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支抗戰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盧溝橋畔，響起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炮聲。中國守軍奮起抵抗，中華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正式爆發。
面對日軍的瘋狂挑釁，在全國抗日高潮的影響下，蔣介石在軍事上作了緊急部署，並表示：
早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
民族的危機，全國抗戰的興起，蔣介石對日態度的變化，對二陳是有影響的。抗戰爆發後，他們堅決主張抗戰，反對汪精衛集團的投降主義論調，他們的民族熱情進一步勃發。當汪精衛等人被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囂張氣焰所嚇倒，散佈「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濫調時，陳立夫堅決反對這種投降主張。他說：「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喪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難，保持其民族獨立自由。」主張堅決抵抗。
七七事變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記者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採訪陳立夫。一美國記者以十分輕視的態度問陳立夫：「中日強弱十分懸殊，你們如何能抗日？」
陳立夫正氣凜然，從美國曆史聯絡中國現實，侃侃而談：「你們美國人，應諳美國曆史，如果依照你們看法，則美國今日猶為英國的殖民地。華盛頓在起義時，僅憑几十支亂槍，與英國駐軍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別，華盛頓所憑藉者為民意，民意是看不見的偉大力量，遠勝於槍桿子，其所以最後勝利者，民意為之也。今日日本侵略中國，全國民意主張抵抗，蔣委員長順從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問題不是‘能戰不能戰’而是‘應戰不應戰’，應戰雖打到一兵一卒仍須頑抗，美國獨立戰爭，最後得到法國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國之抗戰，亦將獲得他國之援助而戰勝敵人乎？所謂‘得道者多助’是也。諸君之估計僅從物質一方面作比較，是錯誤的，須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實較物質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戰爭，以少勝多，此乃一可證之近例也。」一席話，說得美國記者直點頭，話畢，十多位中外記者鼓掌以示贊同。
正在江蘇主政的陳果夫，在盧溝橋事變後，積極建議在上海設防，阻止日本軍隊從上海進攻。他說：「海陸爭攻，不可不防也。」同時，他召集各縣縣長進行訓示，要求各縣「促速組織民眾，為國防準備」。還在省府鎮江召集各界領袖人物談話，對敵我情形及如何準備防衛等，分別提出說明，以提高眾人之警覺。他對山東韓復榘不作抗戰準備十分不滿，說：「想做英雄者自己不準備，且不許他們準備，致有事時毫無對外力量。」
戰爭開始後，陳立夫積極參與國民黨中央決策工作。陳果夫也被推為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蔣介石起先對列強各國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國「主持以道」，認為：「現在局勢只有各關係國尤其美、英二國之合作，挽危機。」但並沒引起列強各國的積極響應。這時，陳立夫建議把目光轉向蘇聯。因為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一個星期，蘇聯外長季維諾夫便接見中國大使蔣廷黻，表示：「蘇聯願助中國。」
根據中蘇雙方商定，蘇聯將援助中國一批物資，關於運輸路線，當時決定從新疆運進。為了落實這一問題，9月28日，蔣介石派陳立夫秘密赴新疆，與盛世才商洽，因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買賬。而陳立夫與盛世才有過一些交情，北伐時，陳立夫是秘書處科長、盛世才是參謀處參謀，在行軍時互相認識。由於都是年輕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時陳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駐地，便開始忙碌文電的處理，盛世才對陳立夫工作認真的態度十分敬佩，而陳立夫則欣賞盛世才的才氣。後來，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領袖金樹仁，取代了金，與南京政府關係並不好，陳立夫時常在盛世才與南京政府的爭執中作些調解，盛對陳立夫也能另眼相看。陳立夫到新疆後，對盛世才曉以民族大義，盛終於同意蘇聯援華物資從新疆通過。陳立夫還對沿途各站飛機、大炮等重武器運輸所需的汽油等細節問題都作了細緻安排。當時一頭駱駝可載8桶油，這可以說是用最古老的運輸方式運最新式的運輸油料。新疆方面按陳立夫的安排，把油料運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蘇俄贈送給中國的飛機、大炮等軍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後經甘肅到西安，再飛抵漢口。後來，在保衛武漢的空戰中給日本飛機以重大打擊的中國飛機，就是從這條運輸線運到抗日前沿的。因為這一成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授予陳立夫空軍獎章。
在關於對日政策方面，陳立夫也有很多考慮。他曾向國民黨中央建議：
