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三方勢力混戰，最終歸蔣。圖為（左起）馮玉祥、蔣介石、閻錫山。根據以上分析，陳果夫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聯合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孫科太子派等，組成一個聯合的但以蔣為主體的政治中樞的方案，目的就是為了排斥汪精衛派。在將汪派人物擠出中央後，再對聯合體中的各派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以逐步形成蔣陳對國民黨的完全控制。對陳果夫的這個方案，蔣介石正在醞釀時，便遭到了黨內另一派系——丁惟汾系的反對，丁惟汾系在國民黨中央並沒多大力量，但在基層黨部卻有相當實力，他們本來就想借三全大會大舉進軍中央，佔據中央高位，而陳果夫的方案斷了他們的路，丁派當然要群起反對了。
丁派的反對反而引起了陳果夫的警惕，因為按國民黨黨章的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是由各地基層黨部選舉產生，而各基層黨部雖經「清黨」，大部分還為丁派掌握，如果基層黨部操縱選舉，那麼大量丁派人物會成為代表擁進三全大會，更不堪設想的是丁派與汪派聯手，蔣陳將面臨更大的威脅。
如何防止此種情況的發生呢？陳果夫不愧是政治老手，他認為，揚湯止沸，沸乃不止，乾脆來個釜底抽薪。於是，陳果夫提出了一個黨代表不依黨章選舉，由中央常務委員會指定的辦法。
陳果夫的辦法雖很荒謬，但卻合蔣介石的口味，專斷的蔣介石認為，不這麼做，其在三全大會上的目的是很難達到的。蔣欣然同意，並由他以中央組織部長的名義，於1928年10月25日向國民黨中常會第179次會議提出報告。由於報告提出很突然，中常會委員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競獲得了通過，並作出決議，通令各省、市黨部遵照執行。
陳果夫的辦法，即出席三全大會的代表，採取圈定與指派相結合。所謂圈定，即國民黨地方黨部按規定代表人數的一倍上報中央，再由中央圈定其中的一半作為代表；所謂指派，即由國民黨中央直接指定某人為該地區的代表。這完全是獨裁與專斷，一方面違反和踐踏了孫中山親自主持制定的國民黨章程，粗暴剝奪和侵犯了黨員的基本權利；另一方面，使一些本來可以通過選舉成為代表的黨員頓時失去了希望。因此，當中常會179次會議的決議公佈後，即受到國民黨各基層黨部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汪派與丁派，反對最強烈。因為他們中一些人物，在革命資歷、政治聲望、活動能力等方面，在國民黨內都是一流的，但在二屆四中全會時，受到蔣派的排擠，正希望通過三全大會東山再起，而按新的代表選舉辦法，他們恐怕連當個代表都很難，何談在黨內再度崛起呢？
以陳公博、唐生智為代表，策動汪派、丁派及其他一些反蔣派，率先掀起了反對三全大會代表指派與圈定辦法的運動。1928年11月1日，在陳公博插手下，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召集下面黨部和分黨部舉行聯席會議，一致反對新的選舉法，並作出了反對第179次中常會產生三全大會代表辦法的決議。當天，南京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派丘河清等9名委員，攜帶聯席會議決議到中常會陳述。結果，為陳果夫阻擋於大門之外。第二天，丘河清等9人宣佈集體辭職，以示抗議。
11月8日，南京市各區黨部代表30多人赴中央黨部遞交抗議書，並推谷正綱、吳健列席中常會，結果，陳果夫請出胡漢民，將谷、吳痛罵一頓，才平息此次抗議。與此同時，浙江、安徽、上海等國民黨黨部也紛紛發出通電，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一些國民黨左派人士如何香凝等，也發表宣告和談話，表示反對三全大會代表的指派圈定辦法。有些地方還指名要求將胡漢民、戴季陶、陳果夫3人驅逐出中央。
就是蔣介石的一些親信，也對此種辦法不滿，認為其有利於陳果夫培植黨羽親信，如賀衷寒、鄧文儀等人策劃發表文章，指責陳果夫。一時，陳果夫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
陳果夫並不慌張，對蔣介石親信的責難，他請出蔣介石，將賀衷寒、鄧文儀劈頭蓋腦地罵了一通，這些人再也不敢隨意動彈了。對反蔣派，陳果夫則採取以柔克剛的辦法，一方面，通過蔣介石等將三全大會延期三天召開；另一方面，對選舉辦法稍作修改，即結束登記，建立黨部的可以由自己選舉。而當時符合這一條件的僅一個省（即廣東省）三個市（即南京、廣州、上海）有資格選舉代表，而指派與圈定的代表仍佔80％以上。但如此一來，確實平息了一些地方的反對情緒。
