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明可能不一定知道，季羨林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對模糊學感興趣。1986年，他在尼泊爾的加德滿都看霧，就浮想聯翩，他想明目張膽讚美濃霧的人恐怕不會多，但想不到自己在這高山王國的首都卻對濃霧大唱起讚歌來：霧能把一切東西，美的、醜的、可愛的、不可愛的，都給罩上一層或厚或薄的輕紗，讓清楚的東西模糊起來，從而帶來了另外一種美，一種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的美，一種朦朧的美，一種模糊的美。他又想到，一些時候以前，當第一次聽到模糊數學這個名詞的時候，他還說過幾句怪話：數學比任何科學都更要求清晰，要求準確，怎麼還能有模糊數學呢？後來瞭解了模糊數學的內容，反而覺得模糊數學真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在人類社會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都有大量模糊的東西。承認這個事實，對研究學術和制訂政策等等都是有好處的。因此，他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在大自然中怎樣呢？在大自然中模糊不清的東西更多。連審美觀念也不例外。有很多東西，在很多時候，朦朧模糊的東西反而更顯得美。月下觀景，霧中看花，不是別有一番情趣在心頭嗎？在這裡，觀賞者有更多的自由，自己讓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縱橫六合，神馳於無何有之鄉，傾注於自己製造的幻象之中：你想它是什麼樣子，它立刻就成了什麼樣子，比那些一清見底、纖毫不遺的東西要好得多，而且絕對一清見底、纖毫不遺的東西，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模糊性正是東方人綜合的思維方式的表現。「模糊學」和「渾沌學」是一個新興的但是有無限前途的學科。到1990年代中期，他特別注意到苗東昇和劉華傑合著的《渾沌學縱橫談》一書，其中有一段話：
以精確的觀察、實驗和邏輯論證為基本方法的傳統科學研究，在進入人的感覺遠遠無法達到的現象領域之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因為在這些現象領域中，僅僅靠實驗、抽象、邏輯推理來探索自然奧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將理性與直覺結合起來。對於認識尺度過小或過大的物件，直覺的頓悟、整體的把握十分重要。
作為一門新興的邊緣科學，模糊學是從數學、哲學、邏輯學、語言學等誕生出來的，正如美國學者扎德所說：「模糊語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論中最重要的進展之一」，模糊類是指「其界限不是涇渭分明地確定好了的類別」，或者換個說法，「模糊類是指該類中的成員向非成員的過渡是逐漸的，而非一刀切的」。
季羨林認為，沒有形態變化的漢語，是世界上模糊性最強的語言。他舉唐代詩人溫庭筠《商山早行》中的兩句詩為例：
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
他認為，這樣描繪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涼之感，到今天已經一千多年，然而並沒有失去其感人之處。兩句詩十個字，列舉了六樣東西，全是名詞，沒有一個動詞。用西方的語法來衡量，連個句子都成不了。六樣不相干的東西平鋪直敘地排列在那裡，它們之間的關係一點也說不清楚，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詩人沒把它們排好位置，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給了讀者。每個讀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經驗或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個人的經驗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決不會相同。讀者有絕對完全的自由放開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如果把六樣東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就會限制讀者的自由，美感享受為之減少。這正是東方綜合思維方式或模糊的思維方式在文學創作中的表現，其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
季羨林很推重陶東風在《中國古代心理美學六論》中對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的解釋。陶東風的解釋是：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詩，詩中的人稱和時態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體被隱去，可以是詩人，可以是別的他，也可以是你自己，動詞「舉頭」、「望」、「低頭」、「思」等詞都沒有時態的限制。它的時間性是靈活的，讀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補充。如果你把詩的主人公理解為詩人，那麼，時間當在過去；而如果你設想自己正置身於詩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那麼，時間也可以是當下。這是由於漢文原文時態不確定，人稱不確定等原因所致。一旦譯成英文，就把這不確定不落實的一切都確定了。人稱確定為「我」，使原詩不確定的人物關係變得確定，只能理解為李白自己了。不確定的時態限定為過去時，使詩的意境大為遜色，「望」本可以是一個連續的動作，而譯成了「發現」，就使之變成一個終止於過去的動作，「思」也如此，一個連續性的「思念」變成了「突然想到」，不能不使人感到沮喪。這樣一來，原文的不確定性和朦朧性也就喪失淨盡，審美經驗也就受到了影響。
季羨林將模糊理論引入，從模糊語言這一角度來理解這一問題。他認為西方文化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東方文化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兩種思維模式產生的文明是不同的，表現在語言方面，漢語和印歐語系的語言是最典型的代表。在這方面，他很欣賞申小龍對兩種語言的分析，申小龍的觀點是西方語言的句子是一種「焦點視」語言，謂語必然由限定動詞來充當，而這個限定動詞又在人稱和數上與主語保持一致關係。句子中如果出現其他動詞，那一定採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與謂語動詞的區別。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動詞，就抓住句子的主幹，整個句子格局也就綱舉目張，這就像西方油畫一樣，採用的是嚴格的幾何形的焦點透視法，而漢語句子的認知心理不是「焦點視」，而是「散點視」，漢語句子的思維不是採用焦點透視的方法，而是採用散點透視的方法，形成了獨特的流水句的格局，很像中國畫的透視。季羨林認為這種觀察是非常細緻而準確的，提出了非常精闢的見解。
季羨林認真分析西方為什麼在20世紀後半期興起了與西方思維注重分析背道而馳的模糊學、混沌學的原因，認為是由於西方有識之士已經痛感西方分析的思維方式不行了，世上萬事萬物沒有絕對的百分之百的正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絕對的好，絕對的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辦不到的，必須改弦更張、另求出路。季羨林和許明談到的混沌學的著作，是指美國學者格萊克寫的《混沌：開創新科學》。季羨林不僅對此書感興趣，而且對此書的書評也感興趣，他對周文斌在《光明日報》（1990年11月8日）發表的書評仔細地閱讀，注意到其中的一段話：
混沌學是關於系統的整體性質的科學。它扭轉科學中簡化論的傾向，即只從系統的組成零件夸克、染色體或神經元來作分析的傾向，而努力尋求整體，尋求複雜系統的普遍行為。它把相距甚遠的方面的科學家帶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種分工過細的研究方法發生了戲劇性的倒轉，亦使整個數理科學開始改變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與無序的統一，確定性與隨機性的統一，是過程的科學而不是狀態的科學，是演化的科學而不是存在的科學。它覆蓋面之廣，幾乎涉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模糊學、混沌學是西方以前沒有的科學，從模糊數學開始，以後又有模糊邏輯學、模糊語言學。人們天天說話，但沒注意到自己的語言是模糊的。如說天氣好，怎麼叫好？天氣暖，怎麼叫暖？長得高，怎麼叫高？這件事情好，怎麼叫好？都是模糊的。人可以對這些問題仔細分析，追根問底，但是要講清楚卻很難。因此，混沌學被譽為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學之後，20世紀科學的第三個偉大的發現。
而西方模糊學、混沌學的興起，正說明西方形而上學的分析已快走到盡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綜合思維方式為基礎的東方文化。
2．對中國文化特點重新認識
