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那個時代青年的思想進步做出了貢獻。「青白團」和「同志會」實質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員主要以cc派的骨幹分子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們的國民黨各級黨部的委員、幹部和黨員中對蔣介石極為忠誠的分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這兩個組織的控制也十分嚴密，參加他們的組織，除手續特別外，儀式也充滿封建神秘的色彩。據曾經參加過「青白團」的cc派骨幹分子劉不同回憶：「入團手續多在南京陳氏兄弟螺絲轉彎故居辦理。在這個居所裡，梁間蛛網縱橫，臺上燭光慘淡，桌前壁上掛著一幅身佩匕首、腳穿馬靴、目光兇惡直視的蔣介石像。陳立夫、張厲生、餘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陰暗氣氛中叫入團者面向孫中山遺像和蔣介石像舉起右手宣誓：永久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實行三民主義，遵守紀律，嚴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
二陳對「青白團」和「同志會」管束很緊，他們十分強調該組織的紀律性，加入組織的成員要絕對保密，對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份，成員之間禁止發生橫的聯絡，只有單線的縱的關係。成員不能問組織內其他的事，問了就是違反紀律，這些戒律，每個成員必須牢牢記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將受到嚴厲處罰。每當有新成員加入時，陳立夫必然要召集他們訓話，他不厭其煩地強調：「違反紀律要遭到嚴酷的處分，甚或處死；領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為紀律所不容。」
除了遵守紀律以外，二陳還規定，所有加入組織的成員都有維護組織、發展新成員的義務；有破壞共產黨組織、監視共產黨活動的職責；還有監視其他黨派甚至國民黨員的言行並向上密報的責任；必要時還得接受組織分派的特殊任務。
青白團和同志會成立後，二陳為了將其組織發展到全國，先後派出一些骨幹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組織，如派張道藩到浙江，派吳醒亞到上海，派張厲生到華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吳醒亞到湖北，派葉秀峰到四川，派餘井塘到江蘇，派陳肇英到福建等。這些人到各地後，也按中央的一套嚴密系統，憑藉當地國民黨省、市黨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會和外圍組織，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誠社。張厲生到華北後，秘密往返於北平、天津之間，聯絡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國民黨骨幹分子，於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誠社」。參加該組織的成員達100多人，其綱領強調學習曾國藩、胡林翼等人，在「誠」字上下功夫，擁護蔣介石為領袖，「服從三民主義、國民黨、蔣介石」，實行統制政治、經濟、文化，提倡中國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誠社總書記為張厲生，副總書記為胡夢華，總幹事為李白虹，副總幹事為張光濤、趙在田、史國源。陳果夫與陳立夫對該組織十分重視，為此撥出專項費用，作為組織活動經費。誠社辦有《存誠月刊》、《誠報》旬刊，進行輿論宣傳。
上海的幹社。吳醒亞到上海後，糾集一些「cc」重要成員，於1934年正式成立「幹社」。其綱領、章程與「青白團」和「同志會」所差無幾，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說，它的組織形式、領導建制、政治綱領完全是以德國法西斯黨為藍本，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務組織。他們公開提出「堅決信奉法西斯主義」、「堅決奉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最高信條」、「誓死保衛、擁護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撲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匪徒」等反動口號。幹社的社長為吳醒亞、副社長為潘公展，幹事長為丁默郵。二陳對上海乾社也十分重視，專派他們的堂弟陳寶驊任該社事務組主任。幹社還創辦了《社會主義月刊》，並以此為陣地，大肆宣揚法西斯主義。幹社成立後，積極參與逮捕、綁架共產黨人的活動，同時，在搶佔上海藝華電影製片廠、襲擊搗毀經營銷售左聯出版的書刊雜誌和魯迅著作的書局書店，搶佔上海青年中學和民光中學等罪惡活動中，幹社都充當了主要角色，因而，這一組織成為國民黨cc特務的中堅。