汪派人物仍不服輸，1929年3月11日，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等14名汪派的中央執監委聯合發表《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反對圈定指派法，反對按此種辦法選舉代表召開的三全大會。該宣言一發表，各地汪派群起響應。
3月12日，國民黨中常會批准南京市黨部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汪派與丁派人物準備在會上掀起反對包辦三全大會的運動。二陳預先得到情報，便調動特務軍警，準備鎮壓。3月14日，大會開始，大會主席谷正綱在開幕詞中迫不及待地喊出了「反獨裁、反圈定代表」的口號。陳果夫、陳立夫事先佈置在會場的親信方覺慧等人當即群起鬧事，陳立夫佈置在會場外的打手乘機衝入會場大打出手，將谷正綱等人打傷，隨後，二陳調集的軍警包圍會場，將谷正綱等汪派人物逮捕。這樣，汪派反對三會大會的最後一次出擊被鎮壓，為三全大會的召開鋪平了道路。
3月15日，由陳果夫精心籌備，蔣胡合作的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會議始終控制在蔣陳手中，並按陳果夫所設計的打擊一批，拉攏一批，提拔一批的原則建立新的三屆中央領導機構。所謂打擊一批，即打擊汪派與丁派人物；所謂拉攏一批，即拉攏西山會議派；所謂提拔一批，即提拔陳果夫的親信人物。在三全大會上，陳果夫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他的弟弟陳立夫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兄弟倆雙雙問鼎中央。這一年，陳立夫才29歲。
隨後，在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上，陳果夫進入中央核心層，成為9名常委之一，並在蔣介石任部長的組織部擔任副部長，代理部長主持部務工作，而弟弟陳立夫則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而且，二陳手下的一些骨幹人物，如曾養甫、餘井塘、張厲生、張道藩、程天放等也都進入中央，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二陳已牢牢控制了國民黨，勢力也越來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國民黨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陳立夫操縱選舉，他所得的選票竟比蔣介石多4票，陳立夫一時慌了神，他知道這樣不好下臺，便親自抹去5票。蔣介石知道了，氣得臉色發青，為此要扣留陳立夫。訊息傳到南京常府街18號陳氏兄弟居所時，陳立夫嚇得彷徨失措，而陳果夫則冷靜沉著。陳果夫深知蔣的為人，既猜疑心重，權勢欲強，同時也很戀舊，對於親信故舊，只要你剖明心跡，甘心臣服，蔣是能諒解的。為此，陳果夫設計了三步脫身之計，一是讓陳立夫以「養病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蔣不能有所舉動；第二步，由陳果夫調動各方關係為陳立夫說情；第三步，使出殺手鐧，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陳其美遺孀，果夫、立夫的二嬸姚文英接來南京向蔣求情，這一招果然十分厲害。陳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蔣介石，向他哭訴：「我的兒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兒子，他有多大的膽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叫英士絕後嗎？」蔣介石礙於面子，沒有扣留陳立夫。這一場狗打架的風波，說明了陳家的勢力。因此，「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也就不脛而走。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對二陳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讚賞，給予支援；另一方面，則時時予以防範。
政壇風雲變幻莫測，為了一己之利，總會今日合作，明日相爭。
國民黨的文化圍剿
陳果夫與陳立夫在組織上整理黨務，加緊「清黨」的同時，在思想理論方面，也開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以對共產黨實行反革命的文化「圍剿」。
