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農行苦心經營
1940年，對於陳果夫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在主掌國民黨黨務的同時，開始插手金融界。
2月，蔣介石致函四聯總處（即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聯合辦事處）秘書長徐堪、副秘書長徐柏園，命令銀行發放農貸必須與地方政府及各級黨部合作，提出「此可儘量利用縣的黨政機關之人員使之有事可做，而使黨政機關有積極精神從事工作，不致如過去之消極也。關於黨方聯絡，可約陳果夫、朱騮先、谷正綱、康澤諸同志參加之，並可以陳果夫同志為四行機構內設計指導負責人之一也。5月24日，蔣介石再次下令，農貸必須置於國民黨控制之下。辦理農貸人員應儘量利用國民黨黨員及三青團團員。各級合作金融及貸放機關主辦人員應切實負責。蔣介石突然將與金融毫不相干的陳果夫提出來，這對陳果夫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訊息，說明蔣介石將給陳果夫在金融界的一席之地。
陳果夫雖然20世紀20年代在上海經營錢莊，由於開辦證券交易所失敗，飽嘗了金融世界的甜酸苦辣，曾決心不再與金錢打交道，但思想深處卻總是「別有一種滋味在心頭」，特別是在辦黨務中，更加體會到金錢的重要，因此，插手金融界的慾望一天甚似一天。但他卻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錢、人人發財說成是孫中山的思想，他曾說：「我曾經記得總理在某年元旦的一天，對同志與民眾演講的第一句話，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語：‘恭喜發財’。為什麼總理也要說這一句話呢？因為總理生平所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夠發財。」
同時，陳果夫還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發展，必須要有強大的資金做後盾，這樣，金融事業的發展就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先導，他說：「金融制度為國家之心臟，心臟衰弱，則身體難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國家基礎亦難以鞏固。」因此，無論個人的發財也好，國家經濟的發展也好，都與金融息息相關。陳果夫更加對金融感興趣，總想以各種辦法進入金融界，以重溫當年在上海辦金融的舊夢。
乘風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1927年，陳果夫曾與他原來在上海學德語的老師薛仙舟、葉楚維等三人創辦了江蘇省農民銀行，其宗旨為推行農村合作，調劑農業經濟，但在業務上常與江蘇省銀行發生衝突和矛盾。1932年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後，以行政上的職權對江蘇省銀行限定了業務範圍，規定該銀行只能以工商業為物件，並更換了該行的總經理。從此，這家所謂的省銀行再也不敢與江蘇省農民銀行爭鋒，除工商以外的一切業務均為省農民銀行佔有。江蘇省農民銀行在陳果夫的行政保護下，以徵收農村兩角畝捐為資本，後來又在江北發行流通券，在全省發行倉庫券，而逐漸發展起來，基層分支機構達78處，遍佈全省61個縣，成為江蘇省第一大銀行。
陳果夫從辦江蘇省農民銀行中嚐到了甜頭，他還想求得更大的發展。因為江蘇省農民銀行畢竟只是一個省級銀行，為求更大的發展，就必須向國家銀行滲透。但在當時，中國、中央、交通三大銀行已是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天下，他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休想染指絲毫，於是，陳果夫便把眼睛盯向了中國農民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的前身是國民黨「剿總」內部設立的一個農村金融救濟處。1932年，蔣介石在對中央紅軍第三次「圍剿」遭到失敗後，為了準備第四次「圍剿」，從經濟上支援地主還鄉，穩定其在農村的統治，便於11月在其「剿總」內部成立了農村金融救濟處。1933年，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又遭失敗，為了發動第五次「圍剿」，便於3月在農村金融救濟處的基礎上特許設立了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蔣介石對四省農民銀行極為關注，親自任命郭外峰為總經理，並命令從鴉片稅項下撥款250萬元作為股金，以利開展活動。1934年10月，隨著工農紅軍戰略性的大轉移，蔣介石「覺得僅有四省農民銀行不足以濟事，於是乃將四省農民銀行改為中國農民銀行」。1935年4月1日，中國農民銀行正式成立，董事長孔祥熙，常務董事周佩箴、徐桴、周蒼柏，總經理由33歲的原中央銀行漢口分行經理徐繼莊擔任。中國農民銀行成立後，在蔣介石的支援下，其機構的擴充套件之快異乎尋常，到1937年，在全國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達87處，它依仗其享有軍事護照和軍用交通權，為所欲為，資金得到飛速的發展，其業務範圍主要有：墊支軍費、調運軍餉、救濟地主、開設典當、支付特務費用、濫發鈔票等。
陳果夫開始是想另起爐灶，與農民銀行平分秋色，最後達到擠垮農民銀行、取而代之的目的。抗戰期間，陳果夫指使其親信肖錚等人進行籌備，企圖搞一個所謂「土地銀行」，1940年9月，肖錚等12人向國民黨中央提議：「擬請設立中國土地銀行，以促進土地改革，實現平均地權，活潑農村金融，改善土地利用案。」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來者不善，這是和中國農民銀行唱對臺戲，正擔任農民銀行董事長的孔祥熙首先反對，宋子文派的人也群起反對，蔣介石心中也十分不快，便以眾人反對的藉口不予批准。於是，組建「土地銀行」的方案便告擱淺。蔣介石為了安慰陳果夫，便下令在中國農民銀行內設立土地金融處，由陳果夫直接派cc派人物主持。這樣，陳果夫總算在農民銀行內撈到了一塊地盤，心中的氣才稍稍平了些。
沒想到設立土地金融處倒給陳果夫以新的啟示，他想，另起爐灶目標太大，是不可行的了，現在只有採取逐步駕空農行，以達到最後獨佔農行的目的。以後，陳果夫便多次發表有關農村金融的談話，並向蔣介石表示願從事農行事業的心跡，此時，蔣介石也認為孔祥熙財力太大，需要給予限制，因此，也有意讓陳果夫滲透進來，以分散孔祥熙在農行的權力。1940年10月，蔣介石決定中國農民銀行董事會進行改組擴充，按蔣介石的原意，準備讓陳果夫擔任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後來又考慮到不能讓他一下子權力太大，到臨時發表時，突然改變主意，只讓陳果夫當了董事，而常務董務則讓其三叔陳其採擔任，陳果夫雖然心中有些不快，但總的來說還是滿意的，因為cc的大勢已去，陳立夫只有無限傷感，卻無可奈何。他畢竟成了農行董事會七個董事之一，躋身於農行高層決策者，而常務董事陳其採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後慢慢推進，不愁農行不是他陳家的天下。
在董事會舉行就職儀式那天，陳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參加了會議，在會上，春風得意的農行董事長孔祥熙有意要給他一點難堪，他在向大家介紹時說：「陳果夫先生是辦黨特別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顯，一個國民黨的黨務專家卻要來從事金融事業，豈不是笑話，陳果夫也不客氣，當即把孔祥熙給頂了回去，他說：「我曾經在金融界，不過落伍了約二十年之久。」弦外之音是：別小看人，二十多年前我就是搞金融的，今後當心點。幾句話說得孔祥熙倒尷尬起來，只有嘿嘿乾笑幾聲，會場上的人也都明白了陳果夫的來頭，心頭不禁都緊了起來。
陳果夫果然來者不善，他任農行董事後，便放下手頭其他工作，專心投入到農行工作中。不久，蔣介石又任命他為四聯總處金融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他便以自己獨特的身份在農行中獨往獨來地苦心經營起來。