季羨林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經常駐足於陳寅恪先生為王國維寫的紀念碑文之前。其中有幾句話說：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除了這段碑文，陳寅恪先生還為王國維寫過一篇《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其中也有一段話：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厚，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當時，他對這些話的理解是，覺得它與王國維之死掛不上鉤。因為王國維在溥儀被逐出宮時曾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慘變，義無再辱。」因此與羅振玉、柯紹忞等相約同殉，但未果，他認為這是恥辱，到1927年，韓復榘兵臨北平城下，他不想再一次受辱，於是自沉於昆明湖。所以季羨林認為王國維是一種忠君思想，同什麼「俗諦」、「思想自由」、「文化」有什麼關聯呢？這些問題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沒有得到認真解決。
後來，他又對陳寅恪說的「中國文化定義：三綱六紀」，覺得非常奇怪。
最近一些年，季羨林讀到時賢紀念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和論文，其中有的論文對王國維之死作了一點解釋，但有點隔靴搔癢，沒搔到癢處，於是便重新思考這些問題。
陳寅恪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說：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見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觀念·理念——筆者）者。
三綱是君臣、父子、夫婦，六紀是諸父、諸舅、族人、朋友、師長、兄弟。這些話未免迂腐，也有糟粕，如「夫為婦綱」之類。君臣也不存在，但國家與人民卻差堪比擬。所以，對這段話的理解，不能拘泥於字面，而應深入其內裡。三綱六紀把一個人在社會中發生的人際關係各方面都考慮到了，所以中國文化的根本，就在於處理人際關係。
這一點，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說得更為明確，他說：「中國文化所以能延綿數千年，仍有如此凝聚力量，實乃受兩個因素所驅使，一是文字，二是綱紀，即禮也。依我多年所悟，中華文化的特點，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禮’，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學問，這個關係就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要明是非，方能取得‘和’，所以《論語》說：‘禮之用，和為貴。’」季羨林認為，饒宗頤與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意見是「英雄所見略同」。
因此，季羨林在此基礎上解釋王國維之死與重視人、重視人的社會關係和倫理關係的中國文化特點有關，既然中國文化偏重倫理道德，而倫理道德的骨架是三綱六紀，所以王國維之死表面上看是臣殉君，但從更深一層的內涵上看，說他是殉中國文化更為合情合理。
即便在今天，在國內講安定團結，在國際講「和為貴」，主張和平。而人際關係、國際關係都要有一定道德倫理的制約，綱紀就是制約的手段，沒有此手段，則國將大亂，國際間也不會安寧。綱紀猶如大街上的紅綠燈，沒有紅綠燈，大街上會何等混亂，一想就明白。所以中國的辦法，就是利用幾千年來傳下來的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精義綱紀的學說，來調整人際關係。人際關係得到調整，則社會安定也就有了保證。再濟之以法，那麼天下就可以太平。
這種倫理關係具體到每一個人，就要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從一個人的修養，一直到治國、平天下。中國的統一一直是歷史的主流，就是因為中國儒家文化的重點是人，重心是解決人的問題，處理好人際關係、社會關係，社會就會安寧，才會發展。
在此基礎上，季羨林反對只發展經濟不注重道德建設的現象。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頭幾年有一種說法——「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他並不籠統地反對這種說法，但認為不全面，真正的理想，應該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經濟搭臺，文化唱戲」。文化和經濟相結合，那麼文化能發展，經濟也能發展。他希望有遠大眼光的企業家不應追求在財產後邊加「0」，而應該貢獻給國家，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能夠做到經濟和文化互相搭臺互相唱戲，是最好的。
3．人學
人際關係屬於人學的範疇，季羨林重視人際關係，自然也重視人學。
人學可以說是一門新興的科學，牽涉到許多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在中國，最早在現代意義上使用「人學」這一概念的是近代學者廖平。廖平，字季平，晚號六譯，四川井研人。他生於1852年，卒於1932年，早年受學於王闓運，治今文經學，曾任教尊經書院、四川國學院，撰有《知聖篇》、《群劉篇》，又有《今古學考》、《孔經哲學發微》，其中有些論點受到康有為推崇，並在其《新學偽經考》中加以繼承。廖平的著作《孔經哲學發微》中提到了「天學」、「人學」、「王伯學」等概念。「天學」是研究六合以外之學，「人學」則是「六合以內之學」，是研究人類社會問題、治國平天下道理的學問。他認為《春秋》是「王伯學」的經典，「治國學」以《王制》為之傳；《尚書》為「皇帝學」的經典，「平天下學」以《周禮》為之傳；這些皆屬於「六合以內」的事，所以稱「人學」。「天學」的經典則是《詩》、《樂》、《易》，「遊神變化，不可方物」。廖平還認為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蘭教）皆歸「天學」。廖平的著作編為《六譯館叢書》，但《孔經哲學發微》未編入其中。
而從世界範圍來看，一戰後，從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開始，興起了大談文化的思潮。二戰後，又從存在主義的著作開始，大談「人論」、「人學」。文化和人學相聯絡，文化是人的產物，而人也是文化的產物。關鍵是人是什麼的問題。
人類對自己是什麼的初步答案，周輔成先生認為早在古埃及的「獅身人面」像時代，就提出了古埃及人對「人」的看法：它以奇特的形體讓人知道，人並非是不朽的東西，它是從獸轉化來的，有聰明的頭腦，有勇猛的體力，人是智勇雙全的東西。
而季羨林則從他獨特的「天人合一」論觀點入手來談人學。
他認為，人類從其他動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以後，成為「萬物之靈」。他們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今天，人類創造出來的文明，光輝燦爛，大之能登上月球，小之能深入原子，窮極微藐，於是在有意無意之間，自命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氣焰萬丈，不可一世了。但夷考其實，卻不禁令人氣短。人有點像孫悟空，一個筋斗跳十萬八千里，神通可謂大矣，自以為到了天地盡頭，在五根大柱子下面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來才知道並沒有跳出如來佛的手心。這如來的手心，對人類來說，就是人類本身。
原因在於人對於自己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的軀體，瞭解得實在太可憐了。這樣一個「人」，不管是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都所知不多。
在人的自然屬性方面，人對軀體確已有所瞭解，對人體骨骼，甚至骨頭的數目，都能瞭解；對脈絡，甚至對血液流動的規律，也都能掌握。但是一進入神經領域，人類便捉襟見肘。光靠解剖刀無能為力，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解剖刀一下，也立即變為死的，自以為無所不能的醫生和心理學家，也只有望刀興嘆了。至於人體特異功能，至今還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在人的社會屬性方面，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社會的組織結構等等，在人類歷史上都逐漸有所瞭解，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這些矛盾，在過去表現為改朝換代，到今天，則促成了全球大震盪，幾乎有一個民族就要形成一個國家。其根源何在，也是無法說清楚的。
至於人與天的關係，人類沒能處理好。西方工業革命以後，口口聲聲要「征服自然」，但一旦觸犯了大自然，它的懲罰卻是十分嚴峻、十分可怕的，今天已有許多冷酷的事實擺在人類面前：大氣汙染，酸雨，臭氧層破壞，生態平衡被破壞，等等，已嚴重威脅人類生存。有識之士已看到這一點，但大多數人還在懵懵懂懂，包括一些有權勢者，還「錯把杭州當汴州」，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所以，季羨林認為人學的關鍵是解決人的生存、溫飽和發展問題，而要想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解決人本身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問題，即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及兼及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問題，而中心環節是「人」，把「人」弄清楚，而「人學」尚矣。