除此外，在上海，還有潘公展、吳開先領導的「上海協會」、吳醒亞組織的「寅社」，在東北有齊士英組織的「東北青年學社」，在浙江有羅霞天組織的「五友社」，在山東有王潛組織的「學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蕭錚、洪陸東組織的「青年社」和「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在河南有陳泮嶺組織的「武德社」和陳泮嶺、劉不同領導的「三民主義忠實同志會」等。這些組織建立後，積極擁蔣反共，破壞抗日民主運動，插手文教科學機關，進行法西斯特務活動，幹了大量的壞事。
「青天白日團」和「中國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的建立是二陳cc派組織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此之前，cc派沒有下層組織，他們進行活動主要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陳的親信骨幹分子聯絡、指導工作，自「青白團」和「同志會」建立後，他們便從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嚴密的、系統的組織，他們以此控制國民黨各級黨部，鎮壓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監視人民的行動，剝奪人民的自由，在全國形成一個從上到下、滲透各部門各階層的一個龐大的法西斯特務網路。
一個一生都想統治中國的人，卻終老他鄉，他的夢想永遠地成為了「夢想」。
借力用力
1929年4月8日，國民黨三屆一中全會上，29歲的陳立夫被選為中央黨部三屆執委首任秘書長。最開始的提名，是由蔣介石與胡漢民兩人共同推薦的。當時陳立夫在國民黨中是區區小輩，與胡漢民僅見過幾次面，沒有任何接觸，為什麼胡漢民會推薦陳立夫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會上蔣胡合作，打擊了汪派勢力，胡漢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為回報，胡漢民必須有一些親蔣表示，陳立夫是蔣的親信，蔣介石不好一人推薦，胡漢民與蔣聯合推薦陳是蔣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蔣避免結黨營私的嫌疑。其次，陳在為蔣做機要秘書時，所表現出的認真、負責、謹慎、吃苦的精神，胡漢民也略知一二，雖然與陳沒有接觸，但對陳沒有壞感。
正在上海的陳立夫得知中央秘書長的任命後，內心雖然高興，但也多出一番考慮，他知道自己年輕，擔此重任，一定會引來多方注目，於己不利。考慮再三，便以身體不好為由，向中央遞上一紙辭職書。蔣介石等知道這是陳立夫故作姿態，因此，在4月11日召開第一次中常會，決議「電陳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職，在陳同志未就職以前，由葉楚傖同志兼代」。其時，葉楚傖已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根本無暇做秘書長工作。陳立夫接電後，知道秘書長非他莫屬，於是再度覆電請辭其職。4月15日，國民黨召開第二次中常會，決議再電促陳立夫提早就職，並讓其兄陳果夫去函促請。中央越是電召，陳立夫越是覺得有作姿態的必要，於是又上一辭呈雲：「餘絕非自謙，乃自量無能勝此重任，請另選賢能，免誤公事。」4月29日，國民黨中常會召開第六次會議，對陳立夫三次辭呈，有些不滿，有人提議另選他人，但蔣介石當時不在南京，未參加會議，胡漢民不敢自作主張，便提出待蔣先生返南京後再商議辦法。
這一下，陳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認為三次辭呈，已轉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當秘書長是情非得已。於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稱病情已有好轉。後來，蔣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會上，陳立夫接受了任命，擔任中央秘書長之職。
陳立夫在文化領域的同樂會上正瘋狂叫囂著。秘書處是國民黨中央的一個重要機構，在黨的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安排全會和常會的議程，注重重要議案的議程安排，妥善處理所有的決議案，並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處理與政府間有關係的文書及事務，處理黨內聯絡和黨外關係，間接監督黨內其他組織單位等，權力既大而廣，事務既多又複雜。
陳立夫上任時只帶了一個人，其他人事，全部照舊，以穩定人心，讓大家團結一起，努力幹事。
陳立夫上任後，對文書室下的功夫最多。文書室負責影印、印刷、檔案分類的工作。由於陳立夫過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國待過多年，他引進一種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幾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現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時，他要求用五筆檢字法進行檔案分類，使得原來雜亂無章的各種檔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減輕了，地方黨部的人來看了感到驚奇，蔣介石等人看了滿意，秘書處的人也很高興。