首先，陳果夫提出統一農貸業務。以前，由於農村金融制度未臻完善，加之政府也無一定方針，所以農村金融機構重複繁亂，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和農本局、郵政儲金滙業局、合作事業管理局都可辦理農貸業務。陳果夫認為：要使農民銀行發展壯大，一定要把全國農貸業務變成農行一家獨營、一家壟斷，因此他向行政院提出統一農貸辦法，得到行政院的同意。1941年1月，行政院最先命令農本局將原辦農貸業務移交中國農民銀行接辦，至此，成立已近五年的農本局便被趕出了農業金融領域。
1942年，在陳果夫的建議下，蔣介石下達手令，規定從7月1日起：「中、交兩行現有之農貸業務，應逐漸收縮，移交農民銀行接收辦理。」8月31日，中國、交通兩銀行及中央信託局所有農貸業務，全部移交中國農民銀行接管，總計農民銀行接收：「（1）貸款本息共298，529，135元6角7分；（2）農貸區域共299縣市；（3）農貸機構112所；（4）農貸人員共772人。」這是陳果夫的一大勝利。「自此中國農民銀行在法律及事實上已演變成兼管長、中、短期農貸之惟一中央農業銀行。其業務以全國為範圍，以全國農民為物件，所負使命之重大，百倍於往昔也。」
陳果夫在農民銀行有一定實力後，便開始了第二步計劃，即將孔祥熙趕走，由他登上董事長的寶座。當時，在農民銀行中，孔派人物互相勾結，貪汙舞弊，中飽私囊，鬧得烏煙瘴氣，為了搗孔，陳果夫通過他的特務系統，調查了大量材料，然後抓住這些把柄，於1944年提出了彈劾農民銀行信託部貪汙舞弊案，由國民政府監察院出面處理。陳果夫的目的是想通過此案，搞掉傾向孔祥熙的總經理顧翊群，讓cc派人物當總經理，以駕空孔祥熙，待顧下臺，最後趕走孔。可是顧翊群下臺後，總經理一職並沒有落到cc派手中，而是由蔣介石指定葉琢堂的大女婿李叔明來接替，陳果夫不禁大失所望。於是，將矛頭直接指向孔祥熙。原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政府獲得美國5億美元的貸款，蔣介石拿出1億美元作為基金，讓孔祥熙發行所謂「同盟勝利美元公債」，1億元摺合法幣20億元，許諾到期兌付美金。但剛開始人們都不願購買，孔祥熙只好在政府支援下強行攤派，結果公債價格由20元跌至17元。不久，法幣價格低落，美元匯率提高，黑市匯率高達100元合1美金，孔祥熙見有利可圖，即停止美元債券銷售，將尚未售出的5000萬美元債券全數由中央銀行業務局購進，將799萬債券以官價賣給所屬職員，而孔祥熙一人就獨吞350萬元美金債券。而此時美元債券已漲至法幣250～270元。
即使這樣，孔祥熙等人還不滿足，還企圖將剩餘部分再次私分。但沒有不透風的牆，孔祥熙等人私分剩餘美金公債的訊息不脛而走，公眾輿論大譁。
陳果夫見時機來到，即藉此大加發揮，風助火勢，大造輿論，欲將孔祥熙致於死地。但孔後面有蔣介石這棵大樹，他是不會倒的，最後只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項和辭職了事。陳果夫一看勢頭不對，再加後來看到政學系俞鴻鈞在此案中獲利最大，不僅作了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而且農民銀行董事長也可能將由他來代理。於是，陳果夫見風使舵，由原來倒孔反轉頭來拉孔，到處為孔說好話，打圓場，孔祥熙不但不怨恨陳果夫，反倒感激涕零，決計將農民銀行讓與陳果夫。
1945年9月22日，陳果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10月，陳果夫被任命為中國農民銀行常務董事兼董事長。11月1日，陳果夫宣佈就職，在就職儀式上，農行總經理李叔明向大家宣佈：「孔董事長因身體曾經割治，尚未復元，故辭去董事長職務，以便休養……現在本行董事長一職，由黨國元老陳果夫先生繼任。」這時的陳果夫好不得意，他夢寐以求的獨掌中國農民銀行的願望終於達到了，回味著李叔明的「孔董事長因身體曾經割治，尚未復元」幾句話，看著出席會議的保養得極好的孔祥熙，暗暗好笑，不禁想到了紅樓夢中的詞「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自己也會下臺嗎？不會的！他心中暗暗地說，不會的！自己一定不會下臺，一定要牢牢坐穩董事長這把交椅。
曾經的榮華富貴都隨之逝去，留下的只有到異鄉去開拓另一番天地。
巧取豪奪
陳果夫主掌中國農民銀行後，親自為農行制定了「清慎勤敏」的行訓，並解釋說：「一個不取為之清，深籌遠慮為之慎，刻苦耐勞謂之勤，注重時效謂之敏。」這四個字，陳果夫真的做到了嗎？深籌遠慮、刻苦耐勞、注重時效應該說還可以過得去，但真的是一個不取嗎？那是自欺欺人的，一個不取，他的農民銀行的財富能增長得如此快嗎？儘管陳果夫上臺後，主動將自己的薪水由每月1200元減至1000元，儘管他親自制定了《中國農民銀行經營方針》18條，強調為中國農民謀福利、為農民服務等，但這都不能說明問題，最重要的是看他在實際工作中對農民是助還是奪，是取還是與。
首先，陳果夫十分清楚，中國農民銀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組織，它當初成立，就是為了反共防共，陳果夫現在也不能違背這一初衷，他在農行股東大會上就強調：「本行在民國二十二年創立時，為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至二十四年才擴大改組為農民銀行。當時的主要使命，為恢復共匪蹂躪區域的農村經濟。其股份雖有官股、商股之別，實際上根本無純粹的商股。其性質和發展過程與其他國家銀行不同。」蔣介石也一直把農民銀行作為反共的工具，他要求農行職員必須加入國民黨、三青團，陳果夫擔任董事後，蔣在給陳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強調農行的政治作用，要求農民銀行「以經濟力量配合鄉鎮保甲制度組訓農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對共產黨。要反共，就必須在經濟上支援地主、剝奪農民。
其次，陳果夫千方百計想趕走孔祥熙，主掌農民銀行，為的就是發展官僚資本，既要發展官僚資本，怎能一個不取，為農民謀福利呢？
1.發放「農業貸款」，支援地主盤剝農民。
農民銀行作為專門的農業銀行，中心任務應是農業貸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銀行業務，其中農業貸款是農民銀行一大特權，這是一筆鉅額財政專項撥款，一般分為普通貸款和特別貸款，普通貸款用於農業生產、加工、種子、運輸、副業等；特別貸款用於茶葉、蠶絲等，一般春荒時貸出，秋收後收回。陳果夫為了牢牢掌握這筆撥款，親自擬定了「傲款政策」方案，提出優先貸款的原則，對農村的地主、富農、工商業者優先，對官僚資本企業優先，實際上大量資金均進入這些領域。對一般佃農，陳果夫也規定給以貸款，但「佃農自己備有資金1／3以上，欲為自耕農者，應由下級金融機關，依照上級專業金融機關之計劃與指示、貸與款項、購買土地。」但當時農村的情況是：佃農生活極端貧困，一無土地、二無生產資料、三無資金，只靠出賣自己的勞力過活，哪有1／3以上的資金呢？農貸實際上是把他們排除在外的。另外，按《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辦法》規定：發放農貸必須「邀請當地民意機關及有關團體與地方公正士紳、協同辦理，以迅事切，並示公開。」這樣，農貸發放實際上掌握在當地地主豪紳手中，他們怎會把這種好處讓給農民呢？
當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鄉長、村長、地主豪紳在信用社向他們放款時，他們也填上農民的名字，而實際上他們自己將貸款扣押。到秋收後收款時，農民莫名其妙地要還款，「在這種情況下，農民既不願償還沒有見過面的借款，扣掉的錢已經追不回來了，可是銀行的錢仍必須還，最後晦氣的當然還是農民」。所以，陳果夫所標榜的這種為農民謀福利的農貸業務，實際上是坑害農民，就連當年國民黨金融管理局長李立俠也說，農民銀行「所謂支援農業，實際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紳、還鄉團」。