二陳認為，光以武力從肉體上消滅共產黨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只是「僅治皮膚」，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陳果夫等人就攻擊共產黨「所採理論之原則為破壞、為階級鬥爭、為反科學、為虛偽不擇手段、為以民眾為工具、為分裂三民主義為三個一民主義，為造成民眾恐怖、為使中國產業由落後而致於絕滅、為遮斷中國在國際間取得平等優裕之機會、為打破國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並宣稱：「共產主義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敵人」，「不容許共產主義存在於今日」。陳立夫也跟著鼓譟，認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對馬列主義、肅清馬列思想，為此，他專程晉見蔣介石，向蔣反覆說明宣傳教育的重要，並頗為自信地向蔣介石誇口：「若說作文章、講話、搞學生運動，我們總不見得搞不過共產黨吧！」在二陳的建議下，國民黨蔣介石加強了對全國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1934年初，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一個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的所謂「新生活運動」，二陳對此極力支援，並四處鼓吹，帶頭施行，陳果夫還被蔣介石聘請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的指導員。他們寫文章、做演講，對新生活運動進行廣泛的宣傳，其目的在於用封建的倫理道德來整治人們的思想，禁錮人們的言論行動，使之擺脫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控制全國輿論，國民黨先後建立了一系列的新聞出版事業，這些事業在建立過程中，二陳都插手其間，使之置於自己的掌握下。
1928年2月1日，國民黨在上海創辦《中央日報》，為了加強控制，在二陳建議下，國民黨頒佈《設定黨報辦法》，規定首都設《中央日報》，並將上海《中央日報》遷南京發行，第一任社長由國民黨中宣部長葉楚傖兼任。同時還在各地發行廬山版、重慶版、長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報》、《貴州中央日報》、《廣西中央日報》、《成都中央日報》、《瀋陽中央日報》、《長春中央日報》等，這就使《中央日報》成為國民黨獨營的新聞單位之一，為國民黨建立黨報系統奠定了基礎。在「圍剿」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地時，蔣介石還指令在南昌創刊《掃蕩報》。到1936年，國民黨黨政軍所辦報刊約佔國統區報刊的2／3。而這些報刊的大部分都為二陳所控制。
二陳認為，光辦報紙還不行，必須控制新聞的釋出權，於是，蔣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即創辦了中央通訊社，後逐步發展。1932年，與二陳關係密切的肖同茲擔任社長後，除在全國主要城市開設分社外，還在其他省會及重要城市派駐了30多個通訊員，形成一個全國性通訊網路。
二陳不光通過各種方式控制新聞出版事業，而且還親自參與。1927年11月，陳果夫與戴季陶、陳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創辦《新生命月刊》，鼓吹擁護蔣介石，大造反共輿論。後來，二陳還創辦了《中國文藝》、《政治評論》週刊、《科學的中國》月刊等。陳果夫還擔任了《國民日報》董事長，積極為《國民日報》籌措資金，並在杭州建成了一座辦公大樓，大廈落成之日，他親自參加典禮，十分得意，並向大會發表講話，強調：「報紙負宣傳社會之責任，亦為公共文化機關，尤其應為民眾之耳目喉舌，我們須吸收西洋文化之優點，補充發揚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因此，他認為國民黨要掌握民眾，必須抓住新聞宣傳工具。
二陳正是看到了宣傳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價、煞費心機。1933年春，陳果夫看了一則新聞，是關於義大利怎樣用電影作宣傳的報導，便立即找來陳立夫，兩人商量後，派其部下黃仁霖也仿照義大利，用電影作反共宣傳。黃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個星期便辦好了電影宣傳車，把電影放映機裝在大卡車上，開到江西去作「剿匪」宣傳，這輛大卡車穿行在贛南各地，流動放映一些反共影片，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