陳立夫十分強調工作紀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書處其他職員早到辦公室，晚上過了7點才離開，全秘書處四五十人，見陳立夫如此，無人敢遲到早退。這樣，嚴格的辦公紀律建立起來。
為了協調中央黨部各部門的工作，增進各部門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陳立夫對秘書處工作作了改進。其中重要一項是：當秘書處收到有關組織部公文，便將副本送組織部，如果檔案涉及其他有關部門，如青年部、婦女部等，便將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婦女部並附上字條，說明組織部門會將直接與他們聯絡。這一辦法有很大好處，它使各有關係的不同部門都會很快得到公文的訊息，加強各部門的聯絡，也能提高各部門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門的歡迎。
秘書處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來中央的各地方黨部人員，陳立夫從不拒絕任何人來訪，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來訪客人。接待中，陳立夫總是認真聽取地方黨部人員反映情況，提出意見，並將這些情況按類別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關部門，有些直接送蔣介石和其他常委。通過這些接觸，陳立夫認識了各地方黨部的大量官員，與他們加深了感情，並將一些信任者納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陳立夫在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後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員會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中央政治會議是研究政策的單位，凡與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由中央政治會議來處理，它是國民黨聯絡政府的一個單位，主席由蔣介石擔任。政治會議下設有內政、教育、財政、經濟、外交等小組委員會，秘書處為具體辦事機構。
政治會議秘書處工作比較簡單，主要工作是會議的籌備，例行性公事並不多。在準備會議時，就提交會議的議案翻閱檔案找尋先例，然後進行系統整理、分類排印，使得開會的每位委員都有一份特別案例的資料及所有先例的報告書。有些重要議案，必須在議案提出前，將議程送給蔣介石看，如蔣有指示，還須將指示告訴各位委員，使之照指示通過。
由於中央政治會議地位的特殊，開會通過的決定不對外公佈，而是呈中央常委會通過後再交國民政府公佈，因此保密性很強，弄不好有洩密的危險，造成重大損失。因此，陳立夫擔任政治會議秘書長期間，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辦特務機構的辦法來領導秘書處，使得這個黨務機構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陳立夫在擔任中央秘書長和政治會議秘書長期間，希望通過他的努力工作，實現他創新國民黨的理想，即使國民黨成為一個在蔣介石領導下，以陳氏集團為主流派的統一的政黨。為了傳遞他們的心聲，陳立夫與其兄陳果夫一起創辦了一個刊物《政治評論》，由中央秘書處出資，蔣介石作後臺老闆，由鄭亦同具體經營。《政治評論》發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謂「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大造輿論，樹立蔣介石在國民黨的絕對權威。因為他們知道，蔣介石的權威一旦形成，二陳的重心在國民黨內也就自然形成了。
看著辛苦了多年的勞動成果，被毀於一旦，陳果夫心裡有難言的痛楚，一時間，立志勤政為民的念頭閃現了他的心中。圖為：淮河決堤時，逃荒的百姓。
胡蔣之爭
國民黨三全大會確立蔣胡合作體系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胡漢民的話，蔣介石還是願意聽的，蔣胡關係一度比較融洽。在征討各方勢力的鬥爭中，胡漢民是站在蔣介石一邊的，有人概括胡漢民的作用說：「在於徵桂，則功超言論之外；對待閻馮，則功居後防之先」。蔣介石在胡漢民的幫助下，地位得到鞏固後，逐漸變得獨裁起來，而權勢欲也很強的胡漢民又不肯與讓寸分，於是，雙方之間的關係緊張起來。
胡漢民與蔣介石的衝突，最開始緣於與二陳的矛盾。胡漢民本來是國民黨中二號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卻常常事無鉅細去管黨務，胡自己就說：「關於黨務的，我不但願意多談，而且談的非常認真，雖一個字也不輕易放過。」陳立夫說他「每一個會議，哪怕是比較不重要的小組會議，也場場必到」，引起二陳不滿。
當時，經過清黨整頓後，確定中央組織部由陳果夫掌管，組織部的一切事務，自然是陳果夫說了算，特別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黨部的黨務指導員，往往是陳果夫親自挑選，親自談話，再派往各地。但胡漢民卻總是進行干預，後來乾脆成立了一個黨務審查委員會，對陳果夫挑選的人進行審查，挑出種種理由不予通過，建議換人。陳果夫不肯讓步，矛盾越來越大，陳果夫搞不過胡漢民，便跑到蔣介石那兒誇大其辭地告狀。