陳果夫還以主持蘇政時期的經驗為由，將中國農民銀行變成農產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農行的經濟優勢，要各地分支機構大建糧食倉庫，然後由農行出面收購糧食，他們並不是用現金，而是用所謂糧食庫來收購，農民將糧食交給農行後，便得到一張糧食庫券，然後憑糧食庫券按市價去兌換糧食。這樣，陳果夫僅一張廢紙便囤積了大量糧食，僅以發放和兌換之間的差價，農行便大發其財了，更不用說糧食價格暴漲時，農行的收益更是難以估計。當然，更重要的是，陳果夫以此辦法，將全國糧食掌握於自己手中。
當時，解放戰爭正激烈進行，為了應付戰爭，蔣介石需要大量軍糧，原由國民黨政府糧食部收購，但糧食部一是收不起來，二是大量貪汙糧款，蔣介石便將收購軍糧的任務也交給陳果夫，由農民銀行獨家辦理。蔣介石將糧款交給農民銀行，農行在收購中賺手續費，手續費為收購金額的3％。陳果夫從1946年開始一直辦理此項業務，從中大獲其利，並多次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的表揚。陳果夫更是賣力，他曾設想將收購糧食完全納入農民銀行的業務範圍，使農民銀行成為全國最大的糧食托拉斯，後因全國解放，這一設想成為泡影。
2.舉辦信託業務，從事商業投機。
對於農貸與糧食收購中的大量獲利，陳果夫並不滿足，他在主掌農民銀行後，其業務活動的重點便轉向信託活動。以前，農民銀行靠濫發鈔票大肆賺錢，1942年發行集中了，農民銀行被取消了作為「法幣」發行銀行的資格，靠發行賺錢的這塊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點轉向倒賣物資，轉向信託的商業投機。當時，因為通貨膨脹的原因，使產業利潤落後於銀行利潤，銀行利潤又落後於商業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農民銀行把資金拋到商業投機的活動中可瞬息萬利，陳果夫正是看準了這一發財的契機。
中國農民銀行信託部總部設在上海，同時在南京、漢口、杭州、廣州、福建、重慶、汕頭、蚌埠、西安、南昌設有分部。中國農民銀行的純益大部分來自信託部，而農民銀行信託部的純益，主要來自中國農業供銷公司。農業供銷公司由農民銀行直接投資建立，是農行投資的公司行號中投資最多的一個，公司高階職員均由農行派任，以100億元作為本金，該公司主要收購農產品，然後從中漁利。
在農產品中，一是棉花。農行一方面以低價強迫向棉農收買，另一方面以高價賣給廠商，這是一本萬利的買賣，而且收購的資金還不必由農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撥給，即由中央銀行這一「發鈔供應所」無代價地供給，農民銀行轉手之間，便獲得大量利潤。由於政府的支援，陳果夫的投機生意做得又大，又無風險可擔。1947年至1948年，農業供銷公司經營的棉花因為隴海鐵路不通，陝西的棉花運不出，他們就利用飛機運到上海，取得鉅額利潤。二是雜糧及其他經濟作物，這些都是工業品原料。陳果夫對此也十分重視，大搞賤買貴賣的投機活動，如1947年，他們在萬縣、常德購進500噸桐油，週轉期只三個月，按當時上海市價，除去繳損耗利息外，總共盈利25億元。同年，農行在漢口、蚌埠兩地收購蠶豆4000噸、大豆300噸，四個月週轉期，盈利45億多元。他們還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購杉木、杉桐及木板等，運到南京、上海銷售，本廉售昂，致獲暴利。
除農業供銷公司外，陳果夫還指示農行獨資開設了中和鹽業公司。中和鹽業公司於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業務範圍為購運海鹽和精鹽，行銷湘、鄂、豫、桂、皖、贛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並在上海、天津、漢口、長沙、衡陽等地設立門市部，其獨佔勢力，遍及蔣管區各地大、中、小城鎮。該公司資本額在登記時為法幣2000萬元。1947年增為1億元，後又增至10億元，「該公司1947年決算利潤為33億元、資本總額按年終賬面數額10億元，利潤為資本總額的3倍多，其資本增殖率已屬不低。但是賬面上的數額還僅僅是它的鉅額利潤的一部分，因為他們還有許多‘副牌’。‘副牌’是利用同一資本，基本上又是利用原有的人馬和裝置來經營各種鹽業投機買賣的」。陳果夫主持的農民銀行為牟取暴利，不擇手段地進行投機活動，曾受到當時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1945年，參政員黃宇等人便提出了「查中國農民銀行運鹽、售油、囤糖、違反法令，有營私舞弊嫌疑，擬請政府徹查案」。認為「已觸犯刑章，應即移交法院辦理」。
3.勾結地主豪紳開設典當，進行高利貸剝削。
陳果夫當上農民銀行董事長後，在1946年11月的一次會議上說：「……合作事業交給合作金庫後，農行對農民做什麼工作呢？我想要做典當。」於是，陳果夫積極籌備開展典當業務，1947年3月14日，在他的主持下，召開了典當座談會，陳果夫在會上大肆宣傳典當的好處，說：「典當之設立，原為打擊高利貸之猖獗。以前經營典當者，多為公正士紳，故經營典當，多認為正當事業。」當有人提出典當有高利剝削之嫌時，陳果夫為其辯解說：「目前典當發生剝削現象，因為其資金來源不濟其營業。」參加會議的一些代表見陳果夫執意要搞典當，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便都附和他，大談典當為民解難的作用，在陳果夫的控制下，這次典當座談會最後作出決議：「農民銀行自行選擇示範典當，已設農倉或簡易農倉之地，可由倉方兼辦典當一生風雨終相伴。圖為：陳立夫與其夫人孫祿卿。業務，各地典當可申請農行約為‘特約典當’，農行貸給款項，並派員督導。」「資金：公典基金應請地方政府籌4成，中央政府撥6成。私典營運資金：由中央、中農兩行洽數，於中、農行透支辦理。各地典當資金存在農民銀行。」隨後，中國農民銀行便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舉辦典當，在農村，一般叫農民抵押貸款所，實際上是舊典當，典當100元要索取年利20到30元，甚至更高，實際盤剝程度甚於舊式典當，是一種更加殘酷的高利貸。陳果夫通過此舉，每年可以安穩地獲取高額利潤。
4.操縱進出口業務。
農民銀行手中有了糧食、棉花、茶葉等大量農產品，就可以操縱出口業務，換取大量外匯。以前，農民銀行並未開辦外匯業務，當時僅有外匯資產而無負債。陳果夫主掌農民銀行後，由於實力增強，特別是手中掌握了大量出口農產品，便被指定為經營外匯業務銀行之一，於是，農民銀行更加肆無忌憚地出口大量農產品，例如蠶絲、菸葉、豬鬃、食鹽等傳統的出口物資一概經營。獲取外匯，為了業務發展，農行除在上海外，「並在國內出口貿易重要據點各行處（包括香港在內），開辦外匯業務」。先後有廣東、香港、汕頭、廈門、福建、天津、青島、武漢等地開辦此項業務。
除抓出口換匯外，對進口物資陳果夫也毫不放鬆，陳果夫知道，孔祥熙、宋子文是靠此發財的。抗戰勝利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每年要撥給中國一些物資，這批物資一直為宋子文專管。陳果夫看到這裡邊大有甜頭，也想插上一手，想設法搞到一部分物資分配權，但宋子文到手的財富豈肯讓陳果夫染指，便寸利不讓。陳果夫通過cc特務搞到宋子文假公濟私的一些材料，對宋子文進行威脅，宋子文還不讓步，陳果夫便逐步拋材料，造輿論，大有全部抖出之勢，宋子文無奈，只得讓出一部分物資分配權給農民銀行，將1947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向中國提供的一批化肥交農民銀行分配，化肥總數為88771噸，這一大筆物資的分配，使農行從中獲利不少。
在陳果夫的苦心經營下，中國農民銀行迅速崛起，財產迅速膨脹，大有與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爭鼎之勢。對此局面，蔣介石是喜憂參半，一方面是他以陳果夫制約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達到了，另一方面又害怕陳果夫真的與宋孔過不去，因為宋、孔畢竟是自己的親戚，他不想讓陳果夫的權、財太大，因此，他對農民銀行抓得一直很緊，在農民銀行董事長之上還設了一個所謂的理事長，這一職位由蔣介石親自擔任。農民銀行的人事權一直操縱在蔣介石手中，農行前後五位總經理，除了顧翊群是由孔祥熙推薦的外，其他人都是由蔣介石親自指派，農行的董事、監事及關鍵部門的負責人都由蔣介石親自圈定，所以陳果夫不無悲傷地說：「一切重要問題又都直接請示本行創辦人蔣主席的意志辦理」。當然，陳果夫是不甘寂寞的，他一方面看蔣介石的眼色行事，另一方面又採取一切辦法，儘量把農民銀行辦成具有陳家特色的專業銀行。
