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是什麼？」特奧多雷斯科很真誠地問道。
索羅斯耐心地解釋：「你從我這兒拿錢，你有一個董事會，然後你做廣告說你有錢，人們到你這兒申請，然後你把錢分發出去。」
索羅斯說他想邀請特奧多雷斯科來領導他的基金會，索羅斯會捐出100萬美元供他使用。特奧多雷斯科認為，將外部的基金會引入羅馬尼亞，這個想法很奇怪，也很困難。
1個月以後，當索羅斯再度回到羅馬尼亞的時候，他迫切地想知道為什麼特奧多雷斯科似乎對是否接受這個職位很猶豫。索羅斯問他：「建立這個基金會，你是否需要什麼幫助？」
「是的，」特奧多雷斯科答道，「我需要幫助，我不知道怎麼建立一個基金會。」
沒關係，索羅斯說。他知道誰可以幫忙——桑德拉·普拉朗。「你一定要見見她，她是我見過的最有創造力的人，儘管有一點點神經質。」
索羅斯回到紐約後打電話給桑德拉·普拉朗：「你覺得我的基金會怎麼樣？」
「什麼基金會？」她很困惑地問道，根本不知道索羅斯在說什麼。
「你想去羅馬尼亞建立基金會嗎？」
索羅斯看起來是在給她提供一份工作，桑德拉·普拉朗感覺很興奮。最後，索羅斯正式邀請她擔任基金會的第一位執行董事，普拉朗欣然接受了。1990年4月，索羅斯和特奧多雷斯科又見面了，他們達成一致，由特奧多雷斯科擔任基金會的首任總裁。
現在，兩個最主要的位置已經有人擔任了，基金會的建立水到渠成。
1990年6月，基金會正式開始運作，名為「開放社會基金會」。桑德拉·普拉朗於9月到達羅馬尼亞，擔任她的新職務。
在特奧多雷斯科看來，與索羅斯相處不太容易，因為索羅斯這個人沒什麼耐性。索羅斯想盡快把錢花掉，然後轉向其他國家、其他專案。特奧多雷斯科習慣於對話，他回憶說：「當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就像老闆一樣。」他這裡的「老闆」是帶有貶義的，指那些希望員工不需要很多指示就能立刻投入工作的人，不給員工問老闆問題的機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奧多雷斯科開始對索羅斯充滿敬畏。他研究出了一個關於喬治·索羅斯的理論：索羅斯似乎比其他人有更高的道德修養。特奧多雷斯科覺得了解索羅斯的秘訣在於將他想成是與自己競爭的人，而不是與對抗。這個想法是特奧多雷斯科從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kant）那裡學來的。
要從零開始創立基金會並不簡單。按照慣例，第一步是在報紙上刊登招聘廣告，同時也要宣傳第一批獎學金。儘管革命已經結束，但是羅馬尼亞還是疑雲重重。1991年1月2日，當索羅斯資助的第一批60位學者到達布加勒斯特的火車站，準備前往愛丁堡大學的時候，一位學者哭了起來。她承認，看到報紙上的廣告時，她認為那只是一個玩笑。那時，僅有一些身居高位的羅馬尼亞人才能出國，而她絕不是那樣的人，這就是她為什麼哭了。
甚至連那些在基金會工作的人都覺得，在基金會開放氛圍裡運作是很困難的。安卡·哈拉西姆（ancaharacim）是一位高挑的、頗有風韻的女人，1990年10月，30歲的她開始在基金會擔任專案協調員，到了1993年，她接替桑德拉·普拉朗擔任執行董事。當年，她的預算高達600萬美元。
哈拉西姆的成長環境使她相信，每一項活動都應由團體制定決策。但是，在基金會的工作衝擊了她的這個思想。她臉上的笑容掩蓋了她開始時所感到的恐懼。到了1994年，她已經能夠說：「我已經完全被灌輸了基金會的意識形態，我甚至能將這種意識形態付諸我的私人生活，我負責更多的工作。現在，我已進入了下一個階段，我必須給別人授權，這比主管事情還要難。」