一、作一詳細報告，說明「九一八」以來日軍侵略我國之經過及違反九國公約之點（由軍政部負責起草）。二、明顯表示我方對於東亞問題之根本主張及解決中國問題之意見（由外交部起草）。三、對英、德及各國分別進行經濟方面之接洽。四、關於停戰之先決條件：（一）有恢復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前之保證；（二）有九國公約國及有關係各國之實力監視；（三）須有根本問題解決方案在後。
這些建議中，雖然在關於停戰條件中有恢復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前之保證的條款，這與蔣介石抗日不堅決徹底的態度有關，其他方面應該說還是強硬的。
抗戰開始後，陳立夫還應軍事方面的要求，組織軍事工程團，該團任務是在瀏河與嘉定之間，修築一條碉堡線，以阻止日軍的西進。因當時日軍正進攻上海，佔領上海後下一目標將是南京，蔣介石為了延緩日本侵略者的進攻速度，以進行南京保衛戰的準備工作，便要求陳立夫以極短時間建一道堅固的碉堡防線。陳立夫接受任務閻錫山，即使在身家性命難保之時，依然愛財勝於一切。後，以他在工程界的影響，迅速集合上海、南京兩地的工程師，組成軍事工程團，由陳立夫任團長，隨即開展工作。他們很快作出設計，畫出圖紙，僱傭民力，開始建設。陳立夫統籌全域性，還抽出時間，到工地督察，以確保按時、保質完成任務。由於處此民族危機之時，國民政府出資，陳立夫有熱情，民眾有幹勁，所以，很快這道艱固的碉堡線奇蹟般出現了。只是可惜日本軍隊佔領上海後再向南京西進時，蔣介石並不想守南京，而是快速撤退，因此軍方並沒有很好利用這道由民眾辛苦搶修起來的碉堡線。後來，這條碉堡線為日軍佔領，成為日軍對付新四軍的防線，真是莫大的諷刺。
抗戰開始後，為了爭取蘇聯的幫助，陳立夫受蔣介石指派，加緊了同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談判。中國希望和蘇聯訂立軍事同盟，以對日本造成威脅，但蘇聯從自身利益出發，害怕得罪日本，致使日本與德國聯手進攻蘇聯，造成其兩面受敵，所以對中蘇建立軍事同盟採取消極態度。
當時蘇聯人打的如意算盤是，這場和法西斯主義的戰爭，東方讓中國和日本打，西方讓法國和德國打，俄國不捲入戰爭。陳立夫抓住蘇聯人的心理，提出，既然要中國和日本打，蘇聯必須支援中國各種武器，包括飛機、坦克、高射炮、大炮等。蘇聯人急於讓中國擋住日本北上的步伐，因此一一答應，陳立夫很快與鮑大使簽訂了蘇聯支援中國武器的條約，並商定了武器的數量、運送的時間及方式。
隨後，陳立夫進一步與鮑大使談中蘇軍事同盟問題，而鮑大使堅決迴避，談判未能達到預期目標。陳立夫在請示蔣介石後，退讓一步，與鮑大使商談訂立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經過種種努力，這一談判終於成功，1937年8月21日，由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規定：雙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國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規定，致該侵略國得用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
《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雖然不是軍事同盟條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蘇聯的行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中蘇兩國的友好，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有利的。
儲存教育精華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及指揮上的失誤，致使其從正面戰場上節節敗退，平津京滬一帶相繼失守，大片國土淪陷，廣大人民流離失所。特別是「我國易受敵人攻擊之區，多為學校文化中心」，因此，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和國民黨軍隊的敗退，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遭受重大損失，國民黨政府自己也承認：「當時平津京滬各地之機關學校均以事變倉猝不及準備，其圖書儀器裝置能擇要轉運內地者僅屬少數，其餘大部隨校舍毀於炮火，損失之朝鮮戰爭爆發。重，實難估計。」據不完全統計：29萬所小學損失12萬多所；3000多所中學損失1900多所；108所大學，被轟炸破壞的達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暫時停頓，繼續維持的僅83所。至於學校多年積累的珍貴資料的損失，更是無法用金錢數字來計算的。在日寇的炮火下，學校損失、學生流失、教職員走失，情況一天天嚴重，整個教育陷於一片混亂，面對如此情況，教育部長朱家驊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教育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未來，如果沒有了教育，這個國家就沒有了希望。在中日戰爭激烈進行的非常時期，如何保護教育，如何經辦教育，學校的出路在哪兒，這是國民黨政府必須認真考慮的。
非常時期必須有非常措施，容不得半點猶豫，也容不得不動腦筋，一籌莫展，很顯然，朱家驊不適應擔任非常時期的教育部長。為了穩定人心，控制學校混亂的局面，國民黨政府決定走馬換將，此時，正好軍事委員會第六部解散，蔣介石便將擔任第六部部長的陳立夫調來，接替朱家驊，主掌教育部。
蔣介石雖身在溪邊野炊，可心仍在虎視天下。陳立夫儘管很早就想得到這個位置，但他知道處於戰亂非常時期，教育部長是難當的，因此他想推脫。但蔣介石不同意，結果，陳立夫只得辭去調統工作而任教育部長，開始了他長達7年的教育行政生涯。