黨營事業
陳果夫主掌中國農民銀行後，便以其金融上的優勢，開始角逐工商界，他採取接收、投資、入股等各種手段，把一個個工商企業奪過來，由cc派所控制，而且美其名曰「黨營事業」。所謂「黨營事業」，是藉口國民黨的一切活動經費過去可以列入預算，由國庫開支，「行憲」後，這項開支將取消，為了保證將來有一個「黨有」的經濟基礎，國民黨便開始經營工商企業，這些由國民黨直接經營管理的工商企業便叫「黨營企業」。「黨營企業」標榜的是為了解決國民黨的經費問題，因此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援。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大批敵偽財產需要清理接收，而當時正處於新舊交替之時，社會秩序混亂不堪，「系統紊亂，權責不明，有利相爭，遇事相諉，形成無組織狀態」，既乏章制，也無規則，因此，「接收」無異等於「劫收」，一些貪財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發接收財，國民黨的官僚、黨棍、軍官、警察等黨政軍警各部門的大小官員都紛紛投入這場大洗劫中，老百姓譏諷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二陳兄弟正是把握了這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以國民黨高階要員的身份，也參加了這場搶掠財富的戰爭。
在大接收中，由於陳果夫的積極活動，蔣介石特別允許在接收敵偽產業中劃出一部分作為「黨營事業」。1946年3月，國民黨舉行六屆二中全會，二陳提出了「黨營事業的建立和管理計劃方案」，由於蔣介石先前已經同意，雖然黨內各派意見分歧，結果方案還是獲得通過，決定在接收敵偽工商企業資本時，撥出5000億元為「黨營事業基金」，並且由二陳組織該基金的專門管理機構，這樣，二陳便可以名正言順地參加大接收了。
陳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敵偽臺灣銀行，不僅得到了該銀行的一般資產和房屋，還得到了存在該銀行的敵偽從中國人民身上搜颳去的大量金銀財富。
隨後，二陳開始接收日偽工商企業。陳果夫看中了山東青島的幾家大工廠，便指使手下cc系人物組織了一個所謂的「齊魯企業公司」，接著便向敵偽產業管理局提出要購買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及青島啤酒廠等一批大型工廠，敵偽產業管理局哪敢說個不字，既不評估資產，也不經過核算，隨便開出了200億的低價。陳果夫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麼多家大工廠，竟只要如此低的價格，便急忙向四聯總處借來360億元，交出200億買工廠，還多餘160億元。青島橡膠廠等工廠原來都有大量成品堆在倉庫，來不及處理，陳果夫待這批工廠到手後，即將堆在倉庫的成品出售，僅此一項，就還清了四聯總處的全部借款。這樣，二陳兄弟一文沒出，不僅得到了這些家大工廠，反倒落了160億元的現款，這可以說是千古沒有的奇事。
陳果夫對這一經濟壯舉十分得意，他急於要看看這些不花錢而得來的工廠。1947年8月23日，他不顧多病的身體，從南京飛抵青島，一連用了好幾天視察齊魯公司管轄的橡膠廠、啤酒廠、麵粉廠、烤煙廠等大型企業，並對生產各個環節仔細詢問，瞭解這些企業的經營環境和現狀，鼓勵他們大力發展。
除齊魯公司外，陳果夫還在天津組織了恒大企業公司，接收了原日偽經營的東亞麵粉廠、東亞菸廠、中華火柴廠、協和印刷廠等多家大型企業。另外，在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地，陳果夫也接收了一些日偽企業，然後變成他們的「黨營企業」。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到1947年，二陳兄弟接收的日偽大中型企業達80多家，這樣，一大筆日偽財產落人二陳之手，奠定了「黨營事業」的基礎。
除了接收日偽財產外，陳果夫開展「黨營事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優勢，投資工商業，通過投資，逐漸控制這些企業，最後全部拉過來，成為陳記企業。據不完全統計，截止於1947年底，陳果夫的農民銀行共投資77個單位，投資額達170多億元，投資單位涉及農產品加工運銷、農業機械、製茶、棉織、麻織、毛紡、造紙、釀榨、製藥等，還有對文化、公用事業的投資。在這些行業中，投資金額較大的有太一實業公司、廬山電力纜車公司、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通濟貿易公司、中國造紙廠、中國汽車製造公司、重慶電力公司、川康興業公司、中國麻業公司、甘肅礦業公司、江西興業公司、上海中興製藥廠、中原煤礦公司、貴州煤礦公司、昆明電力制鋼廠、中國植物油料廠等，這些公司後來都逐漸變成二陳所控制的「黨營企業」。
與此同時，陳果夫還將原來由國民黨黨務系統所控制的新聞、文化、出版、廣播、電影等事業統統改為企業性質，從原來由國庫支付開支變為自負盈虧的經營單位，由此而建立了「黨營」文化事業的系統。其中比較重要的如中央廣播公司、農業教育電影公司、中國新聞事業公司、中國文化服務社、正中書局、大東書局、金融日報、商又踏故土的陳立夫，除了對故鄉的念念不忘之外，對國民黨官員更多的是歲月的感慨。報、民力報、大剛報、東南日報、中央日報、東方日報等。後來，陳果夫還通過銀行投資，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業，如自由論壇報公司、中國文物公司、中美日報等。1947年，陳果夫還在無錫發起組織了中國塑像公司，自己親自擔任董事長，他設想將中國古今名人塑成泥像，成套分裝，並附上名人傳記，一定會成為市場上的搶手貨，將又可以大賺一筆錢，後來，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這一發財夢也就歸於破滅。
二陳的這些所謂黨營事業，由於有行政權力的支援和強大的金融優勢，他們壟斷原材料，壟斷商品市場，欺行霸市，投機倒把，大發橫財。
他們利用金融優勢，大搞壟斷，不僅壟斷原材料，而且壟斷原材料的收購，並囤積居奇，獲取暴利。如所謂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利用農行投資和借款，囤積生鐵及糧食等，從中漁利。」再如中國農業供銷公司，他們專門收購以棉花為主的農產品，以前都是由私人棉商在各地收購，在產棉地區，都有一些較大的私人棉花收購公司，但陳果夫的農業供銷公司成立後，「轉以大量國家資本加入競爭，殊使棉業人員為之心灰意短」。當時就有人指出：「其後果將引起百千萬棉業從業人員之失業，及其原有資金不獲正當出路，勢將趨於投機囤積之一途。」從這裡可以看到，在陳果夫的農業供銷公司大發其財的後面，是千百萬私人企業和棉商虧本破產的辛酸的血淚。
二陳擠垮私人企業，實行壟斷的另一優勢便是行政權力。由於他們是以「黨」辦企業，打出的招牌是「黨」、是「國家」，所以其他私人及私人企業莫敢與之爭鋒。如陳果夫的中和鹽業公司，經當時國民政府鹽務總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屬鹽號經營，幾乎獨佔了食鹽的運銷業務，於是陳果夫在天津、漢口、長沙、南昌、廣州等地大量增設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鄉鎮設立鹽號，其勢力遍及蔣管區各地大中小城鎮，由於有政府的撐腰，中和鹽業公司不僅將大部分私人鹽號擠垮，而且「在官僚資本鹽業企業中首屈一指」。
再如中國蠶業公司，原是敵偽時期華中、華東一帶的多家蠶絲企業，二陳兄弟接收後，即組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產、供、銷一體化的黨營集團企業。公司成立後，打著「國家」的招牌，進行壟斷，使一些民營蠶業企業大受摧殘。他們由於手中掌握有農貸發放權，迫使蠶農不得不將春蠶出售給他們，於是中蠶公司乘機大殺蠶價，按正常價格，每擔至少要賣15萬元以上，而中蠶公司規定只10萬元，而實際付款，一般在7萬元左右。對此，嘉興蠶農憤怒指出：中蠶公司「挾其雄厚資金……壟斷貸款、操縱蠶價，剝削農民獲致暴利，但求官囊充裕，何恤國脈民命」。蠶農遭劫，難以生存，而私人蠶業企業也陷於隨時破產的威脅中。對此，浙江蠶業聯合會曾致函國民政府，對中蠶公司提出控訴，認為該公司「殺低蠶價、魚肉鄉民、粗製劣種、貽害蠶農、巧立名目、化名壟斷、舞弊瀆職、跡近翻戲、濫用私人、保團貪汙……」但國民政府本身是二陳的保護傘，對來自各地的大量舉告、控訴根本不予理睬，浙江蠶業聯合會的控訴信函發出後，也只能是「泥牛入海無訊息」。陳氏兄弟照樣我行我素，繼續利用金錢和權勢，大做發財的買賣。