索羅斯始終不能讓人們忘記他曾經在匈牙利生活過，至少在羅馬尼亞不可以。1994年，羅馬尼亞擁有2310萬人口，其中，240萬是匈牙利人。對於有些羅馬尼亞人來說，一個在匈牙利出生的億萬富翁來到羅馬尼亞，宣揚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和開放社會，這僅僅是以偽裝的方式讓羅馬尼亞的匈牙利人反抗政府。
基金會建立後不久，索羅斯就受到了攻擊。一些報紙指責索羅斯試圖將有180萬匈牙利人居住的特蘭西瓦尼亞「賣給」匈牙利。基金會力圖保持公平，不特別優待或者歧視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居民。但是，這很不容易。在羅馬尼亞的克魯日市，有大量的匈牙利居民提出申請，基金會別無選擇，只能給他們提供贊助，這使得資助的比例似乎有些失調。
然而，索羅斯對這些攻擊視而不見。基金會的官員沒有得到索羅斯的任何指示，他們只能採用儘可能公開的方法來予以反擊。在遭受這些攻擊前，基金會從來沒有公佈過獎學金獲得者的名字，但是攻擊開始後，基金會就把獎學金獲得者的名單公開了。安卡·哈拉西姆說道：「這是向他們表明，我們不僅僅只是將特蘭西瓦尼亞賣給匈牙利人，我們也做了好事。」
1987年，索羅斯決定在前蘇聯開闢一片新的慈善領域，他將前蘇聯稱為「典型的封閉社會」。那一年的3月，索羅斯開始和前蘇聯政府協商，也就是前蘇聯釋放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sakharov）的3個月後，薩哈羅夫是前蘇聯異議人士的代表人物。索羅斯希望他們能允許自己在前蘇聯建立一個據點，他心存抱負，希望能推動經濟改革。
那一年，索羅斯向美國的蘇聯政治避難團的成員徵求意見。莫斯科出生的科學家亞歷克斯·戈德法布（alexgoldfarb）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和索羅斯第一次見面是在索羅斯的紐約公寓裡。戈德法布和他的朋友充滿疑慮：「我們實際上很消極，我們覺得這樣的努力馬上會被克格勃扼殺的，無論你如何聰明，他們都會比你更聰明。」索羅斯消除了他們的消極情緒。
實際上，索羅斯做到了。1990年，他建立了「開放的愛沙尼亞基金會」，並且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建立了類似基金會，旨在提供工商管理培訓，為學者提供旅費補助、獎學金和英語語言培訓，其中的一個管理培訓專案由索羅斯的老朋友赫塔·塞德曼（hertaseidman）負責指導，培訓物件是從阿爾巴尼亞到蘇聯的勞動者，內容是企業管理技巧。1994年，管理培訓專案完成了一個審計專案，35個俄羅斯人接受了該培訓。塞德曼說：「這些國家的經濟在不斷地發展，他們需要當地的專業人員提供服務，而這就是我們努力在做的事情。」
1992年9月的狙擊英鎊中大獲全勝，索羅斯說：「我一直在尋找一個宏大的專案，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1992年12月，索羅斯宣佈了他的一個最大的資助專案，捐資1億美元，支援蘇聯的科學家和科學研究。
索羅斯的專案旨在減緩人才外流。當時，已經有5萬名科學家離開蘇聯，放棄了他們的研究，以便在利比亞或伊拉克這樣的地區找到報酬更高的工作。這生動地說明了索羅斯努力在做的事情。當美國和歐洲對於如何幫助俄羅斯的不斷瓦解的科學團體不知所措時，索羅斯已經向前邁進，開始了他的資助專案。
從1987年開始，索羅斯在東部地區陸續建立了索羅斯基金會辦事處，他的開支急劇上升。1990年，他加大了對東歐的投入，建立了中歐大學（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校園設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來自22個國家的400名學生在這所大學就讀，中歐大學是索羅斯的夢想，是他最引以為傲的專案。