季羨林提倡不要忽視「人性」的問題。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誰要提「人性」，就是抽象人性論，而抽象人性論就是「修正主義」，離開反革命只有一根頭髮絲了。
他從宋趙與旹《賓退錄》卷九中摘了一條筆記：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則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這幾篇文學作品確實碰到人內心中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靈魂，使人受到感動，得到「淨化」。原因就在於文學作品有階級性、時代性、民族性之外，還有個「人性」的問題。清代詩人趙甌北高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馬克思所說希臘神話有永恆的魅力，說的就是這種「人性」。李白、杜甫的詩到今天，不是數百年，而是一千多年，讓人讀來仍感覺新鮮，中國和外國都還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歸入這個範疇，其原因就在於能觸到人的靈魂，引起共鳴，而能引起這種共鳴的就是這個「人性」。最現成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在承認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時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時，還承認一個貫通這些性或者高踞於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4．參與《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
季羨林既然是個「大雜家」，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他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事實上，季羨林對《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撰，是貢獻了相當大的力量的。
《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啟動，開始於1978年。局內人都知道，季羨林在一開始，就大力支援首任總編輯姜椿芳先生，出任《外國文學》卷編委會副主任委員。那時，他已身兼數職，《羅摩衍那》的翻譯還未竣工，但仍挺身而出為姜老分憂。1979年7月召開《外國文學》卷第一次會議，他又兼任了南亞文學主編。
與季羨林聯絡的編輯人員，從來沒遭到過拒絕，要求他辦的事無不答應，甚至一些瑣碎的小事也樂於幫助解決。
但季羨林自己並不這樣看，他坦誠地解剖自己說：
我對大百科全書的意義不能說一點認識也沒有，但是應該承認，我最初確實認識很不夠。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時，我參加了許多與大百科沒有直接關係的學術會議。我記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慶，在廣州，在杭州，當然也在北京，我參加的會內容頗為複雜，宗教、歷史、文學、語言都有。姜老是每會必到，每到必發言，每發言必很長。不管會議的內容如何，他總是講大百科，反覆論證，不厭其詳，苦口婆心，惟恐頑石不點頭。他的眼睛不好，沒法看發言提綱，也根本沒有什麼提綱，講話的內容似乎已經照相製版，刻印在他的腦海中。我在這裡順便說一句：朱光潛先生曾對我講過，姜椿芳這個人頭腦清楚得令人吃驚。姜老就靠這驚人的頭腦，把大百科講得有條有理，頭頭是道，古今中外，人名書名，一一說得清清楚楚。
但是，說句老實話，同樣內容的講話我至少聽過三四次，我覺得簡直有點厭煩了。可是，到了最後，我一下子「頓悟」過來，他那種執著堅忍的精神感動了我，也感動了其他的人。我們彷彿看到了他那一顆為大百科拼搏的赤誠的心。我們在背後說，姜老是「百科迷」，後來我們也迷了起來。大百科的工作順利進行下去了。
《外國文學》卷在進入撰寫階段以後，碰到了不少困難，因此有人表現出信心不足，甚至有人主張推遲編寫，因為條件尚不具備。1980年7月，編委會在莫干山開會。馮至是主編，季羨林是副主編。季羨林力主編寫工作不能推遲。他不僅審稿，而且還自己寫稿，《跋彌》、《佛本生故事》、《迦梨陀婆》、《羅摩衍那》、《印度巴利語文學》、《印度俗語文學》、《五卷書》，都出自他的手筆，而這些辭條都是在1980年就完成了的。
1982年《外國文學》卷2冊相繼出版，季羨林又寫了一篇《〈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評價》的文章，發表在《世界文學》1982年第5期上。他肯定了這部360萬字的大著作是對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貢獻，而參加編寫的人員來自全國各地，大學與科研機構相結合，專業與業餘相結合，老中青相結合，是空前的壯舉，值得大書特書。就在這篇文章中，季羨林提出了他的「百科全書」觀：其一，論述應當客觀、全面，應以發展和聯絡的觀點看問題，不以「政治態度」定優劣，論取捨；其二，資料必須準確、豐富，要有最新資料，反對固步自封；其三，東方與西方，大國與小國，要正確對待，既重視第三世界，破除歐洲中心論，又不輕視西方；其四，按成就和貢獻大小確定是否立條及條目字數，各國的條目和字數要保持相對平衡；其五，文體力求一致；其六，譯名務須統一。這些觀點被認為豐富了《大百科全書》的編輯方針和編寫體例，特別是前四條，完全是親身經驗的實踐的總結，沒有一本現成的書可以借鑑。
1982年，季羨林又出任《語言文字》卷的編委會主任委員，並被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這時他工作更為繁忙，對大百科的工作卻熱心如故。
對《語言文字》卷的編寫工作，季羨林和呂叔湘都全力支援，並加以鼓勵。季羨林對編寫人員動情地說：「椿芳同志在前面衝鋒陷陣，我們不能後退。」他自己身先士卒，寫了《吐火羅語》、《印度伊朗語族》、《宰利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達羅毗荼語系》等辭條。
1985年12月，為了修改許國璋先生的兩個辭條，季羨林親自出面。出門那天，天氣陰冷，北風呼嘯，似乎有意阻止他出門。但他毫不在意，只穿中山裝，戴一頂鴨舌帽，不加風衣，也不披大衣，要不到車，便與編輯人員乘公共汽車去北京外國語學院。汽車上沒有人讓座，他就一直站著。到了許國璋家裡，他懇切陳詞，與許先生談得十分融洽。告辭時，許國璋叫了一部車把季羨林送回家。
在這之前，季羨林雖然與許國璋有交往，但並不算很多，通過大百科全書，他們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了。這也可以說是大百科全書的一個副產品吧。
5．投身於中國文化書院建設
上世紀80年代中，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之後，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進行反思，研究中國文化的風氣，已稍有興起之勢，但還沒有真正成氣候，後來的「文化熱」還沒有形成，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幾位年輕教師，在系內外、校內外幾個老教授季羨林、馮友蘭、張岱年、湯一介、樓宇烈、朱伯崑、龐樸等先生的支援下，毅然建立了中國文化書院。
中國文化書院與中國歷史上的書院一樣，是學者的講學之所，與官方所辦的正規學府有一定的區別。中國從唐代始興書院，唐玄宗開元六年（718），以乾元院為麗正書院，當時的任務是校刊、收藏「古今之經籍」，以幫助皇帝瞭解經典史籍，並薦舉賢才和提供建議，供皇帝參考和選用。這是官辦的書院。私人辦的書院則是貞觀九年（635）在遂寧縣所辦的張九宗書院。宋初，大力興辦書院，書院規模也逐漸擴大。宋代的著名書院有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號稱「四大書院」。南宋時，書院遍及全國，每一書院各有自己的特色，是某一學派傳授生徒的據點。如白鹿洞書院是朱熹講學處，石鼓書院是李士真講學處，應天府書院是戚舜賓的講學處，嶽麓書院是周式講學處，後在南宋由朱熹仿白鹿洞書院，設立學規。元明清三代，書院或興或廢，持續不斷。
中國文化書院的建立，旨在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有一定的裨益。但它並不是像歷史上的書院那樣是某一學派的講學之所，而是繼承北京大學的傳統，提倡相容幷包，學術自由，思想觀點不一致也可以在這裡討論，甚至交鋒。一群包括老、中、青三個年齡層次的學人，真正是不靠天，不信邪，有遠見，有卓識，敢於「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山林終於被他們開闢了。
書院創辦之時，季羨林便被聘為導師，後來一直是該書院的名導師之一，並被聘為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
1994年是中國文化書院建立十週年之際，十年來它取得了十分輝煌的成就，季羨林興奮地說：