除壟斷外，二陳的黨營企業還大搞營私舞弊、投機倒把。如他們經營的大同鹽號在銷售鹽斤時，均在鹽內加入15％的泥沙。再如他們直接管理的宏豐公司以官價向煉油廠購買汽油15000加侖，到手後，以黑市價格出售，僅此一項獲利1000萬元。
二陳兄弟依靠政治、軍事和經濟優勢，利用各種巧取豪奪的手段，使他們所經營的「黨營事業」得到了飛速發展，但這種發展是違背經濟規律的，他們的「黨營事業」越發展，國民經濟越是停滯落後，人民越是困苦不堪。最後，隨著人民革命的勝利，這些靠剝奪人民起家、發展的所謂「黨營事業」最終回到了人民手中。
合作金庫
早在1918年，陳果夫在晉安錢莊供職時，便常與他的德語老師薛仙舟討論合作問題。薛仙舟，廣東人，曾留學德國，研究財政經濟，因德國合作事業比較發達，薛深受影響，積極主張合作運動。陳果夫隨薛仙舟學習德語時，經常一起討論，但只限於說說而已，並沒付諸行動。1920年，陳果夫在上海組織了《上海合作同志社》，專門從事合作研究與宣傳活動。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陳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與他討論合作問題，他要薛仙舟寫出一個全國合作化的方案來，並特別強調：「合作必合於民生主義，始可針治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之妄。」後來，薛仙舟寫成了「全國合作方案」初稿，刊載在《中央半月刊》上，陳果夫為之作跋，指出這種合作就是反對階級鬥爭的主旨的運動。此後，陳果夫極力宣傳合作運動，高唱什麼：「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互助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農業振興，工業改進，不可恃資本者之相競，就從平民自身來造成。貨物不必靠商人，消費者自己經營。」陳果夫企圖通過這種宣傳，撈取個人政治資本，控制合作運動，進行反共活動。後來，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陳果夫提出《本黨應特別提倡合作運動案》，被蔣介石所採納，國民政府依照這一方案，將合作運動正式列入地方自治運動之一。
1928年12月22日，陳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國合作學社」，並親自出任理事長，隨後，國內一些地方開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國1932個縣中，有164個縣成立了合作社，佔1／10，以後逐步增加，大多數縣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陳果夫主持蘇政後，江蘇省的合作運動有了很大發展，到1937年初，江蘇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處，入社人員達79000多人，社員股金達814000多元。為了對社員股金進行集中管理，1936年，國民黨實業部公佈了《合作金庫規程》，規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庫組織，專門管理社員股金。
鑑於全國合作的發展，社員股金的日益增多，陳果夫便想將散處在各地的合作金庫統一進行管理，使之集中起來，形成一筆巨大的財富。因此，當陳果夫於1940年擔任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後，便與其弟陳立夫商量，擬將各地合作金庫統一由農民銀行進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上，陳果夫、陳立夫聯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趙棣華等人提出了《擬請切實改善合作金融發展合作事業以奠定抗戰建國之社會經濟基礎案》，該案指出：「我國推進合作運動已22年，組織單位已相當普遍，現並實施縣合作社組織大綱，行將見每鄉鎮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組，以與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業以合作金融為命脈。如合作金融不能適應合作事業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針，則合作組織對於抗戰建國之機能，勢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發揮。」因此，陳果夫等建議，儘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庫，「將現有各行局所辦之合作貸款業務，加以調整與補充，此時需要更為迫切，理應切實付諸實施」，並要求：「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後，應即於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庫，於各縣成立縣合作金庫，運用金融力量，促進合作事業之發展」。該案還對中央合作金庫的資本、職能、體制等都作了規定。由於當時陳果夫剛剛插手金融，在金融界還沒有形成大的實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勢力反對下，此方案沒獲通過。
1945年10月陳果夫當選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後，多次向蔣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庫的建議，於是，國民政府採納了陳果夫等擱置了五年多的提案，決定設立中央合作金庫。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庫正式在南京開業，陳果夫被任命為合作金庫理事長，其親信壽勉成為總經理。在開業典禮上，陳果夫向大會致詞，他再次強調：「合作制度，是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端中間的一條中庸大道，它調合著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營和私營，而且具有計劃統制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是實行三民主義社會經濟的康莊大道。」在大談了合作制度的所謂優越性後，陳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庫剛剛成立，要與孔祥熙、宋子文的國家銀行一比高低，談何容易，因此，他告誡大家：「機構成立伊始，組織既沒完備，運用自難裕如，在短期以內，恐怕難以滿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庫的全體員工，參加股金的合作社員，「必須抱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來擔負這一歷史的任務。」
陳果夫為什麼對合作金庫如此感興趣，願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經營它呢？按道理，他既當上了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長，手中有了這個全國性的金融機構，應該說是滿足了，現在再成立一個合作金庫，豈不是多此一舉嗎？實際上，陳果夫與陳立夫辦中央合作金庫，自有他們自己一番周到的考慮。
首先，二陳想在金融上壓倒孔、宋。當時全國中央級的金融機關有6個，二陳已控制了中國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的總經理已由陳果夫的親信趙棣華擔任，中央信託局的局長也換上了cc派人物，現在再成立一箇中央合作金庫，那麼四行二局一庫這7箇中央級金融機關中，二陳便佔了4個，其發展趨勢足可以超過孔、宋，儼然成了蔣介石控制金融的紅人。
