐵生此信用意顯然是希望「走後門」，本應查處，但身為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的毛遠新卻將原信作了刪改，指令《遼寧日報》加按語發表，按語說：張鐵生「物理化學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從此，《人民日報》、《紅旗》、《文匯報》、《教育革命通訊》等報刊，相繼發表文章和評論，把必須的文化考核說成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是對教育革命的反動」，這樣，在全國範圍內，由「四人幫」煽起了一股徹底否定文化學習的歪風，樹立起一個「鬧而優則仕」的壞典型。張鐵生進了鐵嶺農學院，擔任了學院的領導職務，入了黨，當上了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這之後，鬧開了考大學教授的醜劇。一大批老教授被強行推進考場，接受由「四人幫」派人擬定的專治老教授、出老教授洋相的題，從此，老教授們便成了「韭菜麥苗不分」，什麼也不懂的「白卷」教授。
在「四人幫」掀起的一陣陣喧鬧聲中，遲群和毛遠新把這場鬧劇推向新的高峰。遲群叫嚷：要堅決批判因循守舊，要打破那些老規矩，對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學畢業生，做了一個結論：這些學生「基本上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起了破壞作用」。毛遠新則讓新的大學生「光懂得農村兩條路線鬥爭不行，還得頭上長角，身上長刺」，並對最神聖的教育殿堂高等學府，做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大學就是大家來學。」
就這樣，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大學」的範圍，擴大到「大家」都來學，全國都是「大學」了，而文化沙漠也就擴大到全國了。
這一段時間，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文化教育上最不堪忍受的不幸！
3．二月蘭笑對春風的啟示
臘月三十，餃子沒有吃上，在延慶的北大師生們接到命令，坐上汽車趕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已是正月初一凌晨了，而公曆則是1970年2月6日。
季羨林也隨大隊人馬回到了燕園。
回到燕園，季羨林彷彿回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為人們所深深喜愛的花草樹木，再也不能見到了。他是多麼懷念這些美好的花木啊！他真希望有靈魂，如果花木也有靈魂的話，這靈魂就決不會離開本是美麗的燕園。在月白風清之夜，它們會流連於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之中，如果這些靈魂能回憶，那麼它們回憶的絲縷無疑會掛在未名湖上空。季羨林面對著燕園的慘象，就像面對一隻本來是美麗的孔雀，突然間羽毛全部脫落，變成了一隻醜小鴨。他只得嘆息自己不是活神仙，起死無方，回生乏術。它們消逝了，永遠消逝了。他想到了一句戲詞：「要相會，除非是夢裡團圓。」
但是，有一種花居然逃過「四人幫」的魔掌，存活下來了。這種花叫「二月蘭」。
這是一種常見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間。二月蘭是其俗名，本名叫「蒠菜」，又名「菲」，《植物名實圖考》中稱為「諸葛菜」，屬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葉子呈羽狀分裂，初夏開花，角果四稜柱形，其葉子可食，種子榨油也可食用。
這本是一種不起眼的小植物，季羨林在燕園住了那麼多年，起初並沒有特別注意到這種小花，名花名木多的是，足夠他欣賞的。
在大批修正主義的年月裡，歪風狂吹，北大師生常被命令出來打掃衛生。每次打掃衛生，13公寓的居民都被召喚出來拔草，不是「綠化」，而是「黃化」，為此，季羨林每次都在心中暗恨樓西的這片小山上野草之多。
拔來拔去，二月蘭卻並沒有被拔光。
季羨林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自己開始注意小土山上的二月蘭。二月蘭開花大概也有小年大年之分，小年時，小山前後稀疏地開上那麼幾片，大年時，山前山後開成一大片，彷彿發了狂。二月蘭這一發狂、發怒，彷彿從土地深處吸來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開遍大千世界，紫氣直衝雲霄，連宇宙都彷彿變成紫色的了。這時，季羨林眼光所到之處，無不有二月蘭在：宅旁、籬下、林中、山頭、土坡、湖邊，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團紫氣，間以白霧，小花開得淋漓盡致，氣勢非凡，紫氣直衝雲霄，連宇宙都彷彿真的變成紫色的了。他在慨嘆二月蘭的神奇。
東坡的詞說：「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是花們好像是沒有什麼悲歡離合，應該開時，它們就開；該消失時，它們就消失。它們是「縱浪大化中」，一切順其自然，自己無所謂悲與喜。我的二月蘭就是這個樣子。