蔣介石聽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總想找個機會勸說一下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蔣介石見到胡漢民，儘量壓低心中的火氣，平和地說：「胡先生常常嚴責黨務工作人員，弄得這些人都惶恐不安，這對於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語尖刻的胡漢民並不把蔣介石看在眼裡，毫不客氣地回應道：「我嚴責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們。任情所為，擅離職守，國家體統何在，這些人還不該受我教導嗎？」幾句話煽得蔣介石火冒三丈，但他還是忍了忍，略為提高聲音說：「胡先生一定要責備他們，還不如先責備我吧！」蔣介石以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來，應該足可讓胡漢民息事寧人，哪知胡漢民並不買賬，鼻子哼了一聲，輕蔑地說：「他們且不能責備，何況你？我亦又未嘗不責備你，但可惜你不能受聽，轉而發生其他感想罷了」。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令蔣介石無地自容，這樣，蔣胡之間的衝突達到白熱化。蔣介石雖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對胡漢民這種資歷、聲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來，必須先使軟刀子，讓他吃點虧，挫挫他的威風。蔣介石即將陳果夫、陳立夫叫來，一一進行交待，讓他們去與胡糾纏。
當時，因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在前線指揮戰爭，由胡漢民在南京主持中央黨部會議或中央政治會議。每到討論至關鍵問題時，陳立夫總是不緊不慢提醒大家，應該聽聽蔣介石的意見。實際上，每到開會前夕，陳立夫都把議案內容電告蔣介石，蔣若同意，會議通過的程式自然生效，蔣若不同意，則以請示為由使議案不能通過。這樣好幾次，胡漢民希望通過的議案都讓陳立夫這麼一攪和而打了水漂。胡漢民處處碰軟釘子，心中對蔣介石，陳氏兄弟充滿了恨意。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認為地方勢力已經平定，軍政時期已經結束，做起了建立專制政權、一統天下的美夢。於是，致電國民黨中央執委，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設立總統。對此，胡漢民堅決反對，因為設立總統，肯定是蔣介石，到時，五院均為總統府下，真成了蔣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開的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胡漢民借致開幕詞的機會，旗幟鮮明地1945年8月10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至此已勝利結束，全國頓時鼎沸，全國人民走上街頭，載歌載舞，表達著發自內心的喜悅。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而且批評蔣介石的個人專權與軍事獨裁。他說：「我們每個同志都應該盡其所能，把所有的聰明才力貢獻給黨，但斷不可以某人為萬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擔。可是目前卻深犯這個毛病，以致兼職之風大盛，實有重新糾正的必要。」
蔣介石並不理睬胡漢民，仍慫恿手下遞交了「制定約法」的議案，倔強的胡漢民也不讓步，雙方言辭激烈，在四中全會上吵得不可開交。會議開了7天，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制定約法」一案終於擱淺。
四中全會給蔣介石極大的教訓，他覺得，軟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漢民這種人，必須來硬的。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以開會為名，誘捕胡漢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監察委員和執行委員，都被邀請到蔣介石的軍校官邸開會和晚宴。胡漢民一到，蔣介石說要與胡漢民私談，胡漢民剛入內室，便被拘捕。會議開始時，沒有胡漢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漢民就被監禁在蔣的家中，但誰也不敢說話，會議氣氛十分緊張。
陳立夫害怕會引起其他人反蔣，會後他提醒蔣介石，如此監禁胡漢民是否妥當，蔣介石十分強硬地說：「已經做了，我沒有辦法再掩飾了。」這麼一說，陳立夫已知道蔣是下決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覺得腰桿硬了。胡漢民被捕後，囚禁於南京郊外的湯山。
胡漢民被囚禁的訊息傳出，全國譁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粵系軍人趁機聚集起來，擁汪精衛、孫科，陳濟棠，李宗仁，唐生智等為領袖，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豎起了反蔣的旗幟。為了拉更多的國民黨人參加，粵方表示，凡南京中央黨部離職歸順粵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職酌情提拔使用。