陳立夫上任後，面臨複雜而嚴峻的形勢，頗有點「受任於亂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意味，據他自己說：「當我初接部務時，就面臨急須解決的兩大問題：第一是戰區逐漸擴大，學校員生不能在原地進行教學，紛紛內遷而流亡在途，除緊急救濟外，這些學校是繼續辦理呢？還是緊縮歸併？此為‘量’的問題；第二是抗戰前夕，即有人高唱‘實施國難教育’，完全改變了平時教育的性質，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為前提，因此極須在正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抉擇，這是‘質’的問題。」這裡，陳立夫實際上面臨的是三個急須解決的問題：第一，高校內遷問題；第二，學校是緊縮還是發展的問題；第三，非常時期教育質量的問題。對這三個問題，陳立夫不能迴避，必須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並認真加以處理和解決。而最重要的，首當其衝的問題則是高校內遷。
當時，中日戰爭一天天吃緊，沿海沿江一帶地區相繼陷入敵手，而這些地區都是高校集中之地，如不迅速內遷，將會對我國高等教育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但當時國民黨內有人提出「焦土抗戰」的主張，認為高校不必內遷，應與國土共存亡，內遷是後退，是失敗主義。陳立夫堅決主張內遷，並強調各高校應在政府的統一部署下內遷。在陳立夫及其他國民黨人的堅持下，為了保護中國的高等教育不被摧毀，國民黨政府下令沿海沿江各高等學校一律內遷。
陳立夫即將高校內遷作為教育部當時的主要工作，並親自主持了這一教育史上空前壯觀的大遷徙。他往返於南京、杭州、上海、武漢、廣州等沿海沿江大城市，與這些地區的高校負責人一起商量，擬定遷移的具體計劃，如內遷地點的選擇、房舍的建築、圖書資料儀器裝置的運輸、師生的生活安排等，都得一一考慮周到。為此，陳立夫在教育部設立了專門負責高校內遷的機構，負責為高校內遷籌措經費，補充圖書裝置，修建房舍等，「其工作之巨，實非筆墨所能描述」。
特別是內遷地點的選擇十分不易，因戰爭情況千變萬化，今天是後方，說不定明天就是前線，有些高校歷盡千辛萬苦剛剛遷到一個地方，師生還來不及喘口氣，新遷校舍又置於戰爭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遷移，有些高校反覆遷移達五次之多。如北大、清華、南開等平津地區大學最先遭到日寇破壞，他們也最先行動，開始南下遷往湖南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後來，日寇鐵蹄逼近湖南，他們只好於1938年2月再度遷往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北洋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等校則向西遷移，到陝西組成西安臨時大學，後改名西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東北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等31所高校遷到四川，散佈各地，如武漢大學在樂山、齊魯大學在成都、中央大學則在重慶。浙江大學開始遷到浙西天目山一帶，後又到江西，再到廣西，最後輾轉遷到貴州才安定下來。中山大學遷往雲南南部，上海交大等就近遷入英美租界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上海交大和中山大學再次內遷。遷校次數最多的是廣東文理學院，由廣州遷至廣西梧州，再遷藤縣，三遷融縣，四遷廣東乳源，五遷連縣，六遷曲江，七遷回至連縣；遷校最迅速最完整的是國立中央大學，全部師生員工及圖書儀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慶沙坪壩建校。農學院的牛羊牲畜，舟運不便，則由陸路徒步西行，也安全抵達重慶。直到日寇投降前夕，一些高校仍處在動盪不安的遷徙中。最後，內遷高校大多集中於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據不完全統計，戰前的108所高校，內遷的有94所。
蔣介石對cc的失勢，面露歡顏。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呀。這次高校大遷移，涉及全國幾十所高校，在「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的戰爭年代，在交通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數萬名師生員工和家屬及若干噸的圖書資料、儀器裝置的大搬遷，是極其困難的。沿途，日寇的飛機狂轟濫炸，師生們跋山涉水、風餐露宿，辛苦之極，財產的損失、經濟的浪費、人員的傷亡，難以計數。在整個內遷過程中，身為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在連天的炮火中南來北往、東奔西走，察看校舍，詢問校情，慰問師生，解決困難，歷盡種種艱辛。有一次，從武漢撤出，當時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走水路到洞庭湖；經長沙到貴陽，再到重慶，一是乘飛機直飛重慶。當時陳布雷約他坐船走，而且送來船票，而陳立夫晚上做了一夢，夢見天上一隻老虎跳下咬他，象徵虎（禍）從天降。陳立夫從來不信迷信，但他第一想法是不走水路，於是坐了飛機到重慶，不料不久就接到電報訊息說，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敵機發現，以機槍進行掃射，陳布雷萬幸脫險，而陳立夫的那個床位正好遭子彈掃射，如果坐了船，則已一命嗚呼。在陳立夫的不懈努力、教育界人士的共同協助、廣大學生的積極配合下，這次離校內遷的艱鉅任務終於得以勝利完成。
這次高校內遷，儲存了中國教育的精華，並改變了原來高校佈局不合理的狀況，促進了西南、西北落後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
安穩人心
非常時期的教育部長是難當的，一是戰亂遍地，家國破碎，人心惶惶；二是突然換了教育部長，而且是從事黨務和特務工作的人，今後教育界難免黨化和特務化，人心也惶惶。