然而，人這個萬物之靈卻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歡。這真是多此一舉，然而沒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淚眼問花花不語」，花當然「不語」了，如果花真「語」起來，豈不嚇壞了人！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歡掛到了二月蘭上。
看著眼前的弱小生命在蔓延、擴大，季羨林想起了自己的命運，也正是在初夏二月蘭開花之時，自己被管制勞動改造，日子實在非常難過。他知道，正義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顛倒，人妖難分，連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起而反對自己，他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一腔義憤，滿腹委屈，毫無人生之趣。而二月蘭卻是不屈不撓地抗爭著，世事滄桑，一切如浮雲。他也想學二月蘭，以不變應萬變，然而辦不到。他在這段時間內，是「不可接觸者」，幾年間沒收到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他打招呼，感到自己雖處人世，實為異類。他看到，就是在磚瓦縫裡，二月蘭也依然在開放，怡然自得，笑對春風，好像是在嘲笑自己。
他問這二月蘭，到底應該如何面對人生？怎樣才能度過眼前的難關？
二月蘭沉默不語，兀自萬朵怒放，笑對春風，紫氣直衝霄漢。
是的，二月蘭怎麼會回答呢？這弱小的植物只是一種生命，她沒有思維，沒有意識，沒有語言表達能力，怎麼會回答呢？
二月蘭不會回答，但是她會萬朵怒放，笑對春風。這已經是作出了回答，二月蘭笑對春風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啟示，那就是要以不變應萬變，要找回失掉的笑，要恢復中斷了幾年的「閒不住的習慣」，思考點什麼，寫點什麼。
這時，他嘴裡往往低聲念著雪萊的詩：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還會遠嗎？
4．恢復「閒不住」的習慣
二月蘭笑對春風，使季羨林看到了希望。
原先，在最難熬的年月，包括在延慶農村時，季羨林的希望確實不多，他常常想：自己這一生算是玩完了，將來到一個農村，或是一個什麼地方，去勞動改造，以了此一生吧！對於自己的國家，他沒有完全絕望，他眼前還有點光明，他痴心妄想，覺得這樣一個民族絕不會就這樣墮落下去。想到這裡，他覺得自己也不應該覺得「玩完」了，而是要振作起來。
真要振作，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真要振作，首先是恢復中斷了幾年的「閒不住」的習慣。他在過去幾十年來的生活中，養成了一個閒不住的習慣，就是讀書和寫作的閒不住，不管好壞，總要思考點什麼，寫點什麼，決不讓自己的腦筋投閒置散。在德國十年，寫日記沒有一天中斷，集以時日，竟有一兩百萬字。但是，在「四人幫」統治時期，能思考什麼，又能寫些什麼呢？
創作已經毫無可能，研究也早已斷了念頭。想來想去，還是搞點翻譯吧。翻譯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連想也沒有去想。既然為翻譯而翻譯，為了滿足自己那閒不住的習慣而找點活幹，最好能選一種比較難的、相當長的、能曠日持久地幹下去的書來翻譯，這樣可以避免由於經常考慮這個問題而產生的困難尷尬的局面。我過去翻譯過幾本印度古典文學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確實「天真」的人們稱作「黑貨」與「毒品」。現在再選擇也出不了這個範圍。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貨」就「黑貨」、「毒品」就「毒品」吧。結果我就選中了《羅摩衍那》。
這是在1973年。下定了決心，季羨林就開始行動了。而當時是在什麼處境下開始的工作，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是絕對不可想象的。
當時，「四人幫」還在臺上，耀武揚威，飛揚跋扈，「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我雖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但處境也並不美妙。我處在被打倒與不被打倒之間，身上還揹著不知多少黑鍋。國家的前途，不甚了了；個人的未來，也可以說是，在我的心靈深處，還有那麼一點微弱但極誘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撐著我，使我不至完全喪失信心，走上絕路。其間差距，也不過一頭髮絲寬。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寒而慄。我曾相信，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難看到它來到我面前了。我的歸宿大概是到一個什麼邊疆地區或者農村，去接受一輩子「再教育」。我當時對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這一點。一切別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應該的。我當時過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適應。一個月有幾天要到東語系辦公室和學生所在的樓中去值班，任務是收發信件，傳呼電話，保衛門戶，注意來人。我當時幾乎成為一個「不可接觸者」，出出進進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認識，我坐在那裡也等於尸位素餐，對保衛門戶，起不了什麼作用。不過我仍然準時上班，安心工作，習以為常，並無怨言。我想，這樣平平靜靜地活下去，無風無浪，也還是很愜意的。