陳果夫、陳立夫瞭解到粵方這一態度後，覺得可以利用。於是，他們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員，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紛紛離寧赴粵，表示「反蔣擁汪」，取得粵方信任。這些人到廣州後大搞情報工作，將粵方的一舉一動向南京彙報，使得粵方反蔣活動一直處於南京監視之下。蔣介石得到情報後，分別採取不同對策，對粵方各派勢力分化瓦解，使得粵方反蔣活動表面上十分熱鬧，卻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全國「團結禦侮、共赴國難」的輿論下，反蔣幾個月卻毫無成就的粵方不得不坐下來與蔣談和，經幾番討價還價後，寧粵再度合流。胡漢民被關押幾個月後，已是銳氣盡減，蔣介石也表示「寬大為懷」，將其放出。而那些粵方的下層工作人員，則受到嚴厲處罰。陳果夫一聲令下，對這些人開除黨籍，不再錄用，斬除了反蔣派的根基。
胡漢民被放出後，雖官復原職，但受此打擊後，情緒低落，鬱郁不展，心中窩了一肚子氣，無處發洩。1936年5月9日，胡漢民突發腦溢血，經再三搶救也無力迴天，這位高傲的國民黨元老終於撒手西去，除卻了蔣介石心頭之病。
在蔣胡爭鬥中，二陳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他們明裡所起的阻撓，牽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監視，搗亂作用，大大減緩了胡漢民派對蔣介石的衝擊力度。
陳果夫對金融本就窺視已久，故想取孔而代之。但他忘了孔身後那位支援他的美麗小姨子宋美齡可是無人敢惹。
政學系之爭
二陳在蔣介石的支援下，在國民黨內爭奪黨權的鬥爭中，挫敗汪精衛派、丁惟汾派、胡漢民派等元老派，不斷取得勝利，其陳家黨的地位不斷鞏固。但他們並不甘心只領有黨權，他們還要涉足國民黨所控制的政、軍、財、經等其他領域。在向這些領域進軍中，他們遇到了兩大勁敵，即控制軍隊的黃埔系和控制政權的政學系。
黃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蔣介石的門生弟子，再加上蔣介石對軍隊控制很嚴，歷來是不肯讓別人染指的。對此，二陳內心十分清楚，當然不敢與其爭鋒。
而政學系就不同了，它崛起於蔣介石取得國民黨領導權之後，而且，如陳立夫所說：「事實上政學系是沒有正式的組織，但他們的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聯絡，他們不做低層工作，他們將力量集中在高層，盡力研究蔣先生、研究汪精衛，想盡辦法來逢迎領袖及他身邊重要的人，這一做法目的是贏取信任和好感，然後再運用這些權勢去實現他們的計劃和他們的目標——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發財。」雖然政學系發展迅速，成為蔣介石維護自己統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鐵三角」之一，但在蔣的心目中，政學系不僅不能與黃埔系比肩，也不能與cc系並論，充其量是蔣介石僱傭的門衛、管家之類，所以當時就有人私下稱政學系頭面人物張群為「張總管」、楊永泰為「楊管家」。正因為如此，二陳為了進一步擴充套件自己的勢力，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政學系。
當時的二陳如日中天，紅得發紫，再加在與各派系鬥爭中，攻必克、戰必取，這就使得二陳過高估計自己力量，過低估計政學系力量。首先，二陳過去的勝利是在蔣的支援下取得的，而現在，二陳勢力不斷膨脹，對於「天下姓蔣黨姓陳」的狀況，蔣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儘管政學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蔣必須利用政學系，使黃埔系、cc系和政學系互相制約，自己的權力才能成為一股凌駕於三種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這一點，二陳沒有看到。
其次，政學系雖沒有組織，也無基層力量，但其頭面人物都是胡宗南是蔣介石手下最能幹的指揮官，「反共」戰爭的大部分戰果是他取得的。但他曾雲自己是內心愛國、傾向抗日的。圖中為：胡宗南。政壇強人，其在政治鬥爭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手段，決不在二陳之下。如楊永泰，早年接受嚴格的舊學訓練，後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國後參加國民黨，開始在舊官場中鑽營謀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種應變辦法和官場門道，在老「政學會」中，楊永泰就是重要一員。民國以後一段時期，楊永泰與張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等。後來，桂系失敗，楊永泰逃回上海，蟄居滬上，時刻窺測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時，楊永泰看到蔣介石勢力強大，便與張群一起投奔蔣，僅取得總參議一職。但楊很會鑽營，討蔣喜歡，正如陳立夫所說：「楊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見蔣先生時，常對重要問題，攜帶了正面和反面兩種方案，他先試探蔣先生的意思。