到了今天，在並不能算是太長時間的十年內，他們團結了不少位國內大學和科研機構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學者，還有臺灣省的學者，美國的華僑和華裔學者，還有一些外國學者。舉辦和參加了許多學術活動，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在國內外已經頗有點名聲，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語，中國文化書院已經「夠瞧的」了。
季羨林本人為中國文化書院所做的貢獻，一方面是他為書院舉辦的學術活動作學術演講，談治學經驗，另一方面，又為文化書院主持學術著作的編撰與出版。僅在最近一些年，由季羨林任主編的大型叢書，就有《神州文化整合叢書》，計劃先出一百本，並將配以電視錄影，讀者物件不限於大陸，也包括大陸以外的華人華裔，臺灣在內，自不在話下，連在歷史上同中國文化交流密切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也包括在裡邊，原則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讀者越多越好。在已經出版的文化交流類中，十部著作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國文化在日本》、《中國文化在朝鮮》、《中國文化在越南》、《中國文化在歐洲》、《中國文化在美國》、《中國文化在蘇俄》、《絲綢之路》、《徐光啟與利瑪竇》、《孔子與伏爾泰》，均由新華出版社出版。季羨林親自撰寫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書。
人們不會知道，在為中國文化書院主持專案的同時，季羨林還在為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組織撰寫《東方文化整合》擔任總主編。工程已於1995年啟動，準備組織全國研究東方文化的力量，用十年時間，撰寫出版五百種著作，涵蓋東方各國文化，內容浩博，規模宏偉。此工程最初由經濟日報出版社承擔，其出版必對弘揚東方優秀文化傳統、促進人類文明發展，起到積極作用。後來出版社有所更動，現在已經出版了100多部，還在陸續出版之中。
這就可見季羨林為中國文化書院付出的勞動是多麼寶貴了，其工作之艱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這一點，從季羨林為紀念中國文化書院建立十週年編成的《文化的回顧與展望》一書的《序》中，也可以略知一二。
十年，不算是太長的時間。但是，我們中華民族是崇拜整數的民族。十年是一個整數，因此十年大慶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我們怎樣來慶祝呢？我們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們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們無法一擲幾十萬，擺一桌專門吃金粉的華筵。我們也都不是孫悟空，無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來祝壽。我們是一介書生，是一群秀才。俗話說：「秀才人情半張紙。」我們只有半張紙的能力，半張紙就是我們能力的極限。我們決不會輕視這半張紙，人世間有識之士也不會輕視。
我們都能瞭解這半張紙的分量。它是從我們的心靈最深處流出來的，其中隱含著不知幾多心血，幾多辛苦。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我們無一例外。衣帶漸寬終不悔，我們無一例外。這半張紙是一行行的字組成的，行間煙霞，筆底風雲，它覆蓋著宇宙萬有，為先民繼傳統，為萬世開太平。這半張紙正是中華文化寄託之所在。
正因為創業之艱難，所以經過十年的努力，對書院取得的成就，書院人都是很珍惜很自豪的。在21世紀到來之後，書院人更為深知自己肩頭擔子之重，因為新世紀將為人類的前途開闢新路，給中華文化、東方文化帶來騰飛的機遇，而在它來臨之前，書院要為此做好準備。他們深知，弘揚端在努力，愛國不敢後人，年齡不管老少，共同目標把他們拉到一起，年老的，「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年輕的則激揚文字，揮斥方遒。因此，面前雖然還有困難，但季羨林認為，老中青三代非常團結，目標一致，事業正義，認識又一致，廣交天下仁人志士，同心協力，就會克服困難。對書院的前途，季羨林個人有一個感覺，就是「真理畢竟勝利」，借用宋人的詩句就是「嚴霜烈日都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再借用陸游的一句詩，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6．出任《傳世藏書》總編
幾乎在為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主持重大專案之時，另一個大型圖書出版工程也在第三個戰場進行著，這就是由誠成企業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策劃、組織並全額投資1．5億元人民幣制作的古籍整理工程《傳世藏書》。
《傳世藏書》是國家「八五」跨「九五」重點圖書出版專案，是清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之後二百多年來，最大最系統的古籍整理工程。專案啟動於「八五」計劃期間，由季羨林任總編，張岱年、徐復、王利器、錢伯城、戴文葆等著名學者任主編，並組成學術委員會、工作委員會。工作委員會主任由陳克勤、劉波、李頻出任。全國二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參與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至清末要籍一千種，總計二億七千六百萬字，分經、史、子、集四庫，每庫之下又分若干部類，共計一百二十三冊。
該工程的初衷，是感嘆中華典藏豐偉，但多為御藏、官藏，讀之不易，借之尤難。便想匯為一書，變官藏為民藏，讓喜讀書的普通人，足不出戶，能隨時閱讀，汲取知識，充實思想。
這樣一個大工程，困難多矣。經費籌措難，排印難。此書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錯是原書的，不背罵名。但為了讀者方便，有巧不取，決心橫排、簡體加標點，如此決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煩，千百倍工作量，就使工作中的艱辛，難以言狀。
在關鍵的時刻，季羨林為工作委員會打氣，鼓之以真情實感：要辦事，便有難，若人人取巧怕難，社會何以發展！於是，編寫人員有了勁頭，他們下決心給後世讀書人行個方便，堅信「人終為灰土，書終以傳世」。
在工程啟動之後，編撰人員少娛樂，少貪睡，不閒適，多工作；無白髮的，添了白髮，有白髮的，多了白髮；衣帶慚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有時候，一本書標點了，編輯了，校勘了，會忽然因為電腦或別的什麼地方出了毛病，前功盡棄，令辛苦人慾哭無淚，只得一切從頭另來。
這樣一件出版界的大好事，偏偏有人無端非議，指責設計時專注在「藏」，但並不實用，不收選本，不收註釋，很可能成為有錢人擺在書櫃裡的裝飾，於弘揚中華文化用處不大。也有人指責季羨林好大喜功。其實，季羨林早就功成名就，學界泰斗的地位早已確定，現在什麼也不幹，這個地位也不可動搖。對這樣指責的人來說，他們的邏輯依然是乾的不如不幹的，不幹的不如搗蛋的！不然，該做何解釋呢？
當全書出版工作告竣之後，季羨林於1996年10月11日晚上九點半，乘飛機從北京來到濟南，10月12日在山東大學舉行了北大教授季羨林、中國建行山東分行為山大九十五週年校慶獻禮的「《傳世藏書》捐贈儀式」，季羨林為母校捐贈了一套，建設銀行山東分行捐贈了一套，每套價值六萬八千元。
目前，這兩套書已經編碼啟用，以文史哲見長的山東大學莘莘學子，已經享受到季羨林貢獻給中華民族這份厚禮的精神營養，一批學術研究成果將依賴這套叢書而誕生。山大學子們衷心感謝季羨林老學長！
7．出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編撰
這是又一個戰場，又一個宏大的專案，就是編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專案主持人、總編撰是季羨林，因為此工程的策劃者《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撰出版工作委員會認為，擔此重任者，非季羨林莫屬！
修撰這套大型叢書的起因，是因為《四庫全書》雖網羅典籍3461種，70309卷，號稱中國傳統文化之總彙，但此書並不全，這也是學術界眾所周知的，因為大量不合清王朝口味的，或列為存目，或遭禁燬。僅列存目的，就有6793種，93551卷，約佔當時傳世典籍的一多半。加之清中葉以來，多有國難，文獻散亡，存目者十喪三四，如再不及時搶救，不但無法開發利用，且有繼續亡佚之虞，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鑑於這一理由，策劃者決定出版存目叢書。齊魯書社出大陸版，臺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大陸外版。組成了以季羨林為總編撰的編輯委員會、工作委員會，收錄了散藏在全國和歐、美、日等國家的200餘家圖書館四庫存目書4000種，6萬餘卷，分成約1200冊，分為百卷（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尾卷（索引）。這部叢書收錄的，其中有三成是孤本，許多具有極高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和版本價值，實為研究中國文化所必備，堪稱儲存古代文獻之盛舉。