在這樣的處境之下，翻譯《羅摩衍那》，無異於沒事找事，其危險性是可想而知的。
這部《羅摩衍那》史詩的梵文原本，在國內只有舊版本。他不知從哪裡聽到一個訊息，說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繼《摩訶婆羅多》精校本之後的另一個偉大成就，頗受國際梵學界的好評，但此書國內沒有。季羨林於是抱著一種僥倖的心理和試一試的想法，託東語系圖書館的人向印度訂購。他預料，90％是訂不到的，即使訂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時候時間對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可出他意料的是，沒過幾個月，書居然寄來了，裝訂精美的七大巨冊，就那麼整整齊齊地排在那裡，他簡直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時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呆呆地看著這七大本書出神。
季羨林於是決心認真地進行翻譯，他濡筆鋪紙地幹了起來。中國佛經中有很多都提到過《羅摩衍那》這部書和書中的故事，但翻譯了那麼多佛典，卻一直沒有人把這部書翻譯成中文，而國外已有了那麼多種外文譯本，因此，季羨林覺得翻譯這部書成了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這時，在他眼前和內心深處的那一點遙遠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在無形中督促著他，雖然渺茫，但又具體，給他增添了力量。
在家中的時間是有限的，白天的大部分時間，他要貢獻給發信件、守電話、當門房，在東語系外文樓和35號樓學生宿舍值班。由於《羅摩衍那》在當時屬於「毒品」範圍，他就不能也不敢把原著帶到值班的地方。「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季羨林就利用在家裡的時間，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一張張的小紙條上，上班幹活之餘，反覆思考構思，打腹稿，如果眼前沒有人，再偷偷地寫下譯成的腹稿，下班後再回家趕緊用中文抄寫下來。
季羨林原來以為，該書原文除了個別章節外，是不會太難懂的，雖然量極大，翻譯起來會遇到困難，可也不會太多。
一著手翻譯，季羨林立即遇到了難題。原文是詩體，他堅持一開始就定下的原則，譯文也保持詩體，不能改譯為散文體。但是，要什麼樣的詩體呢？流行的白話詩，沒有定於一尊的體裁或格律，詩人是各行其是的，所以所有的形式都不恰當。所謂馬雅可夫斯基階梯體，與此鉅著風格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而如果純用舊體詩來譯，也有困難，既不能做到「信」，又不能保證讓讀者看得懂。經過反覆考慮，季羨林終於決定用順口溜的民歌體，每行字數不要相差太多，押大體上能夠上口的韻。
真要讓譯文押韻，就又來了困難。因為有時候想找到一個適當的韻腳，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他坐在門房裡，眼看著來來往往陌生的面孔，腦子裡卻想著韻腳。下班時回家的路上，也在考慮韻腳。從外文樓回13公寓，平常只需要十分鐘，而為求韻腳，下班要走四十分鐘才能到家，路上，他仍搜尋枯腸，尋求韻腳，以此為樂事。
就這樣，季羨林闖過了第一道難關。緊接著又來了另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譯多少篇？用多少時間呢？他在心裡琢磨開了：這部按出版社的計算方法有三百萬字的鉅著，自己能譯完嗎？最後，他想：如果能譯出三篇，還不到全書的一半，也就很不錯了，也就很滿意，可以不虛度下半輩子了。
想法一旦確定，他就給自己規定了每天的定額，今天一張紙條，明天紙條一張，一行一行地譯，一節一節地抄。
這個樣子進行翻譯，世上沒有。他從1973年幹到1976年，苦幹了四年，全書七篇，他譯了還不到三篇，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
然而此時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國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他的精神。
接下去，他不僅把翻譯工作繼續下去，而且由於條件已變好，他還找回了失去的笑。
5．找回失去的笑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8日，周恩來逝世。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強烈地震，損失慘重。在此前後，還有5月雲南、8月四川的強烈地震。
9月9日，毛澤東逝世，終年八十三歲。
10月6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