除了辦報紙刊物、通訊社外，二陳還辦起了廣播電臺。早在1924年時，有個美國商人在上海設立了一座小型廣播電臺，以作純商業宣傳。陳果夫知道後，就聯想到可以用無線電廣播作政治宣傳，這樣，傳播的速度快，覆蓋面也廣，比報紙更加先進，於是便向蔣介石寫信，要求國民黨籌辦電臺，以作政治宣傳之用。這個建議很快得到蔣介石同意，於是，陳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帶活動，邀請無線電人才到廣州去籌辦電臺，但沒有人肯去廣州，這樣，籌辦電臺的事便一度擱下。
1926年，陳果夫再次提起籌建電臺的事，並得到了張靜江等人的支援，但因北伐戰起，經費也缺乏而再度告吹。南京政府成立後，陳果夫認為，要徹底消除共產黨的影響，要控制全國的輿論，電臺是不可缺少的宣傳工具，於是又一次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儘快建立中央電臺。這個建議很快得到國民黨中央批准，並落實了資金，經過緊張的籌建，於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廣播電臺，電力為500瓦，呼號為xkm。1929年，陳果夫鑑於中央電臺電力微弱，影響不大，覆蓋面不廣的狀況，認為不能勝任國民黨政治宣傳的任務，便邀請戴季陶、葉楚傖等人一起商量，擬定了擴建廣播電臺的計劃。這個計劃提出後，經陳果夫的多方活動，得到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准，國民黨中央還指定陳果夫具體負責籌備。於是，陳果夫便丟開手頭一切事務，投入電臺擴建工程中，他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到各地延攬人才，到國外進口裝置，經過三年的努力，整個工程完成，電力擴大為75千瓦，呼號為xgoa，一舉而成為遠東最大的廣播電臺。1932年11月12日，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在南京江東門舉行開播典禮。
這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國民黨要人吳稚暉、戴季陶、居正、何應欽等都親臨參加，一些外國人也被請來觀禮，會場人數逾千，十分熱鬧。陳果夫今天十分高興，他身穿長袍馬褂，滿面春風，在一片掌聲中走上主席臺，向會議致詞，他十分得意地說：「此後，中央廣播訊息，不特遍及邊陲，抑且遠被全球，即便發施政令，又利宣揚主義。」也就是說，今後可以利用廣播電臺傳播快、覆蓋面廣的優勢，以釋出國民黨的各種政令，為宣傳反共而大造輿論了。
中央臺建成後，二陳又大力發展地方廣播電臺，相繼建成了江西、漢口等省市的電臺，特別是江西南昌設立的電臺，成為國民黨「圍剿」紅軍的宣傳工具。1936年，國民黨根據二陳的建議，成立了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規劃了全國廣播電臺系統設定、全國廣播電臺播送節目辦法。規定所有各省市公營、民營廣播電臺，一律轉播中央廣播電臺的簡明新聞、時事評述、名人講演、學術演講、話劇、音樂節目。對不予轉播的電臺，立即禁止播出。
對當時如此先進的傳播工具，對他們以行政力量在全國佈下的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陳果夫與陳立夫還覺不盡滿意，他們乾脆親自出馬，撰寫文章，宣揚國民黨的主張，以和共產主義對抗。1933年，陳立夫寫成《唯生論》一書，在自序說：「唯物乎，物在何處！唯心乎，心已將死！」正文分8講，主要為：「物質+精神=生」、「唯生是‘根本義’」、「唯心與唯物是‘第二義’」，「救國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書中主要內容是將人生的意義侷限於狹義的謀生活、求生存，主張協調、合作，重點在於反對馬列主義，反對共產黨，反對階級鬥爭，書中雖然也反對唯心主義，但這只是反對唯物主義的一種「陪襯」而已。其故弄玄虛的語言，貌似高深的理論，掩蓋著內容的空虛與貧乏。但陳立夫卻以此自命為國民黨的理論家。
與此同時，二陳還插手文化出版業，他們認為，出版業對黨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須以一個理想支配報紙、雜誌和出版事業。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陳立夫出面，聯合吳大鈞，一起組織了正中書局，由蔣介石發出四千元作為資本。1931年，乾脆改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直接經營管理，以壟斷全國出版業。書局下設上海、武昌、長沙三個分銷中心，並在上海建立印刷廠。