陳立夫深知處此非常時期，不能按常規辦事。因此，上任第一天，首先得穩定教育部大小官員、工作人員的人心。在發表就職演說時，陳立夫特別強調：「凡是願意幹的，我都留用。留任的概不更動，已去職的位置物色適當人才補充。」他還說：「我過去受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時，只帶了一個秘書，我自己從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也可為我所用。」一席話撫慰了部屬的惶恐之心，免去了大家的疑慮之情，起了很大作用，保證了事務、行政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當然，陳立夫並非完全像他所說的那樣，用人唯才，一秉大公，在關鍵職位上，他還是任用自己的親信，他認為有些主要職位，都與將來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關係重大，為從全域性出發，必須用自己信得過的人。
老教育部長朱家驊離任時，帶走了兩位次長和兩位司長及主要秘書，這一空缺怎樣補上呢？陳立夫認為這是重要職位，便任命曾擔任過浙江省教育廳長、交通部和內務部次長的張道藩為常務次長，任命曾擔任過河南省政府秘書長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張廷休為簡任秘書。對此，陳立夫並不掩飾他的派系色彩，他公開說：「這兩位都是與我共事較久的同志，他們都曾擔任過大學教授，也是教育界知名人士，把部內日常事務交給他們，我完全放心。」只是，陳立夫拉來教育部任職的黨方人士並不多，所以，並沒引起教育界的微辭。
另外三個職位，因並不特別重要，陳立夫則從教育界選擇。經慎重考慮後，陳立夫任命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顧毓秀教授為政務次長，復旦大學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為總務司長、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吳俊升教授為高等教育司長。這樣一來，教育界人士有所釋疑，當時蔣夢麟就說：「自從教育部的新人事發表以後，我們知道陳部長系純粹從教育的立場來主持行政，大家都放心了。」
對於司以下的官員，陳立夫一般不插手，而是各主管部門保薦，由陳最後核定。這樣，既可避免部外的人情委託，也可發揮下面主管部門的積極性。
由於以上措施，穩定了部內人心，使得陳立夫在以後7年教育行政管理中進展順利，有所成就。
其次，要穩定全國教育界人心，也就是要統一思想，消除混亂。當時，處在抗日戰爭非常時期，問題很多，但重要的如陳立夫自己所說，「面臨極需解決的有兩大問題：第一是戰區逐漸擴大，學校員生不能原地進行教學，紛紛內遷，流亡在途，除需緊急救濟外，此等學校，是繼續按原來規模辦學，還是緊縮歸併？此為‘量’的問題；第二是抗戰前夕，即有人高唱‘實施國難教育’，完全改變平時教育的性質，一切課程及訓練，均以適應軍事需要為前提，因此極須在平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選擇，這是質的問題」。
關於量的方面，即學校是縮減還是發展的問題。國民黨一些官員認為，現在正處於戰爭非常時期，一些學校已被破壞，一些學校遷徙流亡，乾脆停辦。而且國民政府資金有限，應把有限的資金全部投入戰爭，爭取戰爭的勝利，縮減一些學校可以節省資金，支援戰爭。另外，抗戰需要大量兵源，學校縮減停辦，青年學生可以參軍參戰。因此，他們主張：「高中以上學校除個別與戰事有關者外，為配合抗戰，均應予以改組和停辦，俾員生應徵服役，捍衛祖國。即初中以下學生未及兵役年齡，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
陳立夫不贊成這種主張，他認為即使在戰爭年代也有建國的任務，抗日後更要恢復生產、建設國家，要建國就需要人才，要培養人才學校就不能停辦，他說：「建國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斷，並且即在戰時，亦需要各種專技人才的訓練和供應」，根據這種情況，「遂決定學校數量不僅不應減縮，並且依據需要，還須相當擴充套件」。他重申要堅決執行1937年8月27日國民政府頒佈的《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要》，即：「戰爭發生時，全國各地各級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務力持鎮靜以就地維持課務為原則」，「各級學校之訓練，應力求合國防需要，但課程變更，仍須照部定範圍」，「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經費在戰時仍照常發給」等。根據這些原則，陳立夫主掌教育部期間，在穩定舊有學校的同時，還發展了一定數量和規模的新校。
對高等學校，陳立夫根據需要，使之有一定程度的適當發展。當時，國內師範、工科、農科、醫科等方面的高等學校比較少，特別是師範大學，戰前全國只有一所，而國家又急需這方面人才。於是，陳立夫便根據國家的需要、根據各類學校的佈局，設定了一些新的高校和新的學科。
他先在幾所國立大學設立師範學院，不久，便在一些地區建立獨立的師範學院，到抗戰結束時，全國已有11所高等師範學院。與此同時，一些有特色的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也建立起來。在一些條件較好的老校，還設定了新的科系，如西南聯大開設了航空工程系，中央政校開設了蒙、藏、印等語言專修科，復旦大學開設了職業教育系、法律系、數理系等，中央、西北兩所大學還開設了邊政學系等。
陳立夫還根據戰前高校佈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區高等教育幾乎是空白的狀況，提出抓住高校內遷的機會，發展內地高等教育的主張，使得戰後高校遷回原地後，西南、西北省區都有自己的大學。因此，陳立夫將新設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區。如貴州省文化比較落後，原來沒有一所高校，陳立夫瞭解到這種情況後，便決定在貴州建立一所綜合性大學，他親自到貴陽察看地形、選定校址，並對校舍的建築、圖書的購置、儀器的配備、教師的選定、學生的招生等問題一一過問並督促落實，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終於建成了集文理工醫為一體的貴州大學，為貴州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陳立夫的努力下，抗戰期間，高等學校在鞏固的基礎上有了一定的發展，戰前的1936年，全國有高等學校108所，到1944年，發展到145所，而且門類較齊全，佈局也較合理。