到了1994年春天，索羅斯的慈善帝國已經發展壯大，在26個國家設立了89個辦事處。此前兩年，他已經捐出了將近5億美元，並且承諾會再捐出5億美元。
一些觀察索羅斯的人認為，索羅斯慈善事業唯一目的就是獲得更好的資訊渠道，這樣他可以更加謹慎地投資。一位多疑者注意到，在索羅斯歐洲基金會召開的會議上，其投資的國家的內閣部長都會前來參加。
甚至特奧多雷斯科也相信，索羅斯推行慈善有雙重目的，通過基金會的工作，索羅斯可以接觸到一些人，使得他能更好地瞭解世界經濟。他說：「通過基金會花錢之後，索羅斯變得更加成功，兩者之間並不是毫無關聯。」
1992年9月成功狙擊英鎊之後，索羅斯吸引了眾多媒體的注意，他們想了解索羅斯的投資方式，然而索羅斯沒有興趣洩露自己的秘密，因此他採取了一個策略，轉移媒體的注意力：他讓記者同自己一起待在東歐，以此分散媒體的注意力——花在他投資上的時間更少，而花在他資助專案上的時間則更多。
有個英國電視紀錄片製作小組似乎樂於關注索羅斯的慈善事業，他們在1992年12月3日做了索羅斯的專題報道。他們報道索羅斯在飛往布拉格的飛機上說自己已經很少做投資了，「我大部分精力都投到了資助專案中，具體來說大約80%~90%的精力。我和我的辦事處每天都保持聯絡，但是我實際上並不制定任何決策，我有一個專業的團隊。事實上，我發現花錢比掙錢要難得多。」說到這裡，喬治·索羅斯咧嘴一笑。
飛機在布拉格降落，索羅斯下了飛機。捷克電視臺的工作人員趕上了索羅斯，其中的一位記者問索羅斯：「請問你是怎樣的一位資本家？」
對此，索羅斯答道：「我並不認為自己是個商人，我投資別人經營的企業，所以確切地說，我是一個批評家。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我是世界上報酬最高的批評家。」攝像機又一次捕捉到了索羅斯大大的微笑。
索羅斯在布拉格四處走動，視察他的基金會以及中歐大學的校區，索羅斯表現出了極大的滿足感：「我已經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錢，所以我打算加快我的慈善活動。我在考慮將2.5億美元儘快花出去。」
2.5億美元！很少有人像索羅斯這樣輕易地捐出這麼多錢。但是與政府官僚比起來，做同樣的事情時，索羅斯有一個很大的優勢：行動前不用獲得各種各樣的批准。
在中歐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索羅斯站在瓦茨拉夫·哈維爾（vaclavhavel）的旁邊，這位持不同政見者成為了總統，索羅斯站在一個麥克風的後面，麥克風對於他來說太高了，看起來好像是掛在他的鼻子上。索羅斯將右手放在上衣口袋裡，左手做手勢。
「最初，我承諾連續5年每年捐出500萬美元給中歐大學，也就是總共2500萬美元。而我們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人群中的學生聽得懂英語，知道這是鼓掌的時候了。
索羅斯避免通過資助專案將自己塑造成偶像人物，他當然也想要得到人們的認可與尊重，但是他並不主張在他所支援的機構裡，張貼自己的名字和照片，他並不想通過基金會傳播自己的思想。1994年春天，筆者訪問了東歐的索羅斯基金會，在那裡幾乎看不到索羅斯的書。即使是在位於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也看不到他的一本書，儘管這所大學號稱館藏豐富，這所學校被命名為「中歐大學」，而不是「索羅斯大學」。
索羅斯曾宣稱：「我不想死後留名，我只想影響現在發生的事情。」
對於索羅斯來說，幫助別人比掙錢要讓他更快樂。他似乎有了新的生活追求。索羅斯決定鞏固他的18個基金會，於是在1993年9月，索羅斯僱用了阿萊·奈爾（aryehneier）作為基金會第一任領導，在奈爾接手之前，基本上是索羅斯一個人管理基金會。只有他知道每個基金會發生的事情，而每一位工作人員也只處理一小部分業務。然而，一段時間之後，索羅斯明智地做出結論，隨著基金會的不斷壯大，必須有人來接手，將不規範的基金會變得井然有序。