其次，二陳需要更加自由地進行經濟活動。他們雖然控制了中國農民銀行，有了金融優勢，但農民銀行有一個「農」字，儘管二陳不受此限制，已經將其業務擴充套件到其他領域，但總覺得不那麼自由，不那麼方便。特別是反對他們的政敵，總愛抓住農行進行越軌業務的把柄，而對他們實行攻擊，這使二陳總得時常提防，心裡總不太舒服。現在建立中央合作金庫後，就大不相同了，合作是沒有什麼限定的，農業可以合作，工業可以合作，金融、商貿、保險、加工、交通運輸等，都可以合作，只要能夠賺錢，合作金庫就可以毫無限制地參與，比農民銀行顯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時，正處於解放戰爭時期，社會秩序比較混亂，陳果夫不敢明目張膽地用農民銀行來做違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庫大肆套購物資，搞投機倒把活動。如在東北，陳果夫利用合作金庫的資金大量搶購大豆，在長江流域，則搶購布匹、糧食等物資，並在各地建立很多倉庫，囤積居奇，以獲取高額利潤。1948年底，陳果夫在中央合作金庫內成立了「輔盛鹽號」，剛開始，想專門做鹽生意，以和「中和鹽號」互相補充，後來，陳果夫看到黃金買賣更可以驟致暴利，「因此輔盛鹽號後來乾脆就放棄原定計劃而成了買賣黃金美鈔的一個機構。它所用的資金就是以鹽名義向上海分庫借來，再於運用之後如期歸還金庫。這基本上是一種偷天換日借公濟私的辦法」。能夠毫無顧忌地進行倒買倒賣、投機倒把的經營活動，以獲取暴利，這是陳果夫辦中央合作金庫的又一重要原因。
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後，陳果夫為了迅速形成一個遍及全國各地的金融網路，他開始了緊張籌備分庫的活動。首先，他在上海成立了分庫和信託部，然後在南京、漢口等一些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庫，形成最低限度的金融網，再向其他中小城鎮發展。
中央合作金庫的業務，名義上是以國家專款開展貸款業務，以支援農村合作事業，在剛成立時，蔣介石特別同意由國庫撥款100萬元作為其開展貸款業務的專款。但陳果夫錢到手後，便開始轉變業務方向，他認為，單靠專款是不夠用的，必須大量吸收存款，因此他規定，各地的分庫及分支機構，均可辦理匯兌、吸收存款，以增加金庫的資金來源。
後來，合作金庫還與農民銀行共同分擔了為國民黨代購軍糧的任務，這就把合作貸款變成向農民購糧的條件，受剝奪的仍然是廣大農民。1948年，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兩週年的時候，曾經召開過一次由總庫、分庫、分支庫高階幹部參加的業務會議，會議檢查兩年來的工作，一致認為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後，只辦了兩件事，一是大量吸收農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庫來，二是為國民黨政府收購軍糧，以維持前方的戰爭。至於原來所標榜的向農村貸款，支援農村的合作事業，基本沒怎麼做，「事實上業務部門兩年間所辦的貸款裡面，合作貸款只佔很小的比例，可以說完全是空談」。
正是由於一方面截留國庫所撥專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農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庫成立不久，就顯示出它的經濟實力和有利可圖。這就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對此眼紅，蔣經國極力想擠進合作金庫，便向陳果夫推薦他的親信黃密擔任上海分庫的經理，陳果夫一看來者不善，不但堅決拒絕了蔣經國的推薦，而且親自任命cc骨幹張道藩的親戚徐義衡擔任經理。為了在蔣介石面前有個交代，便將黃密改派成上海信託部的經理，時刻置於cc派的嚴密監督和控制之下。
陳果夫常年多病，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對合作金庫事無鉅細，他都想過問，不容他人染指，但又無能為力。因此，他向蔣介石建議並得到同意，於1947年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他先提出要將主任委員一職讓給他弟弟陳立夫，他的用意十分明顯，因為陳立夫是國民黨的組織部長，以陳立夫為主任委員，可以使合作金庫及整個合作事業置於黨務系統的領導之下，使之進一步黨化，而且陳立夫年輕、身體好，讓他負責，可以更好地運用合作金庫的資金優勢，達到獲取暴利的目的。但蔣介石一眼看穿了陳果夫的心思，偏偏不批准陳立夫的任職，堅持讓陳果夫當主任委員，而且還將谷正綱塞進了指導委員會，以造成分權之勢。這樣一來，陳果夫反倒作繭自縛，有什麼事得通過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不像以前那樣獨斷專行、自由自在了。
中央合作金庫成立不到三年，便隨著他們內戰的失敗而徹底完蛋，在其存在的兩年多時間裡，並不是像陳果夫所標榜的那樣：改造社會經濟，使能達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滿生活，謀社會經濟問題整個解決。而實際上只是二陳兄弟發財致富，與孔、宋等金融財團爭權奪利的工具。
抗戰勝利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經過八年禦侮、浴血奮戰，終於1945年8月迎來了偉大的勝利。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以廣播《停戰詔書》的形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同時，日皇命令日本軍隊立即停止戰鬥。9月2日，日本政府向盟軍簽訂無條件投降書，9月9日，日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何應欽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至此，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9月10日，各報均發表號外：日本已宣佈無條件投降。頓時，全國沸騰，一片喜慶。陳果夫、陳立夫也為這振奮的訊息而歡欣鼓舞，臥病經年的陳果夫聽到訊息後，精神為之一振，一掃病容倦態，竟能起床讀書會客了。以前他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很少會客，即使與客人交談，也限制時間。現在，整天與來訪的客人長談，直到夜深也不能入睡。10月，值司法院長居正70壽辰，陳果夫在給居正的壽詞中情不自禁地寫道：「在茲勝利雙慶月，舉觥宜稱萬眾心。」表現了他與全國人民歡慶勝利的高興心情。
這一年年底，重慶城裡，寒氣逼人，可大街小巷爆竹聲聲、鑼鼓陣陣，城裡市民舉行慶祝勝利、慶祝新年的雙慶活動，到處瀰漫著喜慶的暖流。陳果夫也深受感染，12月31日，他早早起了床，一時興起，磨墨鋪紙，一口氣寫下了好幾副春聯，都是慶祝抗戰勝利的，其中如「勝利還鄉，勿忘八年苦戰；和平建國，正是千載良機」、「研究科學，必須趕上原子彈；從事建設，不可習染舊官風」等，都表現了他希望和平建國，在經濟、科學方面趕上世界強國的心情，當然他也希望在政治上革除一些弊端。但他總的思想仍然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敗了，全國應該成為國民黨的一統天下，cc系統將大有可為，應該好好地協助蔣介石，在加強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從事和平建設及科學研究。
陳立夫與陳果夫一樣，為抗戰的勝利所陶醉和鼓舞。他也同樣認為，抗戰勝利後，是cc派發展的大好時機，因此他積極收羅舊部、安插親信，向新接收地區大量派出cc派骨幹，佔領地盤，發展勢力，他為自己勾畫了一幅陳家黨大發展的美好前景。