對中等教育，陳立夫要求有更大的發展。抗戰期間，一些從日寇佔領地區跑出來的中等學校師生失去了執教和受教的場所，到處流浪。陳立夫針對這一情況，決定由教育部出面，在大後方建立一批國立中學，以安置這些流離失所的師生。
1938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國立中學規程》，提出：「教育部為謀戰區省市立中學教職員及公私立中等學校學生繼續施教與受教起見，特暫設國立中學若干所，以繼續發揮教育效能，充實民族力量。」於是，教育部拿出一批資金，在後方地區創辦了國立中學31所、國立華僑中學3所、國立中山中學2所、國立女子中學2所，並改辦中學4所，此外，還創辦了四川造紙印刷職業學校、國立商業職業學校等共13所，創辦國立師範學校13所、華僑師範學校2所。這些學校安置了大批流亡師生，也發展了後方的教育事業。
同時，教育部還鼓勵與督促後方各省區辦了一些地方中等學校，使中等教育有了一個比較大的發展，抗戰前，全國共有中等學校3264所，1944年發展到3745所，其中中學戰前1956所，1944年發展到2759所。中等學校的在校學生戰前為627246人，1944年發展到1163113人。
對初等教育，陳立夫上任後，即取消了戰前普及4年小學的義務教育制，改為實施「國民教育制度」。1940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國民教育實施綱領》，將小學教育與補習教育合併進行，並規定鄉鎮設中心國民學校，保設國民學校，分別由鄉鎮長和保長擔任校長。後來，由於「保長之資格，大都不合於修正小學規章第六十二條規定」，所以到1942年，改定為「中心國民學校、國民學校校長以專任為原則」。在這些國民學校裡，都設有小學與民教兩部，分別對兒童實施義務教育和對成人實施補習教育。
通過不斷對初等教育實行改進，小學數目逐年增加，學童入學率逐年上升，陳立夫自己說：「就學齡兒童入學率言，三十三年度後方19省共有學齡兒童3411萬餘名，入學者有1722萬餘名，連同已受義務教育而不在校者合計約共2500餘萬名。入學兒童約佔學齡兒童總數70％強，較前佔53％大有增加。」陳立夫的統計當然有誇張之處，但客觀地說，在當時戰爭的烽火年月裡，基礎教育達到如此成績還是不容易的。
總之，在陳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學校在穩定的基礎上有適當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關於質的方面，即關於非常時期教育質量的問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些官員認為，在戰爭的非常時期，正常的教育程式應該廢棄，應該實行與抗戰有關的短期訓練班和訓練所，其課程也應該是研究抗戰學術。他們提出：「在戰時，大學是抗戰人才供應所，是救亡幹部訓練所，同時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鋒戰士的產生地。」
陳立夫不同意這種主張，他認為要為建國儲備人才，正常教育仍應維持。1938年3月，陳立夫以教育部長的身份發表《告全國學生書》，向全國學生闡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確指出：「教育之任務，為在智德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鉅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場觀之，讀書實為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為國家衰亡之危機」，因此，「各級學校之課程不為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即為所由造就之專門技能，均有充實國力之意義。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
公告書的發表，至少在當時眾說紛紜的主張中，有了一個主導性的政策，對穩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為了在戰爭非常時期堅持正常教育，陳立夫擬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確定了他的戰時教育方針，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實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針和十七要點，強調「三育並進」，「文武合一」，「對現行學制大體仍維現狀」，「對於管理應採嚴格主義」等。這一方案深獲蔣介石的讚許，在1939年3月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上，蔣介石發表「訓詞」，就肯定了陳立夫的主張，他說：「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用非常精神，來擴大教育效果」。蔣介石明確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著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平時，我們決不能關起門來，不管外邊環境，甚至是外敵壓境，安常蹈故地緊張不起來。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地都從課堂、實驗室、研究室裡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裡，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工作……」