這時，從前在季羨林眼前那一點遙遠的光芒，此時陡然閃耀起來，而且距離他也越來越近起來。但是，這時候，季羨林並沒有想到要修改自己的翻譯計劃，仍然沒有立下翻譯完全書的雄心大志，會不會有人給出版，是主要原因。後來，計劃有了改變。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志們，不知從什麼人那裡聽說我正在翻譯《羅摩衍那》，告訴我，他們準備出版這部書。這是我以前絕對沒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經說過，我之所以翻譯，完全是為了滿足自己那種閒不住的習慣。古人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並不認為翻譯《羅摩衍那》完全無益，但是我的想法卻與古人微有相似之處。現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機會，自然是喜出望外，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從這時候起，我才認真考慮這一件工作。此時，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並非完全清醒，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仍然模糊，我還不瞭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對粉碎「四人幫」這一件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事我還不完全瞭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樣，國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個人的未來，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掃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鍋，不知怎麼一來，全都揭掉了。我已經失掉當「活靶子」的資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這個「資格」，決不會感到惋惜與遺憾。就在這樣的心情下，我開始修改我的翻譯計劃，決心把全書譯完。至於能不能譯完，究竟能譯完幾篇，我還不完全清楚。無論如何，雄心已經大了起來，那一個只翻譯三篇的計劃終於放棄了。
從這時起，季羨林的一些朋友，不管是熟的見過面的，還是沒有見過面的，聽說他正在翻譯這部鉅著，都給他寫了信，表示鼓勵。在「文革」期間，他只在初期收到過一些「砸爛狗頭」一類的信，其餘幾乎有五六年時間，一封信都沒有收到過。他已經變得不慣於收信，收到信有一種不知所措之感。因此，對一般人來說，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本用不著大驚小怪，而對他這樣「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人來說，卻不是這樣。他此時能收到有這麼多鼓勵性的信，使他有受寵若驚之感，這些信起了雙倍鼓舞作用，它推動著他前進。
更為難得的是，政治上的氣氛越來越輕鬆了。這種感覺在碰到那位失掉笑變得有點痴呆的老革命馮定後，就更為明顯了。
經過了一番風雨，燕園裡又出現了陽光，全中國也出現了陽光。記得是在一個座談會上，我同這一位革命老前輩又見面了。他頭髮又白了很多，臉上皺紋也增添了不少，走路顯得異常困難，說話聲音很低。才幾年的工夫，他好像老了二十年。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同時又很愉快。我發現他臉上又有了笑容，他又把笑找回來了。在談到興會淋漓的時候，他大笑起來，雖然聲音較低，但畢竟是爽朗的笑聲。這樣的笑聲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了。乍聽之下，有如鈞天妙樂，滋潤著我的心靈，溫暖著我的耳朵，怡悅著我的眼睛，激動著我的四肢。我覺得，這爽朗的笑聲，就像駘蕩的春風一樣，又彷彿吹遍了整個燕園，響徹了整個燕園。我彷彿還聽到它響徹了高山、密林、通都、大邑、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響徹了整個祖國大地，而且看樣子還要永遠響下去。
事實上，豈止是在這位老革命臉上，在很多人臉上，他都看到了笑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婦女、兒童，無一例外。這時，季羨林感到，把笑失掉，是不容易的，把笑重新找回來，就更困難。他相信，一個在滄海中失掉笑的人，決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也相信，一個曾經滄海又把笑找回來的人，即能勝任任何艱鉅的事情。一個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人能笑的民族，決不能長久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能笑、會笑、敢笑，失掉了笑又能重新把笑找回來的民族，才能建立宏偉的事業，才能在短期內實現四個現代化，才能闊步前進，建成社會主義，最終達到人類大同之域。
這時，季羨林才發現，自己原來也和這位老革命一樣，把失掉的笑找回來了。
季羨林帶著笑容，重新投入到翻譯《羅摩衍那》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