收錄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有極高學術價值的比比皆是。
對研究哲學和政治思想很有價值的有李贄《藏書》、《續藏書》，張居正《太嶽集》、王廷相《雅述》、《慎言》，呂坤《呻吟語》、《去偽齋文集》，方以智《藥地炮莊》、顏元《存學編》、《存性編》，李塨《論語傳注》、《大學傳注》、《中庸傳注》、《大學辨業》、《恕谷文集》，李顒《四書反身錄》、《二曲集》，黃宗羲《南雷文定》等。
史類著述最為可觀，引人注目者有《元典章》、《皇元聖武親征錄》、鄭麟趾《高麗史》、雷禮《皇明大政記》、傅維鱗《明書》等。野史筆記雜錄中姚汝能《安祿山事蹟》、陶宗儀《草莽私錄》、黃瑜《雙槐歲鈔》、田藝蘅《留青日札》、陳全之《蓬窗日錄》、焦竑《玉堂叢語》、何良俊《四反齋叢說》、朱國楨《湧幢小品》、文秉《先撥志始》、蔣平階《東林始末》都很有價值。
地理類值得注意的有劉侗《帝京景物略》、馬歡《瀛涯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徐崧《百城煙水》等。
文學類有郎瑛《七修類稿》、呂子孝《玉霄仙明珠集》、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孫枝蔚《溉堂集》、萬鈳《詩經類考》、胡應麟《詩藪》、沈雄《古今詞語》、葉燮《原詩》等詩文評著述都很值得注意。
其他如小學類《四聲切韻表》、《黃公說字》、《匯雅》，目錄類《國史經籍志》、《讀書敏求記》、《述古堂書目》，醫家類《難經經釋》、《臨證指南醫案》、《醫史》、《瘡瘍經驗全書》，天文演算法類《演算法統宗》、《勾股述》、《天經或問後集》，農家類《沈氏農書》，藝術類《法書通釋》，刑法類《洗冤集錄》、《刑統賦》，雜家類《西學凡》、《辨學遺牘》、《天主實義》、《靈言蠡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多能鄙事》，釋家類《佛祖統記》、《南宋元明僧寶傳》等，都是極有價值的珍貴典籍。
四庫存目書之價值如此重要，近代以來學者多有肯定和使用，如梁啟超、陳垣、鄭振鐸、謝國楨等人都是。因此，「四庫存目書可以說是珍品雜陳，琳琅滿目，難以盡數」。
對這樣有價值的大型叢書，也有人出來橫加指責，什麼名字便不通啦，大就一定好嗎？什麼既不經濟，也無必要啦；什麼在文化史上將流為笑談啦。好事者批評說：「好大未必能成其大，急功未必能成其功。大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正不必一見‘大’，便為吹噓，替它做廣告」，甚至作打油詩說：文化弘揚事可歌，急功近利反蹉跎；真知灼見千般少，充數濫竽一個多。
對這樣的諷刺、挖苦，急於想讀書的讀者忍受不了，叢書編委會、工委會自然更忍受不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以寬厚出名的季羨林不得不出來說話了。他不理解，為什麼做幾件對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極為有利的事，偏偏有人出來反對，他寫信給發表諷刺畫、文的《讀書》編輯部說：
我本來想充當一次啞巴，現在已經逼到啞巴頭上，不說話不行了。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總懷疑，你們並不知道什麼叫《四庫全書》。你們不妨駕臨圖書館去翻閱幾分鐘，這樣總比閉著眼睛瞎說要好，這樣也能保護你們自己的面子。
他又說：
我只是感覺到文化學術界這樣的一件大事，事關我們全體的名聲，我不能不說幾句話，私心不能沒有一點，但是主要出之公心。
最近幾年，季羨林寫《糖史》，不管春夏秋冬，不顧酷暑嚴寒，幾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圖書館，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四庫全書》，《糖史》中的很多資料，就來自《四庫全書》。
連著兩天，季羨林給《讀書》寫了兩封長信，道出了讀者和編者們的心聲，使他們有了信心，感到這樣的話由他說出來，分量就不一樣。
是的，沒有人能阻擋住這一大型文化建設工程的推進，從1994年開始編撰，1995年首批《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出版，國內外名報《人民日報》、《文匯報》、《快報》、《世界日報》、《星島日報》、《世界週刊》、《澳門日報》、《商報》、《大公報》、《聯合報》等均以顯著位置作了報道。
和《傳世藏書》一樣，季羨林相信「真理畢竟勝利」。而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還未殺青，季羨林又擔任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劃準備出版的《胡適全集》的主編。
季羨林就這樣不斷有新的追求、新的開拓，這正應了曹操的那首《龜雖壽》詩所說：
老驥伏櫪，
志在於裡，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四、道德文章
1．光風霽月
中國宋明時期的理學家們喜歡講氣象，氣象本是指大氣中各種物理現象和物理狀態的統稱，有時也在景象、光景的意義上使用。但理學家所講的「氣象」均不是指這兩方面的意義，而是指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境界。程頤為程顥作《明道先生行狀》，說：
先生資稟即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這裡程頤所說，均屬程顥的「氣象」，顯系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兼而言之。另有黃山谷（庭堅）說理學家周敦頤：
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這樣一個對周敦頤氣象的評價，可以說是抓住了本質，所以這個評價深得後來理學家的讚許。
這樣的話，用來評價季羨林，也完全適用，毫無誇張。
季羨林道德境界之高尚，在學術界一直傳為美談，學人多有品評，這些品評多是將道德文章放在一起，這裡姑且做一個集錦。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說：季羨林不能整，他是國寶。民盟中央主席、北京大學前校長丁石孫教授說：要學習季老的優良品德，因為季老是我國知識分子的楷模。著名外國文學家、詩人馮至先生借用歌德的兩句格言詩改為第二人稱獻給季羨林：你的產業是這樣美，這樣廣，這樣寬/時間是你的財產，你的田地是時間。許多國際知名學者均對季羨林有極高評價，如稱他為「元老級的東洋學者」，「東亞，包括日本，最偉大的印度學家」等等。
張中行先生說：他會得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於站在牆外，自然就不能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種難能：一是學問精深，二是為人樸厚，三是有深情。三種難能之中，最難能的還是樸厚，像他這樣的難於找到第二位。
國際友人韓素音女士說：我真是幸運，能與中國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季羨林教授相遇，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梵文學者之一，我對他的尊敬和稱讚愈益增長。他是一位完全具備知識分子品格的人，決心要做出最好的學術成果，他從來沒有放棄堅持一切都要優秀的原則。我在他身上發現的不只是博學，而且是睿智，不僅是睿智，而且還有非常謙恭有禮和幽默。他的博識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他這樣謙虛，可以讓人們跟他談論那些他其實比他們知道得更多的話題。他尊嚴的人格，他的對於物質利益毫不動心，他對於書的熱愛，他的耐心，還有他的充分的真誠，對我來說，他將永遠是氣節的象徵。他毫不追求權力、財富或者被人頌揚，他整個地獻身於他的國家和人民，還有他的不動搖的忠誠，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榜樣。
張學書說他儉以養德，愛國情深，律己謹嚴，待人以禮。
彭定安說：他臉上含著平和的微笑，平易近人極了。一切都深蘊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實實在在的、樸素自然的，是融匯於、包容在深層文化、高度修養、自在人格中的一種「天然自成」的形象。他真正是學貫中西古今，然而從穿戴到神情，竟沒有一點外在的洋味，卻深深地體現了一種中國傳統學者文人的文章、道德、風骨三者統一融匯而形成的儒者氣度，這正是立足於中國文化深厚裝備，又吸取了外域古代和現代文化的深厚營養而形成的氣質與風格。
白化文為季羨林八十歲生日獻壽聯有「岱嶽華巔」、「宗師鶴壽」句，首嵌「岱宗」二字，譯為「學界泰斗」。他又為季羨林八十五歲生日獻壽聯一副：魯殿靈光在，梵天壽量高。
謝方說：他自己粗衣淡食，生活簡樸，卻擁有一個極為豐富的精神世界。
謝冕說：他是那樣的普通，普通得無法和周圍的人加以區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無聲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無比深厚的黃土地的渾重之中。偉大無須裝飾，也不可形容，偉大隻能是它自身。他是極為單純的，單純到不染毫纖的自然，從那樸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種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黃偉經說：他那質樸的穿著、隨和的舉止，一下子讓我這個晚輩大大地縮小了跟他的距離，在我心裡增添了一種親切感。他自幼至老都有著「鄉下人」的樸實、執著、勤奮、堅忍、耿直，和作為學者的睿智和寬容。