書局主要出版由二陳直接主持編寫並審定的中小學教科書，同時出版蔣介石及國民黨要員的著作，如蔣介石的日記，西安半月記，宋美齡關於西安事變的回憶錄等，成為宣傳蔣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後來，正中書局與國民黨中央黨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聯合經營，由於有政權力量的支援，奠定了其在中國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國民黨發動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陳果夫與陳立夫更是一馬當先，衝鋒在前。他們指揮「cc」派分子緊密配合，對革命文化大加摧殘。1930年，由陳立夫出面，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文學團體，參加該團體的主要成員，除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國民黨上海市警備司令部的要員外，就是「cc」骨幹分子，如潘公展、黃震遐、王平陵、傅彥長等人，他們創辦了《前鋒週報》、《前鋒月刊》、《現代文學評論》等刊物，發起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宣揚封建法西斯主義文化。
陳立夫的特務活動越來越猖獗，他開始將矛頭對準了共產黨。1935年，陳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聖、何炳松、黃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對抗共產主義思想的問題，經過多次密謀，他們組織了一個所謂「中國文化建設學會」，陳立夫親自擔任總會的理事長，在他的主持下，該會提出把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外來思想結合起來，混合成「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實際上，他們是要把中國的封建思想同外來的法西斯思想結合起來，反對共產主義。
為了更好地實施文化「圍剿」，陳立夫向蔣介石建議，並獲蔣的批准，在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下面，設立了「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由其親信潘公展擔任主任委員。1934年6月，該會正式辦公，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國境內之書局、社團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圖書雜誌，應於付印前，將原稿呈送該會審查；其內容如有認為不妥之處，得發還原申請人，令依照審查意見刪改；如有嚴重情形的，將原件扣呈中宣會核辦。
圖書審查委員會集中了一些國民黨黨員，cc派分子，他們一切均按陳立夫、潘公展的旨意辦事，對於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締，或者將原稿刪割得面目全非。在這裡，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國民黨的官樣文章，才能予以發表，對稍有進步傾向的作品，則以「反動」罪名予以扼殺，更不用說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作品了。據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報道：在1934年，僅華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壓各種出版物的事件。壓制報刊出版物導致的惡果是焚書，1934年遭焚的書約有149種之多。
更為嚴重的是，二陳在嚴禁和查扣革命書刊的同時，還指揮cc分子對進步文化人士進行摧殘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殺害著名戲劇家宗暉；1931年在上海殺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頻、李偉森、殷夫、馮鏗；1932年在北平拘捕許德珩、侯外廬；1934年，陳立夫的親信馬紹武率特務綁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槍殺楊杏佛、史量才，騙監杜重遠等，不一而足。魯迅曾在一封信中極其憤怒地指出，國民黨特務的殘暴程度，超過了歐洲先前虐殺耶穌教徒的紀錄。