如果蔣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則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蔣先生之意旨。」正因為如此，楊永泰才得以步步高昇。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萬言書》獲蔣介石稱讚，連升數級，被調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南昌行營秘書長兼第二廳廳長，一時，「天下誰人不說楊」。在此期間，楊永泰、張群、李根源、熊式輝等人也抱成一團，形成新政學系。對於新政學系頭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陳也估計不足。
二陳通過種種手段，派出大批cc系統人員，打入政府部門，滲透於政府各個部門，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這一職，這使二陳十分傷腦筋。同時，在楊永泰擔任南昌行營秘書長後，陳果夫、陳立夫如要到南昌見蔣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蔣，還得楊永泰安排或轉呈，這使二陳心裡實在不是滋味。
不久，楊永泰向蔣介石建議，在軍事剿共期間，一切服從「剿匪」大計，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線，一切由當地軍政大員統帥。於是，蔣介石下令將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黨部主任委員全部換上軍政人員擔任。這樣一來，湖北省的黨部主任便由張群擔任，江西省黨部主任便由熊式輝擔任，安徽黨部主任委員由省政府主席吳忠信兼任，河南黨部主任則由省政府主席劉峙兼任，而吳忠信畏懼政學系，劉峙則與政學系骨幹熊式輝關係深厚，實際上，這四省的黨部成了政學系的天下。二陳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黨務大權，心中更是充滿了對政學系的深仇大恨，二陳便開始了對政學系的反擊。
本來，政學系是沒有組織，也沒有「政學系」這一名稱的。二陳在分析調查楊永泰一夥人時，發現他們大多出身舊政學會，陳果夫便將楊永泰一夥人取名為「新政學系」。恰好這時，蔣介石突然下令解散黨內一切小組織，陳果夫、陳立夫即向蔣告發楊永泰一夥人搞小組織，成立「新政學系」，破壞黨的團結。這一著果然靈驗，因政學系過去名聲就不好，現二陳一揭發，揭了楊永泰等人的老底，給其重重一棒，當然也引起了蔣介石對楊永泰等人的警惕。
二陳的揭發引起了一些國民黨元老人物對楊永泰等的一致憤怒，他們紛紛出場，寫文章，發表講話，大罵楊永泰等人。在此情況下，二陳不失時機地展開了一場「護黨運動」。
「護黨運動」中，二陳廣泛開展各種活動。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傳國民黨元老人物如鄒魯、張繼、謝持等人的講話，宣傳當年政學系反對孫中山的罪行，要求將政學系人物從國民黨中趕走，從蔣介石身邊趕走；其二，指示國民黨各地方黨部向中央常務委員會告狀，揭發政學系在各地破壞黨的紀律，摧毀基層組織的活動；其三，奔走於國民黨元老之間，請他們出面，向蔣求情，將國民黨湖北、江西等四黨部交回中央黨部即二陳手中。通過這一系列活動，果然有些成效，蔣對楊永泰有些疏遠，而且答應交出一省黨部給二陳。
這一仗取得一定勝利後，二陳即把矛頭指向政學系中另一巨頭人物張群。
張群，四川華陽人，曾是蔣介石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和日本振武學校的同學。張群的絕招就是在蔣介石面前唯唯諾諾，一切順從，而且不露阿諛的痕跡，這使他能與蔣保持親密關係達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張群被任命為上海市長，而上海是二陳勢力集中的地方，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cc派與政學系在上海時有衝突，二陳很早就想進行反擊，但苦於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很多對日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由張群負責，而張參與蔣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激怒了廣大市民與學生，都大罵張群的這種親日誤圉政策。陳果夫抓住這一機會，指示cc派人物，策動一些學校學生、工廠工人、市民等舉行一些遊行、示威，使張群疲於應付，同時也讓張群親日面目為民眾知曉。然後，二陳抓住學生痛恨張群的過激情緒，又下了一著狠棋，二陳秘密指定由顧順章實施。
一天夜裡，8名愛國學生失蹤，於是群情激憤，大批學生湧向市政府，要求張群放人。張群即找來警察局長陳希，陳希卻滿是冤屈，說自己沒有抓學生。隨後，張群又給特工總部駐上海特派員黃凱打電話，請求幫忙，黃凱冷冰冰地說幫不了忙，張群只好直接向蔣打電話求救。此時，憤怒的學生擁進辦公室，將張群團團包圍，聲稱不放學生，決不撤出。
蔣介石接電話後，知道是二陳在搗鬼，即把陳立夫、徐恩曾找來，限令他們放人。陳立夫即通知黃凱，讓他放了學生，救出張群。黃凱哭喪著臉說：「我沒抓學生，如何能放？」陳立夫冷冷地說：「放學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