總統府巍峨高聳，可裡邊的人對這位歸來的曾經的國民黨高官早已失卻了興趣。在為抗戰勝利歡呼、高興過後，二陳兄弟開始冷靜下來，他們比較多地考慮到國民黨的種種弊端及其命運，也考慮到自己與蔣介石的關係及其前途。其一，關於國民黨的問題。由於蔣介石的獨裁專制及他們兄弟倆的長期控制，已存在種種弊端，國民黨的腐敗、貪汙、專制早就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特務政治，這對主持黨務的二陳來說，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他們明顯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但是，對國民黨本身弊病，二陳並不迴避，他們認為國民黨組織鬆懈，缺乏紀律，沒有民主訓練和宣傳；許多黨員不關心黨的原則，只求升官發財，導致了普遍的貪汙腐化、欺上瞞下。總之，這個黨已經是老態龍鍾，再也看不到原來那種向上的朝氣了。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日益發展壯大，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愛戴。這種情況，不得不令二陳憂慮。當然，他們永遠也不會承認，國民黨的腐敗與蔣介石有關，與他們兄弟倆有關，與cc繫有關。其二，關於他們自己的問題。他們雖是國民黨的高層領導，但二陳知道，自從西安事變以後，他們與蔣介石的關係總好像滲入了點什麼東西，再不如原來那樣親密無間了。相反，蔣經國太子派扶搖直上，黃埔系力量有增無減，政學系仍然受到重用。戰後對二陳刺激最大的，便是蔣介石命令兩位政學系成員熊式輝和陳儀，分別負責東北和臺灣的接收工作，而東北和臺灣又是最有油水的兩個地區，二陳早就想佔據這兩個肥缺，現在卻讓人捷足先登，而且蔣介石這一姿態好像是故意做給二陳看的，二陳開始擔心，隨著抗日戰爭的結束，他們是否會被蔣介石拋棄。
對於這兩個令人擔心的問題，陳果夫和陳立夫通過密商後，採取了兩個辦法：一是堅決反共，在反共中既可發展鞏固特務勢力，強化特務政治，又可以獲得蔣介石的重新信任；二是對孔、宋裙帶派和政學系發動攻勢，攻垮他們，才有cc系的地位，同時也可以對國民黨內的腐敗現象來一番重新整理。
抗日戰爭中後期，二陳由願意與共產黨合作越來越趨向反共，陳立夫曾插手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在分析皖南事變原因時就指出：「cc系陳立夫等經過反共、準備投降的陰謀活動」，並主張驅逐陳立夫。到後來，二陳反共態度更加頑固，在抗戰勝利前夕一次國民黨高階官員茶話會上，有人提出，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是否還應實行合作，陳立夫唰地站起來，板著臉，氣勢洶洶地說。
對黨內只有一手執《可蘭經》，一手執劍；對黨外只有一手執棒，一手執肉。現在敵人是共產黨，對共黨只有殺，我已殺了他們高階（黨員）二千幾百幾十幾，普通黨員二萬幾千幾百幾十幾了，怎麼還有人說國共合作。
抗戰勝利後，陳立夫又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儘快佔領東北地區，消滅共產黨。陳果夫還反覆強調要統一軍令，不能讓共產黨節外生枝，並提醒蔣介石，不要與共產黨再合作。
對於國民黨的腐敗現狀，二陳表現出不滿態度，並不時給予批評，主張有所革新。還在抗戰期間時，有一次，陳立夫便向他的親信徐恩曾、張道藩、餘井塘等人對國民黨內的腐敗現象大發一番宏論，他說：「我們可以大致分析一下，我們黨政軍各級機關的人事關係，看起來，好像是複雜的，其實並不複雜。而是很簡單，關係不外是三種。」哪三種關係呢，陳立夫說：
一是政治關係，二是經濟關係，三是親友關係。政治關係是上等關係，政治關係就是組織關係。志同道合的人結合在一起，打算搞同樣的事業，而且實行了幹同樣的事業，以組織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生長一切應有之物，這是從事政治工作的常規作法。有政治組織才有力量，用這個力量才可以產生政治要求所需的結果。北洋軍閥不懂這個道理，他們不及我們，所以他們完蛋了。共產黨把這個關係當作惟一的關係，所以他們打不散，弄不倒，問題就在這裡。我們許多人不重視這個首要關係，另作打算，找到另外兩種關係，侵犯了這個最要緊的政治關係，是我們的致命傷。第二種關係，美其名曰經濟關係，實際上是上下串通、營私舞弊、共同貪汙的發財關係……第三種關係美其名曰親友關係，其實是裙帶關係。老婆娘家的人，不止於是小舅子，小舅子的小舅子，姨太太的親戚，凡是性關係扯得上的人，都應列入這類關係。我們各機關裡如果進行一次這種關係的調查，我敢說恐怕要佔半數以上……凡是一個政府要倒霉的時候，必然是這種關係猖獗的時候……可是今日挾著後兩種關係的貴人們扶搖直上，幾乎把第一種關係排擠到難以存在的地步，這多可怕，這多危險！
平心而論，陳立夫的話，倒還抓住了國民黨腐敗的癥結，但由於他本人的扶搖直上以及他手下的cc派骨幹受到重用也逃不出「美其名曰經濟關係」、「美其名曰親友關係」這一關，所以他只能對那些在「親情關係」方面比他們更勝一籌的蔣經國、孔祥熙、宋子文等裙帶派人物表示些不滿，發發牢騷而已，而不能找到醫治這種癥結的辦法。
抗戰勝利後，以二陳為首的cc系便對孔、宋裙帶派和政學系發動攻勢，一些cc系的中層幹部成為進攻的主將，二陳表面上保持沉默，實際上暗中指揮。他們認為國民黨腐敗完全是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灝、王世傑等元老派人物造成的。他們還認為，國民黨已經十分積弱，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滿，這種不滿「正是為革新和新生命的誕生創造了良機」。
二陳雖然表面上保持沉默，但有時也放上一槍一炮。抗戰剛勝利時，陳果夫經過深思熟慮，向國民黨提出了八點建議：
（一）官僚作風與軍閥作風不可再留。（二）政治應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軌。（三）制度不立，無以為政。（四）為求安定，有時反種將來不安之根。（五）性格不可讓人摸著，知注重某點，而竊取其他之點。（六）黨無基礎，共黨如來合作，則我危險。（七）多聽取老同志及新同志意見。（八）同志應培植，否則，將來無可用之同志，呼應不靈，難應付意外之事變。
這些建議，一方面反映了陳果夫對國民黨現狀的不滿，他對國民黨的官僚作風與軍閥作風、政治昏庸、制度不立、黨無基礎、人才匱乏等腐敗現象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認為不可再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頑固反共的立場及對共產黨的偏見。陳立夫也在一些蔣介石對他已不再有興趣，而他也淡泊名利，不再過問政治，晚年的陳立夫積極倡導兩岸的和平統一。刊物上發表文章，陰陽怪氣地對國民黨進行批評。
二陳與cc系分子的議論及對國民黨的批評，曾引起了蔣介石一定的重視。蔣介石曾邀請他們商量有關政治革新的計劃，並給予他們一些鼓勵。他們的活動也導致孔祥熙丟官棄職、遠走美國，宋子文從行政院長寶座上翻落下來。在國民黨六全大會和六屆二中全會上，他們也取得成就，使大會作出決議，要求對國民黨員進行總清查。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中，甚至反映了他們提出的沒收貪官汙吏財產的要求。看樣子，蔣介石似乎容納了他們的建議，似乎要對國民黨動一番手術了。
實際上，二陳對國民黨提出的批評總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蔣介石獨裁、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只要要求打擊一下孔宋裙帶派，趕走政學系，由他們取而代之。他們對國民黨的批評也是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決不是想否定國民黨、否定蔣介石的統治。所以，他們反對任何激烈的批評。當有cc分子請陳果夫向蔣介石轉交一封提倡政治改革的信件時，陳果夫拒絕了，他說裡面對蔣介石的批評太露骨，是不適宜的。陳立夫也不贊成自己否定自己，他在大多數時候仍然是為國民黨評功擺好。
另外，蔣介石雖然表面上也鼓勵了這些革新派，但內心卻是討厭的，他認為這是對他權威的挑戰，到後來表面上也不支援他們了。正因為這些原因，到1947年以後，要求對國民黨進行所謂革新的波紋逐漸消失。二陳與國民黨一起，總的趨勢是越來越反動。他們拒絕和平、鼓動戰爭，拒絕國共合作、鼓吹消滅共產黨，最後只能走向失敗。
重慶談判