陳果夫與陳立夫雖然如此賣力地參與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但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魯迅為主將的無產階級文化大軍，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奮戰，揭露了反動派的醜惡嘴臉，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動謬論，創作了豐富多彩的作品，傳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眾的覺悟。面對蓬勃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化運動，作為國民黨文宣大將的陳果夫與陳立夫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陳立夫哀嘆道：「兩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經提出民族文藝來驅逐普羅文藝，先是思想的鬥爭，接著引起行動的鬥爭」，「結果竟是失敗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是「節節敗退，幾乎整個地盤，完全給人家佔領了」。
嚴密的控制學潮
二陳在積極參與文化「圍剿」的同時，還將他們cc勢力滲透到各級教育機構與學校中。因為他們知道，要擴大自己的勢力，必須從教育人手，以教育培養人才，才能使cc的基礎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因此，他們在學校建立各種特務組織，偵察師生的行動，監視教育界的各項活動，積極貫徹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政策。
開始，二陳在教育界還沒有任何勢力，陳果夫便極力要求恢復以前所辦的黨政訓練所，使之成為正規學校，在教育界佔一席之地。還在南京政府剛成立時，陳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國民黨黨政兩方面人才都缺乏為由，要求恢復以前的黨政訓練所，並擴大規模，辦成中央黨務學校，以培養高階黨政人才為宗旨，使之和培養軍事人才的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國民黨一文一武兩個專門學校。
陳果夫的提議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援。蔣介石也認為此舉有遠見卓識，立即指令當局執行。1927年5月5日，南京國民黨中央正式決議，設立中央黨務學校於南京，直屬中央黨部，蔣介石親自擔任校長，戴季陶任教務主任，丁惟汾為訓育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由於蔣、戴、丁都只是名譽性的，所以實權由陳果夫獨攬。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中央黨務學校錄取340名新生，正式開學了。
陳果夫對學生的教育十分重視，他為學校制定了「親愛精誠」的校訓，並確定了小組討論、軍事訓練、課外活動、民眾組訓工作見習四種教育形式。小組討論，即學習時以討論的方式進行，訓練學生主持會議，控制會場等政治術；軍事訓練，即將學生軍事化組織起來，實行嚴格軍事紀律和軍人訓練；課外活動即在校內組織各種活動團體，從事組織與領導的訓練；民眾組訓工作見習即讓學生分赴南京附近各鄉鎮，實地從事組織民眾的工作見習。
經過近一年的訓練，在陳果夫的精心培育下，中央黨務學校第一期274名學員畢業了。這批學生由陳果夫直接分派到中央機關及各省市從事「清黨」反共的黨務工作。對這批學生，陳果夫是十分滿意的。他在為這期畢業生紀念冊所寫的序言中說：「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無黃埔；欲推進黨務之發展，更不可無一般曾經充分訓練之黨員，充實各級黨部，鞏固本黨組織。」他認為，他的中央黨務學校已經可以和黃埔並駕齊驅了。
1928年10月，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訓政綱領》，宣佈「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這就確定了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實行「以黨治國」的施政綱領。在這種情況下，黨務人才的缺乏更加嚴峻地擺在國民黨面前。為了更好地培養訓政人才，1929年6月，國民黨中央決定將中央黨務學校改為中央政治學校，學制4年，蔣介石繼續擔任校長，丁惟汾為教育長。學校增設校務委員，二陳兄弟都擔任了校務委員，陳果夫後來成為教育長，實際上仍是陳果夫總攬大權。「到中央政治學校時，一切實權都抓到了陳果夫、陳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稱這個學校是屬於cc派的」。
1929年8月，第一期大學部錄取新生67人。在開學典禮上，陳果夫講了很多。他說，在中國「舊思想最難祛除。現在普通人民，其思想與在專制時代，並無二致」。因此他要求學生學成後去做教育人民的工作。他說：「如果有一個人不明白三民主義，那就是我們的責任。」這也就是說，要用國民黨的思想去鉗制人民的思想。