蔣介石一錘定音，對陳立夫給予最有力的支援。大政方針定下之後，整個教育界人心穩定，陳立夫便好專一致志，戮力同心地去做好他的教育行政工作。對此，陳立夫深深感謝蔣介石，幾十年後，他在回憶錄中，還提及當年蔣的一番講話，感謝蔣對教育的指示和對他的信任。
教育的整體改革
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後不久，一天，無意中翻看國聯調查團為調查中日衝突到中國進行調查後寫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他特別看了其中關於教育的內容。報告書說，調查團考察了中國的一些高校，發現中國高校「受外國教育的影響巨大」，學科研究大多以外國語為媒介，引用的資料和例證，也多取自外國。大學的歷史、政治、經濟課程，似乎是為研究西洋的學生所設。自然科學教育方面，偏重外國的情形更為嚴重。
報告書對陳立夫的觸動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結促使他作出一個重要決策：要收回「文化租界」，辦中國的大學。後來，陳立夫寫了《從根救起》一書，對他當時的心情作了詳細的論述，他說：「文化侵略對於所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毀滅其歷史文化，我起先對於這些陰謀，還不大瞭解，民國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後，才恍然大悟。那時沿江、沿海都被日軍佔據了，所有大學都往後撤，我一一為之安頓下來。我發現這些大學都像外國租界。這個完全採德國學制，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其他不是採美國製，即是英國制。但是採中國學制的又在哪裡？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有關中國歷史的部門為最缺乏。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談中國政治或經濟制度史，學農的不談中國農業史，國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門功課了。」正是基於這一現狀，陳立夫下定決心，「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課，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像一座中國的大學。」
為了建設中國的大學，陳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課程設定和教材方面。陳立夫親自主持制定了「頒部」大學課程表及課程標準，要求各校統一執行。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在必修課中，增加了中國歷史方面的課程，這是陳立夫特別強調的。他說，一些大學生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缺乏瞭解，這種狀況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自己，因為侵略者要毀滅其國家，必先毀滅其國之歷史與文化。如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治史等；語言科中，將中國文列為與外國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國文要求能閱讀古文書籍和寫作通順文章，外國文要求能閱讀所學習的學科外文參考書，不達標者不能畢業。同時，陳立夫還根據當時戰爭的需要，提議在一些學校增設了抗戰國防課程，如「堡壘工程」、「軍用結構」、「兵器學」等。在部頒課程中，凡是沒有教材的，鼓勵教師編寫教材。
在確定課程時，由教育部先定了一個整理課程的三原則：第一，規定統一標準，這個標準，不僅在提高程度，而且與國家文化及建設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訓練，先從事學術廣博基礎的培養，由博反約，不因專門的研究而至偏頗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設科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於一種學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養而有融會貫通的精神。根據這一原則，一些無用的課程刪掉，一些重要而沒有的補上。如根據我國是一個農業國的情況，設立水利、肥料、茶葉、絲綢等科系，並設定相關課程等。
陳立夫被清除出局，陳家的勢力一去不復返。無論誰登上「皇位」，蔣家都可以安心了。圖為：（左起）蔣經國、蔣介石、蔣緯國。除了改革課程設定外，陳立夫還領導教育部進一步擬定各科目教材內容，以備各校試用。1940年，在徵集各校課程科目的基礎上，開始編制教材綱要，當時集中了數百名教授，歷兩年努力，編寫了各科教材綱要草案42種，頒發各校參考試行。與此同時，教育部開始編輯大學用書，在陳立夫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該委員會成立後，採取特約撰稿、公開徵稿、採用成書三種辦法，確定了163部書作為大學教材。幾年後，各學校終於能按部頒課程標準，教材標準統一起來，一舉改變了中國大學課程無中國特色，課程無中國教材的局面，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決定性作用。