黃凱接令後，不敢怠慢，即從租界捕房中學借來300學生，由特務率領、邊喊口號邊急行至市政府，說是來接替先期同學，硬是擠進市政府辦公室，把張群救了出來，塞進預先準備的小車，往外開去。等學生明白過來時，小車已無影無蹤。這時，顧順章派人來告訴學生，所捕8名學生已放出，學生見已經放人，也就不再鬧事，撤出市政府。
張群雖然被救出，但受此驚嚇，膽子變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麼麻煩來，便於1932年1月，辭去了上海市市長職務，在與cc派爭鬥中敗下陣來。
二陳在南面取得勝利後，在北面對政學系重要人物黃郛，也照此辦理，踢了一腳。黃郛到華北後，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
二陳明知道黃郛是代蔣行事，但認為這是搗毀政學系的絕好機會，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圍組織鼓動學生遊行示威，給黃郛造成壓力，同時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黨內攻擊黃郛。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也不好明保黃郛，結果，黃郛內外交困，被迫辭去華北整理委員會委員長職務。
在與政學系鬥爭中，cc派雖然接連取得勝利，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扳倒政學系，因為蔣介石要堅守平衡原則，不會讓政學系太吃虧，也不會讓cc派太佔便宜，總的來說，「雙方勢均力敵，難分勝負」。
陳立夫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現，贏取了蔣介石的充分信任。
黃埔系之爭
黃埔系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與其爭鋒，但在國民黨的權力系統中，兩個組織實力相當，為了爭權奪利，必然會發生矛盾，出現爭鬥。
黃埔系發源於黃埔軍校時期的孫文主義學會，是一個在蔣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義的右派組織。黃埔系以軍人為主，以控制軍隊為主要目標。本來，黃埔係為蔣介石辦軍，cc係為蔣介石為黨，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隨著蔣介石政權的確立與穩固，雙方為在政權中多得一分利益而發生爭鬥，早期主要是cc系與復興社的攻伐。
1932年，蔣介石從一本介紹墨索里尼的小冊子中受到啟發，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必須有自己的核心小組織。於是他將陳立夫等黨務親信和賀衷寒等軍務親信召集起來開會，要大家想辦法，改變被動局面，並暗示成立小組織。結果，二陳心有靈犀一點通，回去後，很快成立了「青白團」、「同志會」等小組織；而賀衷寒等則行動遲緩，被蔣介石再一次找去痛罵了一頓，說：「我的好學生都死光了！」
捱了罵回來，賀衷寒等終於開竅，決定成立小組織，於是，商議成立「復興社」，以黃埔學生為基本力量，賀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澤起草了紀律條例，推蔣介石為社長，賀衷寒、酆悌、滕傑、周復、康澤、桂永清、鄭介民、邱開基等為中央幹事，田載龍、蕭育贊等為中央監事。復興社是一個半公開的組織，其內部結構分為三層：第一層是外圍即復興社；第二層為革命青年同志會；第三層是核心層，是力行社。進入核心層必須經蔣介石批准。總之，復興社是黃埔系的核心組織，是為鞏固蔣介石政權效力的。
復興社成立後，即與cc系發生矛盾，這兩個派系，「cc舉著黨部的招牌，復興社利用軍政力量，互相爭權奪利，鬥爭日趨激烈」。
首先，黃埔系抓住機會，向黨務部門滲透。當政學系與cc派相爭時，楊永泰曾向蔣建議為適應剿共，將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黨務，由該地軍政負責人掌握。黃埔系趁此機會，讓大量軍人進入四省黨部，並將cc派人員驅逐出去，同時將一些意志不堅定的cc派成員拉入復興社。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縣黨部書記長加入或靠攏了復興社，使得cc派元氣大傷。
其次，明爭暗搶，向文化系統滲透。本來，按蔣介石的規定，黨務、文化、教育、經濟等領域為cc派的活動範圍，軍人系統的黃埔組織不得插手。在蔣介石的支援下，cc派準備成立「中國文化協會」，以操縱和控制文化界，這就引起黃埔系的不滿，黃埔系自認為搞文化宣傳不會在cc派之下，他們中的賀衷寒、劉健群、鄧文儀，還是有一定文化理論素養的。於是，復興社壯著膽子與cc派爭奪文化陣地，將「中國文化協會」這塊牌子搶過來。由復興社主要成員黃少谷、劉炳黎在武漢創辦的《掃蕩報》受黃埔系之命，突然在該報第一版上用通欄特號大字標題，搶先報道了由黃埔系主持的「中國文化協會」成立的訊息和協會負責人的名單，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讓cc派控制文化領域的計劃轉瞬間破滅，而黃埔系卻兵不血刃，獨佔先機。
面對黃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勢，二陳也不甘屈服，挺而反擊。二陳是文人，愛動腦筋、想計謀，謀劃一番後，先找蔣介石告狀，再找陳布雷幫忙。蔣介石居中調停，還支援二陳繼續在文化界活動。陳布雷與二陳關係深厚，其加入國民黨，就是蔣介石和陳果夫一起作的介紹人，因此也答應幫忙，當然只限於輿論和文字上。