二陳兄弟為了使中央政治學校像黃埔軍校一樣，成為培養國民黨幹部的基地，他們做了很多工作，在學校的培養、教學內容、招生原則、科系設定等方面都做了硬性規定，使這個學校成為一個包羅永珍的大雜燴。同時，每年，二陳還從畢業生中派3—5名學生到國外留學，以資深造。在二陳的苦心經營下，中央政治學校的一屆屆畢業學生，成為國民黨各級黨部的骨幹，成為蔣介石統治各地的基本力量。而二陳也通過這些學生控制了國民黨各級黨部，他們的勢力也急劇地膨脹起來。
辦中央政治學校只是奠定了二陳在教育界的地位，但他們的勢力還不能控制教育界。因此，他們在辦中央政治學校的同時，極力向教育界滲透。陳立夫更是迫切，他說：
教育部門，我們必須拿到手，這是管理思想的部門，我們天天喊叫黨化教育，可是教育部門在人家手裡，這還行嗎？
首先，他們將其親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南京政府成立後，廢止大學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蔣夢麟為部長。陳果夫即向蔣介石推薦cc派人物段錫朋擔任了教育部次長，羅家倫為中央大學校長，劉季洪為河南大學校長，丁默村為上海江南學校副校長等。
其次，二陳經常提出關於教育方面的議案、方法、建議，以擴大他們在教育方面的影響。1932年，在教育部沒有任何職務的陳果夫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議專科、大學及派遣留學生應重農、工、醫等實科教育，中學注重數理化，小學注重國文及算術。這一方案經國民黨中央同意交教育部執行，矯正了當時文法科的濫設，促進了以後實科教育的發展。1933年，陳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學設立修身科，「且施行嚴格管理，務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學校求學時代，即造成服蔡孟堅，江西萍鄉人，是陳立夫手下的一員干將。圖為：陳立夫與蔡孟堅夫婦。從紀律之習慣與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還必須接受軍事訓練。還應加強對各校校長的控制，「教育部應每年召集各大學校長，諮詢一切」，「省教育廳應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標準學校校長，教育局應每年召集小學教育之標準學校校長，訓練半月」。同時，還要嚴格控制教職員，規定：「其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為謀進身或為個人權益，不惜造成學校風潮之校長、教職員，如在本校發現而撤職者，他校不得任用」。這一方案由於規定太嚴，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對而沒獲准實行。陳果夫並不死心，他不斷髮表文章，闡述他這些主張，並於1944年寫成《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一書，但還是不能引起多數人的共鳴。不過，二陳畢竟通過這些活動，擴大了他們在教育界的影響。
再次，二陳指揮cc特務在學校積極推行黨務教育。陳立夫認為，學校是傳播思想的園地，一是肅清共產主義思想，一是宣傳三民主義思想。在他們的建議下，學校建立了訓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學校設訓育主任、生活指導員、黨義教育和公民教員，這些職務基本上由二陳委派cc特務充當，他們的任務是「時時與學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論行動」，「隨時調查學生平時所閱刊物及其所發表之言論」等。1936年國民政府公佈的《修正中等學校訓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綱》中，更露骨地規定他們在「總理紀念週、各種紀念日及各種集會應因時制宜講演總理遺教、革命史實、共匪罪惡、國難經過，並依照中央施政方針作時事報告」。二陳還生怕這些訓育員不稱職，他們自己乾脆親自出馬到各校去發表演講。陳立夫先後到全國一些著名大學宣講他的《唯生論》，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演說後還向學生們發誓，說他一年之內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漢等大城市，要對10萬學生講話，以防止青年跟共產黨走。
除了到學校去演講外，陳立夫還將一些學生找來，辦專題講座。他自己講《唯生論》，還請來戴季陶講《青年修德》，繆鳳林講《中國曆代人物評論》等。