其二，統一大學教師評聘標準。陳立夫認為要辦好學校，教師是十分重要的。他通過對一些學校的調查，發現大學教師的資格評聘，過去毫無標準，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評聘只有一條原則，即必須是留學返國者，他認為這種評聘既不利於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也不科學，是崇洋的表現。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待遇暫行規程》，1940年由教育部公佈。該章程規定：教員資格分為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4個等級；對資格審及定升等年資均有適當規定，擔任助教、講師有一定年資、有特殊成績並有著作者，均應按照規定升格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學返國」的限制。同時，對教師實行獎勵的辦法，凡「合格教員，可準休假進修，併發給研究費講助金，其資深望重者，經過同科目教授之選舉，可以擔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實行，一定程度上調動了教師的積極性，使學校的教學質量與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現了一些高質量的學術成果。文科方面，如聞一多的多種文學史著作、王力的語法理論、錢穆的《國史大綱》、賀麟、湯用彤的哲學、邏輯課；理科方面，如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王竹谿的《熱學問題之研究》等，都在中國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其三，改進考試辦法。陳立夫認為考試是促進學生學習的重要手段，也是檢查學生學習成績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試有不少弊病，應該加以改進。
大學入學考試以前是各校單獨命題，陳立夫認為這種考試辦法增加了應考學生的困難，因為戰爭時期，交通困難，學生為參加各大學的考試，到處奔波，十分不易。而且，這種考試使各校錄取新生的成績相差懸殊。為了整齊學生的入學水準，解除學生應考奔波的困難，陳立夫決定，從1938年度起實行在後方19省市分割槽實行大學入學統一考試辦法，教育部成立統一的招生委員會具體執行。在各考區分設招生委員會，辦理報名、考試及閱卷、錄取等工作。
大學畢業考試以前只考最後一年所學課程，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後，決定在畢業考試時，實行4年內學生所學3種主要課目的總考，他認為：「此種辦法可使學生對以往4年所有主要學科有一總複習，而不致支離破碎，比歐美各國的辦法均勝一籌。」
對平時考試，陳立夫提出在學生中舉行「學業競賽」考試，由學生自由參加，成績最優者及次優者均得獎勵，並在學校公佈。
通過改進考試辦法，較好地激發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學校不僅為抗戰和戰後建設輸送了大量人才，而且還培養出了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優秀人才。
第四，實行貸金制度。當時處於戰爭，一些青年流離失所，要讀書十分困難，陳立夫認為這些學生不但要教，還要養，便設立貸金制度。即由學生向國家貸款維持生活，進行學習，將來出校後還款。但後來法幣貶值，按初借數目償還，等於不還，因此陳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財政部申請，索性將貸金制改為公費制。據當時的統計，戰時由中學至大學畢業，全部靠貸金或公費完成學業的，大約有128萬人。陳立夫認為，這筆費用雖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後，當楊振寧、李政道獲諾貝爾獎後，都寫信告訴陳立夫，他們是靠貸金讀完大學的，陳立夫聽後深感欣慰。
陳立夫對中國教育的改革可謂用心良苦，頗費艱辛，這種改革也不是沒有問題，當時就有一些學者有異議，「以為妨害講學與研究的自由」。但從總體上來說，還是應該肯定的，它對於建立中國的現代大學教育的基本框架，促進中國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烽火中的前進
在陳立夫的領導下，通過教育界廣大人士的艱苦努力，在抗日戰爭紛飛的炮火中，中國的教育不但沒有萎縮，反而在艱難困苦中蹣跚前進。
大學教育方面。原有大學內遷後很快復學，頑強地存在和發展。同時，為了適應戰時對醫、工等技藝人才的需要，設立了一些專科學校。增設這些學校，需要各種器材裝置和建立很多專門實驗室，需要大量經費，陳立夫通過各方活動，往往能夠籌得鉅款，用於新校的創設。陳立夫還認識到發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師資，因此首先要發展師範教育，他除在幾所綜合大學設立師範學院外，還創立了男女師範學院各一所，又增設了貴陽師範學院、南寧師範學院、湖北師範學院等，將西北聯大的師範學院獨立出來，改稱西北師範學院。為了訓練社會教育人才和音樂人才，還設立了社會教育學院和國立音樂學院。為了改變高校內遷後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設立國立中正大學、在浙江省設立國立英上大學等。這些舉措，使大學教育能穩步發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決定政策方針，監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門具體辦理，但在戰時情況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於戰爭，當時很多中等學校教師、學生都舉家流亡，到內地後，教師失業、學生失學。陳立夫認為，必須妥善安置，同時又不能讓後方省份增加經費。於是，由國家投資，在內地創辦了國立中學31所、國立華僑中學3所、國立師範學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師和學生。
第二，規定各類中等學校劃分學區。1938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各類中等學校劃分學區辦法》，頒令各省執行。這一辦法要求各省根據其人口、交通、經濟、文化發達情形，分別劃定三類中等學校（即中學、師範、職業學校）校區，分割槽設定各類學校，以免重複。其中學區則注意小學升學兒童之比例；職業學校區則注意配合地方經濟之發展；師範學校區則注意區內小學師資之需要。這一辦法的實行，保證了戰時中等教育在區域和比例方面達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統一課程與教科書。教育部對中等學校的課程實行統一，1940年公佈了《高初級中學教學科目及時數表》，1941年又公佈了各科目的課程標準，要求各地執行。其所用教科書也由教育部統編，交由各書局印製，發放各學校使用。
