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有點諷刺，這個小時候覺得自己像神的人，其實很大程度上覺得自己與宗教不太相干。
索羅斯的父母和自己的經歷都沒能拉近他與猶太教的距離。雖然大屠殺（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分子對猶太人的大屠殺）讓索羅斯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宗教背景，但是這也沒有對索羅斯的宗教情緒產生持久的影響。1944年躲避納粹的經歷對索羅斯來說是一個大冒險，讓他學會了一套生存技巧，但是這也沒有讓他更具有猶太人的特質。
如果說索羅斯從大屠殺中汲取了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少數民族——如歐洲的猶太人——必須受到保護，而保護他們的最佳方法就是建立一個多樣化的社會，給予少數民族應有的權利。
「1947年，我去了英格蘭，後在1956年來到美國。」索羅斯寫道，「我從來沒有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一個美國人。我將匈牙利拋到腦後。我的猶太人身份也並沒有促使我通過支援以色列來表達我的民族忠誠。相反，我很驕傲自己能作為少數民族的一分子，因為這樣我能夠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作為一個匈牙利猶太人，這曾給我帶來很多危險和侮辱，只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克服某種特定觀點才能夠彌補這一切。」
猶太人身份對索羅斯來說是個負擔。這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優勢，只有作為天生的猶太人「強加」在他身上的「危險和侮辱」。因此，戰後的那些年裡，索羅斯對自己的宗教一直輕描淡寫。他的智力思想都並排源於猶太教。
他長期的朋友和商業合夥人拜倫·韋恩注意到：「索羅斯從來沒有認為自己不是猶太人，他也從來沒有試圖隱藏過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他從來沒有逃避過他的身份，但是我認為，他同時也不希望這成為他身份認同的核心。」
「在他成長的過程中，這是他身份的核心。他是猶太人這一事實意味著，他必須逃亡，必須躲避。當他來到美國，人們根據他的猶太人身份將他歸類，索羅斯想擺脫這些歸類的束縛。他想因為自己的身份、智力和成就被人接納，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迴避他是猶太人這個事實。他以為每個人都知道他是猶太人，但他不會在身上貼個標誌表明自己是猶太人，以防你不知道。」
1992年10月初，索羅斯邀請一位叫本尼·蘭達（bennylanda）的以色列企業家到索羅斯紐約的公寓裡共進晚餐。這個夜晚是他們兩人度過的最難以忘懷的夜晚。
1977年，蘭達在特拉維夫不遠的以色列雷霍沃特市（rehovot）成立了一家高科技公司，名叫「靛藍」（indigo）。這家公司很快成為世界上高品質數字彩色印刷產品領域中的領軍企業。
1977年6月，蘭達請美國投資銀行公司——第一波士頓公司（firstboston）為靛藍做一些戰略規劃。第一波士頓建議從私募開始，幾年後再進行公募。當第一波士頓公司即將完成私募備忘錄，併發給潛在的投資者時，索羅斯得知了靛藍公司的意圖。在進一步調查後，索羅斯讓蘭達推遲私募備忘錄的釋出。索羅斯表示，如果靛藍公司有興趣的話，他願意投資5000萬美元。
「這讓我們很震驚，同時也很高興。我們之前預料至少需要6位投資者才能募集這麼多投資。」1994年8月，蘭達坐在雷霍沃特4樓的辦公室裡回憶說。雙方已經談妥條件，但是索羅斯告訴蘭達，他對這樁交易有著濃厚的私人興趣，希望在一切敲定之前能見見這位企業家。索羅斯邀請他到紐約共進晚餐。
索羅斯和蘭達就這樣見面了。在場的還有另外兩個人，索羅斯的助手查特吉（rjee），以及第一波士頓公司的總經理羅伯特·康拉茲（robertconrads）。這個夜晚之所以讓人難以忘懷，是因為談話的性質。人們可能會想，這4個生意人聚到一起吃工作晚餐時，即使不是專門談工作，至少談論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工作。但事實上，查特吉和康拉茲整晚都沒有說什麼。後來，蘭達解釋說，他覺得這兩個人聽到索羅斯和自己整晚都在談論與商業無關的話題，他們肯定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將近兩年之後，在描述那個夜晚的時候，蘭達對每個細節依然記憶猶新，似乎他和索羅斯一起吃飯就是昨天的事情。那天晚餐從7點半開始，持續了4個小時。大家落座準備就餐時，索羅斯請蘭達談談他自己和他的公司。這花了20~30分鐘，蘭達接著問索羅斯，是不是該輪到他來問索羅斯問題了。