為了鎮壓學校中的革命運動，防止共產黨在學校的活動，陳立夫還建議在學校中「整頓學風」。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議，於1930年公佈《整頓學風令》，聲稱：「近年以來，我國學生受共產黨人及一切反動派之誘惑」，「妄分派系，馴至放僻邪侈，罔所不為」，提出「如再有受反動派之利用，仍若囂張，恣行越軌者」，「惟有執法嚴繩，以治反動派者治之，決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陳便指揮cc特務，對學校師生進行監督盯梢、跟蹤、綁架、逮捕、暗殺等暴行，使許多進步師生被捕被殺，上海大學、大陸大學、曉莊師範等學校被查封或勒令停辦。
為了加強對學生的控制，陳立夫還指使徐恩曾、張道藩、葉秀峰、駱美奐、洪蘭友等人組成所謂「學運領導小組」。這個小組指使各校的特務組織，專門收買落後學生，幹破壞學運的勾當。當一二·九運動的訊息傳到南京後，中央大學等7個學院的學生準備響應北平學生運動。陳立夫知道後，十分著急，他急令「學運領導小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學運領導小組的名義，找來南京落後學生團體「三民主義大同盟」的負責人商議，並向他們釋出命令，絕對不許學生衝入國民黨政府和行政院，不許到日本使館鬧事，全市學生集會當天結束。
第二天，中央大學學生到禮堂開會時，早有準備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會場，使會議不能達到預定的目的。下午4時，南京大、中學生1萬多人到行政院請願，並要蔣介石接見學生，而蔣介石卻拒不接見，只派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出來應付，激起學生的憤怒，要衝進行政院找蔣。這時，「同盟」分子卻鼓譟起來，要求舉行遊行示威，這就使衝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響應。遊行開始後，學生提出到日本使館去示威，「同盟」分子也進行阻攔。這一次大規模的統一行動就這樣被特務們破壞了。
周恩來總理具有超凡的氣度、才華和人格魅力，融合中華民族種種智慧美德與共產黨人的氣質品格於一身，是舉世公認的偉人，是中國乃至全世界少有的傑出人物。陳立夫對這次破壞學運的成功十分高興，他特地請示了蔣介石，對特務們進行嘉獎。但他又認為，現在他們有國家機器，有憲兵、警察，而共產黨卻能發動學潮，他們要費很大氣力才能平息，這是他們的失敗。因此，他要求更加嚴密地監視學生，更加嚴厲地鎮壓一切學潮，提出在學生中大量發展國民黨員，發展特務組織。
在陳立夫號令下，cc特務們在各地大中學校建立了大量特務組織，誘騙低年級學生加入特務組織，編輯各種反動報刊，如《華報》、《大學生言論》等，進行各種反動宣傳，以造成強大的聲勢，清除共產黨的影響。陳立夫認為，在這種強制高壓下，就可以造成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天下，造成蔣陳勢力的一統局面。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後來，全國民眾抗日反蔣運動的蓬勃興起，就是對二陳的一記響亮耳光。
二陳雖然以其cc勢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盤，但他們還不滿意。陳立夫一心想當教育部長，想控制整個教育界。1935年，他向蔣介石提出了大專院校進行肅整的建議，要求對一些受共產黨影響的正直校長進行撤換，這些都得到了蔣介石的讚許。1936年1月，蔣介石召開了全國大專院校校長、院長和學生代表會議。陳立夫在教育界沒任何職務，本來不夠資格參加會議，卻也擠進大會。會議期間，他鼓動cc系校長、院長向蔣介石獻策，提出種種壓制學生運動的辦法，並要求換上所謂「自己的有效能的忠於領袖的教育部長」。弦外之音，蔣介石已經聽出了，這是要陳立夫當教育部長，但他沒有當時答應。蔣介石對陳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種種舉動是滿意的，也有意讓陳立夫當教育部長，但他有自己的考慮，還要等待一定的時機。
陳立夫對蔣介石的沉默很不滿，但也沒有其他辦法。陳果夫勸告弟弟沉住氣，慢慢等待。二陳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實際上時刻都窺伺著教育部長的寶座。只等時機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1958年7月9日，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武漢成立。蔣介石任團長。它的成立實際是在為蔣經國培植所需勢力。圖為：三青團成立時成員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