以上措施，當時雖有人批評陳立夫「統制思想」，「與民爭利」，但在戰時特殊情況下，還是值得肯定的，對中等教育的穩定與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國民教育方面。國民教育過去為地方政府所主辦，抗戰時期，陳立夫領導的教育部也積極推進。新縣制實行後，要求每鄉設立中心學校，每保設立國民學校，而學校教育要求有兒童、婦女、成人三部分。為適應這一變化，教育部設立了國民教育司，主管義務教育和失學民眾的補習教育。教育部還專門擬定了《國民教育法》，為立法院通過後，於1944年公佈執行。為了很好推行國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國民教育實施綱要》，計劃分期實行，最後使入學兒童達到學齡兒童90％以上，入學民眾達到失學民眾60％以上。後僅實施了兩期，到1944年，實施國民教育的後方19個省市已設立國民學校25萬多所，平均每三保有兩所學校，離每保一校之規定，已不太遠，入學兒童已佔學齡兒童總數70％以上。應該說，在戰爭年代，這一成績是很可觀的。
社會教育方面。陳立夫認為，社會教育雖是無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緊急關頭，社會教育對人心士氣的振奮，同仇敵愾心理的激發，是有相當大作用的。陳立夫對與社會教育有關的文物十分重視，在高校內遷的同時，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內遷。文物到內地後，陳立夫親自勘定館址，指揮安放，要求儘快復館，對外開放，以資育人。除恢復、發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館、北平圖書館、故宮博物院等外，還在重慶創設了中央民族教育館、國立禮樂館、中央美術館等；在蘭州籌設西北圖書館、甘肅科學教育館、國立敦煌研究所等。這些機構逐步發展，後來都頗具規模，發揮了社會教育的功能。
為鼓舞人心，宣傳抗戰，1938年，教育部還組織4個巡迴戲劇教育隊，到各地巡迴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教育作用。陳立夫認為電影、播音是最有效的社會教育工具，他入主教育部後，在社會教育司增設一科，專門管電化教育，1942年創設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併成立電化教育巡迴工作隊，分赴19個省市巡迴示範，深受各地歡迎。
邊疆教育方面。1939年，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了陳立夫主持制定的《推進邊疆教育方案》，1941年，教育部制定的《邊地青年教育實施綱領》由行政院頒佈，確定「蒙藏及其他各地之人民，其語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質者」，為實施邊疆教育的範圍。規定邊疆教育由教育部主管，過去由中央政治學校，蒙藏委員會，中央組織部辦的邊疆學校，一律劃歸教育部主管。
陳立夫深感責任重大，花了很大精力來促進邊疆教育的發展。第一，派員考察邊疆各地。除零星派員到察哈爾、綏遠、寧夏、青海、甘肅，新疆等地考察外，教育部還組織了一個大型的西南邊疆考察團，從1939至1940年在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地考察，瞭解情況，提出建議，最後由教育部形成措施，進行施行。第二，開展邊疆學術研究。在中央大學、西北大學設立邊政學系，在其他一些有條件的大學設立邊疆建設科目及講座，1944年還設立了邊政學院，對邊疆歷史、文化、社會等進行研究。第三，譯印教材。由於邊疆地區經濟落後，沒有條件自印教材，陳立夫指示教育部置辦文印機件，用蒙、藏、迴文譯印小學國語、常識課本，分發邊疆各地應用，後來逐步將其他教材譯印，同時編印蒙藏辭典及其他補充讀物。這樣，邊疆教育得到了一定發展。
蔣介石曾三度下野，每次必到溪口的妙高臺，積蓄再次出山的力量。在發展教育的同時，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極力加強國民黨對學校的控制，想盡辦法將cc力量滲透於學校中，以實現其黨化教育的宗旨。
1939年，陳立夫主持制定了《大專學校組織要點》，共12條，確立了國民黨領導的「以黨治校」體制，規定學校領導人必須加入國民黨，並在各校設立國民黨區黨部和三青團分團部，1939年起還在各校增設了訓導處。「要點」規定國民黨區黨部「協助學校行政」，黨部書記「得列席校務會議」；三青團分團部「協助學校訓育」，訓導處執行黨部或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委託事項。這就使學校置於國民黨的直接領導與嚴密控制之下。
為了強化對學生的思想控制，陳立夫主持制定了《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綱要》、《青年訓練大綱》、《訓育大綱》等，規定學生要「耳聽心唯，時時刻刻心領袖之心，行領袖之行」，要「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等。1939年，由陳立夫主持的全國教育會議確定以「禮、義、廉、恥」四個字為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校訓，並將訓練國民黨員的《黨員十二守則》來要求學生，即要學生做到忠勇、孝順、仁愛、信義、和平、禮節、服從、勤儉、整潔、助人、學問、有恆等。總之，國民黨的黨義加上中國封建社會的舊道德，就是所謂訓育的主要內容。
陳立夫還指使cc特務在學校大肆活動，對有進步思想或抗日論的師生，進行嚴密監督，甚至實行綁架、逮捕、殺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