索羅斯回答道：「當然。」他想當然地以為蘭達會問一些投資方面的問題。蘭達開始說：「我讀過你的經濟和政治哲學，但我不是非常感興趣。」蘭達可能沒有注意到索羅斯聽到這話時感到有些不快。「我感興趣的是，」蘭達提醒自己不要太唐突，「你對自己作為猶太人的感覺如何？和總部在以色列的公司做生意是否有特別的意義？」
關於索羅斯對猶太教的冷淡，蘭達略有耳聞。但他也知道，這位投資家是一個猶太人，是大屠殺中的倖存者。不知何故，蘭達發現很難將索羅斯在大屠殺中的倖免於難與他對猶太身份的中立態度進行調和。於是，他問了這個問題。
索羅斯似乎對這個問題感到很驚訝，但他沒有感到不舒服。「無論如何，這對我並不意味著什麼。我和你們合作並不是因為你們是一家總部在以色列的公司，而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商機。」在接下來的3個半小時裡，索羅斯談到了他的猶太人身份，他童年的經歷，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躲避納粹的經歷。「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事情之一，」他告訴蘭達，「躲避納粹就好像在玩‘警察與小偷’的遊戲，非常刺激！」他們也談到了猶太的民族主義，以及猶太人的自我憎恨。有時，他們不像在談話，好像是在辯論，但氣氛自始自終都是友好的，儘管他們的談話總是圍繞後來被蘭達稱為「那些私密的、棘手的問題」。
當他和索羅斯交談的時候，蘭達在疑惑，是什麼導致這位投資家否認自己的猶太根源呢？聽索羅斯講述戰爭經歷時，蘭達似乎找到了正確的解釋。他注意到，索羅斯總是將他在「二戰」中的經歷描述為一個刺激的遊戲。但在現實中，他肯定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恐懼，而原因僅僅在於他是一個猶太人。蘭達斷定，對索羅斯來說，身為猶太人肯定是一種負擔，從來都不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那天晚上，索羅斯透露，只有20世紀80年代早期，他才感覺到可以輕鬆地公開承認自己是猶太人。在那之前，索羅斯完全迴避這個話題。索羅斯表示：「或許商業上的成功最終給了我足夠的信心，讓我可以承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
談到民族主義這個話題的時候，蘭達說，民族主義有一些建設性的、積極的作用，特別是猶太復國主義，它是一股非常積極的力量，是很有價值的事業。他對索羅斯說：「我想請你進一步討論這個話題。」
索羅斯經歷了太多納粹分子的行徑，以至於他無法給民族主義很高的評價。「民族主義只能導致罪惡、破壞、沙文主義和戰爭。」他答道：
「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如果可能，只保留民族主義建設性的一面，而拋棄它負面的特徵，以及它對政治和社會的破壞，那麼你才能是對的——但這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他們說話的時候，索羅斯都在受著東歐民族主義政權的攻擊。「這太諷刺了，」索羅斯說，「他們試圖把我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陰謀和老牌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綁到一起。這簡直太好笑了。」好笑的原因在於索羅斯幾乎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猶太人。
到了晚上11點半，索羅斯和蘭達因為談話時情緒激動，此時都有一絲倦意了。蘭達轉向索羅斯，以最後下結論的口吻宣佈：「我感覺讓你最終認同以色列，就如同讓你認同你的其他政治事業那樣艱難，將你帶回到猶太的世界，是我的使命。」「這將會很有趣。」索羅斯含糊地答道。
在電梯裡，查特吉跟蘭達說：「這讓我很震驚。在我的人生中，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情。我從來不瞭解索羅斯這方面的事情。」蘭達自己也感到意外。對索羅斯和蘭達來說，這個晚上一直都是個非常私人的經歷。
幾個月後，1993年1月，蘭達和索羅斯在索羅斯紐約辦公室裡再度見面，他們握手寒暄，簽署了協議。索羅斯肯定還記得去年10月份他們一起度過的那個夜晚。他可能感覺到，自己給對方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似乎他不太願意和一家以色列公司做生意，恐怕這會過度暴露他的猶太人身份。他想消除蘭達這樣的想法。
索羅斯握著蘭達的手說道：「你知道，我很高興這家公司在以色列。」蘭達以為索羅斯的意思是，這筆生意對索羅斯終究還是有一些私人的意義。蘭達藉此機會邀請索羅斯去以色列，索羅斯答應了。