在負責開放社會機構之前，奈爾曾擔任了12年的人權觀察執行董事，在那之前，他在美國民權同盟（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工作了15年，其中有8年擔任執行董事。
1993年末，索羅斯感到很滿意。《說謊者的撲克牌》（liar'spoker）一書的作者邁克爾·劉易斯曾陪同索羅斯在東歐進行了為期兩週的旅行，他說：「當我從他後面大聲問他，如何詼諧地說明他在德國和中國之間的活動的複雜關係時，索羅斯會轉動他的座椅說：‘你就寫蘇聯帝國現在叫做索羅斯帝國。’」說完他就轉回身去，自己笑了。
索羅斯的帝國不斷擴張，活躍在很多地方，索羅斯似乎感覺自己應該同時出現在每一個地方。他很難遵循行程表，他可能一時興起，在最後一分鐘改變計劃，這讓那些已經為他安排好計劃的人十分惱怒。1992年末，他原定於從阿爾巴尼亞的地拉那飛往維也納，但是當他登機時，他突然改變計劃，告訴飛行員說：「去倫敦。」
飛行員做了個鬼臉，笑了，想起自己花了2個小時準備飛往維也納。他說：「索羅斯先生，您是我見過的最有挑戰性的乘客。」
從一個專案奔波到另一個專案，索羅斯似乎想盡力彌補損失的時間。零零碎碎的專案，不管多麼重要，都不如大專案能夠吸引索羅斯。索羅斯要的是影響，而且必須立刻產生影響。
米克洛斯·瓦莎裡解釋說：「如果事情已經在進展中，並且行之有效，那麼索羅斯對這個專案就沒有多大興趣了。他的決策不一定都是最佳的，但是他能及時糾正自己，一旦發現事情不對，他會坦白承認。」
蒂伯·瓦莫斯（tiborvamos）曾經在匈牙利的索羅斯專案中工作，他將索羅斯在慈善工作中的衝動和易變歸因於他的「證券交易頭腦。僅僅在說一句話的時候，他都可能會改變主意，這真的是證券交易頭腦。
在9點半的時候，買入紡織品工業的股票，15分鐘後全盤拋售，然後又買入完全不同的東西。所以，如果我們和他談論長期的影響，或者不是立即見效的工作時，索羅斯會有點不耐煩」。
到了1994年春天，因為慈善方面的努力，索羅斯已經在西方贏得了良好的信譽。《新聞週刊》將他的慈善事業稱為「一個人的馬歇爾計劃」，並且該計劃廣受好評。1982年，從他第一次將錢交給基金會起，他的年度捐贈從44.8萬美元增長到1992年的53萬美元。1994年，索羅斯捐贈了3億美元給他的基金會，較前一年的1.838億美元的捐贈有顯著的增長。
索羅斯清楚，東歐和蘇聯要達到真正的開放，要做的還有很多。
單槍匹馬的作戰讓索羅斯有很大優勢，他可以制定自己的決策，而不用提交建議給他人，更不需要他人的批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傑弗裡·薩克斯（jeffreysachs）曾擔任波蘭和蘇聯政府的經濟改革顧問，他說道：「喬治·索羅斯的運作方式很靈活。並不涉及大筆資金，只要有一小筆錢，就可以發揮大作用，例如支付某人的機票和旅費。世界銀行要做到這些可能得花費兩年的時間，而索羅斯可以在一夜之間完成。」
由於索羅斯在東歐和蘇聯的慷慨捐贈，《新共和》（newrepublic）將他稱為「整個蘇聯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外國人」。《商業週刊》封面報道索羅斯，將其稱為「萊茵河與烏拉爾地區之間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公民」。
即使聲名鵲起，20世紀90年代早期，索羅斯似乎對於資助努力的緩慢進展仍感到沮喪。他開始時希望自己擦亮一根火柴，能夠點燃一場革命：「我覺得自己比預想的陷得更深，正因為如此，到頭來，讓人疲乏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