陳果夫、陳立夫對國民黨現狀的批評以及不與共產黨合作的主張，從本質上講，蔣介石是贊成的，但蔣介石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對國民黨的批評，蔣介石認為二陳太過，國民黨還不致於那樣壞，不致於無可救藥，他完全可以領導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統治全國。不與共產黨合作，蔣介石又認為二陳太直，如果公開拒絕和共產黨合作，拒絕和平，發動戰爭去消滅共產黨，那將受到國內外輿論的譴責，那對國民黨是不利的，他既不願和共產黨合作，又不願承擔合作破裂的責任。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決心消滅共產黨，又要將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這是他自認為比二陳高明的地方，也是二陳還不能窺測到的他內心的秘密所在。
正是基於此種目的，蔣介石接受了政學系頭目吳鼎昌的獻計，於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電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蔣介石的意圖是：如果毛澤東不來重慶，就可以藉此宣傳共產黨沒有和平的誠意，把發動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毛澤東來重慶，他們可以利用談判之機，抓緊時間準備內戰。蔣介石錯誤地估計到毛澤東不會來重慶。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毛澤東在周恩來、王若飛等陪同下，乘飛機從延安到了重慶，這一訊息震動了山城重慶，也震動了全國，更打亂了國民黨的反共計劃。蔣介石無奈，只好坐下來，與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
對於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二陳是不贊成的，在一系列會議上，陳立夫都公開表示反對。當吳鼎昌向蔣介石提出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時，陳立夫當場就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斷不可行。後來，他又幾次向蔣介石提出，不可與共產黨談判，應該以武力消滅。陳立夫的親信胡健中就公開說：「立夫先生不贊成這種搞法，他認為與共產黨談判只會助長共產黨的聲勢。他說對共產黨的問題只有動大手術才行。」
蔣介石內心深處倒是十分欣賞陳立夫這種堅持反共的頑固態度的，但又笑他像小孩一樣，在政治鬥爭中沒有頭腦，沒有策略，只是一味莽撞蠻幹，抗戰勝利後的時局已和抗戰前完全不同了，以武力消滅和大軍圍剿的辦法顯然不是上策，顯然要等待時機。但蔣介石內心的想法又不好完全向陳立夫倒出，也不能向他細作解釋，只好不理睬他，並不再讓他主持國共的談判，甚至連和談代表也沒讓他當，只委派了王世傑、張群、劭力子、張治中等作為國民黨代表與中共進行談判。二陳對這次國共和談始終採取消極態度。
9月1日，剛下過一場雨，重慶顯得乾淨涼爽，中蘇文化協會舉行慶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的雞尾酒會，主持人孫科、張治中、邵力子向國共兩黨負責人以及其他黨派負責人、文化藝術界人士、社會知名人士發出了邀請。陳立夫也得到了邀請，但他預先並不知道共產黨代表會去，晚上7時，便興致沖沖地來到中蘇文協大樓，一到這兒，便覺氣氛不對頭，今天人特別多，整個二樓都擠滿了，國民黨要人孫科、馮玉祥、覃震、宋慶齡、張治中、邵力子、翁文灝、王世傑、陳誠、朱家驊、吳鐵城、賀耀組等人早已來到會場，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羅申武官也到了，正和人熱情握手，各黨派負責人及社會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馬寅初、譚平山、王芸生、左舜生、傅斯年、王崑崙、張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廬等人也陸續來到，只見人們十分興奮，到處是歡聲笑語，似乎還有什麼重要人物參加。
陳立夫正在納悶，忽然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只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及周恩來、王若飛等人滿面笑容地出現在大廳門口，毛澤東和孫科等人握手後，一眼看見了陳立夫，便大步向他走來，沒等陳立夫回過神，一雙有力的大手已經握住了他，陳立夫一時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是重複著「歡迎」兩個字，顯得十分尷尬，還沒等他想起應說幾句什麼話時，毛澤東已和其他人握手交談去了。一會兒，宴會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在各室巡歷一週，頻頻和大家乾杯，來到陳立夫面前，毛、週二人友好地向他微笑，陳立夫舉起酒杯，向毛澤東、周恩來表示衷心祝福，並將酒喝乾。
一次握手，一次乾杯，這一瞬間的接觸，在陳立夫的心海中攪起了陣陣波瀾，毛澤東、周恩來博大的胸懷，待人的坦誠，令他感動不已，使他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但他從宴會上人們對毛、周的敬仰之情看來，感到共產黨已經深得人心，這對國民黨來說，是一種不祥的預兆，他想，一定要勸說蔣介石，採取決斷辦法，與共產黨分裂。
後來，陳立夫還參加了一系列與毛澤東禮節性的會見。9月2日，蔣介石在自己官邸宴請毛澤東，陳立夫出席作陪。9月5日晚8時，蔣介石在中央幹校舉行茶話會，招待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及其館員，並邀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三人作陪，陳立夫也參加了茶會，蔣介石首先上臺致歡迎詞，毛澤東致謝詞，陳立夫對毛澤東的湖南口音不能全懂，但其中有一句「和為貴」他聽得十分清楚，對他的感觸也很深。這晚還由著名的厲家班演出京戲《穆桂英掛帥》，陳立夫並無多少心思看戲，他還在考慮「和為貴」這三個字，陷入深深的沉思。9月6日，于右任宴請毛澤東，陳立夫也出席作陪。這幾次，陳立夫見了毛澤東，只是禮節性握握手，說上兩句客套話，然後便不苟言笑，正襟危坐，一副十分肅穆的樣子，在他內心卻在深深考慮，如何說服毛澤東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
晚年的陳立夫著書立說，已然將自己曾在政壇上的風雲視為過往煙雲了。表面上，陳立夫對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十分客氣，背地裡卻進行破壞活動，他不敢讓cc派特務直接加害毛澤東和中共其他代表，因為這是蔣介石請來的「客人」，而且有美國人插手。但他認為可以乘機偵察共產黨和進步團體，他暗中指揮特務密切注意各方面情況，只要有人和共產黨代表接觸，當時不便逮捕，也要進行登記，以後對這些人再行迫害。
陳立夫還指使國民黨各報紙對重慶談判儘量少報道，以降低中共的影響。他還臨時派一個叫卜銳新的中統特務到《中央日報》任記者，專門刺探中共方面的情報，這個卜銳新以新聞記者的身份為掩護，經常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糾纏，探得情報後直接交陳訓念或陶希聖，再由他們轉交陳立夫。
儘管陳立夫對共產黨深懷敵意，毛澤東仍不在意，他提出要去拜訪陳果夫與陳立夫。對此，中共代表團一些人員感到十分意外，認為像陳立夫這樣的反共專家和頑固分子，平時都看作冤家對頭，相顧眥裂，有什麼好見的呢？毛澤東向大家解釋說：「不錯，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慶來，還不是為了跟反共頭子蔣介石談判嗎？國民黨現在是右派當權，要解決問題，光找左派不行，他們是贊同與我們合作的，但他們不掌權。解決問題，還要找右派，不能放棄和右派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