二陳心中有了底，回來，由陳立夫召集張道藩、程天放、吳醒亞等「cc」骨幹開會，決定文化協會還得辦，但名稱已被複興社盜用，怎麼辦呢？這時，吳醒亞提出，加上「建設」兩個字，就叫「中國文化建設孫科抨擊蔣介石不是出於民族大義，而是為了派系的鬥爭。協會」。這一說，大家拍案叫好，於是按計劃分頭行動。
陳布雷對二陳鼎力幫助，他起草了《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宣言》、《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綱領》兩份重要檔案。由於陳布雷的文采，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和誘惑力。三天後，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在上海法租界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大廈的大禮堂正式成立，陳立夫、張道藩等cc派骨幹親臨大會。第二天，向全國發布了訊息。這一戰，只是為二陳挽回了一些面子，並沒有止住復興社進軍文化領域的勢頭。隨後，「中國文化協會」與「中國文化建設協會」都向各地發展，雙方爭鬥更加頻繁。
黨方和軍方在文化界的爭鬥一般說來，吃虧的是黨方，軍方有蔣介石的堅強後盾，可以說是有恃無恐；再加上有武力作為前導，在這種攻勢面前，黨方是無能為力的，可以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二陳為此憂心忡忡，卻又無可奈何，只好等待時機，以求一逞。
機會果然來了，1934年6月，南昌機場發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長徐培根貪汙汽油鉅款，故意縱火以燒燬罪證所致。而黃埔系骨幹鄧文儀追查不力，受到蔣介石的訓斥。陳立夫抓住這一機會，添油加醋向蔣告狀，說鄧文儀不務正業，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陳布雷也在旁助威，說：「各方負責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軍一屆政府若只以欺詐為謀，置人民於水火而不顧，結果只能是他人取而代之。言軍，在黨言黨。」蔣介石一聽，覺得有理，當即下令，讓復興社馬上解散中國文化協會。
cc派與黃埔系的鬥爭，終於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勝利。
經過這一次失敗後，黃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蔣介石干預，便從明轉到暗，從上層轉到下層。在各地方發展基層組織時，黃埔系與cc派互相挖牆腳，互相打擊對方人員。如河南大學教授張金鑑，本是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屬cc派，復興社找上門來，逼其改換門庭，加入復興社，張金鑑不願意，結果被複興社綁架。再如在中央政治學校，復興社威脅三名學生，讓其加入復興社，三學生不答應，結果，復興社南京負責人任覺五帶領一批軍人將三學生綁架並殺害。
事件發生後，陳果夫把官司打到蔣介石那兒，蔣介石見死了人，便將任覺五予以處分，但暗中卻仍舊支援黃埔系。由於蔣的制衡手段，使得黃埔系與cc派的鬥爭愈演愈烈。到後來，兩派之間還玩起了特務手段，不擇手段安插內線，破壞對方。黃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獲cc派秘密的製毒機構；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黃埔系，對其骨幹人物進行策反。
黃埔系更為大膽，將一個叫向心影的女特務派到二陳身邊。這個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頭，後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邊做情報工作，因殷汝耕準備成立偽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幹掉殷汝耕，結果為殷汝耕發覺，抓起來投進大牢。後來戴笠花錢買通看守人員，將其救回，然後派往二陳身邊。
二陳對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務認識向心影，悄悄向二陳告密，二陳才大吃一驚，即將向心影趕出cc派。
不僅向對方派人員刺探情報，就是上層人物，互相也做鼠竊狗偷之事。一次，賀衷寒去中央黨部拜訪陳立夫，陳不在，賀便偷看桌上檔案，發現桌上一封已拆閱的信是復興社號稱「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啟寫來的，內容涉及復興社高層的機密。賀衷寒見四下無人，便將信偷回，呈報蔣介石，要蔣按復興社紀律處理葛武啟。蔣介石聽了報告，反而劈頭蓋臉將賀罵了一通，說賀衷寒到中央黨部偷檔案，是無恥之極。因蔣認為，葛武啟賣主求榮不對，賀衷寒幹樑上君子勾當也不對，此風一長，那便黨將不黨，軍將不軍了。
總之，黃埔系與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蔣介石需要他們同在一個政權中存在，因此，雙方雖有爭鬥，卻誰也不能除掉誰。由此看來，cc派和黃埔系的鬥爭，與cc派和政學系的鬥爭不同，一個是爭衡，一個是爭鋒。cc派和黃埔系的鬥爭，誰勝誰負，誰消誰長，不是看誰的實力強大，而是看蔣介石的態度，看蔣介石制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