袁行霈說：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釋，一切多餘的雕飾的東西都成為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樸實的美德並展現了樸實的力量的典範，他的樸實帶有豪華落盡的真淳，好像元好問所稱頌的陶詩，這就更加令人尊敬。
劉烜說：他將東方式的頓悟、洞察力、圓融之智，與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嚴謹、理性、邏輯與分析，加上山東大漢的倔強的民族精神，融匯貫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獨特的人格力量。季羨林的名字，將作為21世紀東方文化的一個象徵閃爍著光彩。
梁披雲為季羨林題寫的條幅是：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世界開太平；對聯是：德壽無量，日月長明。
葉稚珊說：沒有人會為他的沉默而拘束，同座的人都會分享到一種熨帖平淡的溫暖和寧靜。不在乎他說了什麼沒有，很在乎他來了，滿是智慧的大額頭有幾分像壽星的季先生來了，氣氛就不一樣。
許明說：第一次去見季老時，心中並沒有那種惶惶不安的朝聖感，這往往是後生的迂鈍之處：不知自己正在與歷史遭遇，季羨林是註定要寫進中國學術史與中國文化史的。
樂黛雲說：如果我有一點成績，那是由於學習了您的風範。如果我還有許多失誤，那是由於我學習得還太不夠。
王文宏說：季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他頭上的光環是由教育家、語言學家、翻譯家、作家等等組合而成，這光環散發的光彩已是奪目照人，他為一代一代的學子指明瞭學術之路，然而光環的底蘊還有一束潛在的靈光，那是來自先生心靈的照射，這心靈之光便是先生不同於一般學者不同的風範，是他獨立於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
辛島靜志說：從先生那裡學到的，不僅僅是他治學的方法，還有他治學的態度，做人的準則。無論今後走什麼樣的道路，先生的言行總會引導我遠離世俗，讓我心平氣和地讀書，老老實實地做人。
陶東風說：季老是一個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同時又堅持非常專門的（甚至可以說是冷僻的）學術研究、兼具思想家與學問家性格的學者，這一點使我獲益匪淺。
李春林說：先生的氣質仍然是一個純粹的儒者，他既是文化道德的傳播者，又是文化道德的實踐者，這兩方面加在一起，儒者應該道德文章雙修，言傳身教兼備，是文化道德的活生生的榜樣。
這一段段毫無聯絡的話，用不著刻意追求把它們加以邏輯化，就讓它們是散落的珍珠好了，不用人為地把它們用繩子串起來。但是，從這種樸素的排列中，完全不難看出季羨林那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般的道德，如光風霽月般讓人肅然起敬。
季羨林的道德文章也得到國家領導人的認可。2003年9月9日9時45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到解放軍301醫院，看望季羨林先生，說他在海內外享有盛譽，淵博的學識和不斷創新的治學精神，堪稱學界楷模。在不到兩年的2005年7月29日上午9時許，他又到解放軍301醫院康復樓探望季羨林先生，祝賀他的94週歲生日。溫家寶對他說：「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我都學習過。去年我訪問德國時還專門引用您的一段話：我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溫家寶還特別說到他「最喜歡的話：真情」，「常講做人要真情、真實、真切。」季羨林坦承「三真」是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則。這次短時間的探視和拜訪，揭示了季羨林的兩個優秀品質：愛國主義和「三真」。在這之後的8月17日，溫家寶又寫親筆信，對季羨林進行了全面的評價，譽他「先生苦學不倦，筆耕不輟，著作豐厚，學問深刻，用力甚勤，掘發甚廣，實為人中麟鳳。先生待人真誠，行事正直，腳踏實地，實事求是，尤為人之楷模。先生的人品深為我所景仰」，高度評價他的學術成就和人品道德。2006年8月6日溫家寶第三次去給季羨林祝壽，給他送來一盆枝繁葉茂的君子蘭，向這位學貫中西、筆耕一生、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表示敬意。說季羨林先生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生筆耕不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寫的作品，如行雲流水，敘事真實，傳承精神，非常耐讀。還對他說：「您寫的幾本書，不僅是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歷程的反映。中國知識分子歷經滄桑、艱難困苦，但愛國家、愛人民始終不渝，他們不懈奮鬥，把自己的知識奉獻社會、服務人民。您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捱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那時，您利用在傳達室看大門的時間，翻譯了280萬字的梵文作品。這不僅是個人毅力決定的，也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對真理的追求，對國家充滿信心。」
到2008年，季羨林一年獲得國外三個重要榮譽，是對他道德文章的充分肯定。1月27日，據《印度時報》網站報道，印度總統帕蒂爾日前批准了2008年度印度國家最高榮譽獎「蓮花獎」（padmaaward）授獎名單，包括印度本國在內全世界共有135人獲得這一大獎，在這135人中最引人注目的獲獎者當屬97歲的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這也是中國人首次獲得這一榮譽。印度媒體用「‘蓮花獎’首次跨越喜馬拉雅山」來形容這次特殊又遲到的授獎。
5月12日，日本學士院正式聘任季羨林先生為客座院士。至此，季羨林先生成為百年來第一位獲得日本學士院客座院士身份的中國籍會員，也是國際印度學領域獲此殊榮的第三人。在他之前，唯有兩名法國印度學領域的學者sylvainlévi（1863—1935）以及louisrenou（1896—1966）曾獲得此項殊榮。
9月27日，德國哥廷根大學頒發證書，授予季羨林教授、博士為哥廷根大學傑出校友，證書說：
值此2008年第一屆國際校友返校之際，哥廷根大學授予季羨林教授、博士2008年哥廷根校友榮譽稱號。
季羨林生於中國，1935—1945年間在哥廷根大學學習和研究，1941年獲梵文博士學銜，上世紀80年代，他撰寫《留德十年》，為哥廷根大學在中國塑造了形象，由他描述的德國學術生活對中國的影響更是一直延續至今。
哥廷根大學校長庫爾特·馮·費古拉教授、博士
哥廷根2008年9月27日
2．學者散文的風格
季羨林一生和散文結下了不解之緣，但最初他並非一開始便創作散文，他最早是創作短篇小說，《文明人的公理》、《醫學士》、《觀劇》等短篇小說是他十七歲在家輟學時創作的，用希逋的筆名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進入高中三年級，他寫論文《現代文藝的使命》，但文章未及發表。在清華大學上學期間，他首先翻譯了屠格涅夫的《老婦》、《世界的末日》、《玫瑰是多麼美麗，多麼新鮮呵……》等散文名篇，先後在山東《國民新聞》的《趵突週刊》和天津《益世報》上發表。從這時起，他便喜歡上了散文這一形式。後來，他又於1931年翻譯了英國散文作家史密斯（l．pearsallsmith）的《薔薇》，發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華北日報》副刊上，其中末節有「整個小城都在天空裡熠耀著，閃動著，像一個巢似的星圈」，這幾句頗有印象派繪畫式的風格對他產生了影響，並有意師法這篇散文，於1933年創作了他的散文處女作《枸杞樹》，發表在同年12月27、30日的天津《大公報》上。這篇文章寫他高中畢業進北京參加高考的經歷，文章很耐讀，報紙分兩天把它發表完，這給季羨林以極大的鼓勵，從此寫作散文便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堅持到現在，有六十多年散文創作的經驗了。據不完全統計，至今已結集出版的就有《天竺心影》、《朗潤集》、《季羨林選集》（香港）、《季羨林散文集》（中文版，日文版名為《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季羨林小品》、《萬泉集》、《中國二十世紀散文精品·季羨林卷》、《季羨林散文選集》、《賦得永久的悔》、《懷舊集》、《我的心是一面鏡子》、《人生絮語》（其中散文佔一半），《留德十年》、《季羨林自傳》、《牛棚雜憶》、《病榻雜記》也可歸入散文一類，另外還有幾部在編排中。
日本漢學家依田熹家在《季羨林散文集》日譯本的《譯者後記》中，曾這樣評價季羨林散文創作的價值：
讀了這一系列文章以後，筆者感到它恰好傳達了從五四運動直到現代，在動盪時代裡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變遷。尤其是季羨林先生這樣將中國自古而來的讀書人的傳統和西歐最高學術水平集於一身的大學問家，是代表了這一方面的典型。日本關於這一方面的介紹雖不能說沒有，但絕對不多，而且像這樣幾乎跨越了那整個時代的例子本身就是極為珍貴的。
季羨林的散文創作，是當代文壇的上乘之作，可以作為學者散文的代表作。他被詩人牛漢謔稱為「老生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季羨林的散文被當做整個中國近一個世紀知識分子心理變遷的縮影，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散文清楚地反映出這一特點，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心理變遷過程中，蘊含著的一種流動著的一貫的人格精神。有人將他的散文創作分成三個階段，前期（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抑鬱隱晦，中期（五、六十年代）明快昂揚，後期（七十年代後期至今）樸實無華。這種分析不能說沒有道理，但他的散文仍有一種貫徹始終的統一的風格。
季羨林對中國文學史上的不同寫作風格廣有涉獵，都有所汲取。《史記》的雄渾，六朝的濃豔；陶淵明、王維的樸素，徐摛、庾（肩吾）的華麗，杜甫的沉鬱頓挫，李白的流暢靈動；《紅樓夢》的細膩，《儒林外史》的簡明，他注意到無不各擅勝場。他寫文章，哪怕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使用一種風格，而是儘可能地把幾種風格融合在一起，結果給人的印象就特別深刻。這樣寫出來的散文，或如行雲，舒捲自如；或如流水，潺湲通暢；或加淡妝，樸素無華；或加濃抹，五色相宜。長達數千字的，不厭其長；短至幾百字，甚至幾十個字的，不覺其短；全都靈活方便，得心應手，表達思想、抒發感情、描繪風景，都淋漓盡致、自然天成。在他筆下，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封一邑，都能煥發光彩，增添情趣。談身邊瑣事而有所寄託，論人情世局而頗具文彩，因小見大，餘味無窮，兼師東西，獨闢蹊徑。
近代浙江金華人唐彪在《讀書作文譜》中評價《左傳》的佳處，在於老健者，筆能截鐵，句可擲金；風華者，華錦天章，燦然炫目；變化者，敘事或預點於前，或齊列於中，或懸綴於末，不為一律，無非神妙；波瀾者，或引詩詞，或說夢兆，或詳卜筮，其最得意者，在追述舊事中故作奇峰插天，即平敘者，亦必一唱三嘆，淋漓盡致；……又評論《戰國策》之文，起不用冒，收不作結，單刀直入，脫盡裝點，且其氣雄力勁，筆秀神清，詞腴而不膚，色妍而骨俊。評論《史記》說，筆端變化，或起或伏，或即或離，縱橫出沒，不可捉摸，有識者讀之，知一索可貫千錢，得貫之具，雖數萬散錢，無難瞬息約束之矣，所以縱令篇幅廣長，端緒紛錯，而章法脈理無不顯然可見。
讀季羨林的散文，大體也可以得到這樣的感覺。宗璞說他的散文，對於整個大自然都是心有靈犀，相知相通的，這些對自然的領悟，形成他散文的特色。張頤雯評價說，他的散文淡淡然全無雕琢，渾然一體，在滄桑的底子上，有種明澈與樂觀的精神存在。這是「漸近自然」的至高境界，這種人生的達觀態度和哲思的智慧，絕非單純文字技巧可以達到。李侃評論說：這些散文，真摯、平易、親切，在樸實中蘊涵著佳美，在靜穆中飽含著熱情。
季羨林的散文能達到這樣高的成就，可以從唐彪的這段話得到解釋：
文章讀之極熟，則與我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時，吾意所欲言，無不隨吾所欲，應筆而出，如泉之湧，滔滔不竭；文成之後，自以為辭意皆己出也，他人視之，則以為句句皆從他文脫胎也。非熟之至，能如此乎？是境也，惟親至者乃知之，能言之也。
季羨林的散文就帶有這種性質。有人請教季羨林，寫散文要注意些什麼？他回答說：照我的體會，寫散文要注意藝術上的提高。比如開頭、結尾都不容易，作者要背點古文，還應做點傳統的語言訓練，比如做對子。所以他的散文樸實、淳厚，技巧用得使人感覺不出來，有穿透一切的洞察力，充滿著睿智，飽含著獨特的人生經驗。他的散文，看來質樸無華，沒有什麼雕刻和修飾，實際上光彩照人、韻味無窮，這正是他運用語言高超之處。
當然，季羨林的散文之所以感人，還在於它是作者真情實感的體現。他自己說：
我的文筆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捫心自問，我的感情是真實的，我的態度是嚴肅的，這一點決不含糊。我寫東西有一條金科玉律：凡是沒有真正使我感動的事物，我決不下筆去寫。
結果，他真有所感，就開始動筆寫文章，所以他始終強調一個「真」字。在「真」的原則指導下，他又採用像譜樂曲那樣的寫法，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現，把散文寫得像小夜曲，藉以烘托氣氛，加深印象，使內容與形式彼此促進，就使這些散文是為情而造文的佳作，而非為文而造情的濫製品，能啟人心鎖，開啟心結。使人讀起來，能深深體會到，親切似長者，真誠似友人，宛如故人正促膝交談，於不知不覺中，被那充盈的激情擒住雙臂，在無垠的雪地裡隨心所欲地跳起了華爾茲。
總之，季羨林的散文，飽含詩情畫意，其中感人肺腑的激情和扣人心絃的文筆，都是高質量的，高水準的，之所以能達到高質量和高水準，是由於他的寫作態度十分嚴肅認真，沒有巨大的變化、沒有新鮮的印象、沒有激動，也就是沒有靈感，他是從不提筆寫散文的。用季羨林自己的話來說，在生活平靜的情況下，常常是一年半載寫不出一篇東西來。沒有刺激，沒有激動，沒有巨大的變化，沒有新鮮的印象，也就是沒有靈感，就沒有寫什麼東西的迫切的願望。「在這樣的時候，我什麼東西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也不想寫。否則，如果勉強動筆，則寫出的東西必然是味同嚼蠟，滿篇八股，流傳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別人。」
季羨林的散文，之所以充諸報端和文藝刊物，其散文集一本又一本，一編再編，一版再版，其原因正在這裡。
可以借用彭定安的一段話，對季羨林的散文作一個總的評價。他認為現在有一種「學者散文」的說法，季先生的散文足以當之，這是因為：
先生的散文，從年輕時寫的早期之作，到現今已屬耄耋之年所寫文字，都貫穿著一種文如其人的平實素樸的風格韻味，有真摯之情，而且豐厚深沉、委婉細膩，然而卻又深蘊淺露，平實樸素地表達出來，有對中外風情、人事世勢、師生友朋、學術藝文等等的觀察、記述、感應和評議，但也都是平實素樸而底蘊深沉，其情之發也，風物人情自然之感觸反應，真理之闡釋也，是高屋建瓴、識見獨具，然亦以明白曉暢之形式出之，有真情實感在，有事理在，然而無絲毫做作、無些微賣弄，是真的情感、真的學問，像自然、像事物、像真理本身那樣素樸……我們正可以提出「清新俊逸」四字來標示季先生散文的風格，而文能至此，卻非僅僅文字之功所可得，而是思想、情感既真且深，即有「內秀」才可。先生之文，無論是情感、思理、感懷、言志、述事、評人，還是狀物、寫景、玄想，都是本色天然，又經過慘淡經營，但又不露痕跡。
……先生散文的敘述話語和範型，都是口語化的、中國傳統精神的，像日常言談那樣平易，然而思想情感與評議又是融匯中西思想文化的，語言是經過加工錘鍊的，而且，時來抒情之筆，逸興飛思，走筆龍蛇。所以，總體上暢順而有韻致、淡而有內秀，整個敘述，跌宕起伏、逶迤婉轉，像中國的淡墨畫，像中國的古琴笙簫奏出的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還有一點，先生的散文，總是透著一種深沉不露的幽默感，這是文章的吸引力源泉之一，這是他對人間體事、人情世態以至學術藝文參透徹悟後產生的一種思想情意的曲折而自然的表露。
正因如此，季先生的散文，在敘事記人，是寫他者，但在這過程中，同時也說出了自己，篇篇都潛隱著他自己：他的身影，他的思想情感、價值標準、行為準則、道德信條、人生態度、審美理想等等。這正是他的散文的可讀之處和學問所在。
3．直面對「我」
人生確實是個大舞臺，有各種各樣的人在這個大舞臺上進行著各種各樣的表演。
拿學者層面來說，就有多種多樣。用最簡單的方法，就可以分為「真」、「偽」兩類。商品有真有假，學界也差不多，確有真學者，他們往往是默默耕耘，晦跡韜光，與世無忤，不事張揚。但他們不像禪宗「不立文字」，也寫文章。與真學者相對的就是偽學者，這種人會搶鏡頭，愛講排場，不管耕耘，專事張揚。他們當然會寫文章，但他們的文章晦澀難懂，不知所云；有的則塞滿了後現代主義的詞語，同樣是不知所云。他們實際上都是以艱深文淺陋，以「摩登」文淺陋。對這樣的偽學者，季羨林當然不曾贊一詞，他們的文章，他不敢讀，不願讀，讀也讀不懂。
拿老年人來說，有些人愁這愁那：一方面為子孫積財，甚至不擇手段；一方面又為自己的身後著想，修造墳場，籌建祠堂；這是有錢人的事。沒錢的老年人心事也不少，想為子孫積攢錢財，又力不從心，捉襟見肘。財積不成，又良心難安，等到大限來到之時，還是兩手空空，抱著無限負疚的心情，去見閻羅大王。
季羨林既是知識分子，又是老年人，所以他時時剖析自己，直面對「我」。
季羨林首先剖析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在他看來，中國知識分子是一種很奇怪的群體，是造化小兒加心加意創造出來的一種「稀有動物」。中國知識分子最關心時事，最關心政治，最愛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痛快淋漓地表達了知識分子的心聲。但他們又是極難對付的傢伙，感覺特別細膩、銳敏、脆弱、隱晦，他們學富五車、胸羅永珍，有時自高自大，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有時卻又患了弗洛伊德講的那種「自卑情結」。他們一方面吹噓，想「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氣魄貫長虹，浩氣盈宇宙。有時候，卻又為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而長吁短嘆，甚至輕生，「自絕於人民」，這就是中國特有的「國粹」——面子問題，知識分子是「面子」的主要衛道士。與面子有關的是處世，即隱居或出仕，有人標榜自己無意為官，實則相反。「大名垂宇宙」的諸葛亮高臥隆中，表面是隱居，實則最關心國家大事，「資訊源」非常多，《隆中對》表明他經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卻又偏讓劉備三顧茅廬然後才出山「鞠躬盡瘁」，就是因為一個面子。知識分子貧窮落魄的多，本來貧無立錐之地，卻偏喜歡拼命，拼這一身老骨頭，稱這為「骨氣」。中國知識分子，脾氣往往極大，仗著「骨氣」這個法寶，敢於直言不諱，一見不順眼的事，就發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他們根本不給當政的最高統治者一點面子，有時候甚至讓他們下不了臺。鑑於此，季羨林產生了一個大膽的「理論」：一部中國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識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互相對付和應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蘿蔔，間或甚至有剝皮凌遲的歷史。但中國知識分子始終有一個愛國主義的傳統，是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不能望其項背的。
剖析完中國知識分子，季羨林又剖析自己。在他看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我」，二者親密無間。人對自己的「我」本應十分了解，然而卻不盡然。大部分人並不瞭解自己，所以古希臘哲人發出獅子吼：「要認識你自己！」季羨林自己覺得是認識自己的，但剖析自己有點過頭，有時候真感到自己一無是處：專就學術文章而言，不認為「文章是自己的好」，真正滿意的學術論文不多，反而是覺得別人的文章好。在文學作品方面，自己滿意的也屈指可數，連散文真正覺得好的也十分有限。在品行方面，他有自己的看法，對什麼叫好，什麼叫壞，他的標準是：
我認為，只替自己著想，只考慮個人利益，就是壞。反之能替別人著想，考慮別人的利益，就是好。為自己著想和為別人著想，後者能超過一半，他就是好人。低於一半，則是不好的人；低得過多，則是壞人。
他坦誠地解剖自己說：
拿這個尺度來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認自己是一個好人。我儘管有不少的私心雜念，但是總起來看，我考慮別人的利益還是多於一半的。至於說真話與說謊，這當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個標準。我說過不少謊話，因為非此則不能生存。但是我還是敢於講真話的。我的真話總是大大地超過謊話。因此我是一個好人。
季羨林之所以是一個「好人」，原因是他不斷地進行思想改造。他認為，作為知識分子，不管是從舊社會過來的，還是新社會培養出來的，思想都必須改造。思想改造是非常有意義的。今天，人們很少再談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談就是「極左」，而他則認為，思想改造還是必要的。客觀世界飛速前進，新事物層出不窮，思想如果不改造，怎麼能跟得上時代的步伐呢？
思想改造必須結合道德修養一塊進行。季羨林認為，道德應該從責任感、是非感兩方面來談。是非、責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就是關係到祖國，關係到人民，關係到世界，也就是要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主義。這是大是大非，責任也在這個地方。為此，季羨林一再提倡弘揚愛國主義的問題。
而愛國主義應該分為兩種：一種是真正的，一種是假冒偽劣的。真正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是不允許別的民族侵略自己，也不侵略別的民族，因此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是相聯絡的。假的愛國主義就是侵略別人、壓迫別人，然後反而高呼愛國，日本軍國主義、希特勒的「愛國主義」就是。而正義的愛國主義又分為兩個層次：一種是愛我們的國家，中國受別人的侵略，起來反抗，這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是應該歌頌的、讚揚的，但層次不高；層次更高的是與文化聯絡起來，愛我們祖國的文化。
季羨林本人這兩種愛國主義是都具備的，且深入到具體細微之處，如在一次罕見的大旱之中，忽然下起了一場春雨。這是1995年4月13日，季羨林一大早就坐到隔成一個小房間的陽臺上，準備同一種「死文字」拼命了，這本來需要極靜極靜的環境，才能安下心來，進入角色，來解讀這天書般的「吐火羅語」或「梵文、巴利文」。而陽臺頂上有塊大鐵皮，雨敲鐵皮的聲音是極為討厭的，是必欲去之而後快的。
然而，事實卻正相反。我靜靜地坐在那裡，聽到頭頂上的雨滴聲，此時有聲勝無聲，我心裡感到無量的喜悅，彷彿飲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飄飄欲仙之概了。這聲音時慢時急，時高時低，時響時沉，時斷時續，有時如金聲玉振，有時如黃鐘大呂，有時如大珠小珠落玉盤，有時如紅珊白瑚沉海里，有時如彈素琴，有時如舞霹靂，有時如百鳥爭鳴，有時如兔落鶻起，我浮想聯翩，不能自已，心花怒放，風生筆底。死文字彷彿活了起來，我也彷彿又溢滿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這樣的精神境界，更難為外人道也。
原因何在呢？
可我為什麼今天聽雨竟也興高采烈呢？這裡面並沒有多少雅味，我在這裡完全是一個「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麥子，是那遼闊原野上的青春的麥苗。我生在鄉下，雖然六歲就離開，談不上幹什麼農活，但是我拾過麥子，撿過豆子，割過青草，劈過高梁葉。我血管裡流的是農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畢生對農民和農村懷著深厚的感情。農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糧食。天一旱，就威脅著莊稼的成長。即使我長期住在城裡，下雨一少，我就望雲霓，自謂焦急之情，決不下於農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聽天氣預報，時時觀察天上的雲氣。憂心如焚，徒喚奈何。在夢中也看到的是細雨濛濛。
這顯然是愛國主義情懷所致。因為在季羨林看來，鄉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山東有山東的鄉土，具體到一縣有一縣的「鄉土」，這同愛國主義有緊密聯絡，你要知道本縣、本省、本國可愛在什麼地方，我們講愛國主義，就應該從「鄉土」講起，瞭解我們中華民族確實偉大，確實值得愛，到這時候，愛國主義才是真的。所以，當他坐在這長寬不過幾尺的陽臺上，聽著頭頂上的雨聲，不禁神馳千里，心曠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麥田裡，每一個葉片都彷彿張開了小嘴，盡情地吮吸著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來有點黃萎的，現在變青了，本來是青的，現在更青了。宇宙間憑空添了一片溫馨，一片祥和。在這樣的心境之中，他鑽研著古老的文字，決心為國爭氣爭光，兩種愛國主義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思想家中村元博土在為《季羨林散文集》的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言中說，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最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中國學者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取得了梵文和南亞研究的成績，日本人覺得過去對中國的南亞研究評價已經過時了。怎麼能說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這正是深層次地弘揚愛國主義。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當鄧文寬和榮新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禪籍校錄》出版之際，季羨林予以極高評價，認為此書是在國內外眾多學者在長達幾十年內對敦煌禪籍的校錄的基礎上的集大成之作，嚴肅認真，方法精密，既繼承了中國樸學考證校勘的傳統，又參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匯中西，貫通古今，闡幽發微，細入毫髮，為敦煌學研究做出一大貢獻。「我由於有此書而感到愉快，感到驕傲。如果要講愛國主義的話，寫出這樣的書，能在國際學林中佔一席地，這就是最具體的愛國主義行動，比一千句一萬句空話都更有用。」
當然，季羨林也不限於在大是大非方面進行道德錘鍊，直面對「我」。他不僅要求做到「大德敦化」，也要求做到「小德川流」。
他個人觀察到，老年人喜歡講話，喜歡長篇發言。開一個會兩個小時，他先包辦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別人不耐煩看錶，他老眼昏花，不視不見，結果如何？一想便知。他聽說某大學有一位老教授，開會時他一發言，有經驗的人士就回家吃飯。酒足飯飽，回來一看，老人家的發言還沒有結束，還在那裡「懸河瀉水」哩。因此，他對老年人主要是對自己，提出了幾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氣既衰，煞車失靈，戒之在說。人生經驗豐富，見多識廣本是老年人的優點，但是以此為包袱，便會自以為是，執拗固執。動不動就是：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面還多，我走過的橋比你走過的路還長。個別人仕途失意，牢騷滿腹，「世人皆醉而我獨醒，世人皆濁而我獨清」，結果嘮嘮叨叨，惹得大家都不痛快。平常和人談話，他一般總是保持一米的距離。道德修養之細緻入微，非一般人所能比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